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觉得我失去了自己的认同，是那个叫“克莱”的把我丢进这个地方的，是这个人自愿来参与实验的——因为这对我而言本来就是个监狱，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是个监狱。我没办法把它看作一个实验或模拟——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所设立的——监狱。我开始感觉到我的认同正在流失，那个决定到监狱来的我，开始与我渐行渐远，似乎十分遥远。我是416，这就是我的编号，416必须开始决定该做什么，就是在那当下我决定绝食。我决定绝食，因为那是狱卒给你的酬赏；虽然他们总是以不让你吃饭当做威胁，但是他们终究必须让你吃，所以当我停止进食，我的手中就多获得了一些权利，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没办法撂倒我。他们如果没有办法让我进食，他们就只能吃大便，我的绝食有那么点羞辱他们的意味。
他开始拒绝碰他的午餐，阿内特报告说，他在无意间听见416告诉他的室友他打算一直不进食，直到他得到他所要求的法律咨询为止。他说：“再过12个小时，我就有可能会倒下去，到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屈服的。”阿内特发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礼又在背后偷讲话”的犯人，在这场绝食抗议中，看不出他任何高尚之处。
这个新犯人准备发动大胆的计划，直接挑战狱卒们的权力，他的行动潜在地让他变成不流血运动英雄，这样可能会唤醒其他乖乖遵守规则的同伴们。相对之下，5407使用的暴力方式显然不能影响这个倾向系统权力的不平衡。我希望416能有办法想出另一个更可行的方式，唤起其他同伴一起加入这个不服从行动，用集体绝食来抗议严酷的对待。否则，我担心他若只是聚焦在自己内在的需求上，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敌对。
又有两名犯人崩溃
很显然地，5407和416所引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犯人1037的妈妈是对的，她的儿子里奇确实不太对劲。自从探访夜结束、他的家人离开之后，他就越来越忧郁。他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带他一起回家，不想接受他妈妈对他所属情境精准的评估，反而选择相信他的男子气概在那时受到了威胁。他想要证明他可以撑下去，“像个男人一样”，但他办不到。就像他的室友8612和819先前的二号囚房革命反叛那样，1037似乎承载了很重的压力。我带着他到监狱大厅外安静的地方告诉他，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释放，是再适当不过的事了。他听到这个好消息时，又是欣慰又是惊讶。当我协助他换上原先的衣服时，他仍然有些恍惚，我告诉他可以拿到全额的酬金，感谢他参与整个实验，我们会和他保持联系，而其他的学生也会很快结束这个实验，完成最后的调查作业，然后拿到酬金。
犯人1037事后表示，这个实验最糟的一个部分就是：“当狱卒们让我感觉他们真正用他们自己的内在来表达想法，而不是用狱卒的角色时。举个例子，有些操练的时间他们真的把我们犯人推向痛苦的深渊，有些狱卒看起来很享受把快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
“大吉姆”，是我们研究团队给4325取的外号，看起来像是自视甚高的年轻人，事先筛选的评估也显示他在所有测量中都表现正常。然而，那个下午他却突然崩溃了。
“当假释委员会的结果快出来的时候，我很期待能够马上被释放，一知道里奇1037被释放而我却没有时，我开始感到这条路的漫无止境。这样的感觉开始侵入我的内在，我感到沉重无比的绝望感。最后我垮掉了。我晓得我的情绪比我的想象还要浓厚，我发现我原先拥有极美妙的生活，如果真正的监狱就像我走过的这里一样，我不晓得是不是能够帮助任何人。”
我告诉他我曾告诉1037的事，那就是我们会这么快释放他，是因为他的表现良好，所以他被释放是很好的事。我感谢他的参与，告诉他我很抱歉没想到这个实验对他而言会如此严酷，并且邀请他回来和我们讨论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回来，在事隔多日后分享他们在这里不寻常的体验。他收拾好他的行李，告诉我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和学生健康中心的心理咨询师谈话，然后安静地离开。
典狱长的日志中记着：“4325反应很糟，大约在下午5点30分时被释放，因为他严重的行为像是先前819（斯图尔特）和8612（道格）的行径。”这个日志擅自加入了自我的想象，并没有写出详细的事实，没有提到4325被哪个犯人或哪个狱卒所释放，就这么消失然后被遗忘。
从斯坦福监狱寄信回家
“今天所有犯人都写信告诉家人，在我们这里共度的美好时光，就如以往一样，犯人5486（杰里）重写了三次都还写不好。”狱卒马库斯报告说：“这个犯人的行为和对权威的服从，已经从在模范三号囚房的时候不断恶化。自从囚房重新分配后，5486被他的新室友给带坏了，现在他的行为举止带着一些小聪明和滑头，特别是在报数的时候。他的行为目标只有一个——破坏监狱建立的权威。”
阿内特也在报告中说明这个先前的乖乖牌犯人现在变成了新的麻烦鬼：“自从和三号囚房的4325及2093分开后，5486的行为就越来越走下坡：他变成一个爱开玩笑的捣蛋鬼，这样不恰当的行为应该适时被矫正，免得最后带领群体铸成大错。”
第三个日班的狱卒，大兰德里，也为这个心烦：“5486开玩笑似的故意把信写得歪七扭八，代表着他就是不合作，我提议让他写15封像这样的信作为处罚。”
克里斯蒂娜加入疯狂派对
星期四假释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结束商议和讨论后，卡罗为了一些急事回到城里，我非常高兴不用陪他一起吃晚餐，因为我想尽早在探访时间出现，也就是犯人们刚吃完晚餐的时候。为了那天晚上的迟钝，我得向犯人1037的母亲道歉。另外，我也希望和委员会的新伙伴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有个轻松点的晚餐。克里斯蒂娜最近才刚从斯坦福拿到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正要从柏克莱助理教授开始她的事业，也是十年内第一位受雇于柏克莱心理系的女性。她就像是静水中的钻石——聪明、稳重、沉默寡言。克里斯蒂娜曾经是我的课程助教，也是这项大计划的共同研究学者，更是我几本书非正式的编辑。
即使她没有耀眼的美丽，我大概也会对她着迷，对一个从布朗克斯区来的穷小子来说，这个高贵的“加州女孩’无疑会是心目中的美梦。可惜的是，以往我必须和她保持距离，为帮她写的推荐函避嫌。现在，她已经得到了以她实力应得的工作，我可以公开地追求她了。我没有告诉她太多有关这个监狱研究的事，因为她和同事、其他研究生已经排定程序，要通盘评估工作人员、犯人和狱卒：明天就是星期五，已经快到达成我们预定两个星期的一半。我觉得她不会喜欢下午在惩戒委员会看见听见的事情，但她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会让我心慌意乱的话——根本什么都没说。我们可以在稍后的晚餐桌上讨论她对卡罗的看法，同样地，我希望能够听到她在星期五的面谈信息。
神父盲而有信地履行承诺
知道这只是个模拟监狱的神父，已经在先前好好地扮演了他的角色，并且为这个假监狱添加了许多真实性。现在，无论是谁要求他帮助，他都得执行他答应协助的承诺——而且十分卖力气。麦克德莫特神父打电话给修比7258的母亲惠特罗太太，表明她的儿子如果想要离开斯坦福监狱，就需要法定代理人。其实不用他说她儿子有多想回家，她也会把他带回家，因为光是在探访夜看见修比的样子，就知道修比想对她说什么了。她打电话给她的外甥蒂姆，那个公众辩护机构的律师，要他打电话给我，和我们约定了星期五早晨时来个探访，又在不真实中再加注了真实情境的元素。我们这场小戏，如今就像改写的卡夫卡作品《审判》（The Trial）或是皮兰德娄重新修增的作品《死了两次的男人》（II fuMattia Pascal）、广为人知的剧本《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检视镜中的英雄
有时候，我们需要时间和距离才能了解生命宝贵的一课。像是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的经典台词“我能为王”。克莱416可能会这么说：“我能为英”，但在这个当头，他只想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也导致了他和同伴间的紧张关系——想反叛却没头没脑。
英雄气概也需要社会支持，我们通常会颂扬个人的英雄事迹，但如果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人，让我们无法了解他的动机，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么做了。英雄抵抗的种子，最好播种在整体大众分享的共同价值和目标。我们看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像是因对抗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在南美洲的曼德拉。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许多欧洲国家组织都提供犹太人逃离或为他们安置藏匿之处。绝食抗议常常被使用在政治目的上，北爱尔兰共和军领袖，甚至还在他受监禁的贝尔法斯特市的长基监狱（Long Kesh Prison）绝食致死，其他爱尔兰国家政治解放军也使用绝食抗议来压迫当局。”最近，许多在古巴关塔那摩未经判决就被监禁在美国军事监狱的犯人，也用绝食抗议来捍卫非法和残忍的待遇，引起媒体对于事因的关注。
至于克莱416，即使他有了一个自觉有效的对抗行动计划，却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向他的室友或其他犯人解说，以决定是否联合全部的力量，一起对抗狱卒。如果他这么做了，他的计划就会变成一统的原则，而不会被认为是个人病态坚持的事，也比较能对邪恶的系统产生集体的挑战。或许因为他比别人晚来到这里，其他犯人对他认识不多，也觉得他前面几天都没有辛苦到。但不管如何，他就是个“外人”。我想，这也许是416内向的性格导致他和同伴的疏离。他一向习惯自己面对，用细密的思虑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用在人际间的联系上。无论如何，他的反抗至少对一个犯人产生强大的影响——尽管这个犯人的监狱体验已经结束了。
杰里5486，最近被假释委员会认为是“自作聪明的人”，明显地被416无畏残酷虐待的英雄行径所影响：“我对克莱绝食的坚定印象十分深刻，我希望他可以贯彻始终。他对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在事后的回顾中，5486说：
有趣的是，当世界第一顽固的克莱416铁了心坚决拒吃他的香肠时，所有人反而对他反弹。在实验稍早期间他可能会是他们心目中的典范，因为许多人说他们要坚强起来绝食抗议冲撞体制，但是真正有人拿出胆子来做时，他们却反对他。他们宁愿日子舒服好过一些，也不愿看他坚持他的正直。
杰里5486记录着416和7258间的冲突如何让人不快，“在修比和克莱之间，就只有香肠和女朋友。”稍后，他有了比较好的观点来解释这场冲突，但是他没办法在事情的当下看清事实的真相，采取行动来干扰和制止他们：
我发现所有人都对整件事情敬而远之，不论是他们自己受苦还是其他人受苦。看他们竟然这么想实在太让人难过，特别他（修比）没有发现这点，他之所以见不到女朋友其实是“约翰·韦恩”的错，不是克莱的错，（修比）吃了饵上了钧，巴不得把克莱碎尸万段。
同时，刚从禁闭室回来的克莱416好像打坐那样，也让保罗5704以他为荣，不过我们不晓得，他是否知道克莱用禅宗的方式静坐只是为了让自己心情平静。
我不断地冥想，举个例子，当我拒绝晚餐时，狱卒（柏登）把全部犯人都放出囚房，试图骗我探访夜就要取消了，这些鸟事，我早就计算过不会发生的，但是我并不确定，只是计算可能的几率。我盯着法兰克福香肠滴出小水滴落在我的锡盘上发光，我只是看着小水滴，专注在我自己身上，我水平于天，垂直于地，没有人可以打扰我，我在黑洞中有了宗教的体验。
这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在他被动的对抗中发现了他内在的和平，控制了自己的身体，引导他避开狱卒。克莱416用行动展现了他的个人意志，战胜制度的力量。
在一个得势的晚班狱卒前拒绝食物，让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满足。触怒他们（狱卒赫尔曼）让我很开心。在被丢到黑洞的那天晚上，我欢欣得意，因为我感到我有所得，确信我可以消磨他的气焰（过去我也曾经这么对付他）。我惊讶地发现，我在禁闭室里头更有隐私——真是奢侈。他对其他人的处罚与我无关，我一把赌在这个情境的缺点上，我知道，我算计过，受访的权利应该不会被夺走，我已经准备在黑洞中待到隔天早上，说不定要到10点。在黑洞里，我离我所熟悉的“克莱”好远，在那个当下我是416，也情愿和骄傲着自己是416，我对这个号码产生认同，因为416发现对这个情境有他自己的反应。我感到不需要再紧抓着我旧有的名字不放。黑洞中只有一个由上而下、衣橱门的四英寸小细缝可以透下光亮，我光看着这小小的光亮心中就充满平和，这是这座监狱里最美妙的事情，我指的不是单单看着它，而是深入的透见。当我在晚上11点左右就被释放，并且回到床上时，我感到我赢得的，就是我的意志，到目前为止，远远比在黑洞时内在意志更加坚定。那晚我睡得很沉稳。
没心没肺的家伙
科特·班克斯告诉我，所有狱卒之中他最不喜欢也最不屑的就是柏登，因为他现在就像是赫尔曼的小跟班，仰赖那个大个头的鼻息。我也这么觉得，即使从犯人的观点来看也对，他是最不顾犯人的精神是否完好的一个。有个工作人员无意间听到柏登自吹牛皮，说他前一晚勾引了朋友的太太。他和其他三个朋友是固定每周的桥牌搭子，过去他虽然暗恋这位二十八岁、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始终有色无胆、不敢有所行动，直到现在！或许是因为现在他尝到权威的快感，因此给他了勇气去欺蒙好友、勾搭好友的太太。如果这是真的，我就真的没有喜欢他的理由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的母亲是由德国纳粹屠杀中逃出来的难民，让这个复杂的年轻男人在我们的评估单上加了一点正面分数。柏登的值班报告，令人惊讶地详细描写了例行性的校正行为。
我们的权威管理有了危机，这个反叛（416的绝食）潜在地侵蚀了我们对其他人的控制基石。我必须知道每个号码的习性（很有趣的是他叫他们“号码”，公然露骨地羞辱犯人）；我在监狱里时，使试图利用这些信息扰乱他们。
他也指出他和其他狱卒缺乏后盾：“真正的问题开始于晚餐——我们重视监狱中的威权，希望能够控制这次反叛，因为我们担心他不吃东西……他们却看起来心不在焉。”（我们承认，没有提供监督和训练的确有罪过。）
我们对狱卒柏登的负面印象，在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又扳回一城。“我没办法忍受他（416）继续待在黑洞里头，”他说，“看起来很危险（我们同意禁闭时间最多一小时），我和贾菲争论，然后安静地放新犯人416回到他的囚房。”他补充，“但是为了给他一点教训，我要他带着香肠睡觉。”
这件柏登所做的善事，从杰里5486那儿得到了证实。5486率先自愿放弃他的毛毯，让给克莱416使用：“‘约翰·韦恩’的大声嚷嚷、满口胡说让我很不舒服，（柏登）知道我同情克莱的处境，而告诉我他不会让他待在那里一整晚：‘我们会在大家睡着之后尽快放他出来。’他轻声细语地跟我说，接着就又回去开始假装他是个冷酷无情的男人。好像他在暴风雨来袭之际，需要说出一些真切的实话。”
也不是只有杰里5486站在416的角度看事情，但只有他觉得遇见克莱是他碰到过最棒的事：“我看见一个男人中的男人，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为了达成目标愿意忍受任何事。他是唯一不会出卖自己灵魂的男人，不妥协，也不会因此而被击垮。”
在小夜班的值班报告里头，柏登注记着：“剩下来的犯人里没有‘团结’这两个字，只有5486还在要求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我同意，基于这一点，杰里5486的确比其他犯人更值得尊敬。）
这个紧张状态持续许久的经验，增进了我对复杂人性的欣赏，因为当你以为你了解某个人，最后却发现，你只是在有限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中看到他们内心当中小小的一面。当我也开始尊敬克莱416，因为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压时，他惊人的意志力，我发现他并不全然是神人。他在最后的面谈中告诉我们，因为他绝食而导致其他犯人受罚的想法：“如果因为我尝试要出去，而狱卒因此制造一个情境让其他人变得很难过，我才不吃这套！”
他的朋友杰里5486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观点，来解释监狱中这个他身在其中，且迷失其中的复杂心理游戏：
实验进行越来越久，我只能以这段话来解释我的行动：“这只是场游戏，而我晓得且我可以轻松地忍受它，他们不会影响我，我会完成这个活动。”这对我来说还好，我开始享受这些事情，计算我赚了多少钱，并且为我的逃脱作计划。我感到我的脑袋清楚无比，而且他们没办法让我沮丧，因为我和他们完全分离了，我只是看着事情发生，但是我发现不论我的脑袋多么冷静，我的犯人行为常常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不管我对其他犯人多么开放友善且热心助人，我依然在内心里运作一个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宁可麻木不仁也不能同情心泛滥。我在这样分离的状态下过得很好，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样的行为常常伤害其他人。我不但不回应其他人的需求，还假设他们也像我一样处在分离的状态，而且可以感同身受我这样自私的行为。
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克莱（416）和他的香肠一起关在禁闭室的时候……克莱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在绝食事件中是站在他那边的。当其他犯人也试图叫他吃东西时，我觉得我必须在晚餐饭桌上帮助他。当他被关进衣橱时，我们被叫去对着黑洞大叫，且用力敲打黑洞的门，我也跟着别人这么做。我的简单合理解释是“这只是场游戏”，克莱知道我站在他那边。我的行为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只好继续迁就狱卒。之后我才了解，那样不断地吼叫和敲打，对克莱而言是多么无情。我竟然在折磨我最喜爱的人，而且只是用这样的话来合理我的行为：“我只是肉体上跟着行动，他们还无法控制我的想法。”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别人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我的行为会怎么影响他？在狱卒面前我对他们有责任，我必须分离我的想法和行为，我可能会因为做了某些事而导致大家都受罚，但只要我将责任转向狱卒们就可以。所以我在想，或许当在实验时，你没有办法如此清楚地将心灵和行为分开——我不因此感到沮丧，我不会让他们控制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回顾我的所作所为时，他们似乎强势且微妙地控制了我的想法。
“你对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
星期四最后上厕所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开始，克里斯蒂娜在假释和惩戒委员会结束后，到图书馆开始安静地处理她的部分工作。她接着要到监狱进行第一次访问，所以开车到校园附近的城郊购物中心载我，打算和我到斯蒂克尼餐厅吃有点晚了的晚餐。我在警务长办公室重温一次隔天大量面谈所需的资料时，看见她和一位狱卒聊天，谈话结束后，我招手向她示意来我办公桌旁的椅子坐下。
后来她也描述了她这段“奇妙地遇见了一位特别狱卒”的经验：
1971年8月，我刚拿到我在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当时我和克雷格·黑尼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准备开始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助理教授新工作，当时的相关背景应该还包括我和菲利普·津巴多坠入情网的事，我们甚至开始考虑结婚。
虽然我曾经从菲利普和其他同事那里知道监狱模拟实验，但我没有参与前置作业或刚开始正式模拟的日子。一如往常，我想我会越来越感兴趣，或许有天也一起加入行列，但是我当时正在搬家，我的重心放在准备教学工作上。然而，当菲利普询问我时我也答应了，就当帮个忙，协助执行一些和研究参与者面谈的工作……
当我走下通往地下室监狱的阶梯时……我选择大楼的另一角，也就是狱卒们通往大厅的入口；大厅入口边有个小房间，是狱卒还没有勤务或已经脱下制服时，稍作休息的地方。我和其中一个等待值班的狱卒谈话，他非常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个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有一名研究工作人员认为我应该再看一下大厅，因为新的±夜班狱卒要来了，而且是恶名昭彰的“约翰·韦恩”。“约翰·韦恩”是他们给这个狱卒取的绰号，是里头最引人注目又最凶狠的一个，他的名声已经以各种形式传到我耳中。当然，我非常希望能够见到他本人，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特别受到这么多人的注意。当我就地观察情况时，我非常非常震惊——他就是刚刚和我聊天的那个“超级大好人”。才不过几分钟，他就好像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衅。刚刚我才对话的那个人，现在有了如此惊人的转变——只是因为踏过真实世界和监狱大厅的那条线，他就立刻转变了。在他军事风格的制服之下，手中握着警棍，乌黑且银光反射的太阳镜遮住他的双眼……这家伙俨然是凶狠、严肃、出色的全职监狱狱卒。
就在刚刚，我看着大家被链在一起上厕所的行列经过警务长办公室敞开的大门，一如以往，他们一个一个被脚踝的锁链串了起来；大纸袋盖住了他们的头，每个犯人的手臂都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由狱卒小兰德里引领整个队伍。
“克里斯蒂娜，看这个！”我大喊，她抬头一看，马上又低下头。
“你看到了吗？你会怎么想呢？”
“我已经看见了。”但她还是撇开视线。
她的漠不关心，让我很吃惊。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没发现，这是个人类行为的严厉考验，我们看见了先前没有人见过的情境。你怎么了？”科特和贾菲也加入劝说她的行列，她却没办法回答我。她情绪非常痛苦，眼泪滑落她的脸颊：“我要走了，晚餐就算了吧。我要回家了。”
我追着她跑出来，和她在乔登大楼心理系馆前的阶梯上辩论。我质问她，如果她在研究过程这么情绪化，怎么做好一名研究者。我告诉她有一打人来过这个监狱，却没有一个像她有这种反应。她很生气，不在乎是不是全世界都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对她来说错就是错，男孩们在受苦，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者，我个人必须担起他们受苦的责任，他们不是犯人，不是实验受试者，他们不过就是男孩们，年轻人，而他们被其他在这个情境下失去道德指针的男孩们羞辱着。
后来，她充满智慧和怜悯心来回忆这个强烈的冲突。但是在那个当口，却像一日掌打在我脸上，把我从过去一个星期每天日夜在做的噩梦中打醒。
克里斯蒂娜回忆：
大约晚上11点时，犯人们在睡前被带到厕所。厕所在犯人大厅外，为了不让犯人见到监狱之外的人和事物，打破整个创造的环境，所以上厕所的例行公事就是把纸袋套在犯人的头上，这样他们就不能看见任何东西，并且还将他们锁在一起，才带他们走出大厅，经过锅炉室到厕所再循原途折回。这也给了犯人一个大厅距离厕所很远的假象，其实只在玄关转角附近罢了。
克里斯蒂娜继续她对重要的那晚和现实交锋的回忆：
当厕所之行在星期四深夜开始时，菲利普兴奋地告诉我，应看看先前我所读过的报告中提到的事：“快，快——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蒙着头碎步行走、被锁住的犯人们，同时看见狱卒大声地训斥他们。我很快地转开我的视线，完全被令人胆颤作恶的感觉所湮没了。“你看见了吗？快来，看——很吓人的！”我没办法承受再多看一眼的压力，所以我迅速地回了一句：“我已经看到了！”那引起了菲利普（和其他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一阵讨伐，他们认为我出了问题。极佳的人类行为揭示在眼前，而我，一个心理学家，竟然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不敢相信我的反应，认为我可能是对这个没有兴趣。他们的评论和嘲笑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和这个男性世界格格不入的女性。除此之外，看见这些可怜的男孩们在非人性的对待下饱受折磨，也很让我反胃。
她也提醒了我们先前的冲突和初衷：
没多久，我们就离开监狱了。菲利普问我怎么想这整个实验，我确定他很期待我会与他展开对研究和刚刚目击事件的热切、精辟辩论。但是我却没有如他所愿，取而代之的是我爆发开来的情感（我通常是个泰然自若的人）。我生气并且害怕到哭，跟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你对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
接着才是一场激烈的辩论，这特别令我害怕，因为菲利普似乎变得和以前我认识的那个男人很不一样，以前的那个男人爱他的学生，并且处处为他们设想，俨然是大学里的传奇。他不再是那个我所爱的，温文儒雅、对于他人需要（当然对我也是如此）十分敏感的男人。在此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大吵过，这也让彼此不如以往亲近，那时的我们，似乎分别站在深渊的两边。突如其来且令人震惊的菲利普的转变（和我内在的转变）威胁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记得我们争吵了多久，只觉得很久而且令人痛苦不堪。
我唯一晓得的是，最后菲利普因为他这样对待我而向我致歉，也了解是什么在慢慢地影响他和研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内化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监狱价值，这让他们离人性的价值越来越远。在那个时间点，他面对身为一个监狱创办人的责任，并且决定要终止整个实验。午夜刚刚过去，他决定要在早上就终止实验，在联系过先前释放的犯人后，他呼叫所有的值班狱卒和犯人，请他们提供完整的报告日志，而他们每个人都答应了。这个沉重的负担也从他、从我和我们的关系中移除。
你是公骆驼，现在拱起背峰
我回到碉堡中，为了终于可以放下心中大石，甚至为了中止这个研究而高兴不已，我等不及和科特·班克斯分享这个决定，这个男人日夜负责巡视摄像机，不管他是否有家庭得照顾。当他目击了我不在场时的情境时，高兴地告诉我他也正想建议中止这个研究，越快越好。我们都很遗憾克雷格今晚不在这里，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中止游戏的喜悦。
克莱416在我们认为是严厉考验之后的冷静举止，激怒了赫尔曼。赫尔曼仿佛永无止境地让他们报数直到一点钟。这些逐渐缩小成五人团体的沮丧犯人（416、2093、5486、5704和7258），有气无力地面墙站着，背诵他们号码的规条和歌曲。但不论他们做得再好，总是有人会以各种方式被处罚。他们被吼叫、咒骂而且被迫辱骂彼此。“告诉他，他是个眼中钉。”赫尔曼大喊之后，换一个个犯人接着下去说，紧接着，昨晚的性骚扰又开始冒了出来，男性荷尔蒙到处飘荡。赫尔曼对着他们全部人咆哮：“看到那个地上的洞了没？现再做25下俯卧撑，‘操’这个洞！你们都听到了！”一个接着一个，犯人们在柏登的强迫下照着命令这么做。
“约翰·韦恩”和他的跟屁虫柏登简单讨论后，又设计出新的性游戏。“好，现在请注意！你们现在要变成母骆驼，过来这里弯下腰，手要碰到地。”（他们这么做就会露出赤裸的屁股。）赫尔曼看不出有什么高兴的样子，“现在你们两个，你们是公骆驼，站在母骆驼后面‘激怒’他们。”
这个双关语让柏登咯咯傻笑，即使他们的身体完全没有碰触到，但是无助的犯人的动作就好像在模拟鸡奸。终于，狱卒们回到他们的休息室，犯人也被打发回房。我清楚地感觉到我昨晚的噩梦现在成真了。我很庆幸现在我还能控制住这个局面，而且早上一口气就结束它。
很难想象竟然只在五天内就发生这样的性羞辱，这些年轻人全都知道这只是个模拟监狱的实验，此外，一开始他们也都知道“其他人”跟他们一样是大学生，只是随机被分派到两组扮演这些对比的角色，两个组别没有任何与生俱来的差异。开始时看起来他们都像是好人，当狱卒的人知道，只要随机分派的硬币换个面，现在就可能是他穿着囚衣，被这些原先受他虐待的人所控制。他们也很清楚，对手并不是因为犯下任何罪行而该得到如此低贱的地位。然而，有些狱卒还是转变成邪恶的加害者，其他的狱卒则顺其自然、间接被动地造就他们的恶行。也才会有正常、健康的犯人在情境的压力下崩溃，而剩下幸存的犯人们，都变成了如行尸走肉的跟随者。
我们身在这艘人性的探索船上，对这个情境的力量有更直接且深层的探究。在其中，只有几个人可以抵抗情境的诱惑，不向权力和威权低头，同时又维持住一些道德和宽容的样貌。相形之下，我的地位显然并没有那么崇高。
第9章 星期五：淡出黑暗
结束我们的监狱生活之前，还有几个小时得处理很多事情。科特、贾菲和我已经忍受了闹哄哄的一整天，此外，天亮前我们还得决定所有流程的安排，包括听取汇报、最后的评估、酬劳的支出和个人物品的领回，还有取消原定明天下午要来帮忙我们与实验相关人员面谈的同事们。我们也必须取消学校餐厅的自助餐服务，退回向校警借来的吊床和手铐，还有许多其他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要当两个人用，必须继续监视大厅，只能小睡一下，安排最后一天的行程。我们会在公众辩护律师参访之后，立即公布实验的最后结果。早上的行程已经安排好，很适合让我们回顾整个实验。我们决定，在我直接告知犯人这个好消息之前先不让狱卒知道，我猜想狱卒知道研究竟然要提早结束会非常生气，特别是现在，他们已经相信可以完全控制住情势，而且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只要稍做修正就能够得心应手。他们已经学会怎么当个“狱卒”。
贾菲会联络五个稍早释放的犯人，邀请他们下午回来和我们一起总结汇报，并且领取补足一整个星期的酬劳。我必须告诉所有狱卒，要么就在下午时间都过来，不然就是先等“特别事件”召唤再过来。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星期五参与过局外人的面谈，狱卒也许期待着什么新的元素，却一定料想不到，他们的工作竟然会突然终止。
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下午1点钟会有约一个小时的犯人们汇报时间，同样地，接下来狱卒们也会用掉约一个钟头，最后才是所有狱卒和犯人齐聚一堂。当前一组忙着听讲时，后一组会完成最后评估的表格，拿到他们的酬劳，并且有机会保留他们的制服当纪念晶，当然也可以选择归还。如果喜欢，他们也可以拿走大厅里头我们设置的任何标记，每个人都可以很快地借助观看实验的录像，用一个比较客观独立的视角，来跟其他人讨论他们的感受。
我在楼上的教授办公室折叠床上打了个小盹，这却是我这星期睡得最熟的一次。我要大夜班的狱卒让犯人睡个好觉，尽量减少任何对犯人的敌意挑衅。他们耸耸肩，点头答应，表现得就像爸爸不让他们在游乐场玩，让他们很扫兴的样子。
星期五的最后报数
这是一整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犯人被允许可以不间断地睡足六个小时，他们累加的睡眠债，应该已经以复利方式加成累积了不少。很难评估每晚频繁地中断睡眠和做梦，会对他们的心情和想法造成多大影响，想必影响甚巨。较早被释放的犯人们的崩溃情绪，大概也会被夸大成因为他们的睡眠干扰。
现在是清晨7点5分，报数只以无伤大雅地大声喊出号码的形式持续丁十分钟。接着提供新鲜的热早餐给剩下的五位幸存者，不出所料，克莱416还是拒绝吃任何食物，即使其他犯人好声好气地鼓励，他还是不为所动。尽管我叫他们要好好地对待犯人，狱卒们仍然强硬地处理克莱的持续绝食。“如果416不肯吃他的早餐，那么每个人都要做50下俯卧撑。”克莱416虽然双眼一直瞪着餐盘，却仍旧动也不动。凡迪和赛罗斯试图强迫喂食，硬塞食物到他的嘴巴里，但很快就被他吐出来。他们要5704和2093帮忙，但还是没用。克莱416被带回囚房，强迫他和他的晚餐香肠“做爱”，赛罗斯命令他爱抚它们，抱它们，并且亲它们。克莱416全都照做，但不吃就是不吃，一口都不吃。对于416的反抗和不顾虑同伴的狭窄心胸，狱卒凡迪很不开心。凡迪在他的日记中记着：“当416拒绝吃东西时，我又一次气炸了。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让食物通过他食道，即使我们叫其他犯人试着帮忙也是没用。赛罗斯叫这个犯人对他的隔夜香肠又抱又亲的缠绵，我想没有那个必要，我才不会叫犯人做这种事情。”
那么，狱卒赛罗斯又怎么看他自己的这个行为呢？他的日记写着：
我决定时他强迫喂食，但他还是不肯吞进去。我让食物沾满他的脸，慢慢从上头滑落，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做的，我讨厌自己强迫他吃东西，我恨他不吃东西，我恨人类行为的真面目。
日班如常在早上10点到来，我告诉领头的狱卒阿内特，由于法定代理人即将到来，他们必须冷静、成熟、稳健地按照规定行事。尽管克莱416以禅修冥想稳定情绪，表面的平静还是有些奇怪的改变。阿内特在他的日班值班事件报告中写着：
416非常神经质，我带他去厕所时只因为要将纸袋拿下，他就急忙抽身，不让我靠近。我告诉他我不会带他去别的地方做什么（因为狱卒们常常心怀不轨），只是要让他上厕所，但他还是非常紧张，很怕再被处罚，甚至连进厕所时都要我替他拿着香肠。上完厕所后马上就从我手中拿回香肠，因为另一个狱卒命令他随时都要带着。
公众辩护律师的对与错
我只见过蒂姆一次，而且时间很短。他是在当地公众辩护律师所工作的律师，很好奇也质疑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外甥而浪费宝贵的时间，显得心不甘情不愿。我向他说明这个研究的特色，也告诉他我们执行实验时有多么严谨，请他好好看待这件事情，说不定，他以后也会有代表一群真正犯人的机会。他同意，并且先单独见过他的外甥修比7258，接着才是其他犯人。他也同意我们在一楼实验室，也就是假释委员会开会的地方，秘密录下整个过程。
这两位亲戚见面时，小心翼翼的见外程度让我感到惊讶。没有任何征兆会让人觉得他们有亲戚关系，或许那是北欧裔美国人的方式，但是我想至少应该有个拥抱，而不是形式化的握手，“能再次见到你真好”这种客套的问候。律师蒂姆宛如例行公事地跑过一次标准流程，由先前准备好注意事项的清单一项一项地询问犯人，在犯人回答后稍做停顿，做个记录，没有任何评论，接着再依序询问下个问题：逮捕的时候有宣告你的权利吗？有没有被狱卒骚扰？狱卒有任何虐待的行为吗？在压力下喘不过气，精神上的折磨？囚房的大小和情况？合理的要求有被驳回吗？典狱长的行为，有没有不能接受的地方？有提醒你可以申请假释吗？
修比7258愉快地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他已经认定，在他的表哥完成这个标准程序后，他就可以离开这座监狱。这位犯人告诉他的公设辩护律师，狱方说他们不可能离开这座监狱，没有人可以破坏合约。这个公设律师提醒他，如果合约上有“若不参与研究就没有工作酬劳”，这样他们随时都可以离开。“有这一条，我也在假释委员会听讯时说我不要酬劳，但是没有用，我还是在这里。”修比7258条列了他的抱怨清单，还说犯人416惹麻烦的行为让他们全部人都快疯了。
狱卒们一一护送其余的犯人到面谈房间，如同以往蒙起了头。还有个狱卒开玩笑说，现在可以“掀起你的头盖来”了。狱卒离开后，我在犯人后面坐下。这位辩护律师把问修比的问题又照本宣科地问了一次又一次，鼓励每一位犯人尽量诉苦。
克莱416领先群雄，第一个抱怨假释委员会对他施加压力，强迫他认罪：他拒绝照做，因为他从来没有正式地被起诉。他的绝食，一部分是因为他想要借此让他的非法监禁引起注意，因为他没有被起诉就被囚禁。
（再一次，这个年轻人的态度困扰了我：很清楚地，他正用复杂又矛盾的方式运作他的脑袋。他在面谈中都使用法律专有名词来谈论问题，时不时就提起实验合约中犯人的权利义务和惩治的规则，就是没有提到某种“新世纪”的神秘冥想。）
克莱看起来似乎孤注一掷，想要把全部的话告诉这个真的在倾听的人。“有几个狱卒，我不想说他们的名字，”他说，“对我的行为非常不客气到了可能伤害我的程度。’他企图正式地提出控诉，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要律师建档留下证据。“这些狱卒鼓动其他犯人一起反对我，以我绝食为由，不让其他犯人见客。”他向怯生生看着他的修比7258点点头，又说：“我被关进黑洞时吓坏了，他们还叫犯人用力打门，他们自己是有制订反对暴力的规则，但我还是担心情形可能失控。”
下一个说话的人是“中士”2093。他说有些企图不良的狱卒会故意骚扰他，但是他很骄傲地声明，他们最后都没有得逞。他也据实叙述，甚至当众示范了某个狱卒命令他做很困难的俯卧撑——当时，有另外两个犯人坐在他背上。
公设辩护律师听了很吃惊，皱起眉来，认真地写笔记。然后，高大的保罗5704抱怨狱卒利用他抽烟的习惯操纵他：好人杰里5486则抱怨没有个人口味、比较像是大众阶层、分量也不够的食物，又常常少吃一餐，更被永无止境的半夜报数耗尽了力气。有些狱卒的失序行为实在太过分了，而且他们缺乏高层的监督。当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时，我有些畏缩，但是他抓到重点了——我是有罪恶感。
公设辩护律师整理完笔记后，表示他很感谢所有犯人提供的信息，并且说他会在星期一以正式的报告建档，试着安排他们的假释。当他起身要离开的时候，修比7258忽然大声说：“你不能自己走了，留我们在这里！我们想要现在就跟你走！我们没办法再撑过一个星期、甚至一个’周末！我以为你会为我和我们安排，让我们能够假释，现在，求求你！；拜托你！”蒂姆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激动发言吓了一跳，只好形式化地解释I了他的工作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有什么样的限制，而现在他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他们等等。这五个幸存者似乎都心知肚明——他们的高度期望，已经被法律上的屁话所湮没了。
蒂姆在事后的信中告诉我他对这个特别经验的想法：
犯人们要求法律权力
……为什么犯人没有办法要求法律上的实时协助，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认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产阶级白种美国人，总是没办法想象，有一天会被丢到罪犯的竞技场。而当他们发现身处那样的情境时，就会失去客观评估环境的能力，只能以他们认为的其他方式去行动。
权力让情境扭曲
……钱币贬值相较于人身自由的减少是更明显易见的（在我目睹的这场行动中）。你应该记得，在我做了假释的建议后，他们那些强烈期待被解放的渴望。这样的监禁显然完全具有渗透力，即使他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实验。很显然地，禁锢本身是痛苦不堪的，不论是为了法律上的因素或是其他原因。
注意：实验结束，你们自由了！
这个公众辩护律师的一席话让犯人们的希望破灭了，极为明显的托词让所有犯人紧绷着脸。这个公众辩护律师一一和他们颤抖的双手握别，接着离开房间。我请他在外头等我一下，接着我走到桌子前面，请犯人们注意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他们很难再有足够的动力来注意任何东西，他们希望能够迅速地被释放的希望正因这个律师非正式对待他们的困境而破灭。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所以请注意听我说：“实验结束，你们今天可以离开了！”
没有立即的反应，就连脸上的表情或是肢体语言动也没动一下，我察觉到他们感到困惑，又抱持着怀疑，好像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对他们反应的测试。我继续缓慢地且尽可能清楚地说：“我和其他研究工作人员决定结束这个实验，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式结束实验了，而斯坦福郡大监狱关闭了。我们谢谢你们扮演每个重要的角色，而且——”
欢呼喝彩取代先前的阴暗无语，拥抱、拍背，展露的笑容打破了长时间惨兮兮的脸孔。乔登大楼欢声雷动充满喜悦，这是个欢欣鼓舞的时刻，不只是幸存者由囚禁中解放，自此以后我也终于，永远地，摆脱监狱典狱长的角色。
旧权力倒下，新势力崛起
我克服了绝对权力的催化，体验了能够做什么或是说什么而能为别人带来绝对的欢欣的冲击。接着我誓言要把我所有的权力用在善的一面，对抗恶势力，帮助人们从强迫性的自我监禁中释放出来，对抗那些歪曲人类幸福和公平正义的制度。
过去一整个星期我都在使用负向的权力，作为一个模拟监狱的警务长，我被我自己所建立的系统影响。此外，我过分注重基础研究，歪曲了我该提早终止实验的判断，或许我应该在第二个正常健康的受试者情绪崩溃的时候，就应该暂停实验。当我只注重在抽象上概念议题，行为情境的力量对上个人天性的力量，我看不见背后全盘影响的“系统”，而那正是我协助创造和维持的。
是的，克里斯蒂娜确实让我明白，我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无辜的男孩们身上真是糟透了。虽然不是直接的虐待，但我错在没有阻挡虐待的发生，而我支持整个系统独断的规则、条例和程序都是促使虐待的进行。我才是那水深火热渺无人性中那个冷血无情的人。
系统包含情境，但是更加持久难耐，影响更加广阔，涉及大规模的人际网络，包括他们的期待、基准、政策，而且或许还包含法律。随着时间演进，系统有着历史的基础，可能以政治或是经济的力量结构，在它影响的领域中统治或主导许多人的行为。系统就好像引擎，发动情境，创造行为的脉络，影响在它控制下的人类行为。在某些时刻，系统可能变成一个自治的实体，脱离原先刚开始的样子，或甚至不管国家统治集团里那些表面上的管辖权。每个系统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当许多系统集合起来时就会促成一个社会的文化。
当情境确定让这些自愿的学生受试者越变越差，一些人转变成邪恶的犯罪者，而其他的人成为病态的受害者时，我竟全然被系统支配。在过去的一整个星期里，我一头栽进模拟监狱的威权人物，每个围绕在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唯命是从。我走路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唯我独大。因此，我变成他们其中之一。那样权威聚焦的角色是我以往生命中我所反对的，甚至所厌恶的——高层的权威，傲慢的老板。我还没变成像那样，我是一个友好体贴的警务长，强调一个正确的重要的原则，限制过分热切的狱卒不准肢体暴力，多少可以减轻我的良知负担。但是那也仅仅是让他们将精力转而用在小聪明，以心理折磨虐待受苦的犯人们。而兼顾研究者和警务长两个职责真的是个错误，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甚至冲突的行事议程可能会让我产生认同的冲突。这两个角色同时复合化我的权力，并且也转而影响其他“局外人”——父母亲，朋友、同事，警察、教士、媒体以及律师，他们进入我们实验的设置，但是不会改变我们的系统。这证明了情境力量抓住了你，让你毫无所觉地改变想法、感觉和行动，只是在这个系统里继续行走，自然地顺势而为，在那个时间那个当下做出回应。
当你身处一个既陌生又残酷的系统情境下，在这个人性的大熔炉中，你可能不会表现得像过去熟悉的自己。我们都相信自己的内在力量，能抵抗像是斯坦福犯人实验运作的外在情境力量。当然，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样的想法是成立的，但这就像稀有鸟类，是属于少数的，我们通常会将这样的人标示成英雄。然而，大部分人虽然也都相信个人力量能够战胜强大的情境和系统力量，并且有人有刀枪不入的错觉。但是维持那样的错觉通常会让一个人掉以轻心，无法对抗那些隐晦的、不合乎社会标准的影响力，而使得他们更加易于被操纵。
等待汇报
基于许多不同目的，我们计划好好使用简短但十分重要的汇报时间。首先，我们必须让所有受试者在不受威胁的情境下，充分表达他们对这次特别经验的情感和反应。接着，我必须厘清这些犯人和狱卒们，之所以会有这些极端行为，是出自于情境力量，而非任何个人内在的异常问题所造成。我还得提醒大家，这些参与学生，全都是经过审慎的挑选、确认为正常的健康受试者。我们目击了一切，是这些设置将他们推向极端，他们并不是大家所说的“坏苹果”。
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做一次道德的再教育，对于实验的解释便是一种方式。我们将探究每位受试者都可以自由做出的道德选择，而在那个当下他们又是怎么做出决定。我们也将讨论狱卒原本可以怎么样改变做法来减少对于犯人的伤害，而犯人们要怎么做去减少这些伤害。我已经说过，实验中有几次在剧烈伤害发生的当下，我竟没有介入，那是我个人应负起的责任。我虽然有试图节制肢体上的侵略，但是并没有适时对其他形式羞辱的行为做出修正或制止、没有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恰当的监督和关照。我对我的失职感到罪恶——姑息的罪恶。
一吐怨言
先前的犯人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混杂着如释重负又愤恨难解的表情，他们都庆幸噩梦终于结束。经过一个星期，这些留下来的犯人并没有在其他较早被释放的同伴面前展露出任何骄傲感。好几次他们就像行尸走肉般地盲从，遵守荒谬的命令，并且全然地齐声反对犯人斯图尔特819，相同地也服从命令对克莱416极不友善，对汤姆2093，我们的模范犯人“中士’，极尽揶揄之能事。
而另外五个较早释放的犯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受苦于情绪负荷的征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回归到正常且稳定的基准，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远离了造成痛苦的来源——地下室监狱以及如此强大而不寻常的事件。在脱下他们奇怪的制服和其他监狱装扮后，已经能帮助他们由这个污秽的情境中脱离。对犯人而言，现在主要处理的问题是，必须去面对自己所扮演的顺从角色下所受到的耻辱，他们必须建立起个人尊严感，进而提升超越在顺从阶层受到外界强加的约束感。
然而，第一个被逮捕并且第一个被释放的道格8612，因为急速恶化的心理状态，让他仍对我感到特别气愤，是我创造的情境让他失去对自己行为和心智的控制。确实，他真的想过带领朋友冲进监狱解救其他犯人，但在几经考虑后决定停止这个行为。但他也得意地得知，我们对于他的解放计划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在护卫我们的机构。
不出所料，最晚获释的同伴抱怨着狱卒，说他们不按自己的角色照规定做事，还想出各式各样的花招整他们，或是单独叫出一个犯人来虐待。大家把第一个负面指控指向赫尔曼、阿内特、柏登，接着是比较没那么坏的瓦尼施和赛罗斯。
然而，他们很快地就提出哪些狱卒是他们认为的“好狱卒”，这些好狱卒会帮助犯人们一些小忙，从没让自己进到“忘记犯人也是人”的角色里。乔夫·兰德里以及马库斯是两个好狱卒的典范。乔夫在小夜班值班时会和虐待伤害的场面保持一段距离，甚至不戴上他的狱卒太阳镜和制服。他事后告诉我们，他曾想要请求让他当犯人，因为他实在厌恶成为这种系统里的一分子，将人压榨得如此难堪。
马库斯对于犯人的受苦比较没那么显著的“亢奋激动”，而且我们知道他在稍早前曾几次带来一些水果当礼物，补充犯人寒酸的餐点。在典狱长警告过不允许在他值班时这么好说话后，他才会在犯人反叛时站在一旁，对犯人大喊，在假释报告中注记对他们不利的内容。这里补充一个题外话，马库斯的字体十分漂亮，很像古体手写字，所以他有点爱炫耀。他是一个喜欢远足、露营和瑜伽等户外活动的人，因此特别讨厌像这样被限制在室内。
不论是“坏”狱卒或“好”狱卒，他们都是按表操课，做他们的工作，扮演好这个角色，处罚违规事宜，很少是出于个人因素伤害特定犯人。这里，我们观察到瓦尼施、后备狱卒莫里森，彼得斯（Peters），以及偶尔出现的大兰德里。瓦尼施一开始对于在大厅里的活动会闪得远远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害羞的个性，在他的背景资料显示他很少亲近的朋友。而约翰·兰德里，一个成熟的十八岁男孩，不算英俊，喜欢写小说，家住加州海边的他，则是常在扮演角色中犹豫不决，有时候作为阿内特身边的小喽啰，攻击反叛的犯人，喷洒灭火器二氧化碳……但在其他的时候，他也是按表操课的狱卒，大多数的犯人也都报告他们喜欢他。
不采取行动是好狱卒的其中一种典型，他们常常在轮值时不愿意去挑战其他坏狱卒的虐行。后来我们认为，这种只当个旁观者，不做任何介入的行为，也构成了“姑息的罪恶”。
时常造反的保罗5704，报告当他得知实验结束的反应：
当我们被通知实验结束时，仿佛有一道暖流注入我的心房，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也同时有一股淡淡的忧伤。我真的很高兴实验结束了，但是要是实验持续两个星期再结束，我想我应该全更快乐。酬劳是我参加实验的唯一理由，同样地，我很高兴可以胜利地走出来，直到我回柏克莱之前，我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当时的那几个小时，我忘了所有曾经发生的事，而且也不会和任何人谈论它。你应该还记得，这个保罗就是斯坦福大监狱“申诉委员会”的领头，而且计划要把参与过程写成文章，投稿到柏克莱各大报社揭露政府支持的研究。他完全忘了他的计划！
“前”狱卒们的怨言
在第二个小时的汇报中，狱卒表现出与先前十分不同的群像写照。其中的少数几个，也就是在犯人评估中被认为是“好狱卒”的人，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但大多数人都很失望实验突然提早结束。有些人觉得目前已经控制全局，这么好赚的钱再多一个星期也无妨。（但是他们忽略了克莱416的绝食抗议，中士在他和赫尔曼的冲突中提高了道德的标准。）有些狱卒打算公开道歉，觉得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完全沉醉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之中。其他人觉得自己的作为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被赋予了狱卒角色，旁人应该能谅解他们的行为。
我处理狱卒们的主要问题，就是要他们认识让他人受苦时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扮演的角色真有这个需要吗？我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我的罪恶感，因为我很少主动介入，形同默许，才会让他们走向极端。如果他们受到更多上对下的监督，就可以减少许多给他们造成的伤害。
狱卒们都很难忘记犯人第二天的反叛运动，那让他们开始对犯人们另眼相待，认定犯人是“危险的”，必须确实压制。同时他们也愤怒并咒骂那些带头造反的人，那让他们感受到是一种“恶意的行为”，引起他们以牙还牙的报复心。
让狱卒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要这么做是汇报中让人不自在的主要部分，但不管他们怎么为自己辩护，也不过是对他们的虐待、暴力和甚至残暴行为找理由罢了。实验的结束，意味着他们指挥之下发现新权力的乐趣也即将终了。狱卒柏登日记说：“当菲利普向我透露实验将要结束时，我高兴极了，但也很震惊地发现，其他狱卒却很失望，因为薪水会变少。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很享受那个过程就够了。”
各个角色的最后交流
在汇报的第三个小时，我们带进先前的犯人，实验室里立刻充满紧张尴尬的笑声：因为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以至于有些人一时辨认不出来。没有了制服、号码和特殊的配件，就像改头换面，连我都很难认出他们，因为我已经很习惯他们在监狱里的打扮了。（我还记得，1971年时大家都爱留头发，两组学生大部分都长发及肩配上长络腮胡，有些还会多留两撇小胡子。）
比起先前比较放松或和气的犯人时间，此时此刻，用“前”犯人的话来说，就是“刻意保持礼貌”。大家面面相觑，有个犯人的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们“有些人是不是因为比较高大才被选成狱卒”。杰里5486说：“在这个实验里，我感觉某种程度上狱卒的块头比犯人大，所以我想知道，狱卒的平均身高有没有比犯人高。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或者只是制服造成的错觉。”我先回答他：“不，没有。”再叫全部学生都按照身高站好，由高到矮，当然了，最好的比较方式就是狱卒们站一边，犯人们站另一边。为什么犯人会觉得狱卒比实际上还高？可能是因为光是狱卒穿的靴子，鞋跟就高出两英寸。至于为什么没有看到被伤害的犯人和伤害人的狱卒的直接冲突，也许是因为我也参与其中的缘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在一个超过20个人的团体里，个人挑战相当不容易成真。然而，看起来部分犯人还残留着强烈情绪，那是先前被有意抑制、现在那个权力已消散的原因。也有少数狱卒公开为他们沉浸于这个角色太深、太认真而道歉。他们的道歉消除了一些紧张的气氛，也算帮了那些强势没有公开道歉的狱卒，像是赫尔曼。
在汇报的时间里，先前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我们的社会学研究生，仔细说了两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们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假释）的话，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会议时没办法相信“约翰·韦恩”和我，或者是其他狱卒（我感到我们两个是最令人讨厌的狱卒），因为我们已经彻底融入我们的角色。可能有很多犯人甚至觉得，实际生活中我们就是那么残暴不仁或刚愎专制的人，但在他们或甚至我们自己面前，其实是我们的职责遮盖了真实的样貌，我绝对确信，至少我自己的天性就不是那样。”
我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一个观察是，这个监狱少了一些幽默感，没人用幽默来尝试消除紧张关系，或带一些真实世界的事物到不真实的环境里。举个例子，那些不高兴同事做得太过火的狱卒们，可以在狱卒休息区开开玩笑，说他们那么投入应该拿两倍酬劳。犯人们也可以用幽默感将自己带出不真实的地下室监狱，比如问狱卒这个地方在变成监狱之前是拿来干什么的？是猪舍吗？还是兄弟会据点？幽默可以打破许多人事地的限制。然而，过去一个星期以来，这个哀伤的地方没有这样的反应。
在正式终止实验之前，我请他们确保他们已经完成最后对这个经历的体验评估，确实填写科特·班克斯给他们的表格。我也邀请他们写一些简短的回顾日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记下一些感触。如果他们愿意，也会有酬金。最后，他们将会在几周内被邀请回来，在“1971教室”里，和我们一起用幻灯片或录像带、剪报回顾一些我们收集的资料。
值得在此特别一提的是，我到现在还和许多受试者保持联络，在每次出版时需要提到这个实验时，就会再次和他们联系。此外，在这几十年中，他们之中也有些人在不论是实验刚结束没多久还是直到今日，都曾经受邀上一些电视节目谈论他们的经验。后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实验对他们的后续影响。
犯人或守卫角色各意味什么？
在进行到下一章之前，我们要先检验一些在这六天实验里搜集的客观资料，还有这个实验可能反映的几个较严重的道德问题。我相信，回顾挑选受试者的自我反省，会对我们非常有用。犯人角色的扮演
克莱416：“一个好的犯人，就是他知道如何有策略性地和其他犯人打成一片，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身先士卒。我的室友杰里（5486），就是个好犯人。总是有一个隔阂，立在那些挣扎着要出去的犯人和那些不太在乎的犯人之间。不在乎的犯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自己要放聪明点，不要变成其他殚精竭虑想出去的犯人的绊脚石。一个坏的犯人就是做不到这点，他只想到自己要出去。”
杰里5486：“最显而易见的是，我发现这个环境底下大部分的人都容易受到外界直接的影响，而丧失了对自己的认同，那也就是他们会崩溃的原因——被压力给击垮了——他们在对抗这些事情时无可凭依。”
保罗5704：“必须那样自己看轻自己，真的让我很沮丧，也是为什么我们直到实验结束前都那么容易驾驭的原因。我放弃极端的做法，因为我不认为这一切会因为我的态度和行为而有所改善。在斯图尔特（819）和里奇（1037）离开之后，我发现自己不断想着，我没办法做那些我必须自己下决心的事情……另一个理由是，在他们走了之后我似乎安顿下来了，而我如果要达到安定的程度，其他人就必须愿意和我配合。我告诉其他犯人关于罢工之类的事情，但是他们完全不想参与，因为他们已经在第一次反叛行动中尝到苦头。”
狱卒阿内特：“犯人们在实验情境下的反应，让我感到惊讶且印象深刻……特别是出现个人的崩溃，我觉得，实验结束前还会再发生一次。”
道格8612：“物质上的状态，像狱卒、囚房和相关的设备，对我来讲都不是问题，即使我全身赤裸被锁着，那也伤害不了我：但首要的那部分，也就是心理层面的部分，最难承担的就是知道我不能按照我的心意被释放……我不喜欢想要去洗手间时却不能去……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心情将我撕裂。”
替代犯人戴维8612——我们的眼线，他被送进我们监狱短短一天，只是为了查出逃跑计划的真相——最后却展示了他多快且多彻底地转换成犯人的角色：“每个人，上到典狱长下到低等的犯人们，全都融入角色之中。”他极快就认同自己是犯人，而这短短一天的模拟监狱，给了戴维极大的冲击：
我偶尔全党得，被送进这里揭露这些好人，让我感到有些罪恶——发现还没有什么好讲的时候，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而当告密机会终于来了——没多久，我就知道手铐钥匙藏在哪，但我没说。那晚入睡时，我感到肮脏、罪恶且良心不安。当我们被带到锅炉室时（预期外人会来突袭监狱），我解下脚镣，认真地考虑逃跑（大概是我一个人自己溜吧），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害怕被抓……作为一个体验一整天实验的犯人，这形成了足够的焦虑，可以让我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都不敢靠近监狱。甚至连回来参与“汇报”，都让我感受到些微的焦虑——我吃的不多，比平时记忆中的我更紧张。整个经验对我而言非常令人失望，而我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经验和其他人深入地讨论，甚至是我太太。
我应该补充一下，那个狱卒的手铐钥匙被犯人偷走的事件。在突发事件后，也就是星期三晚上，狱卒将犯人们送上五楼的储藏室，当他们在中午12点30分回来的时候，犯人两个两个被铐在一起，以防脱逃，回到监狱时却没有钥匙可以解开，我只好打电话请斯坦福警察局派人来歼锁．真是难堪极了，至少对我来说。真相是一个犯人把钥匙丢进了暖气孔，戴维知道这件事，但是却不愿告诉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狱卒角色的权力
狱卒小兰德里；“就像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监狱——你投入这个角色，而这角色变成你界定自己的定义，变成一堵墙，让你想要突破逃出，告诉所有人我根本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一个一心想要逃走，告诉大家‘我自由’了的人，我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根本不是那样残忍无情，会享受这样事情的人。”
狱卒瓦尼施：“对我而言这个经验绝对十分宝贵，经由一个概念，让原本同质的两组大学生，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发展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团体，一个团体拥有所有压榨另一个个团体的权力，实在教人感到心凉。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讶……我叫他们互相叫骂，还有徒手洗厕所，我几乎将犯人当作‘一头牛’，一直认为必须随时盯着犯人，以防他们使出什么花招。”
狱卒凡迪：“对我而言，骚扰和处罚犯人的乐趣十分奇怪，因为我向来以为自己对弱小伤残富同情心，特别是对动物。我想，这是因为我可以全然做主管理犯人，才会让我滥用权势。”（有趣的是，典狱长贾菲在日志中提到了狱卒权力后续影响的新发现，凡迪在他值班的时候说：“我发现自己在家里对着妈妈大吼大叫，颐指气使。”）
狱卒阿内特：“表面上装作强硬一点都不难，首先，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个独裁的人（尽管我强烈地不喜欢自己或他人身上的这项特质）。再进一步说，我感到这个实验十分重要，因为我所扮演的‘狱卒’角色，对于发现人们如何面对威权压迫很重要……对我行为的主要影响是来自我的感应，即使模糊抽象，但我相信真正的监狱就是残酷，里头是没有人性的。我试着用公正无私、有节制的命令限制约束他们……首先，我想办法压抑私人的或友善的情绪……表现得中性、公事公办。而且，我也从我的记录中察觉到，无聊和监狱生活的其他面相，可以剥削人性到让人去人格化而迷失方向：给人单调的工作，因为个人的坏行为而集体处罚，无时无刻不要求再细琐乏味的命令都要做到尽善尽美，在操练时间以严厉、形式化的措辞说话……在这样社会环境下，受到控制的那一群人是非常敏感的，而我试图利用这些技巧来强化犯人间的疏离。我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么做，因为我不想变得残忍无情。”
好狱卒和坏狱卒
保罗5704：“我喜欢约翰和乔夫（兰德里兄弟），因为他们不会像其他狱卒那样干扰犯人。就算处罚我们，也总是保有人性。我很惊讶狱卒们都颇能接受他们的角色，而且不分日夜，甚至是值班结束回家休息时也不例外。”
狱卒大兰德里：“我和犯人聊天时，他们说我是个好狱卒，感谢他们看得起。我知道在内心里我就像坨屎，科特看着我时，我知道他了解我的感受。我也知道要尽量和善而公正地对待犯人，但我失败了。我还是让残酷的事情发生，除了感到罪恶，还有尽量当个好人以外，我什么都没做。老实说，我也不认为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甚至连试都没试。我和大部分的人做法相同：坐在狱卒休息站，想办法让自己忘记犯人们。”
关于这个模拟监狱实验的权力，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证词，也冲击了另一个被认为最公正公平的狱卒，乔夫·兰德里，约翰·兰德里的弟弟，在实验结束后语音访问中提到，他甚至想过和犯人交换角色，让我们吓了一跳。
狱卒乔夫·兰德里：“这已经不仅仅是参加实验而已，我的意思是，如果这真的只是一个实验，那么它的结果和产物是过分真实了。当犯人呆滞出神地凝视着你，而且含糊地咕哝，你只能意识到最糟的情形。但是，那也只是因为你害怕最糟的情况会发生罢了。就好像我接受了坏事可能会发生，便启动了我最轻微的紧张焦虑和精神衰弱迹象，成为可能最糟情况影响的开端。特别要提到的是，当1037开始作乱的时候，显然他即将崩溃，这种经验让我不能再说‘这只是个实验’。那个时候我担心又害怕，甚至萌生退意。我也想过干脆当个犯人，因为我不想成为压迫他人、强迫别人服从而且不断找碴的大机器中的一部分，我几乎宁愿是别人找我碴，而不是我找别人的麻烦。
乔夫曾在星期三晚上向典狱长报告，他的衬衫太紧，而且刺激到他的皮肤，所以他不想再穿。事实上，实验开始的前一天他们就已挑好合身的衣服，也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天天穿着，所以他的问题应该是心理面而非物质面。我们帮他找了更大件的衣服，他才不情愿地穿上。他也常常摘下墨镜，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照规定戴上墨镜，他总是说忘记把眼镜放到哪儿了。
狱卒赛罗斯：“我讨厌整个他妈的该死的实验，所以实验一结束我就马上走出大门。对我来说，这个实验太真实了。”狱卒虐待狂的爆发
道格8612，在事后一个学生导演针对这个研究而拍摄的影片中侃侃而谈，比较斯坦福监狱实验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加州监狱。
“斯坦福监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监狱环境，但是它仍然导致狱卒变得残暴，犯人变得歇斯底里，几乎都想脱逃。即使环境温和宽厚，还是没用。它仍然催化所有事物升级为真正监狱的样子，狱卒角色变得残忍病态，犯人的角色变得混乱又带羞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狱卒，但很难当一个可以抵抗那股成为虐待狂冲动的狱卒。这是寂静之中的怒火，从温和中诞生的恶毒，你可以保持低调，但还是逃不掉——它会残酷地由另一边爆发。我想，当犯人比较能学会控制。每个人都需要（体验当）一个犯人，我曾经在真正的监狱里看过真正的犯人，他们意外地有尊严，不会袭击狱卒，总是对狱卒保持尊敬，不会挑衅狱卒施虐的冲动，能够跳脱角色中的羞愧成分。他们知道怎么在那种情境之中保有尊严。”
监狱的本质
克莱416：“狱卒们就像我一样，被当成犯人关起来了，他们只是可以自由进出这个监狱区块，却不能打开身后那个上了锁的门，而且有那么多活生生的人聚集在这里，你生气，大家就一起生气。犯人没有自己的社会，狱卒也没有自己的社会，这很重要，也很令人害怕。”
狱卒赛罗斯：“（当）一个犯人对我产生激烈地反应时，我发现必须自我保护，不是保护自己而是保护狱卒的角色……他因我是个狱卒而恨我。针对这套制服的反应，让我没有选择余地，只能防卫身为狱卒的那个我。这令我感到震惊……发现自己比他们更像是犯人，我不过是反应他们的感觉……我们都被压力给击垮了，但是身为狱卒的这一边有自由的错觉。这只是表象，一个错觉……我们都不过是金钱的奴隶。差别是犯人很快地就变成奴隶的奴隶……”
鲍伯·迪伦（Bob Dylan）在《乔治·杰克逊》这首歌中说，有时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大监狱：“一部分的我们就像犯人，而其他人是狱卒。”
在六天内性格转换
回顾一些实验开始前的陈述，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每日记录，便可以看到狱卒心理某些重要的转换是怎么发生的。这里有一个通例——狱卒柏登实验前后的陈述。
实验之前：“作为一个爱好和平、崇尚非暴力的个体，我不能想象我如何成为一个狱卒，如何粗暴地规范他们的日常起居。我希望我可以被选作犯人而不是狱卒。作为一个长期对抗体制、参与冲撞体制的政治和社会行动的人，我相信我会非常适合犯人的角色——也很想知道当我处在那种情况下的能耐。”
刚开始实验时：“访谈后我买了制服来确定这个像游戏一般的情境，我怀疑是否我们大部分人都一样打算‘严肃’看待整个实验，但我感到，当一个轮班的狱卒让我稍微放心一些。”
第一天：“实验刚开始时，我最怕犯人会把我当作坏蛋。作为一个典型狱卒，每件事都不对劲，而且也不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会留长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某种程度上，我不想要别人用不是我的方式看待我……让犯人从我的外貌找乐子，逐渐形成我最初的策略——我只需注意别对他们说的任何事情发笑，也不要让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我留在笼子外面。（当赫尔曼和那个高大、金发的狱卒用完晚餐时，他们似乎比我对自己的角色更有自信。为了强迫自己融入，我时时提醒自己要记得戴上墨镜，带着警棍，这会提供一定程度的权力和安全感。）我走进去，嘴角要下沉僵硬，而且不管听到什么都是这个表情。我在三号囚房前停下来，让我的声音听起来很严厉且低沉，对5486说：‘你在笑什么？’‘没什么，狱警先生。’‘最好是没有！’我装腔作势地说话，但当我走出时，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笨蛋。”
第二天：“从车子里头’走出来时，我突然希望人们注意到我的制服。‘嘿，看看我是什么呀。’……5704要求来根香烟，我不理他——因为我不抽烟，所以不能感同身受……即使同情1037，我也决定‘不要’跟他说话。接着，我开始有个习惯：（用我的警棍）打墙打椅子打铁栅门来展现我的权力……当他们报数过了。熄灯之后，狱卒赫尔曼和我故意很大声交谈，说些我们要回家找女朋友，然后我们会干什么的话来激怒犯人。”
第三天（准备第一次的探访夜）：“在警告过犯人不准抱怨，除非他们想中止探访的时间后，我们才带进第一对父母。我让我自己成为大厅中唯一的狱卒，因为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如我所愿地操弄权力——众所瞩目的我，拥有几乎完全的控制杈。当犯人和父母落座之后，我坐在桌子上，双脚悬空，随意监看、监听、反驳任何事情。这是实验中我最享受的一段。犯人819非常惹人憎恨……赫尔曼和我都又佩服又讨厌他。赫尔曼扮演狱卒的角色真是惊人地适合，残忍成性，但也很困扰我。
第四天：“心理学家（克雷格·黑尼）在离开（咨询）办公室前，为了手铐和蒙住犯人眼睛的事情来指责我，我愤恨地回答，这都是必要的安全措施，也是我个人的事……回家时，我更是很难描述监狱情境的真实面。”
第五天：“我羞辱了‘中士’，他持续顽强地过度反应所有命令。我挑他出来特别虐待一番，因为那是他自找的，而且简单说我就是不喜欢他。真正的麻烦开始于晚餐。新来的犯人416拒绝吃他的香肠。我们把他丢到黑洞里，命令他双手紧握香肠。我们的威权有了危机：这个反叛行为埋下了潜在的因子，来对抗我们对其他人的控制。我决定挑拨犯人们间的团结，告诉这个新犯人如果他不吃晚餐，那么其他人的探访夜就泡汤了。我走出来猛力关上黑洞的门……我非常气这个犯人造成其他人的不安和麻烦，我决定强迫喂食，但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脸上滑落，不敢相信这是我做的；我恨我自己强迫他吃，但是我更恨他不吃。”
第六天：“我很高兴实验结束了，却发现有些狱卒很不开心，因为他们的钱会变少而且他们都很乐在其中……后来的解读变得很困难，每件事都变得很紧张且不舒服……我坐上我的脚踏车，在阳光下骑车回家;脱离这里，感觉真他妈的好极了。”
一周以后：“大家都觉得绝对残忍的事情（赫尔曼决定让416一整晚都待在黑洞），几个星期以后才让我感到痛苦，但我想当时（他决定结束这个实验），一定是有更多事情一口气打击了菲利普（津巴多）。”
另一个有趣的角色转换记录，是在典狱长的日志中，和我们的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以当成“额外的轶事”看待。决定中止实验后，我这个认真严肃的心理系同事就不断挑战我对这狂热的努力，而我只能用“实验已经结束”来敷衍他。他想知道：“什么是独变项？”
贾菲的笔记写着；“星期二晚上当犯人被移送五楼储藏室时，B博士来访。”B博士和B太太上楼去看犯人们，B太太分发杯子蛋糕，B博士揶揄了两件事：一个是犯人的服装，另一个则是这个地方散发出的恶臭。这种“随兴进来里头插一脚”的模式，几乎是每个参访者共同的态度。
他的太太给了受试者一些“茶和同情心”，我这个一向含蓄保守的同事，才忽然想到这个实验如此去人性化地对待学生。B太太的举动，让他自觉十分羞耻。
赫尔曼的“小小实验”
赫尔曼在一个星期前，实验尚未开始时写下的自愿者背景资料，让我们晓得他在“当狱卒前’的状态。我很惊讶知道他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大二学生，相对于最老的阿内特，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受试者。赫尔曼来自一个中产阶级的书香之家，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高6英尺2英寸，重175磅，有着绿色的双眼和金黄色的头发，外表让人印象深刻。这个年轻人认为自己是个“音乐家”而“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家”，他这么自我描述：“我过着自然生活，喜欢音乐、食物和其他人。”又说：“我对人类有着极大的爱。”
在回应“人们最喜欢你哪一点？”时，赫尔曼的回答充满自信：“一开始，人们会欣赏我是因为我的天分和外向的个性。但很少有人了解我处理人际关系的才能。”
在“人们最不喜欢你哪一点？”的问题中，赫尔曼的回答让我了解这个年轻人复杂的个性，给了我一些可以了解他在赋予完全权力后会是什么样子的信息。他写道：“我对愚蠢的事情没耐心，我会完全忽略那些生活形态与我不苟同的人。我会利用一些人，我直言不讳，我有自信。”
最后，这位受试者五味杂陈地说，他比较希望自己被分配到犯人的角色，“因为人们憎恨狱卒”。在知道他的角色偏好后，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实验后他怎么看待自己在研究中扮演角色的认知。
狱卒赫尔曼：“是的，这不只是一个实验而已。我有机会可以测试人的极限，假借惩治之名，将他们推到崩溃边缘。那不是多让人愉快的事，但我就是忍不住因为个人强烈的爱好驱使，而去测试他们的反应。我自己，就在许多场合做了许多实验。”
“这个实验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好像是催化剂，带出许多惊人的结果，引来电视台和报社的瞩目……如果我惹来比你想象中更多的麻烦，我很抱歉——只因为我在做自己的实验。”
“这个实验最糟的事情，是许多人很严肃地看待我，认为我是他们的敌人。我的话语会影响他们（犯人），让他们在实验中脱离现实。”
在我们中止研究的一个月后，这个“前狱卒”接受“前犯人”复仇者克莱416的单独访谈，他们的互动被当NBC报道我们研究的电视纪录片里的一部分，还曾在《六十分钟》节目前强打预告。这场访问的标题是：“819做了坏事！”
在赫尔曼描述他融入狱卒角色转换的心情时，即使克莱持续他的攻势，最后他还是加入他的历史名言：“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赫尔曼：“当你穿上制服、被赋予角色——我指的是工作——时，‘你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人守规矩’，那么，你就不再是穿着平常衣服走在街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你。一旦你穿上卡其色的制服，你就是扮演那个角色的人，你戴上墨镜，你拿着警棍，你这么扮演着。那就是你的戏服，你必须从内而外，都和你穿上的制服一致。”
克莱：“那伤害到我，我说的是伤害，我应该用现在式——这伤害到我。”
赫尔曼：“这个又怎么伤害你了？现在怎么伤害得了你？你只要想‘只要是人，在那个位置就可能如此’就好了。”
克莱：“好吧，这让我想到一些我有点了解，却从来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是说，我阅读过许多关于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实际的经验。我没有看过有人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你了解吗？”
赫尔曼（笑着摇着头）：“你不是这么认为的。”
克莱：“我真的，真的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不认为你是——”
赫尔曼：“那么为什么你会恨我？”
克莱：“因为我知道你转变了。也许你会说：‘喔好吧，我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喔好吧，这是特殊的少见情况，两个星期后就会过去的。’但是你还是会乐在其中。”
赫尔曼：“好吧，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克莱（缓慢、小心翼翼、清晰地说出每个字）：“我不晓得，我不能告诉你我知道我会怎么做。”
赫尔曼：“是的，我——”
克莱（打断他的话，而且好像很享受新权力）：“我想如果我是—个狱卒，我不认为我可以有那么多有创意的杰作！”
赫尔曼：“我不认为伤害性有那么大，那根本不算什么，尤其那只是我特别的小实验，让我知道我可以——”
克莱（怀疑地问）：“你特别的小实验？你怎么不说说看？”
赫尔曼：“我自己进行我的小实验。”
克莱：“告诉我有关你的小实验，我很好奇。”
赫尔曼：“好。我想要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承受言语辱骂到什么程度才开始反抗或反击。而这也吓到我，因为没有人出面来阻止我，没有人说：‘天啊，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这些话病态到没有人性。’没有人这么说，他们只是接受我说的每一句话，我说：‘去告诉那个人，当着面告诉他，他是人渣。’而他们也没说什么就照着做。他们什么都没说，就照着我的命令做俯卧撑，他们被丢进黑洞里时，吭都没吭一声。他们伤害彼此时，也没说什么，他们应该在监狱中团结一致，但是因为我的要求，没人敢对我的威权表示意见，以致互相羞辱，而这真的吓到我了。（他的眼睛中泛着泪光）大家在我开始虐待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些什么呢？为什么？”
真的，是为什么呢？
第10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Ⅰ：性格转换的炼金术
我们都是上帝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人性不过是进行中的一项试验。
——田纳西·威廉姆斯，《皇家大道》
（Tennessee Williams，Camino Real，1953）
斯坦福监狱实验一开始只想简单地证明综合环境变数将会对在模拟监狱中的囚犯与狱卒的行为造成一些影响。在这尝试性的调查中，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检验特定的假设，而是希望评估存在于制度性环境中的种种外在因素，可以压倒该环境中行动者的内在天性到何种程度，也就是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效果如何。
然而，经过时间的洗礼，实验真正的意义开始浮现，它强而有力地刻画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能够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关于这项实验实施以来所引发的种种事件与效应，在此我已尝试忠实地重新勾勒过一遍，并且淋漓尽致地揭示：一个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年轻人屈从于行为发生背景中的内在社会力的可能极限，或者说会被诱惑到什么程度，进入同样情境背景时，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以及许多成年人和专业人士身上。善恶之间的界限原本被认为是牢不可破，但我们却证明，这条线其实相当脆弱。
接下来应该要检视研究期间搜集到的其他证据了。许多量化的资料来源，都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在黑暗地下囚室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因此，我们必须运用所有可以取得的证据，设法发掘这项独特实验浮现的意涵，并且确定人性的转变是如何受到权力有无所驱使。关于人类的本质，以及可能贬损或丰富人性的各种条件，都是这些意涵底下所潜藏的重要信息。
小结：写于进一步深入前
如你所见，我们所设计的监狱环境具有心理学强制力，诱发许多实验参与者做出强烈、逼真的反应，而且经常是病态性的反应。狱卒们在意识到囚犯造反事件出现时表现出的支配强度及反应速度，也让我们非常惊讶。正如道格8612的案例所示，情境压力能如此迅速彻底地使这些大多数是正常、健康的年轻人屈服，这使我们相当吃惊。
当这些年轻人丧失了身份认同，持续服从于专制独裁的行为控制之下，并且被剥夺隐私权及睡眠之后，他们身上出现了被动、依赖及忧郁症候群，这相当类似“习得的无助感”的心理反应。（“习得的无助感”是指由于一再遭遇失败或惩罚，个人随经验学习到的消极屈从及沮丧感。特别当失败与惩罚是武断的，而不是偶发于行动者身上时更容易产生。）
在我们的学生囚犯中，有一半人由于遭遇严重的情感及认知失调而必须提前释放，心理反应虽然出现短暂，在当时却十分剧烈。留下来继续进行实验的人当中，大部分人逐渐变得只服从狱卒的命令而不再思考，他们慑于气焰高涨的狱卒威权，而服从于他们一时兴起的各种不合理命令，举止变得死气沉沉，简直像“行尸走肉”。
“好狱卒”为数不多，勇敢面对狱卒支配控制的囚犯也同样稀少。正如克莱416的例子，他的英雄式消极抵抗原本该得到支持和鼓励才对，却反而因为身为“麻烦制造者”而受到牢友骚扰。骚扰他的人采纳了狱卒们狭窄而偏颇的观点，而不是针对克莱的绝食抗议形成自己的看法，将他的行为视为一条出路，从而发展出抗拒盲目服从于威权的集体行动。
“中士”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个模范生，但他偶尔也会抗命，拒绝对一位牢友骂脏话。杰里5486的表现突出，因为他是最平衡的一名囚犯，然而他曾在个人自省中指出，他的生存之道只不过是尽量将关注点转移至内在，而不再提供那么多帮助给原本可以从他的支持中获益的囚犯。
在实验开始之际，我们已针对一些面向进行前测，以确保手边受试者样本不至于偏离一般受教育大众的常态分布。换言之，被随机指派担任“囚犯”角色的受试者，和被指派“狱卒”角色者，彼此之间可以互换取代。在这两组人中，并不存在犯罪记录、情感或身体缺陷，乃至于知识或社会性劣势等，足以将囚犯和狱卒以及囚犯和社会中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典型差异。
基于随机指派以及比较性前测，我可以断言，这些年轻男性在进入监狱后陆陆续续从扮演的囚犯或狱卒角色出现的病态行为，绝非一开始就存在。在实验一开始，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却已经没有任何相似点了。我们因此有个合理的结论，亦即这些病态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则是在监狱模拟情境中持续加诸他们身上的情境力量。此外，这个“情境”是由我所协助创造的背景“系统”所认可与维持，我的做法首先是给予新手狱卒们心理上的定位取向，接着我和我的同僚们则协助后来逐渐发展出的政策及方法能顺利运转。
在狱卒和囚犯深陷于“大染缸”中，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都可说是“白布一匹”，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坏的。染缸中的各种特质，包括角色、规则、规范、人物及地点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及群体认同等许许多多特质的综合，都构成在这行为脉络中运作的情境力量。
从资料中，我们学到什么？
除了全天候直接观察囚犯和狱卒之间的行为互动及特殊事件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资料补充，包括录像带记录（大约12小时）、隐藏式录音记录（大约30小时）、问卷、自陈式个体差异人格测验以及许许多多访谈。在这些测验中，有些已根据量化分析的需要加以编码，有些则和结果评估相关。
许多诠释上的难题在资料分析之后出现，我们的样本数相对而言过少，而且由于经费及人员短缺，以及策略性的决定聚焦在能引发高度兴致的日常事件（例如报数，进餐，访客及假释听证会），因此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记录，并非全面性记录。除此之外，由于狱卒的轮班制度，在不同的值班时间以及班次轮替期间，狱卒与囚犯间出现动态性的交互作用，这使我们无法确定日常的趋势。人们，群体以及时间效应之间互动复杂，这个明显事实更进一步混淆了针对个人行为的量化资料分析。再者，传统的实验中，会有一个由可比较的自愿者组成的控制组，他们不需要假扮成囚犯或是狱卒进行实验，只需在实验前后给予各种评估测验，但我们的实验并没有设计控制组。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将这实验视为现象说明，正如米尔格伦（Milgram）最初的服从威权实验，而不视为是欲建立因果关系的一项实验。当初的构想是，如果我们能从开始的探索性调查研究中得到有趣的发现，就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实验组对控制组的比较实验。也因此，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独变项，也就是狱卒与囚犯相对地位的主要影响。
尽管如此，还是有某些清楚模式逐渐浮现，因而更详细阐释了我截至目前所做的定性说明。针对这个具有心理学强制力的环境性质，以及受此环境要求测试的年轻人特质，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解观点。有关这些评估测验的计算分数以及它们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可从发表在《国际犯罪学及狱政管理学期刊》及网站WWW．prisonexp．org的—篇科学文章中得到完整信息。
实验前的人格测验
研究开始前不久，我们曾对前来接受前测评估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三种评量测验，以评估他们之中的个体差异。这三种评量测验分别足测量威权性人格的F量表（F-scale of autoritarianism）。测量权术性人格的马基雅弗利量表（Machiavellian Scale Of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strategies）以及孔雷人格量表（Comrey Personality Scales）。
F量表，在测量是否墨守传统价值及对威权是否抱持顺从、不具批判力时，狱卒们的平均数是4.8，而囚犯们的平均数则是4.4，两者间差异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这是在他们被分派为两种角色前所做的测量结果，但是将五个全程参与实验的囚犯的F量表分数，和另外五个提前被释放的囚犯的分数相较时，我们有了一个大发现。全程忍受斯坦福监狱实验威权环境的受试者，在因循性格（conventionality）及权威性人格方面的分数（平均数等于7．8）高于提早释放的同胞（平均数等于3．2）两倍。我们将囚犯的F量丧分数由低至高以等级排列时，从分数与停留实验小的天数两者之间，我们惊讶地发现了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等于0.9）。我们认为，可能是囚犯留下来的时间越长，他会越有效地适应威权的监狱环境，因而增强他在僵固性、传统价值依附性，以及威权的接受度，以上这些特质正描绘出我监狱情境的特性。相反地，无法良好处理情境压力的年轻人，却是F量表的特质分数上最低的一群——有些人会说，这是他们的光荣。
马基雅弗利量表：正如这个量表的名称所示，其目的是评估一个人对于在人际互动中运用权谋来获得实际好处的支持程度。在这个量表中，狱卒的平均数是7.7，囚犯的平均数则稍微高一些（8.8），两者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异，也无法借此预测受试者停留在监狱中的时间。我们原本预期那些在操控他人特质上取得高分的人，他们的人际技巧与在监狱情境中的日常互动会有关联，然而在我们认为对监狱情境适应情形最良好的囚犯里，有两个在马基雅弗利量表中获得最高的分数，另外两个我们认为同样适应良好的囚犯得分却最低。
孔雷人格量表：这份自陈式报表由八个次量表组成，用来预测狱卒与囚犯间的性格变化。这些人格指标包括：信赖、守秩序爱整洁、服从、活动力、稳定度、外向性，阳刚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在这份评估中，狱卒和囚犯的平均分数实际上可以互换取代，甚至没有一个分数接近统计的显著性。此外，在每一个次量表的评估中，群体的平均数都落在孔雷曾报告指出的基准性男性母群体的第十四至第十六百分位数之间。这项发现支持了我们的主张：这两个不同群体的学生拥有“正常”、“普通”的人格。克雷格·黑尼及科特·班克斯在进行学生自愿者样本的事前筛选时，确实做到以“普通人”为挑选样本的标准。除此之外，在扮演狱卒角色及扮演囚犯角色的两群人间，也找不到预先存在的性情倾向能区分这两者。
然而，在提前释放的人以及撑完这整场灾难的囚犯间，我们倒是找到一些虽不具显著意义，但仍十分有意思的差异。我们发现后者在“服从”（接受社会现实）、“外向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助人、问情、慷慨）方面的分数，都高于因表现出极端压力反应而不得不提前释放的人。
如果针对表现上偏离群体平均值（1.5个标准差以及以上）的个别狱卒及囚犯检视他们的分数，有些令人好奇的模式就出现了。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表现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质。在我的印象中，杰里5486非常沉着稳健，而这个印象也得到证据支持，他在“稳定度”上的分数的确高于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数上则非常接近母体基准。当他的行为偏离轨道时，他总是有正向的表现。他在“阳刚性”（不容易掉泪、对罗曼史不感兴趣）的分数也是最高。斯图尔特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须收拾他留下烂摊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爱整沽”（一个人行事小心及重视整齐清洁的程度）的项目则得到最低分。尽管行为跟规则完全背道而驰，他一点也不在意。猜猜看谁在“活动力”（喜爱体力活动、辛苦劳动及运动）的评估项目上得到最高分？没错，就是“中士”2093。“信赖”的定义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诚实而善意的，克莱416在这方面拔得头筹。最后，从囚犯档案中，你认为哪—位的“服从”（相信执法、接受社会现实、对他人的不服从不满）分数可能最高？哪一位对克莱416抗命狱卒的行为反应最强烈？除了我们年轻的小帅哥修比7258之外还会有谁！
在狱卒中，只有少数个人档案出现非典型的分数，他们的分数相较于其他问侪显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当好奇。我们先看看“好狱卒”约翰·兰德里，他在“感问身受的能力”项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狱卒瓦尼施在“感问身受的能力”和“信赖”项目上都是最低分，却最关心秩序与整洁。在狱卒中，他也是马基雅弗利量表分数最高的一位，把这两个指标放在一起比较，正足以说明他在整个研究中以冷静态度表现出有效率、机械式且疏离的行为。
尽管这些发现指出人格测验的确可以预测某些个别案例的行为差异，我们仍然必须小心谨慎，在了解进入一个新环境（如我们的监狱）中的个体行为模式时，不可过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举个例子，根据我们所进行过的所有测验，在所有囚犯中，杰里5486的表现可说是“超乎寻常”。然而，仅次于杰里5486、在人格报表分数上可给予“极为正常”评价的却是道格8612。他对于演戏的病态说明，以及后来变得很“疯狂”的行为表现，都很难从他实验前“极度正常”的状态中预测到。此外，在四个最恶毒的狱卒和其他没那么滥权的狱卒之间，我们也找不出任何可看出他们之后差异的人格前兆。没有一个单一人格倾向能够解释这些极端的行为变化。
假如我们现在来看看最恶毒、最残酷成性的两个狱卒：赫尔曼和阿内特的人格分数，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所有人格面向上的表现都一般而平均，只有一项除外。使他们出现歧异性的是“阳刚性”。直觉反应的人格理论家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赫尔曼——我们这位无法无天的“约翰·韦恩”一定阳刚到了顶点，并且以此为他辩护。事实正好相反；他在阳刚性的分数低于所有其他狱卒，甚至也低于所有囚犯。对照之下，阿内特的阳刚性却胜于所有狱卒。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分析者或许会十分肯定地以为，赫尔曼冷酷、支配性的行为，以及他所发明的恐同运动，是为了对抗他不具阳刚气质、可能有潜在同性恋倾向的人格特质，从而激发出的反应。尽管如此，在我们继续陶醉于这些分析性花腔之前，我得赶紧补充，在接下来35年的岁月中，这名年轻人始终维持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是个称职且正常的丈夫、父亲、生意人、热心公益的国民，这些是对他唯一适当的形容。
情绪形容词自陈表
我们要求每个学生都得完成一份检核表，从表中选出最适合形容他们当下心境的形容词，这样的评估在研究期间曾进行过两次，在减压解说会后又立即进行了一次。我们将情绪形容词加以结合，使负面情绪形容词与正面情绪形容词相抗，并且将描绘活跃与被动的形容词分开。从所见到囚犯状态，我们可以精准预料到结果，正如所料，囚犯表示感受到负面情绪的次数是正面情绪的三倍之多，总体而言的负面性远较狱卒为高。而狱卒们表示感受到负面情绪者，仅稍微多于正面情绪者。这两个群体间还有另一项有趣的差异：囚犯的情绪状态表现出较大的浮动性。研究进行期间，他们在情绪上的变化程度是狱卒的两到三倍，后者表现出相对稳定性。在活跃和被动的面向上，囚犯们的分数往往高一倍，这表示他们内在的“骚动不安”也两倍于狱卒。尽管监狱经验在于狱卒和囚犯身上都造成负面的情绪影响，对囚犯所造成的反效果却更深刻，并且更不稳定。
比较留到最后的囚犯和提早释放的人，中断实验者的情绪确实有更多负面特质：沮丧、不快乐。当第三次要求受试者完成情绪量表时，就在我们告诉实验对象研究必须中断之后（提前被释放的实验对象也返回参加了减压解说会），正面情绪方面立刻明显出现了变化。所有“前任囚犯们”选择的自我描述形容词表示，他们的情绪远较之前正面，不再是那么负面了——负面性的强度从一开始的15.0掉到了5.0的低点，而正面性则从开始的6.0低点攀升至17.0。此外，相较之前，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那么地消极被动。
总体而言，在情绪次量表中，提前释放的囚犯以及撑过六天实验的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差异。我非常高兴能够报告这个至关重要的结沦；在研究结束时，两个群体的学生都已经回到实验前正常情绪反应的基线了。回归正常的反应似乎说明了，当扮演不寻常角色时，学生所经历到的沮丧及压力反应的“情境特殊性”。
这项最后的发现可以有几种诠释方式。监狱经验的情绪影响是短暂的，因为一旦研究中断，受折磨的囚犯们很快就跳回正常的情绪基态。这也说明了我们精挑细选出的实验参与者的“正常性”，这种恢复能力也证明了他们的弹性。无论如何，囚犯们的全面性情绪振奋反应虽然一样，来源却可能大不相同。留到最后的人知道自己熬过了这些苦难并重获自由，因此感到相当振奋。被提前释放的人虽已不再承受情感上的压力，在远离负面的情境后，他们已经将情绪重新调整。他们原本因为提前离开而留下同侪们继续受苦而感受到罪恶感，当他们看见牢友们被释放后，罪恶感的担子终于卸下，于是深感欣慰，或许某些新的正面情绪反应也可以这么归因。
尽管有些狱卒表示希望研究如计划预定继续进行一个星期，但就狱卒群体而言，他们乐见研究提前中止。他们的正面情绪平均数升高超过两倍（从4.0跳到10.2），原已较低的负面情绪分数（6.0）则降至更低（2.0）。因此，尽管他们的角色是在监狱情境中创造出恐怖状态，但作为一个群体，狱卒们同样也因研究中止而重新恢复了情绪的冷静与平衡。这种情绪重新调适的状态并不意味这些年轻人中有些人已经不再被他们的所作所为困扰，也不再因为无能阻止虐待行为发生而感到不安，我们稍早已经在他们的后测反应及回顾性日记中注意到这些反应。
录像带分析
研究期间，我们曾针对囚犯一狱卒互动进行录像，在录像带中可辨识出共25个相对不连续的事件。针对每个事件或插曲，区分出10个行为（或言语）类别，当类别性言语或行为出现时加以计分。两位未曾参与此项研究的计分员，以独立作业的方式为影带计分，他们之间意见一致的程度令人满意。这些类别包括：提问，下指令，提供信息，个人化对待（using individuating reference）（正面），去个人化对待（负面）、威胁、抗拒、助人行为，（为某些目的而）使用工具，挑衅行为。
正如下页图表所概括显示的，总体而言，狱卒与囚犯间的互动以负面、敌意居多。大多数时候，独断独行是狱卒的特权，一般来说，囚犯只能采取相对被动的姿态。在我们记录到的各种情况中，狱卒呈现的最大特征是下列反应：下指令、羞辱囚犯，将囚犯去个性化，对他们表现出侵略性、威胁，以及使用工具对付他们。
一开始时囚犯还会反抗狱卒，尤其是在研究开始的几天，以及后采克莱416用绝食抗议。囚犯们倾向以正面的个性化方式对待其他人，询问对方问题，提供信息，而且很少对别人表现负面行为，后者在占支配地位的狱卒身上后来变得很常见。不过这些都只发生在研究开始的头几大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六天的研究中，我们观察到最罕见的两个行为是个性化对待及互相帮助。我们只记录到一次助人事件，这个人类关怀同类的单一事件发生于囚犯之间。
这些记录也以量化的角度强调了我们在研究期间的观察心得：狱卒们逐步扩大对囚犯们的骚扰行为。如果我们将最初的两个囚犯一狱卒互动事件与最后的两个事件比较，会发现在同样的时间单位内，一开始并未出现任何去个性化对待，但在最后的事件中，却记录到这类行为出现的平均数高达5.4次。同样地，开始时狱卒们鲜少出言贬抑羞辱，平均记录为0.3次，但在同样时间内，他们在最后一天却平均做出5.7次的贬抑行为。
根据对录像带资料的时间分析发现，随着时间过去，囚犯们渐渐不做事了。各个行为领域的计分都随着时间进展而普遍下降。他们不再有什么开创作为，只是随着日与夜麻木不变的交替而越来越被动。
录像带分析也发现，相较于其他两个班次，有“约翰·韦恩”轮夜班的时候，囚犯最难挨。在这残酷的班次中，狱卒们的行为明显有别于前后交接的两个班次，他们下达更多指令（在标准化时间单位内，个别而言是平均9.3次相对于平均4.0次），对囚犯口出恶言的次数超过其他时候的两倍（个别而言是平均5．2次相对于2.3次），也比其他班次的狱卒更常以侵略性方式惩罚囚犯。而我们在阿内特当班时观察到较隐约细腻的语言侵犯，并未显现在这些分析中。
录音带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使用隐藏式麦克风来录音记录，录音内容包括由我们一位工作人员访谈囚犯及狱卒，以及囚犯们在囚室中的对话。我们以分类方式记录此种言语活动的一般性质，一共分为九个类别。同样地，录音带也由两位独立裁判进行分类，所得到的结果十分具有可信度。
九个分类当中，除了提问，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达命令之外，其他都是和评论有关的类别，包括正面／负面看法，正面／负面评价，个性化对待／去个性化对待，继续研究的意愿或者希望中断，以及希望在未来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行动。
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狱卒们几乎和大多数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事实上，“好狱卒”乔夫·兰德里对自我的负面评价比任何囚犯都还多，负面情绪在所有人当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实验参与者的负面情绪比他更严重，就是道格8612。从我们与囚犯的访谈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特色，即囚犯在情绪表达以及自我评价及行为意图（主要是意图表现侵略性，并且对自身处境的看法倾向负面悲观），都普遍有负面反应。
这些访谈显示，在留下来进行实验的囚犯及被提前释放的囚犯身上，实验对情绪影响出现了清楚的差异。对照留下来的和被释放的两群人（根据每个访谈中的表现），比较他们在负面看法的表达，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及意图表现侵略性的平均数。结果发现，被提早释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负面，并较常表现出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在意图表现侵略性次数方面，则多于坚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当囚犯们暂时不必列队答数、无须卑躬屈膝听人差遣，或无须参与公众事物时，窃听囚室中的私人对话，可让我们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谈内容。请记住，一开始时，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个室友们彼此完全陌生。只有当他们回到隔离的囚室时，他们才开始互相认识，因为在公共活动时间时，任何“闲聊”都不被允许。由于囚犯们同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并且预期接下来将有两个礼拜的互动，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寻找共通点以联系彼此。我们预期听到他们聊彼此的大学生活、主修的课程、职业、女朋友、喜欢的球队、音乐偏好、嗜好、实验结束后打算在剩下的暑假中做些什么事，也可能会聊到要怎么花掉即将到手的报酬。
完全不是这样！所有这些预期几乎都落空了。在我们所录到的囚犯对话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监狱主题相关。只有一成的谈话焦点落在个人的或生平经历介绍。囚犯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他们希望能够开个会让大家发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他们也关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们的行为表现。
当他们有机会暂时远离狱卒的骚扰以及无聊沉闷的照表操课，有机会借助社会互动而暂时超越及抛开囚犯角色、建立自己的人格认同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监狱情境支配了他们的看法及所关心的事物，可说是迫使他们进入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无论自我是处于被监视或者暂时获得喘息的状态，都无关紧要。
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为基础。我们知道的是，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侪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后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
——威廉·黑兹利特《论迂腐》，载《圆桌对论》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和信息
叙述完扮演囚犯及狱卒角色的年轻人个人特质和特殊行为反应后，现在要思考这项研究提出的广泛概念性议题，及其教训、意义和所要传达的信息。
科学实验的优点
从某个角度面言，社会学者，犯罪学者以及来自囚犯的叙述都曾为我们揭露监狱生活的邪恶面，而斯坦福监狱实验并没有让我们对监狱产生任何新看法。监狱是个野蛮的国度，能够激发人类天性中极恶的一面。监狱是暴力及犯罪的温床，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它促进的建设性改造。60％或更高的再犯率说明了一件事：监狱已成为刑事重罪要犯的旋转门。我们已经了解到，作为社会的犯罪控制工具，监狱是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除了这件事之外，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还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认为答案就存在于这个实验的基本规则中。
在真正的监狱里，监狱情境以及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缺陷无可避免地交织，混淆在一起。我回忆起我和帕洛阿尔托市警察局警官的第一次谈话，当时我向他解释我为何不去观察地方监狱，而选择进行这样的研究。我设计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一个模拟的监狱情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包括狱卒及囚犯——造成的影响。透过种种实验控制，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并得到结论，而这是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办到的．
首先是系统性的选择步骤，确保了每个进入我们监狱的人都尽可能是正常、普通、建康的人，他们不曾有反社会行为、犯罪或是暴力记录。此外，由于实验参与者都是校园里的学生，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年龄人，他们的智能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较不具偏见，对自己未来也有较高的信心．再者，由于实验研究的关键——随机分配——不管这些好人们原先的意愿是否倾向哪一方，他们的角色都由随机分配，一切纯属机运。进—步的实验控制还包括了系统性观察、不同形式的证据搜集以及统计资料分析，这些都被用来裁定在研究设计的参数中，受试者经历事件所受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基本规则就是让人摆脱地域限制，让天性摆脱情境、让白布脱离染缸。
然而我必须承认，所有的研究都是“人为的”，是真实世界相似物的模拟。尽管如此，不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者是我们即将在之后篇章中读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姑且不论经过控制的实验研究的人为性质，当这类研究以敏锐的手法尽力捕捉“世俗实在”（mundane realism）的基础本质，其研究结果就有相当的概化能力。”
就许多明确的性质而论，我们的监狱显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就我认为是“监狱经验”核心的“囚禁经验”的心理特质而言，这项实验的确是把握到了。当然了，从实验中推导出的任何研究发现都必须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是“比较对象为何？”下一个则是“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为何？——这个实验能不能有助于说明与之平行的真实世界？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阐明潜在过程，确认因果次序，并建立起能传递所观察到之作用（observed effect）变项。除此之外，当统计的意义不能被视为偶然存在的关联而排除不论时，实验也能建立出因果关系。
几十年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先驱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曾经主张建立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莱温坚持，从真实世界中提炼出有意义的议题，无论在概念上或实作上都是可行，而这些议题也能在实验室中检测。他认为只要研究经过悉心设计，并且谨慎执行自变项（作为行为预测项的先行因素）的操作，就有可能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而这是田野或观察研究所无法做到的。尽管如此，莱温还更进一步主张运用这类知识去影响社会变迁，主张运用在研究基础上得到的证据，去了解并尝试改变及改善社会及人类的功能。而我必须试着追随他启示的方向。
狱卒的权力变化
在使一个人的意志屈服时品尝到的权力滋味，远胜于赢得他的心。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我们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卒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鄙视、伤害“囚犯”。他们的行动符合我在第一章中对邪恶的心理学定义。其他狱卒虽然并未特别有虐待倾向，但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袍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卒可被归类为“好狱卒”，他们抗拒了权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
尽管在制造恐惧和复杂性程度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纳粹集中营系统间有着极大差距，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间还是有个有趣的相似性。纳粹党卫军医生和实验中的狱卒一样，也可以分成三种群体。根据利夫顿于《纳粹医生》的描述，“爱国者热切地参与处决过程，甚至为了杀人而自愿‘加班’；有些人则多少可说是按照条理工作，只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剩下的人则是不情不愿。”
在我们的研究中，勉强扮演自己角色的好狱卒意味着“不作为即善”（goodness by default）。与其他值班同伴的恶魔行为相较之下，给囚犯们施点小恩小惠。正如先前提到的，他们之间没有人曾介入阻止“坏狱卒”们虐囚；也没有人跟工作人员抱怨、迟到早退或是拒绝在紧急情况下加班，甚至没有人为了必须做这些讨厌的工作而要求加斑费。他们只是“不作为之恶综合征”（Evil of lnaction Syndrome）的一分子，这部分将会在后面篇章中完整讨论。
我们回想最好的狱卒乔夫·兰德里，他和最坏的狱卒赫尔曼一起轮小夜班，但他从来不曾尝试让赫尔曼“冷静下来”，或是试着提醒他“这不过是个实验”，这些孩子只是在扮演囚犯的角色，没必要让他们受这么多苦。乔夫只是默默承受痛苦——跟囚犯们一起受苦。如果他的良知能够激励他做些有建设性的行动，那么这位好狱卒也许可以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改善在他值班期间日益升高的虐囚现象。
从我在许多大学中的多年教学经验，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并不关心权力的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拥有许多资源，可以凭借才智和辛勤工作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有当人拥有许多权力而且想要继续享受权力，或是没什么权力却又想要更多的时候，权力议题才会受关注。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许多人的目标，主因是享有权力的人可以任意支配资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这样描述权力的诱惑：“权力是春药”。权力的诱惑吸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投向又老又丑的权威人士的怀抱。
囚犯的病理分析
哪里违背意志，哪里就是人的监狱。
——爱比克泰德，《谈话录》（Epictetus，Discourses，2th century）
研究一开始时，我们比较关注扮演囚犯角色者如何适应无权无势的全新地位，而不是那么关心狱卒的适应问题。当时我刚花了一整个暑假
时间沉浸在我在斯坦福大学与人共同执教的监禁心理学，所以已经准备好要站在他们那一边了。卡罗·普雷斯科特刚跟我们说了一堆狱卒手下发生的虐待和堕落故事。从曾经是阶下囚的人口中，我们也听说了囚犯性虐待其他囚犯及帮派斗争等恐怖的亲身经历。所以克雷格、科特和我早就私下倒向囚犯那边，暗自希望他们能够撑过狱卒施加的各种压力，尽管他们被迫戴上外在的劣势标签，仍然希望他们能维持人性的尊严。我甚至想象自己会是电影《铁窗喋血》里保罗·纽曼那一类能以智慧方式进行反抗的囚犯，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他碰上的狱卒。“
当囚犯叛变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生时，我们感到相当欣慰；他们抗议狱卒指派给他们的奴役差使根本是找麻烦，也质疑任意武断的执法以及让人筋疲力尽的频繁列队报数。当初我们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他们来参加所谓“监狱生活研究”，但现在他们对这研究的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做几个小时的低贱差事，其余时间可以读书、玩乐、认识新朋友。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规划中要求的——至少在囚犯们开始造反而狱卒们掌握大势之前是这样。我们甚至还打算要办几场电影之夜呢。
囚犯们对于一些事情特别反感，他们厌恶日以继夜的持续辱骂、缺乏暂时不受工作人员监视的隐私及喘息空间、任意武断的规则执行、随机惩罚以及被迫分享狭窄寒酸的牢房空间。当叛乱开始时，狱卒转向我们寻求协助。但我们袖手旁观。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决定。我们只是观察者，没有意愿介入。在开始阶段，我还无法沉浸于警务长的心态中，当时的我反而像个主要观察者，兴趣是搜集资料，想了解假扮的狱卒如何回应这个紧急事件。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是，道格8612在协助策划造反后就迅速崩溃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控诉囚犯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合理对待，“这是个很鸟的模拟实验，根本不是什么监狱，干你他妈的津巴多博士！”我们所有人震撼不已。我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我们无法全心全意相信他是真的觉得很痛苦，而不是做做样子。记得他最先表示希望被释放时，我跟他谈过话，当时我还请他考虑当我们的“卧底”，交换条件是继续当囚犯，但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谁可以找他麻烦。
我又进一步想起在道格8612突然崩溃时，克雷格做出了释放他的困难决定，那时道格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36小时：
作为实验者，我们没人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当然了，我们临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摆平它。还有，很明显的是，这名年轻人在模拟监狱的短暂经验中感受到的困扰远超出我们任何人预期……基于伦理、人性优先于实验的考虑，我决定释放囚犯8612。
我们原本不预期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剧烈的压力反应，但这预期却被打破了，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当时我们做出一个方向错误的归因，克雷格是这么记的：
我们迅速找到一个自认为自然又可靠的解释：他一定曾因为脆弱或性格上的弱点而有过崩溃经验，这可以说明他对模拟监狱环境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事实上，当时我们忧虑的是资格审查过程是不是出现了瑕疵，才会让一个已经“受损”的人混进来，却没有被侦测到。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承认这个明显的反讽：这是我们研完中的情境力量第一次在完全不预期的情况下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呈现，但我们却“用特质论来解释”，我们采取的正是当初设计研究时想要挑战和批判的思维！
让我们回顾道格8612对这场经验的最后回应，并且承认，他当时的困惑非常深刻：我决定要离开，但当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我的决定、我所看到、经历到的一切时，你们只说了句“不行”，然后把我的话当放屁。当我回去时，我明白你们只是在敷衍我，这让我很火大，所以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好离开这里。我策划了几个离开的行动，最容易又不会造成人、物损伤的方法就是直接假装抓狂或苦恼的样子，所以我选了这个办法。当我回到笼子里时，我就有意识地假装崩溃，我知道在跟贾菲谈之前，先不要在笼子浪费力气，要到贾菲面前才释放情绪，这样就出得去了，可是到后来，当我在操弄情绪、装出难受的模样时，我是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吧——你怎么可能，假装不舒服呢，除非你真的很难过……就像疯子不可能装疯卖傻，除非他真的有点疯了，你懂吗？我不知道到底我是真的受不了，还是被人诱发，那个黑黑的家伙让我很抓狂，他叫啥？科特吗？这大致就是我的遭遇。而你这位津巴多博士却跑来跟我谈买卖，好像我是奴隶还是什么东西……你到后来还在耍我，不过你是可以做点什么，你们应该要在实验里做点什么。
模拟的重要性
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剧烈程度就如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引人入胜的虚构小说《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几十年来，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的关注仍持续不歇，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实验揭露了“性格转变”的惊人事实：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人时，好人会突然变身成像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
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诸如非理性、愚蠢、自毁自弃，反社会，不计后果的行为。”
我们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压力，并以理性方式评价并抗拒情境诱惑。我们赋予人性以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类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别人”、“异类”。矛盾的是，在创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响的迷思时，我们却因此对情境力量失去警觉性，从而开启了堕落之门。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参见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们不愿接受的信息：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大的性格转变。我们置身事外地想象自己的可能作为，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力量的网络中，想象自己的行为表现及实际能做的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斯坦福监狱实验号召我们捐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化观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处境的其他人一样，只有当我们承认情境也有“感染我们”的潜在力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战及改变这类负面情境力量。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Terence）说过：“凡出于人性的，必适用于我。”这句话提醒我们时刻莫忘此一认识的重要性。
通过纳粹集中营狱卒、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的毁灭仪式，以及更近期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仪式所造成的行为变化，这些教训一直重复地传达给人们。而在波黑、科索沃、卢旺达、布隆迪及最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暴行，也同样提供了有利的证据，证明人类会将人性及仁心屈服于社会力量，以及诸如战争征服、国家安全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口。
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正确或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这样的认知并不构成为邪恶开脱的理由，相反地，它使得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动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而非宣称邪恶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专利——邪恶的都是“他们”，不会是“我们”。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单纯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情境的重要性。社会情境在个人、群体及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心智运作上产生的作用力，远较我们能想象的还深刻。有些情境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让我们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预测得到的行为反应。”
人若处在无法依循从前法则行事的新环境中，情境力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类情境中，惯常的报偿结构不同了，预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时，人格变项的预测力变得很低。因为它们的预测力依赖的是想象的；未来行动估计，而未来行动则是以过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应为基础——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新情境并非如此：一位新狱卒或囚犯会这么说。
也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寻常举动时，都必须以情境分析为出发点。只有以情境为基础的侦查工作无法解答谜题时，才采用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质、个人病理学等），我在斯坦福的同僚李·罗斯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是邀请我们从事“归因的仁慈”（attritutional charity）。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做这件事的行动者，而是仁慈地从现场调查出发，去找出行为的决定因素。
然而知易行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心理偏见——“基本归因谬误”，使我们无法以这样理性思考。提倡个体主义的社会如美国及许多西方国家，逐渐习惯去相信天性的重要胜于情境。在解释任何行为时，我们过度强调人格的重要性，却低估了情境的影响力。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读者们开始注意这个行动的双重原则是如何频繁出现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他人的决定过程中。接下来要以我们的监狱研究思考让情境发挥影响力的特质。
规定的塑造力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出现的情境力量结合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单独而言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特质就是规定的力量。规定是以正式而简化的方式来控制非正式的复杂行为。其运作方式是规则的外化，即制定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可接受、可以得到报偿的，以及什么是不被接受并因此会受惩罚的。当时间久了，规定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不受控制，并拥有合法的威权。即使规定不再适用、变得含糊不清，或是因为规定执行者的任意诠释而变化，规则仍然屹立不摇。
借着怪罪“那些规定”，我们的狱卒可以将加诸囚犯的大多数伤害正当化。举例来说，让我们回想一下囚犯在熟记狱卒和典狱长发明的17条专制规定时必须承受的痛苦吧！也请思考一下用餐时间进食行为的规定二是如何被滥用来惩罚克莱416，只因为他拒绝吃下不洁的香肠。
有些规定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故有其必要；例如演讲者说话时观众必须聆听、驾驶遇到红灯要停车、不可插队。然而有些规定只是幌子，只为了掩饰创造规定者或负责执行者在支配的事实而已。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规定一样，最后一条规定自然是关于破坏其他规定时的惩罚方式。也因此一定会有某个人或某个代理机构愿意并且有能力执行这类惩罚，在公开场所执行最理想，可以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喜剧演员连尼·布鲁斯（Lenny Bruce）曾以逗趣的方式描绘谁可以、谁不能把粪便丢到邻居院子里的规定是如何发展出来。他也将警察角色的创造描述成是为了担任“我家院子里不准有屎”规定的守护者。规定和规定的执行者都是情境力量内在固有的，尽管如此，系统仍扮演了一定角色，雇用警察并创造监狱来监禁破坏规定者的都是系统。
一旦规定成真
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赋予一个角色，我是说，一份差事，有人对你说：“你的工作就是管好这些人。”然后你就会变了个人，不再扮演穿着休闲服的角色了。当你穿上卡其制服、戴上眼镜、拿着誓棍时，你就会真的变成狱卒，你会开始演起那个角色。那是你的戏服，穿上它，你就得照着剧本演。——狱卒赫尔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