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英雄式行为：坚毅、勇气、无畏
8、科学（发现）英雄
科学上未知世界的探索者，运用创新、未被证实为可行的研究方法的人，对人类具价值之新科学信息的发现者
·如法说服他人研究发现的重要性
·受到职业上的排斥或放逐
·遭受财务损失
伽利略
爱迪生
居里夫人
爱因斯坦
9、救人于危难的行善者
助人于危难者，涉及强烈抑制利他行为发生的情境，不见得有立即的身体风险
·受到权威人士的惩罚性制裁
·被捕
·受刑求
·死亡
·机会成本
·被放逐
纳粹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援救者
哈丽雅特·塔布曼
史怀哲
理查德·克拉克
伊雷妮·桑德勒
10、生命斗士/受迫害者
克服残障或逆境之个人，无论环境与条件如何仍获得成功，并未他人提供了示范榜样
·失败
·被拒绝
·受蔑视
·受嫉妒
霍拉修·阿尔杰
海伦·凯勒
埃莉诺·罗斯福
（Eleanor Roosevelt）
罗莎·帕克斯
11、科层体制中的英雄
任职于内部机构间或机构内出现纷争的大型组织：在强烈压力下仍坚守原则
·危及细心经营的职业生涯
·职业上受到的排斥或放逐
·遭受财务损失
·失去社会地位
·失去信用
·遭到危及身体安全的报复
路易·巴斯德
12、纠举内部不法者
意识到组织内之非法或不道德作为之个人，在不预期得到酬赏的心态下将这些作为报道出来
·危及细心经营的职业生涯
·职业上受到的排斥或放逐
·遭受财务损失
·失去社会地位
·失去信用
·遭到危及身体安全的报复
罗恩·赖德诺尔
戴比·莱顿
克里斯蒂娜·马
斯拉什
乔·达比
英雄榜点名
为了更具体说明英雄式行为的概念，并说明不同形式的英雄作为，我将点名几位特别令人感兴趣或是我个人熟识的英雄人物，在这里概略介绍他们的故事。我曾主张是时势造英雄，因此可以用几个主要情境标志将其中一些英雄人物分在同一类，例如种族隔离政策以及琼斯镇的大规模自杀／谋杀事件。
种族隔离英雄
在推动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前锋部队中有一群特殊的英雄，他们自愿终身对抗系统性压迫。甘地和曼德拉各自走上一条英雄式道路．朝向拆除种族隔离系统的理想终点迈进。1919年，甘地开始他对英国殖民印度的消极抗争。他因此入狱两年。此后的20年中，甘地持续为印度解放而奋斗，为印度阶级社会内每个人能享有平等待遇而奋斗，也为宗教的包容性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耽搁了印度民族自觉运动的脚步，但印度终于在1948年自大不列颠帝国手中独立。甘地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就遭到暗杀，但他以非暴力抗争手段对抗压迫而成为世人的典范。
1948年，南非正式实施了合法的种族隔离制度，从此后直到1994年废除为止，南非的黑人成为被奴役的一群。1962年，曼德拉因煽动罢工和示威抗议集会以及其他罪名遭审判。接下来27年中，他一直被囚禁于恶名昭彰的罗本岛监狱（Robben lsland Prison）中。坐牢期间曼德拉和追随他的政治犯们利用监狱系统创造出一个真实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抵抗情境，激起南非人民和全世界要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声浪与行动。他转变了好几代囚犯们自我产生的认同，带领他们了解到他们是政治犯，可以有尊严地以行动来支持一个正义的目标。在过程中，他也帮助改变了许多狱卒的态度和信念，同时挑战了整个监狱系统。
越战英雄
在极端受迫下，詹姆斯·斯托克代尔（James Stockdale）和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的行动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事英雄类型。斯托克代尔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我的心智控制课程的客座讲师），他在2005年以八十一岁高龄过世，同时被晋升为海军二级上将。在许多人心目中，斯托克代尔无疑是20世纪的军事英雄典范，他曾反复承受极端残酷的刑求拷问长达七年之久，却没有对俘虏他的越南人丝毫让步。他生存下来的关键原因是依赖他早年受到的哲学训练，在战俘的岁月中，始终谨记斯多葛主义哲学家的教诲。斯托克代尔的思想使得他得以哲学式地将自身从他无法控制的刑求和痛苦中抽离，专注于思考在周遭环境中所能控制的事物。他为自己以及和他一起囚禁的人创造出以自我意志为出发点的行为规范。一个人的意志必须不被敌人打倒，才能在极度创伤的状况中生存，这正是数千年前伊壁鸠鲁被罗马统治者刑求时亲身示范的教诲。
休·汤普森曾在一场逼近死亡的战役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因而成为杰出的英雄人物，而他要对抗的竟然是自己的士兵！美国军事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事件之一莫过于1968年3月16日越战的美莱村大屠杀。估计约504名越南村民遭到美军和查理连长官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小威廉·卡利中尉的围捕及屠杀。为了报复因埋伏和地雷造成的美军死伤，威廉·卡利下令摧毁在代号中被称为“粉红村”的村庄，该村被怀疑窝藏越共。但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越共踪影，因此美军把所有村民集中起来，再以机关枪扫射至死（有些人被他们活活烧死、强暴，甚至剥去头皮），连老弱妇孺和婴儿都不放过。
当大屠杀正展开时，一架由休·汤普森准尉驾驶的直升机正好为了掩护任务而在村子上空，他目睹地面上发生的暴行，于是降落下来救了一群还活着的越南村民。当汤普森和他的两名机组员发出烟雾信号弹后回到直升机时，还看见梅迪纳上尉和其他美军一边跑过来一边向伤者开枪。汤普森驾驶他的直升机飞回到美莱村时，美军正准备炸毁一间里头塞满受伤越南人的茅屋，于是他下令停止屠杀行为，并且威胁如有任何士兵或军官违抗他的命令，直升机的重机关枪就会向他们开火。
尽管两位尉官的军阶都比汤普森还高，但军阶并没有阻止他伸张自己的道德感。当他下令将土坑里的越南人抬出来时，一位中尉反对，表示他们可能会引爆手榴弹，汤普森回答他：“我会做得比他们还过火。叫你的士兵不要轻举妄动。我的枪口正对着你们。”他接着又命令另外两架直升机飞来将十一位受伤的越南平民撤离就医。而他的直升机则回头救起一个还攀在死去母亲身上的小婴儿。一直到汤普森向他的上级报告这场大屠杀后，他们才得到停火命令。
由于汤普森戏剧性地介入，以及这事件所受到的媒体瞩目，他后来在军中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为了惩罚他，他一再被要求出最危险的飞行任务。他的飞机曾五次被击落，他曾摔断脊骨，并且长期承受这场梦魇般经验带来的心灵创伤。而美国军方花了30年的时间才愿意承认他和他的机组伙伴——格伦·安德烈奥塔（Glenn Andreotta）和劳伦斯·科尔伯恩（Lawrence Colburn）的英雄事迹，而颁给他们国军英雄勋章，这是军方对于未直接参与对敌作战军人的最高荣誉。休·汤普森于2006年1月辞世。（诡异的是，卡利中尉则在某些地方受到英雄般的待遇，甚至有首向他致敬的歌曲曾登上1991年美国流行金曲排行榜前40名。）
战火中的“吹哨人”
这是较不戏剧化的英雄式行为，涉及的是个人迫使系统正视其不愿面对的事实：自己的高级官员和其他军人对平民施虐。我这里要说的是乔·达比的英雄事迹，一位勇敢揭发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后备役宪兵。
对于宪兵及情治人员在阿布格莱布屏护区1A层级牢房中犯下的大量虐待情事，我们都已经知之甚详。当酷刑、羞辱动作和暴力行为的戏剧性照片迫使军事指挥官再也无法视而不见时，令人愤慨的可耻行为终于迅速中止了。阻止这些恐怖事情继续发生的，却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年轻人做出的非凡之举。根据我在军方的联络人的说法，乔·达比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个人毅力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他只是一个低阶的后备役军士，却迫使他的上级长官注意到自己辖下所发生的恐怖暴行。
当达比第一次看见他的弟兄查理·格拉纳给他的光碟片上的照片时，他觉得那些照片有趣极了。“对我来说，第一次看到脱光光的伊拉克人叠成的金字塔，还蛮好笑的……那些照片实在很新奇，所以我笑出来了。”在最近一次访谈中他这样回忆到。但是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照片时（明显有性羞辱意味的照片，还有展示殴打痕迹的照片），他开始觉得不一样了。“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我无法停止想这件事。大概三天后，我决定向上级检举这些照片。”这对达比来说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道德冲突，“你必须了解，我不是会出卖别人的人……但是这件事超出我的界限。我必须做出选择，是要做一件在道德上对的事，还是要对其他士兵维持忠诚。两者不可能兼顾。”
除非他可以用匿名身份检举，否则达比还是担忧会受到同袍报复。于是达比复制了一份照片光碟，用打字方式写了一封匿名信，然后把所有东西放进一个黄色信封袋里交给一位犯罪查缉处的干员，只说是在办公室里捡到的。不久后，特殊干员泰勒·皮朗（Tyler Pieron）找到达比质问他，并让他承认，“我就是把东西放在那里的人”。接着他提出一份宣示证词。达比的身份一直维持匿名，直到2004年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一场有关虐囚事件的国会听证会上意外“说漏嘴”，泄露了他的身份，当时达比正在餐厅里和好几百名军人一起吃晚饭。他迅速被带离现场，并且在接下来好几年都被藏在军方的保护拘留所里。“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在检举这些照片前对自己所做的决定感到心安理得。我知道如果被发现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被讨厌。”
照片揭露导致政府开始调查阿布格莱布监狱及其他收容被拘留者之军事设施内的虐行。达比的行动阻止了许多虐待和刑求事件继续发生，井使得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管理方式产生重大改变。
我协助让达比在2004年接受美国心理学学会之会长奖表扬，但他无法亲自出席领奖。由于他本人以及他的妻子、母亲接到许多的报复恐吓，几乎有三年的时间都必须待在军方的保护拘留所内。达比在2005年获颁肯尼迪勇气人物奖，直到那时，他的英雄作为才终于获得全国肯定。肯尼迪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在颁奖时曾说道，“愿意冒个人风险增进国家利益并维护美国民主价值的人，该受到政府各部门的肯定与鼓励。美国感激陆军军士乔·达比所做的一切，他维护了我们奉为立国根本的法治精神。”
琼斯镇英雄
1978年11月18日，圭亚那的琼斯镇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自杀及谋杀事件，在那次悲剧当中共有913位美国人罹难，而其中戴比·莱顿（Debbie Layton）和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幸存了下来。戴比来自加州奥克兰市一个相对富裕、受过教育的白人家庭，理查德则来自旧金山，出身于密西西比州一个贫微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他们逃离琼斯镇的可怕梦魇，抵达旧金山湾区后，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两位都够格称为英雄，尽管方式不同；戴比扮演吹哨人，理查德则是个好心的见义勇为者。
戴比在十八岁那年加入牧师吉姆·琼斯创立的宗教团体“人民圣殿”。许多年来，她一直是个忠诚的信徒，最后还成了神殿的财务干事。也因为职务的关系，她被委托从琼斯镇转出数百万美元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中。她的母亲和兄长拉里也都是神殿的成员。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她逐渐了解到，比起琼斯向信众们许诺的种族和谐共处、生活自给自足的乌托邦，琼斯镇更像个集中营。近一千名的忠实信徒被迫从事沉重的劳动工作，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并受到身体和性方面的虐待。他们身边被武装警卫包围，间谍渗透进生活中。琼斯甚至强迫他们固定做自杀操演，称之为“白夜”计划：这也让戴比心生恐惧，并且开始了解到，他做这些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准备让信徒们集体自杀。
在受到人身安全的极大威胁下，戴比决定逃离琼斯镇，并将那里潜在的毁灭力告知担心他们安危的亲人及政府。她甚至无法将她的潜逃计划事先让母亲知道，只因为担心抱病中母亲的情绪反应会让琼斯得知她的计划。戴比终于运用了种种复杂策略逃离了琼斯镇，她立即尽她所能通知当局琼斯镇中的虐待情形，并警告他们，她相信一场悲剧已经迫在眉睫。
1978年6月，她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宣誓文件，警告可能将有一场集体自杀行动。这份宣誓文件中包含了37个详细要点，一开始即指出，“关于，人民圣殿成员集体自杀之威胁及可能性，我戴比·莱顿·布莱基（Deborah Layton Blakey）以下所言句句属实，如有造假愿受伪证罪处罚：这份宣誓书的目的是为唤起美国政府注意一个已存在的情况，该情况已威胁到生活于圭亚那琼斯镇之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六个月后，她的灾难性预言竟恐怖地应验了。悲哀的是她呼吁援助的请求遇上多疑的政府官员，他们拒绝接受如此怪异的故事是真的。尽管如此，某些忧心的家属确实相信她的话，促使加州国会议员里奥·瑞安（Leo Ryan）展开调查，陪同瑞安前往圭亚那的还有一位记者、一位摄影师及一些家属。当瑞安被欺骗相信那里是理想生活环境，并准备带着正面评价回到美国时，有几个决定在他保护下脱逃的家庭加入了瑞安一行人。不过为时已晚，当时琼斯已深陷进偏执妄想中，认为叛逃者一定会将琼斯镇的真实情况泄露给外界。于是琼斯指使人谋杀了国会议员及一些随行人员，接着下令将掺人氰化物的含糖饮料发给厌倦而疲惫不堪的信徒。我在第十二章中摘录过他恶名昭彰的最后一小时演说，完整版本的演说可上网至琼斯镇网站上查询。
戴比·莱顿曾写过一本十分有说服力的书，说明为什么她和这么多人会受到这恶魔般的传教士劝诱与蛊惑而掉人他的陷阱。吉姆·琼斯如何从一个善意的神职人员变成了死亡天使，这令人不寒而栗的路西法式转变过程在其书《诱人之毒》（Seductive Poison）中有完整呈现。我曾在别处主张，琼斯运用的心智控制策略和乔治·奥韦尔的经典小说《一九八四》中描绘的策略明显相似，这使得琼斯镇成为研究田野，而琼斯镇现象则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最极端心智控制手法的一场实验——也许甚至受到美国中情局赞助。
理奎德是个单纯，实际的人，他虽然说话温吞，却对于人群和地方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曾说，当他一抵达琼斯镇时，就察觉到有某些事情非常不对劲。在这个许诺之地里，没有一个人的脸上带着笑容，在这个想象中应该十分富足的地方，每个人都在挨饿。人们窃窃私语，从不高声谈笑，游戏前不但得先工作，甚至除了工作外根本没有时间玩乐。不分昼夜都听得到琼斯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他不是亲自发表演说，就是通过录音带放送谈话。男女分别住在不同营房内，已经结婚的夫妇们若没有经过琼斯允许，甚至也不能行房。没有人有办法离开，除非他们能够在离家几千英里外的异国丛林里找到出路。
理查德·克拉克构想了一个计划。他自愿担任没人愿意接下的“猪圈”工作，那是个臭味四溢的地方，独立位于琼斯镇的不规则院区中，但对理查德而言是个理想地方，他可以从这里逃离琼斯令人头脑发昏的演讲轰炸，从丛林中找出通往自由之路。当他开始缓慢、谨慎地进行脱逃计划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黛安娜，并说等到时机成熟，他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离开。为了挑战琼斯布下的大量眼线，理查德做出十分危险的决定，把他的计划告诉极少数家庭的成员。
11月8日星期天早晨，琼斯下令所有人都放一天假，以便庆祝瑞安参议员带着在这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看到的美好成果信息归国。这正是理查德的脱逃信号。他召集了八名同伙假装要出去野餐，然后带着他们逃出丛林到达安全的地方。当他们抵达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时，他们所有亲朋好友都已命丧黄泉。
理查德·克拉克最近因自然原因过世，他一直知道，相信自己的直觉，街头智慧以及自己对“不一致性的察觉力”是个正确决定。最重要的是，他欣慰自己拯救了跟随他逃离黑暗之心的人：理查德·克拉克，一位平凡的英雄人物。
拯救犹太儿童逃出纳粹毒手的英雄
波兰妇女伊雷妮·森德勒（Irene Sendler）曾拯救了近2500名原本必死无疑的犹太儿童逃出纳粹魔手，她与二十名波兰天主教徒组织成个团体，协助将住在华沙犹太区的犹太儿童们装在篮子或救护车里偷渡出去。虽然她明知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任何帮助犹太人的人被逮到，就可能会连同家庭成员一起枪杀。森德勒最后在1943年被纳粹逮捕，尽管一再受到刑求折磨，却始终拒绝透露安置在非犹太家庭中的孩子姓名。她最近因为她的英雄行为得到波兰参议院表扬，但高龄九十七岁的她已经虚弱得无法亲自参与颁奖典礼。不过森德勒曾经寄了一封信给她所拯救的其中一位孩子，她在信中说道：“我和那些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伟大秘密信差们一起拯救的每个孩子，都是我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光荣的头衔。”
英雄行为的四维坐标模型
以勇气的概念以及这里所举的英雄式行为例子为根据，我制作了一个英雄式行为的基本模型。在某个特殊个人的总体动机架构中，英雄式行为可被描绘入三维模型：风险／牺牲类型、参与形式或方式、追寻目标。在“风险／牺牲类型”的横轴上，一端可固定为人身危险，另一端则是社会牺牲。同样地，在“参与形式或方式”的纵轴上，一端固定为采取主动（英勇特质），另一端则是采取被动（坚毅特质）。而在第三个维度上，“追寻目标”则可以用以保全性命还是坚持理想为目的来形容。尽管这两个目标在某些方面是同样的意思——顾全性命也是个高贵的想法，不过在这个背景中，此一区分还是重要。下页描绘了英雄式行为的三维坐标模型。
本模型中要加入的第四个维度为时间性（chronicity）。英雄可以是在立即作为下产生，也可能要随着时间积累才能看出他们的伟业。在战争的背景下，在单一行为中展现的英雄作为会被形容为勇敢之举——在单场战斗中表现出勇气的行为。对比之下，慢性的英雄式行为则叫做卓绝之举，是在长期抗战中所表现出的勇气。还没有对应的词可用来指称持久的平民英雄作为，也许是因为在民间领域里，在险境中表现英雄之举的戏剧性特质不是那么容易辨认的缘故。
英雄的对照：非凡与平凡
贪生怕死的土壤上孕育不出盛名之木。
——约翰·弥尔顿
传统概念中，英雄是优异卓越的人种，现在我们要加入一个相反的观点——有些英雄只是做出非凡之举的平凡人。第一种英雄的形象比较浪漫，也比较受到古代神话和现代媒体的欢迎和喜爱。这种观点认为英雄做的事情是平凡人异地而处时不会做，或是做不到的。这些超级明星一定是生来就带着英雄的基因，英雄不是常规，是异例。
第二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为“规则就是例外”，这种想法导引我们去检视情境和人之间的互动，检视在特殊时间和空间中推动人做出英雄之举的动态。情境的作用或许是激发行动的催化剂，也可能是扮演降低行动阻碍的角色，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例子中，参与英雄式行动的人都一再拒绝被冠以英雄美誉，正如克里斯蒂娜的案例。
这些行英雄事迹的人认为他们只是采取在那时候看似必要的行动而已。他们相信任何人都会做出一样的举动，要不然会难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曼德拉曾说过：“我不是圣人，我只是因为处于非比寻常的环境中，所以变成领袖的平凡人。”我们常从做出英雄之举的人们口中听到这类话，这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会说“这没什么”、“我做了我该做的”。这些是“平凡”或日常生活中的勇士们的谦抑之词，是我们的“平庸英雄”。接下来让我们将正面的平庸性和汉娜·阿伦特教给我们的所谓“邪恶的平庸性”做个对照。
论邪恶的平庸性
邪恶的平庸性概念来自阿伦特对于阿尔道夫·艾希曼受审时的观察，艾希曼被控犯下侵害人权的罪行，协助策划欧洲犹太人的人种灭绝行动。在《艾希曼受审于耶路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一份报告》书中，阿伦特系统地阐述了这观点，她认为不应该将这类人视为例外，把他们当成禽兽或是变态的虐待狂。她主张，这类典型被用于诠释邪恶罪行加害者的天性式归因，作用只是将加害者和人类社群成员隔绝而已。但是汉娜·阿伦特说，我们应该揭露的是艾希曼和那些跟他类似的人身上的平凡性。了解到这点后，就会更加意识到这类人是所有社会中普遍而潜藏的一股危险力量。艾希曼抗辩他只是按照命令行事而已。关于这位集体屠杀刽子手的动机与良知，阿伦特指出，“就他的基本动机来说，他相当确定自己不是他所称‘内心卑劣的人’，意思是他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下流混账；就他的良知而言，他记得非常清楚，如果说他会觉得良心不安的话，唯一的原因只会是因为他没有服从指令——以极度热诚和一丝不苟的手法将数百万男女老幼送上断魂路。”
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描绘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从各方面来说，艾希曼似乎是个极端正常而且彻底平凡的人：
共有半打的精神病学家鉴定艾希曼的精神状态属于“正常”，据说其中一位更是宣称：“无论如何，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而另一位则发现，就他的整体心理状态，他对妻小、父母、兄弟姊妹及友人的态度来评估，他“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阿伦特提出她至今仍维持经典地位的结论：
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实没有两样，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们过去是、现在也仍是可怕且骇人地正常。从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断标准而言，这种正常性比所有暴行总和都还令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此一新类型犯罪者的确是人类公敌……在他几乎不可能知道或不觉得自己做错的环境下犯下这些罪行。
接着阿伦特写下了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她形容艾希曼带着尊严步向绞刑架：
仿佛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他用他的一生总结了人性之恶这门漫长课程曾给我们的教训——邪恶那令人丧胆、蔑视一切言语和思想的平庸性。
我们前面提过“平凡人”犯下暴行的观点，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布朗宁已做出完整的探讨。他揭露了由数百名来自德国汉堡的男性所组成的101后备队，在遥远的波兰村庄中犯下的灭犹罪行，而这些罪行或是属于系统性行为，或是由个人所为。这些属于工人及中下阶层的中年居家男子枪杀了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并且将另外数千名犹太人强制送往死亡集中营。然而布朗宁在他的书中坚决声称他们全都是“平凡人”。他认为纳粹政权的大规模屠杀政策“并非少数搅乱日常生活宁静的失常或特殊事件，正如101后备队的故事指出，集体谋杀成了例行公事。正常性本身最后变成极度反常”。
心理学者欧文·斯托布也持同样观点。他的研究使得他逐渐导出结论，“邪恶从平凡思维中滋长并由普通人付诸实行，这向来是通则，不是例外。”根据齐格蒙特·鲍曼（Zygmumt Bauman）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分析，残酷的行为应该从社会根源来归因，而不是归咎于“性格分析学式的”决定因素或是“人格缺陷”。鲍曼更进一步认为，有能力声张道德自主性以抗拒破坏性权威指令的少数个人，才是通则中的例外。在面对试炼之前，这样的人极少能意识到他或她拥有的力量。
邪恶平庸性的另一种特质将我们引进拷问者巢穴，这类人的任务是运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摧毁受害者意志、抵抗力及尊严，而我们得思考的是，他们和病态性罪犯是否有任何差异。研究拷问者的人的共同看法是，总体而言我们无法从拷问者的背景看出他们和一般大众的差别，在他们从事这个肮脏工作之前并不具备性格上的特殊性。约翰·康罗伊（John Conroy）曾在爱尔兰、以色列和芝加哥三个不同事件地研究参与拷问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案例中，那些“最恶劣的行径”都是由“一般人”犯下。他主张拷问者在镇压敌人的过程中表达了他们所代表的社群意志。
我的同事希腊心理学者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图罗斯曾深度分析受希腊军政府训练担任官方许可刑求者的军人（1967—1974），她得到的结论是：拷问者不是天生，而是后天训练而成。针对“谁有办法成为有效率的拷问者？”这问题，她的答案是“任何人的儿子都办得到”。只需要短短几个月，来自农村的普通年轻男性就可以被训练成“凶器”，做得出牲畜一样的残暴行为，他有能力使用最可怕的手法来羞辱、伤害任何被贴上“敌人”标签的人——当然了，那些人全都是自己的同胞。这类结论不是仅适用于某个国家，许多极权政体中都有出现过共通现象。我们曾研究过巴西的“暴力工作者”，这些警察为统治巴西的军政府刑求、谋杀巴西人民。而从我们所能搜集到的所有证据中显示，他们也都是些“平凡人”。
论英雄之举的平庸性
我们现在可以准备考虑这样的观点：大部分成为恶行加害者的人可以和做出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都只是平凡的一般人。邪恶的平庸性与英雄之举的平庸性之间有许多相似性。两者都不能直接归因于独一无二的天性倾向：无论在基因或是内在心理面上，做出这两类事情的人都不具有病态或良善的特殊内在特质。两种状况都是在特殊时间、特殊时间中才浮现，在这之中，情境性力量扮演着强制的角色，推促着特定个人跨过不行动到行动之间的决定界限。当个人被行为脉络中产生的牵引力量攫获时，会有做出决定的决定性时刻。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增加了个人做出伤害他人或帮助他人行为的机会。他们的决定或许是有意为之，或许是无意识中做成。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强烈的情境力量经常会强力驱使人行动。情境的行动引导力包括：群体压力和群体认同、行动责任的分散、只考虑眼前不顾后果、社会模式的出现，以及对某个意识形态的承诺。
在犹太大屠杀期间对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欧洲基督徒的说法中，有个共有的主题，总结说就是“善良的平庸性”。这些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的拯救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谓正派合宜言行的共通感受，这样的人数量多得令人注目再三。而在纳粹绝世空前的系统性种族灭绝行动背景下，他们的善良平庸性格外使人印象深刻。
我在这趟旅程的路上已尝试告诉各位，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宪兵狱卒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虐囚狱卒都说明了《蝇王》类型的暂时性人格变化，亦即从寻常人变成邪恶的加害者。我们必须将这些人和持续执行大规模暴行的暴君对照并列，后者包括阿明将军、希特勒和萨达姆。我们也应该将一时的英雄和终身英雄对照观察。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辆公交车上，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坐到公交车后方的“有色人种”座位区，乔·达比揭发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应声赶往救援危难中受害者的英雄之举，是指发生在特定时间、地点的勇敢作为。对照于此，甘地或是特里萨修女的英雄之举则是终身笃行的英勇作为。慢性英雄和急性英雄的对照正如同勇敢与英勇的对照一般。
这意味着，我们之中任何人都能轻易成为英雄或是邪恶加害人，一切端视我们如何受到情境力量影响而定。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出如何限制、约束及避免促使我们做出社会病态行为的情境性及系统性力量。此外同样不可少的是，每个社会都要在公民之中培养出“英雄形象”意识。我们可以透过传达这样的信息来培养英雄形象的公民意识：每个人都在等待成为英雄的时刻到来，而在时候到来时期望人们做出正确的事。对每个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是否采取行动帮助他人？是否要避免伤害他人？还是该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应该要预备许多桂冠颁发给发现自己潜藏力量和美德，并让勇气和美德推促他们对抗不公正和残忍行为、始终坚持节操的人。
我们已回顾过大量反社会行为的情境性决定因素的研究，特别是米尔格伦对权威力量的调查，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揭露的制度性力量，这些研究透露出，正常的一般人可以被引导对无辜的他者做出残酷的行为，而这改变可以到达什么程度。尽管在这些研究以及许多其他的研究中，大多数人或是服从，顺从、屈从，或是被劝服，受到诱惑而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始终有少数人抗拒，抗议、拒绝服从不符合人性的指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面对轻易让大多数人沦陷的强有力情境力量，一个人的抵御能力也就是英雄精神所在。
抵抗情境力量之人的人格，是否不同于盲目服从者？一点也不。相反的，英雄之举的平庸性概念坚持认为，在重要时刻做出英雄之举的人和轻易受到诱惑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但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研究可支持这主张。这是因为英雄式行为并不是可以做系统性研究的单纯现象，它难以被清楚定义，也无法当场进行资料搜集。英雄式行为瞬间即逝，难以预料，完全只能通过回溯的方式评价。也由于英雄们通常是在英雄行为发生后数个月或数年后才接受访谈，因此这些也许会被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称为“决定性瞬间”的英雄作为，我们也找不到相关回溯性研究。总而言之，我们并不了解在英雄们决定冒险的那一刻，他们的决定基础是什么。
英雄作为证实了人类之间的关联
世界各地每个国家中都有成千上万的平凡人一旦身处特殊环境中会决定做出英雄之举，其原因至今尚未完全了解。表面上看来，我们所采取的观点似乎戳破了英雄神话，把原本稀有特殊的事物变得稀松平常。不过实情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立场仍然承认英雄作为特殊而稀有。英雄式行为维护了一个社群的理想，并提供非比寻常的指引，也为有利社会的行为提供了角色示范。英雄式行为的平庸性代表着我们所有人都是等待中的英雄，是我们所有人在某个时间点上都可能面对的选择。
我认为，若我们将英雄之举当成是人人皆有的人性，而不是被选中的少数才有的稀少特质，将更能增进每个社群中的英雄式行为。根据记者卡罗尔·迪皮诺（Carol Depino）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英雄。有时候你可能不了解。对某个人来说，一个英雄之举可能只是把门敞开然后跟他打声招呼。我们所有人都是某个人的英雄。”
关于平凡英雄的普遍性，将可激励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之中的寻常英雄，那些用他们的日常牺牲丰富我们生命的人们。
于是，我们来到这次深入黑暗之心的漫长旅程尾声，而我们将带着最终的信息返回：应当赞颂英雄式行为和英雄人物。我们将以集体心灵中更巨大的良善，以及凡夫俗子们立志成为个人英雄的决心，打击并最终战胜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邪恶。这并不是个抽象概念，而是如俄罗斯诗人、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囚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提醒的，“善恶之界存乎一心，谁愿意摧毁自己心中的一部分？”
感谢你与我分享这次旅程。
再会！
菲利普·津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