他们捆绑了张的双手，把他拖进一辆吉普车里，然后就带往野战医院，他在那里遇见了他自己的一位参谋军官，参谋军官对他眨眨眼说：“那时，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拒绝接受任何治疗，为此，我被一个美国兵揍了一顿。”
5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形势已非常严重，某师在前线召开了一个党委会，会上的一致看法是，美军取得了空中和海上的控制权，中国步兵只有步行，而美军则有卡车、坦克。但“最为糟糕的是供应问题，”这是他们的共识。志愿军有800辆汽车，其中600辆已被敌军炸毁，每次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只能维持个把星期。“当我军开始收缩的时候，敌军便乘机进行反攻。”在最后这场进攻中，志愿军没料到敌人如此迅速地发动了反击。美军的坦克机械化步兵追击该师，而伞兵则占领了桥梁、山隘及渡口等战略要地，“我们师被切断了退路，”师党委认为“由于发报机炸掉了，我们已经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代理师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音译），这位干了14年革命的老战士，此时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回忆着该师光辉的历程。但是他们早在3天之前就已断粮，弹药也所剩无几。
“怎么办呢？”他终于问道。
一阵沉默，然后有人开始耳语：“分散突围。”若是在中国，这么干是可行的，吴想，可这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朝鲜山区，他们既不熟悉地形，又不懂语言。然而，使他失望的是，师党委接受了这一建议。
吴在马背上检阅了部队，借着燃烧弹爆炸的灯光，他看到了差不多400名男子汉——受了伤的同志们——在一山道上挤在一起。政委击毙了他的坐骑，对大家喊道：“同志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他召集党员和军官，命令他们把战士们按40人为单位重新组队，每一队由一名军官率领，他们的使命就是突破封锁线。但是，当吴意识到他所率的分队无法突围时，他朝天开了两枪，抖擞着喊道：“同志们，我们打游击去！”然后，他便率残部往南而去。
在北京，也在5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总结了前5次战役。他不承认第5决战役已彻底失败，而只是命令彭德怀缩短战线，“在消灭小股敌人的时候，挤一挤美国佬。”但在进行一种新型的战争之前，彭德怀必须首先巩固他的阵地，地上防线将转入地下，深深的地下坑道形成一个周密的体系，沿着整条三八线伸展开来。
同时，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男女老少捐出了大笔钞票来购买米格战斗机。周恩来为志愿军烤面包，以表达对前方将士的支援。毛宣布：“我们全力以赴支援朝鲜的战斗，朝鲜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3
敌人逃脱了阿尔蒙德在中央战线设下的圈套，范佛里特一得知这个消息，便立即重新实施海军陆战队在三八线以北60空哩的东海岸的两栖作战计划。这支部队能够向西南方向推进，与霍格的第9军连接起来，从而围捕逃逸之敌。李奇微听到这个计划时，大为震惊，在此之前，他已断然否决了范佛里特在元山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他立即飞往朝鲜，并很快与范佛里特制订出一个大为不同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第1军向北发起进攻，其目标是“铁三角”，而霍格的第9军继续向北进击，海军陆战队留在华川水库的右侧，向北进攻，目标是一个称为山坳的死火山口，由白善烨指挥的韩国第1军团将接管从火山口到东海岸20英里的地域。
5月30日，李奇微回到东京，在此之前，他在朝鲜冒着如注的大雨，巡视了军、师指挥部。“敌人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战地指挥官们提供的数字，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被击毙的敌军人数高得令我不能接受。不过，在我看来，敌军的损失远比4月21日的进攻惨重”。损失的实际人数是：击毙 17000人，约有10000人被俘。“所有3个美军的军长都报告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中共军队斗志衰退。”大量的弹药、迫击炮、冲锋枪和自动武器被丢弃，这表明，无论是中共军队还是朝鲜人民军，他们之中存在着混乱散漫的现象，“所以，我认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60天内，可以依赖朝鲜的军事形势，提供适当的、有利的条件，支持其外交谈判。”
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些胜利者却为那么多生命的丧失所震撼。厄尔·埃德森是一名军官，他参加了西南太平洋上的战斗，现在，他是第13工兵部队的副排长，5月28日，他给妻子和两个孩子写了信，他在信中说：“昨天，我们再次跨过了三八线”。
我们俘获了溃退中的中国佬，……在公路约3英里处，空袭猛烈，那里成了一个地狱，……空军和炮兵以他们的怒吼配合我们。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令人可怕的景象之中，在这旷野里（我们现正处在一条长长的河谷里），我们捕住了一群中国人。这无疑是一道丰盛的菜肴，一百多辆汽车、大量加农炮、无数死马，当然，还有中国人，我们大约在前天就围住了他们，这确实是一场残杀。这些日子，天气暖和，太阳一照，恶臭熏天。这一切毫不夸张——我们四周都是这些阵亡的军人和战马。……我们用推土机清除了这些马匹和骡子，不过，当然啦，我们得搜集阵亡的中国军人，把他们安葬在墓穴里。许多人在想被埋葬的人数越多，必须对阵的小伙子就越少！开始埋尸了，这时我想到，美国空军和炮兵，还有我们的神枪手们，不要做得那么绝情，那么精确。呵，小伙子！我希望我能看到片刻的和平。闻到死尸及行将死去的人身上散发出的恶臭，看着这些撕碎的躯体像废纸一样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散落遍地，我感到浑身难受。
由于中国军队不能再发动一场重大攻势，毛泽东便命令中国军队将这场战争转变为一场全面的持久战。
第九部 通向和平的崎岖之路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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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开始谈判
第34章 “一场全然徒劳的战争”
第35章 “我赞同李奇微的立场”
第33章 开始谈判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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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8月23日）
1
到5月底，一个由英国左翼分子莫尼克·费尔顿和其他左翼分子组成的代表团完成了他们漫长的查访工作。这一组织受到共产党国家的支持，取名为“调查美国及李承晚军队在朝鲜所犯暴行国际妇女委员会”。
他们所提出的正式报告，以生动详细的材料披露了几乎被彻底毁坏的平壤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况。在有些城镇，平民受到韩国军队和美国军人的拷打，该委员会成员不能相信后者作为基督徒，竟会犯下如此野蛮的暴行。北朝鲜官员向代表们出示了被使用过的凶器，例如一根美军的标准棒球棍。一条条鲜血流过的痕迹玷污了走廊里木制的地板，走廊里面的小屋正是关押过受害者的地方。
一位妇女控诉了她怎样受到严刑的拷打，她的指甲被烧得通红的针头插过，她伸出手来让人们看清了她手上的伤痕。她还描述了她所看到的有人被活活地扔进深坑的事例，代表们察看了井坑，“这井坑看上去有7、8米深”，报告书上说，“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井底的残骸。”费尔顿博士注意到，在井口附近，有一具身穿黑色外衣的小男孩的尸体，衣服上的钮扣光亮闪烁。人们还把费尔顿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领到了一个埋人坑现场。“这些墓坑已被挖开，以便大家能够察看这里的残骸。”这些躯壳残缺不全，无法确定身份。除了残骸以外，“代表们还能看到小孩的鞋子、妇女的发髭、书籍以及其他私人用品，还有曾经用来把人们捆绑在一起的绳索”。有一个叫韩辛野（音译）的证人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她母亲被活埋，但她母亲又设法挖开泥土爬出了泥坑，“她随后又被捕获，并再次被活埋。在这个墓坑里，据说活埋了450人，而在这个山坡上，这样的墓坑有20个。人们告诉代表团成员，这种被用于同样目的的山坡大约有12个。”
当费尔顿的小组成员惊诧地倾听这些控诉的时候，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听到了来自平壤省与上述一样的消息。人们告诉正在北朝鲜考察的第3小组成员，联合国军的飞机故意沿着很多施行过拷打和屠杀的地方点燃了6处森林大火。
由每一位成员签名为证的代表团的调查结论如下：“朝鲜人民受害于美国占领军残酷而系统的灭绝人性的战争，这不仅与人道的原则相抵触，而且也与海牙会议和日内瓦公约所制订的战争规则相抵触。”
当这一结论被共产党国家高高兴兴接受的时候，西方人并没有对这个恐怖的应答祈祷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代表团的考察访问是由北朝鲜政府操办的。毫无疑问，南朝鲜人犯下严重的暴行，而且一些美国人可能也犯下了一些暴行。但是，当这些证词被善良的委员会成员们当作事实而接受下来的时候，这些证词是不能为任何一个民主的法庭所接受的，因为缺少进一步确凿的证据，没有进一步讯问——只有那些失去了亲人、并想复仇的狂怒的人们所作的陈述。
但是，在客观公正的西方专家眼里，美军飞机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北朝鲜平民，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这些残暴的行径从天而降，落在无辜的老百姓头上，这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
那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空军将领埃米特·奥唐奈的发言生动地反映了公众的这个态度，他描述了北朝鲜5个重要城市遭受轰炸的情况。 “我们能炸毁这5座城市，我可以在10天之内把它们夷为平地，我们以为这种快速轰击的效果也许十分可怕，会给他们以极大的震动，从而能迫使他们逃离这些地方。”事实是，一位参议员向他问道，那些城市实际上没有被摧毁，是吧？“噢，对啦，不管怎样，我们在后来把它们全部毁了，……我想说的是全部，几乎整个朝鲜半岛就是一片可怕的废墟堆，一切都遭到了破坏，没有留下值得一提的耸立着的建筑。”
佐治亚州参议员、听证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向奥唐奈表示祝贺：“我认为，你显示了军人的品质，这些品质能使你受到美国人民的喜爱。”
2
5月的最后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东京发去电报，取消以前所有的指令，澄清早些时候困扰过李奇微的涵义模糊之处，再次拒绝授权李奇微在中国军队实施突破的情况下，对中国发动报复性的袭击。如果中国军队发起这种突破，他将从朝鲜撤出部队而保卫日本。眼下，他的任务“是要利用朝鲜的地理（及其附近的海域）使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的军队遭受到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损失”。他现在的主要目的是“为解决朝鲜冲突创造有利的条件。”
他得到准许，可以继续在朝鲜境内进行空中和海上的军事活动，但不得对苏联的领土，对满洲，以及鸭绿江沿岸的水电站采取任何军事手段，同时，他也将约束地面军事活动。这些命令已清楚地向李奇微表明，华盛顿正在为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做准备。6月2日，范佛里特对新闻界散发了一份油印的声明：“随着南朝鲜境内（临津江以西以前属南朝鲜的大部地域内）敌军再次被歼，第8集团军的追击阶段现在宣告结束。”
在东京和美国的报馆改写员大肆渲染这些消息，整个世界都传播着停战就要开始，和平就要来临的谣言。战地记者们故意对战争的结束唤起幻想，即使范佛里特向他们吐露过他要把战争打下去的打算。他打算把战线向北推进，试图把敌军从平康－铁原－金华这重要的铁三角地区驱逐出去。
两天以前，乔治·凯南非正式地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凯南用俄语向马立克声明，他不是作为政府官员去拜访他的，因为他在政府中没有职位，而是作为一个与美国政府关系接近的人物拜访马立克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打算关注朝鲜的这种局势，并且希望看一看，是否存在任何会导向停战的对话可能性，那么，这样的会晤也许是值得的。我向他作了说明，我意识到，我们俩谁都不能使我们的政府表明态度，这纯粹是试探性的接触。”
6月5日，他们再次会晤。这一次，马立克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且要在尽可能早的时候。”马立克接着还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认为“她不能参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这个问题应当与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商谈。
凯南在美国国务院向他的上司报告了会晤的情况，向他保证，马立克所说的话“确实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经过非常细致、反复考虑的官方决定，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决定。如果我们准备继续进行对话，指望停战，那么，苏联人就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手段来利用，而使我们处在尴尬的境地。”
凯南认为，马立克关于与北朝鲜和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联系的建议意味着，苏联已对北朝鲜和中共方面施加了影响，要他们自己“来表明他们自己对停火建议的接受”。他敦促美国国务院“知难而上。”
在进行这几次最初的外交活动的同时，人们仍在进行战斗，伤亡仍在发生。美军和白善烨的韩国第1军团正在进行艰苦的搏斗，力图拿下位于杨口以北约25英里处的火山喷发口。耸立在火山口底面以上几百英尺的地方，是刀片一样锋利的喷发口，守卫的部队在这里挖起了坚固的战壕，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但阵地几乎没有易手。
这场战斗在继续之时，一场代号为“打桩机作战”的重大攻势朝着“铁三角”方向展开。范佛里特深信中国军队已被重创，期待着军队迅速推进。米尔本的第1军将用2个师的兵力坚守临津江左边的地方，而其他3个师——骑兵1师，第3师和第25师——将越过汉江，夺取“铁三角”的底部。第一天（6月3日），第3师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有一个营被赶回汉滩河。第25师也遭到了驻守在高地上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第二天，右翼的阿尔蒙德第10军重新开始其对火山口的进攻。凶猛的战斗进行了5天，收效甚微，以致本来准备在他们进行残酷战斗之后充当预备队的第7海军陆战团，连同在他们右翼的第1海军陆战团和在他们左翼的韩国海军陆战队都被派往前线。
11日上午2时，韩国海军陆战队在一次夜间袭击中奇迹般地解决了他们的北朝鲜敌手，这次进攻造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残杀。这一胜利使他们得以向火山口推进。到此为止，“打桩机作战”也取得了进展，后来，在联军攻占了位于“铁三角”底部四面山脚下的铁原城以后，终于逼使中国军队放弃东部城市金华。
三天以后，李奇微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他对未来60天内朝鲜局势的预测。虽然他们取得了最新胜利，但是，无论是他，还是范佛里特都担心中国军队会发起一次猛烈的进攻。李奇微认为，向北发动一场全面的攻势将会丧失第8集团军目前对敌人所拥有的军需供应上的优势。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中国人可能保留着全面进攻的主动权，至少，他们能够发动一场破坏性很强的进攻。
3
一星期以后，即6月23日，雅各布·马立克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广播讲话。尽管他的讲话按惯例首先对美国在朝鲜进行臭名昭彰的武装干涉作了一番谴责，并宣扬了苏联巩固世界和平的纲领，但他的讲话最后部分号召结束朝鲜战争。“苏联人民相信，保卫和平的事业是能够做到的。苏联人民进一步相信，目前最为尖锐的问题——在朝鲜的武装冲突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苏联人民认为，作为实现停火和停战的第一步，交战双方应当开始进行讨论，以便为双方从三八线撤出武装力量作好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可能吗？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假如大家真诚希望结束朝鲜的流血战争的话。”新闻界要求马立克对这番讲话作进一步的阐述，但是，马立克突然“身体不适。”
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通过发布新闻对此做出反应：“如果马立克的广播讲话意味着共产党人现在愿意结束在朝鲜的侵略行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乐于发挥我们的作用结束敌对行动。并且防止其重新爆发。”
杜鲁门当时正在田纳西州参加一个航空工程奠基仪式，他利用这一机会做出了口头反应。他说：“我们无法断定苏联统治者将要做什么。”虽然他认为，克里姆林宫仍在想方设法分裂自由世界，但他仍断言，自由世界一定乐于在朝鲜采取任何有助于世界和平进程的步骤。”我们必须避免后果严重的、冒失的行动，这种行动会冒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不必要的。我们也必须避免较弱的行为，这种行动会助长侵略势力。”
在苏联，马立克的建议得到了大肆渲染。但北京电台几乎沉默了两天，最初的评论来自《人民日报》。在宣布了中国由衷地支持马立克的建议之后，《人民日报》抱怨美国人“占领中国领土台湾”，中国人对苏联的不满在两天以后发表的《为了持久和平，为了持久民主》一文中表现了出来。在一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报刊中，文章的作者不怎么提斯大林在中国共产主义发展中的作用，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毛泽东的理论和领导，虽然俄国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它只适合于工业化国家。
北朝鲜也做出了犹豫不决的反应，它显然不赞同苏联对停战谈判的态度。平壤电台提醒听众，他们自己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也将有助于对苏联的支持。美国正在重新武装日本，“以便继续进行对朝鲜、中国、越南以及其他爱好和平的亚洲国家的人民，以及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侵略。”
北京和平壤双方发表的评论，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和北朝鲜不满于苏联对战争的干涉。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声明都接受了马立克的建议，但是，每个国家显然都怀疑它们的这个巨大邻邦所抱的目的和承担的义务。
在马立克发表讲话的第二天，李奇微将军给他的下属指挥官们发出警告，要部队克服任何松懈散漫现象。“有两件事不应当忘记，其一是，苏联人口是心非、善于欺骗，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另一件事是，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样审慎的机构要做出明确的行动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第二天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年，李奇微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的电文，电文说，停战谈判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他立即派他的一位参谋去和范佛里特进行磋商。将军会认为第8集团军要夺取介于目前的前沿位置和拟议中的停火线之间的那块高地是否可行？这一行动是否值得考虑？范佛里特回答道，在东部前线作这一进攻将使美军付出惨重的伤亡，而且得到的只是这么一块土地的占有权。他接着又说，停火谈判将考虑礼成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地区。他没有占领这片地区的想法，但是，为了在西部地区获得想要的土地，占领这片地区可以在谈判桌上用做交易。
29日，李奇微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指示，就可能的停战谈判与敌人进行接触。第二天，根据杜鲁门的指示，他向朝鲜的共军总司令播送了一条信息：“我获悉你们可能想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在朝鲜停止敌对和一切军事活动，为维持这种停战提供充分的保障。一旦从你处得到消息，期望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就准备指定我的代表，届时，我也愿意提出一个可以让他与你的代表进行会晤的日子。我建议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这样一次会议。”
那天深夜，布雷德利将军将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李奇微的最新指示草案呈送给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对于停战谈判取得圆满结局的最佳时机“至少可依赖于开始阶段的保密程度，所以，不打算公布这些指示。”军事方面的首要注意点在于停止敌对行动及联合国军的保护。讨论必须“严格限于军事问题”。
杜鲁门同意这个草案，随后，草案被发送给李奇微。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通过广播发出联名倡议，这两位指挥官同意与联合国军代表进行会晤，但建议谈判的地点定在开城，而不是在丹麦船上。虽然李奇微感到，从不全盘接受的做法是共产党人的典型政策，但他还是通知他们，他准备于7月10日在开城会晤他们的代表。他还提议，每方各派出3名联络官提前5天举行会议，以便安排谈判的细节。共产党人同意这个建议，但日子定在7月8日。
至此，美国新闻界猜测颇多，有些报刊在使用这样的短句：“让我们把孩子们弄回家”、“厌战的部队”。李奇微大发雷霆，他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公众为了和平所施加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他做出军事上的让步。任何要他放弃目前防线的命令将“在根本上损害我们在朝鲜的整个军事地位”。
7月8日上午9点，李奇微的三位联络官乘直升飞机飞越临津江，几分钟后，他们就盘旋在开城废墟的上空，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上午，这儿就成了北朝鲜人乘火车攻击的目标。他们寻找着想象中的红色使者们的踪迹，但是，除了看到一辆沿着坑坑洼洼的街道疯狂开动的吉普车，几乎看不到一点生机。难道敌方使者被什么事情耽搁了？海军陆战队的詹姆斯·莫里上校被选为头儿，率联合国军工作小组前来决定军事分界线，他感到奇怪，难道对这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安排发生了误解？
莫里看到一块白色的飞行标志布板安放在开城北部的空地上，那儿离三八线不远。直升飞机着陆了，三位联合国军使者突然发现自己处在红色士兵的一个圆圈之中。莫里、空军上校杰克·金尼和韩国的李寿荣中校走出直升飞机。飞机发动机一熄火，死一般的寂静便随之而来。敌人互相交换了眼神，然后，一位北朝鲜官员和两名翻译（其中一位是年轻妇女）心领神会地向新来者走去，并把他们带进两辆受过炮击的美国制造的吉普车里，前往会场。会场的房屋为一层结构，以前曾是一家茶馆。
“我们进入茶馆时”，莫里回忆道，“敌方小组成员站起身来。”通报各自的身份以后，双方成员坐了下来。北朝鲜联络官张春山大校随后又引路到了毗邻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搭起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覆盖着一块绿布。上午9点47分，会谈开始。在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的会谈以后，共党方面请求休会用餐，午餐在接待室里进行，招待的食品有饼干、巧克力、啤酒、伏特加和苹果酒。
下午的对话向莫里展示了大量共产党人和东方人的逻辑。
“你们代表团同意在7月10日举行会谈吗？”金尼问道。
共党发言人张春山上校说：“会议的时间已由司令官安排妥当。”
“不，”金尼说：“司令官们同意谈判代表团在7月10日至15日之间举行会议，他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日子。”
“代表团谈判的日期”，张上校坚持道，“将根据司令官们同意的时间来决定。”
“但是，那是什么时候呢？”金尼问道，“是10日，11日，还足12日？到底是哪一天呢？”
莫里私下暗示金尼，他是在单方面安排谈判的日期。显然，张上校无权安排谈判时间。
“联合国军代表团”，金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将于7月10日11点到达开城。”
“司令官们已经同意”，张平静地说道：“那就这么办吧。”
在金尼谢绝使用共产党人为联合国军代表团搭建起来的住房时，双方发生了一场争执。他作了解释，李奇微希望联络小组每天夜晚都被带回到南边去。张表示异议，但金尼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给我的指示就是这样。”在临津江以南汶山郊外的一个乡村苹果园里，已经为联合国军小组建好了以基地兵营闻名的停战总部。为谈判代表团提供住宿的帐篷已准备妥当。
7月10日上午，联合国军代表团朝直升飞机简易机场走去。李奇微就他们在谈判桌上适当的举止阐述他个人的观点。要扬长避短，他劝告说，还要对长篇宣传演说做好准备，要耐心，千万不要使他们丧失面子。同时，应当利用每一个机会，加剧中苏之间的磨擦。总而言之，李奇微向代表们保证，只要他们灵活地应付停战谈判，“历史也许会记载，共产党人的军事侵略在朝鲜达到了顶点。此后，共产主义本身开始在亚洲自行衰退。”
远东海军司令，首席谈判代表C·特纳·乔伊海军中将率队走向直升飞机，随行人员有：军少将劳伦斯·克雷吉、第8集团军的亨利·霍兹少将，阿利吉·伯克海军少将及韩国代表白善烨少将。
他们在直升机旁合影留念以后，乔伊中将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们，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将前往开城，我们充分意识到会谈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他控制着自己的举止，神态严肃地说道：“我们真心诚意地尽着我们的力量，在符合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条件的情况下，实现体面的停战。”
“将军，祝你好运！”记者们喊叫着。
直升飞机起飞了。紧接着，另外两架飞机载着翻译和联络官先后起飞。15分钟以后，飞机在开城卫理公会大院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着落，拉里·泽勒斯牧师先生曾在这里听到了战争的第一枪。
代表团成员被共产党的摄影记者们团团围住。当他们挤进了飘动着标明他们使者身份的白旗的吉普车时，伯克注意到，有一辆标着“威尔马”的牌子的吉普车，挡风玻璃上有两个弹孔。伯克估摸着驾着这辆车子来迎接是显示他们对来者的蔑视。他们被带到一所给他们准备的石头房子里，房子的四周由手持冲锋枪的卫兵把守着。代表们估计这所房子装有窃听装置，大家极少说话。不久，乔伊中将走到屋外，向对方解释道，他们在汶山有总部，不需要这所石头房子。
他们在茶馆的一间小接待室里会晤了共产党代表团。双方代表团正面相对时，曾有过刹那间的紧张气氛。共产党人拘谨而有礼节，双方几乎都微微欠身示意。一位高个子北朝鲜官员说：“我是南日。”南日将军是共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参谋长。
“我是乔伊中将，”将军点点头，他注意到，南日看上去是一位机智的年轻人。
共党代表团中还有其他两位北朝鲜人和两位中国人。前两位身穿苏式制服，漂亮的灰色军上装饰有红色的拷边，蓝色的裤子显得肥大。而两位中国代表则穿着单调的土黄色军装，制服上没有用来指示军阶的标志。
上午11点，双方代表在盖着绿色台布的桌子旁坐定。美方代表坐在放了垫子的椅子上，但座椅仍显得低矮，而共产党代表则坐在高高的木椅上。乔伊将一面联合国国旗放在谈判桌上，从而赢得了心理上的首次胜利。
乔伊中将的开场白被译成朝文和中文，他说：“今天在此地开始的谈判成败与否，直接取决于在座的代表团的诚意。”
他坐下后，南日站起来说话。他用朝鲜话发言时显得紧张和不安，屡屡忘记让他的翻译把他的讲话译成中文。他试图用中国火柴点燃他的俄国香烟，可他划了十来次也没有点着，“在窘迫和失望之下，他掏出了一架美国打火机，只听咔嗒一声响，打火机闪烁着明亮的火焰。他深深地吸进一口烟。随后，他显然感到，自己在某些方面没有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物品，于是，他就把那把美国打火机扔出了他背后的那个窗户。”
南日最后坐了下来。这时，乔伊发现他自己的座椅远比南日的椅子贴近地板，这位北朝鲜人正俯视着他。将军坚决主张双方的椅子要一样高。然后，他以平静而有力的语气宣布：“需要解决的第一项议题是，这些会谈只限于军事方面。”他接着说，这一会谈也应当限于朝鲜问题，他提议，他们现在就签署这样一个协议。
“这次会议将着手安排朝鲜停战事宜，”南日提出反对意见，显然，他是被乔伊从容平静地操纵会谈的态势所触怒，“我想知道象你刚才所作的陈述的理由，以及签署这样一个协议的必要性。”
这一反对意见使乔伊想到，共产党人打算讨论的内容远不止军事方面。南日提出了共党方面的立场：双方部队撤回到三八线，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这一点一旦得到解决，战俘问题才能讨论。
乔伊拒绝在目前讨论这些实质性问题，他要求共产党人拿出会谈议程。而共产党方面则请求休会，以便准备一个抄本和用午餐。
在3小时35分钟的休会期间，共产党方面反击了乔伊初次所获的小小胜利，他们在联合国国旗边的桌面上放了一面朝鲜国旗，这面旗帜比联合国旗高出几英寸。当南日来提交他的书面议程时，闯进了4名共党记者来抢拍照片。
记者的出现引起了乔伊的强烈抗议。他提议，挑选一些联合国记者，允许他们进入谈判大院，当然，他们不得进入会议室。南日勉强同意，随后，他又沉思了片刻说道，他必须得到他的上司的批准。
会谈以冷冰冰的礼节告终。共产党人已明确表示，他们最初步的目标是退回到三八线，并清除在朝鲜的外国军队，而这就意味着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重新调整军事力量的平衡，然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天夜里，基地兵营里的新闻记者们就谈判时间的长短下了一次赌注，有些乐观的记者打赌一、两个星期，而大多数悲观的记者认为需要6个星期。
第二次会谈在次日举行，会谈毫无进展。特别使乔伊感到恼怒的是，北朝鲜的武装卫队限制了联合国代表的活动，他向李奇微抱怨此事，李奇微转而致电彭德怀和金日成，电文说，谈判现场要撤除武装警戒，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应被允许在谈判现场取得与共产党方面一样的行动自由，他只有得到这样的保证，联合国军才能重开谈判。最后，李奇微从彭德怀和金日成那里得到了答复，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他的要求。
7月15日下午，联合国军代表团回到了茶馆，所有成员，包括白善烨将军都出席了谈判。乔伊首先发言，他概述了李奇微关于开城中立的建议要点。从临津江通向开城的道路应当向联合国军的车辆开放，不受任何限制，应设置一中立地带，半径范围为5英里，只能以最少量的武装人员执行警戒任务。南日同意这个建议，会议继续进行。次日下午，李奇微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会见了李承晚总统。穆乔和乔伊中将出席了会谈。他概述了设置一个非军事区的基本设想，因为双方都已同意把这一内容列入谈判议程。
应李承晚的请求，李奇微指示了目前的前线位置。李承晚仍希望联合国军推进到鸭绿江边，李奇微回答他，进一步发起军事进攻必须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而他们目前的这种公路、铁路状况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李承晚激烈地辩论了半个小时，李奇微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不会再发动一次重大进攻了，李承晚重新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我将向内阁报告，他们必须接受联合国的行动，”他说道。
他一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上午，他写信给李奇微；“我们政府的立场的实质是，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半壁江山上维护我们的民族，一个分裂的朝鲜就是一个被损毁的朝鲜，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不稳定的。”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重新统一，否则，要想防止他的人民产生自己被盟国抛弃的感觉，那是不可能的，同意他的民族继续分裂下去，那就要接受丧失自由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朝鲜人，无论是北朝鲜人还是南朝鲜人，都坚信重新统一是必然的，“在每一个朝鲜人的心里，在每一个朝鲜人的头脑里，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民族将由于对分界线的任何一种认可而不可挽回地被抛入灾难之中。”民主国家是强大的， “共产帝国由于其内在的虚弱而腐败。怀着这种信念而继续进行的谈判将走向成功，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除了重新统一的目标和自由选举之外，没有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
李承晚及其他6名政府要员在这份充满激情的恳请书上签了字。
在开城，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休会3天以后，代表们于7月25日重新集会，双方终于同意讨论确定军事分界线、制订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方案。但是，短暂的蜜月于 7月25日随着南日的脾气大发而告结束。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以目前的战线为基础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是“不可思议的、天真的、毫无道理的，同样也是荒谬的和傲慢的”。乔伊在他的日记里把南日的评论称为“不恰当的”、“不礼貌的”和“无道理的”。
“尽管现在预测还为时过早”，李奇微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八线问题上的讨论可能会陷入僵局。”
在汉城，南朝鲜总统仍然情绪激昂。穆乔大使对总统的举止极为关切，以致他致电艾奇逊说，“李总统正凭借着盲目意气，企图破坏停战。”
在下一周内，不和谐的气氛笼罩着开城。8月4日，乔伊注意到有一连中国士兵行进在会场区内的公路上。一回到基地兵营，他就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李奇微，李奇微向金日成和彭德怀就破坏中立区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第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代表团在基地兵营打发了日子。8月6日，共产党方面作了答复，他们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那只是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8月10 日，会谈终于继续进行。南日提出一个问题开始了这一天的会谈，联合国军是否已经放弃了以目前的战线为基础建立非军事区这个荒谬的建议？不，乔伊做出有力的回答，“我们将不再进一步讨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此后沉默了长达2小时11分钟，谈判桌上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冰冻了似的。但在第二天上午，爆发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
“事实已经证明，你们的建议是站不住脚的，而我们的建议则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南日宣布说，“所以，不论你们制造出什么新奇的、可笑的理由，它们都不能支撑住你们的方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只要你们不放弃你们这个无理的方案，我们的会谈将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至于我们的方案，其理由是无可辩驳的，所以，它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坚持我们提出的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整个表演发展为一场黑色喜剧。自制力很强的乔伊一直抑制着他的怒气，“昨天”，他说，“你使用了‘傲慢’一词，把它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以前提出的一个方案联系了起来。联合国军代表团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表述你这样目中无人、顽固不化，任性专横以及盲目冲动的强硬态度的用词，‘傲慢’一词确实适合你的态度。由于你执拗而无理地拒绝谈判，你已经使会谈停滞了下来，你已砰然关上了每一扇可能通向进展的大门。”他说，南日一直在设法行骗，让全世界相信，共产党人已击败了联合国军。“除了按照你自己的条件，你拒绝进行谈判，你这样做是企图把自己虚假地打扮成一个支配战败者的得胜者。”
“你的高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立场，”南日反驳道。
在以后的十天里，谈判毫无进展，这几天的会谈再次表现了漫骂、讽刺的特点，谈判桌的两边都以带有辱骂性的用词来润饰他们的唇枪舌剑。随后一天夜晚，即8 月22日，艾伦·温宁顿，这位来自伦敦《工人日报》的记者正在朝中司令部附近的新闻中心消遣这夏日的夜晚，突然，他听到有一架轰炸机正低空飞来。
“熄灭那该死的灯火！”他冲着威尔弗雷德·贝却敌大声叫喊。贝却敌是一位供职于巴黎左翼报纸《今晚报》的澳大利亚籍记者。他当时正在蚊帐中阅读。温宁顿一听到熟悉的警报声和近处的炸弹抽鞭声就扑倒在地。
贝却敌看到一连串的白色光亮起伏闪烁，一位中国哨兵把他领到一条壕沟，这时，他的脑子里闪过这样一句话，“中立区和谈判砰砰作响”。
即使美军第5航空队承认，有一架美国飞机在这次被指控的袭击发生之前6分钟正好飞越了开城西部的上空，两位美国官员在对该地区作了调查后仍然报告说：“这一事件百分之百是由共产党导演的。”贝却敌和其他共产党记者都大肄反对这一报告，双方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第二天，8月23日，共产党方面突然中止了谈判。彭德怀和金日成就这一“破坏”事件向李奇微提出愤怒的抗议，并“等待你方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李奇微也以同样的愤怒作了答复，被指控的这一事件是“纯系乌有，十分荒谬，而且显然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可疑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此事不值一答。但他接着又说，一旦共产党方面愿意结束谈判中止，“我将指示我的代表，为寻求一个合理的停战协定与你们的代表进行会晤。”
这一消息的抄本在得到确证以后，由直升飞机送往开诚，白善烨将军的副官李上校把这一文件送交给北朝鲜联络官张上校。李用英语说，他有幸将李奇微将军的这份信件抄本呈送给金日成和彭德怀。
“你干吗不说朝鲜话？”张轻蔑地问道。
李挺了挺身体说道：“我愿意说我喜欢的任何一种语言，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之而战的东西，言论自由。”
对话结束了，谈判被无限期地推延。
第34章 “一场全然徒劳的战争”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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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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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初，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彭德怀的部队从迷宫一样的地洞和坑道中钻出来进行活动，他确信，这种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防御战，将逼使美军回到阵地战状态，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在阵地战中，血腥的战斗几乎可以在不变更阵地的情况下展开。
在过去那些动荡不定的岁月里，经受了地盘的巨大得失的人们中，很多人都已过世。沃克将军死了，他的敌手，内德·阿尔蒙德已为格洛维斯·拜尔斯将军所取代。詹姆斯·豪斯曼少校，这位韩国军队的缔造者也不在了。豪斯曼曾经作过顾问的两位韩国最早的参谋长中，一个早已归天，另一个是钟日昆，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被解职。现在，他正在去美国的途中，去利文沃斯要塞研修。
像塔普莱特，还有林奇那样的人们，曾在釜山环形防线，在黑夜里，在隆冬那危急的日子里向北进军，作过拼死的战斗，大多数也都早就走了。前线主要为一些缺乏经验的替补人员把守着。现在，豪斯曼在五角大楼对亚历山大·R·博林少将抱怨朝鲜的形势，“你约见一下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博林说，“我希望你到他那里跑一趟，把你刚才说给我听的那通夸张的演说，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听。我还希望你能象敲我的办公桌那样，狠狠地搡搡他的桌子，否则，我会把我的脚丫趾搁到你的屁股上！”
豪斯曼对佩斯谈了他认为应当在朝鲜采取的措施，首先应停止对朝鲜部队的训练工作，“让朝鲜军官做这项工作，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训练方式，有些方式虽然粗暴一点，但还是有效的。”他还建议让朝鲜的军官候选人在美国学校受训。
“我们不能那么做。”
“部长先生，这就是今天的朝鲜症结所在。我们说，我们不能做这，不能做那，我说先生，我们从现在开始得有所作为了。”
9月24日，阿尔蒙德离开朝鲜4天以后，天气有所好转，足以使范佛里特发起一场有节制的进攻，人们指望这场攻势来加强联合国军方面在谈判桌上的地位。这场攻击进展缓慢，直到9月4日，拜尔斯将军才最终夺取了他的第一个目标——“血岭”，而这是经过了3个星期的苦战，以伤亡2700多人的代价才获取的。下一个目标是另外一个山头，位于离此3英里的南部，该山头不久被称为“伤心岭”。
第8集团军错误地报告说，进攻中只使用了韩国军队。现在，他们公布了这样一个事实，3个师的美军投入了这场有限的攻势。戴维·麦康奈尔于9月5日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发电报，电文说：“直到昨夜，新闻检查才准许提及南朝鲜人以外的参战人员。在汉城，3个星期以前，新闻记者被告知军方不希望用这样的新闻去骚扰美国公众，当和谈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军参加了一场军事进攻。”一位名叫I·F·斯通的美国政策评论家，以犀利的语言评论道：“正当停战谈判看起来像要取得成功的时候，美国军方发动了这场进攻，并且对此一直秘而不宣，这样说更确切些。”
尽管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几乎没丢失阵地，但他们伤亡惨重，向阵地战的转变产生了一些问题。中国的老干部经历了革命的岁月，他们受到了游击战的锻炼，但以前从未打过这种规模巨大的战争。毛泽东也关心生产，中国只能提供朝鲜战场所需的1／10的装备。当时，苏联也在提供大量无偿的援助，问到怎么结账时，斯大林只是回答说：“签个收条就行了。”现在有迹象表明，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可能要价极高。
2
被指控为轰炸的事件有两起以上，这些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两个和平使团之间的关系，双方仍是互不理会。9月2日，北京电台播送了一条彭德怀和金日成致李奇微的电文，他们要求李奇微“认真、负责地”处理这些由联合国军所为的，严重的挑衅事件，他必须“绝对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破坏开城中立协定的行为，以使停战会谈能够重新继续下去”。
9月6日，李奇微的答复送给了金日成和彭德怀，他斥责共产党的指控是无中生有，联合国军良好的诚意再次受到了怀疑，他呼吁共产党人停止他们卑鄙的惯用伎俩，继续进行停战谈判，“在你们决定要结束你们在8月23日宣布的中止停战谈判的时候，我提议我们的联络官在板门店桥头举行会晤，讨论选择一个新的场址，使谈判得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10日早晨5点，一个电话吵醒了乔伊，电话里说，又发生了一起扫射袭击事件，两位官员被派往开城进行调查，他们丝毫没有发现袭击的证据，《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开城拥有的证据缺乏说服力”。《先驱论坛报》则说：“去开城调查的联合国联络官说，指控看来是乌有的。”美联社引用一位联合国军参谋部成员、空军上校唐·达罗的话作为对共产党人的质问：“我们怎么知道这架飞机是我们的？为什么不会是你们的？”
共产党方面没有对李奇微关于新的谈判场址的建议做出答复，李奇微极为恼怒，他气冲冲地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请求授予他武力夺取开城的权力，这样一次行动，不仅可以 “除掉不止一个的共产党拖延战术的基地”，而且“将使敌人丧失其目前所享有的、明显的军事优势。”李奇微接着说，他将给共产党人24小时的时间作进一步的考虑，不附带会暂停或终止会谈的条件。答复是否定的。
同时，来自第5航空队的一份报告证实了共产党方面的最新指控，有一架B－26轰炸机在共产党方面所说的时间飞越了开城上空，并且朝一些灯火处进行了扫射，这使美国方面感到难堪。乔伊觉得，他们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李奇微这么做了，他对“由于飞行员的误航”而引起的攻击表示道歉。但是，金日成和彭德怀拒绝接受李奇微的道歉，他们要求联合国军结束其无休止的、故意破坏协议的行为。
这一事件使两位美国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戴维·麦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乔治· 赫尔曼。他们决定了解一下正在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以免再次出现这样鲁莽的袭击事件。他们先后问了一位少校、一位中校，一位上校，最后还问了一位准将，但都没有如愿。两位很有韧性的记者打过交道的这位准将就是弗兰克·A·艾伦，他是美军公共关系首席处长，他的回答十分简洁：“不要忘了你们站在哪一边。”这一不怎么含蓄的恫吓更加深了他们对美军公共关系部门不断增长的不满。
李奇微被共产党方面拒绝接受他的道歉一事所激怒，他建议给金日成和彭德怀送交一份措词强硬的答复，声明一下，证据确凿的违反协议事件只有一次。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劝他发送一份语气委婉的电文，电文的结尾处主动表示要派遣他的联络官去板门店桥头与共产党联络小组进行磋商。
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回复再次重达了对联合国军的背信弃义和欺骗行为的指责，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好会晤的，因为联络官没有谈判的权柄。李奇微转而请求美国方面同意他，绝对拒绝派遣代表团回开城，并坚持另择一个新的谈判地点。他提议这个最后通牒使美国国务院吃了一惊，这有使停战谈判无限期破裂的危险。奥马尔·布雷德利对国务院的态度表示异议：“我们觉得，除非李奇微将军满意谈判环境，我们不应逼他返回开城。”他还有和李奇微一样的担心，共产党人也许会拿联合国谈判代表作人质。但是，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如此坚定，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只好从命。26日，在进行了4个小时的电话会议后，柯林斯将军和国务院的代表们告诉李奇微、乔伊和伯克，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应当尽一切努力，尽快安排一次首席代表谈判，以使共产党人的真实意图得以昭示。“在谈判无限期中止的时候，我们拒绝回到开城的那个唯一问题将对我们不利。”
李奇微很苦恼，他发了一封“柯林斯将军亲阅”的私信，抱怨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迁就共产党人的要求。“我们得告诉他们， ‘我们站在这儿，而且呆在这儿！’”“到时候了，在谈判的过程中，采取这种方针，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式复文中，他再次请求他们给予支持，“在代表团重返开城问题上，不管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将继续竭尽全力，忠实地执行你们的指示”，然后，他投下一枚炸弹，他说，“但不管怎样，除非你们的决定命令我重开在开城的谈判，否则我是不愿这么干的。”
华盛顿大为震惊。此人扭转了朝鲜的战局，人们认为这是从麦克阿瑟以来的一次可喜的变化，可他在拒绝服从直接命令，美国总统有理由解除他的职务。但是，他们怎么能够解除一个在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如此崇高声望的人的职务？
布雷德利同情李奇微，并主动提出访问东京，以便心平气和地把事情解决好。奇普·波伦将陪同前往，他是一位与共产党人谈判的老手。9月29日，他们抵达东京。李奇微将军概述了停战谈判，随后便详细地陈述了军事形势以及他未来的地面行动计划。布雷德利完全赞同李奇微，反对全面的地面进攻。
10点半，多伊尔·希基加入了谈话，形成了“三重奏”。李奇微对万一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而撤离朝鲜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之后，布雷德利问道，他是否主张空军追过鸭绿江。不！李奇微回答。乔伊海军上将和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吉将军应召而来，他们谈到了要害问题。“谁都认为我们不能返回开城”，布雷德利说。波伦阐述了国务院的意见，他说：“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对这种爽快的依从，李奇微必定感到有趣，好像华盛顿风平浪静似的。“我们交换了看法，我们准备不传达指示，也不作决定。”就在散会之前，布雷德利的这个声明使得所有反对意见的消失更具有魔术般的色彩。
8天以后，共产党方面建议把谈判地点从开城移至板门店的小村子，双方都负起了责任，使停战谈判立即重新开始。李奇微同意了建议，并指示其联络官会见他们的对手。
前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战斗是痛苦的，也没有打出胜负。10月15日，恰好处在火山口北部的“伤心岭”终于得手——那是在伤亡了3700名美军以后才得到的。在第8集团军的左侧，“突击队作战行动”用了4天时间如愿完成，但也损失惨重。在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了公众的态度，有2／3的人把朝鲜冲突评述为“一场全然徒劳的战争”。
在板门店，联络官们正在研讨，以达成一个协定，而李奇微则想方设法要稳住记者。《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大为不满，他说：“经过修饰的用词已经替代了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报写得简单，不过通常很精炼，但在这场战争中，战报已成了一个所谓‘行为’动词和形容词短语的摸彩袋，”其结果是“自从在朝鲜实行新闻检查以来，所有严重的事情更加严重，而且经常是诡辩的”。
在10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奇微承认军方没有提供过“完整而及时的信息”，他还许诺“将采取措施以扭转这种状况”，同时，他认为，发布某些信息将会是“愚蠢的诚实”，至于战况，李奇微承认，从某些方面来看，人们愿意把战局“说成是处在军事对峙状态，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
几天以后，双方联络官达成一个协议。22日，乔伊在协议上签了字，两天以后，与南日互换文本。10月25日，即在延期了63天以后，在板门店重开对话，板门店地处荒凉的土地上，泥垒的草房组成了这样一个村落。村子的附近搭起了帐篷，这是为参加谈判的代表、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提供住宿用的，里面装修了地板，还安装了供暖、供电设施。离帐篷半英里开外的地方，临时建起了食堂、通讯、安全及机械工程设备。
谈判代表在一所巨大的帐篷内举行会议。他们面临的两个棘手的问题是：缔结停战协定以及在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事力量之间确定军事分界线——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的未来国界。南日提议把这两项议程提交给小组代表，因为他们先前的会谈比全体谈判会议，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老骑兵，陆军少将亨利·霍兹和海军将官伯克会晤了两位共产党小组代表。几小时后，两位共产党代表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个包括开城在内的非军事区。美国代表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若不是因为谈判场址最初落在那儿，联合国部队也许已经夺取了该城，他们主动提出，放弃一些被联合国军所控制的近海岛屿，以换取开城。共产党代表拒绝进行这桩交易，开城的地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位于三八线以南，李承晚总统一直要求交还开城。商谈旷日持久，谁都不肯退让，但与规模更大一些的谈判不同，除了紧张的讨价还价，这里没有骂人的事发生。
虽说李奇微为乔伊和他的两位小组谈判代表撑腰，但是，来自于华盛顿方面意见一致的压力，逼使李奇微主动向共产党人做出退让：把开城置于中立区内，谁都不得占领。共产党方面拒绝了这个建议，随后又做出惊人之举：在军事分界线问题获得令他们满意的解决之前，他们甚至拒绝开始停战问题的讨论。
在美国，新闻界被李奇微拒绝放弃开城的态度搅得沸沸扬扬。《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李奇微的谈判代表“正在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琐事上下赌注，小题大做”。板门店的西方记者也指责李奇微发表不能令人满意的公报，不允许他们采访霍兹和伯克，他们怎么向他们的读者交代在这些重要的小组代表谈判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玛吉·希金斯报道说，“在停战谈判的午休时间，盟军官员——盟国的新闻记者不许接近他们——从他们的直升飞机阔步走下，这些飞机把他们送回基地兵营，营地又依次被那种带倒钩的铁丝网和军警所包围，没有得到官方的邀请，或没有官员陪同，任何新闻记者都不得入内”。每天晚上由一位普通官员向记者们发布一个会谈简况，而这位官员是没有出席联络会议的。她和她的同事只好依据她们的赤色同行贝却敌和温宁顿提供的消息，“共产党方面的会谈简报一向十分准确，到会谈的最后几天，共产党方面提供的资料比盟国在晚间举行的情况简介所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她特别提到威尔弗雷德·贝却敌对她帮助甚大，在停战会谈行将结束时，有一天，她与他闲谈，“贝却敌先生为自己与共产党联络官的谈话进行辩解，‘我要去发现正在发生着的一切，为的是给你们这帮家伙提供信息，作临时补充’，贝却敌先生说。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他给我们提供了暂时的信息补充，正是通过他，我们才得知上午讨论的实质性问题”。
贝却敌同样帮助了其他西方新闻记者，是他告诉他们，这次谈判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他的老朋友乔冠华，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温宁顿经常遇见这位在开城谈判会场散步的神秘人物。这位诨号为“瘦子”的乔冠华周游列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和德语，像周恩来一样，他了解“中央王国”以外的世界。
联合国代表团官方发言人威廉·纳科尔斯准将警告新闻记者不要接受赤色记者对实际战线的说法，在这以后，记者们邀请贝却敌和温宁顿来到他们的营帐查看由美国军方绘制的准确的前线地图，他们要求贝却敌检查中，朝军队司令部在这份地图上的位置。他把地图带回开城，发现美国地图不准确。西方记者们觉得他们一直被纳科尔斯耍弄。于是，在8月5日，当贝却敌和温宁顿透露了共产党谈判代表建议严格按照当时的战线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消息时，他们的抱怨演变成强烈的愤慨。记者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冲向纳科尔斯，指责他隐瞒了极为重要的消息，他否认共产党方面提出过任何新建议。贝却敌和温宁顿给他们的西方同行提供了一份正式英文文本，该文本曾在前一天的谈判帐篷里宣读过。西方记者回到纳科尔斯那里，纳科尔斯好像初次接触到这一文本似的，他看完文本，然后把它解释为“一个意见，而不是一个建议”。这些长期得不到完整、准确消息的西方记者气得脸色铁青。第二天，他们的报道成了头条新闻。
到11月12日，由于李奇微没能同共产党方面达成妥协，华盛顿被搅得乱七八糟，终于，华府召集了由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参加的联席会议来解决此事。柯林斯将军提议，以总统的名义给李奇微发一个指示或命令，让他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开城问题的最后通牒。布雷德利同意发一个指示，但不要用杜鲁门的名义，因为他担心李奇微以为这意味着参谋长联席会议私下赞同他的立场，而被总统所否决。
午夜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李奇微“急待早日解决”。他将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比如放弃开城。乔伊和所有的谈判代表泄气了，李奇微则怒气冲冲，他致电华盛顿：“我以为，向共产党人宣布你们指示给我的方针，及有可能增强共产党人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随着这种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我的内心更为确信，多一些刚强，少一些柔顺，更直率地坚持我们的地位不可动摇的逻辑，这将给我们带来我们所争取的体面的目标。退让以后，我们会失去一切，我以我的全部良知力请我们坚定立场。”
那天上午，霍兹和伯克深切体会到，那两位共产党小组谈判代表的表现“如魔鬼般的高傲”，在进行了几分钟的讨论以后，霍兹说：“我们得去见一见头儿，休会5分钟怎样？”
一等到两个美国人单独相处，霍兹就说：“这两个狗杂种已经得到一些消息了，他们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他们一回到基地兵营就得知华盛顿关于接受共产党建议的命令。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命令，于是就写了一份急件，对华盛顿的指示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不能接受这些指示，否则，他们的整个谈判地位将土崩瓦解。“我们对共产党人作过许诺，我们不会欺骗他们，而且也没有欺骗过他们，”伯克回忆道，“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会接受以目前的战线作为最后的军事分界线，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正是要接受以目前的战线作为最后分界线的命令，我们不能这样干。”
那天夜里，乔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目前，第64号问题（原文如此）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坚持他们所表达的，让我们接受共产党人建议的意愿吗？或者说，他们会受到李奇微那份漂亮的（电文）左右吗？霍兹和伯克明显感到，如果我们被逼接受共产党的条件，他们就无所作为了。就我自己在将来的作用而言，我与他们具有同样的感觉。”
华盛顿接着在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这个电报并没有使李奇微感到惊异：“参谋长联席会议理解你在（你的电文）中表达的看法，并且承认，在根据我们的（电文）指令采取行动的时候会涉及某些不利条件。但不论怎样，从更为广泛的观点来看，他们以为，就谈判的第二项议程早日达成协议，这个愿望的重要性压倒了这些不利条件。”说得明确点，李奇微和乔伊将听从命令，放弃开城。
伯克和霍兹很不情愿地回到板门店，在抗议声中前往谈判。乔伊海军上将 [ cdhyy注：前一章中说是中将。 ] 也有着与他们同样的愤慨，“我讨厌这些命令，就与你们所讨厌的一样。”李奇微说：“不过，我们是军人，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已经把它说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受命做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但是，军人就得执行军人的命令。”
伯克和霍兹表示，他们将服从命令，“但这样做就使我们成了说谎者，所以，我们将离开这个代表团。”此外，伯克坚信，我方有人向共产党分子泄漏秘密。11月17日，他们递交了一份在实质上赞同共产党建议的新提议。4天以后，联合国方面提交的建议在原则上被接受。
在5个月的会谈期间，联合国军在战斗中遭受了60000人的伤亡，其中22000人为美军。杜鲁门的批评者们确信，战争是没有必要地拖延下去了。共产党最初提出的要求，即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本来会迅速实现停战。李奇微和乔伊则坚信，由于减缓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压力，以及对共产党方面做出让步，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11月26日，代表团就双方的接触线达成了最后协议，该线划在由双方标注的两套地图上。次日，双方代表团在谈判帐篷内举行全体会议。在进行了65次会谈以后，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终于正式得到双方的批准。
虽然，共产党人被迫在三八线上做出退让，但是，明确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使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人明智的拖延战术，使他们有时间构筑一条横贯朝鲜的极为坚固的防线，而这使得联合国军难以在地面上持续不断地施加军事压力。
现在，双方代表团面临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执行停战协定的机构，这个问题远比刚刚解决的那个问题来得更棘手。
第35章 “我赞同李奇微的立场”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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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末－1952年2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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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就军事设施问题重新开始了冗长乏味的讨价还价。联合国方面试图使交战双方都不要增加，特别是兴建机场方面，因为联合国部队绝对把握了制空权，而共产党方面则决心在休战期间加强其空中力量。在经历了为期一周毫无结果的争吵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海军上将乔伊把停战谈判列入议事日程，并继续讨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战俘的命运。
小组谈判代表于12月11日举行会谈，在谈判桌上，共产党一方有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将军，和一名中同军官柴成文；谈判桌的另一方是年轻的陆军上校乔治·希克曼和海军少将鲁思文·利比，利比是代替当时还在美国的伯克与会的。像伯克一样，利比也是机智聪明，反应迅速，而且阅历颇深，是个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希克曼的好搭档。他们在会谈中提出共产党是否准备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战俘营。
李相朝认为重要的事不是交换资料，而应该立即释放所有的战俘。脾气暴躁的利比马上责问道，为什么共产党人拒绝日内瓦公约所要求的交换战俘资料？“难道这就是你们对我们提出的正式建议的答复吗？”
李相朝则强调，他们准备在签署停战协定30天之后释放所有战俘，“这不比交换资料或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更为迫切吗？”
利比和希克曼措词强硬，坚持要求得到战俘资料和由红十字会进行检查。第四天，这两位固执的美国人正式要求共产党人根据日内瓦公约，承担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世界人民在期待着回答，好释去人们对目前战俘状况的担扰。
李相朝反驳道，我们还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联合国军司令部怎么能用它来要求我们呢？“在实现停火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什么还不解决战俘问题？如果我们不答应你们毫无理由的要求，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看来就不会有停火的诚意了？我们能相信吗？”
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后，在12月底的第16轮谈判中，利比和希克曼把他们自己的战俘名单放在了谈判桌上，并正式提出要当场进行交换。共产党方面拒绝了。
毛泽东对谈判做出了指示，要求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不要急于表露出想停战的意向。谈判代表拟在年底争取达成协议。“赢得和平是好事，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有计划的拖延。”他没有料到战俘问题会成为板门店谈判的重要问题，所以在震惊之余，他意识到该考虑新的方案了。
在华盛顿，海军上将伯克在拒绝了继续担任谈判代表之后，获得了15分钟的机会向杜鲁门总统禀告朝鲜战况。总统提出问题并认真地听取他的汇报。突然，直率的伯克大声说道：“总统先生，到底是谁？是您在下达这些命令吗？”
“不，我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法。”
“谁最先提出的？”
“国务院。”
“国务院中的哪一个人？”
“确切地说，我还不知道。”
“总统先生，我们政府中的一些人泄露了情报，因为我了解到在我们之前共产党人就搞到了我们命令。我们无法证实它，但是我知道这一点。”
15分钟之后，“先生，我的时间到了，”伯克起身告辞，但是总统挽留他再谈一会。“总统先生，李奇微上将是个很出色的人，为使我国获取最大的利益，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是还没有人注意到那些建议。”
“是啊？我同意你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得不做一些对政府整体更有利的事情，这是他所不能完全理解的。”
“这就是了，先生。”
“好吧，我赞同李奇微的立场。”
2
11月中旬以来，板门店笼罩在争吵不休的气氛之中。第8集团军的总律师詹姆斯·汉利上校，在釜山召集朝鲜当地记者，发布了战争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消息。次日早上，赫然醒目的大标题“美国揭露共产党在朝鲜残杀5500名美军战俘”出现于报端。两天之后，死亡人数上升到6270人，美联社据此发表另外一条轰动新闻：“被共产党屠杀的美国人数超过了1776年死亡的人数”。美联社新闻称：“一位联军高级军官今天说，在朝鲜，共产党人谋杀了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撕开了共产党阻挠朝鲜停战会谈的面纱。”
紧接着这些大多都是推测的新闻之后，军方电台开始不时地向部队广播有关详细情况，部队中许多人早已不满意目前谈判的缓慢进程。李奇微对汉利送给报界的消息一无所知，他后来对新闻媒介做出了如下正式声明：“把与我们在朝鲜作战的那些军队的领袖们的道德原则公诸于我国人民和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这是他聪慧的作法，也是不可思议的作法，或许这是上帝的选择……也许难以找到其它的办法或采取别的方式来消除我国人民对共产党人所愿意使用这些办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的怀疑。他们试图以此摧毁自由人民及其为之恪守的信条。”他希望公众意识到发表汉利的报告“当然与现阶段的停战谈判没有任何联系”。
一些西方新闻记者怀疑汉利报告的准确性。《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报道说，目前的形势变化令人难以捉摸，“几天以前，好像在停火问题上就已达成妥协，当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发言，攻击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连野蛮入都不如’。在此之后，就是在停战谈判的关键时刻，公开发表了汉利上校令人不愉快的报告。连在这里的官员们都承认，他们也觉得是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像有意避免在朝鲜实现停火。”
在板门店，西方新闻界人士又去找《今晚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了解事实真相。贝却敌告诉他们，汉利报告玩弄是非，纯属谎言。在战俘营的采访过程中，贝却敌亲眼目睹了美国人在那里处境良好。美联社驻东京分社负责人鲍勃· 尤恩森两天后曾就此事专访了贝却敌。他问贝却敌；“如果正如你所说，我们的战俘还活着，而且处境不错，我相信你所言。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有一位名叫帕皮 ·诺埃尔的人被俘了，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摄影师。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渠道送给他一台相机和胶卷，让他拍下俘虏们的照片，然后我们在国内的报纸上发表，这样，人们就会再次呼吁他们的归来。”
由于大多数在战俘营中的战俘都由中国人监禁，所以，贝却敌先向负责秘密地帮助谈判进行的乔冠华提出了他的想法。这位纤瘦的中国人回答道：“为什么不呢？只要美联社能冒险把相机送进去就行。”几天之后，美联社便把一台新闻照相机和大量胶卷送往北方的帕皮·诺埃尔。当板门店战俘问题开始讨论的时候，美国报纸纷纷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美国战俘在打排球、打篮球和踢足球的照片，一些地方报纸也随之登载了一些个人的照片。
贝却敌因此成了大忙人。这次是一位合众社的高级官员找到他，抱怨美联社抢在他们之前刊登了那些照片。“北朝鲜人说他们关押着迪安将军，我们的人却坚持说他已经死了。你能否给我们拍些照片来，以证实迪安还活着？”
贝却敌立即开始为被允许采访迪安和拍照而四处奔走交涉。
板门店谈判终于在12月18日取得了进展。共产党方面最后同意提供战俘材料，宣布了短暂的休会，让双方核查资料。
这一僵局的突破，对联合国部队的最高级军官战俘的生活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迪安将军在满浦以南100多英里的两间房子和两个地窑里度过了一年，在此期间，几乎完全被他的捕捉者所忽视了。“我已无法记起我是谁，我在那里，也不知道我的神志是否还算正常。”
第二天，他的监狱生活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一个姓金的朝鲜少校询问他，看他是否愿意给他的妻子写信。迪安用铅笔写了一封信，但他自己都对他的笔迹感到吃惊。“我把N写得看上去像是M，而M则写得连我都难以辨认出来。我艰难地写完了给米尔德里德的信，回头一看，乱七八槽不知所云，所以我不得不又重新写二遍。”
迪安也给他的女儿写了信，重新誊写之后，把他刚被俘不久照的几张照片也一块儿塞进了信封。那天夜里，他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睡，因为他终于有了一支铅笔。
此时，贝却敌获得了探望迪安的许可，正在日夜兼程，在一位中国摄影师的陪同下，从开城匆匆北上。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2月20日，迪安有了一位访问者，一位姓李的少将。他很友好，通过翻译问了迪安几个问题，令人将迪安床上铺的薄垫子换了条厚褥子。他还责成给换了条被单，可惜那条被单大约只有20英寸宽，7英尺半长。对于迪安来说，更重要的是把他夏天穿的衣服给换了一身由东德生产的细条子毛纺料衣服和一件衬衣。迪安身材魁伟，穿上那件衬衫连脖子上的钮扣都扣不住，袖子也太短，看上去滑稽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