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乔伊只得答复说，看来很明显，共产党方面仍不打算接受4月28日联合国军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停战建议。在返回基地兵营的路上他心里清楚，他的一揽子方案，其失败的命运已经昭然若揭。果真如此，他将不得不辞去首席代表的职务。这天的《星条旗报》上没登载慰问辞。有两版篇幅被共产党提供的图片占得满满当当。图片上的联合国军战俘，有的正在做游戏，有的正在自由活动。这些图片旨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待他们的俘虏是多么的人道。
那天，在第2后勤司令部，第8集团军的一个军官团裁决杜德和科尔森不受指责。但范佛里特将军却建议给予杜德以行政处分，给予科尔森以惩戒性处分。克拉克对第8集团军的裁决报告极为不满，决定重组调查团前去审理。新调查团将两位准将降级为上校。由于扬特没有删除科尔森声明中那些极具危害性的言辞，调查团也一并将他处罚。陆军部对上述决定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早，波特纳接到报告，说一个志愿军战俘营正在举行大规模示威。一个美国兵开枪打死了一名战俘。这时的波特纳简直无愧于他的绰号。“由于汲取了杜德的教训，起初我决定先置身事外。后来我发现我的参谋人员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办起事来很不得力，而我以前曾同他们打过10多年交道，无论是作为朋友，作为盟邦，还是作为敌人，况且，我还是这里的总管。于是，我决定承担起责任。”
为不引起注意，他带上随从参谋，乘吉普车绕道来到中国人战俘营。他们见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在集中营里，近6000名中国战俘，人手一面蓝色或黄色小旗，正在有节奏地高声或低声吟唱着，手中的旗帜也随之舞动，在集中营外面，数千美军士兵喧嚣成一团，好像正在旁观一场大火或者争看一场演出。他们一面挥动着拳头，一面向中国人喊着粗话。
波特纳命令一个随从，二级准尉罗伯特·米尔斯，去把这伙美军的头头、志愿军战俘头儿外加一名翻译一同找来。“不要通知其他人，也不要让这帮家伙看见你。”
米尔斯带回一个谢了顶，留有一撮小胡子和一身步兵装束的人。
“谁是这里的指挥官？”
“是我。”说话者是9团3营营长罗伯特·加勒特中校。
“这是怎么搞的，真见鬼！让那些与该集中营无关的美国杂种滚蛋！”
不到半小时，加勒特报告说示威已停止。调查表明一名战俘被杀，责任在美方。波特纳派人送去20卷手纸和一夸脱红药水，让中国人制作举行葬礼用的纸花。 “我告诉他们，我将派一名美军上尉代表我出席葬礼。他们要求让7000名战俘步行去墓地，对此我加以拒绝。但我安排了一辆配有卫兵的卡车，用来运送尸体和参加葬礼的人。此后，中国战俘营再也未找我的麻烦。”
5月17日，克拉克将军通知乔伊上将，不再在巨济岛进行个人甄别。“只要可行，即派联络官通知共产党方面，说大约8万人将重归其控制。同时指明，只要他们原则上同意修正后的数字，不久即可得到一份至少不低于该数字的战俘花名册。”
克拉克的建议使乔伊及代表们大为震惊。他们答复克拉克，“我们认为，提供给共产党的任何新数字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数字。重复一下，确定的数字。而不是阁下信件中所计划的那个大约数。在我们看来这一点绝对必要。联合国军向共产党方面提交一个新的、庞大的不确定数字，必将使其倍受鼓舞，从而采取进一步的谴责行动。而由此造成的对问题的拖延，又要迫使联合国军再次增大刚刚提交的数字。总之，提交一个新的不确定数字，关系到联合国军能否坚持其鲜明的立场。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为提防将来发生大规模的暴动或逃跑，波特纳构思出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首先，逐渐控制拥挤超员的所有战俘营；第二，拆毁那些不适宜居住的战俘营和难民村；第三，将参与骚乱的战俘驱往新落成的小型集中营，每营至多不超过500人。最后一步几星期后实施，而头两步必须立即执行。“我还对战俘施以手腕，旨在使北朝鲜人与中国人相互为敌。我先到中国人那边。为诱其上钩，我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言辞迷惑他们，让他们觉得似乎他们得听北朝鲜人的。后来中国人发觉在我面前丢了‘面子’，于是，他们和北朝鲜人之间就产生了裂痕。另一方面，北朝鲜人试图压我谈判，但我需要时间来建立管理规章。因此，我让部下将战俘们写给我的信全都交到我手上。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觉得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于是大吼了一声，‘战俘岂可谈判！’结果反把副官吓了一跳。”
随着战俘营内紧张局势与日剧增，一些观察家对波特纳的推土机策略提出了抗议。美联社报道说，波特纳是以“沙袋、掩体和重新配置的火力”来支持其政策的。在各个战略据点都修筑起掩体，“每个掩体都由2至3名联合国军士兵24小时轮番执勤。车箱四周架设着50毫米口径机关枪的卡车在集中营门口警戒。22辆坦克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一俟命令下达，即可马上出击。波特纳还下令将位于集中营区角落里的岗楼向外挪移50英尺，给机枪手们以更为广阔的射击视角。”不用说，波特纳来前，岗楼是位于集中营区里面的。为避免侵扰，他就把它们移到外面。一周之内，波特纳整顿了管理局，剔除了不胜任工作的员工，动员起全部军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命令他们枪不离手。他向各个集中营下达命令，让战俘们降下旗帜，涂掉带侮辱性字眼儿的标语，并捣毁共产党领袖的塑像。不过，他往往留出一个恰当的时间，以让他们从容照办。
“我们从未使他们感到意外，”波特纳追述道，“所有的命令都以书面形式下达。有关内容不仅通知他们的头头，还通过广播让所有战俘知晓。为不暴露我们的意图，所有参加行动的士兵都是分批分步进行演习。因此，当我们发起行动时，战俘们都对行动的突然性和细微之处的准确性深感惊讶。我勒令营房顶上打信号的战俘限期撤走，他们果然进行抵制。直到从不远处射来一颗8号滑膛枪弹击中一个人的大腿，他们才最后撤离。我的下一道命令是禁止战俘们倚靠环状栅栏并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距栅栏5码以内。结果他们服从了。”
波特纳还竭力提请美国兵们注意：对他们的战俘给以人道待遇，或许能为在北朝鲜战俘营里的自己人换来较好的对待。对战俘施加过多暴力的美国兵受到惩处。由于韩国卫兵对战俘的态度极为恶劣，波特纳将他们全部从靠近营区的岗位上撤换下来。
到5月22日，神情沮丧的乔伊确信与共产党的谈判已经无望。他对其对手说：
这些冗长乏味的会谈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你方从未打算为谈判带来诚意。从一开始。你们就对会议议程百般挑剔。你们为讨价还价，不惜编造不合乎逻辑的问题，以致它们自相矛盾。当你们发现我们之间业已达成协议的履行不尽合你们心意时，你们就对其横加否认。你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杜撰出罪名，然后对我们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当所有诡计都已用尽且证明无效时，你们就醉心于谩骂和攻击。你们经常使用拖延议程，强词夺理以及矫揉造作的手法来阻碍停火协议的达成。本来，达成这样的协议，如果双方在会议桌前表现出同样的真诚，那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会议记录中没有一件事表明你方的确是出于真挚和诚恳的心愿以取得会谈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该谈判所预计要实现的目标。相反，在全世界面前，你们的行为越来越证明，你们既缺乏谈判的真诚，又缺少崇高的目的。你们之所以坐在谈判桌前，是因为你们想争取时间以重整被击垮的军队，是因为你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你们的军队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你们的本质决定了你们无法理解联合国军的正义和尊严。对你们来说，这真是天大的不幸。你们更不可理解的是，这些强大、自豪和自由的国家，正是因为强大，才这样不计牺牲而捍卫人类原则，正是因为自豪，才这样面对诽谤和欺诈而保持尊严，正是因为自由，正是因为不惧怕真理，才这样敢于说真话。你们的行为正相反。你们总是将怀疑、贪婪和奸诈转嫁到联合国军头上，孰不知这正是你们自己的惯用伎俩。你们总是从字缝里挑出字来，从别人的好心里找出阴谋。
经过数月的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终以异常坚定和不可变更的口吻告诉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决不从有关战俘问题的立场上退却。
4月28日，我方曾就双方遗留的问题向你方提出一项平等、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当时告诉过你们，现在依然要告诉你们，我们坚决遵守人道主义原则，坚决维护个人抉择的权利。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再多的争吵和谩骂都无济于事，我们决不会为其所动。至于恢复和平和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免遭涂炭，你们只要怀有一丝这样的愿望，就会对解决问题抱以诚意。这种诚意，正如我在双方第一次会议上所说，将直接决定着双方谈判的成败与否。选择权操在你们手中。
在10个月零12天以后，对我来说已无事可做。谈判已没有余地。现在，我把继续同你们交涉这份不值得羡慕的工作移交给威廉·K·哈里森少将，他将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愿上帝与他同在。
第38章 “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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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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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微一到巴黎，墙上的标语触目皆是：“李奇微，滚回去。”大都市的警察摩托车队护送着李奇微，其场面是令人难忘的。当李奇微及其夫人的车队招摇过市的时候，有一名男子突然冲开了警戒线，叫喊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但李奇微认为，这一不友好的行为无疑受到共产党人的指使，他们仍在朝鲜制造事端，此事并不反映法国人民的真实情感。
其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得了眼痛病，卧室里的光线调得十分暗淡，他在那里接待了李奇微。他们在北约谈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非正式的会谈以后，李奇微了解到艾森豪威尔的全部观点。艾森豪威尔将离开法国，参加总统竞选，他意识到，李奇微并没有解决朝鲜的问题——发生在板门店的小小的争执只是发热而没有发光。如果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决心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
乔伊因为没能达成协议而情绪沮丧，虽然他离开了板门店，但是，除了显然是难以解决的战俘遣返问题以外，他已成功地解决了所有问题，有大量的易手交换，但在很多事情上，他获得了比华盛顿所期望的更大的成功，他从来没有在每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做过让步，不论他遭受多大的痛苦，他一直设法压抑着自己的感情，总是忍耐着坚持谈判。
接替他的是威廉·K·哈里森少将，他作为谈判代表已在板门店工作了4个月，5月23日，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了这场唇枪舌战。他出生于名门望族，这一家族产生过一位《独立宣言》的签字者和两位总统。他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性情开朗。他哼着小调，以友好的微笑招呼着众人，快步跃入板门店的谈判篷。他准备去谈判——根据自己的主张。比如说，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心平气和地把下一次会议推延了4 天，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日常举行的会议时间按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长短来进行。
他确信，共产党人在打一场拖延战，“用语言而不是用武器来作战，”他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不想让我们如愿达成停战协定，以此要挟我们让步，滚回老家去。既然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就要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停战。做事应当有一定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目的，也许我们最好什么都甭干。”共产党人有一个目的，他们想主宰世界，而且不容真正的讨论商议。“当你与人进行协商的时候，你们双方都试图获得一个结果，”可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这么做的，他不准备听取共产党人的任何胡言乱语。
南日对这样一位人物毫无防备，在经过了几天反复的讨论以后，哈里森开始强硬起来，他平静地说：“显然，我能够使你相信的唯一方法，我想说的意思是起身告辞。”他和他的全体谈判代表陆续退出谈判帐篷，惶惑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身后惊讶地看着他们，哈里森识破了毛泽东拖延谈判的战术。
像哈里森一样，波特纳也是一位实干家，他决定新建一些小型的战俘营，以便把那些骚乱的俘虏隔离开来，他打算首先从最不驯服的俘虏营动手。6月10日上午 5点15分，那天正好是杜德将军获释一个月，76号营地外面，人们叫嚷着命令76号营地内的战俘以百人为一队集合起来，准备在半小时以后把他们迁移到新的战俘营去，如果他们好好配合，也许谁都不会受到伤害。一切正常进行，波特纳站在附近一个低矮的山坡上审视着现场，每一项工作，哪怕最细微的琐事部按计划做得井井有条，他胸有成竹。
一发信号弹缓缓飞向天空，187团战斗队向前开进。步枪上的刺刀闪闪发光，隆隆挺进的“巴顿” 坦克把篱笆柱子轧得粉碎，带倒钩的铁丝网轧进了尘土里，此时，催泪弹的烟雾笼罩了76号营地，步兵背着火焰喷射器追随坦克之后，然后是戴着防毒面具的伞兵来了，他们的步枪已装上了弹盒，当然，除非得到命令，他们不得把子弹推上膛。
一阵愤怒的尖叫从76号战俘营传出，很快，同样的叫喊声传遍了邻近的战俘营。战俘们用尖刀武装起来了，他们削尖了帐杆，并且手挽手地唱起悲壮的歌曲。迎着密集投来的石块和梭镖，美国军人坚定地开进。爆炸的催泪弹散发出一股股螫人的白色烟雾，从火焰喷射器吐出的火舌使建筑物燃起了熊熊大火，震荡弹击中了死硬战俘的隐蔽所。美军士兵迎着顽强的抵抗进抵到第一道阵线，并在那里停了下来。
“把他们挤到B线！”波特纳下达命令。
戴着头盔的伞兵开始慢慢地迎着越来越弱的抵抗前进。至此，大多数战俘已被催泪瓦斯熏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迈着踉跄的步子开始向中部的空地上汇集，勾住的双手按在头顶表示投降，其中有些人被那些企图继续顽抗的战俘打死或打伤。大约有1550名战俘在营地边远的角落对伞兵发起了进攻，这些伞兵是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前去集合那些战俘的，战俘们先后投出了震荡弹和催泪弹。突然间，一群约有300人组成的战俘向伞兵发起进攻，并将伞兵击退。伞兵稳住阵脚后继续挺进，他们只使用刺刀和枪托，白刃战变得疯狂起来，尽管有些伞兵被长矛或被带倒钩的铁丝击中，但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仍是一弹未发。直到6辆“巴顿”式坦克开到，这场搏斗才告结束。在这场搏斗中，41名战俘被打死，数百人受伤。美军方面有1名伞兵死亡，14人受伤。
波特纳走进依然火焰滚滚的战俘营，他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一具倒挂的战俘尸体，显然，这么做是为了儆戒那些不愿积极参与反叛的战俘。伞兵们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李学九上校，他们粗暴地把他拖出水沟。他们还发现了两份计划，其中一份是进行抵抗的防御计划，另一份是准备于6月20日结伴越狱的具体方案，这一方案号召战俘躲进深山，对一切阻挡方案实施的人格杀勿论。
波特纳的打击终止了任何越狱的企图。76号营地的6500名共产党人，在他们以500人为单位重新组合，安置在新建的战俘营时，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抵抗。77号营的战俘，他们同样献身于共产主义，可他们也是二话没说，服从了新的安置。为了防止在战俘中出现新的武器库，营内进行日常的监督，有规律地搜查违禁物品。反共的战俘被转移到别的营地，把他们隔离开来以保护其安全，使他们免遭敌人所施行的恐怖行动。不久，亲共产主义的战俘被转移到其他海岛的新建战俘营，巨济岛上的战俘便被分成两半。
波特纳的做法激怒了共产党新闻界，甚至使很多西方人也大为震惊。加拿大人通过他们的驻华盛顿大使休姆·朗，表现得尤为尖刻。这位大使经常痛斥美国人，他说只要少量的部队和军官就可把混乱的局面整顿好。
贝却敌和温宁顿也发表了谴责性的报道，他们先前在开城所写的关于谈判及谈判中的枝节纠纷的报道要比西方记者的报道更为真实。但是，巨济岛反叛事件以后 ——他们明显反映出对巨济岛大屠杀的恐惧——他们的叙述是附和了北朝鲜和中国记者的报道。玛吉·希金斯对贝却敌的变化大为惊奇，她感激他以前曾给予她的帮助，并把他看成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在，他正为共产党人滔滔不绝地发着议论。即使这样，她仍然喜欢他，就像其他许多西方记者那样。而在另一方面，温宁顿由于其傲慢自大的态度，几乎受到大家普遍的厌恶。美国人为了报复他而送给他一块蛋糕：蛋糕上插着一支用桃红色的酥皮做成的阴茎，上面刻划着这样的题词：“生日快乐，挺起你那玩艺儿！”
不论美国人干过多少好事，也不论他们受到过多么严厉的挑衅，显然，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已被他们残酷对待战俘的行径所玷污。只有联合国战俘的新闻报道通过图片显示出他们过得很快活。毫无疑问，正在赢得这场宣传战的是共产党人，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得到许可，察看了联合国战俘营，当然，他们不准进入北朝鲜的战俘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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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板门店，整个6月份过得平平淡淡。哈里森力图指望休会3天来激怒南日，但收效甚微。于是，他建议由中立国对战俘重新进行甄别，如果共产党方面还是不愿意在作过这种甄别后达成停战协定，那么，联合国军将仅仅根据战俘的宣誓，释放除选择遣返者以外的所有战俘。在共产党人签署停战协定之前，他将继续奉行他的休会策略。
7月26日，他宣布，全体会议在休会7天以后方可重新进行，这使南日颇为诧异。在南日提出异议时，哈里森尖锐地评说道：
在这几次会谈中，我们一直在声明中克制着自己，并试图做到实事求是。而在另一方面，你们所作的陈述显示出十足的虚伪，你们说，我们想扣留你们的战俘。但就我们所知，世界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那些战俘害怕回到共产党人控制下的仁慈之中而沦为奴隶。
你们说，我们践踏了日内瓦公约——一个旨在保护个人人生权利而不是保护极权统治者暴政的协定。也许，没有哪一个政府，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你们更随意地忽视或践踏日内瓦公约了。你们没有权利来提起这些道义上的问题，也没有权利提出日内瓦公约的问题。你们对我们的行为所作的声明纯属无中生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谎言只不过是共产党人进行宣传的一个典型事例罢了。
他又接着说，他的代表团将于8月3日返回，然后，他便率领他的全体谈判代表走出谈判帐篷，踏上归途。南日目瞪口呆，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哈里森手下一位名叫威廉·瓦彻的年轻代表恭贺他作了如此气势磅礴的演说。“瓦彻”，将军用他的田纳西语调慢吞吞地说：“这都不是我自己的话，是上帝把这些话语放进了我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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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萨姆斯将军和克拉克上尉为了确定关于北朝鲜流行瘟疫的传说是否属实而作了那次天真的考察以后，中国一直谴责美军在进行生物战。
美国人驳斥道，除非敌人首先使用生物武器，美国将永远不会使用这种武器。但是，美国人的反驳并不能消除中国方面的疑虑。在这种极不信任的背景下，现在，中国方面坚信，美国人确实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1952年2月8日，周恩来愤怒地宣布，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将作为战犯处理。几天后，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他们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上对美国人进行细菌战提出了类似的谴责。
3月26日，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一份电报，声明说，他的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北朝鲜的“正义立场”，“谁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在其干涉朝鲜的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必须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在它所发动的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在遭受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毁灭性的打击以后，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绝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使用各种无耻的拖延手段阻止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又无情地使用残酷的细菌战。”
周宣称，美国空军出动了448架次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散布了大量携带细菌的昆虫，企图进一步实现美国“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犯罪的、恶毒的手段，威胁中国人民的安全。”
美国方面把这些抗议看作是一派胡言。不过，北朝鲜确实发生了流行病，所以，北朝鲜人坚信，美国恶魔投掷了带毒的昆虫，这并不缺乏逻辑。难道他们用炸弹残杀全体人民还不足以表明他们的灭绝人性吗？
周恩来提交的报告清清楚楚地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谴责。一星期以后，美国飞行员，空军中尉肯尼思·伊诺克终于坦白交待，他投掷了细菌弹，他驾驶的B－26轰炸机是在2个月以前被击落的。几天以后，他的同伙约翰·奎因也坦白了罪行。“非常清楚”，他交代说：“华尔街的资产阶级战争贩子们，他们贪得无厌，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多的金钱，企图使这场战争蔓延开来，他们制造了这场生物战的可怕罪行，……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中国人民一直宽以待人，他说：“他们发给我保暖服御寒，给我送来可口的食物，还提供了被褥和温暖的住所。对他们给予的友好待遇我将永志不忘。在志愿军耐心细致的关照下，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我极为内疚，消除这个包袱，坦白悔过，使我心里得到安宁。我承认我对中朝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很显然，这份自白书的语言既不自然，又不合文理，它是在共产党的授意下写成的。
到7月份，细菌战成了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许多同家发生了由共产党策动的骚乱，接踵而至的怒潮，加上美国人在巨济岛所干的活生生的恐怖行径使得哈里森在板门店的工作几乎没法展开。“巨济岛呵！”俄国的《真理报》惊叹道，“你使我们认识到，‘文明的’美国佬甚至比残忍的希特勒分子更残酷、更无耻。达豪 [ 译者注：达豪是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8月10日在慕尼黑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建立。由150来个支营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营至少关押过16万人，支营关押过9万人。至少有3.2万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有更多的人被运往在波兰的灭绝营。马伊达内克是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东南部。1940年11月建立，最早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因冻馁全部死去。1942年秋，该营又成为犹太人灭绝营。起初几个月是将被害者在附近森林中集体枪杀，后改用专门为集体屠杀建造的毒气室。1943年11月，营内绝大多数的人被消灭，党卫军并力图消除集体屠杀的痕迹。估计死于该营的人数为20－150万。 ] 只是一个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只是一个死亡工厂，而整个巨济岛却成了一个死亡之岛。”
《真理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把美国将军称为“戴白手套的屠夫，嗜血成性者，他们借助于细菌、跳蚤、虱子和蜘蛛来进行战争，他们是从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的死亡贩子。”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博士也口诛笔伐。7月份，他从中国回到伦敦以后，在英中友协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是确凿的、无可辩驳的。”在沈阳，他看见了一些从滑冰场上搜集来的昆虫，这些昆虫被存放在试管里面，别人告诉他，这些都是被毒菌感染了的昆虫。在东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谴责美国人不仅在朝鲜倾泻了受毒菌感染的生物体，而且还在沿海捕鱼水域投放了毒药。
这些谴责更加剧了中国和北朝鲜竭力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逼供。“进行细菌战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弗洛伊德·奥尼尔中尉承认，“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这些可怕武器的严重性，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细菌战，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能享有和平。”
“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份声明的人都知道，”保罗·尼斯中尉写道，“是我的正义感、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驱使我，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的真相，我向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事实，美军正在朝鲜使用一种不人道的武器。”
除了这少数人，美国飞行员都顶住了来自中国方面极为巨大的压力。
一连几个月，中国方面都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细菌战的说法进行调查，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怀有偏见。他们完全信赖国际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富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土，包括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这样的著名人物组成。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确实成了细菌武器的目标，”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武器一直来为美军所使用，美军应用了大量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武器。”这些结论是国际科学委员会得出的，但只是勉强得出，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发现，“在各国人民发出的世界性的责难声中，这样一种野蛮的方法竟能一贯得到实施，”这难以置信。
又有3位美国飞行员的坦白书支持了共产党的断言，他们是在同一架B－26轰炸机上被击落的，这3个美国航空兵是：空军中尉、飞行员詹姆斯·E·格默，领航员、空军中尉戴维·E·彭尼和投弹手、空军中尉博比·哈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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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线的战事相持不下，但是，为了夺取铁原附近的那片荒地，双方在一个绰号叫“老秃山”的高地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互有人员伤亡。从6月6日到7 月21日，克拉克的部队死伤351人，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估计为1093人。随后，暴雨连下6天，溪涧、河流水位猛涨，桥梁被冲垮，道路或被泥石流堵塞，或被冲毁。第2师企图再次获得“老秃山”的控制权，于7月底在前线发动了一次进攻，其特点是规模小，但战斗十分残酷。
在西线边远，临津江附近的一个称作“凯利”的高地发生了
一场艰苦的争夺战。7月30日，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在第15步兵团指挥部报到。他是一位新被任命的军官。他得到指示，他的第1营集结待命，准备在早晨发起进攻。就在启程前往朝鲜之前，约翰与他父亲道别，他父亲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们没有谈及什么重大问题，但在交谈过程中，爸爸向我提出劝告：千万不要做俘虏。步兵作战时，活生生的人被迫击炮或火炮弹片击中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他耸耸肩，表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作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的儿子，我若被俘，不仅会遭受到特别残酷的对待，而且也会使共产党人借机对我敲诈勒索。”
“如果你被俘”，他说，“我估计我得退出总统竞选。”
约翰向他父亲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让他不要担心，“如果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中国军队或朝鲜军队的包围之中，我唯一希望便是信守诺言，而且我希望用我的45毫米手枪先干掉他们几个，然后同归于尽。”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营部的指挥官雷德·艾伦少校的护送下来到前沿阵地。强烈的探照灯光束穿过低空飘荡的云雾，把前沿阵地照得雪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 “勇士们头顶上白色的光柱穿过云层，反射到前线，看到他们奋战在悬崖峭壁边狭隘的泥路上，一种不安感油然而升。”他们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躺在地上的士兵，艾伦把他推醒，但这位士兵不肯向艾伦通报姓名，一怒之下，艾伦对他施行了拳脚，这也无济于事。他不理会从其他美军士兵脸上反映出来的愠怒和害怕，像老师对小学生似的转向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向你通报姓名，他就是个好士兵，若是他不愿意，那你留着他也无用处。”
艾森豪威尔一来到设在山顶的营部观察哨，就意识到已处在临近进攻的时刻，观察哨高出“凯利”高地，它居于阵地的高处，视野广阔，这使观察所看上去像一个搭在正面的检阅台，这时，3个连的士兵穿过布雷区的两条通路，黑暗的天空逐渐变得灰亮，艾森豪威尔注意到，在观察所的地下隐蔽部里，聚集在一起的不仅有营级指挥官，而且还有团、师和军指挥官，这使他大为惊异，“所有这些高级军官都出来进行观察，看一看一个加强连对一个孤立的前哨阵地发起攻击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年夏天，中国和北朝鲜加强了对联合国军战俘的审讯，这使许多战俘起了逃跑的念头。即使所有的逃亡都因逃亡者再次被俘而告流产，直升机飞行员杜安·索伦仍坚信他能如愿脱逃。英国战俘营附近有一附属建筑，他一到那里，就着手为这一冒险行动悄悄做准备，到7月下旬，他终于准备就绪。
他决定找一个同伴，并挑选了一位身强力壮的士兵、卡车司机约翰·肖。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反应敏捷，学了几句朝鲜话，而且体质也棒，肖坚持要把另一名士兵带走。索伦没有指南针，但他能够靠北斗星辨认方位，他们计划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逃跑，到那时，风雨声将有助于他们顺利出逃。
终于在一天夜里，暴风雨吼叫着袭来，索伦用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钢条，割断了横钉在囚室后窗户上的木条。
索伦在漆黑中带领他的同伙翻山越岭向某一山峰奔去，那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黎明时分，他们已逃到了山顶。雨止了，他们用了一天时间来到鸭绿江边，都已精疲力竭，零星阵雨时下时停，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决定在树林里打个盹再说。但是，第二天上午，一位朝鲜妇女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再次被俘，并被遣送回战俘营。
“你们犯了企图逃亡罪，已被捉拿归案，”战俘营的李政委说：“你们知道该如何处置？”
“你知道，一个战俘想逃跑，这算不上什么犯罪行为。”
“嗨，这就是犯罪，”李大声叫嚷着。在此以前，他一直以为索伦是一位恬静的囚徒，李接着又说：“中国可不是日内瓦协定的签约国。”
“你说你们的宽大政策比日内瓦协定还好，所以，你该知道战俘想逃跑不算犯罪。”
李气得大叫大嚷，突然，他抡起左手，一拳打向索伦。这大出索伦的意料，这一拳打得他摇摇晃晃，打掉了索伦的一颗大牙，戴在李手指上的戒指还划破了索伦的脸。即使已成这个样子，李还是叫嚷着：“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认为你想逃跑是合法的？”
索伦退回到一处被看管起来，他轻蔑地吐出那颗被打落的牙齿。“很显然，你是不希望我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只是希望我对你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沉默。”
卫兵奉命看管索伦，桌上放着以前发给索伦使用的碗和勺，“这碗我是随身带走，还是怎么的？”
李愤愤地抓起饭碗，一言不发，然后一把将碗塞给索伦。黑暗中，索伦被带到一间朝鲜人用过的房子里，这房子现在就用作禁闭室，他被带进了一间暗室，板门砰然关上，一根沉重的圆木把门紧紧拴住，暗室对面的小窗户上开始钉上木板，索伦清清楚楚地听到上钉声。他在黑暗中摸索，他摸到了稻草，于是就铺了一张床，伸展四肢躺在草床上，就在他迷迷糊糊将要入睡的时候，有一只耗子咬住了索伦的手指，他一把捏住耗子，猛地扔向墙壁，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耗子挺尸在墙根。从门缝里塞进了纸张和铅笔，还有配给他的那份米饭，有一张纸上写着这样的话：“你必须认识你的错误。”他在大半天时间里冥想着事件的经过。开始时，逃跑的事搞得如此精彩，后来，突然间出了差错，他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帮了我那么多的忙，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地方。我想到，在被俘的那段时间，我懂得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以后显然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几天以后，李政委的脑袋从门口伸了出来，他问索伦为什么一字不写。“我没有发现任何写检查的理由，我不需要给什么人写检查。”
“你必须承认你的错误。”
“我认错。”
“你把它写下来。”
第二天，李拿起索伦的检讨书念道：“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你必须把你的错误说清楚，”李说。
此事变成了一次游戏。索伦写道：“我出发了，但我没有地图，不知道是向哪儿走，我也没有指南针来辨别方向。”第二天，他承认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李敦促他写得多多益善。这时，索伦明白了敌人的用意，他用一种不自然的风格写了检查，给人造成一种在胁迫下写检查的印象，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做过什么错事。李向索伦指出，写一句话，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你必须明确写上，保证不再逃跑。”
“如果你想写这样的保证，那就只好劳驾你了。”
李果然这么做了，此举显然表明他已惯于伪造索伦的笔迹。后来，索伦被处以6个月的禁闭。
5
雨季持续到2月底，这大大妨碍了前线的军事行动。即使这样，8月份在“邦克”高地的战斗中，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也极为惨重，以致不得不搞一次紧急空运以加强兵力。玛吉·希金斯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乘吉普车来到高地的前沿观察所，她看到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上校跪在弹坑累累的路边，“他怀抱着一位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这位伤员踩响了共产党埋下的盒雷（box mine）”，造成可怕的后果，地雷炸断了他膝盖以下的双腿，“凹凸不平的弹片飞进了他的脸部和头的其他部位，也飞进了手臂和躯体，他浑身鲜血淋漓，已很难发现他身上还有（如果有的话）哪一部位仍是完整无损的。”
她目睹看这位伤员死去。上校把一件军用雨披覆盖在死者身上，然后转身对她说，“你刚从美国来，”他的表情极为痛苦，“你能不能告诉我，美国人民期望我们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看到那边的山脊了吗？在那山脊的后面，中国人在地下挖掘了火炮掩体，而他们的炮弹正毁灭着这上面的生灵，我们用两颗战术原子弹就可以把他门收拾干净。”前天夜里，该师为了拿下“邦克”高地而损失了100多人，“有些政治家屈从于某些人的压力，决定不使用这种可以拯救士兵生命的武器。我们清楚，很多人将因此而做出不必要的牺牲，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命令士兵去拿下山头，你能理解我们的感受吗？在这里看过比尔以后，你就说不出究竟哪一种武器更可怕了，这些该死的盒雷，其杀伤力就如一颗原子弹一样，而伤者濒临死亡的痛苦时间却更长。”说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唰唰地流下，玛吉的眼也湿润了。
伤亡人数在继续上升，而在板门店，9月份的头3个星期几乎没什么动静，双方都拒不接受对方的建议。哈里森认为，共产党人准备要坐等下去了。他们希望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极度疲乏中做出让步。9月20日，互相之间的抨击达到了高潮。“你们硬要扣留战俘，这个无耻的计划已经落空”，南日驳斥道，“你们再也不能以此为幌子进行欺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得不在这几次会议上求助于谩骂，歪曲真相，这只能表明你方已变得多么绝望、多么声名狼藉——这多么天真可笑呵！”他滔滔不绝地演讲着。
杜鲁门给军方以有力的支持，自愿遣返联合国军战俘必须在停战协定中得到解决，而不是在某种危险的、望不到尽头的政治会议中去解决。在共产党人大闹板门店 4天以后，他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说：“除非我们澄清指责，否则，停战对我们毫无益处。”9月27日，他写了一封私信给克拉克将军打气，信中敦促联合国军的建议应“最坚决地、无条件地”得到实施。
第二天上午，即提出最初的一揽子计划5个月后，哈里森将军简要地重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打破联合国军战俘问题上的僵局所提出的、结果却被共产党拒绝的先前的那些计划。他敦促共产党人“成熟、细致地考虑我们的建议，为此，我提议休会 10天，10月9日11点在此再会”。
但南日依然坚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送回国”，他说，仅此就可以使“朝鲜战争迅速结束”。
“联合国军司令部没有进一步的建议要提出”，哈里森回答道：“我们所提的建议依然悬而未决，联合国军代表团将不会仅仅为了听取荒谬的、虚假的宣传而来此地，因此，联合国军代表团正呼吁休会。我们并不是要终止停战谈判，只是暂时中止，我们将乐于在你们愿意接受我方的任何建议，或者在你们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你们自己的、可能会导致体面停战的建设性建议的任何时候会晤你们。”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竭尽了全力，“我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因为你们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决定休会。”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对话终于明明白白地结束了，停战的前景还是那么渺茫。哈里森和他的代表们回到了自己的基地兵营，他们打点行装，准备启程前往东京。前线也处在对峙状态，每一方都变得更为强大，而克拉克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他得使用多大的军事压力才能逼使敌人做出退让而又不会挑起大规模的战争？
第十一部 战争与和平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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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第40章 李承晚造反
第41章 和平时刻
后语
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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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3日－1953年4月1日）
1
10月3日，第8集团军从一名中国逃兵那儿得知，一场对铁原西北五英里的白马山的进攻已准备就绪。丢失此地将迫使第9军退至高地，因而使整个“铁三角”地区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进攻于10月6日开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并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然后中国军队猛攻白马山，但被韩国第9师击退。尽管损失惨重，但中国军队仍坚持进攻，只是被大炮和飞机炮火所打垮。这场战斗到10月中旬才结束，约25000名共产党军队没能击退顽强的、训练有素的韩国军队，韩国军队损失3500多人。这次胜利显然是李奇微制订、由范佛里特继续实行的强化训练韩国军队计划的结果。
在板门店的会谈突然结束后，有迹象表明中国急于达成某种协议。10月12日在北京结束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期间，中国方面的语调明显缓和了，主要强调“和平共处”，会上的发言表明，比起朝鲜战争，中国更担心日本复活。
甚至在莫斯科，朝鲜战争的重要性似乎尚不及其它问题。斯大林在北京和平会议结束三天后召开的第19届党代会上的讲话暗示对国外的冒险行动持谨慎态度。
当哈里森率联合国军代表团步出板门店的帐篷时，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党指责联合国军破坏谈判，这导致华盛顿给克拉克发了一份要他不要使用“无限期休会”一词的命令。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极力使双方回到谈判帐篷中去，但苏联人谴责美国单方面结束和谈，而后又再次指责联合国军在战俘营里的暴行。为了回击这一指责，国务卿艾奇逊在10月24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同意一个承认所有战俘有不受限制地被遣返的机会，并在遣返过程中避免使用武力的停战协定。”
然后他指出了苏联人反对联合国在朝鲜不强制遣返战俘的思想上的立场前后不一，因为苏联以前是支持战俘有权选择或拒绝遣返的。他在讲话结束时说，一俟共产党接受了非强制遣返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军就准备在板门店重开会谈。后来巴基斯坦外长对他说：“我并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势力。”
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到：“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对我们有利得多。”他描述了他关于遣返的建议。“20多个国家的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派兵去朝鲜的政府。我认为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或许会对共产党的想法产生影响。”
然而这却令在东京的克拉克将军大失所望，他在10月16日致电五角大楼：“我认为有必要制定使用原子武器的计划，”应轰炸满洲和北朝鲜。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拒绝了他的建议，虽然总统本人曾威胁过要使用这种极限武器。
这时大部分美国人对朝鲜战争和拖了14个半月多之久的毫无结果的和谈已十分厌倦，许多人准备投艾森豪威尔的票，因为他答应如果当选总统，将亲自去朝鲜，以对那个国家的情况有一确切的了解。许多人认为他办事果敢，他可以结束这场大悲剧。
11月1日，艾森豪威尔夫妇在纽约市投了票，当晚出席了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一次聚会。艾森豪威尔的医生在10点半左右催他上了床。“我睡了一小会儿，午夜之前就醒了，因为有信儿了。选举结果，我们获得了55％的选民票和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22张，以多出656万张选票的巨大优势获胜。”
11月18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拜会杜鲁门时，情况简介简明扼要。杜鲁门回忆说：“艾森豪威尔没有笑容，显得很紧张。”20分钟后，艾奇逊等人来了。“我想使艾森豪威尔及其助手们了解情况，这将有助于他们接手政府的行动，”杜鲁门说。联合国将于次日开始辩论艾奇逊提出的议案，杜鲁门建议艾克对此表示公开支持。艾克看了为当选总统准备的一份声明，但他对要说什么自有主张。然后他把杜鲁门草拟的一份联合声明过了一下目，提出对两处进行修改后，再向新闻界发表。会议在下午3点15分结束。
别人刚一走，杜鲁门便陷入了沉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直到这次在白宫的会晤，艾森豪威尔将军一直没有抓住摆在他面前的繁重的工作。会晤期间对他的态度我有些许不解。也许这次会晤使他明白了总统职位和总统职责的含义。可能他对这一长串问题和总统要面对的决策感到惧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对他在会晤的整个过程中面无表情的神态基本可以理解。但也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他也许未能抓住政府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实质，因为在激烈的党派政治中，他得到的是事实被严重歪曲的看法。不管它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着。
后来他把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写成一份坦率的备忘录。他说：“我想所有这些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杜鲁门的推测是对艾森豪威尔的侮辱。作为北约的首脑，艾森豪威尔非常清楚摆在他面前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重任，他也明白他的前任在朝鲜所犯的错误。
2
当李承晚听说艾森豪威尔要来朝鲜时，他宣布当选总统将在汉城受到热情接待——阅兵式、宴会、群众集会。克拉克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承晚要做的精心安排太过分了。“我还要让华盛顿完全明白，当李承晚得知出于安全考虑，当选总统将不能在公众集会上露面时，将对他是怎样大的一个打击。我知道会有反应的，李承晚的感情将受到伤害。”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新闻报导的范围。六个出类拔萃的记者将随艾克来朝，此外还有40－50名在现场的记者和其他从东京飞来的一架架飞机满载记者。
由于这次旅行有一定的危险性，克拉克不得不制订了保障艾森豪威尔生命安全的周密计划，同时还要帮助记者团把他这次十分重要的访问告诉全世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甚为关注。布雷德利写道：“如果事先泄露他的日程安排，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对艾克起降的机场进行空袭或派秘密小分队暗杀他。”
官方的迎接场面有意安排得很小。飞机于12月2日降落在朝鲜，范佛里特和克拉克迎接了艾森豪威尔，他的第一句话是：“约翰在哪儿？”
“约翰一大早就来，”克拉克说，并说他儿子的每一行动都受到了注意，如果让他提前来汉城，就有可能暴露整个计划。
翌日，在汉城的高级将领们向艾森豪威尔简要介绍了情况，然后带他参观了空军和地面战斗部队指挥部。4日又视察了一圈并听了情况简介。首先去的是英联邦旅，那天的高潮是父子俩同约翰营的战士们在外边共进午餐。12年以前，当父亲的指挥的也是第3步兵师第15团第1营。
在那日程繁忙的一天里，艾克亲眼目睹了业务纯熟的韩国首都师的示范表演。此间尽管天气寒冷刺骨，李承晚总统始终陪同着。
时间很快到了访问的最后一天，12月5日，直到傍晚克拉克才打电话给李承晚，问是否能立即见他。克拉克天黑后到达，他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于下午5点45 分准时到李承晚总统那儿与其道别。李承晚笑了，艾克的来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将向人民显示李是多么受到美国人的宠爱。
约定的时间到了，艾森豪威尔、他的儿子及一些官方人员出现了。李承晚与这位当选总统寒暄了几句，在艾森豪威尔准备启程时，李说：“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内阁成员。”门被打开了，里面站着一群身着自己最好的制服的朝鲜人，他们都急于见这位当选总统。
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军事指挥官们向艾森豪威尔告别并目送他驱车前往机场。克拉克不知艾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当时前线有35万中国军队和14万北朝鲜军队，与他们对峙的是35万联合国军队。随着冬天即将来临，战事突然缓了下来。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在他们的坑道和地堡内过冬，不时派出巡逻队和小规模的奇袭部队，而范佛里特则想安心地坐等谈判的新发展。
但战俘营里，战争还在继续。11月30日共产党人声称，在过去的61天里，他们有542名战俘被杀或受伤。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一些战俘也在进行他们的战争：拒绝承认他们没有犯的罪行，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人权。他们不像共产党战俘，既不抗议也不使用任何武器袭击卫兵。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企图逃跑的大多数战俘都被单独监禁着，或挤在一间小屋里，服刑3个月至3年不等。与这些人呆在一起的是拒绝学习或对那些同情共产党生活方式的“进步战俘”制造麻烦而被判刑的战俘。
战俘中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度过了一个最惨淡的圣诞节，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另一位是该联队的军械官罗伊·布莱少校。7月份，他们驾驶一架“山毛榉”飞机在一次非战斗性飞行中无意飞越了敌人的防线而被对方的战斗机击中。发动机被打坏，他们跳伞平安落地。
中国军队知道他们逮住了好东西，因为施瓦布尔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过65次夜间飞行任务并获得4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身着军服，随身带有军役证明卡、一张弗吉尼亚的驾驶执照、一张飞行保险票、他的全家福照片和一份飞行计划。几个月来他一直被单独关在一座朝鲜式尾檐下一间肮脏的披屋里。 44岁的施瓦布尔倍受折磨，被指控是一名战犯，给吃的给得很少，被剥夺了去像样的公厕的权利，也不给检查身体，饱受酷暑和寒冬之苦。除了一次“两周的反省期”外，他频频接受审讯，但从未受过刑。最后在12月底，这名联合国军高级战俘继迪安将军之后，在恐吓和威逼之下，不得不作了使共产党中意的坦白交待。
“在做出我最困难的决定以寻求唯一出路时，”施瓦布尔后来写道，“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与宁死不屈而牺牲生命或一辈子做中国共产党的俘虏相比，揭露这骇人听闻的毁谤宣传对我的国家来说更有价值，我对此毫不怀疑。”
他的同伴布莱也受到了紧张的审讯，但受到的对待更严厉，有时还被拷打。1953年1月初，他被关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泥棚里。“我只穿件单战俘服，无法暖和，几乎每天被罚立正，晚上不许躺下。不管怎样，我得在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否则会被冻僵的，因为当时的温度在华氏零度以下。我想这种对待持续了有六七天，我记不清了。由于被冻僵半截，多夜不能眠，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
一天半夜时分，他被带到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室，被告知他们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细菌战，并让他看了一份用英文写的限期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上面写明我知道细菌战这回事并参加了部分行动，我将被作为战犯送往中国，由一个刑事法庭审判，罪名是参加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细菌战。它还进一步写明，如果全部招供，我将被当作一般战俘，并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我又被带回了小屋，48小时内不给一口吃的，夜里还是不让合眼。”
最后通牒的期限将至，审讯队又回来了。布莱同意撒谎，用好几个小时重新写了口供，直到审讯官完全满意为止。“他们在决定具体让我说什么和怎么写时遇到很大困难，我没有机会反对，更没机会与他们争论。”
施瓦布尔写使共产党合意的供词用的时间更长，他们拍下了他看最后一份供词的照片。他的供词很机智地加进了战斗数据和听起来感到真实的技术术语。1953 年1月21日他在供词上签了字。这份口供加上布莱的供词，都可作为共产党的一大成功，因为联合国大会定于两天后重新开始，这两份重要的供词可在代表中传阅。
3
两周前，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曾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去金浦机场乘飞机回国，显然是叫他回去参加他父亲的就职典礼。这可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我刚获荣升。如果我走得太久的话，师里可能会另派人来的。”他以最快的方式给他父亲发了信，表示不同意回去。但没有回音，他很快启程回国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当选总统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迎接了他。
1月20日的就职典礼是在寒冷的天气和冷淡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杜鲁门严厉批评了艾克的朝鲜之行，称之为“一种煽动行为”。在那周的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夫妇拒绝了与杜鲁门共进午餐的邀请，但那天早上他们去白宫接了杜鲁门夫妇。
两位男人进了艾克的高级轿车，二位夫人上了另一辆轿车。当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时，艾克问杜鲁门是谁命令约翰从前线回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总统回答说‘是我，’我真诚地感谢了他的关心。”这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起的他们之间唯一的对话。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由世界的人民并不是历史上孤立无援的囚犯而不得不接受牺牲，因为那些把权力看得高于原则的人很快将两者都失掉。他在演说结束时说： “那么，我们寻求的和平，不止是让大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止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止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
在联邦火车站，杜鲁门夫妇发现有约5000名忠实崇拜者在等候他们。杜鲁门穿过人群，许多人想吻他或同他握手，不一会儿他的脸上就印满了口红印。杜鲁门和夫人终于挤到了火车跟前，他走进熟悉的后站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得到的最伟大的时刻，因为现在我是杜鲁门先生，一个普通的公民了，这是你们第一次送我衣锦还乡。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原则的人，这是最好的告别。和所有总统一样，他也有过错误，但即便是错了，他也仍然是密苏里独立城的哈里·S·杜鲁门。他被朝鲜战争搞得焦头烂额，部分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关的错误情报，部分是由于他坚决反对强制敌方战俘回国，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上的所有大国还不明白，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可能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艾克能结束这场战争吗？”就职典礼后的游行热闹了很长时间，此后的仪式和舞会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累极了。他面临的任务还很多。“大约在凌晨1点，这长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已是美国总统的我上床睡觉了。”
4
在朝鲜，战争还在持续，没有大的行动，只有对双方都无益的小规模行动持续不断。在1952年的空袭中，空军和海军的飞机先后63次击错目标，范佛里特对此很不满，导致了对近期的空军轰炸技术和陆军地面战术进行测验的“鞭挞行动”。这次行动选择的目标是铁原附近的“马铃薯”高地，这是“T骨”高地以东、 “怪状前哨”以北不到一英里的敌人的一个据点。先是战斗轰炸机和雷达制导的轻型和中型轰炸机对“T骨”山地带的目标进行轰炸，随后用猛烈的野战炮火直接掩护第7师的袭击部队。
支援7师312团的57野战炮兵营，在总统就职典礼日向“T骨”高地倾泻了几千发直径105毫米的炮弹。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1月24日，空军对“T骨”高地投掷了136000磅炸弹和14箱凝固汽油弹，观战的有第5航空队、第1军和第7师的将军们、约12名记者。来者都发了一份6页、3种颜色的试验说明书和一份附有主要项目的“剧情说明”。这种小册子使某些记者回想起百老汇的演出节目单。
第二天，大规模战斗开始了，由8架F－94“雷”式喷气式飞机、每架携两枚重1000磅的炸弹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它们横扫了“T骨”高地，投下了炸弹。与此同时，步兵和坦克集结待命。晌午之前，至少有3架飞机击中了敌人的目标，随后又有2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实施了攻击。
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第二步行动开始了，坦克隆隆前驶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攻击部队准备就绪，15辆支援坦克猛地冲了出去。按照计划，由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中的两架轰炸“马铃薯”高地，但第一架没炸中，第二架只向目标投掷了一枚凝固汽油弹。原来设想的由海军陆战队的8架“海盗”式飞机在空中表演最后一幕——在坦克和步兵前面施放一道烟雾——以失败而告终。有的飞机炸弹投早了，其它飞机则没有击中目标。
空袭结束后，炮兵、摩托化部队、高射炮兵和自动武器的火力向敌人的主要抵抗线发起了摧枯拉朽般的袭击。支援坦克一进入“马铃薯”高地防区就加入了炮击。现在该小约翰·阿博加斯特少尉指挥的2连2排登场了，他们将向此高地发起攻击。阿博加斯特的部队曾在相似的地形里进行过九次演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为确保成功，又增加了两个火焰喷射器小分队。
进攻的时间并没作具体规定，因为该排得等空中打击结束后才能发起攻击。将由2营营长发出进攻命令，但他的报话机坏了，阿博加斯特的部队出击晚了一刻钟。两个班开始登“马铃薯”高地的北尖，另两个班攻南尖。
阿博加斯特少尉发出一发绿色信号弹，这是让坦克把火力转向299高地的信号。2排往高地猛冲，当他们接近第一个土丘肘，上面的中国军队开始劈头盖脑地投下手榴弹。
阿博加斯特被击中，但还是爬了起来呼叫火焰喷射器。“我要爬上山顶！”他吼道，“谁跟我去？”而后他第二次被击中，伤着了右臂。一个士兵去帮他，但他说他只想休息。然而他已不能行动了，中士罗伯特·科菲接替他指挥。又甩下一阵手榴弹，科菲的两条腿受了伤。
1排开始往高地上冲，但他们很快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找地方躲起来。“雷”式喷气式飞机试图支援，每半小时投下一批炸弹，但已经攻上高地的2排却中了埋伏。第3排向高地猛攻，但却拖着许多伤员被赶了回来。团长命令停止进攻。
这场大规模的表演在哭泣声中结束了。共投掷了224000磅炸弹，8箱凝固汽油弹，支援的火炮、坦克、重迫击炮和机枪、步枪还发射了150000发炮弹和子弹。中国军队损失不到65人，美军3个排共伤亡77人。“鞭挞行动”本可以无人知晓，但一位刚刚到达的记者写的一篇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攥着三色计划单观看一场表演的报道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这幕“剧情”。
敌人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此后不久，2月11日，范佛里特的职位被陆军中将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泰勒深知艾森豪威尔希望结束惨重伤亡的战争，尽快实现体面的和平。范佛里特的任期成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争论和受挫的话题。尽管如此，不管怎样，他使第8集团军做好了万一敌人或华盛颐决定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以赢得战争时打恶仗的准备。他很不光彩地离开了朝鲜，但相信他的部队是可以在1951年春天击败共产党军队的，他的反攻曾使中国人大吃一惊。他在自传中写道；“虽然我们可以乘胜前进，但华盛顿不想这么干，国务院已经让共产党人知道我们愿意在三八线解决问题。我们不但没有接到进攻行动的命令，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即便在加强我们的防线问题上，我们也受到了在日本的远东司令部的限制，或许它执行的是华盛顿的指示。”至今仍不是没有机会，“只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给他机会，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克斯韦尔 ·泰勒将军还是能做我可能会办到的那样，尽早抓住这个机会的。”
在远东没有任何达成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我已十分了解中国红军，我的判断是：如果重新召我回去同其作战的话，我会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的。”
“如果我们从亚洲的共产党那儿撤退，我们就彻底失败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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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月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板门店的谈判帐篷里，都没有什么行动。而后在3月5日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约瑟夫·斯大林死了。《真理报》关于他的死亡的社论没有一篇提及朝鲜战争。一些专家感到，斯大林的接班人没有他那样的气概，对美国人反应的估计也不像他那么有信心，不会对美国施加太大的压力。斯大林的接班人乔治·马林科文还需要时间来建立他自己及其助手们的势力。在4天后北京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苏联大使只是简单地提到这场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已近3年的战争。
北京和平壤都向马林科夫表示祝贺，《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金日成的一段话，这段话暗示北朝鲜只希望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把朝鲜的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人民在其无私的勇敢的战斗中并不是孤立的，”金日成坚持说，“强大的人民中国派出了志愿军来帮助我们，这种帮助是斯大林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的友谊的典范。”这种讽刺性语言显然很清楚地提醒北京和莫斯科，在严酷的1950年的冬天，斯大林给北朝鲜或中国的帮助很少，只是由于中国的挽救才有了今天。
3月15日，陷入僵局的朝鲜和平谈判有了进一步的重大突破的迹象。这一天，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说：“目前在有关国家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没有有争议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
6天后，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人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这种姿态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外交圈内产生了希望，这是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平运动的开端。
3月26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完斯大林的葬礼后回到北京。两天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答复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要求时说，他们愿意执行日内瓦公约关于这方面的条款，再次建议恢复和平谈判。
克拉克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将通过板门店的联络官为交换伤病战俘进行安排，但不同意在共产党提出一揽子建设性意见或愿意接受联合国军的一项建议之前恢复全体会议。在华盛顿进行考虑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一项调和性声明，打开了迅速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通路，他建议“参加谈判的双方停战后，应立即遣返在彼此监禁下坚持回国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交与一中立国，以保证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这时停战之路似乎已经打通，但华盛顿的反应很谨慎。中国方面已经公开提出了执行其提出的遣返建议的详细计划，但周所说的“中立”如何理解，谁来决定不愿遣返的战俘的最后安置？
中国的提议在4月份愚人节那天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马林科夫宣布，“我经授权声明，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尚行为。”他还说，苏联政府“也相信美国政府会正确理解这项建议的。”
马林科夫的话进一步证明，现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决定共产党政策的是中国，停火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由于双方互不信任，相互拖延，彼此担心，相互之间理解有误，本可在两个月内解决的问题用了两年的时间。这项新的建议会不会也在一系列相互争吵中告吹并且造成不必要的更多的流血呢？
第40章 李承晚造反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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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月20日）
1
就在杜德事件之前，朱少校逃出了共产党人控制的66号战俘营，被送到釜山一个安全的战俘营。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5个月的时间里，他受到美国情报局官员的审讯，他讲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北朝鲜军队的情况，尤其是为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进行的部署。尔后中央情报局派了一名会讲俄语的文职人员来了解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为了表示感谢，这名文职人员送了朱5本学英语的书，这些书被一名认为北朝鲜战俘没有理由学英语的韩国宪兵没收。几天后，朱被投入一个关押反抗当局的战俘的监狱。
2
1953年3月初，海军陆战1师的28000名军队准备在西线迎击中国军队对其由凸凹不齐的山峰和深谷组成的33英里长的防线发动一次重大进攻。日益变暖的天气融化了大量的积雪，正在解冻的清津江使他们的供应路线变成了泥潭。中国军队如发动一场任何规模的进攻就会结束5个月的僵局。对美国国内的头面人物来说，“僵局”或许意味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西线伤亡很多。
马丁·拉斯自入伍以来，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参加步兵的战斗。他愿意打仗，最终成为海军陆战队1团1营艾布尔连第2火力小分队的一名自动步枪手。
3月的第二个星期，海军陆战队1团突然被从预备队中抽走开往“邦克”高地的前哨阵地。下士拉斯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这一带主防御线南部和北部的地形之不同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两边好像没有任何联系。这里的无人区是一大片平地，一眼可看到几英里之外。“邦克”高地看上去像城里的破烂房子，鬼才会住在里面。” 从拉斯呆的位置可以看见蜘蛛般的战壕。一大早，敌人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叫了：“欢迎海军陆战队1营的士兵们。”拉斯想，他们是怎么知道他们部队的番号的？”
一小时后，中国军队的一门迫击炮开始打出一连串炮弹。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海军陆战队给予了回击，5枚白磷光炮弹在敌人阵地前爆炸，中国军队的一门迫击炮哑了。“看着敌人的迫击炮炮口爆炸真过瘾，当知道那门迫击炮附近有一帮中国军队而我们正处于反射击的位置时真开心。”
五天后一大早，当阳光透过晨雾时，拉斯向外望去，听见战壕前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咳嗽声。“我对那声音感到很奇怪，浑身突然冷得要死，好像刮过一阵刺骨的寒风。这咳嗽声突然很清晰，就像在剧院听见的咳嗽声一样。我的枪差点儿掉到地上。我像弹簧轴似的僵硬地坐在那儿，强烈地想象出有一两个中国士兵躺在离战壕不到20英尺的地方。尽管冻得直发抖，但我仍从缝隙往外搜寻了一番，很快回到洞里，在附近看到了我想象中的画面——一个人的脑袋和肩膀。”他至少在70码开外。“你肯定能看见他——在周围淡黄色的地面衬托下的黑乎乎的侧影，这完全是由于几个月来断断续续的炮击把草木都炸光了的缘故。第一次看到中国士兵的心情异常紧张，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说法……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以致还没有瞄准就向他开了一梭子。实际上只要瞄准了，开一枪就足够了，但我怕他溜了。”
虽然整个3月份都在进攻“邦克”高地，但中国军队企图夺回战场上的主动权的计划破灭了。共产党提出恢复谈判，使得李承晚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坚决反对共产党提出的回到板门店的建议。他说和平协议将使中国军队可以留在朝鲜，那样的话，南朝鲜就会感到应该要求其所有盟军离开这个国家，那些愿意一同往北打到鸭绿江的例外。然后美国可能提供支援，用飞机、远程大炮和海军炮火在半岛两边掩护前线的部队。
艾森豪威尔觉得李承晚的信语气激烈，用词过分。“我立即回了信，努力说服他并使其安心。”在对李承晚的处境表示同情的同时，他又说双方肯定都愿意在体面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艾森豪威尔在信的结尾说，美国将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但如果李承晚政府采取不能得到美国和联合国支持的行动，这种努力将不会有什么成效。
4月11日，板门店的联络官们最终完成了有秩序地交换伤病战俘的安排，并签署了一项声明“在签署此协议十天内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的文件。经过21个月的争执后，终于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使最终就交换所有战俘达成一项协议有了希望。
代号为“小转换行动”的交换战俘行动定于4月29日晨开始。在这次行动中，将释放149名美军战俘、64名其他联合国军战俘和471名韩国战俘。一个美国医疗队和3个救护车队在板门店等待把第一批战俘运送到汶山以南15英里处的自由村。早晨6点到了第一批50名联合国军伤病战俘。
同时，有近10倍之多的共产党战俘在北面几英里处获释。当新闻短片的摄像机嘎嘎作响、照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时，战俘们大吼大叫着表示抗议。许多战俘脱下美国人给的衣服扔在地上，一些人则拒绝撒滴滴涕粉，还有的绝食，说给他们的食物里有毒。
与上述战俘们相反，联合国军战俘则温顺得多。当记者们围住他们问其经历时，许多人不大愿说，有些人只谈仍关在敌人集中营里的伤病难友们的情况。韩国战俘被转到南朝鲜的基地医院，一些美军战俘被用飞机运到日本休养治疗。美联社报道说，“今天从共产党集中营回来的美军士兵都说受到了良好待遇。”一名战俘赞扬他所受到的治疗，另一个说他呆的集中营周围没有铁丝网，每人都有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他从未见到哪名战俘受虐待。他们讲述的故事太平淡了，合众社东京办事处收到纽约发来的一封急电：“除了受虐待和引起轰动的故事外，关于归来的战俘的报道只需有限的篇幅。”
《时代》杂志的记者报道说：“在汶山的记者们催问之下，战俘们才在记者们的引导下谈一点有暴力行为的内容。大多数战俘说他们没有见到过他们的难友被虐杀或被蓄意虐待。当有的战俘在记者引导下谈及战俘营的死人事件时，一些新闻记者只管堆积‘虐杀’的数字，而不看这些数字重迭了多少。”
《新闻周报》写道：“并非所有的战俘都是大张旗鼓地回到家里的。一架美国飞机几乎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从东京飞回来的。”机上乘客的名单是保密的，“其原因是：一些乘客在东京经过‘有限的’甄别后，就被暂时列入了‘共产党宣传的牺牲品——洗脑’者的名单。”他们将被送到雾谷的陆军医院接受精神病和医药方面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