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古巴将军在调查报告中做出结论，他认为这些宪兵派驻于此的目的是为了参与某些由上级所指挥的虐待行为。他宣称，“来自军情单位和其他美国政府单位的讯问者主动要求宪兵卫事先软化证人的身心状态，以便有利于他们的讯问工作。”
在乔治·费伊（George Fay）少将的调查报告中，甚至针对军情人员在虐行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做出更强烈的谴责声明。他的报告注意到在长达七个月的期间，“军情人员据称要求、鼓励、宽恕或引诱宪兵人员（陆军后备役值夜狱卒）从事虐囚行为，他们也（或）参与虐行，也（或）违反讯问程序及适用法律”。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完整回顾两位将军的报告，以突显系统疏失及指挥部在虐行方面的共谋角色。
格拉纳的角色
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夜班人员中，后备役下士格拉纳扮演的角色就像斯坦福监狱夜班里的“约翰·韦恩”。他们都是事件的刺激因子。“约翰·韦恩”策划进行自己的小实验，因此行为逾越狱卒角色的界限，而格拉纳下士对囚犯的身心虐待则远超出他角色的容许范围。重要的是，格拉纳和“约翰·韦恩”都是属于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他们散发出自信，加上态度一板一眼、直截了当，影响了夜班的其他人。尽管弗雷德里克中士是他的上级，但是格拉纳才是1A层级院区中掌握实权的人物，即便弗雷德里克在时也一样。似乎是他最先想到照相的主意，而且许多照片也是由他的数码相机拍摄。
格拉纳是后备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他曾在海湾战争中担任狱卒，不过没出过什么事。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他曾在最大的战俘营中工作了六个星期，一样没出事。“他是让我们保持振奋的人之一。”一名该连成员回想道。在另一位伙伴的记忆中，格拉纳是个“有趣的家伙，个性外向，随便说两句话就能让人发笑”。他又继续说：“从我所看到的，他不是个有坏心肠的人。”然而根据格拉纳同单位其他成员的说法，他曾差点和一些士兵及伊拉克囚犯爆发暴力冲突，但因负责指挥的战地指挥官指派单位中纪律良好的士兵接手，因而避免了冲突。
认识格拉纳30年的老邻居对他的评价也是正面的，“他是个真正的好人。对他我只有赞美的话可说，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他的母亲在他的高中年刊中写下了她的骄傲：“你一直让你父亲和我引以为荣，你是最棒的。”
不过在这些称颂之词的另一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格拉纳，他对妻子曾有过施暴记录，妻子最后和他离了婚。媒体报道也指出，他在一座终极设防监狱中担任行为矫正官期间，曾受到好几次惩戒。
在1A层级院区的夜班中，所有对格拉纳反社会行为的外在约束都烟消云散。军纪废弛，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各种没有保持适当距离的亲昵行为，完全看不见任何强力的权威体制，再加上军情人员及民间讯问者—直鼓励他在讯问前做些事让被拘留者“软化”，于是格拉纳很快就上钩了。
在那个放纵不安定的环境中，查尔斯，格拉纳彻底沉醉于性而无法自拔。他和琳迪·英格兰有一腿。他们的性事曾留下许多照片记录。他也让一名伊拉克女人露出乳房和外生殖器供他拍照。根据报道，格拉纳强迫囚犯们在彼此面前集体手淫，还命令一丝不挂的男囚在地上爬，“这样他们的阴茎就得在地板上拖行”，当他们做这些事时，他则大声咆哮骂他们是群“死同性恋”。此外，第一个想到要让裸体囚犯叠成金字塔的也是格拉纳。当头上套着袋子的囚犯被迫在一群有男有女的士兵面前手淫时，格拉纳还跟琳迪·英格兰开玩笑说：“这列手淫的队伍，就是你的生日礼物。”
在格拉纳受审后，弗雷德里克写信跟我谈到，“我不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就是有一套办法可以让你觉得做这些事没什么大不了。我对我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如果可以重回2003年10月，我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坚强……”
奇普·弗雷德里克仍然深深后悔自己受到格拉纳的影响。这个例子可以证实奇普的人格倾向听命行事的预测具有效力。请回想奇普的心理评估结果：奇普一般来说害怕被别人拒绝，担心因此出现意见冲突的局面，他会为了被人接纳而让步；他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别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生我的气或讨厌我”。其他人甚至可以影响他已经下定决心的事。而悲哀的是，他的决心已被压力、恐惧、疲惫以及格拉纳的影响给逐渐侵蚀了。
另一个格拉纳
在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中，一群经验同一事件的人，对事件的描述却有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正是斯坦福监狱中发生的现象。狱卒“约翰·韦恩”和囚犯道格之后各自对媒体都有一套故事，一个说自己只是“表演出”残酷的样子，另一个则说自己只是假装抓狂。而最近前任狱卒赫尔曼又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
当时如果你问我，我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会说，他们一定是胆小鬼，要不很弱要不就是装的。因为我不相信我做的事真的会让谁精神崩溃。我们只是在找乐子而已。你知道吧。我们只是在那里玩木偶戏，让那些人做点动作之类。
其他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囚犯和狱卒若不是认为那是个可怕的经验，就是觉得那没什么大不了。在某种程度上，现实只存在旁观者心中。然而在阿布格莱布，人们的生活却被军队、军事法庭及媒体共同构筑起来的现实给剧烈压缩了。
调查活动一开始，格拉纳就被形容成“害群之马”——嗜虐，邪恶，无法无天地虐待被拘留者。他过去在美国境内一座监狱内惹麻烦的记录被翻出来当证据，证明他把暴力、反社会倾向带进了1A层级院区。但事实上，这又是媒体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一份宾州格林郡（Greene County）惩治机构的档案记录检视了格拉纳的行为表现，记录显示他从未被指控、怀疑冒犯或苛待犯人，也不曾因此受到惩戒。
我们更从虐囚事件最关键月份的表现评量中，发现了不负责任的怪物格拉纳和优秀军人格拉纳之间的戏剧性对比。2003年11月16日，在一份由排长布林森上尉交给他的发展咨询表格（4856）中，布林森上尉因他工作表现优异而特别提及：
格拉纳下士，你于巴格达监狱之1级院区担任军情特区之未受衔军官工作表现优异。你已从军情人员那里得到许多赞赏，尤其LTC【可能是乔丹中校（Lt.Col. Jordan）】更对你赞誉有加。继续保持下去，你的优异表现将帮助我们成功完成各项任务。
接下去他被警告要穿着他的军服以及保持仪容整洁（在那一层工作的人没有人做到）。第二项警告则指出他和其他人在高压气氛下工作，格拉纳被要求要注意这样的压力可能对他行为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特殊被拘留者动用武力方面。然而格拉纳对于适当运用武力的个人看法被该名上级接纳，因为他接着说道：“当你认为你有必要自我防卫时，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决定。”后备役宪兵肯·戴维斯最近曾描述他和格拉纳的互动，令人惊讶的是他采取了支持的看法：
有一天晚上，他值完班后嗓子都哑了。
所以我问他：“格拉纳，你生病啦？”
他回答我：“没生病。”
我说：“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告诉我：“我得大吼大叫才行，而且我对被拘留者做了一些我觉得在道德跟伦理上都过不去的事。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说：“那就不要做。”
他说：“我别无选择。”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每次有炸弹落在铁丝网或围篱外时，他们就进来跟我说，又有一个美国人牺牲了。除非你帮帮我们，否则他们的死你也有份。”
对1A层级院区高压力环境的提醒，让人以为会有某个心理健康工作者被召来，以便协助这方面的心理问题。的确有一名精神病医师被派到阿布格莱布待了好几个月，但是他既没有对有需求的宪兵们提供任何治疗或咨询，也不曾协助患有精神病的被拘留者。据报道，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军方情治单位增进讯问的效率。梅根·安布尔坚称，“并没有可靠证据可主张发生鸡奸或强奸，也找不到这类相片或录像带，至少那些事并非调查中涉案的七名宪兵所为。”他继续说道，“从调查行动一开始我就握有所有的相片和录像带，我在那地方一天待将近十三小时，我没见到任何强暴或鸡奸行为。”
我们有办法了解那里发生什么事吗？是谁或是什么样的因素该为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发生的恐怖暴行负责？
“战利纪念照”：数码相片中的恶行
残忍的虐待、酷刑折磨及谋杀事件，在国与国交战、面对着罪犯时，在士兵面对“敌人”、警察面对嫌犯、狱卒面对囚犯时，肯定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可以预料战场上，在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虐待行为。但我们无法预料且无法接受的是，当生命安全未受到立即威胁，而囚犯又是如此脆弱毫无抵抗能力时，民主政府的代表们竟可以做出如此残酷的行为。
从阿布格莱布监狱流出的数码照片震惊了全世界。在这之前，我们不曾看过狱卒们性虐待或酷刑的影像证据，这群男女显然对他们邪恶行径乐在其中。更是前所未闻的是，他们甚至大胆到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并拍照记录他们的野蛮行为。他们怎么做得出来？为什么要用相片为虐行留下记录？让我们思考一下几个可能的解释。
数码的力量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新的数码科技让每个人都能摇身一变成为摄影师。随拍随看，无须等待，而且相片还可以轻易上传到网络上与人们分享，不需要送到冲印店送洗。也因为数码相机体型小巧、容量庞大，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早成为普遍的配备，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拍下上百张现场画面。网络博客及个人网页容许一般人也能体会一夕成名的快感，所以“拥有”可以通过网站散布到全世界的稀有画面并因此成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
一个业余色情网站以鼓励男性网友上传妻子或女友的裸照，来交换免费收看网站中所提供的色情影片”。相同手段，士兵们也被要求用战场上的照片来交换免费色情影片，而许多人都这么做了。他们会在一些图片上打上警告标志，像是一群美国士兵站在一具伊拉克人烧焦的残骸前，笑着比出胜利手势，标题写着“宝贝，燃烧吧”的图片就是一例。
来自其他时代的战利纪念照
这类影像唤起了人们过去的一段历史。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美国有许多黑人男女被私刑处死或是活活烧死，旁观者及加害者则在旁摆出胜利姿势拍下照片留念。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了解到，这些影像正象征了极致的去人性化。照片中记录黑人被拷打、谋杀的过程，他们的“罪行”只是因为反抗白人，且这些罪状多半是捏造的；这些记录着恶行的照片竟还被做成明信片，用来寄或送给亲朋好友。在一些照片中，甚至还有父母带着满脸笑容的孩子前往观赏黑人男女被暴力谋杀时的痛苦模样。这类明信片的档案目录，读者可以参阅《无处可逃》（Without Sanctuary）一书。
其他这类战利纪念照片，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人拍下他们对付波兰犹太人和俄国人的个人暴行。我们在前一章中注意到，即使是一开始拒绝枪杀犹太人的德国后备役警察，所谓的“普通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开始拍下他们身为刽子手的战绩。在雅尼纳·斯特鲁克（Janina Struk）的《镜头下的纳粹大屠杀》（Photographing the Holocaust）中，搜集了一些记录刽子手执行处决过程的相片。而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暴行，一样也被镜头拍摄下来，收录在一个纪念此次种族屠杀事件的网站上。
在动物权概念兴起之前，还有另一类战利纪念写真也十分普遍，大型动物猎人或是钓客们兴高采烈地展示捕获的旗鱼、老虎、北美灰熊照片。我记得海明威曾在一张照片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这类纪念勇敢狩猎队猎人所拍摄的肖像照片中，最经典的一张，莫过于美国老罗斯福总统骄傲地站在他刚猎得的庞大犀牛旁的合影。在另一张相片中，这位前总统和他的儿子克米特（Kermit）站在一只水牛上，两人交叠着双腿，姿态十分冷静，手上各拿了一把长枪。这类战利纪念照公开展示了一位男人的力量以及他对自然中大型野兽的主宰优势——照片清楚显示这些野兽被他的技巧、勇气及技术征服了。有趣的是，在这些照片中的胜利者表情，多半相当阴郁，很少见到笑容，这些胜利者才刚和可畏的野兽进行过一场战斗。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的姿势比较像是年轻的戴维拿着弹弓站在刚被打倒的巨人歌利亚面前哀悼。
为观众表演的暴露狂
许多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夜班狱卒们脸上均带着笑容，这指出胜利纪念照的另一面向：暴露狂。我们从一些照片看到，虐待好像只不过是暴露狂的道具，只为了用来表现他们在不寻常环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极端行为。这些暴露狂也像是预先设想了有一群偷窥狂，急切想欣赏他们哗众取宠的表现。然而暴露狂们却没能想到，轻易分享及散布这些档案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他们无法控制谁会看见这些照片，这些照片于是成了他们犯行的铁证。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张戴帽男性双手被接上电线的符号性图像，以及以狗吓唬囚犯的照片之外，大多数战利纪念照本质上均带有性的意涵。酷刑与性的联结让这些照片有色情图片的意味，对许多观者来说是让人心神不宁却又十分迷人的。我们全都被邀请进入发生施虐与受虐性行为的囚室，近距离目睹这些行为。尽管观看这些虐待行为是十分恐怖的经验，人们还是无法将目光移开。我惊讶地发现网络满足偷窥症患者欲望的程度，一个网址为www．voyeurweb．com的网站声称每天可以吸引220万名有独特嗜好的访客造访他们提供的免费色情网站。
复杂的动机与社会动态
人类的行为十分复杂，做出一件事情背后通常不只有一个原因。而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除了性欲及暴露欲两种因素之外，我认为数码照片是几个动机及人际动态结合下的产物。地位及权力的取得、复仇心理及报复行为、对无助者的去个人化——这些很可能都是最后出现虐待行为并拍摄照片的部分原因。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讯问者的容许及计划下进行。
以照片威胁被拘留者
还有个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拍下的战利纪念照，这单纯只是因为来自军方和民间的讯问者告诉宪兵们要这么做。这版本的故事来自己退休的监狱指挥官卡尔平斯基以及被指控的士兵们的说法，拍下特殊姿势照片的点子是为了用来当作要挟物以协助讯问。“他们拍下这些特殊照片是为了用来取得自白，‘从要害下手’。”2006年5月4日卡尔平斯基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场小组讨论会中表示。“他们会拿出笔记本电脑秀出相片，然后告诉囚犯们‘招吧，否则明天就换你被叠在金字塔最上面。”’“这些相片是故意、有计划地被拍摄下来。”
我们可以肯定，有些照片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某个人的数码相机而摆出姿势，照片中的宪兵对着镜头微笑，比出胜利姿势，并指着场景中的某样东西以提醒人注意。在一张人性尽失的照片中，琳迪·英格兰拖着地板上的一名被拘留者，他的脖子上还缠着拴狗的皮带，这张照片最可能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拍摄。她不可能在前往伊拉克时，特地在行囊里带了条狗绳。要让这类社会助长发生并接管整个情境，唯一需要的只是官员的允许，哪怕只是允许宪兵们拍摄一张虐待照片，情况也会一发不可收拾，在工作中拍摄更多富有创意的邪恶照片成了新的夜间活动。事情一旦起了头，就很难刹车了，因为宪兵们的无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可以出口怨气、展示自己的支配优势，并在性的游戏中找到乐趣——直到乔·达比揭发他们的恶行，一切才结束。
建立地位的渴望及宣泄复仇心理
让我们承认一件事，陆军后备役军人在军队阶层中的地位一般较低，而被指派到这个恐怖监狱里担任夜间值班人员的后备役宪兵，地位又会因此更加低落。他们明白自己是最底层的人物，在最糟的环境中工作，得服从民间人士的命令，而且没有任何关心这里发生什么事的权威人士可以求助。举目所见，唯一和他们一样地位低落的一群人就是囚犯。
因此这些虐待行为以及记录下虐行的举动，本质都和希望建立地位有关，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向下对比建立狱卒对囚犯的明确社会支配地位。酷刑和虐待乃是行使纯粹的权力，目的是为了展示他们对劣势者的绝对控制能力。某些狱卒需要这些相片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同时向同侪传达他们的支配地位。其中也可能涉及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这里指的是对十分不同的“他者”——阿拉伯人抱持的一般性负面态度。这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敌意转移，也是对任何阿拉伯背景的棕色皮肤人士所发动的恐怖攻击。
还有一个立即性的动机是许多士兵都有的：希望为被伊拉克暴动分子杀害或受重伤的同袍们复仇的心理。很明显是复仇心理作祟，才造成他们报复曾参与骚动或被控强暴男孩的人犯。例如被叠成金字塔的七名囚犯即是因为在甘奇区滋事才被送进1A，而过程中还伤害了一名女性宪兵。所以羞辱和毒打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不服管教的后果，“帮他们上一课”。而奇普·弗雷德里克唯一殴打过的一名囚犯则是另一个例子，他在他胸口狠狠揍了一拳，因为这名囚犯被控扔石头打伤了那名女宪兵。强迫被拘留者模仿口交动作或是在女性士兵面前公开手淫并拍摄下这些羞辱过程，这些不只是让人难堪的伎俩；士兵们安排的性爱剧码是对他们认为行为超过界限的被拘留者的报复手段。
去个人化及狂欢节效应的影响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琳迪·英格兰的想法？——她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好玩和游戏而已”。在这个个案中，我相信去个人化起了作用。稍早我们提到人和地方的匿名性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责任的分散加在一起时，就会导致去个人化。演员们完全沉浸在高度的心理活动中，不再做理性思考，也不关心事情后果。在追求当下的享乐现实中，过去与未来全都暂时被丢在一旁。在这个心灵空间中，情感主导理性、激情挣脱社会束缚。
这就是狂欢节效应，当个人的身份隐藏在面具之下时，平常受到压抑的各种原欲的、暴力的、自私的冲动都会宣泄出来。行为回应着情境的需求而立即爆发，不再深思熟虑或瞻前顾后。把小说《蝇王》里面的现象搬到纽约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时，我们看到经过去个人化的女性对无辜的受害者下手越来越重。在我们的斯坦福监狱里，一些狱卒也创造出同样的现象。如同阿布格莱布的情况，人们在这些情境中体验到行为的自由尺度放宽之际，约束侵略行为及反社会行为的规范也被搁置了。
就像我从不曾鼓励我的狱卒做出残酷行为一样，军方也不曾鼓励它的狱卒性虐待囚犯。然而在这两个情境中都盛行一种默许放纵的宽松气氛，让狱卒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负个人责任，以为没人看见，所以可以侥幸逃脱。在这个脉络中，传统道德推理能力被削弱了，以前学到的教训敌不过行动的诱因；狄奥尼索司所代表的原欲冲动压倒了阿波罗代表的合理性。道德脱钩接着发挥作用，沉溺在气氛中无法自拔的人们的心智及情感风貌于是改变了。
虐行比较：英国及美军精英的实例
如果我主张在1A层级夜班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心理学原则并不是个人特有，而是相应于特定情境，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其他相似环境中找到类似的虐待行为，只不过加害者为同一个战场上的不同军人。的确至少有两个类似行为的例子，但是美国媒体很少注意到。
驻扎在伊拉克巴扯：拉监狱的英军也发生性虐待俘虏的事件，他们把囚犯们脱光．然后强迫他们彼此做出模仿鸡奸的动作。这些相片也震惊了英国社会，社会大众不肯相信自己的年轻人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而且还拍下照片。这些虐待者当中还有一位曾因为上一场战役而授勋的军人，这事实更严重破坏了英国民众的期待。更糟糕、更严重的是，2004年6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做出标题为“英军贩卖交易虐囚照片”的报道，报道副标则为“英国军人贩卖交易数百张记录对伊拉克俘虏残暴行为的照片”。数名服务于皇家兰开郡军团精英部队的士兵们将一些这类影像交给英国《每日镜报》，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戴上头罩的囚犯受到来复枪拖殴打，被撒尿，头上还被一把枪抵住。这些士兵宜称他们在一个“照片交易社群”上还分享了更多这类虐囚照片，但是在离开伊拉克时，放在行李箱中的照片被他们的陆军指挥官查获销毁了。
2004年5月12日，在《六十分钟Ⅱ》节目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播放了一卷由一名美军制作的家庭录像带，内容是关于在布卡营（Camp Bucca）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状况。录像片段上可看见一名年轻士兵对伊拉克囚犯的鄙视态度，镜头上的她说：“我们已经死了两名囚犯……不过谁管它？重点是我要操心的人少于两个。”数名来自布卡营并因在该地虐囚而受到指控的军人告诉瑞德：“问题是由指挥链开始——这些酷刑和凌虐照片拍下时的指挥链，和管理阿布格莱布的指挥链是一样的。”
另一个有证据的失控例子则是涉及来自美国第82空降师的军人，驻扎地是在费卢杰附近的水星前哨作战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 Mercury）。在被移送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前，暴动分子和囚俘都会被暂时监禁在这里。“他们（费卢杰当地居民）叫我们‘谋杀狂’，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我们逮到而在被送到阿布格莱布前落到我们手上，他们就会付出悲惨代价。”这名中士继续说道：“营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发泄挫折的话就到受制者营区去。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个运动而已。”
来自问—单位的另—名中士说明他做出虐待行为的动机，行为包括刚棒球棒打断被拘留者的腿。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聊，这时会先叫某个人坐在角落，然后让他们叠成金字塔。这办法比较早，不过很像阿布格莱布。我们只是为了好玩才这么做。”
陆军中尉伊恩·菲什巴克（Ian Fishback）是这个“精英单位”的军官，他于2005年9月向“人权观察协会”（Human Rights Watch）作证发生在该监狱的大规模虐囚行为。他透露他的士兵们也使用数码影像记录下他们的恐怖行径。“（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拥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因为这些照片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烧了那些照片。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因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惹上了麻烦，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见到这位中尉，他会仔细描述他所属单位所犯下的虐行，除了性虐待之外，均吻合了阿布格莱布监狱1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事件。
弗雷德里克接受审判
为了这七名受指控的宪兵人员，由军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组成的团队在准备辩护过程中投注了相当大的热忱。（如果负责管理阿布格莱布的军方指挥官，也曾付出那些关注和资源的一小部分在监督和纪律的维持上，现在或许就不需要在这些审判上花费任何心力了。）他们的游戏计划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搜集了充分的证据和证词之后，他们决定帮每位被告申请提出认罪协商，这样一来，当他们表明认罪并作证指认其他宪兵同僚后，原本可能被判处的重刑就能从轻发落。审判程序是从涉案情节最轻的人开始，如杰里米·西维茨，他们的策略是牺牲其他人的上诉，将辩护主力放在情节最严重的三人：弗雷德里克、格拉纳、英格兰身上。
弗雷德里克被指控五项罪名。在作为认罪协商一部分的“事实协议书”上，弗雷德里克接受下列罪行为真实、经得起证实并且可被采纳为证据：共谋虐待被拘留者，怠忽职守；虐待被拘留者；以殴打方式从事伤害行为；与他人从事猥亵行为。
最后一项指的是他被控强迫数名被拘留者在有男有女的士兵及其他被拘留者面前手淫，同时加以拍照。
审判
2006年10月20、21日，尽管辩护律师曾提出申请变更审判地至美国，弗雷德里克的审判照旧于巴格达举行。由于我拒绝前往如此危险的地方，因此我改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海军基地，并在一个高度戒护的房间内通过视讯会议提供我的证词。过程真是困难，首先是我的证词不断因声音回传的延迟而被打断，其次是电视屏幕上的审判画面常常模糊不清，更糟的是我必须跟一个电视屏幕讲话，没办法跟法官直接互动，雪上加霜的是我又被告知不能在作证中使用笔记，这表示我曾仔细研读过的五份调查报告的数百页内容，以及我对弗雷德里克及1A层级院区所搜集到的背景资料，全部都得靠自己回想。
由于弗雷德里克已进入认罪申请程序，我的证词必须完全聚焦在明确说明情境及系统对他的行为影响，也就是确切指明一个不正常环境对一个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行为的影响。我也概要地报告了心理评估结果，他在进入1A层级院区前的一些正面背景，以及我和他访谈中的重要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支持我所提出的结论：弗雷德里克并不是带着病态倾向进入该行为背景。我反而主张是情境诱发了他所涉及的脱轨行为，而对此他深感遗憾及罪恶。
我也清楚表示在试着了解弗雷德里克的行动如何受到情境中的社会动态影响过程中，我所做的并不是“开脱”，而是在判决中经常未受到严肃考虑的概念分析工作。此外，在对此案提出我的专家见证及关联性同时，我也概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虐待行为发生的环境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的一些相似处，以及我的研究主要性质和发现。（我的完整证词出现在2004年10月《伊万·“奇普”·弗雷德里克审判记录》的第294页至330页，遗憾的是此项文件无法通过网络查阅。）
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Major Michael Holley）驳回了我情境主张的论点。他认为弗雷德里克能够辨别是非，有足够的军队训练胜任此项工作，而且对于是否参加被指控的不道德、有害行为，基本上有能力做出合理判断。因此他将罪过完全归给弗雷德里克的天性，认为他的恶行乃出于故意，同时将所有情境或系统性的影响排除于法庭的考虑之外。他也暗示日内瓦公约是具有效力的，而这些士兵应该要知道它所约束的是哪些行为。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小布什总统及他的法律顾问在一组法律备忘录中变更了对这些被拘留者及酷刑虐待的定义，因此造成日内瓦公约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失去了效力。
裁定
军事法官詹姆斯·波尔（James Pohl）上校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被指控罪行的有罪裁定。弗雷德里克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我的证词显然对于减轻他判决的严重度来说微不足道，他的律师加里·迈尔斯强而有力的抗辩也一样。在这个由军方及布什政府指挥链所搭起的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我在本书中详加阐述的所有情境及系统性因素均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必须让世界和伊拉克人民看见他们“对犯罪活动决不手软”的决心，严惩少数害群之马的流氓军人，以便保持美军的整体优秀形象。只要他们所有人都被送审、宣判、送入大牢，美国军方所蒙上的污点就会逐渐被世界淡忘。
查尔斯·格拉纳拒绝认罪，被判十年徒刑。琳迪·英格兰在经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审判后，被判三年徒刑。杰里米·西维茨，一年，杰弗·戴维斯，六个月。萨布里纳·哈曼因证据显示她在进入阿布格莱布监狱前对伊拉克人的态度十分和善，获得六个月徒刑的轻判。最后则是梅根·安布尔，未被判处任何刑期。
相关比较
毫无疑问地，奇普·弗雷德里克参与的虐待行为让他手下的被拘留者受到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也为他们的家庭蒙羞并为此愤怒。他认罪了，也因被指控的罪行而获判有罪，被处以重刑。从伊拉克人民的观点来看是种宽待，但从我的角度看却是严惩，因为是情势促使并支持这些虐待行为发生。然而，在其他战争中也有军人因残害平民至死而被判罪，将他们判决与奇普的比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美国军方的荣誉过去曾因越战而蒙尘，当时的查利连（Charlie Company）侵略美莱村搜索越共，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但是经年累月的压力、沮丧，再加上对越共的恐惧，使得他们爆发，将枪管转向平民。超过五百名越南妇孺、上了年纪的老人死于机关枪近距离扫射下，人们活生生被烧死在他们的茅屋里，还有许多妇女遭到强暴、内脏被挖出。有些人甚至被剥下头皮！在《寻访美莱幸存者》（Interviews with My Lai Vets）这部影片中，一些士兵曾以不带情感就事论事的语气描述了可怕的暴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书《美莱屠村纪实之四》（My Lai 4）里仔细报道了这次屠杀事件，这是事件发生一年后第一次公开报道。
而只有一位士兵——中尉小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Jr·）因而被判有罪。他的上级欧内斯特·梅迪纳（Ernest Medina）上尉当时也在“搜索暨摧毁任务”现场，据报道曾亲自射杀多名平民，却从所有指控中安然脱罪并辞去丁职务。梅迪纳上尉的绰号叫做“疯狗”，他对他所领导的查利连相当自豪，曾宣称，“我们是战场上最优秀的一连。”也许他太过急于下定论了。
卡利中尉因预谋杀害超过一百名的越南美莱村民而被判有罪。原本刑期为终身监禁，后因特赦而被缩短为三年半，他被软禁于营房中服完了刑期，没待过一天监狱。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卡利中尉后来得到了特赦，并且回到他的小区里成为一名收费的晚宴后演说者、受人尊敬的生意人。如果卡利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而不是军官，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如果查利连的士兵们也拍下“战利纪念照”，让那些言语文字无法传达的残酷屠杀场面血淋淋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将这些夜班宪兵与其他最近因犯罪行为而被军法庭起诉、宣判的军人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组对照，从这当中明显可看出，尽管犯下同样甚至更严重的罪行，这些军人所得到的判决还是宽大得多。
弗雷德里克中士最重可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由于他提出认罪协商，因此最后被判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并丧失所有津贴和福利，包括他存了二十二年的退休金。
普莱斯（Price）士官长因伤害、虐待及妨碍司法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获判降阶为上士，无徒刑、未被开除军籍。
格拉纳下士因伤害、虐待、默示性串谋、猥亵行为及废弛职守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被判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及罚金。
布兰德（Brand）士兵因伤害、虐待、做伪证及致人残废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六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只被判降阶为二等兵。
英格兰士兵因串谋、虐待、猥亵行为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获判三年徒刑。
马丁（Martin）上尉因重伤害、伤害、妨碍司法及身为长官而行为不检被判有罪。最重可处九年徒刑。最后获判服刑四十五天。
军方司法部在面对这些可比较的罪行时，天平明显出现了倾斜。我认为这是因为战利纪念照的关系，让司法部在判决时特别不利于夜班宪兵们。这类比较的完整版本以及这六名受军法审判的士兵们和他们的性格，以及其他关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澄清说明，请参见这个有趣网站：www．supportmpscapegoats．com。
狱卒弗雷德里克成为第789689号囚犯
当我们试着描述“路西法效应”时，了解人性的转变一直是我们的焦点。而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极端也最难得的转变之一，或许是某个人从身为狱卒的权力者沦为无权无势的阶下囚。悲哀的是在这个案子里，这样的事却发生在曾经表现优良的行为矫正官、尽忠职守的军人、充满爱意的丈夫身上。他曾因军事法庭的判决以及他在接下来坐牢期间所受的残酷对待而深受打击，几乎崩溃。在位于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美国军事人员惩戒所（U．S．Disciplinary Barracks）里，奇普·弗雷德里克成了编号789689号人犯。在被移送巴格达之后，奇普又被送回科威特，即便他没有自残或伤害他人的危险，仍在那里接受隔离监禁。他描绘那里的状况就像是又想起阿布格莱布监狱，不过他被囚禁在莱文沃思堡时的情形更糟。
所有针对“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审讯一结束，奇普的待遇马上就得到改善。他开始到监狱的美发学校去学习新技能，因为他无法再回去当惩戒官了。“我很想复职回到军中，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证明自己。我从来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我可以改变……我已准备好为我的国家、家人、朋友牺牲。我希望自己可以改变什么……能够将我大部分的成人生涯用来为国服务，我觉得很光荣。”
你看见奇普的想法跟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囚犯斯图尔特819的相似之处了吗？斯图尔特强调希望回到我们的监狱中证明给他的牢友们看，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糟糕的人。这也让我们回想起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该研究显示，一个群体的人会仪式越严格，人们对它的忠诚度就会越高。
最后的话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结束讨论非人性行为情境中个别军人的恶行，进一步思考在孕育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军事监狱中虐行的条件时，系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系统影响力的运作创造并维持了一种“虐待文化”，而我们将检视系统错综复杂的影响力。首先我们将回顾军方许多独立调查中的重点。这样做将让我们了解这些调查对于系统变项——如领导缺失、任务特训不足甚至缺乏、资源不足，以及讯问——自白优先——的着墨程度，而这些系统变项是促成阿布格莱布夜班虐行的主要因素。接着我们将检视人权观察协会对其他可比较之虐行所做的报告，听听驻在伊拉克的美国陆军精英部队第82空降师的军官说法。我们将扩大研究范围，调查军方及政府指挥链曾在其他军事监狱中运用哪些方式创造出相似的情境，以促进他们的“反恐战争”、“防暴战争”。方法是借助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节目《前线》（Frontline）制作的纪录片《酷刑的问题》（2005年10月18日）中的访谈及分析，针对先是禁止关塔那摩监狱的酷刑而后将其转移至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地方的做法，该节目对于布什政府和军方指挥链的角色做了详尽说明。
我在这章中的角色从行为科学家变成心理调查报道者，而在下一章，我要再次改变我的角色成为检察官。我将指控我所挑选出的军方指挥链成员错误运用他们的权威，先是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用酷刑讯问，接着又将这套技巧搬到阿布格莱布。他们许可宪兵和军情人员运用酷刑技巧却疏于对1A层级院区的值班宪兵提供领导、监督、当责、任务特训，我将主张他们因过犯及忽略的罪行而有罪。
在让系统接受这个假设的审判过程中，我将把美国总统布什及他的顾问们放入被告席，因为他们重新定义酷行，认为在他们那无所不在、含糊不清的反恐战争中，酷刑是可被接受的必须手段。他们也被指控让被军方逮捕的暴动者和所有“外国人士”无法获得日内瓦公约提供的保护。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控创造讯问中心，使得“被拘留者”承受许多极度高压的“虐待”，只为了得到自白和情报的含糊目的。他也许也必须为其他破坏美国道德价值的事件负责任，例如利用美国政府的“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方案，将具有高度情报价值的被拘留者送到外国拷问，即所谓“酷刑工作外聘”。
我希望表示的是从布什、切尼（Cheney）到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以降的指挥阶层所代表的系统奠定了这些虐行的基础。如果真相是如此，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就有责任采取行动以确保避免未来的虐行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讯问中心的结构特质及运作政策变更是由系统所执行。
最后我必须说，我明白对某些读者而言，我强调我们小小的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和一座危险的真实战地监狱之间的相似性是有些言过其实。但重要的并不是物理实体上的差距，而是这两者间可比较的基本心理动态。容我也进一步指出，许多独立调查者也做出了这类比较，如施莱辛格报告（引用于本章的一开始）以及前海军密码学家阿兰·汉斯莱（Alan Hensley）的报告，他在分析虐待行为的被告中做出以下结论：
阿布格莱布的案子属于津巴多研究中已详细说明过的模式，该模式由我们可实际指认出的因素所架构而成，并导出事先存在的经验证据，可让我们确信无疑地预测到这一连串的事件将在参与者完全不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生。
我希望以《新闻周刊》巴格达办公室主任罗恩·诺兰（Ron Nordland）的一篇分析作为这一段旅程的句点，他谈到在这场立意良善的战争中出了什么错时说道：
哪里出错了？很多事情都出错了，但最大的转折点还是阿布格莱布丑闻案。自从2004年4月开始，解放伊拉克的任务已经变成绝望的损害管制工作，阿布格莱布的虐囚阴霾对许多伊拉克民众来说已经疏远了，对这些人来说这样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尽管军方宣称从速座监狱取得了“可采取行动之情报”，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虐待及羞辱拯救过任何一条人命或逮到什么主要的恐怖分子。
第15章 让系统接受审判：领导层的共谋
在弗雷德里克中士的审判辩论终结时，军事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曾做了一番爱国主义的激昂陈词，有助我们接下来分析监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事监狱中的“非法武装分子”及被拘留者运用酷刑的现象，他是这么说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敌人也和我们一样依靠士气战斗，而这个事件将让我们的敌人士气大振，不管是在现在还是以后。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后可能会投降的敌人。我们希望他们是受到美国陆军的战斗力震吓而屈服，但如果一个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敌人，认为投降就会受到屈辱和不堪对待，那他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而我们得祈祷他不会在战斗中夺走我们军人的性命，这些命原本是不该丢的。（被告宪兵的）这类行为会造成长期影响，最终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人子弟、陆海空军，他们可能以后会成为俘虏，而他们的待遇，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了。
这位检察官继续指出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审判中，唯一要紧的事就是军方的荣誉：
最后我要说，庭上，美国陆军的荣誉十分珍贵，同时也十分脆弱。我们对所有军队都抱持神圣的信任感，尤其是对美国陆军，因为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以及力量，这力量就是对其他人动用武力。而唯一能让我们和暴民、匪类等不正当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区别的，就是我们拥有的荣誉感，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我们听命行事而这些事是光荣的，但这种行为（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凌虐和酷刑）损害了这份荣誉感。而和其他军队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高道德标准来振作士气。
我在弗雷德里克的审判上的终结辩论因为是即席的，所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辩论中我提出一些在本章中将发展出的关键主张——情境和系统力量运作导致了虐行的论点，这些主张将提供更完整的视野。自从审判（2004年10月）以来，不断有新证据浮出台面，这些证据清楚表明在阿布格莱布监狱l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凌虐与酷刑背后有许多军方指挥官的串谋参与。以下是我的声明内容：
费伊报告和塔古巴报告都指出，如果军方曾经拿出他们投注在审判中的任何一点资源和关注，此事（虐行）就可以避免，阿布格莱布事件就不会发生。但他们对阿布格莱布漠不关心。它的优先性被排在最后，安全性就跟巴格达古文明博物馆一样受到忽视（这座博物馆中的文化珍藏在巴格达“解放后”被洗劫一空，而美军只是袖手旁观）。它们都是“低优先”（军事）项目，而在这些不利的条件环境下，爆发了阿布格莱布事件。所以我认为军方应该受到审判，尤其是弗雷德里克中士的所有上级难辞其咎，他们对所有发生的事都该知情，他们的责任是去避免、阻止，挑战它，却没有做到。他们才是必须接受审判的人。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中士必须负起一定的责任，无论他的判决如何，其严重性都已被整串指挥链需负的责任给减轻了。
在本章中，我们将采取几个不同方向来带领我们揪出躲在阿布格莱布这出大戏幕后扮演关键角色的人，他们是让这出悲剧上演的导演，编剧，舞台指导等核心。这些宪兵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是“七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或许他们现在该找的是导演。
我们的任务是去确定，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屏护区的讯问室里的情境外，又存在什么样的系统压力。我们必须指认出在各层级指挥链中扮演角色的特殊人物，他们创造出让这些宪兵人性自我崩坏的条件。当系统力量依时间顺序逐一揭露时，我的角色将从辩护专家变成检察官。我将站在检察官的位置向大家介绍一种新的现代邪恶，即“当权之恶”（administrative evil），在这些虐行中，政治及军事的指挥链正是以当权之恶为基础扮演着串谋者的角色。无论公共或是私立组织都一样，由于组织是在合法、而非伦理的架构下运作，因此在达成其意识形态、总体规划、损益平衡或是获利底线等目的的过程中，其冰冷的理性运作便可能造成人们受苦甚至死亡。而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它们总是拿目的来正当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
阿布格莱布虐囚案中的系统错误
除了阿布格莱布，伊拉克全境、阿富汗和古巴的军事监狱都传出类似的虐行报道，为了回应这些报道，五角大楼至少启动了十二项官方调查行动，而在担任弗雷德里克中士的辩护人的准备过程中，我曾仔细研读其中半数的调查报告。在这个小节中，我将依时间顺序简要概述某些相关的关键报告，并引用原文指出结论中的重点。这么做将让我们对高阶军事人员及政府官员评估这些虐行的原因有个概念。由于除了其中一项之外，所有调查行动都由军方下令并依照特定指令聚焦于加害者，因此大多数调查报告均未指控军方及政治领袖在创造有利虐行条件上扮演的角色。唯一例外的是由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令执行的施莱辛格报告。
由于这些报告采取俯视方式而非由下往上的视角来看指挥链，观点均受到了局限，也正如人们所预期的，失去了独立性及公正性。但针对我们所欲指控的军方及行政指挥链，它们仍提供了一个起点，我们将补充其他媒体和机构对涉案军人第一手证词的报道，以便让整个因果图像更完整。（关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及调查报告的完整年表，请参见注释中的网站。）
“赖德报告”：第一个警讯
陆军首席执法专员、宪兵司令唐纳·赖德（Donald Ryder）少将在桑切斯将军令下筹备发表了第一份报告（2003年11月6日）。赖德是在八月时在陆军风纪单位要求下受任领导一个评估团队。这个单位被简称作CJTF-7（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7，第七联合特遣部队），是一个结合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及文职人员的多军种任务部队。
这份档案回顾了伊拉克整个监狱系统并提出改善方法。文章结语中，赖德提出结论，他认为确曾发生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而“泛系统”内也普遍存在训练和人力资源不足的事实。他的报告也关切宪兵与军情人员的模糊界限，宪兵的角色只限于看管囚犯，后者的任务才是讯问。这份报告指出军情人员试图招募宪兵加人行列，协助“预备”被拘留者接受讯问。
宪兵与情治人员之间的紧张状态可溯及阿富汗战争，当时宪兵与情治人员共同合作，负责使囚犯“进入适合接受后续访问的状态”，此即瓦解囚犯意志力的委婉说法。赖德建议建立常规以“定义宪兵的角色……将狱卒与军情人员的工作内容清楚区分开来”。他的报告应使所有管理军事监狱系统的负责人有所警觉。
尽管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赖德削弱了他的警告力道，”根据记者西摩·赫什的说法，“方法是借助他的结论指出情况尚未到达严重地步。尽管某些程序的确出现瑕疵，他却说他发现“没有宪兵人员被有目的地运用在不适当的监狱工作上。”请记得这份报告发表于2003年秋天，早于专业军士乔·达比出面纠举恶行前（2004年1月13日），当时正是lA层级院区发生最穷凶极恶虐行的高峰期。赫什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一篇文章（2004年5月5日）将丑闻公之于世，而对赖德的报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他的调查报告说好听是个失败，说难听可以说是隐瞒事实。”
“塔古巴报告”：完整详尽、立场强硬
2004年2月，恶名昭彰的照片已在军方高层及犯罪调查单位间流传，桑切斯将军被迫采取比赖德的漂白工作更积极的行动。他指派了安东尼奥·塔古巴少将针对虐囚说法、未被列入记录的囚犯逃脱事件，以及普遍的军纪废弛、无人当责等现象进行更完整的调查。塔古巴的工作成果十分令人赞赏，他在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详尽周延的调查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原本希望维持机密，但因报告内容对废弛职务的军官提出直接指控并含有做证据的“那些照片”，新闻价值太高，最后还是被泄露给媒体（或许还卖了一大笔钱）。
塔古巴报告被泄露给《纽约客》，由赫什撰写的封面故事揭露了这篇报告的主要发现和照片，不过同一批照片在稍早前被泄露给《六十分钟Ⅱ》的制作人，并在2004年4月28日的节目中播出（读者应该会回想起，我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段旅程）。
塔古巴没有浪费时间驳斥他的将领同僚的报告。他写道（强调部分由我加上）：“不幸的是，许多在（赖德的）评估报告中已呈现出的系统性问题正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事实上，许多受拘留者受虐事件发生于该评估报告进行期间，或是接近该期间。”报告中继续说道，“与赖德少将的报告相反的是，我发现隶属第372宪兵连、第800宪兵旅的人员的确被指示违反监狱设施规定，为军情人员的讯问工作进行‘预备工作’。”他的报告清楚指出陆军情治单位长官、中情局探员、私人包商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主动要求宪兵卫软化证人的身心状态，以便有利于进行证人讯问工作”。
为了支持这个主张，塔古巴引用了数名狱卒的宣示证词，其中提及了军方情治人员和讯问者的串谋角色：
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第372宪兵连，曾在宣示证词中陈述某个虐待事件，事件中一位受拘留者被安置在一个箱子上，手指、脚趾和阴茎都被缠上电线，她说：“我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个人犯保持清醒。”她说军情人员曾和下士格拉纳交谈。她宣称，“军情人员希望让他们招供。格拉纳和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就是协助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机构让人们招供。”
塔古巴也引用来自杰弗·戴维斯中士的证词，他提到他观察到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机构对宪兵狱卒的影响：
“我亲眼见到在军情人员控制下的1A院区中发生许多我会质疑其道德正当性的事情。在1A院区里，我们被告知这里对囚·犯待遇的规定和标准操作程序都和别的地方不同。但我从没看过那地方的任何规定或标准操作程序，都是空口说白话毫无根据可言。负责管理1A院区的士兵是格拉纳下士。他说官员代表和军情人员会叫他做些事，但都不是明文规定，他抱怨（原文照引）。”当被问别为何1A跟1B院区的规定跟其他院区不同时，戴维斯中士的陈述是，“其他院区关的都是一般囚犯，只有1A跟1B是由军情人员控制的。”当被问到为何他没有告知他的上级指挥链发生虐行的事，他声称，“因为我认为如果他们做的事跟平常不同或是有不合乎规定的地方，一定会有人出来说话。（不为之恶再次发挥了作用）而且那个院区归军情人员管辖，而看起来军情人员是容许这些虐待行为。”戴维斯中士也声称他曾听到军情人员用迂回的方式暗示狱卒们虐待人犯。当被问到军情人员的谈话内容时，他说：“帮我们让迷人软化下来。”“今晚绝不要让他好过。”“让他吃点苦头。”他声称听到这些话被交代给格拉纳下士和弗霄德里克中士。最后戴维斯中士陈述道（原文照引），“就我所知，军情人员称赞过格拉纳在军情人员支配院区的管理方式。比方他们说，做得好，他们很快就招了，他们有问必答，最后招了不少好情报，还有继续保持下去啊，一类的话。”
第372宪兵连的专业军士杰森·肯内尔（Jason Kennel）向塔古巴做的陈述勾起我们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回忆，当时狱卒为了惩罚违规行为把囚犯们的床垫、床单、衣服、枕头全部没收走；肯内尔是这么说的：
“我看到他们一丝不挂的，军情人员叫我们把他们的床垫、床单和衣服通通收走。”他记不得是军情人员里面哪个人叫他这么做的，但是他的意见是，“如果他们要我那样做，他们就得给我公文。”而后来他被告知“我们不能做任何让犯人感到尴尬的事”。
于是我们看见，一方面该院区的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单位以非官方方式怂恿宪兵虐待受拘留者，另一方面则是虐待情境的现实，两者间不一致的情形持续存在，以上所述不过是其中一例。指挥链一方面开口下达虐待的指令，另一方面却在官方公开声明中强调“我们绝不宽容虐囚行为或任何非人道待遇之行为”。借助这样的方式，他们便有理由在之后假装毫不知情似的推卸责任。
塔古巴报告中特别指出，最高层军方将领在得知这些极端虐行后曾建议进行军法审判，后来却未贯彻执行。由于他们对虐待行为知情在先，他们的不为便强化了一个印象，让人以为虐待囚犯可以不需要付出代价。
沟通不良、教育失败及领导无方是我们犯的错误
塔古巴提出许多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这些军人和陆军后备役宪兵既未受到妥善训练，也未得到足够的资源和信息；然而要胜任阿布格莱市监狱中的狱卒这个困难工作，这些都是必需的。报告中陈述：
在第800宪兵旅和隶属其下的单位中，知识的缺乏、执行力不足，以及对服从基本法治、管理、训导和指挥方面之要求疏于重视，这些现象都普遍存在……而在受拘留者及罪犯收容的处置方面，整个第800宪兵旅的责任区范围内，从不同拘留所、不同院区到不同营区，甚至不同值班时间全都有自己的做法。（加强部分是我为了强调1A院区的日夜班差异而加上。）
报告同时也提及：
阿布格莱布和布卡营拘留监狱的收容人数远超出其上限，而狱卒的人力和资源配置严重不足。这种失衡状态造成各监狱单位生活条件恶劣、逃狱及无人当责。监狱过分拥挤也使得指认和隔离被拘留人口的领导者能力降低，这些人可能组织逃狱行动或在监狱内策动闹事。
塔古巴也提出证据证实曾发生囚犯逃狱、暴动事件，并在报告中描述宪兵和被拘留者间的致命冲突。在每个案例中，报告都会重复提出一个结论：“本调查团队并未收到任何关于这些事件的调查结果、促进因素或改善行动方面的信息。”
塔古巴特别关切宪兵旅明显训练不足的问题，这些军方指挥官已知却未曾改善：
我发现第800宪兵旅并未接受适当的任务训练教他们如何管理阿布格莱布综合监狱内之监狱单位及惩教机构。正如赖德评估报告中发现到的，我也同意在第800宪兵旅人员并未于调动期间受过惩治教育相关训练。由于在调动前和调动后的训练期间，宪兵人员都没有接到精确的任务分配，他们因此无法接受任务特训。
除了人手严重不足之外，被派驻至阿布格莱布的军人生活品质极其恶劣。那里没有餐厅、邮局、理发厅，也没有娱乐交谊中心。有的是一堆迫击炮攻击、零星的步枪和火箭炮攻击，对监狱中的军人和被拘留者生命均构成严重威胁。监狱人口爆满，该旅却无足够资源和人力解决后勤调度问题。最后一点，由于宪兵与该旅过去曾有共事经验，关系十分亲近，因此友情经常优先于位阶上的从属关系。
塔古巴抨击指挥官玩忽职守、经验不足
相较于其他所有针对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调查报告，塔古巴报告的另一项特色是他在报告中明白点出指挥官无能行使其指挥职权，以及哪些人应当受到某些形式的军事惩处。塔古巴将军明确指出，许多军方领导者的指挥风格根本是个笑柄，称不上什么典范，我们在此将花一些篇幅呈现他这么做的理由。这些领导者原本应该要为无助的宪兵们提供一套可以遵循的规矩和尺度，因此塔古巴这么说：
关于第800宪兵旅人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所从事的任务，我发现，负责在2003年11月后接管阿布格莱布前哨作战基地的第205宪兵旅，以及负责管理该基地内部之被拘留者的第800宪兵旅，这两个单位的指挥官之间明显缺乏有效沟通联系并且互有争执不和。两个指挥部之间既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缺乏指挥层级上的互动协调，在运作方面也未能整合。而最低阶人员之间的串联行动也鲜少受到指挥官的监督。
我阅读塔古巴分析报告所得到的心得是，阿布格莱布不仅是上级军官们货真价实的“动物屋”，也包括1A院区的陆军后备役宪兵夜班人员。这里一共有十二名军官和士官曾受到申斥或惩戒，涉及的不当行为包括行为不端、玩忽职守、未行使领导职责和酒精滥用。其中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来自利奥·默克（Leo Merck）上尉、第870宪兵连的指挥官，他被指控偷拍自己手下女兵的裸照。第二个例子则是一群玩忽职守的士官，他们不但和下级士兵称兄道弟打成一片，更离谱的是在下车时无端击发M-16步枪，结果造成燃油箱不慎炸毁的意外！
塔古巴建议应解除这十二名军人的指挥职或甚至解职，并在将官人员申诫备忘录上留下记录，他们原本应当是属下一般兵和后备役军人的行为表率，表现却是荒腔走板。
不只军方人员难辞其咎，塔古巴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几位民间讯问人员和通译员曾个别涉人虐囚行为，并且不恰当地要求宪兵们参与他们对lA院区被拘留者的讯问工作。在这些人当中，塔古巴报告点名了以下几名涉案罪嫌：史蒂文·斯泰法诺维兹（Steven Stephanowicz）——美国国防部约聘民间讯问人员、加州分析中心雇员，隶属第205军事情报旅，以及约翰·伊斯雷尔（John lsrael）——美国国防部约聘民间通译、CACI雇员，也隶属于第205军事情报旅。
斯泰法诺维兹被控“许可或同时指使从未受过讯问技巧训练的宪兵们为讯问过程‘创造有利条件’，这是未曾经过授权并且符合（原文照引，应做不符合）行为守则／落实政策。他清楚知道自己所下的指令就是身体虐待。”（强调部分由我加上）这正是弗雷德里克和葛雷那提到过的，一些似乎负责1A院区主要事务的民间人士怂恿他们去做的事，也就是指使他们采取各种必要手段，以便在讯问过程中取得可采取行动的情报。
从塔古巴对史尼德中士告诫中，我们也可见到“不为之恶”的负面示范；塔古巴指出史尼德看见“一位直属其管辖的士兵在他面前用力践踏一名被拘留者光秃秃的手脚，但他没有举发他”。
在我们结束塔古巴报告以便继续探讨其他独立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之前，我必须特别提到这个强而有力的结论；一些军官及民间工作人员从不曾因为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而受审，甚至没被起诉，然而在这个结论中却清楚指出他们有罪：
在位于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BCCF以及布卡营，有几位美国陆军军人犯下令人震惊的罪行，他们的作为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
除此之外，在第800宪兵旅和第205军情旅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上级领导者也未能遵守既有规则、政策及指挥令的要求，尽力避免从2003年8月至次年2月发生在阿布格莱布及布卡营的虐囚事件……
必须特别提到的是，我怀疑陆军上校托马斯·M. 帕帕斯、陆军中校史蒂文·L乔丹（Steven L. Jordan）以及两位民间人士史蒂文·斯泰法诺维兹和约翰·伊斯雷尔必须为阿布格莱布虐囚案负起直接或间接责任，我也强烈建议根据前几段中所做说明立即惩处，并启动第十五号调查程序（Procedure 15 Inquiry）以判定他们的完整过失范围。（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而我必须追加一个信息，没有任何军官因串谋虐囚而被判定有罪。只有卡尔平斯基准将受到申斥并降阶上校——她随后就请辞了。史蒂文·乔丹中校是唯一因此受审的军官，但他在虐囚案中的角色只让他受到了申斥处分。然而关于军方及政府司法不公的例子，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塔古巴少将受到的待遇。由于他的报告详尽周延地搜集记录了关于军官、军方以及民间讯问者的串谋证据，他被告知将永远无法获得升迁。作为一名菲律宾裔的最高阶军事将领，他的廉政品格使他完成一份诚实的报告，而不是按照军方长官的期望去做，这项对他品格的羞辱也迫使他提前自卓越的军旅生涯中退休。
“费伊·琼斯报告”：向上及向外追溯责任
这是由安东尼·琼斯中将协助乔治·费伊少将完成的报告，调查的是第205军事情报旅涉及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真相。他们同时也调查是否有任何位阶高于该旅指挥官之组织或人员以任何方式涉人虐囚案中。尽管他们的报告仍然将责任归咎个人加害者的标准天性式归因模式——再次以“少数道德堕落的军民”当箭靶，但这份报告的确以具有启发性的方式将因果关系扩展至情境及系统性因素。
“阿布格莱布事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费伊／琼斯报告以这句话为开场白，概述“操作性情境”（operadonal situation）如何促使虐囚事件发生。和我提到过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相符的是，这份报告仔细分析了在行为发生的环境及周边，强而有力的情境和系统性力量的运作情形。请思考一下我从结案报告中摘录的以下三段文字意涵：
陆军中将琼斯发现，尽管上级长官并未犯下虐行，但他们的确必须为以下事情负起责任，他们对监狱疏于监督；未能即时回应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的报道，以及他们签署了政策备忘录，却未能在战略层次针对执行面提出清楚、一致的指引。
陆军少将费伊发现，在2003年7月25日至2004年2月6日期间，有二十七名第205军情旅人员据称曾要求、鼓舞、赦免或诱使阿布格莱布监狱之宪兵人员虐待被拘留者或／同时参与虐囚，或同时违反讯问程序、实施政策及讯问工作之规则。（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驻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军事单位领导人或是对于军人及阿布格莱布军事单位具有监督责任的人，他们并未尽责管理属下或未能直接督导这项重要任务。这些领导人没有适当惩戒他们的军人，没有从错误中学习，也没有提供持续的任务特训……如果是在遵行军事信条。任务训练持续执行的情况下，虐待行为不会发生。（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这两位将领的联合报告总结出多项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促成因素。他们总共指出了七项因素，除了一项可归为天性式范畴外，其他均属情境或系统性因素：
（1）个人犯罪特质（后备役宪兵的天性因素）；
（2）领导不力（系统性因素）；
（3）该旅与上层梯队间的非正常性指挥关系（系统性因素）；
（4）多个机构、组织参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讯问工作（系统性因素）；
（5）未能有效监督、认证及整合约聘讯问者、分析员及通译（系统性因素）；
（6）对宪兵和军情人员于讯问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及责任缺乏清楚了解（情境和系统性因素）；
（7）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缺乏安全及防御设施（情境及系统性因素）。
费伊、琼斯报告接着明确指出，在这七个虐囚事件的促成因素中，有六个可归囚于系统或情境性因素，只有—个属于天性因素。这份报告将这概观进一步延伸，凸显出在促进虐行发生时扮演关键角色的几个系统性失误：
跳出个人责任，领导者责任以及指挥部责任将视野向后延伸，我们将发现系统性的问题和争议也促成这虐行一触即发的环境。报告中列举了数十项特定系统失误，从政策面向到领导、指挥及控制议题，乃至资源和训练议题均入列。
团队合作：配合中情局非法调查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这份报告也对中情局在刑求讯问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公开提出质疑，而这些原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活动：
对讯问者和被拘留者的行为管理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无人当责情况，这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拘留业务造成相当大的困扰。我们不清楚中情局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授权方式，可以将像二十八号被拘留者这样的人安置在阿布格莱布，因为中情局和盟军驻伊拉克联合军事司令部（CJTF—7）之间并未对这项主题签署任何的协议备忘录。当地的中情局高级职员让陆军上校帕帕斯和陆军中校乔丹相信，他们被允许可以不依照该监狱既有规则和程序做事。（强调部分由我加上）【我们将在稍后篇章中谈到关于这位被拘留者的串，他的名字是曼那多·贾马地（Manadel al—Jamadi）】
制造病态的工作环境
中情局间谍在这类“高于法律且不受法律约束”的秘密情报工作中采取的做法，造成的负面效果如癌细胞般在环境中迅速扩散，在费伊／琼斯报告中曾以心理分析手法针对此详尽描绘：
二十八号被拘留者之死以及讯问室中发生的各种插曲，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美军社群中都广为人知。由于没有人为此负起责任，而且似乎有些人能不受法律和规则约束，于是各种猜测和不满逐渐传出。这股愤怒促使阿布格莱布监狱形成一个病态环境，但二十八号被拘留者的死亡事件还是没有解决。
报告中也简短提到了匿名性的运用形成一个保护壳，使某些人得以逃脱谋杀罪名，“中情局官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工作时均使用化名（原文照引），而且从未透露真实姓名。”
当自我辩护的借口成真
费伊／琼斯报告支持了奇普·弗雷德里克及其他夜班宪兵的主张，他们声称所做的许多虐囚行为都受到在该单位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各类人士鼓舞与支持：
“被告宪兵们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在军情人员授意下进行。尽管这是有利自己的辩护，但这些主张的确有一些事实基础。事实是，在阿布格莱布创造出的环境促成这类虐行发生，事实是，这情形维持一段长时间却未被更高权力阶层发现。这一小群道德堕落、无人监督的士兵和平民一开始只是强迫被拘留者裸体、羞辱他们，施压力、给他们体力训练（运动），最后才变成性侵害和身体伤害。”（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这两位进行调查的将领重复指明系统和情境性因素在虐行中扮演的主要角色。然而他们无法放弃天性式的归因方式，而将加害者视为“败德”者，认为他们是所谓锅里的老鼠屎，而在那口锅于里的其他人全都有着“绝大多数军人的高尚表现”。
奸狗做坏事
费伊／琼斯报告详尽说明了某些用来促进讯问效率的“可接受”策略，并揪出其中错误，这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调查报告之一。例如它指出狗被运用在讯问中，而这些狗是由杰弗里·米勒少将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送来的，不过报告上加上一句，“狗在讯问过程中被用来对被拘留者产生‘威吓’作用，但这项策略使用并未受到适当授权。”
一旦官方允许用戴上嘴套的狗来恐吓囚犯，这些狗私下被拿下嘴套以加深恐吓威力的日子也不会远了。费伊／琼斯报告中确认有一位民间讯问者（21号，私立加州分析中心雇员）在讯问过程中使用未戴嘴套的狗，他还向宪兵们大吼要他们用狗对付一位被拘留者，“让他回老家”。为了让囚犯们知道这些狗可以咬死人，那只狗才刚把那名被拘留者的床垫咬烂。另一位讯问者（17号，第2军情营）则被控对狗的不当运用情形知情不报，他目睹一名军犬巡逻员让一只没戴嘴套、情绪激昂的狗进入两个少年的牢房里吓唬他们。这名讯问者也亲耳听见军犬巡逻兵们在讨论中比赛他们用狗把人吓到大便在裤子上的本事，却同样没有汇报。那些巡逻兵声称曾用狗把好几个被拘留者吓到小便失禁。
一丝不挂、去人性化的囚犯
裸露也是从阿富汗及关塔那摩引进的管理策略，目的是让被拘留者保持合作态度。当阿布格莱布监狱也开始运用这种策略时，费伊／琼斯报告指出其后果就是，“权威人士的意见和恰当合法主张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他们不假思索地直接将裸露运用于伊拉克战区的监狱中。将衣物当成激励因素（裸露）的做法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能升高对被拘留者‘去人性化’的效应，并促成其他额外且情节更严重的虐待行为（宪兵所为）发生。”
谴责对象：军官、军情人员、讯问者、分析员、通译、翻译者、军医
费伊／琼斯报告在结论中宣布，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二十七位人士必须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负责任，他们有罪，这些人有的被指出名字，有的则被指出代号。对我而言重要的则是人数，也就是对虐囚案知情、亲眼目睹，甚至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做任何事来避免、阻止或向上汇报的人的人数。他们全都为这群宪兵提供了“社会认可”，让他们以为继续这样为所欲为可以被接受。他们的微笑和保持沉默代表整个讯问团队周遭社会网络的支持，代表他们对原本该受谴责的虐行竖起了大拇指。于是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不为之恶如何促成了恶行。
军医和护士们经常因为未对痛苦中的人伸出援手，或是对残忍行为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因而犯下罪行。他们签发假死亡证明、对造成伤口和四肢骨折的原因说谎。他们违背了当初进入医护学院的誓言，引用医学及生物伦理学教授史蒂文·迈尔斯（Steven Miles）在《被背叛的誓言》（Oath Betrayed）一书中的说法，他们是“为了废渣出卖自己的灵魂”。
两位陆军将领做的完整调查平息了所有天性论式的质疑，即认为lA院区夜班宪兵们虐侍折磨囚犯全是基于个人动机偏差或是虐待狂冲动使然。这份报告反而呈现了复杂多元的因果关系。许多其他军人和平民椰被指出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虐待和刑求过程。这些人中有的是加害者，有的是火上加油的人，还有的是袖手旁观、知情不报者。此外我们也看见许多军官也被指明必须为虐行负责，因为他们领导不力，也因为他们创造出这个混乱，荒诞的环境，使得奇普和他的属下们被迫卷入，无法脱身。
然而这份调查报告却未直接指出桑切斯将军的罪行，不过桑切斯并没有因此而彻底脱身，根据保罗·J．克恩（Paul J.Kern）将军对记者透露的说法，“我们并未发现桑切斯将军有罪的证据，不过我们认为他必须为已发生及未发生的事情负责。”现在我得说，这还真是精巧的文字游戏：桑切斯将军不是“有罪”，他只是对—切事情“有责任”而已，不过在我们的审判，我们对他可不会那么仁慈。
接下来我们将开始讨论由拉姆斯菲尔德下令进行的—项调查，主导这项调查工作的不是别人，正是前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这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展开全新而独立的调查行动，反而访问了军方高层和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们，而他们的报告为我们正在分析的案子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讯息报道。
“施莱辛格报告”：确认罪行
这是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份调查报告，针对情境和系统性影响在我们的案子里扮演的角色，它提供了珍贵的证据。这份报告详尽说明了拘留中心许多运作漏洞，也指出领导和指挥系统的罪行，并揭露在达比将虐囚照片光盘拿给一位军方犯罪侦查人员后，军方的一切掩饰手段，这些内容均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在这份报告中，最让我意想不到也最称许的是，它在其中一章中详尽叙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对于了解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部分被藏在附录G中，所以不太可能被许多人阅读到。施莱辛格报告中的这个附录也呈现了阿布格莱市情境和发生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期间的虐待行为之间的相似性。
军中虐待行为普遍
首先，报告指出美国军事监狱普遍盛行“虐待行为”（报告中没出现过“酷刑”这字眼）。2004年11月间，在美军联合行动区域内就有三百桩虐囚指控，其中确立为“虐待行为”的案件有六十六件是由驻在关塔那摩和阿富汗部队所为，超过五十五件发生于伊拉克。这些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与讯问工作相关，根据报道至少有五位被拘留者死于讯问过程中。当时还有另外二十四个被拘留者死亡的案子正在进行调查。这个恐怖的描述似乎证实了费伊和琼斯的报告中所言，1A院区虐行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其来有自。尽管这些虐行或许是军人施虐的例子中最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的情节严重性或许还比我们等一下将拜访的其他军事拘留所中发生的谋杀和重伤害轻微些。
主要问题区域和造成情况恶化的条件
施莱辛格报告中确认出五个主要问题区域，它们形成了虐行发生的背景：
（1）宪兵和军情人员没有受到充分任务特训；
（2）装备及资源短缺；
（3）讯问人员承受必须取得“可采取行动之情报”的压力（由—个既缺乏经验也从未受过训练的人，面对一群在接受讯问前最长已羁押九十天的被拘留者）；
（4）领导人“很弱”且经验不足，却必须在一个太过混乱、复杂的系统中试着掌舵；
（5）中情局的人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不对军方指挥部门的人负责。
又是领导不力的问题
这份报告再次凸显了一个事实：领导不力的情形出现在每一层级中，并显示出这如何促成夜班宪兵们的恐怖虐行：
如果提供适当的训练、领导及监督，阿布格莱布监狱1区牢房夜班时间的病态行为可以被避免。这些虐行……代表的是偏差行为，以及缺乏领导和纪律。
还有更多讯问期间的虐行没被拍下，还有更多在阿布格莱布以外地方讯问时发生的虐行没被报道出来。
同样地，这些虐行不能只怪罪于某些个人不守法纪，或是只归咎于某些领导人无能实施惩戒，还有更高层的机构及个人必须为此负责。（强调部分由我加上）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曾尝试要拖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04年4月公开发表这些照片，所以他一定很清楚这些照片具有某些“可能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这位高层将领却能心安理得地公开说他认为这些事情都不是“系统性的”，要怪就该怪“少数害群之马”做了坏事。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对他者的非人待遇
在针对军事拘留所虐行所发起的十二项调查行动中，施莱辛格报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细腻地思考其中涉及的伦理议题，并概述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运作的心理压力源和情境力量。不幸的是这些特殊报道都被藏在报告最后面的附录H《伦理议题》，以及附录G《压力源及社会心理学》里，但它们应该是要受到重视。
与我个人相关的是，这个调查委员会指出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相似性。让我简短回顾施莱辛格报告中相关部分的主要论点：
基于对社会心理学原则（原文照引）的基础性理解，以及对众多已知环境风险因素的意识，根据这两者，完全可以料到在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生虐囚事件的潜在可能……来自社会心理学的发现指出，战争状态及以拘留者管理中出现的动态会带来虐待行为的内在风险，因此在处理时必须十分谨慎，并且小心计划和训练。然而这份报告也指出，大部分军方领导人对如此重要的风险因素一点都不清楚。施莱辛格报告也明白表示了解虐待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并不是为加害者找借口，就像我之前不断在书中表示的：即使“某些情况的确升高了虐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情况不能成为蓄意从事不道德或非法行为者的借口，也无法帮他们脱罪”。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
施莱辛格报告极富勇气地公开宣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则警世传奇，这对所有军事拘留行动都有参考价值。”报告中也清楚表示，对照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相对良善的环境，“在军方拘留作业中，军人在充满压力的交战状况下工作，面临的环境却极为险恶”。意思是比起模拟实验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预期在战争状态下的宪兵人员会出现更极端的恃权凌虐行为。施莱辛格报告也继续探索我们在本书中持续追踪讨论的核心议题。
“心理学家已尝试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个体与群体，为何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及这过程如何发生。”报告中概述了一些有助于解释造成寻常人出现虐待行为的心理学概念，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敌意形象、群体迷思、道德脱钩、社会助长及其他环境因素等。
其中特别显著的环境因素就是广泛运用裸露。“除去衣物成了被广泛运用的讯问手段，造成阿布格莱布监狱里整群被拘留者被迫长时间裸露。”施莱辛格报告也敏锐分析了在1A院区的宪兵和其他人的虐囚行为中，强迫裸露为何是个重要原因，报告中指出，一开始的动机是要让拘留者感觉脆弱，因此更容易顺从讯问者。但这个策略最后助长了该区中去人性化状态，报告中也说明了过程。
随着时间过去，“裸露对狱卒和讯问者可能都产生了心理作用。穿衣是一种固有的社会行为，因此当被拘留者的衣物被剥除后，在和他们互动的人眼中就产生了意外的去人性化效果……去人性化降低了道德和文化的藩篱，而它们通常是防止虐待他人的有效障碍”。
这份调查报告和未在本书中呈现的其他报告的共通点主要有两个：它们都详细说明了造成阿布格莱布虐囚案的各种情境和环境促成因素，也都确认导致虐行的许多系统和结构促成因素。然而，由于这些报告的作者是由军方高层官员或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任命，因此他们在要谴责更上层的指挥链时就却步了。
为了让我们看清这幅更巨大的因果关系图，现在要停止探讨证据基础，转而回顾最近一份来自人权观察协会的报告，这是最具规模的世界人权捍卫组织。
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
《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是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发表于2005年4月）的耸人标题，这份报告中强调，针对美国军人和公民对虐待囚犯、刑求和谋杀等犯行，世人需要一个真正独立的调查行动。它号召全面调查导致严重违反人权行为的政策制定者。
我们想象得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刑求室、关塔那摩监狱的类似场所，以及其他位于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监狱，都是先由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特内特（Tenet）等“缔造者”设计出来，然后再由“开罪者”——操弄全新语言和概念的律师上场，用各式各样新方法和工具合法化他们的“酷刑”，这些人包括总统法律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约翰·游（John Yoo）、杰伊·拜比（Jay Bybee）、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及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而负责建造这个刑求系统的“工头”则是军方领导人如米勒、桑切斯、卡尔平斯基等将军和他们的手下。完工后进来的才是负责执行强制讯问、虐待、刑求等日常劳务的技术人员，即军情单位的军人、中情局间谍、民间约聘及来自军中的讯问者、翻译、军医和包括弗雷德里克和他夜班弟兄们的宪兵。
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不久，布什总统就誓言要将做错事的人绳之以法”。然而人权观察协会的报告指出，只有低阶宪兵们受到司法制裁，创造出这些政策的人、提供意识形态并批准虐行发生的人却能全身而退。人权观察协会报告做出了结沦：
这几个月以来，事态很清楚，刑求和虐待事件不只出现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个拘留所中也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许多案件都造成了死亡或严重创伤，而许多受害者和基地组织或恐怖主义根本毫无关联。有证据显示，虐待行为也发生在受到控管的国外“秘密地点”，官方将罪嫌送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监狱里刑求。然而直到今天，唯一因为做坏事而被绳之以法的都是指挥链最底端的人。证据指出，该受惩罚的人不只这些，但是该为这整个更大的虐囚模式负起责任的政策制定者，却在免责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正如这份报告所示，证据指出，包括国防部长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前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中将，前古巴关塔那摩拘留营指挥官杰弗里·米勒少将等人在内的高阶平民及军方领导人。这些人的决定及发布的政策促成了情节严重的大规模违法事件。各种情况强烈指出他们要不是心知肚明是自己的行动造成这些事件，要不也应该要知道。当我们将越来越多资料和虐行证据并陈时．使可看出他们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些虐行。
在获得上级许可并在最后三年中普遍被运用的强制讯问方式里，也包括那些如果换成是别的国家将会被美国再三斥为野蛮酷刑的技巧。就算在陆军战地手册中也谴责其中一些方法，被认定为酷刑。
即便是1A院区夜班宪兵们令人作呕的虐待和刑求照片，相较于军人，中情局干员及民间人士所犯下的谋杀事件，也会相形失色。“如果美国要洗刷阿布格莱布事件留下的污点，就必须调查下令或宽恕虐行的高层，并且全盘公布总统的授权内容，”人权观察协会特别顾问里德·布罗迪（Leed Brody）这样表示。他又补充，“华盛顿首府必须斩钉截铁地驳斥任何仗着反恐名义的虐囚行为。”
搭便车效应
我来清楚说明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关塔那摩湾基地的虐囚范围和程度。最近—份陆军方面的声明指出，从2001年10月以来，共收到超过600件虐囚指控案。其中有190件未受调查或是并没有已知的调查行动——犯案者是幽灵虐待者。其他至少410件受调查的指控所获结果如下：150件受纪律惩戒、79件受军法审判、54件被判有罪、10件获判一年以上刑期、30件获判不满—年刑期，14件不必坐牢、10件获判无罪、15件案子悬而未决或是被撤销控诉，71件受到行政惩戒或非司法惩戒。总计起来，在这份报告于2006年4月发表时至少还有260件案子处于调查终结或状态未明。军犬巡逻员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中士因用未带嘴套的狗折磨被拘留者而被判六个月徒刑，他坚称他是“听从上级指令，软化囚犯态度以协助讯问。”据报道他曾说过，“军人不该和蔼可亲”，他的确做到了。
截至2006年4月10日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军方曾试着以个人下令从事虐行，或纵容属下犯下虐行的名义起诉应负起指挥官刑事责任的任何一名军官。在所有巨细靡遗的虐囚调查报告中，只有5名军官被控应负起刑事责任，但没有一位足以指挥官刑事责任的罪名起诉。军方以非刑事审讯及行政申诫的方式对这些误入歧途的军官施以薄惩，意味他们只犯了小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处罚。即使在超过70件严重违法的虐行案件中有10件是杀人案，另20件是伤害案件，情况也是一样，美国军方的宽大为怀使中悄局间谍和民间人士连带受惠，前者至少涉入10个虐囚指控案，更有20名为军方工作的约聘人员卷入这些案件中。明显可见的是在阿布格莱布之外的地方，虐待被拘留者的情况普遍存在，而在许多虐待与刑求案件中皆存在着指挥官责任的缺失。（关于虐待事件及有罪军官不受起诉的完整报告请参见注释。）
人权观察协会向上调查指挥链缺失
人权观察协会在报告中提出详细的证据，证实美国的军事监狱系统中广泛存在着由宪兵和军情人员、中情局及民间约聘讯问人员所为的虐囚行为，而在控诉战争罪和刑求的刑事责任时，人权观察协会几乎是直接将矛头指向指挥链：
尽管在调查一位好整以暇的国防部长及其他高阶官员的过程中显然会遇上不小的政治阻碍，但有鉴于犯罪情节如此重大，恶行证据更是层出不穷、数量庞大，美国政府未将调查层次向上拉高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除非设计或授权这些非法政策的人也受到惩罚，否则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人对阿布格莱布虐行照片发表的“恶心”抗议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没追究这些罪行的真正责任，再过几年，世界各地的大屠杀加害者都将拿囚犯所受的待遇当挡箭牌，以逃避对他们暴行的谴责。确实，当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权公然藐视禁止刑求的法律时，等同是邀请其他人有样学样。华盛顿首府最迫切需要的人权捍卫者的信誉，已经因为刑求事件揭发而受损，如果因为政策制定者完全不必负责任而让恶行继续猖獗，损害将会更加严重。
非法政策的制定者全身而退
美国及国际法都认可“指挥官责任”或“上级责任”原则：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权威人士，都可能因为属下的犯罪行为而必须负起刑事责任。这类责任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必须要有清楚的上下从属关系。其次，上级必须知情，或有理由知情属下将犯罪或已然犯罪。第三，上级没有采取必须、合理的手段来避免犯罪行为或是惩罚加害者。
1996年《战争罪法案》（War Crimes Act of 1996）、1996年《反刑求法案》（Anti-Torture Act of 1996）及《军事统一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均规定战争罪和刑求行为应受惩罚。人权观察协会公开表示，表面证据案件的存在，提供对下列四位官员展开犯罪调查的充分理由：国防部长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里卡多·桑切斯中将、杰弗里·米勒少将。
这些官员每—位都须为其管辖权下发生的虐行负起责任，我在这里只能概述其中几点理由，人权观察协会报告中提供了完整的叙述及支持证据可供进一步参考。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受审
拉姆斯菲尔德曾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权责范围之下，身为国防部长，我对它们有责任，我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人权观察协会坚持认为，“基于‘指挥官责任’的理由，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应为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等地所犯的战争及刑求罪行接受调查。拉姆斯菲尔德部长由钻取漏洞、藐视日内瓦公约而创造出犯下战争罪和刑求罪的条件。”他的做法是批准使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讯问技术，他也允许隐藏被拘留者以便使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无法接触到他们。人权观察协会继续指出：
从阿富汗战争的最初期开始，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就漠视各项简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人权报告及新闻报道中指出美军犯下包括刑求在内之战争罪的事实。没有证据显示他曾运用其权威警告必须停止虐待囚犯之行为。要是他当时这么做，或许可避免许多军人犯罪。
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许可关塔那摩监狱使用非法讯问技术，一项调查将可判定在他撤销不经他允许下使用这些技术的批准之前，这些非法讯问技术是否使该地被拘留者受至到非人待遇。这项调查行动也可查出是否正如新闻记者西莫·赫什宣称，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曾核准一项秘密计划，鼓励对伊拉克囚犯施加身体压制及性的羞辱。如果两项指控中有一项为真，那么拉姆斯菲尔德部长除了必须负起指挥官责任之外，他还必须为身为虐囚犯行的教唆者而负起责任。
拉姆斯菲尔德授权对关塔那摩监狱囚犯运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各种讯问手段，这些方法后来又被引进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监狱。他曾针对被拘留者接受讯问前之预备工作做过多项指示，其中包括：压迫性姿势（如站姿），最多为四小时，隔离状态下使用，最长三十天。运送或讯问过程中可使用头罩覆盖住被拘留者头部。剥夺光线及声音。除去所有提供舒适之物品（包括宗教性物品）。强制修面（剔除面部毛发之类）。除去衣物。利用拘留者个人的恐惧（例如怕狗）来造成压力。在标准作业程序中还鼓励让被拘留者暴露于高温、极冷、强光或尖锐巨大的声音中。
在2003年的5月和7月（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被公开揭露前），以及2004年的2月，国防部一再接获来自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关于被拘留者受虐及刑求事件的警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百件来自许多军事基地的虐囚指控，并再三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些关切都被置之不理，虐囚情形变本加厉，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视察也被取消。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2004年2月呈送给联军长官的机密报告中，提出多项违反联军拘留原则之“保护人的自由不受到剥夺”的事实指控：
·逮捕过程及拘留初期的残酷待遇，经常造成死亡或重伤；
·讯问过程中为取得情报而强加身心压制；
·长时间隔离监禁于毫无光线的牢房中；
·以过度或不符合比例原则方式运用武力导致拘留期间之伤亡。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学教授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他《刑求与真相：美国、阿布格莱布与反恐战争》（Torture and Truth：America，Abu Graib and the War On Terror）一书中回顾了所有相关记录，并根据他详细的调查结果做出一个结论，“当你阅读这些档案时会发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几乎是亲自许可了那些超出军法容许范围的作业程序，而就其所许可的囚犯待遇来说，作业程序也超出民法的容许范围。”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受审
人权观察协会指控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的行为违背多项法律。在特内特的指示并据称获得他的特殊授权之下，中情局对被拘留者运用水刑（几乎使嫌犯溺毙），也以扣留药物的方式折磨他们。据报道，中情局运用的技术还包括几乎让囚犯窒息、强迫保持“压迫性姿势”、光线及声音轰炸、睡眠剥夺以及让被拘留者以为他们落入把刑求当家常便饭的外国政府手中。在特内特局长的指示下，中情局把被拘留者“让给”其他政府，以便对他们刑求。在特内特局长的指示下，中情局将被拘留者送到秘密地点，使他们得不到法律保护，使他们手无寸铁、没有资源、没有医疗及其他一切所需，使他们无法接触外面世界只能任人摆布。于是被拘留者被关在长期无法与外界联络的拘留所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失踪人口”。
回顾一下费伊／琼斯调查报告中的结论，“中情局的拘留和讯问方式造成逃避责任、虐待行为、单位间的合作减少，并产生一种不健康的神秘气氛，使得阿布格莱布的整体氛围更加恶化。”中情局根本是以自己的规则做事，完全视法律于无物。
在特内特的指示下，中情局也大量创造出所谓“幽灵被拘留者”。人数到底有多少？答案我们永远不能肯定，不过保罗·克恩将军，负责监督费伊／琼斯调查行动的高级军官曾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人数是数十人，也许高达百人”。中情局让许多被拘留者从阿布格莱布监狱档案中消失，以便逃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监督。
被谋杀后弃尸的“冰人”
费伊·琼斯报告中曾提及一个“幽灵化”案件：2003年11月，一位名叫曼那多·贾马地的伊拉克被拘留者被海豹特战部队带到阿布格莱布，并在那里接受一位从未出现在正式记录中的中情局情报员讯问。贾马地被“刑求致死”，但是他的死因却以不寻常的方式被掩盖起来。
调查报道记者简·迈尔（Jane Mayer）揭发了这位中情局人员在这桩杀人案中扮演的邪恶角色，以及湮灭事实的恶行。她在2005年11月14日的《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极富感染力的报道《一次致命的讯问》，文中提出一个问题：“中情局可以合法杀死人犯吗？”
我们努力想理解奇普和其他所谓“流氓军人”在阿布格莱布工作时的行为背景，而贾马地案对此格外重要。从这个案子中我们了解到他们深深陷入的环境；他们看到幽灵拘留者被残酷地虐待、刑求，有些人甚至被杀，而这些事都成了家常便饭；他们亲眼目睹加害者“逃脱谋杀罪行”，而这种事是千真万确。
当然了，对照被称为“冰人”（ice man）的幽灵被拘留者贾马地的遭遇，他们对饱受折磨的人犯所做的事比较像“好玩跟游戏而已”。贾马地被殴打、窒息致死，然后丢进一堆冰块里，这件事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贾马地据称提供爆裂物品给叛乱分子，因而被视为是具有极高价值的讯问对象。2003年11月4日凌晨2点，一组海豹特战部队在他位于巴格达城外的家中逮捕他。他被捕时一只眼睛淤青、脸庞有一道割痕，身上至少六根肋骨断裂，显然是剧烈挣扎后的下场。海豹特战部队将贾马地交给中情局，中情局将他拘留在阿布格莱布接受讯问，由马克·斯旺纳（Mark Swanner）负责指挥。在一位翻译的陪同下，这位中情局探员将贾马地带进该监狱中一处由中情局把持的牢房内，将他全身脱光，然后向他大吼大叫，要他说出武器在哪里。
根据迈尔在《纽约客》的报道，斯旺纳接着交代宪兵把贾马地带到1A层级院区的淋浴间讯问。两名宪兵接到（来自匿名民间人士）命令，将这名人犯铐在墙上，即使他当时几乎动弹不得了。他们被告知将他从手臂悬吊起来，这是被称为“巴勒斯坦悬吊法”的刑求姿势（最早使用这种刑求方式的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当时被称作吊刑）。当他们离开房间时，一名宪兵回忆道，“我们听见许多声惨叫”，不到一小时后，曼那多·贾马地就死了。
当时值班的宪兵沃尔特·迪亚兹（Walter Diaz）曾表示没必要那样把他吊起来，他已经被手铐铐住而且完全没有抵抗动作了。当斯旺纳命令他们把尸体从墙上卸下时，“血像水龙头开了似的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喷出来。”迪亚兹说道。
接着中情局该如何处置被害者遗体的问题？宪兵指挥官唐纳德·里斯（Donnald Reese）上尉及军情人员指挥官托马斯·帕帕斯上校被告知这桩发生在他们当班时间的“不幸事件”，不过他们不必担心，因为中情局的脏手会把事情处理好。贾马地的尸体被放在淋浴间里直到隔天早上，他被透明胶带捆住装进冰块堆里以延缓腐化速度。隔天来了一位军医，将静脉注射针筒插进“冰人”贾马地的手臂，假装他还活着，然后像病人一样放在担架上抬出监狱。这样做是为了不要影响其他拘留者的心情，他们被告知贾马地是心脏病发作。接着一位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把尸体运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弃尸。
所有的证据都被湮灭了，一点书面资料都没留下，因为贾马地这名字从来没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上。海豹特战部队以粗暴的手段对待贾马地，无罪；军医没被指认出来，逃过一劫；几年后，马克·斯旺纳仍继续为中情局工作，没被起诉！案子差不多就此终结了。
在格拉纳下士的数码相机拍下的骇人照片中，其中的几张非常像是“冰人”。首先有一张照片是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露出迷人的笑容，弯身在贾马地伤痕累累的尸体上，比出大拇指朝上的手势。接着在冰人被移走前，格拉纳也加入留影行列，他在一张照片中对萨布里纳·哈曼露出赞许的笑容作为回应。当然了，奇普和其他夜班宪兵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类事情发生以及娴熟的处理方式，意味着1A院区牢房是个任何东西都可以不着痕迹静悄悄消失的地方。如果不是他们拍下这些照片、如果不是达比敲响了警钟，这个一度在秘密地方中发生的一切，将永远不为人知。
然而中情局仍然继续努力摆脱禁止刑求及谋杀的法律束缚，即使他们正在打一场全球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做法。讽刺的是，斯旺纳曾经承认，从那名被杀的幽灵人犯口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用情报。
里卡多·桑切斯中将受审
里卡多·桑切斯中将跟拉姆斯菲尔德一样曾大声承认他的责任，“身为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我承认必须为发生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事件负起责任。”但是这类责任必须承受相当后果，不能只是拿来在公开场合惺惺作态。人权观察协会将桑切斯中将列入必须为战争及刑求罪行受审的四大罪魁之一，该会在报告中指出：
桑切斯将军应为身为战争菲及刑求罪的首谋，或身为“指挥官责任”的追究对象而受调查。桑切斯将军授权使用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反刑求公约的讯问技术。根据人权观察协会调查，他明如或应知直属其指挥权贵下的军队犯下刑求罪及战争罪，却未采取有效手段阻止。
我在本书中安排桑切斯中将受审的原因是基于人权观察协会报告中透露的这项事实，“他颁布了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反刑求公约的讯问规则及技术，再者，他明知或应知直属其指挥权责下的军队犯下刑求罪及战争罪。”
由于数个月以来在关塔那摩监狱进行的讯问并未得到“可采取行动之情报”，因此阿布格莱布的人都承受了莫大的压力，不管要动用什么方法，他们都得从恐怖分子口中取得情报才行，而且是立刻就要。马克·丹那曾经透露，军事情报官威廉·庞塞（William Ponce）上尉曾寄出一封电子邮件给他的同僚，敦促他们在2003年8月中前交出一份“讯问志愿清单”。在这封邮件中，威廉上尉以阴沉的口吻预示了即将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的恶行，“面对被拘留者绝不需要手下留情”。并接着表示：“博尔茨上校（位阶第二高的驻伊拉克军事情报指挥官）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要这些人崩溃。我军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得开始搜集情报好让弟兄们能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攻击行动。”
2003年的8月到9月，新任关塔那摩拘留所指挥官杰弗里·米勒带领了一个专业军士参访团造访伊拉克。他的主要任务是要将这套新的铁腕政策推广给桑切斯、卡尔平斯基以及其他军官，根据卡尔平斯基的说法，“米勒将军明白告诉桑切斯，他要得到情报”，只有得到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高阶将领的明确支持，米勒才有办法指挥其他军官，而他所谓在关塔那摩的成功经验则是他受到支持的原因。
桑切斯在2003年9月1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正式列出了他的规定，提出的讯问手段比之前宪兵和军情人员运用的办法更极端。他清楚表示了他的目标，其中包括，“制造恐惧、让被拘留者失去判断力、造成被捕者的心理震撼”。这些由拉姆斯菲尔德通过米勒一路传递过来的新核准技术包括：
运用军犬：在维护讯问过程的安全性同时也利用阿拉伯人的惧狗心理达到威吓效果。犬只必须戴上嘴套，并由巡逻员随时控制，以避免和被拘留者接触。
睡眠管理：被拘留者24小时内最少可给予四小时睡眠，睡眠管理的持续时间勿超过72小时。
运用吼叫。响亮乐音及灯光控制囚犯：目的在制造恐惧、使被拘留者失去判断力及延长被捕者的心理震撼期。应控制在不造成伤害的程度范围内。
压迫性姿势：运用身体姿势（坐、站、跪、趴等）达成体罚效果，每次不超过一小时。使用一或多种姿势时，总时数不应超过四小时，每个体罚姿势间应给予适当休息。
欺敌：让被拘留者以为讯问他们的人不是美国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
施莱辛格报告指出，在桑切斯发布的讯问技术中有十几种超出《美国陆军战地手册》第三十四至五十二章中的容许范围，甚至比关塔那摩军事监狱里用的手法还要极端。2005年3月为回应来自FDIA的控诉，桑切斯的备忘录被公之于世;而就在一年前（2004年5月），桑切斯在对国会的宣誓证词中撒谎，说他从未下令或批准实施包括运用狗来进行威吓、睡眠剥夺、巨大噪声或制造恐惧等讯问手法。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桑切斯应该要受到审判。
关于下令虐囚之事，军方指挥层级到底直接参与到什么程度？英勇揭发虐囚恶行的乔·达比提供了来自士兵的观点：“没有一个负责指挥的人知道发生虐囚的事，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想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整个指挥层级的人都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忘记自己该做什么。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阴谋，事情很明白，这完全是疏忽之过。他们该死地竟然完全不知情。”由于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案中的角色，桑切斯被迫从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位置上提前退职（2006年11月1日），他坦承，“这是我提前退休的关键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引自2006年11月2日《卫报》报道《美国将领说阿布格莱布事件让他提前出局》）
杰弗里·米勒少将受审
人权观察基金会坚持，“身为受到严密控管之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营地指挥官，杰弗里·米勒少将须为该地发生的战争罪及刑求罪罪行负起潜在责任并接受调查”。再者，“他明知或应知直属其指挥权责下的军队对关塔那摩监狱被拘留者犯下刑求罪及战争罪罪行”。此外，“杰弗里可能建议伊拉克方面采取某些讯问手段，而这些讯问手段是导致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之战争罪及刑求罪罪行的最直接原因。”
杰弗里·米勒少将自2002年11月起担任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直至2004年4月成为伊拉克拘留任务副指挥将领，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2006年。他被派往关塔那摩是为了取代里克·巴克斯（Rick Baccus）将军，巴克斯将军坚持必须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指导原则，因此被上级认为他把囚犯们“宠坏了”。于是在杰弗里少将的—声令下，原本的“X光营”变成收容625名人犯、共400名宪兵和军情人员驻扎的“三角洲营”。
米勒是个革新者，他一手建立了专门的讯问团队，这是首次结合军事情报人员和宪兵防卫部队的创举，也模糊了过去在美国陆军中牢不可破的界限。为了了解囚犯脑子里在想什么，米勒十分倚仗专家，“他带进了心理学家、精神科学家等行为科学专家（来自民间和军方）。他们找出人的心理弱点，研究如何操纵犯人心理使他们愿意合作，搜寻人的精神和文化等几处脆弱面”。
米勒的讯问者利用犯人的医疗记录，试图让被拘留者陷入忧郁、丧失判断力，直到崩溃为止。犯人如果反抗，就让他们挨饿，一开始至少有14个人自杀，而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试图自杀的人数更是高达数百人。光是最近就有3位关塔那摩监狱的被拘留者用牢房里的床单上吊，没有一个人在被拘留多年后受到正式起诉。一位政府发言人没有看出这些自杀行为想要传达的讯息是绝望，反而谴责他们的做法是为了博取注意力的公关式举动。一位海军少将就极力主张这些行为不是绝望之举，而是“向我们发动的不对称战争”。
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正式授权使用连美军都禁止运用的粗暴讯问技巧，米勒的讯问团队变得更具侵略性。阿布格莱布于是成了米勒的新实验室，测试的假设是需要用什么手段才能从反抗的囚犯口中获取“可采取行动之情报”。拉姆斯菲尔德带着他的助手斯蒂芬·坎伯内（Stephen Cambone）到关塔那摩和米勒会面，目的就是要确定他们都在玩同样的把戏。
我回想起卡尔平斯基说米勒告诉她：“你得把犯人当狗看，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跟狗有丝毫不同，那么你从一开始就丧失对讯问过程的主控权了……这办法有效，我们在关塔那摩湾就是这么做。”
记录显示卡尔平斯基将军也说过米勒“到那里跟我说他要把拘留作业给‘关塔那摩化’（在阿布格莱布进行）。”帕帕斯上校也曾表示米勒告诉他用狗可以有效创造出有利于取得犯人情报的气氛，而狗“戴或不戴嘴套”都可行。
为了确保他的命令被执行，米勒写了一份报告并确保他所留下的团队都收到一张光盘，其中详尽列出必须遵守的指令。接着桑切斯将军授权执行新的严酷规定，规定中详尽说明许多被运用于关塔那摩的讯问技术。陆军退役将领保罗·克思清楚指出将关塔那摩策略运用在阿布格莱布所造成的问题，“我认为这造成了困惑，我们在阿布格莱布的计算机里发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备忘录，但那是写给关塔那摩的，不是给阿布格莱布。这造成了一些困惑。”基于上述所有理由，杰弗里·米勒将军被我们加入审判被告名单中，他们的罪名是“违反人性”。
在必须为阿布格莱布虐刑负起系统性责任的指挥阶层当中，位居顶端的是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以及总统乔治·布什，然而人权观察协会的控诉却在追究到这里之前却步了。但我不会有所迟疑。等一下我将把这两位加入我们在本书中举行审判的被告清单中。他们设定重新定义刑求的议程、搁置国际法提供给犯人的保护，并鼓励中情局对犯人运用一系列非法，致命的讯问技巧，只为了他们对所谓反恐战争的执著迷恋。
不过我们必须先进一步探讨下列问题：1A院区发生的虐待行为是否只是少数害群之马所为的单独事件？或者他们的攻击行为实属于更大规模的虐行模式的一部分，这个模式受到高层默许并被许多军方和民间干部广为运用在包括暴动嫌犯的逮捕、拘留和讯问过程之中。我的论点是，这是个由上至下开始腐败的堕落环境。
刑求无所不在，身体伤害当小菜
虐囚照片首次被公之于世的隔天，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坚持否认这类虐行是系统性犯罪行为，反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阿布格莱布七嫌”身上。他公开表示（2005年8月25日），“事实上我们针对阿布格莱布事件至少展开了15项调查行动，我们已经在处理了。我的意思是，不过就是几张随手拍下的照片，如果说这些事只发生在阿布格莱布夜班时间，事实也是这样，参加的人就只有一小群守卫而已，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不是什么更普遍的问题。”
他真的读过任何调查报告吗？单从我在这里概述过的几项独立调查的部分内容，就能明白看出犯下虐行的远不只是照片上出现的那几个来自1A院区的宪兵．这些调查指出，军事指挥官、民间讯问人员、军事情报人员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创造了酝酿出虐行的条件。更糟的是，他们甚至参与其中一些更致命的虐行。
我们也回想起施莱辛格调查小组曾仔细描述55件发生于伊拉克境内的虐囚事件，以及20件仍在缓慢调查中的被拘留者死亡案例。塔古巴报告也找到许多无法无天的虐行例子，说明了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系统性、非法的虐囚行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也曾告诉美国政府，美国许多军事监狱中被拘留者受的待遇已经涉及“等同于刑求”的身心压迫。
此外，红十字会的报告还指出，阿布格莱布的讯问人员用的方法“似乎是军事情报人员标准作业程序的一部分，目的是用来取得自白和情报”。而我们刚刚才读到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位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境内的军事监狱中曾发生超过600件以上的虐待案件。这些听起来像是少数害群之马在一个恶劣监狱的恶劣牢房里做出来的事吗？
在阿布格莱布之前被揭露的性虐囚事件
尽管军方和民间的行政指挥官都希望将伊拉克发生的虐待和刑求事件当作独立事件，是2003年秋天在阿布格莱布1A院区值夜班的少数不良军人的独立作为，然而新的陆军档案记录却揭穿这不实宣称。2006年5月2日，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公布的陆军档案记录透露，在阿布格莱布丑闻爆发的两周前，政府高层官员已经得知这些极端的虐囚事件。一份题为《伊拉克及阿富汗虐囚指控案》（Allegations of Detainee Abuse of Iraq and Afghanistan）、日期注明为2004年4月2日的情报文件中，就详尽记载了正在调查中的62件美军虐待及杀害被拘留者案件。
这些案子包括伤害、用拳头捶、用脚踢、痛殴、模仿死刑行刑、性侵害女囚、威胁要杀害一名伊拉克儿童以便“让其他伊拉克人知道教训”、把被拘留者衣服脱光、痛打一顿、用爆炸物吓他们、向铐上手铐的伊拉克儿童丢掷石块、用他们的围巾绑成绳结让他们窒息、讯问时用枪口对准被拘留者等。至少有26件的案子中涉及被拘留者死亡。在这些案子当中，有些几乎已通过了军法诉讼程序，虐行的范围超出阿布格莱布监狱，而触及美军基地克罗帕营、布卡营及其他位于伊拉克摩苏尔（Mosul）、萨马拉（Samara）、巴格达、提克里特（Tikrit）等地的拘留中心，以及位于阿富汗的奥岗-E（Orgun-E）军事基地。
针对由陆军准将理查德，福尔米卡（Richard Formica）所领导的第十二项军方虐囚调查结果，一份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在2004年初，美国特种部队持续运用严酷且未经授权的讯问手法对待被拘留者，为期长达四个月。这件事发生在2003年阿布格莱布虐囚案之后，而且这些讯问手法已经废止了。有些受到虐待的拘留者在长达十七天的时间里只得到饼干和水充饥，全身一丝不挂地被关在小到只容站立或躺倒的牢房里一个礼拜，饥寒交迫，得不到睡眠，承受着极端的精神负荷。尽管这些虐行被揭发，但没有一个军人受到处罚或至少受到申诫处分。福尔米卡认为这些虐待行为既不是出于“蓄意”，也不能怪罪于“个人失误”，而是“不当政策的失败”使然。在这个粉饰太平的看法之后，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补充说，“没人因为这样的对待而看起来憔悴不堪。”他的发言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海军陆战队冷血谋杀伊拉克人民
我在本书中一直将焦点放在了解监狱的恶劣环境如何让本性良善的狱卒堕落，但还有一个更大、后果更致命的环境，那就是战争。无论发生在什么时代、哪一个世纪，战争都会将平凡人、甚至是好人变成杀手。杀害他们的指定敌人，这就是士兵们受训练的目的。然而在战斗的极端压力下，在疲惫、恐惧、愤怒、仇恨及复仇火焰的熊熊燃烧下，人可能会在道德边界迷失，杀害敌军以外的平民。除非是严格维持军队的纪律，每一个军人都知道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起个人责任，并且行动受到上级的严密监督，否则一旦毫无节制地释放出愤怒，他们就可能会做出强暴杀害敌方军民的恶行。我们知道在越南美莱村以及其他不甚广为人知的军队屠杀事件中，例如美军猛虎部队在越南所干下的屠杀行为里，这类人性迷失都真实地存在。上面提到的美军精英战斗部队，在越战期间曾以长达七个月的时间持续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悲哀的是，战争的残酷从战场蔓延到家乡，并重新在伊拉克上演。
军事专家警告，由于在不对称的战事中，军人们作战的对象往往是四处流窜的敌人，在这样的压力下，维持纪律会越来越困难。所有战争都曾发生过战时杀戮，绝大多数的侵略部队都曾犯下这类暴行，即便是高科技部队也一样。“战斗会带来压力，以平民为对象的犯罪行为就是典型的战斗压力反应，如果你让够多的士兵参与够多的战斗，其中一些人就会开始谋杀平民。”这是一位华盛顿军方的资深官员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