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
菲利普·津巴多
目录
前言 2
第1章 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 5
第2章 星期日：突袭逮捕行动 20
第3章 堕落仪式正式开始 33
第4章 星期一：犯人叛乱 47
第5章 双重麻烦的星期二：访客和闹事者 66
第6章 星期三：逐渐失控 82
第7章 假释的权力 108
第8章 星期四：对峙时刻 127
第9章 星期五：淡出黑暗 142
第10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Ⅰ：性格转换的炼金术 159
第11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Ⅱ：伦理学及拓展研究 187
第12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工：权威、奉守与顺从 207
第13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Ⅱ：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恶 232
第14章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 251
第15章 让系统接受审判：领导层的共谋 284
第16章 抗拒情境影响力，赞颂英雄人物 327
前言
我很想说，写这本书就像一个爱的奉献，但在费时两年才完成的分秒过程中，感受却并非如此。不断重看“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录像带、一再重读他们准备的资料，对我而言无疑都是情感的折磨。时间已模糊了我的记忆：那些狱卒的恶行恶状，犯人们所受的痛苦折磨，以及我消极容忍虐行继续的罪行——姑息的罪恶。
我甚至也忘记此书的前半部分起笔于三十年前，是和另一家出版社签约合作，但在开始动笔之后我很快便放弃了，虽然当时的我十分贴近事实，但却还没有再经历一次这些体验的准备。很庆幸我并没有将它束之高阁，并且强迫自己重拾笔墨，因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如今我更有智慧、能以更成熟的观点切入，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此外，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虐囚案与斯坦福监狱事件的相似性，正好提供一个机会，印证了监狱实验的效度，并清楚地揭示心理动力如何推动真实监狱中耸人听闻的虐待事件。
第二个阻碍我写作的情感因素，来自于全身投入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的调查。身为一位军事监狱守卫的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我反而像是调查记者，而非社会心理学家。我必须了解与这位年轻人关涉的每件事情，常常与他见面访谈，与他家人通电话或通信联系，了解他在矫治中心任职以及在军队中的情况，曾经与他一同服务的军方人员也是我的调查对象。透过这些资料的搜集，我慢慢地能够了解他当时身处于阿布格莱布监狱1A层级的感受，知道他是如何度过四十个从下午4点到凌晨4点的夜班值勤。担任一位必须在审判中证明是由情境力量导致他犯下虐行的专家证人，我被准许调阅数百张堕落恶行的数码照片资料，这着实是这项工作中，既丑陋又令人生厌的部分。此外，我也在这次任务中得以接触到当时所有军事和民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而因为被告知在审判中不得携带任何写有细节的笔记，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记住所有关键点和结论。在获知伊万·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昵称奇普（Chip）】中士被处以重判后，原本承受的情绪压力更加沉重，而我也因此成为他与他的妻子马莎（Martha）非正式的心理咨询员。经过一些日子，在他们心中，我也成为他们的“菲尔叔叔”。
当时的我既沮丧又愤怒，首先，虽然我已多次详述那些直接塑造他犯下恶行的军中情境，但军方却仍不接受任何这些能减轻刑罚的陈述，减轻他的判决。原告和法官拒绝接受情境力量可能影响个人行为的概念。他们和这个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抱持标准的个人主义观念，相信错误完全是由个人“性格倾向”造成，这也就意味着，奇普·弗雷德里克中士是在理性决定下犯下罪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发现有许多“独立”调查报告清楚地将虐囚的罪责指向高阶主管，认为他们管理失当或不在现场领导才是酿成罪行的主因。这些来自于上将和政府高层的报告，证实了军事和民事命令串联成一个“大染缸”，把好好的士兵们变成了“坏苹果”。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我开始撰写这本书，着手描写情境力量左右行为的方式，这个力量远超过我们所想，或者也得承认，它能在许多情境中塑造我们的行为。然而，当时的我忽略了让好人为恶的更大动力——“系统”，情境便是由这个更复杂、更强大的动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心理学有大量的资料能佐证，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远远胜于个体力量。我将会在本书的章节中，针对这类社会心理学资料加以说明。大多数心理学家对于深植于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中能够定义情境且界定合法性的力量，已经麻木了。想要全面且完整地了解人类行为动力，就必须先能辨识个人、情境以及系统力量的范围与限制。
要改变或避免不恰当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就必须了解他们带人了什么力量、优点和弱点到情境之中。接着我们必须更清楚地辨识出，情境力量在特定行为之下复杂的全貌。修正这些情境力量或者学习避免它们，都能大大影响与减少不当的个体行为，效果远大于只是在情境中针对个人的错误纠举。也就是说，用公共卫生取向取代治疗个体疾病与错误的标准医学模式。除非对系统的真实力量有足够的敏锐，并且充分了解系统运作的规定与法则，否则行为与情境的转换，对我们而言是瞬息万变的。而我也会在书中再三强调：“试图去理解情境和系统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并不是为了替谁辩护，或是为了免除此人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为的责任。”
为了解释为何我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投注在邪恶心理学的研究上——包括暴力、匿名、攻击、酷刑及恐怖主义，我必须先提一提情境的塑造力量对我的影响。我出生于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的贫民犹太区，成长环境影响了我日后对生活及重要事件的看法。发展有用的“街头智慧”是在都市贫民区生活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要懂得辨认出谁有权，能帮助你或反对你，对哪些人该积极奉承而哪些人不该，要能够辨认细微的情境线索，知所进退，何时应互惠，这一切，都是决定你是否能鱼跃龙门的关键。
在那个海洛因及可卡因尚未入侵南布朗克斯区的时代，贫民区充斥着身无分文的人，一群没有玩具和电子游戏机的犹太小孩，能一同玩耍便是最大的快乐。但这些小孩后来有些成为犯罪的受害者，有些成为加害人，有些我认为是好孩子，最后却为非作歹，导致如此的原因，有时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托尼的父亲，只要托尼一犯错，他就扒光托尼的衣服，罚他跪在浴缸里的硬果仁核上，这位虐待狂般的父亲在平时却性情和善，在同栋公寓的女士们面前更是魅力十足。而正值青少年期的托尼，性情因父亲虐行的伤害而走偏了路，最后进了监牢。另一个孩子为了狠狠发泄挫折而活生生剥掉了猫皮。有些人刚加入帮派时，都必须先历经偷窃、打架、胡作非为、恐吓去犹太教堂的女孩和犹太小孩等等这类的仪式。这些都不会被认为是邪恶甚至坏事，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听从老大命令和遵守帮派规矩罢了。
对我们而言，这些影响小孩的系统力量还存在于高大可恶的管理员猛然俯身踢你一脚，没良心的房东可以因为没缴房租逐出房客一家老小，把家当丢在路上等。我仍然为他们恶劣的行径而感到可耻。但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警察，他们会在我们在街上（用扫帚把和斯伯丁橡胶球）玩曲棍球时，将我们一一扑倒，不由分说就没收我们的扫帚把球杆，并且严禁我们在街上玩球。但是方圆一英里内没有其他可供游戏的场地，我们仅有的就是街道，虽然对路人而言，我们的粉红塑胶球有些危险。我记得有一次警察来的时候，我们把球杆藏了起来，但没想到他们将我单独叫出来，叫我说出球杆的位置。我拒绝回答，一名警察说要逮捕我，并且用力把我推向警车，我的头狠狠地撞上了车门。自此以后，除非保证安全，我再也不相信穿制服的大人。
在这全然缺乏父母监督的成长背景下——因为在那时候，小孩和父母从不一起上街——引起我对人性来由的好奇，特别是人性的黑暗面。因此《路西法效应》在我心中已酝酿多年，从我的贫民区经验一直到正式的心理科学训练，这些经验都让我不断质疑，企图从实证中找到答案。
这本书的架构有点特别，第一章首先概述人类性格的转变，好人和天使如何转而为非作歹变成坏人，甚至成为十恶不赦的恶魔。这也接着引发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真正了解自己多少？一旦面临陌生情境，有多少把握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无法抵抗诱惑，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
接着在陈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几个章节中，将会呈现被随机分派成犯人和狱卒的大学生在模拟监狱中行为转变的过程——情况后来演变得过度逼真。这几章的记录形式就好比电影剧本，如同有一位旁白讲述正上演的故事，并辅以一点心理学上的诠释。只有在实验结束之后（实验比预期要早结束）才做出结论，并且思考从中学到的教训，描述和解释搜集到的证据，并阐述参与其中的心理历程。
斯坦福监狱实验得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结论是：不论是细微或明显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个体的抵抗意志。我们将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详述这一现象。我们看到广大的受试者，如大学生、市民志愿者等等，能够符合、遵守、服从，轻易地被诱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场”（situationalforce field）之外无法想象的事。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服从威权、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去人性化”是让平凡人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甚至肆无忌惮地犯罪的主要运作过程之一，这就好比白内障，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当事人觉得其他人猪狗不如，认为敌人就应该受到酷刑折磨和歼灭。
有了这些分析工具之后，我们将转而探讨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美军狱警虐待与折磨囚犯的成因。有一派主张这些不道德的施虐事件是一些调皮士兵（俗称“坏苹果”）所为，我们将以有相同情境力量和心理运作历程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来审视这派说法。虐囚过程都记录在士兵们拍摄的“战利照片”中，我们将深入检视地点、人物、情境，来为此事件下结论。
最后，我们要将整个环环相扣的叙述从个人、情境到系统串联起来。借助近半打的虐囚案调查报告和关于人权和法律资料的证据，我采纳检察立场，在审判中加入“系统”的概念。在法律限制的是个人操守，而非针对情境和系统的前提下，我会控诉四位高阶军事主管，并延伸此论据，一同控诉布什政权内部的指挥共谋结构。读者们可将自己视为陪审团，决定这些证据是否能让每位被告的罪名成立。
这场探索阴暗心与灵的旅程，在最后一章将会有所转折。我将在最后宣布好消息：人性终究是良善的，人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利用个体力量来挑战情境与系统力量。在引用文献与真实案例中，总是有些个人得以抵抗，不屈服于诱惑。这些人并不是天生有善良之神嘉惠，而是直觉上深知心理与社会的抵抗战术。我会在文中详述一套策略与战术，协助所有人去对抗不愿接受的社会影响。这些建议综合于我的个人经验，而许多专精于“影响与说服”（influence and persuasion）社会心理学的同事们也贡献了他们的智慧。
最后，当大多数人都选择让步不抵抗时，这时反叛者常会被视为对抗遵守、顺从、服从之类强大势力的英雄。由于这样的英雄勇于行事不畏牺牲，我们会认为他们与众不同。这样独特的个体确实存在，但他们应被视为英雄中的例外，少数会牺牲自己的英雄。比方说，他们是基于博爱主义的理想而奉献自己的生命。但大部分的英雄却是由时势造就，在登高一呼之下毅然决定行动。因此，《路西法效应》将以颂扬存在于你我身边的平凡英雄作为结尾。在“邪恶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里，平凡人要对其同类最残酷与堕落的卑劣行为负责，而我主张“英雄主义的平庸性”（banality of heroism），则对每位随时愿意尽人性本分的男男女女挥动英雄的旗帜。号角一旦响起，他们会明白这是朝着他们而来。当我们面对情境和系统的强大压力时，都该坚持人类本性中最好的本质——以颂扬人性尊严来对抗邪恶。
第1章 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
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John Milton，Paradise Lost）
注视下页那张漂亮的图片一段时间，然后闭上眼睛，试着从记忆中回想它。
你的心灵之眼是否看见纯白的天使们在黑暗的天堂上飞舞？或者你看见许多长角的黑魔鬼占据地狱亮白的天空？在艺术家埃舍尔（M．C．Escher）的创作中，两种视觉效果出现的机会是同等的。但是一旦察觉到善与恶同时并存时，你将再也无法只见其一不闻其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将不会同意你再回头好整以暇地将“善与完美”的一面与“邪恶与败坏”的一面轻易划为黑白两道。在这本书的奇特旅程中，我希望你能一再思考一个问题：“我有可能成为恶魔吗？”
埃舍尔的图呈现了三个心理事实：第一，这世界充斥善与恶，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第二，善与恶的分界可以互相渗透且模糊不清，第三，天使可以变成恶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恶魔也可能变为天使。
路西法变成撒旦的例子，或许可以让你更清楚记得这个善恶大逆转。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撒旦自负地说：“在天堂为奴，不如在地狱为王。”在地狱里，路西法撒旦变成一个说谎者，靠着自夸、矛戟、号角与旗帜，成为该处的冒牌顶替者，其作为可媲美现今许多国家元首。在一次魔鬼领袖的会议：中，撒旦得知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回到天堂，他的亲信别西卜（Beelzebub）于是提出最邪恶的计划，以毁坏上帝最爱的杰作——人类——来报复上帝。但纵使撒旦成功引诱亚当和夏娃忤逆上帝走向罪恶，上帝仍宣称终有一日他们将可获得救赎。然而，上帝却任凭撒旦游走禁制边缘。于是撒旦谋同女巫诱惑人类，女巫因此成为驱魔者的眼中钉。撒旦一族的恐怖手段，孕育出了前所未见的邪恶体系。
路西法的罪孽，被中古世纪思想家认定为“贪爱”。对诗人但丁而言，从“贪爱”涌现之罪恶乃豺狼虎豹之恶，仿佛其精神内部有个深邃的黑洞，用再多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满足。沉溺于贪爱的人，不论外在自我价值为何，都为贪爱利用，或用以强化自我。在但丁描写的地狱中，因贪爱而犯罪的恶人要归在第九层地狱，以冰湖冻结。因为他们一生自私地只为自己，所以判处在冰冻的自身中乞求永恒。为了让人们只看见自己，撒旦与他的部署将人类的眼，从所有生物的和谐之爱中移开。
豺狼之恶使人类偏离慈悲，只求自身利益。在第九层地狱中，罪人受制于贪得无厌之心，所以冻结在自我囚禁的监狱里，那里的囚犯与狱卒，全都活在自我中心的现实中。
研究撒旦起源的历史学家伊莱恩·帕格尔斯（Elaine Pagels），以挑衅的论点提出反映真实人性的撒旦心理：
撒旦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异于常人的特质，他唤起贪婪、嫉妒、欲望和愤怒，这些都被视为最坏的冲动，甚至可将人类比喻为禽兽的暴虐……最糟的是，邪恶似乎与超自然能力密切相关——在战果之中我们发现，邪恶正是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描述的上帝【全然他者（wholly other）】颠倒的魔鬼性格。
我们害怕魔鬼，却为之着迷。我们创造魔鬼阴谋的神话，对此信以为真，并且相信自己足以组织力量去反抗。我们排挤“他者”，视之为危险的异己，对非我族类的过度纵欲与道德悖逆感到毛骨悚然，这全是出于对“他者”的无知。研究“邪恶化身”的宗教学教授戴维，法兰克福（David Frankfurter）在妖魔化他者的社会架构下，做出以下说明：
“社会性他者”（social other）好比食人族、魔鬼、巫师、吸血鬼，或是以上综合体，象征一概为对立的邪恶形象。这些社会边缘人的故事，就像一出充斥野蛮行为、淫荡习俗与怪物的剧本。但我们在思忖“差异性”之际惧喜交加的心情——因殖民、传教、军队入侵时残暴行为而产生的伤感情绪——确实会影响我们形成个人层面的幻想。
天使、恶魔，以及其他芸芸众生的转变
我写《路西法效应》是为了试图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转变为去为非作歹的过程。首先，我们得面对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为恶？”我们暂且摒除宗教的善恶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后天失调的原则。我们将以生活中的真实人们为例子，看他们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并且在人性混杂的大锅炉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强大情境压力下产生转变？
让我们为邪恶下一个定义。我的定义十分简单，基于心理学一个原则：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驱使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何？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思考和行动？是什么让我们一部分的人道德感深重、正直不阿，而相对地又是什么让人容易抛弃礼规、犯下罪错？我们在回答这些人性问题时，是否都先假设是“内在因素”决定了我们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而都忽略了“外在因素”对于人类思考、感觉及行动的影响？在什么状况下我们会成为情境或群体行为下的产物？有什么事是你自信绝不会在任何胁迫下做出的呢？
因为自我中心的偏见，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是最特的幻觉。这个自利归因的保护罩，让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在许多自陈测验中处于平均值之上。我们往往习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管窥天，却常常忽略了脚下踩踏着滑溜的斜坡。这种情况在强调个人取向的社会中十分常见，例如欧美社会，但较少见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强调群体取向社会。
在我们探索良善与邪恶的旅程中，请你先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多少？你拥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你的自我认知，是来自一个过去曾经出现相同行为的类似情境，还是在一个过去习惯饱受挑战的新情境？根据这个脉络来思考，你究竟有多了解日常生活中与你互动的人们，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及情人？
本书其中一项重点就在于强调，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往往来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经验，这其中牵涉了规则、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我们上学、度假、聚会，支付账单和税金，日日年年如此，但是当我们暴露在全新、陌生的环境下，过去经验或习惯无法应付时，会是如何呢？开始一个新工作、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参加新社团、被警察逮捕、从军当兵、参加某个教派，或自愿担任实验受试者……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将不如从前一般好用。
现在，我希望你在看见不同形式的恶行时，能不断询问自己：“我也会这么做吗？”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检视“卢旺达屠杀事件”、发生在南美洲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越南的“美莱大屠杀”，骇人的纳粹集中营、全世界军事和警方的严刑拷打、神父性侵教徒事件，以及搜查“安然”和“世界通讯”诈欺案中其公司主管可耻欺瞒行为的有关迹象。最后，我们会看看从这些恐怖事件中得到的线索，能如何解释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都与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线索环环相扣，特别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紧紧关系着这些残暴事件。
邪恶是“根深蒂固”还是“虚无易变”？
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因此，坏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们的本性展露邪恶的一面，诸如希特勒、伊迪·阿明（Idi Amin）将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些我们视为恶魔的执行大屠杀的暴君们；然而，我们也无法否认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见的“恶人”，如：毒贩、强暴者、皮条客、老人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恃强凌弱摧毁儿童幸福的犯罪者。
其次，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并且，好人们可能会这么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确定我不能。”
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将“邪恶”视为“渐进式”，也就是随环境不同，我们都可能为恶；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时间，或多或少表现出某项的特质（如聪慧、自傲、诚实或恶毒），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被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经验、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简言之，无论遗传、个性或家世背景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学习向善或向恶。
另一种理解：特质、情境、系统
“特质论”之于“渐进论”，正对比于“特质的”之于“情境的”因素会如何影响行为。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传统取向是以某些导致行为的固有特质为了解来源，例如基因、个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奉献的基因。
为什么美国小石城城郊社区爆发高中生枪械扫射，造成几十名学生和老师死伤？为什么一对英国学生会在购物中心绑架三岁孩童，最后还冷血杀害？为什么无数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会成为自杀攻击炸弹客？为什么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明明晓得极有可能被纳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选择保护犹太人？为什么许多国家里的“吹哨人”冒着个人损失的风险挺身而出，揭露当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观点（支持者大多拥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会试图以病理学及英雄主义来解释。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将以“谁”的问题为出发点来了解这些事件：“谁”该负起责任？“谁”是罪魁祸首？“谁”应受谴责，而“谁”又应得赞扬？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境历程。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变化，更提供了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极为不同的方式。这样的分析方式有着重要的涵义，并且提供直觉敏锐的心理学家们走人大众的生活，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做事、那样做事，理解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社会中，很少不受特质论所影响的人，每每一发现问题，首要就是观看动机、特征、基因和个人病史。大多数人在理解他人行为时，都倾向高估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提供一系列真实的证据来对抗特质论，并且扩展焦点显示人们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师之锤”和欧洲猎巫行动
《巫师之锤》（也称为“女巫的骨锤”）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籍，它后来成为宗教审判的“圣经”，是宗教审判必读的著作。书中内容起于一个亟待解答的谜团：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恶魔何以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邪恶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导致人们沦丧良知。
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天主教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恶魔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heresy），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对于宗教审判的无名火。形成“巫师”这样低鄙的类别框架，提供社会快速解决恶魔的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确认，就是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等我们拜访阿布格莱布监狱时，会有更多的描述）。
系统力量由上而下的施压优势
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
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
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创造“敌人”的力量
这种创造“敌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肮脏事，就好像黑手党老大总是把失误丢给小弟承担。系统利用影响和沟通向下（很少向上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要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计划。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恐惧的弹药的枪声响起，而这种惧怕敌人的想象，威胁着人们的内心安乐和社会国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战场，让政府改变优先法案，把犁刀变成刺刀。
这些全可以通过话语和图像达成，海报、电视、杂志封面、电影、网络上的戏剧化视觉影像，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和愤恨情绪，“敌意想象”于是刻进人类脑海深处。这个过程起始于创造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对方的人性，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的怪物。深刻的大众恐惧，加上敌人威胁逼近，原本讲道理的人，行为开始变得不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人开始不经意地盲目遵从，爱好和平者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
社会哲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出色地描述了敌意想象是如何由国家宣传机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以供战争之需，并揭示了它们所激发出来的力量”。为消灭敌人的欲望辩解，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但还是能为官方记录解套，却未针对伤害作批判性的分析。
族群屠杀是敌意想象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如何使用宣传机器，将犹太裔邻居、同事甚至朋友，变成“全民公敌”，并且宣告他们应得“最后的审判”，他们在小学课本中，以图片和文字强调所有犹太人都是可耻、且不值得同情的。
接下来，我会举一些近代的例子，说明种族屠杀者如何使用强暴作为污蔑人性的武器，然后，我会展示当事人的复杂心路历程。这个去人性化的部分，都可以借助实验控制的方式及系统性分析来加以区分，并将关键的部分独立出来。
违背人性的犯罪：种族灭绝。强暴以及恐怖袭击
三千多年来的记载，告诉我们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免于邪恶势力。在荷马记载中的阿伽门农与特洛伊的战争里，希腊军方的指挥者在进攻敌人之前告诉他的士兵们：“我们要让敌方无一幸免，就连母亲子宫里的孩？也不例外，只要是人，就必须完全去除其存在……”这句可恶的话，竟出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度的一位贵族之口，那可是哲学、法学，古典戏剧的起源地啊。
同样地，我们生于“大规模谋杀的世纪”。在由政府下达死亡命令，由士兵和市民执行的系统化谋杀下，已超过5000万人因此丧命。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20世纪中纳粹肃清600万犹太人、300万苏联战俘、200万波兰人和成千上万“不受喜欢”的人们：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杀死170万人民，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被指控杀害10万库尔德族人：2006年，种族灭绝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开来。然而，还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在世界的角落被我们随意忽略。
卢旺达强暴事件
位于非洲中心的卢旺达，爱好和平的图西族学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简单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摧毁。胡图族人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几个月内就遍及全国，军队用砍刀和狼牙棒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男人、女人、孩童。联合国统计，约有80万到100万卢旺达人民在三个月内被谋害，是有史以来最凶恶残暴的大屠杀，消灭了四分之三的图西族人口。一个受害者回忆当时伤害他的人所说过的话：“我们要杀光所有的图西族，然后有一天，胡图族的孩子们会问：‘图西族的小孩长什么样子？”’
屠杀从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邻居，都只是“奉命行事”。一位胡图族的屠杀者在十年后的一个访谈中提道：“杀害自己的邻居是再糟不过的事情，我们曾经一起喝酒，他的牛会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亲戚。”一个胡图族的母亲叙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名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又是怎么带着惊讶，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友人、邻居夺走他的生命。她说，一名政府人员告诉他们图西族是他们的敌人，而且给了她一根狼牙棒，再给她丈夫一把砍刀，用来对抗敌人。她辩称这是“帮”那孩子的忙，因为他的双亲已在先前的谋杀中过世，这可以避免让他成为可怜的孤儿。
直到最近，世人才开始注意被大规模强暴的卢旺达妇女。对她们来说，那是骇人的恐怖攻击，更是精神上的羞辱。经由一些记录发现，这事件起于胡图族领导者西尔韦斯特市长（Silvester Cacumbibi），他偕众轮暴了昔日好友的女儿，受害者表示，他在犯下恶行时告诉她：“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一颗子弹在你身上，我们将强暴你，让你生不如死！”
在南京大屠杀中妇女受日军侵犯事件（后面还会提到）中，因为早期调查的错误，也因为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而隐瞒、模糊了事实，以至于我们对南京受害妇女的心理历程的了解，并不如卢旺达事件妇女更了然。
当布塔雷（Butare）这个村庄的人民在边界奋力抵抗胡图敌军的同时，临时政府派遣了一个特殊人士去处理这个被看作“叛变”的事件。她是家庭及女性事务部的部长，也是在布塔雷村备受欢迎的政治宠儿，更在此处出生、长大。波利娜（Pauline Nyiramasuhuko）是图西人，也曾经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开授过女性赋权的课程，是这个村庄的唯一希望。但是希望马上就落空，因为她竟然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陷阱，承诺族人红十字人员将在村里的体育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但实际上胡图族的武装暴民早已埋伏在那里，最后几乎谋害了所有寻求庇护的村民。他们在暗处上膛开枪，丢出手榴弹，少数幸存者则被千刀万剐、切成碎片。
波利娜还下了一道命令：“杀女人之前，必须先强暴她。”她还下令要另一组暴民从她车上拿汽油，浇上70位妇人与女孩，监视她们活生生被大火烧死。在杀死她们之前，她还征求暴民强暴这些受难者。一个年轻人告诉翻译他没办法强暴她们，因为他们“杀了一天的人已经非常累了”！
罗丝，曾遭到波利娜的儿子沙朗强暴的一名年轻女子，她是唯一被允许活下来的图西人，于是她能定期向上帝报告她在这次屠杀中见到的一切。她曾被迫看着母亲被强暴，以及目击20位亲戚被杀害。
一份联合国报告估计，至少有20万女性在这短短时间内被强暴后杀害。她们被尖矛、子弹、酒瓶或香蕉树的雄蕊刺人身体，性器官被砍刀切割，浇以滚水或强酸，乳房被切除。更可怕的是，这些由男性犯下的强暴罪刑，常常伴随其他形式的生理酷刑并被当成公开表演，通过这样的公开方式，促进胡图人的社会联结关系。他们更通过轮暴，共享患的友爱和忠诚。加倍显露其恐怖和堕落之处。
这种去人性化是没有界线的。一名胡图族民兵拿着斧头抵着一名十二岁孩童的喉咙，强迫他在父亲及其他五名被强迫打开大腿的姊妹面前，强暴自己的母亲。艾滋病在幸存的受害者间传染开来，持续扩大卢旺达的浩劫。纽约约翰杰伊学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犯罪正义的历史系教授查尔斯·斯特罗奇尔（Charles Strozier）认为，“以疾病、瘟疫为‘天启’（apocalypse）的恐怖行动，就像生化战的武器，歼灭生育者，导致一个族群的灭亡。”
我们该如何理解是什么力量促使波利娜犯下“一个女人对付敌方女人”的特殊罪行？综合历史和社会心理学，可以提供建立于“权力和地位差异”的解释框架。首先，她受到一种普遍观念影响，比起图西女性的美丽和傲慢，胡图女性的地位较低。图西女性较高挑儿、白皙，并有较多白种人的特征，让图西女性比胡图女性更受男性喜爱。
这个被武断归类的种族，来自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殖民后的婚姻混血，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个宗教。殖民者强迫所有卢旺达人民佩戴辨识证，以分辨哪些是多数的胡图人而哪些是少数的图西人，后者则获得较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会。这或许成为波利娜被压抑的复仇欲望。而她处在一个男性优势威权之下，必须证实她的忠诚、顺从、爱国，通过热心于精心策划犯罪、效忠上级监督者，永远不在犯罪之前用女人的身份对抗敌人，这让鼓励大规模犯罪和强暴女性变得更容易，将受害者变成一个抽象概念，甚至给他们一个贬低的名称：“蟑螂”——必须被消灭的物种。有一个更写实的说法是，想象用讨厌的色彩涂抹在敌人脸上，然后摧毁“画布”。
如同我们无法想象的，有一些人会刻意鼓舞这些像魔鬼一样的恶行。妮科尔·贝热万（Nicole Bergevin），也就是波利娜的律师，在波利娜的种族屠杀审判中提醒我们：“当你进行谋杀罪审判时，你将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而你是连做梦也不会承认这些行为，但是你开始了解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女儿身上，也可能是你身上。”
要更清楚了解本书中这其一的主要论点，可以参考艾莉森·德福尔热（Alison Des Forges）这位人权守护者的看法。她曾经调查过很多类似的粗暴罪行，通过下面这段残暴的行为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己的反射：
这个行为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表面之下，简化种族屠杀，让我们能轻易拉开自己与加害者之间的距离。他们是如此邪恶，我们不曾也不会做出同样可恶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了解到那些人是身处于一个严重的压力情境下，而你却武断地质疑那就是他们的人性，这是令人担忧的。当你被强迫去面临这个情境，而自问：“我会怎么做？”有时候答案就不如我们所愿了。
法国的新闻记者琼·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访问了十位因砍死数千名图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图部队成员。这些寻常百姓过去大都是农夫、爱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师，但他们的证词让人心寒，他们的言辞一再挑战我们无法置信的事情：人类能够因为愚蠢的意识形态就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所下的命令，消灭所有被标示为“敌人”者。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价值，并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对照。
“杀人杀多了，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了，我只想要确定，从杀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后一位，我都不会对任何一位感到抱歉。”
“我们只不过奉命行事，在每个人的热诚之下整队，在足球场上成群结队，出去猎杀如同有血缘的灵魂。”
“杀人的时候，如果有人因为悲伤的感觉而迟疑了，绝对必须小心他的嘴巴，不要说出自己犹豫的理由，害怕被控诉和敌人有串供关系。”
“我们杀掉纸上的人，没有理由选择、预期或特别害怕，我们是熟人的刽子手、邻居的刽子手，只是计划的刽子手。”
“我们的图西邻居，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做坏事、没有罪，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图西人给我们长期以来添的麻烦就是不对。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看着他们，我们不再停下来辨识他们以前的样子，甚不再想和他们共事。和过去相处的经验比起来，他们已经变成很大的威胁，让我们无法再用共同体来看待。这就是我们杀他们的原因。”
“把图西人逼上绝境的时候，我们不再把他们当成人类。我的意思是指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共享相同的想法和感觉。猎杀是残暴的，猎人是残暴的，牺牲者是残暴的——残暴占据了我们的心。”
这些残忍的杀害和强暴，表达出一个我们会一再提到的主题。存活下来的图西妇女贝尔特（Berthe）说：
以前我就知道一个人可以杀另一个人，因为那常常发生。现在我知道，即使你和另一个人共享食物或睡在同一张床上，甚至和他没有任何过节，他也可以杀害你。最亲近的邻居可以用他突然产生的力量杀害你，这是我从种族屠杀中学到的，我眼睛里看见的已不再是这世界原本的面貌。
曾经逼迫联合国指挥官对卢旺达施展援助任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罗密欧·达拉莱尔（Romeo Dallaire）将军，虽然通过他英雄的壮举，将他的经验编写成一部有力量的声明书籍《与魔鬼握手》以拯救数千人，但是这位指挥官因为无力唤起联合国更多的援助，无法预防更多的残暴行为而感到心力交瘁。他后来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征候，成为这场大屠杀中的心理受害者。
中国的南京大屠杀
令人惊恐但也很容易想象的是，强暴的概念其实一直被用来带出其他无法想象的战争暴行。日本军人在1937年的几个月里，血淋淋地屠杀约26万至35万名中国人民。这个数字，远比日本原子弹爆炸所造成死亡人数和欧洲所有国家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民死亡人数都多。
重点不在于中国被屠杀的人数有多少，而是让我们认清，加害人设计出“具创造性的邪恶”的方式，让置他人于死地本身更令人向往。根据张纯如的调查报告，这个恐怖事件起于中国男人被当作练习佩刀斩首的竞赛，许多日本军人更在强暴妇女之前先去除她们的内脏、切除乳房、活生生地将她们钉在墙上，当着其他家庭成员的面，父亲被迫强暴他们的女儿，儿子强暴母亲。
战争产生了残酷和野蛮行为，以对抗任何被去人性、恶魔化的敌人。生动可怕的细节让南京强暴事件恶名昭彰，军人残害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但这只是用不人道对待老百姓（或者可称为“异己者”）的人类历史事件中的一环。英国军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强暴人民，苏维埃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1945年至1948年间，强暴了约10万柏林女性，1968年的美军屠杀除了强暴和谋杀超过500位人民，最近五角大楼公布的秘密证据，更详细描述了高达320起美国人对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民的残暴事件。
实验室里的去人性与道德背离
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有道德的动物。但是道德可好比汽车排挡，平常打到空挡的时候，道德会在，但如果汽车停在斜坡，汽车和驾驶就会缓缓向下滑动。这个时候，自然情境就会决定结果，而不是驾驶者的技巧或意图。这个简单的类比理论，可以捕捉道德背离理论的中心主旨，是我的斯坦福心理系同事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n Bandura）发展出来的。下一章我们会回顾他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好人可以被引导去做邪恶的事情。
我们首先回到班杜拉和他的助理所执行的实验性研究，说明道德如何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技巧来羞辱潜在的受害者，而道德的沦丧竟可以那么轻易。一个精简的描述，就可以展现去人性化的力量，单一个字便可以增加对目标的攻击性。先来看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想象你是一名大学生，志愿参加一个问题解决团体的研究，团体共有三人，都是来自相同学校的学生。你的任务是帮助其他学校的学生改善他们的问题，策略则是惩罚错误。惩罚方式是执行电击，并且在连续的试验中增加电击的强度。记录你的名字和其他团体成员的名字之后，助理便离开，告诉实验者研究可以开始进行。你将会有十次尝试，可以自行决定对另一个房间里的其他学生团体使用何种程度的电击惩罚。
偶然你会通过对讲机听到助理对实验者抱怨另一群学生“感觉很像动物”，你并不知道这也是实验脚本的一部分。而你也不知道，在另外两个情境中，其他两组和你一样的学生都已经被随机分配，由助理描述其他学生是“和善的人”，还是不下评语。
如此简单的评语会产生任何影响吗？一开始似乎没有。在第一次的尝试里，所有的团体都只使用低度的电击，大约是第二级。但在听到他人评语之后，每个团体的反应就不同了。对其他人一无所知的人，会给予平均第五级的电击：以为其他人是“和善的人”，就会比较仁慈，给予显著较少的电击，大约第三级；然而，想象其他人“很像动物”的这一组人，便会停止对他们的同情，只要犯错就会换来持续增强的电击，而且明显高过其他情境，增加到最高的第八级。
请仔细想想，这些简单的评语在你心中运作的心理历程。只是无意中听到一个人的评语，一个没见过面的权威者告诉你，那个跟你一样的大学生看起来像动物，这些单一的描述，就可以改变你对这些人的心理架构，会让你对理应和你相似的友善大学生的印象变得疏远。新的心智状态对你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对于为何会给“像动物”的学生这么多电击，这些实验学生事后解释是为了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这个例子使用实验性的控制方法，研究发生在真实世界中会导致暴力原因的基本心理历程，这将会在第12章和第13章有延伸的探讨，也就是针对邪恶，行为科学家如何研究各种不同面向的心理学。
选择是否让道德标准参与其中的能力……帮助解释人们为何可以在前一秒野蛮残酷，而下一秒却有同情心。
——阿尔伯特·班杜拉
可怕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景像
本书背后驱使的动力，是为了了解美军如何及为何会对位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犯人做出生理和心理的虐待行为。这些虐待影像证据于2004年5月在全世界爆发，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鲜明的历史记录：年轻的美国男性和女性，用令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虐待他们应该保卫的人民。这些军人在施展暴力行为时，甚至还以数字影像捕捉受害人遭受的痛苦。
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一旦公开就会让他们陷入麻烦的影像证据？在这些如战利品般的照片里，他们就像猎人展示猎物般骄傲，我们看到微笑的男人和女人在虐待卑微的动物。这些影像有拳击、掴耳光、踢犯人，跳到犯人的脚上，强迫他们赤裸，给他们戴上动物的毛和角锥。强迫赤裸的犯人在头上戴女性内衣，强迫男性犯人在拍照或摄影时对微笑的女军人手淫或口交。甚至把犯人挂在屋椽一段时间，用约束带绑着犯人的颈子拖行，用没有戴嘴套的恶犬吓这些犯人。
“三角人”是其中一张从地牢跳射到全世界角落的人像照片：戴头巾的囚犯站在街道的箱子上，囚犯的手从一件布满电线的毯子下伸出来，电线装在囚犯的手指上。囚犯被告知要是力气用尽而掉出箱子，就会被活活电死。虽然实际上没有通电，但囚犯相信这个谎言，想必是承受极大压力。有更多残酷的照片没有被公开，理由是会对美国军方和布什总统的指挥执行能力造成公信力和道德的伤害。我曾经看过的那几百张照片，都非常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照片让我相当难过，我在里面看到了傲慢、对这些无助的囚犯强加羞辱的冷漠。一名才刚满二十一岁的女军官形容虐待是好玩的游戏，更让人深感惊讶。
媒体和全世界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七名男性和女性可以做出这种邪恶的行为，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监狱能让原先状态良好的军人做出恶行。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些恶行进行了情境分析，这并非要为他们辩解或让他们的行为合乎道德，而是要找出这个疯狂行为的起因，我想要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转变，做出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行为。
阿布格莱布监狱对比斯坦福监狱
阿布格莱布监狱所发生的景象和故事，之所以让我震惊但不觉得意外，原因是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情况。30年前，我曾经在我自行指导设计的计划中看过类似的恐怖景象：赤裸、戴上镣铐的犯人头上套着袋子、俯卧撑时狱卒踩着他们的背、用性暗示羞辱他们，让犯人承受极端的苦痛压力。不管是我的实验或遥远的伊拉克监狱，特别是恶名昭彰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这些景象都可以相互呼应。
1971年夏天，在斯坦福大学里，一些大学生在一个模拟监狱里进行了一个实验。我们将一切正常、健康、聪明的大学生随机分派，让他们在真实的监狱场景里扮演狱卒或囚犯角色，必须在监狱里生活和工作几个礼拜。我的研究助理，克雷格·黑尼（Craig Haney）、科特·班克斯（Curt Banks）、戴维·贾菲（David Jaffe）和我，都想了解监禁下心理动力运作的情形。
平常的人如适应这些制度、场景？警卫和犯人的权力差异，如何终止他们正常的生活互动？把一个好人放到坏地方，这个人究竟是能战胜环境还是让环境影响他？或者，暴力只是真实监狱里常见的情况，反之在充满良善的中产阶级监狱里，这样的情况就会消失？这是我们亟待详细研究的议题，而一切就由简单的监狱生活研究开始。
探索人类本质的黑暗面
这本书的旅程，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藉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
我将邀请你用他们的观点看穿他们的眼，让你可以用当事人的观点来看邪恶。有时候，这些观点可能是很丑陋且肮脏的，但唯有通过检视和了解罪恶的原因，我们才能经由正确的决定，创造共同的行动来改变、包容、转化罪恶。
我将用斯坦福大学乔登大楼的地下室来帮助你了解，在这个特殊背景中，犯人、狱卒及警务长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这个研究已通过媒体和研究机构发表而广为人知，但是完整的故事并没有详细发表过。我将会逐一叙述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第一人称、现在式的形式加以说明。在我们看完斯坦福监狱实验蕴涵的伦理、理论和实践之后，就可以扩展心理学对邪恶的研究基础，通过探索大实验的范围和心理学家的领域研究，阐明情境力量和个人行为的相对关系。我们将会检视一些主题，诸如顺从、服从、去个人化、去人性化、道德背离及姑息的罪恶。
“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这句话出自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口。无论单就字面上或是象征性的意义，监狱都是限制自由的好隐喻。斯坦福监狱实验从一开始的象征性监狱，直到人类心理上的改变，成为完全真实的监狱情境。精神官能症、低自尊、害羞、偏见、羞愧和过度害怕恐怖主义这些虚构的怪物，如何限制了我们自由、快乐的可能性，并且建构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评价？
让我们细心体会在一个监狱里当警卫，或在一个恐怖、会虐待人的监狱里头当犯人。我会带领你到一个宪兵队的军事法庭，我们也将会见正这些军人行为的负面附带效果。
最后一章的第一部分会提供一些指导方针，教导你如何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如何抵抗专家的诱惑。我们想要了解如何对抗那些用心灵控制让人遵从、顺从、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及放弃选择自由的策略。虽然我鼓吹情境的力量，但是我也认同人类警觉、审慎的行动力，一些了解情况的人会坚持他们的行为，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借助了解社会影响的运作，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它弥漫渗透的力量而易受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变成聪明且狡猾的消费者，不容易受到权威、团体动力、诉诸说服、顺从策略所影响的人。
在书中的最后，与其思考自己是否可能为恶，也将请你思考自己是否能成为英雄。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英雄，虽然可能会有个人的风险和牺牲，也能在对的情境时机做对的决定以帮助其他人。
在抵达令人开心的结论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旅程要走，所以先来一杯吧！
权力对世界说：“你是我的”
世界将权力囚禁于她宝座之旁
爱对世界说：“我就是你”
这世界予爱出入她家居的自由
——泰戈尔，《飞鸟集》
第2章 星期日：突袭逮捕行动
这群彼此不认识的年轻人，并不晓得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教堂的大钟正为他们敲响，而他们的人生也即将开始转变，迈向无法预知的道路。
这是1971年8月14日，早上9点55分，气温70华氏度，湿度低，一如以往，视野清楚宽广，天空蔚蓝少云。又是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另一个适合拍成明信片风景的好日子，但你不会在上头看到：这个西方天堂还能容忍一些不完美和不规律，好比街上的废弃物或是隔壁邻居花园的杂草。在像这里的一个地方，整日生活其中的感觉极为美好。
这是美国人心中最向往游憩的伊甸园，帕洛阿尔托市总共有6万人口，一英里外有11000名在斯坦福大学求学居住的学生，上百棵棕榈树沿着斯坦福大学的路口伸向天空。斯坦福是一个超过8000英亩的不规则形状小城，有自己的警力、消防部门和邮政单位。旧金山市只在往北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帕洛阿尔托市相较之下更安全、整洁，也更安静，白人相对较多，大多数的黑人住在东城区101公路附近。跟我曾经住过的东帕洛阿尔托年久失修多层单身或双人家庭公寓建筑比起来，这里就好像是高中老师会梦想住在里面的城市区段——如果他可以晚上开出租车赚到够多钱的话。
然而就在这个绿洲的外围，有些问题正开始慢慢酝酿。在橡树园区，黑豹党推广着黑色骄傲，宣称要回归到黑色势力，不但是抵制种族主义的行径，而且“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因为乔治·杰克逊（GeorgeJackson）的倡议，监狱变成了招募新血的中心——他和他的“索莱达兄弟会”（Soledad Brother）正要接受谋杀监狱狱卒罪名的审判。然而与此同时，女性解放运动正式起飞，致力于结束妇女次等市民的身份，并为她们造就更多新的机会，不得民心的越南战争规模和消耗的资源与日俱增。尼克松—基辛格（Nixon—Kissinger）当局对强大反战声浪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使得这场悲剧更加恶化。“军事和工业综合体”是新一代的敌人，人们公开质疑“商业开发侵略”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活得更有生气有活力的人而言，时代精神大大不同于任何近代历史。
社区之恶、社区之善
对照环绕着陌生人的纽约市和帕洛阿尔托市，我在这两座城市中感受到不同的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于是好奇心油然而生，决定执行一个实地实验来检视其中不同的样貌和效标。我变得对反社会行为效应感兴趣，想知道当人们觉得没人可以辨识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匿名状态”时，在处于外在煽动侵略情境下会如何反应。根据《苍蝇王》（Lord of Files）一书，面具可以解放敌对的冲动，我做了许多研究，显示那些较为“去个人化”（deindividuated）的受试者，比自觉较为“个人化”（individuated）的受试者不容易感到痛苦。而现在我想要知道，良善的帕洛阿尔托市民如何抵抗“破坏公物”的动人诱惑。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关于帕洛阿尔托毁弃汽车的“实境研究”（candid camera-type field study），并拿来和3000英里外的纽约布朗克斯相互对照。
我们把一辆外形亮眼、但取下车牌、拉下敞篷的汽车随意停在纽约布朗克斯路间，拿下车牌是为了让人认为这是一辆“报废”车，引诱市民成为破坏者。我的研究团队在极佳的观察点拍摄布朗克斯大伙行动的照片，也录下在帕洛阿尔托市的行为。记录设备都还没陈设好，就已经有第一组“破坏者”出现，并且想私吞这辆跑车。爸爸吩咐妈妈清理车厢，自己则动手拆电瓶，不忘提醒儿子查看置物箱。来来往往的不论开车或行走的路人，都停下来在这个拆除大赛中抢走车子上任何值钱的东西。紧接着重头戏来了，一位“破坏者”在有系统地拆卸后，成功扒走这辆不堪一击置于纽约的跑车。
《时代杂志》以《遗弃汽车日志》为题刊出这个令人感伤的都市匿名传奇。几天后，我们在布朗克斯记录了23辆古董车遭受破坏的案件，这些“破坏者”大都是白人，衣着光鲜，拥有不错的经济环境，会受到较多警方协助而相较之下少有犯罪背景，并且是会非常同意投票支持增订法规的一般市井小民。与我们预期不同的是，在这些破坏行为中，只有一件是小孩所犯，而且都是单纯出自享受破坏的快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破坏动作全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红外线完全派不上用场。“内在匿名”（internalized anonymity）效应，显然无须黑暗便能展现无疑。
那么，我们遗弃在帕洛阿尔托市那部看来十分明显、随时让人有机可乘的跑车，命运又是如何呢？我们惊讶地发现，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任何人对它“下手”。人们路过、开车经过它，看着它，却没有任何人去碰它。喔，其实也不尽然，一天突然下起一场大雨，有位绅士过去将车子的敞篷盖上（老天保佑没让引擎淋湿）。后来当我把车开回斯坦福校园时，三名附近的居民还报警说，有小偷偷了这辆被遗弃的车。
我对“社群”的操作型定义是：人们会对于所居地非寻常和可能违法的事件十分关心并且采取行动。我相信，这样的“利社会行为”是来自互惠利他主义的前提假设——他人一样也会这么对待我的财产及权利。
这个实验让我们感受到“匿名”的力量，当我们认为他人不认识我们，甚至问都不会问我们一声时，可能就会促成反社会、自私自利的行为。我较早的研究着重在了解隐藏个人身份后解放了对他人施加暴力的控制，在情境的允许下，它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常规。这个遗弃跑车事件延伸了这个概念，包括四周充满匿名的环境时可能成为违反社会规范的前兆。
有趣的是，这个实例变成了“破窗理论”的实证证据。这个理论说明“大众混乱”（public disorder）如何形成犯罪的情境刺激，然后引来真正的犯罪。藏在斗篷下的匿名人土，降低了他们对他人的责任及身为市民对自身行为的职责。在许多机构里，如学校或工作场合、军事基地或者监狱，我们都见过此情此景。破窗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由街上移走废弃的车辆、拭去墙上的涂鸦、修理破窗……这一类实质的混乱，就可以减少街头的犯罪和混乱。有些证据显示，这样的前瞻估量果真在一些城市里运作得还不错，像是纽约。只不过，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用。
帕洛阿尔托这样的城市，社区精神在安稳中茁壮，人们关心物质上和社会上的生活质量，并且善用资源让两者皆能精进。这里有一股公正和信任的精神，而不是唠叨吵闹着不公平并且嬉笑怒骂地让城市变成另一种样貌。举个例子：人们相信警方能够控制犯罪且抵制恶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警察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友善并且正直！警察“理论上”应公平地对待人民，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应如此。只不过，人们忘了警察也不过是个蓝领阶级，无非只是可以在市府预算出现赤字时还能领到薪水、穿着蓝色制服的普通人罢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他们，甚至也不得不因为上级的权威而违背自己的人道精神。这种事不太常发生在像帕洛阿尔托这样的地方，但它还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极大的震撼之下，引发了斯坦福实验背后故事的契机。
居民与学生的对战
在帕洛阿尔托市长久出色且良好的市民服务记录中，唯一的污点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因联邦政府干涉印度支那，反战学生开始破坏摧残校园建筑物时。当时我帮忙组织了其他上千位学生，告诉那些破坏校园的学生，在他们这种有结构的反战活动中，媒体只会针对暴力和破坏行为做负面的报道，对战争的进行根本毫无影响，若改用维护和平的理念，说不定能够奏效。不幸的是，我们的新校长肯尼斯·皮策（Kenneth Pitzer）先生惊慌之余竟叫来了警察，就如同美国当时各地发生的对峙状况，太多警察失去了他们专业里应有的耐心，动手打了原先他们应该保护的大学生们。另外，在这次校园冲突之中还有更暴力的警察：1967年10月、1970年5月，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州立大学，学生被当地警察和国安人员开枪射伤，甚至杀害。
1970年5月2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以柬埔寨发展为诉求重心，校园反战情绪再起，昨日各方发动各种表达形式，包括以下事件：在马里兰大学学生集会，并且冲撞位于校园运动场的预备军官训练总部之后，两个国安单位在马里兰州州长马文·曼德尔（Marvin Mandel）的指示下进驻。大约有2300位普林斯顿大学生和教职员决意挺身抗议至少到星期一下午，当大量安排好的集会出现，便意味着联合抵制的社会功能……斯坦福校园的罢课事件发展成为加州校园互掷石头的混乱流血事件，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离示威群众。
一份斯坦福报告描述了在小镇所见的暴力程度：警察到校至少16次，并且逮捕了超过40人，其中最严重的示威活动，发生在1970年4月29日及30日美军进攻柬埔寨之后。警方远从旧金山调派警力，到处是石头攻击，第一次一连两天在校园里使用催泪瓦斯，这就是校长肯尼斯·皮策口中的“悲剧”。大约有65人受伤，其中也包含警察。
一方是斯坦福校园社区的学生，另一方则是帕洛阿尔托市警察和走强硬路线的“鹰派”——大学城居民，两者之间慢慢出现令人难受的气氛。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冲突组合，过去在居民与学生之间不曾这般爱恨交织。
新上任的警察局局长詹姆斯·泽克（James Zurcher）于1971年2月接任时，很希望能解开这份冲突爆发后久久不散的敌意，因此接受了我的提议，共同合作一个市政警察计划，由口才不错的年轻警官带领大学生参观明亮大方的新警察部门，学生则以共进宿舍餐点并邀请他们进教室上课回报。我认为，日后或许会有一些年轻警官有兴趣参与我们的研究。然而，我却在这个过程里不经意创造了一群帕洛阿尔托市未来的小恶霸。
警察局局长泽克很想知道，一个人怎么社会化成为一个警察，又为什么一个新手会成为一个“好警察”。“棒极的主意！”我回答，“虽然我没有权力进行这样的研究，却有些小权力可以研究监狱狱卒何以成为监狱狱卒，监狱狱卒在功能上和地域上相较下是更窄化的角色。如果我们请一些新进警察和大学生来扮演假狱卒和假犯人，你觉得如何？”对局长来说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不论我的研究得到什么结论，对于菜鸟警察来说，无非都是良好的人际训练经验。于是，他同意派遣几位菜鸟参与这次监狱实验。我很高兴，也知道只差临门一脚了：请局长的菜鸟部下假逮捕即将成为模拟监狱中的犯人。
但是，就在我们准备开始的时候，警察局局长愿意出借部下来当狱卒或犯人的话却食言了，理由是他们这两个星期没有额外的人力。虽然如此，他还是和气地表明，他愿意以其他任何形式来协助我的监狱实验。
我建议，为了让这个研究开始的方式够逼真，最理想的方式还是请真正的警察出面逮捕这些即将入狱的“假犯人”！它只会花费周日几个小时的休假时间，但却可以确定能让这个研究的成功走出一大步。在被逮捕的同时体会到瞬间失去自由的感受，远远比自己走进斯坦福校园，自愿交出自由来当受试者更逼真。局长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让他的小队长带领部下，在星期日早上开着警车到各地执行逮捕任务。
出师未捷身先死
我所犯的错，就是没拿到白纸黑字的确认！实际上我们应该要求白纸黑字的书面文件（当时达成的协议，并没有拍摄或录音存盘），当我发现问题时已经是星期六了，紧急打电话到警察局确认时，局长泽克早已去过他的周末假期了。真是个坏兆头！
如我所预期的，星期日帕洛阿尔托警局值勤小队长并没有任何执行非法侵犯的大规模突袭逮捕意愿，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没有上司的书面授权。这样的老骨头，不会想要参与任何我所进行的研究，他显然有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比这个笨蛋实验的“警察捉小偷”游戏来得有意义。在他的观点里，心理学就是爱管闲事，探查他人不欲人知的隐私！在他的想象里，只要心理学家看着他的双眼，就一定可以看穿他的心事，因此当他说“教授，非常抱歉，我很想协助你，但是规定就是规定，没有上头正式的授权我们不能派人”的时候，眼神总是逃避着我的双眼。
在他以“不如你星期一再来吧，到时候局长在”来赶我离开之前，规划周全的计划正在我脑中一一展现，整个系统已经开始运作：我们在斯坦福心理系所地下室仔细设置模拟监狱，狱卒正在挑选制服，并且热切地期待着他们的第一批犯人，第一天的食物也已经采买完毕，犯人的服装也由我秘书的女儿亲自手工缝纫完成，录像带组和牢里的监视摄影机也都架设妥当，学校的学生健康组、法律部门、消防部门，以及校警都全员戒备待命，租借的床与床单也已经安置妥当。并给令人望而却步的后勤工作提供所需的空间和料理，至少有两打自愿者照料他们长达两星期的生活，一半的人日夜住在监狱里服务，另一半则要每天轮班工作八小时。我从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每一个阶段超过一个受试对象而且不止一小时。因此，只要有一个人轻言说“不！”，全部的心血都会化为乌有！
我早就学到，“谨慎”是科学智慧的重要面，手上留着王牌更是聪明人的最佳策略，所以早在泽克局长放我鸽子之前，我就预期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我说服了一个在KRON电视台工作的旧金山电视导演，为我们拍摄这个令人兴奋又惊讶的警方逮捕行动，作为晚间新闻特别报道的主题。我指望媒体的力量可以软化制度上对于研究计划的抵制，甚至引诱娱乐界来拍摄站在我身旁执行逮捕行动的警察英姿——上电视！
“真的是十分遗憾啊！小队长，我们今天不能进行局长预期我们会采取的行动了。枉费我们有从第四频道来的电视摄影师，都准备好要拍摄今晚的逮捕行动，然后放上晚间新闻。这是贵单位建立良好公众形象的好机会，不过，我想局长听见你们今晚决定不照计划行动时应该也不会太难过。”
“听着，我不是不帮你，只是我不能保证我们弟兄们都能配合，我们不能放着正事不做，你知道的。”
虚荣，你的名字叫做电视新闻出镜！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件事丢给这里的两位警官？如果他们不介意电视台拍摄几个例行的逮捕行动，接下来还是可以再去做局长交代的其他正事。”
“又不是什么大事情！”年轻的警察乔·斯帕拉科（Joe Spsraco）这么说，一边梳理一头黑卷发，一边看着紧贴在电视台工作人员肩膀上的大摄影机，“真是漫长的周日早晨啊，而这个看起来似乎有那么点趣味了。”
“好吧，我相信局长一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不想太杀风景；但是听我说，你最好准备好接到勤务通知，并且在我需要你的时候马上终止实验。”
这时我插话了：“警官，你可以为电视工作人员拼一下你的名字吗，这样他们才能在今晚的电视新闻播出时说出你的名字。”我必须确认他们在逮捕且送走犯人之前，不论帕洛阿尔托发生什么其他大事，他们都能够配合，并确实逮捕我们的犯人，而且在总局完成正式的备案程序。
“一定是重大的实验才会有电视新闻报道，对吧，哼，教授？”鲍伯警官问我，同时一手整理领带另一手轻抚着配枪。
“我想电视工作者是这么想吧。”我这么说，心里十分明白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有警察突击逮捕的实验，一定很不寻常而且会有些令人感兴趣的效果，或许这就是局长允许我们执行的理由吧。这里是姓名和地址的清单，有九个嫌疑犯要被逮捕，我会与我的研究助理克雷格·黑尼同车，跟在你们警车之后。开慢一点，这样摄影机才能捕捉到你们的行动。一次逮捕一个，都依照平日你们执行任务的程序，宣读“米兰达权利”，搜身且戴上手铐，视他们为具危险性的嫌疑犯。前五位的控诉是《刑法》第459条“破门盗窃”，其他四位是美国陆军条例第221条“持械抢劫”，将每个嫌疑犯带回总局，登记、印指模，填写刑事鉴定卡，所有平日一贯的作业流程。
“送他们进拘留室后，再进行下一位嫌疑犯的逮捕行动，我们会转送他们到我们的监狱，唯一较不合规定的要求是，在将他们收押到拘留室时，请你们蒙住他们的双眼。因为当我们送他们到监狱时，不希望他们看到我们或看到前往的地方。克雷格和我的另一位助理科特·班克斯，以及我们的狱卒之一凡迪（Vandy），将会负责运送工作。”
“听起来不赖，教授。鲍伯和我可以搞定，没问题的！”
好戏正式开场
乔、鲍伯和克雷格、摄影师、比尔和我离开队长的办公室，走下楼梯到检查罪犯登记处。这个地方最近才由帕洛阿尔托总局改建过，看起来焕然一新，和旧监狱的味道相去甚远。旧监狱并不是不堪使用，只是因为有些年纪。我想要警官和摄影师一同行动，以确保从逮捕第一个嫌犯到最后一个都尽可能按照标准流程。我曾告知摄影师这个实验的目的，但是只有大略提过，因为我在意的是如何赢得值勤警官的配合。于是，我心中浮现了一个念头，我应该安排一个详细的说明，告诉他们这个研究的程序细节，以及为何做这类实验的理由。这有助于形成一种团队士气，也能表现出我很在乎，愿意花时间聆听且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些孩子知道自己将被逮捕吗？我们有必要告诉他们这是实验的一部分吗？”
“乔，他们全都是自愿来过监狱生活，他们报名我们刊登在报纸上的招募广告，参与为期两周有关监禁的心理学实验，一天不但可以赚15美元，而且……”
“等等！你说这些孩子只要蹲在监狱里两个星期，一天还可以赚15美元？或许乔和我可以当自愿者，听起来很好赚！”
“或许吧，或许真的挺好赚的，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们会重做一次研究，那时就会用一些警官来当犯人和狱卒，就像我跟你们局长提过的那样。”
“好，到时尽管包在我们身上。”
“就如我刚刚所提到的，你们将逮捕的这九位学生是由《帕洛阿尔托时报》（Palo Alto Times）和《斯坦福日报》（The Stanford Daily）的上百名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我们淘汰掉一些怪人，或是过去曾有任何被逮捕的经验，以及有生理或心理问题等等的应征者，再让我的助理克雷格和科特进行长达一小时的心理评鉴和深度面谈，最后才选出24位受试者。”
“24位受试者，每人一天15美元，共14天，你要付的可是笔大数目啊！这该不会是从你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吧，是吗？博士？”
“一共5040美元，不过，我的研究来自政府海军部门‘反社会行为研究’的经费补助，所以我不用自己付他们薪水。”
“全部学生都想当狱卒吗？”
“不，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想当狱卒，他们都比较想当犯人。”
“怎么可能？当狱卒好像比较好玩，而且比当犯人少了许多麻烦，至少对我来讲是如此，而且一天15美元当24个小时犯人这种小人物，倒不如当照常轮班的狱卒来得好赚。”
“是啊！狱卒分成三小组看守九个犯人，预计每天工作八小时之后换班。但学生们抢着当犯人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机会被限制自由，比如像是征召入伍或是被控酒驾、拒绝服从市民义务或反战，他们大多数都无法想象怎么当个监狱狱卒——他们并不是为了成为监狱狱卒而来念大学的。所以即使他们都是冲着酬劳而来，但是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能学到一点什么，想了解当自己在监狱这个新奇的情境里时，能不能自我管理。”
“你怎么挑选你的狱卒，挑大个子？”
“不，乔，我们随机分派这些志愿者，就像丢铜板，选到人头的被分配去当狱卒，选字的被分配去当犯人。那些狱卒昨天才知道他们被抽中当狱卒，所以昨天就提早来到斯坦福心理系地下室的小小监狱，协助我们做最后的打点。现在他们已经觉得那里就像自己的地方，每个人都在附近的军事零售店选了一件制服，而现在他们已经整装完毕，等着我们开始行动。”
“你对这些狱卒们进行过任何训练吗？”
“我希望我有时间做这个，但是昨天我们才针对他们如何扮演这个新角色给了一些职前训练，但没有特定训练。主要是提醒他们如何维持规定和秩序，不可以对犯人暴力相向，不能让犯人逃跑。我还试着传递一些技巧，希望他们能够借此创造犯人在监狱里头的心理无力感。”
“那些被分派当犯人的孩子，只是简单地被告知在家里、宿舍等候，还是如果他们住得太远就让他们先住进指定房屋里？他们今天早晨才会接获讯息？”
“就快了啊。乔，我们要开始办正事了。”
“我有两个小问题还没搞懂。”
“如果你的问题可以协助你在今晚的节目中表现得更好，当然，问吧。”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博士。为什么你要克服建造斯坦福监狱林林总总的大小困难：逮捕这些大学生，付薪水，特别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监狱和足够的犯人可以供你研究？你大可以去国家监狱中观察，去研究圣昆廷监狱里头的行为。这样难道不能够帮助你了解真实监狱里的狱卒和犯人，给你想知道的答案？”
乔的问题一针见血，让我瞬间恢复大学教授的角色，热切地传授知识给好奇的聆听者。
“我对心理学上成为一个狱卒和一个犯人的意义产生极大的兴趣，一个人在适应新角色时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否可能在短短的几周间就大大不同以往，完全认同、融入新角色呢？
“已经有许多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的监狱实地研究，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个严重的缺点：这些研究人员从来没有办法自由观察监狱里的每一个时段，他们的观察通常受限于某些范围。既然监狱里大致只有两种阶层——受刑人和工作人员，如果不被系统里的人所信任，研究者就只能在外头一点点地偷瞧，只能观看那些在导览里被容许观看的，鲜少有机会更深入监狱表面下的生活，探讨和理解犯人和狱卒间关系的深层结构。我的方法，便是借助创造一个监狱的心理环境，让研究者可以定位观察、记录和建档所有被教化成犯人和狱卒的心理过程。”
“不错，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你才会这么做。”比尔插嘴说道，“但是斯坦福监狱和真实监狱的极大差别，在于这些犯人和狱卒的类型，在真实的监狱中我们面对的罪犯都有暴力倾向，认为违反规定和攻击狱卒根本没什么，所以常常要有紧守强悍的保卫界限，必要时还要有头破血流的准备。你的斯坦福小朋友们并不像真实监狱中的狱卒和犯人那么暴烈又有攻击性。”
“我也有点意见，”鲍伯说，“博士，你怎么知道这些大学生会不会整天无所事事，白白来拿15美元，只是花钱请他们来找乐子、玩游戏？”
“首先，我想我应该先说明，我们的受试者只有一部分是斯坦福的大学生，其他人则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加拿大，你知道有许多年轻人夏天时会来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所以我趁他们在斯坦福或柏克莱课程结束时征召他们。但是你说得很对，斯坦福监狱的族群的确和真实监狱的犯人类型大不相同。我们挑选正常、健康的年轻受试者，心理的各个向度都在平均值附近。除了在这里的克雷格，还有另一个研究生科特，可以从前来面试的应征者中细心挑选。
克雷格看见他的良师益友在对他使眼色后，开始吐出字句，好让话题就此打住：“在真实的监狱里，我们观察到一些事件，例如犯人互相攻击或狱卒击倒受刑人时，我们没办法决定哪个特定的人或哪个特定情境的涉入程度。是有一些暴力派的反社会人士，也真的有些狱卒是残暴成性，但是，这些性格特质就是监狱中的全部了吗？老实说我存疑，我们必须把情境因素列入考虑。”
我笑容满面听着克雷格有说服力的论点，原先我也有同样针对特质的疑问，克雷格向警官们解释的论点，让我更确定我的想法。我接过话头，慢慢发挥我的迷你授课风格：
“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研究试图区分，是人们带着什么走进监狱情境，情境又带出了什么给那儿的人们。经由事先挑选，我们的受试者普遍代表了中产阶级、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学生的同质团体，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随机将他们分为‘狱卒’、‘犯人’两个角色，但事实上这些人不但可以比对，而且随时可以互换角色。犯人并不一定比狱卒凶残邪恶、充满敌意，狱卒也不一定是强烈寻求权力的权威者，在这个情况下，犯人和狱卒是相同的，没有人真的想当狱卒，也没有人真的犯罪而需要矫正监禁和处罚。两个星期以后，这些年轻人是否还是难以辨别？他们的角色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人格？我们能不能看见他们角色的转换？这就是我们计划去发现探讨的！”
克雷格补充：“换个角度来看，你是在将好人放进邪恶的情境中，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谢啦，克雷格，我喜欢这个说法！”摄影师比尔口沫横飞地说，“我的导演希望我们把今晚的主题当作演戏一样轻松看待，今天早上电视台的通信机器自位轮不够用，所以我必须一边拍摄一边找寻适合的角度，才能连续拍摄逮捕画面。时间宝贵，教授，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当然，比尔，只是，乔，我还没回答你对实验的第一个问题。”
“哪个？”
“这些犯人知道自己将被逮捕吗？答案是‘不知道！’，他们只被告知要把早上的时间空下来参与实验。他们可能会假设这个逮捕行动是实验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并没有犯下会被起诉的罪行。如果他们问你这个实验的细节，请你模糊带过，也不要说是或否。就只要像平常执行职务时做好该做的事情，忽略实验以外的质疑和抗议。”
克雷格忍不住又多说了几句：“就某种意义来说，逮捕，就好像任何其他他们会经历的事情一样，应该结合现实与幻想、角色扮演和自我认同。”
词汇或许稍显华丽，但是我想这么说没什么不对。乔打开警车的警报器，戴上他的银色反光太阳眼镜，就好像电影《铁窗喋血》中的帅气警官，避免任何人直视他的眼睛。我跟克雷格一起大笑，知道接下来我们监狱的狱卒们也会戴上相同的眼镜，创造“去个人化”的感觉。艺术、生活和研究正渐渐浮现。
“有个警察在外头敲门”
“妈妈，妈妈，外面有一个警察，他要带走修比（Hubbie）！”惠特罗家最小的女孩尖叫着。
德克斯特·惠特罗（Dexter Whittlow）太太一时听不见小女孩到底在嚷什么，但是从尖叫声听来，她知道，势必是孩子的爸爸才能处理得来的事。
“去叫爸爸过来。”惠特罗太太内心五味杂陈，不断检视自己的道德是否哪儿出错了，因为她刚刚才忧心忡忡地从教堂回来，还在烦恼一些让她担忧的事情。最近她又常常担心修比，也准备迎接一年两次毛茸头发、蓝色眼珠的小迷人修比返家的假期，唯一让她庆幸小修比上大学的好处，就是“看不见，忘得快”的效果，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冷却他和帕洛阿尔托高中小女友之间的感情。她常告诉儿子，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先成就事业，把儿女私情搁在一边。
她唯一可以想到他的爱子可能犯的错，就是和朋友一起出门鬼混，像上个月他们的恶作剧——把高中学校的瓷砖屋顶油漆一遍，或者扯掉或翻转街上的告示牌。“这个点子真是幼稚极了，我早就说，修比，你会因此惹上麻烦的！”
“妈妈，爸爸不在家，他已经和马斯登先生一起上高尔夫球课去了，修比下楼被警察逮捕了！”
“修比·惠特罗，你犯下了《刑法》第459条的破门盗窃罪，我现在要带你回警局总部侦讯，在我搜身、戴上手铐之前，我必须宣读你的公民权利。”【别忘了，电视摄影机正记录这个经典的逮捕镜头，远远看去，现在的乔不但像个超级警察，简直就是电影《警网》（Dragnet）中的主角乔·弗雷迪（Joe Friday）的化身。】
“请注意听：你有权保持沉默，不必回答任何问题。如果你开口说话，那么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聘请律师，并可要求在讯问的过程中有律师在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我们将免费为你提供一位公设辩护律师，会在审判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陪同你。你了解你的权利了吗？很好，现在记得你的这些权利，我要带你到总局侦讯你所犯下的罪状。现在，安静地跟我走进警车。”
惠特罗太太看着乖儿子被搜身、戴上手铐，大鹰展翅地趴在警车上，吓得目瞪口呆，就像电视新闻常看到的逮捕嫌疑犯的现场一样。她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平稳地争论：“这是因为什么？警官？”
“这位太太，我奉命来逮捕修比·惠特罗，因为他被指控破门盗窃，他……”
“我晓得，警官，我已经告诉过他不要去动那些路牌指标，他都是被那些爱玩的孩子给带坏……”
“妈，你不了解，这只是我参加的……”
“警官，修比是个好男孩，我们愿意付任何代价好让他不被带走，你知道的嘛，只是小小恶作剧，不是真的有害人的企图……”
这时有一小群邻居聚集，远远地观望，被可能威胁个人安全的诱饵吸引过来凑热闹，惠特罗太太试着忽略他们，避免干扰到她手头上的要事：讨好警官，好让他们对乖儿子好一些。“如果乔治在这儿，他一定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状况。”她心想，“这就是把高尔夫安排在星期天而不去祈祷的后果！”
“好了，让我们继续下去，我们今天行程满满。早上还有许多逮捕行动要执行。”乔一边带着嫌疑犯走进车里，一边说道。
“妈妈，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你问他就好，他有签下弃权书，不用担心，这只是我参加的……”
警铃响起，警灯开始闪烁，引来更多关切惠特罗太太的邻居们，她的儿子看起来是个乖男孩，不像是会被逮捕的孩子。
修比心神不安，看着他母亲忧伤的神情，感到罪恶不已，一个人坐在警车后座，和前座警察隔着一道保护铁网。他说：“所以，这就是嫌疑犯的感觉？”想起邻居帕尔默指着修比对他女儿大声叫嚷：“这世界是怎么了，现在连惠特罗家的男孩都犯罪了？”他的脸颊瞬间涨红。
总局里，侦讯的过程在嫌犯的配合下按常规顺利进行，鲍伯警官起诉修比的同时，乔与我们讨论第一个逮捕行动的过程。我认为花的时间有一点太长了，尤其是后头还有八个嫌疑犯要逮捕。摄影师却希望我们慢慢来，这样他才能站到好位子，这故事需要一些好镜头才能串联起来。我们同意，下一个逮捕行动可以小火慢炖地拍好连续动作，但是话说回来，电视新闻拍或不拍倒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实验本身，所以还是应该加快速度，惠特罗男孩就花了30分钟，按照这个速度，我们要花上一整天才抓得完犯人。
我知道警官的合作要依靠媒体的力量，所以我担心只要电视台结束拍摄，他们就不情愿再去逮捕其他清单上的嫌疑犯。就像观察这个实验的某些部分一样有趣，这部分的成败可不是我能控制的。许多可能出错的事，大多是我期待且试图对抗的，只是到最后都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事件，可以轻易搞砸先前的最佳计划。真实世界有太多不可控制的变量，像是社会学的场域。这是一个安全的实验室实验：受试者被起诉，实验的行动是在精致的设计之下，受试者是在研究者的势力范围内。这是依照警察的质询操作注意事项手册的内容：“不要在嫌疑犯或目击者的家中质询；带他们回到总局，当事者不熟悉这里，也缺少社会支持，你的地盘就是你可以做主的地方，并且不必担心被非预期的事件所打扰。”
我温柔地催促警官动作要再快一点，但是比尔一直不断打断我，要求多拍摄一些不同角度的镜头，乔蒙上修比的眼睛，按照刑事鉴定调查C11—6的规定，留下许多个人讯息和一系列的指模，最后用一张照片存证；在监狱里，我们会用我们的拍立得相机，当犯人穿上制服后自己给他们拍一张。修比企图讲个笑话，但是被乔猛然打断：“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很聪明吗？”因此，整个侦讯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意见和情绪反应。而他现在一个人在小小的拘留室中，蒙着双眼，孤单又无助，想着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场混乱之中，问自己这一切是否值得。比较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他知道这些不是那么难以对付，他的爸爸、表哥、公设律师，都是他可以指望会帮他退出协议的人。
猪来了，猪来了！
下一个逮捕场景，是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小公寓里。
“道格！起床！该死，是警察。请等一下，他就快来了，拜托可以穿上你的裤子吗？”
“什么意思？警察？他们干什么找上我们？听着，苏西，不要慌。放轻松，我们没有做什么他们指控的事情，让我去跟这些猪讲话。我知道我的权利，这些法西斯没办法拿我们怎样的。”
意识到这次碰上一个麻烦鬼的鲍伯警官，尝试用友善的说服方式。
“你是道格·卡尔森（Doug KarIson）先生？”
“是啊，怎么了吗？”
“我很遗憾，但是你被指控涉及违反《刑法》第459条，盗窃罪，我现在要逮捕你到市区的总局做笔录，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
“够了，我知道我的权利，我不是什么笨蛋大学毕业生，我的逮捕令在哪儿？”
当鲍伯正在思考如何圆融地解决这个问题时，道格听见附近教堂大钟响起。今天是星期天！他竟然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他喃喃自语地说：“当犯人，呵，所以这就是那个游戏？我喜欢，我才不要去大学里头当猪呢？不过说不定哪天我真的会被警察剥削，就像去年我在科罗拉多反战示威中碰上的事。当我告诉那个面谈的人——亨利，我记得他是这个名字——我不想要为了钱或经验做这个，但是我想要看看，成为犯人的我是如何抵抗上头的欺压！”
“我想要先嘲笑一下那个蠢问题：‘由零到一百分量尺评估你两个星期持续留在监狱实验的成功可能性。’对我而言，一百分！轻而易举，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监狱，只是模拟的。如果我不认同，我放弃，简单走开就是了。我很想知道他们对我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何反应：‘有什么工作是你自现在起的十年内最想从事的？’‘我理想中的志业，就是希望能承担世界未来积极的一面——革命。’”
“我是谁？我有哪些特别的地方？我直截了当的表现如何啊？从宗教面来看，我是无神论者，按常规的角度来看，我是狂热者，从政治面来看，，我是社会主义者，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我是健康的，由存在主义的社会面，我是分裂的、去人性和不带感情的——我不太常哭。”
当道格大模大样地坐在警车的后座时，他感觉到贫穷对他的压迫，和从他国家中的资本----军事统治者里夺回一些权力的必要。“当个犯人挺好的。”他这么想，“所有令人振奋的革命灵感都来自监狱经验。”他觉得就好像和乔治·杰克逊一家亲，喜欢他的文化修养，并且知道所有受压迫的人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就能在革命中获胜。或许这个小小实验可以是训练他心理和生理的第一步，让他最终可以与法西斯统治的美国对抗下去。
笔录警员不理会道格轻率无理的评论，当道格试着不伸直手指时，乔轻易地按住他每只手指，尽职、有效率地记录了身高体重和指模。道格有点被“这些猪的力气竟然这么大”吓到了，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没吃早餐的饥饿感，让他显得软弱无力。在漫漫的侦讯过程中，道格开始起了些偏执的念头：“说不定，这些斯坦福的卑鄙小人真的把我交给了警察。我怎么会这么笨，给他们这么多我的个人背景资料？他们可能会用那些资料来对付我。”
“嘿，警官，”道格以高八度的声调问道：“再告诉我一次，我被起诉什么罪？”
“偷窃，如果定罪，你应该关个两年就可以申请假释。”
警官，我准备好被逮捕了！
另一场预先计划好的情节，也随后在预先规划好的接送地点开演，汤姆·汤普森（Tom Tompson），站在我的秘书罗沙妮身旁。汤姆就像一个有着娃娃脸的彪形大汉，理着平头，5英尺8英寸高，170磅的结实肌肉。如果世界上真有正直不阿的人，那么这个年轻的十八岁军人绝对是其中之一。我们在面谈时询问他：“有什么工作是你自现在起的十年内最想要从事的？”他的回答令人惊讶：“在哪里或何时都已经不重要，应该有组织、有效率地工作，政府底下都没组织没效率。”
他对婚姻大事的规划则是：“我计划在我经济稳定后结婚。”
是否有任何治疗，药物、镇静剂或犯罪记录？他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依旧记得当我五六岁大的时候，看见我父亲在商店购物时顺手偷吃一块糖果，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羞愧。”
为了节省房租，汤姆·汤普森每晚睡在车子后座，这样的住宿状况并不舒适也不适合读书，“最近有一次我还得击退两只蜘蛛，一只在我眼皮上，另一只在我嘴唇上。”为了维持他良好的信用，他才刚自己缴完暑期课程的全额贷款。他也一周45小时地做各式各样的工作，吃剩菜剩饭，就是为了存下个学期的学费。由于他的韧性和勤俭，他计划提早六个月毕业。他也利用空闲时间认真地锻炼自己的身体，显然是利用没有约会和没有朋友邀约的时间。
参与研究是因为薪水，对汤姆来说这是十分理想的工作，因为他的课程和暑期工作已经结束，又正需要一笔钱。三餐正常、有真的床可睡，甚至有热水澡可以洗，就好像抽中乐透一样开心。然而，除此之外，应该没人会跟他一样这么想——他把这两星期的时间，看作一个有钱拿的快乐假期。
他并没有在金斯利路450号等太久，我们的警车就来到他1965年出产的雪佛兰后面。隔没多远是克雷格的菲亚特，勇敢无畏的摄影师正在拍摄今天最后一次的逮捕行动；稍后在总局里，还加拍了许多室内的连续镜头，接着才跟着我们回到我们的监狱。比尔急着送这些珍贵的抢先画面回KRON电视台——因为平常的电视新闻头条都十分无聊。
“警官，我是汤姆·汤普森，我已经准备好被逮捕，不会有任何反抗。”
鲍伯十分怀疑这位同学，认定他一定是某种想要证明自己空手道段数的怪人。手铐咔啦一声戴上，米兰达权利甚至念都还没念，鲍伯就急着对他搜身，比其他人都彻底，看他有没有藏匿武器。他的不抵抗，反而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当一个人面对逮捕时，这样未免太从容、太有自信，通常这代表事有蹊跷：这男人可能带着枪，或者只是代罪的羔羊，还是别的什么不对劲。“我不是心理学家，”事后乔对我说，“但我总觉得汤普森这家伙有些诡异，他好像是军队训练出来的士官——敌军派来卧底的。”
幸运的是，帕洛阿尔托市这个星期天没有任何犯罪案或是猫在树上下不来的民生案件，把鲍伯和乔从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逮捕行动中叫走。傍晚时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做完笔录，带到了我们的监狱。在那里，我们虎视眈眈的狱卒们正等候着。这些年轻人将离开帕洛阿尔托天堂，到乔登大楼心理学系，从水泥楼梯间走人完全改观的地下室，对某些人而言，那是坠入地狱的开始。
第3章 堕落仪式正式开始
当被蒙住眼睛的犯人一一被护送到乔登大楼，步入我们的小监狱之后，我们的狱卒便命令他们先脱光衣服，裸着身站着，手臂打直面墙，两脚打开。他们一直维持这个不舒服的姿势很久，因为狱卒们正处理最后的杂务，像是将犯人所属物品打包交给看管者、整理狱卒活动区域，并且分配三间狱房的床位，因而忽略了他们。在他们穿上制服之前，还要先在他们身上撒粉，号称是用来除虱，以免污染了我们的监狱。在没有任何工作人员鼓吹、煽动的情形下，有些狱卒开始嘲笑犯人的阴茎大小，评论最小的阴茎尺寸，或是嘲笑他们两边睾丸不对称——男孩们的低级玩笑！
犯人依旧被蒙住双眼，一个一个拿到他们的囚服，没什么好幻想期待的，就是一件工作服，分别在正面和背面都有识别号码的棕褐色棉质衣服。制服是从男生军用品专卖店买到、整套在那儿绣上号码的。女人的丝袜则被拿来当作犯人戴在头上的制服帽，代替刚入狱时必须剃光头的例行程序。戴上丝袜帽也是一种消灭个人特色的方式，凸显他们在监狱阶级中默默无名的地位。接着，每个犯人穿上一双塑胶拖鞋，脚踝上串着锁链——不断提醒他们现在是在坐牢。当他们从熟睡中突然醒来时，脚踝上的锁链也会立刻提醒他们现在是什么身份。犯人都不准穿内衣裤，所以当他们弯腰时，后头的春光就会外泄。
当所有犯人都着装完毕后，这些狱卒才取下他们蒙眼的带子，让他们在墙上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全新样貌，接着再用拍立得相机留下个人的识别照，在官方笔录中存盘，并且以识别号码替代“名字”一栏。就像许多机构的习惯，如新兵军营、监狱、疗养院、低等工作场所等等，对犯人的羞辱才刚开始。
“头不要乱动！嘴巴不准张开！手不要乱动！脚不要乱动！哪里都不准动！闭嘴！乖乖站在那里！”狱卒阿内特（Arnett）咆哮着首度宣示权威。他和另外两个白天一同值班的狱卒兰德里（Landry）和马库斯（Markus），在刚刚脱下犯人衣物再让他们着装时，已经开始以胁迫的态度挥舞警棍。前四个犯人排成一列，被训诫着这里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前一天这些狱卒和“典狱长”于职前说明时共同制订的。“我不喜欢典狱长纠正我的做事方法。”阿内特这么说，“所以我会用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对待你们，休想纠正我。听清楚这些规则，你们必须使用识别号码称呼每一个犯人，而称呼狱卒们‘狱警先生’！”
更多的犯人被带进大厅，一样经过除虱更新着装程序，被迫加入面壁思过的行列，聆听教诲。这些狱卒会以严肃的口吻宣告：“有些犯人已经知道这里的规矩，有些还不知道在里头应该如何活动，所以你们必须要学习！”每项规则被缓慢、严肃、命令式地朗读，相较之下，犯人显得无精打采，坐立不安地注视着新环境。
“7258号，起立！立正站好！”阿内特开始拿规则来考犯人，要求高又吹毛求疵，并且使用严肃的声调来强调军法礼仪规范，他摆出来的样子，好像是告诉大家他只是尽本分做他该做的工作，没有任何个人企图。但是犯人们可不这么想，他们咯咯地笑，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他们“尚未”融入这个犯人的角色。
“不准笑！”另一个顶着浓密金色长发、矮胖的狱卒兰德里大声训斥，他足足比阿内特矮上6英寸。阿内特又高又瘦，鹰钩鼻，深棕卷发，嘴唇紧闭微撅。
突然间，典狱长戴维·贾菲走进监狱。“靠墙站着，注意聆听所有规则的宣读！”阿内特立刻说道。事实上贾菲是我一个大学部的学生，是个小伙子，大概只有5英尺5英寸高，但现在看起来仿佛更高，因为他站姿挺拔、缩紧肩膀、把头抬得高高——他已经为他的角色做好准备了。
我在一个用窗帘遮蔽的窗户后，观察这一切，这个隔间是为了隐藏摄影机和录音系统，隔间位在监狱大厅南隅。在窗帘之后，科特·班克斯和其他研究团队将会记录一系列这两周里发生的大小事，如吃饭时间、犯人报数，亲朋好友探监时间，监狱牧师时间，以及任何骚动的发生。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可让我们不间断记录，所以我们必须审慎地挑选特定的适合时间。这也是一个让实验者和其他观察者都可以观察实验却不打扰实验进行的恰当地方，而且，实验的参与者都不晓得被摄影和观看。只是，我们也只能观察或是拍摄那些在我们面前的监狱大厅中发生的事件。
虽然我们无法监视牢房内部，但是我们听得到声音。牢房安装了监听设备，我们可以窃听一些犯人的谈话；犯人都不知道有隐藏式的麦克风暗置在间接照明的配电盘后方。从这个资讯可以了解私底下他们的想法和感觉，也能够明白他们到底会分享什么样的事物。这个方式，也可能有利于我们辨识哪些是承受过压力、特别需要关切的犯人。
我很惊讶典狱长贾菲竟然扮演得有模有样，想当初，第一次见面他还穿着运动夹克搭配领带，那时的学生嬉皮风正当道，他的品位相较下十分少见，令人惊讶的是，为了融入新的角色，他竟然割舍了他索尼·博诺式的大胡子。我告诉贾菲，现在正是来个典狱长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有些不情愿，因为他的个性并不强势，私底下其实是个低调安静的人。因为在附加的训练前他刚好出城一趟，昨天回来只赶得上狱卒的职前说明，难免感到有些状况外，特别是克雷格和科特来自研究所，而他只是个大学部学生。或许他会感到不太自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整个“6英尺高团队”中个子最小的一个。但是他挺起脊背，成为其中最强硬也最投入的一员。
“或许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是你们的典狱长，你们全部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法自由在外头的真实世界中活动，以某种角度来说，你们缺少了一些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公民的责任感。在监狱里，我们，也就是你们的惩治人员，将会协助你们学习什么是身为这个国家市民的责任。你们刚刚听到的这些规则，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贴在每间牢房里，我们期待你们能够详加了解，并且都能够按号码背诵。如果你们遵守这些规定，金盆洗手、痛改前非，表露出真正的悔过态度，就可以和我们相安无事。希望我不必太常见到你们。”
真是一场惊人的演说。接着狱卒马库斯下令，也是他第一次对众人发言：“还不赶快感谢典狱长对你们说的这席话！”九位犯人异口同声大声喊出谢谢——只是没有带着多少真心诚意就是了。
这就是你要依循的生活规定
现在，是强加一些特定情境形式的时候了。这可以让新进的犯人了解一系列的规范，也就是关于这两周的一些行为规定。在狱卒昨天的职前说明热烈讨论之下，大家纷纷提出意见，由贾菲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条条的规定。
狱卒阿内特和典狱长贾菲讨论过后，决定让阿内特大声朗读所有的规定——也是他迈向日班首领地位的第一步。他从容缓慢地念出，还会特别注意咬字。
1．犯人在休息时间必须保持安静，譬如熄灯后、用餐中和任何在大厅之外的时间。
2．犯人必须在用餐时间进食，也只能在用餐时间进食。
3．犯人必须配合参与狱中的任何活动。
4．犯人必须保持囚房的整洁，床铺要整理，个人用品摆放整齐，不可以弄脏地板。
5．犯人不可移动、更改、涂污、毁坏墙壁、天花板、窗户、门等监狱财产。
6.犯人不可操作囚房灯光。
7．犯人只能用识别号码称呼彼此。
8.犯人必须称呼狱卒是“狱警先生”，典狱长为“总狱警先生”。
9．假释之前，犯人都禁止谈论关于“实验”或是“刺激”的情境。
“我们已经念完一半了，希望你们可以维持注意力，因为你们必须遵守和记住每一条规则，我们会随时抽查！”狱卒预先警告他的新命令。
10．犯人只允许去厕所五分钟，没有任何犯人可以被允许在去过之后一小时之内再去一趟厕所，厕所将会有狱卒固定巡察。
11．抽烟是基本权利，但只允许在吃饭后或由当时轮值狱卒来判断。不容许在囚室里头抽烟。滥用抽烟的权利，会招致永久废除权利的可能。
12．信件是基本权利，不过所有进出监狱的信件都要检阅审查。
13．探访是基本权利，犯人可以接受亲友的探访，但仅限于大厅，探访将受到狱卒的监督，狱卒可视情况中止探访。
14，所有犯人在任何地方见到典狱长、监狱狱卒或其他访客时，都必须起立站着，等待指令后才能坐下或继续动作。
15．犯人必须遵守任何时间狱卒所下的命令，狱卒的命令就等于书面命令；典狱长的命令，等同于狱卒命令和书面命令。监狱警务长的命令则是最高指令。
16．犯人必须向狱卒告发任何违反规定者。
“最后一项，但也是最重要的，这项规定就是要你们记住所有这十七条规矩！”狱卒阿内特补充预示的警告。
17．没有遵守以上十六条规定者，一律接受处罚！
紧接着发言的是狱卒兰德里。他决定做些事情并且重读这些规定，最后再锦上添花加上自己的意见：“犯人是整个惩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为了让这个共同体运作顺利，你们必须遵守以上这些规定。”
贾菲点头表示同意。他已经开始喜欢把一切当作监狱共同体，在其中理性的人们和平地订定并遵守这些规则。
开始报数
根据前一天职前说明所订定的计划，狱卒兰德里继续打造狱卒的权威感——命令他们报数。“好，现在起你最好和你的识别号码熟悉一点。我要你们从左到右开始报数，快一点！”犯人大声报着自己或三或四码、绣在衣服前的号码。“还不错，但是我想要仔细地看看它们。”犯人们不情愿地挺起身子、立正站好，“你们慢吞吞地站也站不好，每个人十下俯卧撑！”（接下来俯卧撑变成狱卒们固定的控制和处罚手段。）“你在笑吗？”贾菲问，“我看得很清楚那是在笑，这一点也不好笑，这很严肃的，这是你应尽的本分，你必须让你自己更投入才行！”贾菲说完后就离开大厅，问我们他的开场表现如何。克雷格、科特和我一致轻拍他，赞赏他的表现，“干得好啊，戴维，做得太好了”。
许多监狱在一开始就要求报数，是管理上的需求，以确保所有犯人都在场，并且没有任何逃监或是生了病留在囚房等等需要更多注意的情形。在这个例子里头，报数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熟悉自2新的号码身份，我们希望他们开始思考，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有编号的犯人，而不是有名有姓的一般人。有趣的是报数的形式如何改变，从最初只是例行公事地记忆自己的编号，到最后在大家面前报上自己的编号，好让狱卒们一再展现他们对于犯人的权威感。即使两组学生都是研究受试者，一开始也可以角色互换，但融入角色之后，报数的过程无非是转变的一种公众展现。
最后犯人们被送进囚房，再次要求记住规则和并认识他的新室友，囚房充满了匿名的监狱生活味道，但事实上只是小办公室改建成的。大约10乘以12英尺大小，里头几乎空无一物，原先的办公桌都被移走，改成三张吊床挤在一起，只有三号囚房比较特殊，还多了水槽和水龙头。但是我们关闭了三号囚房，希望当成囚犯表现良好时的酬赏。房门都换成特制的黑色门，在一扇小窗下有一条条铁杠，每扇门的囚房号码都显著地贴在门上。囚房就在大厅右边墙壁的后面，正好给我们以单透镜子观察的一个绝佳的观察点。
大厅是一个长窄走道，大约9英尺宽、38英尺长，没有任何窗户，只有简单的氖灯照明，唯一的出人口在走廊远处尽头、观察窗的正对面。因为只有一个逃生出口，所以我们有几个灭火器在附近，以防祝融之灾，是在审查和批准我们进行研究的斯坦福大学人类受试者研究委员会的指示下所购买。（然而，灭火器也可能是个好武器！）
昨天这些狱卒们开始在大厅墙上张贴标志，设计成“斯坦福郡大监狱”，另一个是“没有许可下禁止吸烟”，第三个则是预告作为暗示禁闭室所在位置——“黑洞”。禁闭室就是一个嵌在墙里的小衣橱，就在囚房的对面，过去用来当作储藏室，拿走那些档案箱子，就空出了约1平方米的空间。
这是不知道哪个难以驾驭的犯人必须孤单度过时光的地方，以此作为重大过错的处罚。在这个黑暗的小空间中，犯人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蹲或坐在地上，关禁闭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狱卒的命令。里头可以听见大厅发生的事情，而且大家用力敲打黑洞的门时，砰砰的声音会非常响亮。
犯人被送进前就被分配好囚房，一号囚房是3401、5704和7258，一号囚房819、1037和8612，而三号囚房是2093、4325和5486。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像战俘，多少个战俘作为一个单位，而不像一般的监狱，原先就有一群犯人。犯人有进有出，新囚犯进入监狱后，要经过一段社交的过程。
狱卒排班表
狱卒
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