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军人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在战斗营中成功完成了密集的学习经验，而战场就是他们测试身手的地方。他们必须学会压抑从前受到道德训练——基督教十诫之一的“汝不可杀人”。新的军事训练就是将他们洗脑，以便让他们接受在战时杀人是种自然的反应，这就是所谓“杀人学”（killology）的科学内涵。杀人学这个名词的英文是由一位退休中校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现任西点军校军事科学教授所创，他在他的网站以及著作《论杀人》（On Killing）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然而这门“制造杀手的科学”有时候会失去控制，让人把谋杀当成家常便饭。请想想一名二十一岁的美军杀害一名伊拉克平民，只因为他拒绝在交通检查哨前停下。“这好像不算什么。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就跟捻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我是说，杀人就像是，‘来吧，我们吃点比萨’一样，意思是原本我以为杀人会是什么改变你一生的经验，结果我杀了人，感觉却像是，‘好啊，那又怎样。’”
2005年11月19日，在伊拉克一个叫做哈迪塞（Haditha）的小镇上，一颗放在路旁的炸弹爆炸了，杀死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并造成其他两名士兵受伤。接下来几小时中，根据一份海军陆战队调查报告上的说法，有15名伊拉克平民被一枚临时制成的爆炸物杀害。案子就这么结了，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伊拉克人被这种方式杀害，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哈迪塞镇上的一个居民塔希尔·萨比特（Taher Thabet）制作了一卷录像带，带中记录了死亡平民弹痕累累的尸体，并把它交给《时代》杂志位于巴格达的办公室。这个举动促使相关单位启动了一个严格的调查行动，以查明24名平民被该海军陆战营杀害的事件真相。事情经过似乎是海军陆战队队员进入三户民宅，并以步枪射击和丢掷手榴弹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杀害了大多数居民，其中包括七名孩童和四名妇人。他们也射死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以及在附近路边拦出租车的四名学生。
当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知道陆战队队员违反交战信条无故杀害平民后，显然曾企图掩饰这件事。2006年3月，该海军陆战队营的指挥官以及他的两位排长被解除指挥权，其中一人声称自己是“政治牺牲者”。在本书撰写时，仍有几个行动在调查这起事件，可能会发现有更高层指挥官涉案。对于这个可怕的故事我们必须补充一个重点，来自第三排、基洛（Kilo）连的海军陆战队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人，而这是他们的第二或第三次任务。他们曾参加稍早在弗卢杰发生的激烈战役，半数弟兄都在这场战斗中身亡或受重伤。因此在哈迪塞镇屠杀事件前，他们早已酝酿了巨大的愤怒与复仇情绪。
战争是军人的地狱，但是战场上的平民和儿童的处境更恶劣，尤其是军人在道德的路径上迷失、开始野蛮对付他们时。另一个最近发生并正在调查的事件中，美军在伊拉克伊萨奇（Isaqui）的一个小村庄里杀害了13名平民。其中一些人被发现时全身被捆绑，由头部枪击射杀，包括几名儿童在内。一位美军高级官员承认有一些“非战斗人员”被杀害，并把这些平民的伤亡称为“附带伤害”（我们再次看见与道德脱钩息息相关的委婉词标签化机制）。
请想想，当一位高级官员允许士兵杀死平民，这时会发生什么事？四名美军被控在伊拉克提克里特的一次民宅突击行动中杀死三名手无寸铁的伊拉克人，这次行动是由他们旅长迈克尔·斯蒂尔（Michael Steele）下令，指令是“所有男性暴动者、恐怖分子格杀勿论”。泄露这条新交战守则的士兵曾被其他同袍威胁不准将这次枪击死亡事件告诉任何人。
战争中最大的恐惧之一是军人强暴无辜的一般女性，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描述过发生于卢旺达胡图族民兵屠杀图西族女性的残酷记录。相似恐怖暴行的指控也出现在伊拉克，隶属第101空降师的一群美军在联邦政府法庭上被控杀死一名十四岁女孩的父母及她四岁大的妹妹后强暴她，然后从头部将她射杀，最后将所有人的尸体烧毁。明确证据显示，这群美军在交通检查哨见到这名女孩后就开始计划犯下这起血案，他们在行凶前先脱下了制服（以免被认出），并在强暴她之前先杀死她的家人。而军方却在一开始将谋杀的责任怪罪给暴动分子。
让我们现在告别抽象的概化、统计数字和军方调查，来听听几位陆军讯问人员现身说法，关于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如何虐待被拘留者。他们谈到虐待行为普遍发生、目睹到的刑求模式，以及他们自己亲自做过的事，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查证。
我们也将简短回顾新近揭露出在关塔那摩实行的计划，这个计划中被媒体昵称为“拷问小姐”（torture chicks）的年轻女性讯问人员运用各种性诱惑，以作为讯问的技巧。这些女性讯问人员的出现以及她们所使用的策略，必然是经过指挥官许可，并不是她们自己主动决定要在古巴的监狱里卖弄风骚。我们将会知道，不只是1A院区的陆军后备役宪兵们会犯下下流虐行，连精英士兵和军方官员都会对囚犯做出更野蛮的伤害行为。
最后我们将看到刑求的范围几乎是无远几届，因为在命名为“引渡”、“非常规引渡”甚至“反常规引渡”的计划中，美国将刑求“向外输出”至其他国家。我们会发现不只有萨达姆会刑求他的人民，美国也一样这么做，而新的伊拉克政权也在伊拉克全境各秘密监狱内刑求其男女同胞。这些人在各种不同名目的包装下来到，真实的面目却只有一个——刑求者，了解到这点，我们只能为伊拉克人民感到无比伤痛。
证人现身说法
专业军士安东尼·拉古拉尼斯（Anthony Lagouranis，已退休）曾担任陆军讯问人员长达五年（2001年至2005年），并在2004年间前往伊拉克进行任务。虽然他是第一次派驻到阿布格莱布监狱，仍被安排进入一个特殊的情报搜集单位，该单位负责伊拉克全境拘留设施的讯问任务。当拉古拉尼斯谈到伊拉克境内讯问单位中弥漫的“虐待文化”时，他的根据资料是来自全国各地，并不仅限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1A院区。
下一位证人则是罗杰·布罗考（Roger Brokaw，已退休），他自2003年春天起曾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担任讯问员工作长达六个月。布罗考表示，在他曾经交谈过的人当中，仅有少数者，比例约2％的人具有危险性或是暴动分子。他们大多数是由伊拉克警察逮捕或是指认，被找上的理由可能是因为跟某个伊拉克警察有嫌隙或是单纯被讨厌而已。这两位证人都说情报搜集工作之所以缺乏效率，跟拘留所内人满为患而且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好情报可提供有关。有些人只是住在暴动发生区域内，就被警察把一家男性全部逮捕回去。由于那里缺乏训练有素的讯问者翻译，就算这些被拘留者真的有什么情报，轮到他们被讯问时，情报也已经过时跟缓不济急了。
花了这么多力气却只得到极少有用的结果，于是带来许多挫折。而这些挫折又带来许多侵犯行为，正如挫折感带来侵略性的古老假设。随着时间流逝，暴动愈演愈烈，来自军方指挥官的压力也越益庞大，因为指挥官也感觉得到指挥链上层行政部门长官心中的急切。情报的取得变得至关重要。
布罗考说：“因为他们得立刻找到人来问出点东西。他们有一定的配额，每个礼拜要讯问多少人，然后交报告给上面的人。”
拉古拉尼斯说；“我们很少从囚犯身上问到什么好情报，我觉得这都该怪我们净抓一些没有情报好给的无辜者。”
布罗考：“我说过话的人里面有98％的人都不该待在那里。把这些人抓来只是为了交差，他们突击搜索民房，然后把房子里的人全都抓出来丢进拘留所里。帕帕斯上校（说），他有得拿到情报的压力。拿到情报，他说，如果我们拿到情报，我们就可以救其他人的命，你知道，像是找到武器，找到那些暴动分子的藏身处，我们就可以救士兵的命。’我想这造成一种想法，认为不管讯问人员或宪兵想做什么来软化这些人，这些事都可以原谅。”
布罗考也说指挥链的人由上而下释放出一个信息，“绝不手软”。
布罗考：“‘我们要绝不手软’我听过这句话，某个晚上开会时乔丹中校说，‘我们要绝不手软，我们要让那些人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他指的就是被拘留者。”
随着反抗联军的暴动事件致命性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宪兵和军情人员必须取得可采取行动的情报资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拉古拉尼斯又做了更详细的补充，“现在这种事在伊拉克到处都是，他们到人们的家中去刑求。步兵队进到民家去刑求。他们会用一些工具，比方说像烙铁。他们会用斧头敲碎人们的脚，把骨头、肋骨打断。你知道，这是——这是很严重的事。”他又说，“当部队出动到民宅里突击时，他们会留在房子里刑求他们。”
为了取得情报，宪兵和军情人员到底可被允许做到什么程度？
拉古拉尼斯：“这些虐刑部分是为了取得情报，也有部分只是单纯的虐待狂发泄。你会越做越过分，没办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对人们来说，如果你跟一个你觉得可以全权掌控。你的力量远远压倒他的人坐在一起，然后你却没办法教他照你说的去做，这时出现强烈的挫折感是很自然的事。然后你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每天每天。有一天当你感觉到达某个点，你会开始想要玩点大的。”
当把高浓度的恐惧跟复仇情绪等心理催化剂加进这个反复无常的乱局时，会发生什么事？
拉古拉尼斯：“如果这些没完没了的轰炸真的让你愤怒，我的意思是他们向我发射火箭炮，但你却无能为力。于是你跟一个你觉得可能是干出这些好事的家伙待在讯问间里面，你就会想尽可能把气出在他身上。”
他们真的做到什么地步？
拉古拉尼斯：“我记得有一个负责管理讯问所的陆军准卫，他听说过海豹特战部队的人怎么用冰水来降低犯人的体温，然后你知道，他们会帮他量肛温，确定他不会死。他们会让他持续徘徊在低体温状态。”而交出他们所要的情报的报酬就是在人犯被冻死前帮他解冻！
于是我们见到强而有力的心理学策略“社会塑造”付诸实践。这名讯问员运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讯问——他一整个晚上都把一个冷冰冰的金属集装箱当作讯问间。
拉古拉尼斯：“我们让犯人的体温维持在低体温，让他待在我们叫做‘环境操控’的地方里面，用（吵闹尖锐的）音乐声和闪光灯轰炸他。然后我们会把军用巡逻犬带进来对付犯人。虽然这些狗都被控制住了，像是上了嘴套或由军犬巡逻员牵着，可是犯人因为被眼罩遮住所以根本不知道。那些狗都是很高大的德国牧羊犬。然后我会问犯人问题，如果我不喜欢他的答案，我就跟军犬巡逻员做个手势，狗就会狂吠然后扑到囚犯身上，但其实它没办法咬人。有时候他们就会尿在连身衣上，因为实在太害怕了，你了解吧？尤其是他们的眼睛被蒙住，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这种处境会令人很恐惧。我被命令去做像这样的事情，我叫那个准卫在他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上签名。”
某些平常会被有道德感的人自我谴责的行为举动，现在却成了道德脱钩机制的运作方式。
拉古拉尼斯：“那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喜欢自外于正常社会，你了解吗？你的家人、朋友，他们并没有看见那里的事情经过。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我不知该怎么说，神经病妄想，或是如果想要好听点的字眼，幻觉。原本完整的世界瞬间分崩离析了。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心情很平静。还记得我待在摩苏尔的搬运箱里，你知道，我整个晚上都跟一个家伙（接受讯问的犯人）待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彻底跟这世界隔绝了，包括道德隔绝，你觉得好像可以对这家伙做任何事，甚至你也想这么做。”
终其余生，这个年轻的讯问员都将记得他在为国服务时曾亲身参与并认识了邪恶。他描述暴力的增长趋势，以及暴力如何滋长暴力。
拉古拉尼斯：“你会越做越过分，没办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那似乎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我确定你读过在美国监狱里面做过的研究，就是你把一群人放到监狱里让他们管理里面的另一群人，让他们可以支配他们，残酷行为、刑求很快就会出现，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事很平常。”（我们可以认为他指的是斯坦福监狱吗？如果是的话，斯坦福监狱实验在都市神话里面已经变成一座“真的监狱了”。）
要减少虐待行为的发生，最基本需要的是强而有力的领导：
拉古拉尼斯：“我在我到过的每个拘留所里面都看到这种事（残暴行为和虐待）。如果没有真的很强的领导者，昭告所有人‘我们不容许虐待犯人’……每个拘留所都会有虐待行为发生。就连那些根本不打算取得情报的宪兵也一样，他们只是有样学样，因为那里的人都是这么做。如果没有自律或是上面的人来管理，大家就会变成那样。”
而在亲眼目睹来自“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部队在伊拉克北巴别（North Babel）所犯下的虐刑”之后，拉古拉尼斯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开始写报告揭发虐刑，用照片记录囚犯身上的伤口、录下他们的宣示证词，接着把所有资料交给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链。但就像奇普·弗雷德里克也曾跟他的上级长官抱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种种不正常状况，他们的抱怨下场都一样，针对这位讯问员的来信，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部门中没有人有任何回应。
拉古拉尼斯：“甚至没有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来跟我谈过。这些虐待报告就好像寄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了。没有人来调查他们，或许是他们没办法，或许是不想。”（官方的沉默姑息让所有异议都显得恶心。）
关塔那摩监狱里的讯问团队可以做到多过分？“063号犯人”这个特殊案例可以说明。这位犯人的名字是穆罕默德·盖塔尼（Mohammed al-Qahtani），他被认为是“9．11”恐怖攻击中的“第二十名劫机者”。他受过各种你想象得到的虐待。他曾经被刑求到尿在自己身上，连续好几天无法睡觉，被迫挨饿，被一只凶恶的警犬逼吓。他的持续抵抗换来进一步的虐待。063号犯人被迫穿上女性胸罩，头上被放了一条女用皮带，讯问员拿他当取笑对象，说他是同性恋。他们甚至给他戴上狗链，然后叫他做一些狗常玩的把戏。一位女性讯问人员先是叉开大腿跨坐在他身上刺激他产生性反应，接着再斥责他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代》杂志的调查记者几乎巨细靡遗且详尽生动地记录了盖塔尼长达一个月的秘密审讯生活。这段日子几乎就是由各种残暴野蛮的讯问策略，再加上一些精致复杂的技巧及许多可笑愚蠢的把戏组合而成。但事实上，任何经验丰富的警探都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运用不那么堕落的手法来问出更多情报。
海军的法律顾问阿尔贝托·莫拉（Alberto Mora）听闻这项讯问的事后极感震惊，在他的想法中，任何军队或政府均不该宽恕这些非法的讯问方式。莫拉发表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声明，声明中提出的基本架构使我们能正确了解到宽恕虐待式讯问代表了什么意涵：
假如我们不再宣布残暴的行为是非法行为，反而将之纳入政策当中运用，这样的做法将会改变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彻底摧毁人权概念。宪法指出人拥有天赋人权，并非国家或法律所赋予，人应拥有人格之尊严，人权概念中包含了免于残酷待遇的扫利。人权是普世原则，而非仅限于美国——即便是那些被指为“引法武装分子”的人也应享有人权。如果您做出了例外，整部宪法都将因此崩塌。这是个根本性转变的议题。
亲爱的读者，我现在将要求你试着想象自己扮演陪审员的角色，请你就这些经过计划的讯问策略，与那些被称为“思想变态的”1A院区宪兵们在照片中的虐待行为做个比较。在许多张照片中，我们可看到被拘留者头上被戴上女用内裤，但除此之外最可怕的还是琳迪·英格兰用狗绳绑在一位犯人颈上牵着他在地板上爬的那张。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做个结论，戴在头上的女用内裤，狗绳以及惨无人道的场面，全都是借自最早运用过这些技巧的中情局及米勒将军在关塔那摩的特别讯问团队，这些策略后来成了普遍被接受的讯问方式，并在战区内被广泛运用，只是没被允许拍下照片而已！
精锐军人的虐行
我们对整个指挥结构提出的控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或许来自伊恩·菲什巴克上尉，菲什巴克是西点军校的荣誉毕业生，并在服役于伊拉克的精英空降部队担任上尉。他在最近一封写给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抱怨虐囚事件猖獗的信中起首这样写道：
我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目前正于陆军步兵服役，军阶是中尉。我和812空降师一起出过两次战斗任务，一次前往阿富汗，一次则是伊拉克。虽然我的任务是为全球反恐而战，但是我的上级的行动与声明却让我认为，美国的政策是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阿富汗或伊拉克。
在与人权观察协会做多次访谈后，菲什巴克上尉又透露了更多特定细节，说明讯问员必须遵守的合法界限所产生的困惑造成了什么令人不安的结果。他的单位驻扎在靠近弗卢杰的水星营前哨作战基地，两位来自同单位的中士也对他的说法提出补充。（尽管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及，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呈现菲什巴克上尉的完整说法及事件背景。）
在写给麦凯恩参议员的信中，菲什巴克证实了包括在讯问前惯例暖打犯人睑部及身体、将沸腾的化学药品倒在犯人脸上、例行将犯人铸在让人身体不支累倒的位置，以及让犯人失去意识的强迫操练等虐行存在。他们甚至会将犯人叠咬金字塔，就像阿布格莱布的做法。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案爆发前，这类虐行就已经存在，而且直到丑闻和爆发后从不曾间断。
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里？我们让犯人们叠成全字塔，不是裸体？但是是叠成全字塔状。我们强迫犯人们做些充满压力的操练。一次至少两小时……曾经有个情况是我们用冷水把一个犯人淋湿、然后把他整夜留在外头。（这里又出现了拉古拉尼斯曾提刘过的，让犯人暴露于极端情境的虐待技巧。）也曾经发生一个士兵拿棒球棒用力揍被拘留者的腿。这些方法都是我从我的士官长那里学来的。
菲什巴克也证实这些虐待行为是由指挥官下令并受到原谅，“他们会告诉我，‘这些家伙就是上个礼拜丢下应急爆炸装置的那些人。’然后我们会狠狠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吃苦头……不过你会开始了解，这就是那里的做事法则。”（我们回想起之前曾讨论过，一个特殊情境中会逐渐浮现新规范，新做法很快就会变成必须奉行的标准。）
令人惊讶的是，菲什巴克说他的士兵们也用数码相机拍下他们的虐囚行径。
（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之间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阿布格莱布的军人）固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意上了麻烦，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最后，菲什巴克上尉展开一趟长达十七个月的说明活动，向他的上级们解释他对这一切虐行的关切与怨言，结果和讯问者安东尼·拉古拉尼斯以及弗雷德里克上士如出一辙，他并没有收到任何下文。于是他只好将他的信寄给麦凯恩参议员将一切公之于世，这件事巩固了麦凯恩参议员对于布什政府搁置日内瓦公约的反对立场。
“拷问小姐”：关塔那摩自白室里的膝上艳舞
我们的下一位证人透露丁军方（或许与中情局合作）在关塔那摩监狱中发展出来的新堕落把戏。“性被拿来当武器，以便使拘留者和他的伊斯兰信仰之间出现隔阂。”在该监狱营中工作的军方翻译人员埃里克·萨尔（Erik Saar）这么说道。这位年轻的士兵满怀爱国主义热忱来到关塔那摩湾，相信自己一定能对这场反恐战争有所贡献。然而他很快地了解到他根本帮不上忙，在那里发生的事完全是“一场错误”。2005年4月4日，在艾美·古德曼（Amy Goodman）广播节目“今日民主”的访谈中，萨尔以生动写实的方式详述了被用于对付囚犯的各种性策略，全部都是他亲眼目睹。他在相当于一本书篇幅的丑闻告白《铁网之内，一个军情人员在关塔那摩的亲身见闻》（Inside the Wire：A Militaryintellegence Soldier's Eyewitness Account of Life at Guantanamo）详述了这次的访谈。
在他于该监狱服役的六个月期间，阿拉伯语十分流利的萨尔担任翻译工作，将官方讯问者的话和问题翻译给犯人听，再以英语将犯人的答复传达给讯问人员。于是他得扮演“大鼻子情圣席哈诺式角色”，用适当的语言将符合讯问者和犯人动机的确切意思传达给这两个人。而这个新虐待把戏必须由富有性魅力的女性讯问员上场演出。萨尔说道，“这个女性讯问人员会用性诱惑的方式让被讯问的犯人觉得自己是不洁的……她会在犯人背上揉搓自己胸部，谈论关于自己身体部位的—些事……犯人十分震惊而且愤怒。”
萨尔辞掉了他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讯问策略“根本无效而且无助于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于是创了一个昵称“拷问小姐”，用来称呼用性魅力从囚犯身上套取情报和自白的女讯问员。
萨尔曾说过一段特别戏剧性的邂逅，可以归类在军方命名为“女性空间进犯”的讯问技巧之下。主角是一位具有“高情报价值”的二十一岁沙特阿拉伯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牢房里祈祷。在开始讯问前，负责的女性讯问人员，我们称她为“布鲁克”，布鲁克和萨尔两个人先经过一番“消毒”程序，把制服上的名字贴起来以免泄露身份。然后布鲁克说：“要问供的被拘留者是个杂碎，我们得好好对付他。”原因她说得很明白，“不下猛药那个杂碎不会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来试试新花样。”军方认为这个沙特阿拉伯人和“9·11”事件的劫机者一起接受飞行训练，因此他有很高的情报价值。萨尔指出，“当军方讯问者跟被拘留者问话时，如果他不合作，他们很快就会‘下猛药’：对囚犯厉声高叫、升高对抗情势，或是表现出一副坏警察的嘴脸，完全忘记要跟犯人建立交情。”
布鲁克继续说：“我只要让他觉得除了合作别无其他选择就行了。我想让他觉得自己很脏，脏到他没脸回到牢房里花一整个晚上祷告。我们要在他和他的上帝中间设下障碍。”于是当犯人不愿意配合回答问题时，布鲁克决定下点猛药。
“出乎我意料，”萨尔高声说，“她开始解开上衣的纽扣，动作很慢、很挑逗，就像脱衣舞娘一样，露出在胸前撑得紧紧的合身棕色陆军T恤……然后慢慢向他走过去，用她的胸部在他背上磨蹭。”她用诱惑的口吻说：“你喜欢这对美国大奶子吗？我看到你下面开始硬了。你想你的阿拉真主会怎么说呢？”接着她转了个圈坐到他正对面，把手放在他的胸前，挑逗地说：“你不喜欢这对大奶子吗？”当那个犯人转头看萨尔时，她开始挑战他的男子气概，“你是同性恋吗？为什么你一直看他？他觉得我的奶子很不赖，你呢？”（萨尔点头赞成）
犯人抵抗她的动作，往她脸上吐了口口水。但她不为所动，开始发动另一波更强烈的攻势。她开始解开裤子的扣子，一边问那名犯人：
“法里克（Fareek），你知道我现在是生理期吗？我这样碰你你有什么感觉？”（当她把手从她的内裤里抽出来时，她的手上看起来像是沾了经血，然后她最后一次问他，是谁教他去学开飞机、是谁送他去上飞行学校。）“你这贱人，”她用气音一边说，一边把他以为是经血的东西擦到他脸上，“你想早上你的弟兄们看见你时会怎么想，如果他们知道你脸上沾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经血？”布鲁克说着站起身，“顺便告诉你，我们把你牢房里的水给关了，所以你脸上的血得留到明天早上了。”当我们离开讯问间时，她掉头就走……她用了她认为最可能拿到长官要的情报的办法，她尽力了……我刚才到底做了什么鸟事？我们在这地方干的是什么勾当？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对萨尔或其他人来说，却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
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虐行
埃里克·萨尔透露了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做法，全都是欺诈、不道德、非法的。他和讯问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接受到严格命令，要求他们绝不可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员交谈。
当行程预定要参观“典型”讯问过程的要人来访时，监狱方面就会安排“演戏”。他们会弄一个假场景，让场面看起来很正常、很一般。这让我们想起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雷辛城（Thhereseinstadt）集中营的模式，他们也是这样愚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观察员和其他人，让他们以为里面的犯人都很满意他们的重新安置。萨尔形容，在这个“万事美好”的场景内，所有的东西都被“消毒”过了：
我加入这个情报团队后所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有重量级贵宾来访，通常这类人指的可能是将军、上级政府单位的执行长、情报局来的人，甚至是国会代表团，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团结合作，他们会告诉讯问员去找一个之前表现很合作的人带至到讯问间里，贵宾来访的时候就让他们坐在观察室里观察里面的讯问过程。基本上他们会找曾轻合作过的人，找可以面对面坐着正常交谈的人，还有就是可能以前曾经提供过一些情报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重新演一场戏给参观的贵宾看了。
然后基本上，对于一个情报专家来说，这种做法根本是一种羞辱。老实跟你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觉得的人，因为在情报社群里面，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提供做决策的人正确的信息，让他们做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情报人员存在的唯一目的，提供正确的信息。弄出一个虚假世界好让来参观的人以为这里是某个样子，可是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这种做法完全损害到我们身为专业情报工作者所尽的一切努力。
酷刑工作“外聘”
偷偷摸摸的刑求伎俩被当是用来对付顽抗嫌犯的工具，目的是迫使他们吐出情报，而我们从中情局的秘密计划中可以得知这些手段的普遍程度，中情局利用这些秘密计划将犯人迅速移送到愿意为美国做脏事的国家。在被称为“引渡”计划或“非常规引渡”计划的政策中，数十甚至也许数百名“高情报价值恐怖分子”被中情局租赁的商用飞机载送到多个其他国家。布什总统显然曾授权允许中情局让拘留中的人犯“消失”，或是“引渡”至其他以刑求知名（且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有案）的国家”。这类囚犯通常被单独监禁在“秘密地点”的拘留所内与世隔绝。而在“反常规引渡”计划中，甚至授权外国官方在非战斗状态及非战争地区逮捕“嫌犯”，然后将他们转送到拘留地，通常是关塔那摩监狱，剥夺所有国际法提供的基本法律保护。
宪法权利中心董事长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谈到这项计划：
我把这叫做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它的意思是在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里面，中情局可以从世界各地把想要的人抓起来，然后如果不想自己动手拷打或讯问犯人，不管你用什么词来称呼，就把他们送到和我们情治单位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约旦。
负责这项引渡计划的中情局高级长官是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他透露实情:
我们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出身地中东，前提是如果那些国家有专为他们成立的合法渠道并且愿意接受他们。他们会得到符合该国法律的待遇，不是根据美国法律，你可以挑，可能是摩洛哥、埃及或约旦的法律。
在这些国家所用的讯问技巧里头，显然包括了中情局不想要搞清楚的酷刑手段，他们只要能够从被拘留者手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就好。不过在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这种计划不可能被隐瞒太久。一些美国盟邦针对至少30架次的飞行记录展开调查，这些飞机班次被怀疑被中情局用于酷刑输出计划。调查结果透露，重要嫌疑犯被送往曾属于前苏联共和国的东欧国家。
依我的判断，这项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显示，并不是中情局和军方情资间谍不愿意刑求囚犯，而是他们认为那些国家的特工知道怎么做才会更好。他们娴熟运用“三级刑求”技术的时间比美国人还长。我在这里大致介绍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实际上虐行的对象遍及美国军事监狱中各式各样的拘留者，范围远较此普遍，我的目的是要驳斥美国政府宣称这类虐待和刑求事件不是“系统性的”进行。
来自拘禁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所内人犯的验尸和死亡报告显示，在44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在海豹特战部队、军情人员或中情局讯问过程中或讯问后发生。这些杀人事件是由虐待性刑求技巧造成，这些手法包括戴头罩、噎住口部使其窒息、勒绞、用钝器殴打、水刑、剥夺睡眠以及使犯人暴露于极端温度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长安东尼·罗梅罗（Anthony Romero）清楚指出：“毫无疑问这些讯问过程导致死亡。那些知情却坐视不管的高官，以及创造这些政策并为之背书的人应该负起责任。”
究办到顶：切尼及布什的责任
在（阿布格莱布）照片被公开后几个月内，情势越来越清楚，这里面有一个虐行模式，而这不是几个不守规矩士兵的个人行为能造成的。是布什政府决定要扭曲、忽视规定或对规定置之不理，才会导致这模式出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阿布格莱布以及世界各地制造出不择手段虐囚的风气。
这是人权观察协会在一份标题为《美国：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的报告中做的摘要声明，这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指挥链的最上层——副总统切尼和总统布什的责任。
反恐战争制定了刑求新典范
和他前一任期中针对“贫穷”和“毒品”所发动的毫无意义的名词战争一样，布什政府重蹈覆辙地在2001年的“9·11”攻击过后宣布发动“反恐战争”。这场新战争的核心假设是，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及“国土”的首要威胁，因此必须尽一切手段对付。事实上，所有国家部拿此种意识形态基础当作取得人民和军队支持的手段，以遂行压迫及侵略行动。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巴西、希腊及许多国家的右翼独裁政权即曾随心所欲地运用此种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刑求，及处死被宣布为“国家公敌”的人民“。20世纪70年代晚期，意大利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曾运用“紧张策略”的政治控制手段，加深人民对赤军旅（Red Brigades，激进共产党员）恐怖主义行动的恐惧。当然了，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将犹太人标签化，称他们是造成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崩溃的祸首。于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威胁成为他们向外征服计划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必须在德国以及纳粹占领的国家里终止这样的邪恶行为。
恐惧是国家所握有的最特别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惧，国家可以使人民为了交换万能政府所许诺的安全生活，而愿意牺牲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保障。恐惧先是得到美国民意及国会多数支持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战争，而接下来恐惧又让他们继续支持布什政府愚蠢坚持的各项政策。一开始恐惧的传播方式带有奥韦尔式味道，人们预测萨达姆持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对美国及美国盟邦发动核武器攻击。例如在国会投票决议是否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布什总统告诉全国人民及国会，伊拉克是个威胁美国安全的“邪恶国家”。“了解这些事实后，”布什谈到，“美国人不应该忽略这个集结起来对付我们的威胁。面对大难将至的明确证据，我们不该等待最后的结果证明——冒着烟的枪管出现才做决定，因为你看见的证据有可能是核武器攻击的蘑菇云。”但是将这朵蘑菇云散布到全美国的人不是萨达姆，而是布什政府。
而在接下来几年，所有布什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曾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中呼应这个悲惨的警告。政府改造委员会的特殊调查部为众议员亨利·A.韦克斯曼（Henry A. Waxman）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议题的公开声明。这份报告用的公共资料库搜集了所有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公开声明。根据这份报告，这五位官员在125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中，共针对伊拉克的威胁发表了237次“错谬且造成误导”的具体声明，每位平均为50次。在“9·11”恐怖攻击届满一周年后的2002年9月，公开记录显示，布什政府发表了将近50次误导和欺骗大众的公开声明。“
在普利策奖得主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调查分析中，萨斯金德追踪布什政府对于反恐战争的计划，发现早在“9·11”事件后不久，切尼发表的声明中即初见端倪。切尼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协助基地组织建立或发展核武器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们就必须当成确有其事来回应。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的分析……而是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应。”萨斯金德在他《百分之一论》（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写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种行动标准存在，它塑造了美国政府在未来数年内的表现与回应。”而萨斯金德也继续指出：不幸的是，在这种新形式压力——如反恐战争，再加上原以为会乖乖归顺的人民却出乎意料不断暴动、叛乱所造成的认知不协调，这一切使得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无法以有效率或是有力的方式运作。
从布什政府的国土安全部对于恐怖攻击警报（颜色代码）系统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另一种恐怖制造手法。我认为这个系统的目的—开始就像所有灾难预报系统一样，是为了动员人民防范恐怖威胁的采临。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11种模糊的警告从来没有提供人民行动的实际建议。当接到飓风警报时，人们被告知要疏散，当接到龙卷风警报时，我们知道得撤退到避难室，但是当发出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将发生恐怖攻击的警报时，政府只告诉人民要“更加警觉”，当然了，还有告诉我们要照常生活。尽管官方宣称握有“可靠消息”，但是当许多这类威胁预报每一个都失灵落空后，却从来没有公开做出任何说明或简报。动员全国力量对付每一个威胁危机，其代价至少是每个月十亿美元，更带给所有人民不必要的焦虑与压力。到最后，与其说以颜色代表威胁程度的警报是有效的警报方式，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没有任何恐怖攻击的情况下为确保并维持国民对恐怖分子的恐惧所采取的昂贵办法。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谬曾说过，恐惧是一种手段，恐怖制造了恐惧，而恐惧则让人民不再理性思考。恐惧让人们只能用抽象方式来想象造成威胁的敌人、恐怖分子、暴动者，认为他们是必须被摧毁的力量。一旦我们把人想象为某一类别的实体、抽象的概念，他们的面目就会模糊，化为“敌人的脸”，即使是平常爱好和平的人也会升起一股想要杀戮、刑求敌人的原始冲动。
我曾在公开场合评论过，这类“幽灵警报”十分异常且危险，不过有证据明显指出布什民意支持率的上升和这类警报的试探密切相关。这里的争议是布什政府借着激起并持续人民对大敌当前的恐惧，而让总统得以取得国家战时最高统帅的地位。
于是在最高统帅的封号及大肆扩张国会所赋予权力的情况下，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开始相信他们可以凌驾于国法和国际法之上，只要用重新制定的官方合法诠释来坚持他们的政策主张，任何政策都是合法。邪恶之花在阿布格莱市黑牢中盛开了，而它们的种子是由布什政府种。布什政府借由国家安全威胁，在人民心中种植出恐惧与脆弱感，诉诸讯问／剂求手法以求赢得反恐战争，正是这威胁、恐惧、刑求的三部曲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酷刑副总统”切尼
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把切尼称为“酷刑副总统”，因为他尽力废除麦凯恩对于国防部的预算授权议案所提的修正案，并且终于使得这项修正案遭到变更。该项修正案要求给予美国军事拘留所内的犯人人道待遇，为了让中情局能够放手运用其认为取得情报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切尼非常努力展开游说，以便使中情局的行动能够不受限于法律。切尼主张，这样的法案将会让中情局情报人员绑手绑脚，并使他们在为全球反恐战争奋战时承担被起诉的潜在风险。（而我们对他们奋战方式的残忍性与危险性已经略有所知。）
这项法案通过完全没有使切尼受挫，他仍然热烈支持中央情报同任意运用任何手段从被秘密囚禁嫌疑恐怖分子口中取得自白和情报。当我们想到切尼在“9·11”攻击后马上发表的言论，对他的坚定立场就不会有任何惊讶了。切尼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中接受访谈时，说出一段值得注意的发言：
我们得做一些事，一些虽然是黑暗面的工作，如果你要这么说。我们在情报世界的阴暗面里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该故的事都得安安静静完成，如果想要把事情办好就不要雾话，运冈我们情报人员可以取得的资源和手段悄悄地去做。这就是这种人的世界的造作方式，所以基本上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能按照我们的意思运用任何方法，这很重要。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访谈中，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劳伦斯威克尔森（Lawrence Wilkerson）上校曾指控由切尼--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团队所发布的指令，是造成伊拉克和阿富汗虐囚事件的主因。威克尔森概述了这些指令的下达路径：
对我而言很清楚的是，查核追踪记录显示这些来自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指令通过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下达到战场上的指挥官，对于战场上的军人而言，这些谨慎的圆滑措辞只意谓两件事：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用情报，你们得拿到证据才行，再者顺道提一下，这里有一些办法或许派得上用场。
威克尔森也指出切尼的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是支持总统以最高统帅身份撇开日内瓦公约束缚的死硬派”。这番发言让我们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权力最高层。
“战争最高统帅”布什总统
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看不见终点的战争中，布什总统身为最高指挥官，一直倚赖一个法律顾问团队为他建立合法性基础，这个团队协助布什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性的侵略战争，重新定义酷刑，制造出新的交战守则，甚至通过所谓“爱国者法案”限制人民的自由，并授权各种方式的非法窃听，包括偷听、装设窃听装置及电话监听。如同往常，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保护神圣国土之国家安全的名义，都是为了进行一场全球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的战争。
刑求备忘录
在2002年8月1日美国司法部发表的一份被媒体称为“刑求备忘录”的备忘录中，以狭隘的方式定义“刑求”，刑求不再是指某些具体作为，而是由其最极端的后果来定义。这份备忘录中主张身体疼痛的强度必须“等同于某些严重的受伤情形，如器官衰竭、身体功能障碍或甚至是死亡所带来的疼痛”才叫做刑求。根据这份备忘录的说法，如果要以酷刑罪名起诉任何人，必须要是被告具有造成“严重身心疼痛或受苦”的“特定意图”才行。“心理折磨”则被狭隘定义为仅包括导致“具有持久性之重大心理伤害，例如持续数月或数年”的行为。
备忘录中继续坚称早期批准的1994年反刑求法可被视为违宪，因为这个法令与总统的最高统帅权力互相抵触。司法部的法学者们还提出其他指导方针赋予总统重新诠释日内瓦公约的权力，以符合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目的，在阿富汗被捕的好战分子、塔利班士兵、基地组织嫌犯、暴动分子以及所有被围捕并移送拘留所的人，都不被当成战俘，因此无法享有任何战俘的法律保护。身为“敌方非武装分子”的他们会被无限期囚禁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拘留所中，既没有律师也不会以任何特定罪名起诉。此外，总统显然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计划，计划的目的是让高情报价值的恐怖分子从这世界上“消失”。
虽然我们只握有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是可信的。举个例子，詹姆斯，赖森在他《战争状态：中央情报局及布什政府秘密的一页》（State of War：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一书中做出结论，他指出关于中情局涉嫌使用极端的新讯问策略，“在层级非常高的政府官员之间有个秘密共识，他们将布什隔离开来，并让他能够推诿毫不知情”。
关于布什和他的法律顾问团队的关系，另一个较不仁慈的说法来自法学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他在完整回顾所有可参考的备忘录后说道：
备忘录读来像是个流氓律师写给黑手党大佬，内容是建议如何规避法律而不被逮到监狱。这备忘录的主题简直就是怎样避免被起诉……而另一个更令人深深感到不安的主题是总统可以下令对犯人动用酷刑，即使这受到联邦法律以及国际反刑求公约禁止，而美国正是这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读者们已经和我一起读过这里简单介绍的相关资料（包括虐囚事件调查报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等资料），现在将继续一起阅读这二十八个由布什的法律顾问、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布什以及其他人所发表的《刑求备忘录》，这些文件为阿富汗、关塔那摩及伊拉克等地的刑求预先铺设了一条合法之路。由卡伦·格林伯格（Karen Greenberg）和约书亚·德拉特尔（Joshua Dratel）将完整的备忘录书面记录编成一本长达1249页的书，书名为《刑求报告：通往阿布格莱布之路》（The TorturePapers：The Road to Abu Ghraib）。这本书揭露了布什政府的法律顾问群对法律技术的曲解与误用，它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在这全世界最法治化的国家里为保护美国人民贡献良多的法律技术，竟可被误用于邪恶的目的。”
法律学教授乔丹·鲍斯特（Joadan Paust，前美国陆军军法处上尉）针对帮忙正当化刑求拘留者的布什法律顾问写道：“从纳粹时代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看过这么多法律专家如此明确涉及与战俘待遇及讯问相关的国际罪行。”
在一长串的顾问名单中，排在最上头的是总检察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他协助完成一份法律备忘录，对于“刑求”做了如上述所言的重新诠释。直到阿布格莱布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冈萨雷斯和布什总统才公开谴责这份备忘录，认为它对于刑求的概念做了最极端的诠释。冈萨雷斯对于在反恐战争架构下扩张总统权力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极具影响力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施米特提出如何在非常时期让执政者摆脱法律束缚的观点，协助希特勒搁置德国宪法并赋予他独裁权。冈萨雷斯的传记书写者指出，冈萨雷斯其实是个可爱的人，他向你走过来时的样子就像个“普通人”，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虐待狂或心理病态倾向。然而，他的制度性角色所发表的备忘录却是造就公民自由被搁置以及残酷讯问嫌疑恐怖分子的祸首。
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反对关塔那摩讯问作业
根据最近微软国家广播公司（MSNBC）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领导人说，他们曾再三警告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从2002年初开始持续数年），个别独立的情报单位运用严厉的讯问技术将得不到什么可靠情报，而且可能构成战争罪，一旦被公之于世更是让国家蒙羞。然而经验丰富的犯罪调查人员的关切与忠告大部分都被忽视了，指挥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讯问作业的指挥链人员支持用他们偏爱的高压、强制性讯问方式，因而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前海军法律顾问阿尔贝托·莫拉曾在公开记录中支持犯罪查缉行动中心成员的看法，“让我强烈地为这些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说，‘即使被命令这么做，我们也不愿意服从。’他们是英雄，这是最好的形容了。他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个人勇气与正直，捍卫了美国价值以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体制。”但最后这些调查人员还是没能中止虐行，他们做到的只有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收回对某些最严厉讯问技术的授权，因此缓和了情势而已。
对反恐战争的执迷
我们可以看见，布什对反恐战争的执迷促使他走向一条危险的路，这是已故参议员名言所揭示的一条道路，“用极端手段捍卫自由，并非罪恶；以温和步伐追求正义，不是美德”。于是布什在没有任何法律明文依据的情况下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美国人民进行国土内部监视。在这项庞大资料采集工程的任务中，国家安全局将自电话及网络上监听撷取的大量资料交给联邦调查局分析，工作量实际上超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能力范围，联邦调查局根本无法负荷有效处理这类情报的工作量。
根据《纽约时报》在2006年1月的详尽报道，这类监测工作必须“从后门进入”美国本土负责转接国际电话的主要电信交换中心，因此须取得美国最大电信业者的秘密合作。《时代》杂志的揭弊报道透露出，在不受法律束缚或国会查核及平衡的情况下，将这样的权力赋予总统的做法本身即是过度。这例子也被用来比较布什与尼克松，他们都认为总统可以凌驾法律，尼克松曾“在20世纪70年代解开拴住境内监视恶犬的皮带”，而他为此辩解的理由是，“总统做一件事时，就表示那件事不是非法的”。布什和尼克松不仅说法类似，关于总统可不受惩罚的想法也如出一辙。
我们从布什首开先例使用了副署声明，也可窥知布什认为总统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副署声明是指在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行使同意权过程中，总统申明他有不服从他刚签署这项法律的特权。布什运用这策略的频率远多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总统，总次数超过750次：每当议会通过的法案和他对宪法的诠释有冲突时，他就会运用此策略以违反议会决议，麦凯恩提出的反刑求修正案施予个人限制即是其中一例。
然而最近一项最高法院的判决限制了总统的职权，布什对行政权的主张也因而受到挑战。这项判决公开谴责布什政府计划让关塔那摩监狱的被拘留者在军事委员会（法官席）前受审，此做法既未曾受到联邦法授权，同时也违反了国际法。《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这项判决是布什政府大肆扩张总统权力举动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挫败。”
矛盾的是，当布什政府亟欲将恐怖主义的邪恶扫出这世界时，所作所为却让自己成了“当权之恶”的最佳范例。这是个将痛苦加诸于人，使人受苦至死的政权，却想要用官方，理性、有效率的程序来掩饰其行为本质——为达到他们自认为位阶更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陪审员们，你们做出什么裁定？
你们已经读过多位证人的证词、主要独立调查小组摘要报告中的精华，部分人权观察协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际特赦组织的广泛分析，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前线》节目对美国军事拘留所中虐待与刑求性质的报导。
你现在还认为弗雷德里克和夜班宪兵们在阿布格莱布1A层级院区犯下的虐行是行为脱轨，是由被称为“流氓军人”的少数“害群之马”单独犯下的单一事件吗？
还有，你现在是否认为这类虐待和酷刑是强制讯问的“系统性”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讯问过程中发生的虐待和刑求事件，程度是否更深，时间、地点以及涉案者的范围是否更大？
在被控犯下照片中虐行的宪兵们已经认罪的情况下，你现在是否认为由于情境性的力量（大染缸）以及情境性的压力（制造这个染缸的人／在这些人身上的作用，因此应可减轻其刑？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个军事指挥链上的高阶将领都该负有串谋之责：杰弗里·米勒少将、里卡多·桑切斯中将、托马斯·帕帕斯上校以及斯蒂芬·乔丹中校，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个政治指挥链上的高阶官员都该负有串谋之责：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海一个政治指挥链上的高阶官员都该负有串谋之责：副总统迪克·切尼，总统乔治·布什，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暂停起诉
（若想了解最近一场针对布什政府“违反人类罪行”的判决记录，请参考注释）
针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刑的指挥串谋罪行，你也可以到www．LuceferEm的网络投票区实际投票决定他们有罪或是无辜，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布什都在那里接受审判，已经有许多美国人民投下他们的一票，现在是其他国家人民表达他们意见的时候了。
让阳光照入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趟漫长旅途的终点。我要感谢你不畏惧面对某些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持续到最后。重访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虐刑现场，对我来说特别困难。要去面对我在争取奇普·弗雷德里克的案子有更好结果时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也是艰难的。多年来，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面对所有种族灭绝、大屠杀、私刑、刑求以及人类对其他人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我始终在这样的压力下保持希望，认为在集体行动下，我们所有人都会更有能力对抗“路西法效应”。
在这段旅程的最后阶段，我想让阳光照亮人类心理最黑暗的角落。现在是抑恶扬善的时候了，我将运用两种方式来达到这目的。首先，你们将会得到一些忠告，告诉你们如何抵抗你们不想也不需要的社会作用力轰炸。在承认情境力量在许多背景下会让人们做出恶劣行为的同时，我也明白指出，我们并非这类力量的奴仆。通过了解情境力量的运作，我们才能够抵抗、反对及避免它们带领我们迷失于今人不快的诱惑中。这样的认识可以使我们逃离包括顺从、屈从、劝服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作用力及社会压迫的强大魔掌。
在这趟旅程中，我们沿途探索了人类性格的脆弱、不堪一击和朝三暮四，而在最后我们将对英雄们献上赞美来做结束。不过现在我希望你们会乐意接受一个前提：在强有力的系统及情境力量的支配下，普通的人，即使是好人也可能会被诱惑加入并做出恶行。如果你们接受，那么要准备好接受一个完全相反的前提：我们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都等待着一个情境出现，好可以证明自己身上有些“好东西”。
现在让我们学习如何抵抗诱惑，并向英雄们献上礼赞。
第16章 抗拒情境影响力，赞颂英雄人物
每个出口都是通往他方的入口。
——汤姆·司脱帕，《罗森克兰茨与古尔登施特恩已死》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我们已通过囚禁旅伴心灵的黑暗之地，来到了旅程的终点。我们曾目睹透瞄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剧烈。我们的概念焦点始终是尝试要对人性转变过程能有更好的理解。虽然邪恶存在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丁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爱、仁慈、合作与爱。
我们把许多时间花在我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创造的模拟监狱上。在那段短短的日子里，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天堂般的斯坦福人学成了人间炼狱。健康的年轻人在身为囚犯的极端压力、挫折及绝望下呈现病态症状。对应于他们被随机指派担任狱卒的学生，他们原本只是用轻佻的心态来扮演这角色，最后却一再跨越界限开始认真虐待“他们的囚犯”。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小小“实验”中的模拟监狱就融入集体意识的背景中，被囚犯、狱卒及监狱工作人员形成的逼真现实取代。而管理这座监狱的是心理学家，不是国家。
我十分仔细地审视了人性转变的性质，在这之前从没有人对此做过如此完整的描绘，而我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读者尽可能逼近制度力量压倒个人力量的环境。我试着让各位了解，许多看似无足轻重的情境变因，如社会角色、规定、规范、制服等，对于深陷于系统中的所有人来说却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而这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
在概念层次上，我提出当我们尝试了解犯罪行为和表面上的人格变化时，应对情境和系统过程投注更胜于以往的关切与比重。人类行为总是易受情境力量影响。而这个背景往往镶嵌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中，通常是一个以自我持存为目的的特殊权力系统。包括法律、宗教和医学界人士的大多数人惯于采用传统的分析，认为行动者才是唯一的因果施为者。于是情境变数以及系统性决定因素要不是被小看就是被忽略，而它们却是形塑人们行为以及改变行动者的元凶。
我希望在这本书中提供的例子和信息能够挑战将个人内在特质当做行动主要根由的想法，这是种死板的基本归因错误。社会背景是由系统一手打造和维持的，我们认为也有必要辨识出系统提供的情境力量及行为的支撑力量。
我们的旅程从模拟监狱出发，来到了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梦魇般的现实中。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是模拟，一个是现实，然而这两个监狱中竟然有相似的社会心理过程。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我们的分析焦点都放在伊万·奇普·弗雷德里克中士这个年轻人身上，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双重的转变：从一个有为的军人变成可恶的狱卒，然后让囚犯们遭受莫大痛苦。我们的分析揭露一件事：弗雷德里克和军方、民间人士加诸于被拘留犯的大量虐待与酷刑，是由天性、情境及系统性因素所促进、培育，在这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情形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
我的立场接着从力求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变成检察官的角色，同时向各位读者裁判们揭发了军方指挥高层和布什政府的罪行，他们共谋创造了一些条件，让大多数的美国军事监狱充斥着毫无节制的虐刑。正如我一再提及的，提出这些观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帮宪兵们推卸责任或脱罪，对这类恶行的说明与理解不能成为行为的借口。借助理解事件的发生经过以及体察在士兵身上发挥的情境力量，我的目的是要找出前瞻性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修正引诱出恶行的状况。惩罚是不够的。“恶劣系统”创造“恶劣情境”，“恶劣情境”造成“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出现“恶劣行为”，就算是好人也无法免于受影响。
请容我最后一次定义个人，情境及系统。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理特质所赋予。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酬赏及规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针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与认同。系统由个人及机构施为者组成，施为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力量创造出情境，也规定了行动者的角色以及行为期许，要求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扮演它规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许的行为。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阶段，我们将思考如何避免负面的情境力量或与之对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时常得面对的。我们将探讨怎样抵抗我们不愿意、不需要却每天不断向我们施压的影响力。我们不是情境力量的奴仆，但是得学会抵抗和对付的办法才行。在一起探索过的所有情境中，始终都有极少数人能在情境力量底下仍能屹立不摇。现在是扩充这股力量的时候了，让我想想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好让更多人可以追随他们的脚步。
如果我曾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你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你也可能像书内介绍的研究参与者或像真实的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人一样，那么你是不是也能接受自己可能是个英雄？我们将赞扬人性美好的一面，歌颂在我们之中的英雄，以及所有人身上都有的英雄形象。
学会抗拒有害的影响
有妄想症的人在顺从、遵从或是回应劝说信息上有极大的困难，甚至当劝告来自善意的咨询师或是他们所爱之人时也是如此。他们的犬儒心态和对人的不信任，会筑起一道孤立的藩篱，使他们从大多数社会场合中缺席。虽然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心理代价，但他们可以坚决地抵抗社会影响打，所以能提供免于受影响的极端例子。相对于这种人，过分容易被骗、无条件信任别人的人则是另一种极端，他们是所有骗子眼中的肥羊。
重点并不是要我们疏远被假定身体具有负面天性——如愚蠢、天真等特质所欺骗——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是了解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为什么会被彻底诱惑，以及这过程如何发生。然后才能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去抵抗这股力量，并且将对这类骗局的意识及抵抗方式传播出去。
抽离与沉浸的二元对立
人类的处境中存在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即抽离（detachment）相对于沉浸（saturation），或犬儒式怀疑（cynical suspicion）相对于参与（engagement）。尽管因为害怕被“卷入”而将自己从他人身边抽离是种极端的防卫姿态，不过当我们越是对其他人劝说保持开放态度，就越有可能被他们支配，这倒也是事实。然而开放、热情地与他人交往乃是人类幸福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强烈地感觉到别人的存在，彻底地相信他人，希望自发地与人互动，并且与他人紧密相连。我们想要全然“沉浸”在生命当下，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想要暂停评价机制，放弃原本的害怕与保留。我们希望跟着《希腊人佐巴》（Zorba the Greek）一起热情起舞。
然而我们必须经常评估自己的人际投入是否值得。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熟练自如地摆荡于完全沉浸与适时抽离的两极间。我们都常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该和其他人站在一起，什么时候该支持并忠于某个目标或一段关系，而不是轻易离开。我们生存的世界中有些人打算利用我们，但也有一些人是真诚希望和我们分享他们认为对彼此都有正面意义的目标，而我们该如何分辨这两种人？这正是亲爱的哈姆雷特和奥费利娅所面对的难题。
在我们开始认识对抗心智控制力量的特定方法前，必须先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个人无懈可击”（personal invulnerability）的古老幻想。我们总是认为只有别人会受到影响，自己则刀枪不入。错！我们的心理学巡礼应该已经说服你承认，我们所强调的情境力量确实会让大部分人沦陷其中。但是你并不在那些人的行列中，这是你的想法，对吗？我们从知识性评估中所学到的教训总是难以影响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规范，对抽象概念的“那些其他人”适用的教训也往往不容易拿来适用于具体的自身。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指纹，没有两个人会拥有相同的基因、成长过程和人格模式。
个体差异应受到颂扬，但是我们经常见到，当面对强大、共通的情境力量时，个人的差异却退缩、受到压抑。这样的情境发生时，行为科学家们只要知道行为的背景，即使对组成群体的特定个人一无所知，仍然能够准确预测大多数人的未来行为。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即便是最好的心理学也无法预测每个个体在既定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因为一些我们不能掌握的个体变异性始终存在。也因此，你大可拒绝我们接下来要学的教训，理由是它们不适用于你；你是特例、常态分布的尾端。不过你必须知道这么做的代价：你可能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情境力量席卷。
抗拒有害影响的十步骤
在这趟旅程中我们见到许多邪恶的果实，如果认真思考滋养、孕育它们的社会心理学原则，就能运用这些原则的不同版本强化人们生命中的光明面，排除其黑暗面。由于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响力存在，因此有必要针对每种类型发展出对应的抵抗方式。与错误的不和谐之举战斗时，需要不同的手法才有办法反抗用来对付我们的“顺从--酬赏”策略。在应付会将我们去人性化或去个人化的人时，往往会出现劝服性的言论以及有力的传播者，强迫我们采取不同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却不是我们需要的。切断群体思维的做法，和减轻强力游说我们加入者的影响方式也有所不同。
我已经为你们制作了一本详尽的说明手册，不过它的内容过于深入，专门，无法在这一章中交代清楚。于是我把它放在我为这本书开通的网站上，让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读到，网址是：www．LuciferEffect．com。用网络发表的方式，好处是可以让你在闲暇时阅读、做笔记、查阅手册内容根据的参考资料，并且好好思考在哪些情况下你会把这些抵抗策略实践在生活中。同时当你遇到一些状况，发现有某个特殊社会影响力策略被用在你或你认识的人身上时，也可以把这本方便使用的手册拿出来，找出下次当你遇到同样事情时可以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就可以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来应付挑战。
以下就是我用来抵抗有害社会影响力的十步骤方案，它们同时也可以促进个人的弹性以及公民的德行。它所采用的观点穿透了各种影响力方案，并提供简单，有效的模式来处理。抵抗力的关键在于以下三种能力的发展：自我觉察力（self-awareness）、情境敏感度（situational sensitivity）。街头智慧（street smarts），我简称为“三S力”。你将会看见，这三种能力对许多一般性的抵抗策略十分重要。
步骤一：“我犯错了！”
让我们从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先跟自己认错，然后跟其他人认错，让我们接受“人皆有过”这句名言。你曾经判断失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你做出决定时，你有十足的理由，但是现在你知道自己错了，请你说出这三个神奇的句子：“对不起”、“我为我的过错道歉”、“请原谅我”。请跟自己说你会吸取教训，从错误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不要再将你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浪费在错误的投资上，向前走吧。当你公开这样做时，就不再需要去正当或合理化你的错误，继续支持恶劣或是不道德的行动。坦承错误，会让降低认知失调的动机变小，当现实上的抑制物出现时，不和谐就消失了。发现错误时请你“当机立断”，别顽固地非要“坚持到底”不可，虽然有一时的损失，但往往能得到长远的回报。
步骤二：“我会很警觉。”
在很多情况下，聪明人会做出蠢事，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影响力的施为者在言语或行动上的关键特质，忽略了明显的情境线索。就像是我们太常依赖自动飞行模式，依赖经常派上用场的老套台词，却从没有停下来好好评估它们是否适用于这场合、这时间。
让我们遵从哈佛大学研究者艾伦·兰格（Allen Langer）的忠告，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平常漫不经心的态度，变得更加警觉，处在新情境中尤其如此。我们在熟悉的情境中时，即使旧习惯已经过时或变错误了，它们仍会继续支配我们的行为，所以不要犹豫给自己的大脑一点警告。我们得时常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动飞行模式来生活，而是要始终活在当下，要对当前情境的意义有所反思。绝对不要用不在乎的心态涉足高尚、有道德敏感度人们畏惧的场合。如果能够在警觉性之外再加入“批判性思考”到你的抵抗策略里，结果会更好。要求任何主张都有证据支持，任何意识形态都必须被充分阐述，如此你才能区分什么是实质，什么是花言巧语。试着判断别人建议的手段是不是能正当化具有潜在伤害性的目的。
在做任何事情的当下，试着想象未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局面。拒绝用迅速简单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个人或社会问题。从孩子们小时候起就鼓励他们批判性思考，提醒他们注意欺骗人的电视广告、带有偏见的主张，以及接收到的扭曲观念。帮助孩子们成为更聪明、更谨慎的知识消费者。
步骤三：“我会负责任。”
无论如何，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可以让行动者成为驾驶座上的行动者。当你允许其他人削弱、分散自己应负的责任时，就等同让他们坐到后座去开车，不必负责任的驾驶自然会开着车子不顾一切往前冲。当我们拥有个人责任感，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时，就会比较有能力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越意识到责任分散只是种掩饰，使我们看不清自己在执行可疑行动的共谋角色，就会越不容易盲目服从权威。当你越不接受责任被转嫁、被分散到黑帮、兄弟会、工厂、部队或企业成员之中时，就越能抗拒顺从反社会团体的规则。记得，当你今天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时，想象一下你未来站在法庭上受审的情景，想象一下当你说着“我只是听命行事”、“每个人都这么做”时，没有人接受你辩解的景象。
步骤四：“我会坚持自己的独特性。”
不要允许其他人将你去个人化，不要让他们把你放人某个分类、某个盒子、某个自动贩卖机里，不要让他们把你变成一个客体、一样东西。请坚持你的个体性，礼貌地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和凭证，大声清楚地让他们知道你。请坚持让别人也这么做。在互动时与人做视线接触（拿掉遮掩住视线的太阳镜），释放关于自己的信息以强化你独一无二的个性。当身处影响力作用的情境中，寻找你和占据支配地位之人的共通性，并借助这共通点来强化你们之间的相似性。匿名性和秘密会掩盖恶行，并且削弱人与人间的联结。匿名性和秘密会变成去人性化的温床，正如我们所知，去人性化会为霸凌者，强暴犯、刑求者、恐怖分子以及暴君提供杀戳战场。
试着做些事，改变让人们感觉匿名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则是支持让人们觉得自己特别的做法，因为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个人价值感而提升自我价值。绝不要对人或让人对你产生负而的刻板印象，嘲笑别人的字眼、标签或玩笑都具有破坏力。
步骤五：“我会尊敬公正的权威人二亡，反抗不义者。”
在每一个情境中，试着分辨哪些人是真正拥有专业、智慧、资深资历或特殊地位并值得尊重的权威者，哪些人则是只会要求别人服从却说不出像样道理的不公正权威。许多披上权威外衣的人其实只是善于推销自己的冒牌领袖、乌龙先知或是过分自信的人，这些人不该受到尊重，反而应该别听他们的话，让他们受到公开的批判性检验才对。
父母、老师和宗教领袖们应该更积极教育孩子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批判性的区别。当一个人的权威立场具有充分理由时，孩子们应该要有礼听话，但是当权威并不值得尊敬时，反抗他们才叫做聪明的好孩子。对付优先性立场不符合我们最佳利益却自称为权威的人，这样做可以减少我们盲从的机会。
步骤六：“我希望被群体接受，但也珍视我的独立性。”
比起《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中神秘的金色指环诱惑，渴望被社会群体接受的诱惑力量更为强大。这股渴望被接受的力量会让一些人几乎愿意做任何事，只求被接纳，而为了避免被群体拒绝，甚至会做出更极端的行为。人确实是社会性动物，通常我们的社会联结都对我们有好处，而且能帮助我们达成独自—人办不到的重要目标。然而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该服从群体的规则时，却伤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情形。因此重要的是要能够判断什么时候该服从，什么时候该拒绝。我们每个人终究都只活在自己的心灵中，活在孤独之中，所以必须乐意并且也随时准备好主张自己的独立性，而不应担忧被社会拒绝。
这件事并不容易，尤其对于自我形象尚未稳固的年轻人以及自我形象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成为“团队一分子”的压力压迫他们为了团队利益牺牲个人道德，而这样的压力几乎难以抗拒。这时你需要的是退后一步寻求局外人的意见，寻找支持你的独立性、增进你的价值的新群体。永远都有其他不同的、更好的群体等待你加入。
步骤七：“我会对架构化信息维持警觉心。”
创造架构化信息的人不是艺术家，就是舌灿莲花的骗子。架构化的议题往往比小心翼翼在界限内进行说服的言论更有影响力。而且有效的架构化信息可以只是一些声音、影片段落，或是标语、代表图案，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在传达特定意识形态。我们在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情况下受到影响，架构化信息形塑我们对于它们推广的观念或议题的态度。我们渴望被架构为“稀有”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满坑满谷。我们嫌恶被架构为具有潜在损失的东西，偏爱似乎能让我们获得好处的，甚至当正负结果预测为相同时也一样。
我们全都不希望扮演输家，希望自己永远是赢家。语言学家乔治·拉科福（George Lakoff）清楚指出，重要的是去意识到架构化信息的力量并且维持警觉心，才能够抵消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对于我们情绪、思想和投票行为的影响。
步骤八：“我会平衡我的时间观。”
当我们让自己受困于延伸的现在式时间中时，可能会被引导做出并不真正认同的行为。当我们不再感受到过去的承诺及对未来的责任时，就等同于对情境诱惑敞开自我，你将可能做出像小说《蝇王》中一样的暴行。如果身边的人变得残酷嗜虐或失去控制，请你不要“随波逐流”，你还可以仰赖一个超越现在取向的享乐主义或宿命论的时间观。
你可能会对你的行动的未来结果先做个损益分析。你或许充分意识到一个囊括你个人价值和行为标准的过去时间框架。借助发展出乎衡的时间观，你可以根据情境和手边的任务将过去、现在或未来用于行动评估上，相较于过分依赖单一或某两个时间框架的时间观，你将可以取得比较有利的位置，做出更负责任、更为理智的回应。当过去与未来结合起采时，将能抑制现在的暴行，从而削弱情境的力量。
举例而言，研究显示，协助荷兰犹太人逃避纳粹追捕的正直非犹太人，他们并没有跟他们的邻居一样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伸出援手。这些英雄们倚赖的是从过去生活中建立起来的道德结构，同时坚守住未来的时间观，他知道自己将会从未来回顾这个可怕情境，而他们将被迫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他们选择是否臣服于恐惧和社会压力时，是否做了正确的事。
步骤九：“我不会为了安全感的幻觉而牺牲个人或公民自由。”
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人类行为有力的决定因素。当面对所谓安全威胁或是面对让我们远离危险的承诺时，我们可能会受到操弄而做出无法赞同的事。那些兜售、传播影响力的人借着提出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约而取得支配我们的权力，契约内容是：只要你交出部分自由给当局，不管是个人还是公民自由，我们就会保证你毫发无伤。扮演撒旦角色的诱惑者会跟你说，只有当所有人都牺牲一点小小的权利或自由时，他的力量才有办法拯救你。请拒绝这桩交易。绝对不要为了安全的许诺牺牲基本的个人自由，因为你的牺牲是真实而且立即生效，但他的许诺却是个遥远的幻觉。
这原则不仅适用于传统的婚姻安排，也同样适用于一个好公民考虑是否对国家利益尽到责任，如果领导人承诺的个人和国家安全是以全民的集体牺牲为代价，要求搁置法律、牺牲隐私权和自由时，请拒绝这桩交易。弗洛姆的经典名著《逃避自由》提醒我们，这是法西斯领袖采取的第一步，即便是在名义上的民主社会也一样。
步骤十：“我会反对不公正的系统。”
个人往往会在系统的强大力量面前退却，这些系统包括我们曾形容过的军队和监狱系统，以及帮派、教派、兄弟会、企业，有时甚至是功能出问题的家庭。但如果与其他有相似想法和决心的人一起合作，将个人的抵抗能力结合起来，就有可能造成一些改变。
本章的下一节将要谈到一些改变系统的个人的故事，他们有的人自愿承担风险，担任“吹哨人”的角色，揭发他们之中成员的恶行，有的人则是积极做一些事来挑战系统。
抵抗系统的作为可以是指身体的出走，离开一个所有信息，赏罚都受到控制的总体情境；可以是指挑战群体思维的心态，记录下所有恶行的证据；也可以是指取得其他权威人士、咨询者、调查记者或自愿者的协助。系统拥有巨大的力量，它可以抗拒改变，甚至连正当的抨击都无法摇撼。在系统中，要挑战不公不义系统和大染缸的制造者，个人英雄精神的最佳做法就是号召其他人一起加入行动。系统会把个人的反对重新定义为妄想症发作，两个人的反对当作一对疯子在发声，不过当有三个人站在你这边时，你们的想法就会变成值得考虑的一股力量。
关于面对有害影响力以及不合法举动的劝服言论时，如何建立个人及群体的抵抗力和弹性，以上这十个步骤其实只是初级工具。我们前面提到。完整的建议以及有研究基础的相关资料可上“路西法效应”网站查询。分类名称为“抵抗影响力守则”。
在出发前往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站之前，我想补充一个最后的建议：不要鼓励小奸小恶，例如欺骗、说谎、八卦、散布流言、说有种族或性别歧视意味的笑话、捉弄别人或恃强凌弱。这些小恶可能会是犯下更严重恶行的踏脚石。极恶的罪行都是从看似不起眼的小恶开始。记住，通往邪恶之路是条湿滑的陡坡，一旦走上去，就很容易继续往下滑。
英雄行为的吊诡
一名女性挑战一位比她年长的权威人物，迫使他承认必须为在自己监督下发生的恶行负起共犯责任。她的作为有所进展，最后制止了虐待行为，使得无辜犯人不再受到狱卒的凌虐．如果有许多人曾经亲眼目睹囚犯的痛苦遭遇，而他们明知系统犯下了暴行却不曾出面对抗，那么她的行动是否有资格称为“英雄式”行动？
我们希望能在这里颂扬曾经做出英雄之举的特殊人物。但在被奉上台面的英雄之中，大部分的人却坚持他们只是做了每个人在那情境下该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拒绝把自己当成“英雄”。也许他们的反应跟所有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英雄应该是超人或女超人，不是凡夫俗子所能企及，这么想不只是谦逊使然，而是跟我们对于“何谓英雄行为”的错误概念有关。
让我们来看看人性最好的一面，以及平凡人是如何变成英雄。我们将检视其他关于英雄举动的概念和定义，并提出办法来分类不同的英雄行径，接着再说明无法被囊括进分类的例子，最后会针对恶的平庸性与英雄行为做个对照表。不过还是先让我们回到这位开启本节讨论主题、同时中止了斯坦福实验的英雄及其事迹。
让我们回想一下（第八章），当时的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是从斯坦福心理系毕业的新科博士，而我和她之前就在交往了。当她看见一整排头上罩着袋子的囚犯们被押往厕所，狱卒们则大吼大叫地对他们发号施令，而我却对他们所受的苦显然漠不关心时，她克制不住爆发了。
她后来说明了她当时的感受，而她对于自己行动的诠释，则让我们更加了解英雄行为的复杂现象。
我对他（津巴多）大发雷霆（我一向是相当自持的人），我又怒又怕地流下了眼泪，说了类似“你对这些孩子们所做的事太可怕了！”的话。
身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终结者”，我这个角色会说出什么重要的故事呢？我想我会想要强调几个重点。首先让我说说哪些故事不是真的。相对于美国标准（也是陈腐的）迷思，斯坦福监狱实验不是个人独自对抗多数的故事，而是关于多数的故事——和监狱研究有接触的每个人（包括实验参与者、研究者、观察者、顾问及家人和朋友们）如何完全陷入这研究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叙述的是这股情境力量如何压倒人的人格和善念。
那么，为什么我的反应特别不同？我想在两样事实中可以找到答案：我是后期才进入那情境当中的“局外人”。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在这个研究中从来就不持赞成意见。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在监狱中没有一个社会定义的角色。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没有每天都待在那里，随着情境改变以及虐待气氛升高而渐渐深陷。所以我在周末时进入的情境和其他人进入的情境并不真的是“同一个”情境——我并不了解他们先前共同经验的事情和地方、共有的观点。对他们而言，那个情境仍被认为在正常范围内，但对我来说，那里根本是个疯人院。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也没办法选择不服从特定的社会规则，所以我采取很不一样的抗议形式——直接挑战情境本身。从某些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挑战是英雄式的举动，但是在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相反的，成为一个越轨的人并且同时要怀疑自己对情境和人们的判断，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够格当个社会学心理学研究者，这实在是非常可怕而且孤独的经验。
克里斯蒂娜接着提出了一个资格性问题。一个有资格被称为“英雄行为”的个人反叛，它的目的必须是尝试改变系统，纠正不公正的行为、改正错误：
我私底下必须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个：如果菲利普不接受我的坚决反对还是决定继续实验，我该怎么做？我该找地位更高的人，像是系主任、院长或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申诉？我该当告密的人吗？我无法确定自己会这么做，也很高兴最后我不必面对这抉择。不过回顾整件事，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把我的价值观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当有人抱怨某件事不正义，而这些抱怨最后只造成表面上的改变，情境本身却还是原封不动时，抗议和不服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她详细说明了我们在米尔格伦研究中曾讨论的一个论点，当时我们主张口头抗议只不过是“老师”的自我疗伤药，好让他对自己正在对“学生”做的事感觉好过点。挑战权威时，必要做到行为上拒绝服从。然而在米尔格伦实验中，我们只看到教师加害者们在离开令人痛苦的情境时，个个显得沉默而退缩，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更明显的违抗举动来试图改变什么。针对扮演英雄的少数人在反对权威人物后到底该做什么，克里斯蒂娜做出一个空前有力的回应：
在经典的原始米尔格伦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实验参与者违反指令并拒绝完成实验，而这件事到底有何意义？假设这不是一个实验，假设米尔格伦跟他们说的“幌子故事”是真的，也就是有一些研究者正在研究惩罚对于学习和记忆力的影响，他们将举办多场实验，测试1000名实验参与者，参与者必须回答关于明智的惩罚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的实际问题。如果不服从研究者指令，拒绝完成研究，你拿到了酬劳，不吭一声一走了之，那你的英雄式举动还是没办法阻止接下来999人遭受同样的痛苦。如果你没有做下一步动作，去挑战整个结构和研究的预设，那就只会是一个独立事件，不会产生任何社会冲击。个人的拒绝服从必须要能够转化成为系统性的违抗，迫使情境或是施为者做出一些改变才行，不能只安于改变某些操作性条件。邪恶情境太容易吸收异议者，甚至英雄反抗人物的善意了，他们只要颁个奖章鼓励他们的作为，再发张证书当甜头，自然就可以让他们保持沉默，不再公开表示意见。
什么举动是英雄式行为，什么样的人是英雄？
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有资格称为英雄之举（根据我们即将说明的标准）的行动，却没有被认为是“英雄”，那是怎么一回事？再进一步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或她的行为不但不会被视为英勇，而且还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
克里斯蒂娜的举动产生的正面结果是中止了某个逐渐失控的情境，这情境造成的伤害越演越烈已经偏离了初衷。她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因为她只是表达个人的感受和信念，而这些情绪与信念的表达又（被我这位主要调查者）转变成她想要的结果。她不需要当“吹哨人”去跟更高层的权威人士告状以要求他们介入，停止这场脱轨的实验。
我们将她的情况和研究中的两个潜在英雄——克莱416和“中士”相比较，克莱416和“中士”都曾公然反抗狱卒的权威，并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克莱的绝食抗议以及拒绝吞下坏掉的香肠，彻底挑战了囚犯的支配，原本应该能够号召狱友们站起来捍卫他们的权利才对。事实却不然。虽然受到狱卒“约翰·韦恩”骚扰，“中士”还是拒绝公开对一位囚犯骂脏话，他的行为原本应该要被他的狱友们视为英雄式反抗，并且号召他们拒绝对这样的虐待行为让步才对。事实却不然。为何不？
在这两个案例中，他们都是单独行动，并未和其他犯人们分享他们的价值观和善念，也没有要求他们支持和认同这项举动。因此狱卒们可以轻易地为他们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污蔑他们，使他们成为造成其他囚犯权益被剥夺的罪魁祸首。他们的行为本来应该要被视为英雄之举，但因为他们没有把其他异议者带出来一起改变整个虐待行为的系统，所以没被当成英雄。
他们的例子也提出了关于英雄之举的另一面向。英雄式行为和英雄地位都是社会赋予的。行动者以外的某个人将这份荣耀赋予这个人和他的所作所为。某个行为之所以被视为英雄式举动而做出这行为的人被视为英雄，表示这行为的重要性及其产生的有意义结果必然符合社会共识。等等！话别说太快！一个谋杀无辜犹太平民的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客在巴勒斯坦会被视为英雄，但是在以色列却会被人当成恶魔。同样地，压迫者可能被当成是英勇的自由斗士，也可能被当成懦弱的恐怖主义代理人，要视赋予他们地位的人是谁而定。
这意味着，英雄式行为的定义始终受到文化和时间的限制。直到今日，木偶师仍在土耳其偏远乡村的孩童面前演出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故事。亚历山大曾在那些乡镇设置司令部，他的士兵们则和村里人通婚。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个伟大的英雄，但是对遭到他无情铁蹄所征服的乡镇而言，即便在他过世数千年后，亚历山大仍被描绘为最可恶的恶棍。
除此之外，一个英雄的作为要成为任何文化的历史，必须先被读书识字的人，以及有权力写历史的人记录、保存下来，或是透过口传传统代代相传。穷人、土著、被殖民者或是文盲的人们因为无法为他们的行为留下记录，因此他们的英雄人物往往鲜为人知。
定义英雄人物和英雄式行为
行为科学领域从不曾针对英雄式行为做过系统性调查。文学、艺术、神话和电影中对于英雄和英雄式行为的探讨似乎最完整和充分。许多不同资料来源都记录下人类存在的黑暗面：杀人和自杀、犯罪率、监狱人口、贫穷水准以及既定人口数中的精神分裂症基本率。正面人类活动的相同量化资料则不那么容易取得。我们并没有逐年记录一个社群中的人做了多少慈善、仁爱或是同情心的活动。我们只有偶尔会听到某个英雄式行为。由于这些正面人类活动的基本率显然相当低，导致我们相信英雄式行为很少见，而英雄人物则十分与众不同。
然而，正向心理学运动的新研究和经验严格性，又再度引发研究强调人性光明面的重要性。由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及其同僚为先锋的正向心理学运动，开创了强调正向人性的典范，缩小了心理学长期以来以负面人性为焦点的倾向。
目前英雄式行为被接受的概念主要都在强调其身体上的风险，并未充分讨论这类行为的其他内涵，例如目的崇高性，以及个人牺牲的非暴力行为。从正向心理学者对人类美德的分析中，可归纳出一组包含六个主要类别的美德行为，几乎可以得到跨文化的普遍认同。这六个类别包括：智慧、勇气、人道、正义、节制、超越。在这六个类别中，勇气、正义和超越都是英雄式行为的核心特质。超越指的是超出自我限制的信念与行动。
英雄式行为主要的焦点是人性的善良面。我们关心的是英雄故事，因为它们是强而有力的提醒，提醒人们有能力对抗邪恶势力，提醒人们不要对诱惑让步，提醒人们超越自己的平庸性，提醒人们注意行动的呼吁，并且在其他人怯于行动时踏出第一步。
许多现代字典中将英雄式行为描写为“英勇”和“勇敢”，而这些词又接着被形容为“勇气”，而勇气的解释又让我们再次回到“英雄式的”形容。然而较早的字典却努力要打破这概念，并且将描写英雄式行为的字眼区分得更细腻。例如1913年版的《韦氏辞典》就将英雄式行为和勇气、勇敢、坚毅、无畏、英勇和勇猛联结起来。
军事英雄
历史上大多数英雄作为的例子，强调的都是有勇气的行为，指的是表现出勇敢、英勇以及冒着受重伤或死亡的风险。根据心理学家艾丽斯·伊格丽（Alice Eagly）和塞尔温·贝克尔（Selwyn Becket）的看法，勇气以及目的崇高性的结合，较有可能让一个人被视为英雄而不仅是勇士。但是在英雄式行为的崇高性经常以沉默、难以捉摸的姿态出现。一般来说，冒着生命或身体损伤的危险或是冒着个人牺牲的风险就引人注目多子。从古代史诗到现代的新闻报道写作，战争英雄的英雄典范一直长盛不衰。
特洛伊战争的希腊军队指挥阿喀琉斯就经常被举为战争英雄的典型。阿喀琉斯的战争功绩是建立在他对军规的笃行上，而军规又将他的行动定义为英勇。然而尽管他的行为是英雄式，但是他的压倒性动机只是为了追求荣耀与名声，追求世人记忆中的不朽。
历史学者露西·休斯一哈利特（Lucy Hughes-Hallett）曾主张：“一个英雄应该牺牲自己让其他人活下来，这样一来，他就能在其他人记忆中永远长存……。阿喀琉斯会献上一切，包括生命，以显示他的独一无二，赋予生命意义，逃离被遗忘的命运。”以个人肉体存在为赌注交换世世代代的追念，这欲望似乎已是另一个时代的遗俗了，然而当我们评价现代的英雄行为时，这想法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关于英雄的历史观点也指出英雄人物有某些天生特质。休斯一哈利特写道，“亚里士多德曾写到，有些人天生就超凡脱俗、气宇非凡，由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天赋才能，因此自然而然就能超出凡人的思维或是体能上的限制：‘没有任何律则足以说明这群非凡之人，他们本身就是律则。’”亚里士多德式概念的英雄式行为定义是，“是一种伟大精神的表达，和勇气及正直相关，鄙弃非英雄人物的绝大多数人赖以维生之钳制性妥协、——是广受认可的崇高美德……（英雄人物）有能力达成丰功伟业——打败一支军队、拯救一个民族、保存一个政治体制、完成一趟旅程——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办到。”（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平民英雄
如果阿喀琉斯是战争英雄的原型，那么平民英雄苏格拉底则和他一样伟大。他的教诲对于雅典当权者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至于他成了政府谴责的目标，最后因拒绝放弃他的观点而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如果比较阿喀琉斯的军人英雄和苏格拉底的平民英雄，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英雄式行为通常是为了服务其他人或是为了捍卫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而英雄通常在建设性和毁灭性力量的拉锯核心登场。休斯一哈利特指出：“死亡的鸿毛逐渐丰满了机会之翼。”她提出一个看法：英雄将自己暴露于生命危险下以追求永生。阿喀琉斯和苏格拉底之死成为英雄精神的强有力示范，均是因为他们为了献身于他们选择的异于主流的行为规范。
苏格拉底选择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这是民间英雄力量的基准，将受到永恒缅怀。我们都曾听说苏格拉底在聆听宣判时，曾召唤阿喀琉斯的形象以捍卫自己的决心，宁死不屈从于欲压制他反对体制声音的专横律法。
平民百姓从事英雄式举动时，必须冒的身体风险不同于军人和第一线救护人员，因为职业人士受到职责和行为准则束缚，也因为他们受过训练。若考虑责无旁贷或是非职责所需的身体风险，英雄作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不过两者对于承诺形式和潜在牺牲行动的要求则十分类似。
“身体风险式英雄”与“社会风险式英雄”
一个心理学家提供的定义指出，身体风险是定义英雄人物的特质之一。对贝克尔和伊格丽而言，英雄是“选择为某个人或更多人冒险的人，尽管他们的行动可能带来死亡或是严重的身体伤害”。他们也承认构成英雄行为的动机，例如受到原则驱使的英雄之举，但并未详细说明。令人好奇的是，心理学家们会推动如此狭隘的英雄式行为模范，却排除其他或许有资格称为英雄行径的个人冒险形式，例如冒着失业、被监禁或是丧失地位的风险等。
塞利格曼及其同僚也将英雄式行为的概念粗分为包括“勇气”，“正义”和“超越”等几个观点，这是他们美德和力量分类系统中的一部分。举例而言，“勇气”的美德乃是建立在四个品格力上：诚实性、勇敢（大抵类似于无畏）、不屈不挠（类似坚毅）以及热情。“正义”被视为另一种德行，底下包含了公正、领导能力和合群等品格力。在实践上，为达到崇高目的概念或理想的通常最终都是正义，例如废除奴隶制度。最后，“超越”也是涉及英雄式行为的德行，超越是强迫个人与更大宇宙联结的一股力量，并能赋予我们的行动和存在意义。尽管英雄式行为的文学作品中并未清楚表达超越性，或许可将之与1913年版《韦氏辞典》关于英雄作为中的坚毅性概念相连。超越性可以允许从事英雄式行为的个人与其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分离开来，无论后果是事先预料到或是事后才察觉。为了成为英雄人物，一个人必须能超越英雄之举必然带来的立即风险与危害，做法或许是改造风险的性质，或许是将风险与“更高秩序的”价值关联以改变风险的意义。
英雄式行为的新分类
受到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关的英雄式行为的思考启发，我开始就这引人入胜的议题与我的心理学同事泽诺·佛朗哥对话，以便对这主题有更完整的探讨。我先是扩大了英雄式风险的概念，接着提出一个关于英雄式行为的强化定义，最后才产生一个新的英雄作为分类法。“风险”或“牺牲”显然不该只限于对身体完整性或死亡的立即威胁。英雄作为的风险可能是指任何对于生活品质的严重威胁。举例而言，英雄式行为可以包括面对健康的长期威胁或是严重的财务损失：失去社会或经济地位，或是被放逐。由于这样做大幅放宽了英雄作为的定义，因此我们有必要排除某些英雄式行为的形式，这些行为事实上可能不属于真英雄而是“伪英雄”。
并不是所有异议分子、战士或圣人都是英雄。英雄必须同时体现出深思熟虑的崇高理想以及潜在的牺牲。有时候个人被赋予并非他们的行动所应得的英雄地位，因为这样做可以满足某个机构或是政府的目的，这些“伪英雄”是由强有力的系统力量操控的媒体创造出的产物。
英雄从事的英雄事迹会通过许多不同方式得到补偿，若他们在行动当下曾经预期得到这些附加收获，他们就必然没有资格成为英雄。如果附加收获是在行动后逐渐累积起来，并不在事前预期之中，也不是推动行动的动力，它们就仍然是英雄式行动。这里的重点是，英雄之举是以社会为中心，而非自我为中心。
英雄式作为应该被定义为拥有以下四种关键特质：第一，必须出于自愿;第二，必须涉及冒险或如生命威胁之类的潜在牺牲、对于身体健全性的立即威胁，或是对健康的长期危害、可能造成个人生活品质严重下降;第三，必须服务于某个或某些他人，或是服务一整个社群；第四，行动当下必须不预期有附带性或外在性的收获。
为了某个崇高理念而献身的英雄式行为通常不像冒着身体风险的英雄之举一样戏剧化。然而身体风险性的英雄作为经常是瞬间决定的结果，是片刻间的行动。此外，身体风险性英雄作为通常都涉及重伤或死亡的可能性，但并不确定。一般而言，从事这项行动的个人不久后就会离开该情境。但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人主张某些形式的平民英雄作为比冒着身体风险的英雄作为还要更伟大。例如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及史怀哲均志愿将自己的壮年时期投身于日复一日的民间活动中，他们的作为即可称为英雄。就此意义而言，与身体风险性的英雄作为相关的风险应称为危险较恰当，而平民式的英雄作为所冒的风险则应称为牺牲。
牺牲所带来的代价不受时间限制。一般来说，平民英雄较有机会仔细回顾他们的行动，衡量斟酌他们所做决定的后果。他们每个人原本都可能选择放弃捍卫自己的主张，因为行动的代价已经不胜负担，却没有这么做。他们每一位都冒着降低生活质量标准的风险。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严重后果：被捕，监禁、刑求，让家人生活于危险中，甚至被暗杀。
我们可以说，当面对危险时坚持最高的平民理念乃是英雄作为的概念核心。为从事英雄式行为所遇到的危险冒身体风险，仅是面对威胁的一种方式。平民英雄的作为提醒我们，英雄式行为“是蔑视危险，而不是无知或不知轻重，它是出于对某个伟大目标的崇高奉献（强调部分由我加上），是对自己能以为目标奉献的精神面对危险的自信。”危险可能是立即的生命危险，也可能是潜伏性的。让我们思考一下曼德拉因反对种族隔离暴政而开启他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时发表的声明：
终其一生，我献身为非洲人民而奋斗。我曾经对抗过白人统治，也曾经对抗过黑人统治。我珍惜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所有人能和平共处，拥有均等的机会。这是我愿意去活出的理想，愿意去实现的理想。但如果有必要，我也随时准备好为此理想而献身。
以这个更弹性的英雄式行为定义为基础，佛朗哥和我俩人制作了一个暂行的分类表，表中共包含了12种英雄式行为的子类，其中两个子类乃以军事、身体风险性的英雄类型区别之，剩下10个子类则以平民，社会风险性的英雄类型区别。此外，这个分类表也指出了这12种英雄类型的特征差别，以及他们所遭遇到的风险形式，并从历史及当代资料中找到的一些例子。
我们是从推理过程以及回顾文学作品中演绎发展出这个分类表。它既不是以经验为基础，也没有经过经验确认，只是个暂行的模型，我们愿意接受来自新研究发现或读者们的认证与补充而修正。我们提供的这些子类、定义、风险形式以及例子，很明显都受到文化和时间限制。它们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欧美、中产阶级、成人、后现代观点。其他观点的加入势必能扩充及丰富这个分类表。
英雄式行为分类表
次类别
定义
风险/牺牲
范例人物
军事英雄式行为：英勇、勇敢、勇猛
1、军事及其他职责所在之身体风险性英雄
个人因从事军职或其他紧急状况之职业，而需要一再出入高风险情境中：必须有超出职责所需的作为才符合英雄式作为条件
·重伤
·死亡
阿喀琉斯
美国最高荣誉勋章受奖者休·汤普森
海军上将詹姆斯·斯托克代尔
平民英雄式行为
2、平民英雄：非责无旁贷之身体风险性英雄
明知将冒生命危险之情况下仍试图拯救他人免于身体伤害或死亡之平民
·重伤
·死亡
获卡内基英雄基金会授奖之英雄人物
社会英雄式行为：坚毅、勇气、无畏
3、宗教人物
终身奉献于体现最高原则之宗教性服务，或开辟宗教/精神上之新境界。通常具有导师地位，或称为助人活动之公共典范
·以禁欲苦行方式牺牲自我
·颠覆宗教正统
佛陀
穆罕默德
圣方济各
特里萨修女
4、政治或宗教人物
转而从事政治事业以推动更大规模变革的宗教领袖，或是拥有推动政治实践之深刻精神信念体系的政治人物
·暗杀
·受监禁
甘地
马丁·路德·金
曼德拉
5、异议人士
明知（有时候是经深思熟虑）危险而不顾生命安危致力于实践某个目标的政治或宗教人物
·为致力于某一目标或理想而牺牲生命或几近丧命
耶稣
苏格拉底
圣女贞德
荷西·马蒂
6、政治或军事领袖
通常为领导一个国家或人群渡过艰苦时期的人物，致力于统一国家、提出共同愿景，并可体现出族群之存续不
可或缺之特质。
·暗杀
·落选
·受抹黑
受监禁
林肯
罗伯特·爱德华
李将军
罗斯福总统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7、冒险者/探险家/发现者
地理上未知世界的探索者、运用创新、未被证实为可行的交通方式的人
·身体健康
·重伤
·死亡
·机会成本（旅途全程）
奥德赛
亚历山大大帝
阿梅莉亚·埃尔
哈特
尤里·加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