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演员扮演虚构人物时，常常必须演出与他们人格认同相异的角色。他们按照演出角色的需求，学习说话、走路、吃东西，甚至是思考和感觉。演员的职业训练使他们得以维持人物角色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区隔，将自我隐藏在幕后，在幕前演出和真实自我大不相同的角色。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都会遇到界限模糊的时候，在戏落幕或电影杀青后仍然走不出剧中人的阴影。他们全神贯注于角色的内在强度，而让这股强大力量指挥舞台下的人生。观众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演员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角色占据。
要解释戏剧化角色最后“弄假成真”的效应，英国的电视“真人实境秀”《乡郊大宅》（The Edwardian Country House）有个很棒的例子。该电视剧从约800名应征者中选出19个人，在优美庄园里担任英国仆役的角色。根据剧中的时代设定，扮演管理仆役的总管一职的人，行为举止必须遵照严格的阶层制度，可是演出者却被自己能轻易变成专制总管这件事给“吓到了”。这名六十五岁的建筑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无法接受自己可以轻易对他管理的仆役施加绝对权力，“你突然明白你不用说话，只需要动根手指他们就会乖乖听话了。这想法很吓人——令我毛骨悚然。”而一位扮演女仆的女性，在真实生活中担任旅游信息处官员，她开始觉得自己像隐形人一样无足轻重。她描述她和其他人如何快速适应仆役的角色，她说：“我先是惊讶，然后就感到害怕了。全部的人都变得低声下气，我们很快学会了不要回嘴，而且觉得自己是卑下的。”
典型的情况是，角色和特殊的情境、工作、职务是相连的，比方说教授、门房、出租车司机、牧师、社会工作者或色情片演员都是如此。人处在某个情境时就会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在家、在学校、在教堂，在工厂或是在舞台上时，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而通常处在“正常的”生活中时，角色就会被抛在一边。然而有些角色会不知不觉渗透进入你的生活。这些角色不只是偶尔演出的剧本而已，它们会在大多数时候变成你。即便一开始我们只承认它们是人为的、暂时的、受情境限制的角色，但它们仍被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变成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邻居、老板、劳工、助人者、医治者、娼妓、士兵、乞丐及其他许许多多角色。
更复杂的是，我们都必须扮演多重角色，有些角色相冲突，有些则可能挑战我们的基本价值与信念。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例子，当初一开始我们只是用“不过是个角色”来和真实个人做区别，但是当角色行为得到报偿时，却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就像“班上的小丑”虽然赢得他无法用特殊学业表现得到的注意，可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有人认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开始时可以用怕羞来避免笨拙的社会互动，这时羞怯是一种情境式的笨拙，但是当怕羞的次数多了，原先只不过是扮演角色，最后却真的成了怕羞的人。
挫败感也是如此。当人们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为才是适当、被期待及获得强化的等等，这时候人们就可能做出很糟的事来。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却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的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于是好丈夫也可以毫无罪恶感地演出奸夫的角色，圣徒可以是一辈子的鸡奸者，亲切的农场主人可以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子。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塑我们的看法，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或护士角色，他就可能会为了学生及病患的利益终其一生牺牲奉献。
角色过渡：从医治者变成屠夫
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纳粹党卫军医师，他们的角色是在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处决或“实验”的人犯。而在经过重新社会化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常态的医治者角色，完全进入杀人共犯的新角色当中。基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有所作为的群体共识，他们接纳了几个极端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事实——身为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的共犯。要理解这段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社会心理学者利夫顿。
刚进入这环境的新医生，一开始一定会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感到惊骇，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些事？”一个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对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是在粪堆里苟延残喘还是乘着一团毒气到天堂去？于是这个新人就会完全被说服了。面对严酷的生命现实时，大屠杀是每个人都被期待去适应的手段。
将犹太人灭绝计划塑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心理学目的有两个：“它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而且从根本上把焦点锁定在问题的解决。”于是它把整件事变成一桩有待解决的难题，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以来达成这个实用性目标。这样的理智训练，让同情与怜悯从这名医师的日常巡诊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选人犯进行毁灭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极端的邪恶又息息相关”，这让高等教育的医师们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他们是谋杀共犯的事实。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于是在不同时间里，同一位医师身上可以存在着残忍与高贵的极端特质，这必须召唤“存在于自我中两个彻底不同的心理丛结：一个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以及身为‘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为基础，另一个则是建立在‘与普遍被接受价值极端不同的（纳粹一奥斯维辛）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些双重倾向日复一日地来回摆荡。
角色互动及其脚本
有些角色要求相对的伙伴关系，就像狱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愿意扮演狱卒，否则一个人无法成为囚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没有手册教你该怎么做。回顾第一天狱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轻浮举止，只是因为两方都正在适应这个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随着以狱卒一囚犯共生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差异愈益明显，我们的实验参与者也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狱卒，一开始根据的脚本是来自于实验参与者自身关于权力的经验，包括观察父母之间的互动（传统上，父亲是狱卒，母亲则是囚犯），以及自身对医生，教师、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回应，最后，通过电影中对监狱生活的描绘而刻画在他们脑海中的文化铭印，也是脚本的来源之一。社会已经帮我们做了训练，我们只需要记录下他们演出角色时的即兴程度，就可以取得资料。
许多的资料显示，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反应，实际上都曾在某个时候远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这些反应渗透到囚禁经验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开始，有些狱卒的反应受到我们的说明会影响，在会中，我们曾大略提及为了模拟真实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氛围。但无论这个舞台环境对于当个“好演员”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种一般性要求，当狱卒私下独处，或是相信我们没有在监看他们时，这些要求理应不会有效。
实验后的报告告诉我们，单独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头的厕所时，有些狱卒会特别残暴，他们会把囚犯推进便器中，或是推到墙上。我们观察到最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时间，如我们所知，狱卒们认为这时候他们不会被我们监视或录音，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实验“关闭”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看到，尽管囚犯们不反抗，而且随着这场狱中灾难达到顶点而露出颓丧迹象，狱卒对囚犯们的虐待还是每天不断推陈出新、愈演愈烈。在一场录音访谈中，一位狱卒笑着回忆，实验头一天他还曾经因为推了一个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却已经对推挤和羞辱他们毫无感觉了。
克雷格敏锐分析了狱卒的权力转变。他仔细回想进入实验没几天后，他和其中一位狱卒之间发生的冲突：
在实验开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狱卒们都曾做过访谈，虽然为时短暂，但我觉得自己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他们。也许因为这样，尽管他们的行为随着实验进行越来越极端、嗜虐，但我对他们是真的毫无敌意。不过很明显的是，因为我坚持和囚犯们私下谈话——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们进行咨询，而且偶尔也会吩咐狱卒们停止一些特别严重且毫无理由的虐待，所以他们把我当成背叛者。因为这样，有一位狱卒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我和他的互动：“那个心理学家离开（咨询）办公室前责备我铐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气愤地回答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而且这是我的事，不管怎样都和他无关。”他的确这样告诉过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颠例过来，是我协助创造了这个模拟环境，现在我却因为无法支付这些新规范，而被一个我随机分派角色的狱卒戗得哑口无言。
谈到狱卒说明会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才想起我们完全没有为囚犯办任何说明会。那么当他们私下独处时，当他们脱离不间断的压迫时，他们都做些什么？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去认识对方，或谈论跟监狱无关的现实生活，而是非常着迷于当下处境的各种变化，他们增饰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与之疏离。狱卒们的情形也一样：从他们私下在寝室或在准备轮班、换班空当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他们彼此很少聊和监狱无关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关于“问题囚犯”、狱中即将出现的麻烦或对工作人员的反应——完全不是人们认为大学生在休息时间会讨论的话题。他们不开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狱卒面前流露出个人情绪，原本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这些方式让形势愉快点，或是跟角色保持点距离，却没有这么做。回想一下克里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谈到她见到的那位亲切、敏感的年轻人，一旦穿上制服进入他在牢场的权力位置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粗野残暴的西部牛仔。
扮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成人角色
在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的最后教训之前，我想要再提出两个最后的观点来讨论角色权力及运用角色来正当化违法行为。我们现在先跳出狱卒与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顾一下几个角色：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假释委员会的委员长、公设辩护律师，以及在探访夜出现的父母。父母们不仅觉得我们展示的监狱情境良好、有趣，还允许我们将一系列武断独裁的规定用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信任他们会好好扮演深植于内在的角色——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我们同样也知道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其实只要有一个狱卒离开牢房，囚犯与狱卒的人数比甚至可以达到九比二，他们却不曾反抗。这类暴力不属于他们从小习得的角色行为，却可能是出身较低阶层的实验参与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较可能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囚犯们曾经策划要发动人身攻击。
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且阻止其他现实情况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亲向我们抱怨他的情绪不佳时，我立刻动员了我的制度性威权角色回应并挑战她的观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个人困扰，所以他的情绪状态完全和监狱的运作问题无关。
回溯我当时的反应，我的角色从一个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师，成为一心只顾搜集资料的研究者、麻木无情的警务长，这样的转变最令人痛苦，在这个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适当的怪事，我狠心打断了一位母亲的抱怨，而她的确有理由抱怨;当帕洛阿尔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绝将我们的囚犯移到市立监狱时，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想我会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接纳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让监狱尽可能正常运作。但也由于接纳了这角色，我只关注“我的监狱”的安全和维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达到崩溃边缘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有中止实验的需要。
角色的过错与责任
我们可以深深沉浸在角色之中，又能在必要时将自己和角色区隔开，也因此，当我们由于身为某个角色而犯下过错时，很容易帮自己撇清个人责任。我们拒绝为行动负责，将责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说服自己本性和角色没半点关系。这种说法显然和纳粹党卫军领导人在纽伦堡大审时的开脱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只是照命令行事。”只不过辩护的理由变成：“别怪罪到我身上，我不过是做我当时那位置上的角色该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赫尔曼和克莱416曾经接受过一次电视访问，我们回想一下赫尔曼当时如何合理化他对克莱的虐待行为。他声称自己只是在进行“属于我的小小实验”，目的是观察要把囚犯逼迫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们造反或是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他主张自己的严酷行为是为了刺激囚犯们变得更好，而残暴的主要报偿就是囚犯的起义。这个事后合理化有什么样的谬误呢？从他处理克莱416香肠造反事件的方式还有“中士”的反抗辱骂，我们可以轻易看出端倪。赫尔曼并没有赞许他们起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原则，反而是大发雷霆，变得更极端、嗜虐。赫尔曼彻底运用身为狱卒的最大权力，做出远超出情境的需求，只为制造自己的“小小实验”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乐趣。
为了进行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效的回溯性调查，赫尔曼和道格8612曾在最近接受《洛杉矶时报》的访谈，而他们都用了类似理由来说明当时的行为——一个自称“残酷”，另一个人则用“疯狂”来形容；他们的理由则是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取悦我。”也许他们所扮演的正是日本电影《罗生门》里的新角色吧，如同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对事实有一套不同观点。
匿名性及去个人化
除了规定和角色权力之外，由于制服、装束和面具的采用，掩盖了每个人的一般面目，从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现并降低了个人责任归属，情境力量也变得更有权威性。当人在情境中觉得自己拥有匿名性，也就是觉得没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所以也没有人会在乎）时，反社会行为就比较容易被诱导出现。假如情境本身又允许个人冲动、服从指令，或者鼓励建立一些一般情形下会受鄙视的行为方针，情况更是如此。银色反光太阳镜就是这种工具，它让狱卒、典狱长和我在与囚犯往来时显得更高不可攀、更缺乏人情味。制服则赋予狱卒一个共同身份，必须称呼他们“狱警先生”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去个性化助长了暴力、破坏公物、偷窃等越界行为（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进一步讨论），尤其当情境支持这类反社会行为时，这对孩童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成人。在文学作品，如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苍蝇王》中找到这类过程描述。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他们的心智运作方式会改变：他们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反思。在这种状态中，导引他们行为不偏离社会正轨的一般性认知和动机激发过程已不再发挥作用。阿波罗式的合理性及秩序感被迫让位给戴奥尼索司式的过度放纵甚至混乱。接下来，人们不再考虑后果．发动战争就会变得像做爱一样容易。
于是我想起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的启发：“为了彼此斗争，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同一窝小鸡，脸上的颜色不会一样。”这是个妙喻，可以用来描绘去个性化在助长暴力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伊拉克虐囚监狱阿布格莱布中臭名远播的1A层，一位狱卒曾模仿摇滚团体“跳梁小丑”（Insane Clown Posse）以银色和黑色彩绘自己的脸，当时他正在值勤，并且为了拍照而摆着姿势，因而拍下了一张记录虐囚事件的照片。关于去个性过程如何参与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我们稍后还会有许多讨论。
认知失调对邪恶的合理化
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产生认知失调。行为与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它会强而有力地刺激个人改变公共行为或是私人观点，以降低失调程度。人们将会竭尽所能，力求拉近信念与行为的差异，以达到某种功能性统一。差异程度越本，达成调和的动机就越强，而人们也会期待看见越极端的改变。如果你有许多好理由去伤害一个人，反倒很少会出现失调，比方说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为军人的职业要求你得听从权威者命令行事，或者从事违背你和平信念的行动可以得到丰厚报酬时。
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从事这类行为的正当理由减少，失调的效应却会开始增强。好比说你只为了微薄报酬去做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你的生命不受威胁，提供给你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或是不妥当，失调情形就会变严重了。在人们拥有自由意志时，或者当情境压力迫使他从事与信念不符的行动，但是他或她一时失察或无法全然赞同这样的行为时，失调程度会升高，试图去降低失调的动机也会最强。如果与信念不符的行为属于公开行为，否认或修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改变的压力会施加在认知失调方程式中较软性的元素上，也就是属于内在、私密的部分，亦即价值、态度、信念，甚至是知觉感受上。有大量的研究可以支持这样的预测。
认知失调是如何刺激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身上所看见的改变出现呢？他们从事长时间且辛劳的值班工作，完全出于自愿，只为了一小时不到2美金的微薄薪水。他们很少得到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扮演这个困难的角色。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穿上制服、出现在牢房中，或者足有仟何其他人在场，不管那个人是囚犯、他们的父母或是访客，他们就必须一贯维持每天轮班八小时的狱卒角色。他们不当班时，有1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远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日常工作，然而16个小时后，他们还足得回到角色里。这样的情境是导致认知失调的强大源头，也许就导致狱卒内化其公共角色的行为，并且造成他们用私人认知和情感回应方式来自我合理化，因而使得独裁及虐待行为日益增加。
更糟的是，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他们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更觉得必须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做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及道德主张的事。在许多情境中，认知失调的情形被承诺掩盖，因此让明智的人受蒙骗，做出非理性的行动。社会心理学提供许多证据，证明这种情形可以让智者做出蠢事、清醒的人行事疯狂、道德的人行为下流。做出违背信念的事情后，人们总会提出“好的’理由为自己无可抵赖的作为辩解。相较于合理化——替自己的私人道德观与实际行动间的矛盾开脱——的功力，人们的理性能力反而是差了点。借着合理化，他们可以说服自己和别人，主诉他们的决定都经过理性考虑。然而人们对于自己在面临失调时那股维持一致性的强烈动机，却是一点也不敏感。社会认可的力量
还有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影响人的行为，不过人们对此同样毫不察觉：社会认可的需求。人们需要被人接纳，被人喜欢，被人尊敬，这意味着行为要看起来正常、恰当、符合社会期待。这股力量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会优先服从陌生人告知的正确行为，即便那些行为极端地愚蠢怪异。我们嘲笑着向我们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戏”节目，却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成为整人游戏“主角”的次数有多频繁.
除了认知失调效应之外，我们的狱卒也同样受到服从的压力。来自其他狱卒的群体压力强化了当一个“合群的人”的重要，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以各种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好心的狱卒成了群体中的异类，值班时，他被排除在其他狱卒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个班次中，严酷的狱卒总是会成为至少—位其他狱卒的模仿对象。
现实的社会建构
狱卒们身穿军装风格的制服，囚犯们则穿上皱巴巴、别上身份识别号码的罩衫，前者所得到的权力感和后者感觉到的无权感彼此相称。尽管狱卒和囚犯的装束不同，狱卒们配有警棍、哨子和遮住双眼的太阳镜，囚犯们则佩戴脚镣以及盖住他们长发的头罩，但造成情境上的差异并非来自服装或硬体装备的差异，反而是必须从心理元素中，亦即调查群体各自对这些装束的主观意义建构，才能找出权力的来源。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诠释既定的行为环境。人们赋予这情境中各种要素意义，而正是这些意义，创造了情境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质，社会现实也是人们对情境，对目前行为阶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参与了各种心理过程。这类心理表征也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让它们符合行动者的期望及个人价值观，或者与之同化。
这类信念又创造了期望，当期望变成自证式预言时，期望就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举个例子，在一个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以及小学校长雷诺，约可布逊（Lenore Jocobson）所执行的著名实验中，当老师们被引导相信小学班级里的某些孩童是“资优儿童”时，这些孩子的确开始在学业上有杰出表现——即便研究者不过是用随机方式挑选出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在研究中，老师们对这些孩子潜能的正面看法，回过头来修正他们对待这些孩子们的方式，因此促进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这些普通孩子成为他们的期望——课业表现杰出的人，因而证明了“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令人难过的是，老师也会预期某些类型学生会有较差的学业表现一—比如弱势背景的学生，甚至在班级里的男学生。老师们对他们无意识的对待方式，证实了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这些学生表现得比他们实际能力还差。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自愿的学生原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只是在一份受试者选择表格上头承诺会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实验而已，没有人威胁或者规定他们一定得关在监狱里。这份合约是由大学里的研究者、大学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以及大学学生三方所签署，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一开始的预设只是希望学生们是在自由意志下参与，并且随时可选择中止实验。然而事实上，事态发展到实验第二天就非常明显了，囚犯们开始相信这真的是座监狱，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而已。听了道格8612的嘲讽之后，他们说服自己没有人可以冼择离开。也因此，他们没有人曾经说过：“我要中止实验。”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离开的策略变成是用极度的心理忧郁来消极地迫使我们释放他们。他们认为，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牢牢钉在压迫性的情境中，而这情境是由狱卒们任意、恶劣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在这个研究中，还有另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在假释听证会结束时囚犯们终于得到“假释谈判”的机会。在我们制定的情境架构电，如果囚犯愿意放弃他担任“囚犯”赚到的全部酬劳，我们有权通过假释委员会的运作让他获得假释。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勉强接受这个谈判结果，自愿放弃他们这几天实际担任“研究受试者”的所有酬劳而离开，即使如此，那时候也没有人尝试要“中止实验”。囚犯们宁可接受假释建构出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基于个人最大利益采纳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现实。他们每个人都允许自己被铐起来、用头套罩住，然后从最接近自由的地方被带回到地牢里。
去人性化：否定他者价值
杀越南鬼子献真神。
——一名越战美军写在头盔上的一句话
人对人类手足能做出的极端恶行，莫过于剥夺他人人性，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去人性化过程让人失去存在价值。当我们认为“他者”不具有跟我们一样的感觉、思想、价值以及存在目的时，我们就是将他者去人性化。通过感情的理智化、否认及孤立等心理学机制，我们从意识中贬低或是抹消掉这些“他者”与我们共享的人类特质。相对于人性关系中的主体性、个人性和情感性特质，去人性化关系的特质则是客体化、分析式，而且缺乏情感或移情作用。
用马丁·布贝尔的话来说，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你（I-Thou）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一它关系（I—It）。随着时间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为者（agency）会被吞没进人负面性的经验，造成“我”发生变化，并且产生出客体与客体间或施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它一它”关系。于是人们通过标签、刻板印象、标语和形象宣传的方式，助长了将某类他者视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无之人或者是“禽兽”的错误概念。
当施为者在紧急情况、危机发生，或是需要侵入他人隐私领域时，的确有必要暂时搁置正常的情感回应，因此有时候去人性化过程也可以发挥适应的功能。例如外科医师执行危及他人性命的手术以及担当第一线救人任务时，他们就必须如此。而当工作的工作量或日常计划必须接待大量的人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在某些照顾专业如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和医学专业里，这过程有个专门称呼：“疏离的关怀”。这时的行动者被放在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得将客户去人性化，一方面又需要给予他们协助或治疗。
然而针对被过度客体化的对象，去人性化过程往往会助长对他们的虐待和破坏。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狱卒竟会这样描述他们的囚犯——那些只因为掷铜板时运气不佳，因而没能穿上狱卒制服的大学生：“我叫他们互相叫对方的名字，然后徒手把厕所打扫干净。事实上我根本就把这些囚犯当成‘畜牲’，而且我—直觉得他们会对我不利，所以得看好他们。”
或者是另一位狱卒的告白：“这些囚犯穿得—身破烂，整个牢房里充满了他们身上发出的恶臭，实在很让人厌恶。只要下个指令，他们就会彼此杀红了眼，我就等着看好戏啰。”
斯坦福监狱实验创造出一种去人性化的生态，就像真的监狱里会出现的情形，而这是通过许多直接且不断重复的信息而逐渐形成。囚犯从一开始失去自由，接着失去隐私，最后失去个人的身份意义，一连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去人性化过程。这过程将囚犯从他们的过去、社群以及家庭中割离，然后由当下现实取代了正常的现实。当下现实迫使他们和其他囚犯们一起生活在毫无特色的小牢房里，完全失去个人空间，而来自外在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狱卒们的独裁决定则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正如所有监狱中都有一些隐约的压迫，我们的监狱也不例外，在这里，情感被压抑、禁止，而且受到扭曲。才不过进入监狱短短几天，温柔呵护的感情就从狱卒和囚犯们身上消失了。
在制度性的环境中，人类被禁止表达情感，因为它们代表了冲动的个人反应和不可预期，然而制度性环境却只期待一致性的集体反应。狱卒们通过各种对待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贬低人格的制度性程序也在去人性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然而囚犯们也马上将自己加入去人性化的过程里，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反应，直到“崩溃”为止。情感是人性的基本要素，但在监狱里，压抑情感却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因为情感是脆弱的象征，流露情感形同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将更完整讨论去人性化过程和道德撤离的关联，以及其对人性的破坏效果。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意外发现
在实验结束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意外——美国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及纽约州阿蒂卡监狱（Attica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屠杀事件，使得我们的实验成为邪恶心理学的主要范例。原本这个小小学术实验只是用来检验情境力量的理论想法，但这两个事件却使这个实验受到全国性的瞩目。在这里，我只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及我的角度，概略叙述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关键面向。关于更完整的细节以及大约同时兴起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激进学生团体“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
斯坦福监狱实验被迫中止的隔天，在圣昆监狱一场声称由黑人政治激进分子乔治?杰克逊领导的逃狱行动中，有许多狱卒和囚犯遭到杀害。三个礼拜后，在美国东岸纽约州北部的阿蒂卡监狱也出现了囚犯暴动。囚犯控制了整座监狱，并劫持了近40名狱卒和一般工作人员为人质，整个事件持续了五天。他们要求改变压迫的处境及去人性化待遇，但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并未选择进行协商，反而下令触动该州的警力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夺回监狱。州警部队在牢房中枪击和杀害了40名以上的狱囚及人质，并造成多人受伤后，整个事件才落幕。由于两个事件发生时间相当接近，监狱现况于是成为当时舆论的关注焦点，基于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心得与认识，我受邀在几个国会委员会中提出证词。我也成为参与圣昆廷监狱屠杀时间的六名囚犯之一的专家证人。而大约在那段时间，有位曾看见我和圣昆廷典狱长进行电视辩论的媒体记者，决定要在国家电视频道【1971年美国电视频道NBC的节目《年代报导》（Chronolog）】中，制作一部关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纪录片。美国《生活》（Life）杂志的一篇特别报道也迅速跟进，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结束了，但现在又继续上路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其代表的时代氛围
在我们的模拟监狱中，学生囚犯和狱卒受到经验诱发而出现性格上的转变，为了更充分评鉴性格转变的程度，我们有必要考虑60年晚期及70年代早期的美国时代氛围。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思潮是拒绝威权、“不要信任大人”（trust no one over thirty）、反对军队及工业化，参与反战示威、加入民权及妇女权益促进行动。那是个年轻人起而造反、反抗来自父母和社会死板教条的时代，而那些教条曾在50年代桎梏了他们的父母。那是性、毒品和摇滚乐的实验年代，年轻人蓄着长发，高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也是个嬉皮士的年代，为了爱和存在而静坐抗议的时代，是头上戴几朵花去加入旧金山反战青年“花孩儿”（flower child）行列的时代，是和平主义者的时代，更是个体主义者的时代。那一代人的智性导师——哈佛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曾经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处方，里面包含三重指引：别管传统社会说什么、尝试看看改变心智状态的药丸、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由于诉求激烈反抗各种不正义及压迫，青年觉醒运动（Youth Culture）的兴起格外关注越战中发生的各种不道德行为，他们抨击每天清点敌人尸体的可憎行为，抗议执政当局不愿承认错误，并从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中撤退。这些价值风潮在欧美引燃一波又一波的青年运动。相较于美国的理念，欧洲人甚至更激进地挑战社会建制。他们公开反叛政治及学术霸权。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和意大利米兰的学生们“架起了路障”，直接反抗他们视为保守、反动的现行体制。他们之中有许多是挑战法西斯主义者，也强烈谴责昂贵的高等教育造成的不平等人学限制。
而身为一个群体，我们研究中的志愿学生正是来自强调造反、个人探索、否定威权和盲从的青年文化。因此我们原本预期实验受试者更能抗拒制度性的力量，拒绝服从我强制加诸于他们的“系统”支配。没料到的是，这些志愿者当上狱卒之后，竟然完全接纳了权力欲心态，然而当初让自愿者选择角色时，根本没有人愿意成为狱卒。即使是最苛酷的狱卒赫尔曼也宁可当囚犯，就像他告诉我们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嫌恶狱卒。”
几乎所有志愿学生都觉得他们比较可能在未来成为囚犯，毕竟他们上大学可不是为了当狱卒，但是哪天因为犯了什么小罪而被逮却不是不可能。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这些被指派为狱卒的人并不像他们后来的表现那样具有虐待或支配倾向。当他们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并没有任何伤害、虐待、支配他人的嗜好。如果说有，那也是贴近符合当时社会氛围的倾向一一关怀他人。同样地，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期扮演囚犯的学生会如此快速地崩溃，他们的心态和身体健康状况在开始时都十分健全。因此，当完全不同时代的研究者试图复制这个研究时，他必须牢记这个时代和文化的脉络，这点非常重要。
系统的影响为何最重大？
我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的最重要一课是，情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让系统能够顺利运作。在大致介绍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有情境特质之后，我们发现有个关键问题很少人提出：“是什么或者是谁造成这些事情发生？”谁有权力规划设计出这个行为环境，并且用特殊方式维持它的运作？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必须为结局与后果负责？谁得到成功的功劳，谁必须为失败受责？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最简单的答案——是我。尽管如此，如果处理的是复杂的组织，比方说失败的教育或矫正系统、腐败的大型企业，或者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创造出的系统，回答这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系统权力是授权或是制度化许可，包括授权和许可从事规定下的行为、禁止及惩罚违背规定的行为。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威权”，这更高的威权批准新角色的扮演、新规定的服从，也批准从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规范及伦理道德限制的行动。这些批准通常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出现。而意识形态是种标语或主张，通常用来合理化为了达到某个至高目的所需采取的任何手段。因为意识形态对处于某个特定时空的大多数人来说“正确无误”，因此通常不会受到任何挑战甚至质疑。当权者将政治纲领包装成善良、正直的，使它看似珍贵的道德律令。
设计出来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政策及标准运作程序，是组成系统的基本要素。由于意识形态被人们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系统程序因此被视为合理而正确。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从地中海到拉丁美洲世界都受到法西斯军阀统治，当时的独裁者总是以防卫“威胁国家安全”势力的需求来强化建立军备的号召，以对抗他们声称来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威胁。为了除去威胁，由军警执行、国家批准的严刑拷打成为必要行为。法西斯意识形态也正当化行刑队对所有疑似“国家公敌”者的暗杀行动。
而在目前的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势力对人民已经造成恐吓效果，使得他们愿意牺牲基本人权来换取安全的假象。这种意识形态接着正当化对伊拉克发动的先迫性侵略战争。而由当权系统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又继续创造一个次级系统，即管理战争、国土安全，军队监狱的次系统，或由于缺乏严格的战后计划，而导致上述事项的失于管理。
我对乔治·奥韦尔在其经典名著《一九八四》”中概述的洗脑策略与技巧一直抱持浓厚的学术兴趣，因此，我原本在我的专业生涯中应该更早意识到系统权力存在才是。系统最终会粉碎个体的开创动力并抵抗系统入侵的意志，而“老大哥”指的其实就是系统。然而许多年来，由于原始对话的整理是以天性式对上情境式的竞争作为诠释人类行为的框架，因此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众多讨论中连一个系统层次的分析都找不到。我忽视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竟没有考虑到这框架背后的提供者——系统。直到我参与了一项调查，开始了解到导致许多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队监狱中普遍存在虐待事件的动力后，才终于注意到系统层次的分析。
诺贝尔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表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剧并不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而必须归因于“官方管理”的系统性问题。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的最高主管不顾工程师的质疑，也无视“挑战者”号制造者对某个关键零件（也就是后来造成灾难的瑕疵O形环）的安全性曾表示过关切，坚持发射航天飞机而造成了悲剧。费曼认为，太空总署的动机很可能只是“为了确保太空总署的管理无懈可击，以保证经费无虞。”“在稍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采取系统与情境同样重要的观点，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斯坦福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中错误是如何造成的。
美国太空总署为了实现其出于政治动机的口号“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统性的失败，相对于此，纳粹大屠杀系统却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内阁、国社党政客、银行家、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医生、建筑师、化学家，教师、列车长以及更多参与者，这些人组成一个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统，为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及其他国家敌人，每个人都在他们全力以赴的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有许多事必须要做，兴建集中营、处决营，以及他们特殊设计的火葬场，新形态的致命毒气也必须开发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传专家必须制造各种形式的宣传晶，通过电影、报纸、杂志、海报等宣传，将犹太人视为敌人、诋毁、去人性化。教师和传教人员则负责教育年轻人成为盲目服从的纳粹党员，让他们可以正当化自己在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时的行为。
这些人开发出一种新语言，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字眼包装人性的残酷与败坏，这些话像是Sonderbehandlung（特殊待遇）、Sonderaktion（特殊行动）、Umsiedlung（迁移）以及Evakuierrung（撤出）。“特殊待遇”是种族灭绝的代号，为了使用上的效率，有时会缩写为SB。纳粹党卫军头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份声明中略述安全性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般方式处理的人以及必须给予特殊待遇的人，这两群人之间必须做出区分。后者所涵盖的对象由于极端令人反感、极具危险性，并且极可能成为敌人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是予以根绝的适当人选，不须给予人性尊重与同情对待（根绝方式通常为处决）。”
许多纳粹医师受征召参与挑选集中营囚犯以进行处决及实验的任务，他们时常必须面对忠诚度分裂的问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这些纳粹党卫军医师面临救人与杀人的誓言相冲突，似乎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仁慈之间。然而这道鸿沟却无法弥平，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个集体产物。”
第11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Ⅱ：伦理学及拓展研究
我们已走得太远，远行的动力接管了我们：我们徒然地朝永恒迈进，像不能暂缓、无从申辩的刑罚。
——汤姆·司托帕，《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施特恩已死》，第三幕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Act 3 1967）
我们看见了斯坦福模拟监狱的动力如何接管了墙内的人生，被动力接管的下场大多只会更糟。在前一章中，我描绘了一个粗略的答案，试图解答出现在人们身上的极端转变是怎么发生。我特别指出情境性和系统性的力量如何串连运作，从而导致人性的败坏。
我们年轻的研究参与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品行偏差。我们的实验程序反而可以确保他们原本都是一匹白布，进入实验后才逐渐被情境染缸里潜移默化的力量玷污。相较于真正的国民监狱和军队监狱，斯坦福监狱算是相对良善的环境了。不过这些志愿参与者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在这环境中的变化，的确是以各种方式作用于许多情境中的已知心理过程造成的：只不过在强度，广度和持久度上略逊一筹而已。他们陷入所谓“总体情境”中，这个情境的影响力更甚于我们可以任意来去的大多数一般情境。
请各位思考一下这个可能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或我们的内在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以是圣人，也可以是罪人；可以是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驯服或支配，清醒或疯狂，善良或邪恶。或许我们生来都拥有各种可能，只是依据支配我们生命的社会或文化环境差异，才启发开展出每个人不同的特质。我要主张的是，人的堕落潜能就存在于使人类做出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演化、发育，适应，竞争的复杂发展与特质化（speddizadon），我们每个人都是此一过程的末端产物。由于人类在语言，推理、创造及对更美好未来的想象力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学习力，因此人才取得万物之灵的地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完全发挥他的技巧、天赋及特质，以便超越仅求温饱的处境，创造出更繁荣完善的人类处境。
人类从完美到堕落
我们世界的邪恶滋生于何处？平凡人是不是因为环境对人的本性有选择性诱惑，而做出恶劣的行为？接下来我将用几个一般性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重新将焦点重回斯坦福监狱实验，探讨令正常人堕落的心理过程。人的记忆力使我们能够从既往的错误中学习，然后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然而记忆也为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让人类学会妒忌、报复、习得的无助感，以及反复舔舐伤痕后所滋生的沮丧与消沉。同样地，我们运用语言和符号的卓越能力，让人们能跨越的空，以个人的或抽象的方式彼此沟通。语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计划及社会控制的依据。然而随着语言而来的是耳语、谎言、夸大不实的宣传、刻板印象以及强制的规定。人类杰出的创造天赋让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文学、戏剧、音乐、科学，以及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发明。可是同样的创造力也可以反过来用于发明刑求室及各种酷刑、偏执的意识形态以及效率无比的纳粹大屠杀系统。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特质都包含了负面对立面的存在可能，正如爱一恨、荣誉一傲慢，自我尊敬一自我厌弃等二元对立。
人类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来自于与他人建立联结、共同合作及接受群体规范的欲望。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归属感的需求可能反过来变成过度顺服，并造成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敌意。此外，人类对于自主性、控制的需求，以及朝自我导向和计划性行动的种种核心力量，也可能导致滥用权力支配他人，或陷入习得的无助感无法自拔。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三种可能导致正反效果的需求：首先是对于一致性及合理性的需求。这项需求给予我们生活的指引睿智且意义深长，但是承诺的不协调也可能迫使我们美化及合理化错误的决定，例如囚犯们原本应该选择离开监狱，结果却待了下来，以及正当化虐行的狱卒．其次是，我们需要认识、了解我们的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这项需求孕育了人类的好奇心、科学发现、哲学、人文学科和艺术。可是当环境反复无常、专制武断因而让人无法理解时，也可能让这些基本需求反过来让人产生挫折感并造成自我孤立（正如我们在囚犯身上所见到的）。最后，对于刺激的需求触发人从事探索及冒险，但是当我们被迫置身于稳定的环境中时，这项需求也可能使人对无聊难以招架，无聊接下来改变激发行动的强力动因，正如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看见的，值夜的狱卒开始拿囚犯当作取乐的“玩物”。
尽管如此，我们得澄清一个重点：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不表示可以拿来当作“发生什么事情”的借口。心理学分析并不是一门找理由的学问。当犯下不义和不法行为时，个体和群体对他们的共谋以及犯罪事实仍然负有责任及法律上的义务。然而在决定刑罚的严厉程度时，还是必须把造成他们行为的情境和系统性因素纳入考虑。
由于针对情境力量在形塑人类思考及行为的影响力，已有大量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主张及延伸论点，我们即将在接下来两章中回顾探讨．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头处理一些斯坦福监狱实验提出的最后关键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受苦是值得的吗？人们毫无疑问在实验中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使人受苦的人也必须去处理认知的问题，因为他们长时间造成他人痛苦与羞辱，行为的严重度早已超过角色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本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中的伦理议题。正如但丁在作品《地狱》中表明，美德不只是对恶行的消极抑制，而是要积极行动。我在本章将探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行动瘫痪是如何发生的，而在下一章中思考利天下而不为的行为，亦即当消极旁观者在有人需要帮助时未能伸出援手的作为所具有的广泛意涵。
除了处理疏忽的伦理过失以及绝对伦理的议题外，还必须深入聚焦于相对伦理的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在相对伦理的等式中，中间的平衡来自于得失的权衡．研究产生的科学和社会贡献是否能够抵偿实验参与者承受的痛苦？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是正当化实验的手段？尽管从研究中可以导出许多正面结果，但关于当出是否应从事这实验的问题，答案只能由读者自己决定。
一个研究会启发—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反省完它的伦理议题后，我们将简短回顾本研究的复制及应用，以便从更广的背景来评价它的童义。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伦理反省
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是否违反伦理？从许多方面而育，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也有其他角度以合理的方式否定这个答案．我们将在回顾性分析中提出证据支持这些不同看法，但在开始检视证据前。我必须说明，既然这场研究已尘埃落定数十年，我为何还要讨论这些呢？我认为，由于我个人对伦理议题投注了许多关注，因此可以提供更宽广的视角，而且不同于这类议题的典型讨论。或许借此可让其他研究者可以留意到一些隐约的警告迹象，而避免重蹈覆辙，而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提醒下，他们也会对所采取的伦理措施更加敏感。我无意捍卫或是合理化自己在研究中的角色，我将这个研究当成一个工具，用来说明当参与可能干预人性起作用的研究时，需要面对的伦理判断的复杂性。
绝对伦理
为求精简，我将伦理分为绝对与相对。绝对伦理的标准是种较高的道德原则，无论其适用条件状况如何，绝对伦理绝不因时间，情境、人、便利性不同而有所改变。绝对伦理体现于共同的行为规范中。
绝对伦理标准预设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无论是否有意为之，但人绝不能以任何方式贬低生命。在研究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做让人受到痛苦的实验。从这个观点来看，无论研究的益处为何，即便确定能够对社会整体有所贡献，坚持不该进行任何可能伤害人类身心健康的心理学或医学研究仍是合理。
采取这观点的入主张，即使打着科学的名号，说是为了知识、“国家安全”或任何号称高尚的理想才做伤害人的研究，这些研究仍然违反伦理。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高度认同人文主义传统的学者们大声疾呼，人性尊严的基本关注应当优先于这门学问所声称的目标，也就是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绝对违反伦理
根据这样的绝对伦理观，斯坦福监狱实验绝对违反伦理，因为参与实验的人都受到极大痛苦。他们承受的远超过当初的合理预期，当时他们不过是志愿参与一项关于“监狱生活”的学术研究，而且研究是在一所极有名望的大学中进行。更有甚者，他们的痛苦与日俱增，并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情绪骚动，以至于我们必须提前释放五位在身心健全情况下进入实验的受试者。
隐藏在角色的面具以及让他们得到匿名性保护的太阳镜下，狱卒们做了许多原本不该做的事，当他们了解到自己的作为之后也同样感到痛苦。承受暴行的学生完完全全是无辜的，狱卒们亲身见证了自己加诸于同侪的痛苦与羞辱，他们对囚犯们的虐行完全无可抵赖，了解到这点后，他们经历到的伤痛远大于米尔格伦的经典研究“盲目服从威权”中的参与者；关于这个研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有更深入的探讨。一直以来，米尔格伦的这个研究饱受违反伦理的批判，因为实验参与者可能会想象自己是对另一个房间中扮演“受害者”（学习者）的人施加电击。但是当实验一结束，他们会立刻知道所谓的“受害者”其实是和实验工作人员共谋的演员。于是他们的痛苦来自于，尽管意识到没有人受到伤害，但他们施加电击的举动却是如假包换。相对地，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的痛苦来自意识到自己对囚犯的“打击”全是真实、直接且持续不断的。
斯坦福监狱实验一个遭受违反伦理的批评来自：事前并未向告知被指派为囚犯的学生和家长将在星期日早上被逮捕，并于警察总部进行正式登记。于是，当实验于周日上午骤然侵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完全猝不及防。之后，我们还试图操弄家长的想法，在访客之夜通过各种欺骗和伎俩让他们相信自己儿子的处境并不那么糟。对此我们也深感罪恶。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不只是为了维持监狱情境的完整，也因为“欺骗”是监狱模拟实验的基本要素，在许多处在监督委员会调查下的系统里，这类欺骗根本是家常便饭。于是我们做足了表面工夫，好让系统管理者可以—一反驳对囚犯恶劣处境的抱怨和关切。
另—个违反伦理的理由是我们没有更早中止研究。回顾当时的种种，确实有许多理由允许我这么做。我应该在第三天、当第二名囚犯承受剧烈压力时就决定中止。当时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道格8612前一天的崩溃不是假装，而我们应该在更多人、在下一个或下下一个囚犯出现极端不适反应时就喊停。
没有在实验开始失控时更早结束研究，我认为主要理由是，我的调查研究负责人和监狱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形成了冲突，前者的我是研究伦理的守护者，后者的我却不计代价急于维持监狱的健全和稳定。我倾向相信，如果有其他人扮演监督者角色，我可能会有更明智的判断，并因此提前结束实验。当初进行实验时，应该有个威权高于我的人扮演监督者角色才对。
然而，在“监禁心理学”背景下创造出许可虐待行为的制度，我的确认为自己有责任。这个实验成功复制出真实监狱中最糟的面向，但代价却是造成人类的痛苦。我至今仍深感遗憾，并对我所造成的无情残酷由衷致歉。
相对伦理
大部分研究是采用功利主义的伦理模式，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加权的实用标准来做伦理判断。就像大多数心理学实验一样，我们的研究明显是听从这类模式。不过当权衡利弊得失时，应该纳入什么样的元素加以考虑？该如何运用比例原则来加权得失？由谁来判断？采取相对伦理立场的研究若期待被视为合乎伦理，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某些问题目前已经得到暂时的解答，而解答乃是来自人类传统智慧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类似先例、社会共识、个别研究者的价值观与敏感度，以及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普遍觉醒程度。针对所有医学和非医学性质的人类研究，机构、奖助机构以及政府，都必须建立严格的指导原则和限制。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造成伦理困境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必须衡量什么是对社会和理论思考有所贡献的研究时所必须采取的做法，以及照顾到实验参与者的福祉和尊严必须有的考虑，研究者究竟该如何取得两者间的平衡？研究者本身通常倾向为自己考虑，因而在天平两端会偏向前者。然而外在的审核者，尤其是经费审核单位以及人体试验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则必定会站在弱势的一方扮演人权监察专员的角色。尽管如此，外在审核者在决定是否允许特定实验中出现欺骗、情绪骚动，或其他实验中被允许的负面状态时，也必须以“科学”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念。他们的决定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也就是假设类似程序中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都只是暂时的，不可能持续到实验以外。
接下来让我们思考，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如何共存。
可能会有人争辩斯坦福监狱实验并不违反伦理，理由基于以下几点：斯坦福大学的法律顾问曾受邀评估这项实验并拟出一份“非正式同意”声明，告知我们关于这项实验的做法、安全性和保险必须满足哪些要求才能许可实验进行。而这份“非正式同意”声明还经过每个实验参与者签字同意，声明中有特别强调实验期间实验参与者的隐私可能会受到侵犯；囚犯们的伙食不会太丰盛，只够填饱肚子，实验参与者可能会失去部分人权，也可能受到一些骚扰。所有的人都被期待能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契约。学生健康中心也被事前知会研究中的可能突发状况，开预先做好准备以因应任何可能的医疗需求。我们也曾寻求官方许可，开获得来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赞助单位、斯坦福心理学系，以及斯坦福人体试验委员会的书面许可。
除了由警方逮捕受试者的过程外，我们不曾欺骗过实验参与者。此外我和我的工作人员也重复提醒狱卒不能以个人或集体方式对囚犯施加身体虐待，不过我们并没有将禁令的范围延伸到心理虐待的范围。
另一个增加伦理议题评估复杂度的因素是：我们的囚犯是公开受到圈外人检视的，而这些人原本都该是保护实验参与者权益的。假想你是我们监狱里的囚犯，你会希望由谁来担任你的支持者呢？如果你无法为自己喊停，又是谁该帮你按下“离开”键？应该是看见你流泪的监狱牧师吗？应该是你的父母、朋友、家人吗？注意到你的情况每况愈下时，他们应该介入吗？那么多专业心理学家、研究生、秘书或是心理系职员，他们看过研究的实况录像，参加过假释委员会，曾经在访谈中或在处理虐待行为时跟参与者说过话，这么多人中总该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吧！但事实是，没有人这么做！
没错，这些旁观者全都消极地袖手旁观。他们接受了我所制定的情境框架，因而变得盲目看不清真相。也许是因为模拟得太过真实，或是太过于注重角色的真实性，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只关注实验设计的一些枝节，表现得过分理智。再者，一些旁观者看不到更严重的虐待事件，而参与者也不愿向圈外人，甚至是好友、家人完全坦承。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觉得尴尬、荣誉受损，或是感觉这么做有失“男子气概”。于是这么多人来来去去，却没有人能看清真相并伸出援手。
最后我们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办了几场事后的减压解说会。我们不只在实验结束后举办一场三小时的减压解说会，也在后续的几个场合，当大多数参与者都回来观赏录像带及与研究相关的幻灯片时，又借机举办了几场。研究结论出来之后，我仍和大多数参与者保持互动数年，也寄了影印的文章、我的国会听证资料、新闻剪报，或是通知他们一些即将播出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关电视节目。这些年来，有超过半打人曾和我一起参加全国性广播节目，三十载过去，我仍然和其中少数人保持联系。
这些事后的减压解说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给参与者一个公开表达强烈感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对自己、对他们在特殊情境中的不寻常表现有新的了解。我们采取“压力转化法”，在解说会中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在实验中逐渐产生的影响或信念可能会继续延续到实验结束后，然后我强调，他们的作为只是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监狱情境中的负面病症，并不代表他们的人格有病。我提醒他们，他们是经由精挑细选才脱颖而出，原因正因为他们是正常健康的人，而整个指派角色的过程完全是随机进行。因此他们并没有将任何病态影响带入实验中，相反地，实验已经事先从他们身上排除了许多种病态的可能性。我也告诉他们，其他囚犯几乎都同样做了一些受屈辱的、说不通的事。而大多数的狱卒都曾在某些时候出现虐囚行为，他们在角色中的表现，跟其他值班的同伙们没什么两样。
我也利用这些机会进行“道德教育”，跟他们讨论在研究中共同遭遇到的道德冲突。道德发展理论先驱拉里·科尔贝格（Larry Kohlberg）曾主张，在道德冲突背景中进行讨论是最重要、也许也是唯一的方式，借此可提高个人的道德发展层次。
回顾从情绪形容词自陈表中取得的资料，显示出减压解说会后，囚犯和狱卒的情绪都回到较平衡的状态，已接近研究刚开始时的情绪水准。参与者在实验中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持久，原因可归诸于三个因素：首先，这些年轻人都拥有健全身心，因此能在实验结束后迅速调适，第二，这个经验是属于当时的时间、环境、服装、角色脚本所独有，他们大可以将一切打包，存放在标明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大冒险”的记忆行囊里，不再触碰。最后，精细的减压程序指出了造成影响的情境特质，成功地让狱卒和囚犯摆脱自己的恶劣表现。
对实验参与者的正面影响
针对研究的相对伦理，传统观点的看法是，只有当研究结果对科学、医学或社会的贡献大于实验参与者所付出的代价，研究才能获准进行。尽管计算得失比率的做法看似妥当，不过我想在此挑战这个会计观点。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被称为“实验对象”）付出的代价的确是真实、立即而且明确的。不过相对地，无论预期的收获会是什么，在研究者进行研究设计或获得实验许可的阶段，那些收获都只是遥远的可能性，也许不会有实现的一天。而一个极有希望得到预期成果的研究却往往没什么意义，甚或因此不能发表，也无法在科学界讨论。就算是得到有意义的发现并获得公开发表，也可能无法转为实务用途，或者若要达到有利社会的目的使得规模必须放大，因此未必实用和可行。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或许一开始未必有明显用途，最后却有重要用途产生。例如调节自律神经系统的基础研究，就对以生物回馈方式辅助治疗的保健应用有直接贡献。此外，大多数研究者对“社会工程”中可运用于解决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方法多半缺乏兴趣，也没有特殊才能。
综上所述，这些评论说明了无论从原则上或实践上思考，研究伦理等式中关于获益的崇高理想都有落空的可能，然而就实验参与者及社会而言，他们仍然得分别付出损失的代价，就个人而言是净损，对社会而言则是毛利损失。
相对伦理等式中还有项被单独忽略的因素是实验参与者的净收益。他们是否也能从参加研究计划的经验中得到某些好处呢？举例而言，他们在金钱报酬方面是否能抵偿参加医学研究时经验到的痛苦呢？若要实现人体受试者研究的次要目标，适当且操作细腻的减压解说会不可或缺。我在诱发性精神病理学（induced psychopathology）研究中的经验可作为范例参考。然而这类收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经验上来说，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收获当作是结果测量，是当研究者事先抱持对其“伦理可疑性”的敏感度而做研究时，得到的一种检验。考虑到研究伦理时，还有一个大多数时候都被忽略的因素，就是研究者负有社会行动的义务，为了让他的研究能用于他的知识领域及社会改革，研究者必须有所作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及工作人员的意外收获
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某些参与者及工作人员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不在预期中的正面效应也因此渐渐浮现。总体来说，在最后一次追踪评估中（研究结束后的不同时间里，由参与者在家中完成并寄出），大多数参与者都表示对个人而言，这是一次价值非凡的学习经验。这些正面感受多少可以平衡负面的监狱经验，虽然只到某种程度而已：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没有任何参与者愿意再次自愿参加类似的研究。以下让我们从参与者的评估中检视斯坦福监狱实验留下的正面效应。
先说说道格8612这位囚犯造反事件中的领袖，他也是第一位出现极端情绪性压力反应的囚犯。他的反应迫使我们必须提前释放他，而当时他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才36小时。在我们的纪录片《寂静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拍摄过程中，道格曾在一段访谈里承认这段经验十分令他困扰，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个无与伦比的经验，我这辈子从来没叫得这么大声过，也从来没有这么不舒服过。这是个失控的经验，不管是对那个情境还是我个人都一样。或许我一直以来都有不容易失控的问题吧。为了了解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后）我开始走人心理学领域，我会继续研究心理学，去了解是什么事物会让一个人理智短路，这样我就不会这么恐惧未知了。”
在研究结束五年后的一份追踪评估中，道格透露他开始会为了得到释放而让自己陷入极端痛苦，接着8612这个角色又会缠上他。“我以为摆脱这个实验的方法就是装病，一开始只是假装身体有病痛，当那方法不管用时就装出精神疲劳的模样。但花在装病上的精力让我痛苦，而这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也真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到底有多痛苦？他在报告中说到，他女友告诉他，他紧张不舒服到实验结束两个月后还老是在谈那件事。
道格继续学习心理学，最后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对囚犯地位的）羞耻感及（对狱卒地位的）罪恶感，他在圣昆廷监狱而不是一般的医疗／临床院完成实习学分，之后超过20年的时间在旧金山和加州的矫正体制中担任法庭心理学家（forensic psychologist）。由于他动容的见证，让我们为实验的纪录片取名为《寂静的愤怒》，他谈到我们必须防范的是囚犯身上出现的嗜虐冲动，这种冲动总是存在权力差异的情境中——就像一股寂静的愤怒，随时伺机突围、爆发。道格的工作一部分是协助囚犯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仍能保持尊严，以及促使狱卒和囚犯和平共存。他的例子说明，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一开始造成了强烈的负面效应，最后仍能转化为智慧与洞见，持续对个人与社会产生贡献。身为受试者的收获与承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在所有电视节目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报道中，都会特别介绍被昵称为“约翰·韦恩”的酷吏赫尔曼，他由于身为支配性角色，并且为虐待囚犯发明了各种“有创意的邪恶”任务和游戏而闻名。我们在我最近的一场演讲中碰面时，他向我吐露心声，他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说过，每个人一辈子中都会有一次机会享有短暂的美名，不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带给他的却是“一时的丑闻、一辈子的臭名”。我曾经要求他想想这次参与是否曾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任何正面影响，他寄给我一张短笺作为回答：
数十年来，我背负的生命重担已经软化了当年那个傲慢而不经世事的年轻人。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我的行为伤害了某位囚犯，我可能会回答他：“那些人全是懦夫跟娘娘腔。”不过今天，我回忆当时是如何走火入魔以致伤害他人而完全不自知时，这些经验已变成一则警世传奇，提醒现在的我必须注意对待他人的态度。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对自己身为公司老板的身份太过小心翼翼了，像是有时候我会对开除表现不佳员工这类决定有所犹豫，因为我担忧这对他们来说太过残酷。
克雷格继续就读斯坦福法学院，他后来以法学博土身份毕业，同时也拿到我们心理系的博士学位。他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任教，教授颇受欢迎的心理学及法学课程。克雷格后来成为美国的狱政首席顾问，也是少数与囚犯集体诉讼案件的律师代表合作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他曾针对犯罪，刑罚、死刑等许多不同面向广泛撰写文章，提出出色的见解。我们曾在许多专业的期刊论文、书籍以及贸易杂志上合作发表文章。从他对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他造成的影响所做的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实验的价值：
对我而言，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再造经验。当津巴多教授、科特和我开始规划这个研究时，我只是个刚读完二年级的心理学硕士生，那时在津巴多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对运用社会心理学解决犯罪及刑罚问题的兴趣才刚要开始成形……当我完成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工作后不久，我开始研究真正的监狱，而最后我将焦点转向社会史，因为社会史协助塑造了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在局限。但我从未忘记在那短暂的六天中，我在模拟监狱里所观察及体悟到的教训，以及因此而对制度产生的洞察。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这位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女英雄，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大学教务长、人文暨科学院院长，也是卡耐基基金会的年度杰出教授。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短暂但强烈的经验，也对她的职业生涯抉择有了正面影响，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她这么说道：
对我而言，这个监狱经验遗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而这样的学习又塑造了我接下来对心理学的专业贡献。我最直接体会到的是心理学的去人性化——如何能让一个堪称善良的人用如此恶劣的方式来认知和对待其他人；对于仰赖他们伸出援手和善意的他者，人们多容易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而且当成不值得他们尊敬和平等对待的畜牲、下等人。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经验启发我进行关于精疲力竭感（burnout）的前瞻性研究，即探讨对情感过度苛求的人类服务工作可能产生的心理危机，也就是导致起初仁慈、奉献的人去人性化，甚至虐待他们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我的研究尝试说明在各种职业环境中出现精疲力竭感的原因和结果，并试着将研究发现应用于实务。我鼓励分析和改变造成精疲力竭的情境决定因子，而不是把焦点放在照顾者的个性上。因此我的斯坦福监狱故事不只是扮演提前结束实验的角色，我也扮演了开始一项新研究计划的角色，而这都是来自于我在那独一无二实验中得到的启发。
然后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关于科特及贾菲在实验中的角色请参见注释17）。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周体验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女生，从个人面及专业面都可说是如此。要追溯起这个经验为我带来的意外正面影响，那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学和个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响，而我也因此成为一名社会改造分子，为改善监狱境况，并为唤醒人们关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权力滥用而积极奔走。
实验结束后的三十年来，我的研究焦点可说是由模拟监狱的许许多多观点刺激而成。它们带领我走进“羞怯”、“时间洞察力”和“疯狂”的研究世界。在简述过监狱实验对羞怯研究与治疗严重羞怯者的关联之后，我接着会详述这经验对于我个人生活的改变。
羞怯：自我加诸的监牢
什么样的地牢比诸心事幽暗？什么样的狱吏较诸自我无情？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在我们的地牢中，囚犯回应狱卒们强制掌控的方式是交出自己的基本自由。然而在实验室外的真实生活中，许多人却在没有外在狱卒逼迫下自愿放弃他们的谈话、行动和结社自由。他们在内心的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苛刻的狱卒，限制他们自发地表达自己、限制他们享受自由以及生命中的欢愉。矛盾的是，这些人也同时在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消极被动的囚犯，心不甘情不愿地默许他们自我强加在行动中的限制。任何行动只要威胁到内在自我，可能造成羞辱、羞耻，以及社会否定，就必须予以回避。为了回应内在的狱卒，内在囚犯的自我于是从生命中退缩了，缩回到一个保护壳里，选择躲在羞怯筑成的寂静监牢中享受安全感。
在仔细说明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隐喻后，我进一步去思考羞怯为一种社会恐惧症的病理学，它让我们看待他者为有恶意的人而不是善类，并且因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关系。在我们的研究结束后那年，我开始进行一项重要的创新研究“斯坦福羞怯研究计划”（Stanford Shyness Project），以成年和青少年为对象，目的是调查羞怯性格的原因、结果和相关因素。这是首次针对成年人的羞怯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大家已知之甚详的是后来我们又继续发展了一个计划，也就是成立了独一无二的“羞怯性格门诊”（Shyness Clinic，成立于1977年）从事治疗。这些年来，位于帕洛阿尔托市的诊所一直在林恩·亨德森（Lynne Henderson）医师的主持下继续相关的治疗工作，目前则隶属于太平洋心理学院（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我做这个治疗计划以及对羞怯性格的预防工作，主要目标是希望发展出一些工具和方法协助羞怯性格的人们，让他们从自我囚禁的寂静监牢中解放出来。为了这个目标，我写了不少大众书籍，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成人及孩童的羞怯心理。
正常人的疯狂
你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福尔摩斯问弗洛伊德）你刚成功地学走了我的招数——观察和推理，然后把它们拿来对付病人脑袋瓜里的东西。
——尼古拉斯·迈耶，《双雄斗智》
（Nicolas Meyer， The Seven Percent Solution）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戏剧性结果，是一群健康、正常的年轻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病态的行为。因为在事前筛选程序中已经排除了事先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病发于前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了解这些心理病理性症状在一般人身上的最初发展历程。因此，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除了刺激我开始研究羞怯性格及时间洞察力之外，也引导我开发出一条理论性及实验性研究的新路线：研究正常人第一次是怎样开始“发疯”的。
大部分已知的心理功能异常都是来自回溯性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研究者试图找出是什么因素造成人目前的心智失常，过程非常类似福尔摩斯的推理策略，也就是从结果推回原因。而我则是试着发展一个模式，将焦点集中在恐惧症和妄想症这类心理疾患的症状发展过程。大部分人在意识到人们对他们正常功能的某些期待被破坏之后，都有想说明的动机。当他们在学业、社交、商场、运动场或性行为的场域中表现差劲时，会试着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然，寻找解释的动机强度需视表现差距对他们自我完整性的影响而定。然而当人们有认知偏见时，常常会特别偏重寻找并不适用分析目前情况的解释，因此扭曲了对意义的理性搜寻过程。当我们过度重用“人”来说明个人反应的分析方式时，寻找意义的方向就会出现误差，并逐渐发展出典型的偏执思维。
这个新模式可用来说明正常，健康的人出现疯狂行为时的认知，社会基础，我们已经在条件控制配合的实验室实验中得到验证。我们已经发现，在试图说明无法解释的情绪激动原因时，有三分之一的正常实验参与者会出现病理症状。我们也证明出，在给予会造成局部暂时性听力失常的安眠药处方时，听力正常的大学生很快会出现妄想偏执的思考和行为，并相信其他人对他们有敌意。也因此，高龄人士身上未侦测出的听力缺损，可能造成他们出现妄想性障碍，这些疾病可以通过听力辅助加以预防或治疗，而不应该通过心理治疗或收容住院。
因此我主张疯狂的种子可能在任何人的院子里萌芽，而且可能在看似寻常的生命轨道中因为一些短暂的心理纷扰而成长茁壮。当我们从自我设限的医疗模式转向公共卫生模式来处理心智失常疾病时，就会去探寻造成个体性和社会性困扰的情境媒介，而不是困在痛苦病人脑袋的秘密之中。当我们把认知、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基本知识带进思考中，因此能更完整地评估正常人出现功能失常行为的机制时，我们就更有能力预防和治疗疯狂及其他心理病理疾病。
权力下放式教学
当我意识到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如何毫不费力变成支配性的权威人物后，我逐渐改变我的教学方式，赋予学生更多权利，并且节制教师的角色，将教师的权威限制在对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非社会控制。一门课开始时，我会设定一段“有话大声说”时间，让大型演讲课的学生们可以对这门课畅所欲言。这个设计后来渐渐演变成网络电子布告栏，我鼓励学生每天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对这门课的正反意见，直到学期结束为止。我也尽量降低高年级学生间的竞争，我不用曲线式的给分方式，不从每个学生们对教材的掌握建立绝对评分标准，而改让学生与学习伙伴共同应试，在某些课程中，我甚至完全排除评分机制。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个人影响
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1972年8月10日）后第二年，我和克里期·蒂娜在斯坦福纪念教堂结婚了，婚后的第二十五周年，我们又回到那个地方，在孩子们的见证下重温了我们的结婚誓言。这位了不起的女士深深影响我生命中的一切作为，我再也想不到有比她更好的人了。通过这段亲密关系，我才能从监狱经验的地狱中抢救出更多属于天堂的美好。
在这小小为期一周的研究中，另一个对我个人的影响则是：它让我成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我提倡以研究中得到的证据为基础推动监狱改革，也致力于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重要讯息向外推广、扩展。接下来让我稍加详细回顾。
将收获极大化：传播社会福音
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各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其中最意外的改变就是我受邀出席美国众议院的小组委员会，突然间，我从学院研究者变成了社会改革的倡议者。在1971年10月该小组委员会举行的一连串监狱改革听证会里，委员们想听的不只是分析，还希望得到改革面的建议。在国会记录中，我明白主张国会介入监狱体系，以改善囚犯甚至惩教人员的状况。
我大力提倡唤醒社会意识，让大众了解我们有必要中止狱中的“社会实验”，因为从居高不下的再犯罪率可看出该项“实验”完全失败。通过更完整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理由证明以上看法，并提出监禁的替代方案。我们也必须打破抗拒的心理，支持有意义的监狱改革。我的第二次国会小组委员会听证关注的是青少年拘留问题（1973年7月），这次的国会听证使我更进一步迈向成为社会倡议者之路。针对改善青少年拘留待遇，我提出一份包含十九项个别建议的纲要。我很高兴得知部分由于我的证言，促使国会通过关于此议题的一项新联邦法律。主导这次调查计划的参议员柏奇·贝赫（Birch Bayh）协助了整个立法过程，此法律规定不应将受审前拘留的青少年与成年人共同安置在联邦监狱，以保护青少年免于受虐。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说明了审前拘留期间青少年的受虐现象。（不过假释听证会的举行确实使得结果混淆，因为在现实中，只有被判有罪并且服刑后才有机会获得假释听
1973年我参与一场联邦法庭审判，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立法方面的其中一个有力影响即来自于此——斯佩恩（Spain）等人对柏丘尼尔（Procunier）等人的讼案。当时在圣昆廷监狱喋血事件中被称为“圣昆廷六嫌”的囚犯们已被隔离拘禁超过三年，他们被控在1971年8月21日的乔治·杰克逊逃狱行动中参与了狱卒及告密囚犯的谋杀事件。身为专家证人，我巡回参观了圣昆廷监狱，并对参与事件的六人个别做了多次访谈。最后我在为期两天的作证过程及预先准备的声明稿中提出一个结论，我的看法是，这些犯人在去人性化环境底下受到非自愿、冗长且无
限期的拘禁，而这样的监狱环境本身就已经构成“残酷而非比寻常的惩罚”，因此有必要改变。法庭后来也做出相似的结论。此外，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担任原告律师群的心理咨询专家。
我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后参与的上述及其他活动都负有伦理使命感。为了平衡相对伦理的等式，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将我从这个研究中所得到的收获极大化，直到能使科学与社会受益为止，好补偿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所经历的痛苦。我在1983年出版的《从实验室到社会改革的提倡》（Transform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to Advocacy for Social Change）书中，有一章摘要整理了早期的努力成果。
媒体及影像的力量
由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视觉体验极为撼动人心，因此我们也运用这些影像来散播关于情境力量的讯息。首先是1972年，我在格雷戈里·怀特（Gregory White）的协助下制作了一组由八十张照片组成的幻灯片秀，并同时搭配我的录音带口述。这份资料主要是提供给学院里的教师们作为授课的补充教材。录像带的问世使得我们能转录这些影像，并且同时呈现来自研究的档案影像记录以及新的录像、访谈和我的录音带口述。这项计划是由一群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发展，带领者是纪录片《寂静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1985年发行）的导演肯·穆森（Ken Musen）。最近这部片子在斯科特·普鲁斯（Scott Plous）的协助下升格，于2004年发行了DVD。我们一直确保这部影像维持在最佳品质，并且在世界各地容易获取。
实验复制与延伸研究
本章将斯坦福监狱实验当作社会现象来检视，而在即将告一段落前，我将简短回顾研究的复制情形，以及它们在不同领域中的延伸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社会科学的用途而进入到其他领域，包括电视节目、商业电影甚至是艺术作品的公开场域。人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中了解到，当情境力量不受节制时，要把好人变成邪恶的加害者是多么容易，也因此发展出一些社会和军事应用方法来避免此结果发生。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继续思考大范围的心理学研究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结论的验证与扩充，因此在这里只简单概述这些复制和延伸研究。
其他文化的有力证明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个研究团队做了一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延伸研究，他们保留了与我们相似的环境，但调整了几个其他实验变项，目的是探讨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囚犯和狱卒之间的关系。他们采取的“标准羁留”制度以澳大利亚的中度设防监狱为模型，但在程序上非常接近斯坦福监狱实验。在严格的实验章程备注中，研究者提出一个核心的结论：“我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津巴多等人的主要结论，也就是我们认为监狱体制的本质才是造成监狱内对抗关系的主因，囚犯和狱卒的个人特质并未扮演特殊的角色。”（第283页）在这个研究设计下得出的结论，也有助于抵消对于模拟实验的有效性质疑，因为该实验根据对真实监狱结构性特质的客观定义而提供了评估行为改变的底限。
精神病房模拟实验
这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州立医院（Elgin State Hospital）进行的一项实验。有二十九位该院的工作成员被监禁在一间精神病房中长达三天，他们在病房中必须饰演“病患”。而二十二名固定工作人员则如常扮演原本角色，另外还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以及录像机等设备记录整个过程。“发生在这里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该研究主持人诺尔玛·琼·奥兰朵（Norma Jean Orlando）这么说。不过是短短一段时间，这些模拟病人的行为表现竟然已经和真正的病人毫无区别：有六人试图逃跑，两人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中，两人不断啜泣完全失去控制，还有一个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大多数的人都出现压力、焦虑、挫折感和绝望反应。大多数人（75％）都表示他们受到拘禁、失去身份认同，认为自己的感觉一点都不重要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不被当人对待也没人关心，忘记这只是一场实验，并且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病人。其中一位由工作人员假扮的病人在经历一个周末的痛苦折磨后发表了以下洞见：“我以前对待这些病人，就如同他们是一群动物，从来不了解他们到底是过着多么痛苦的生活。”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续篇，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工作人员组形成一个组织，与从前和现在的病患协力合作。他们致力于唤起医院人员注意到病人受到的错误对待，也从个人做起，努力改善自身与患者间以及患者与工作人员间的关系。他们开始了解到自己身处的“总体情境”力量会改变患者与工作人员，情境的力量可能让人行善，也可能使人为恶。
英国电视秀：失败的伪实验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以斯坦福监狱实验模式为基础进行了一场电视秀实验。但因为实验中狱卒并未出现过分暴力或残酷的表现，因此被认为挑战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实验结果。让我们快速跳到这项研究的尾声，并且看看那引人注目的结论：那些囚犯支配了狱卒！狱卒“逐渐变得思想偏执、沮丧，而且感到莫大压力，他们最常抱怨的就是自己被欺负。”我再重复一次，在这场真人实境的电视秀里，觉得自己受痛苦的人是狱卒而不是囚犯！有几个狱卒因为再也忍受不下去而离开实验，却没有任何犯人这么做。这些囚犯很快就占了上风，他们以团队工作的方式削弱狱卒的权力，然后将每个人纳进圈子里，最后他们决定组成一个和平“同盟”，协助者正是一位工会组织者！关于这个伪实验的关键分析请参见我们的网站。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对权力滥用的警告
我们的研究后来产生了两个始料未及的用途，一个是用于妇女庇护所，另一个则是用于美国海军的“生存、躲避、抵抗、逃脱实战计划”（Survival，Evasion，Resistance，and Escape，简称SERE）。许多受虐妇女庇护所的主持人都告诉我，他们用《寂静的愤怒》这部片子来说明阳刚性力量很容易被滥用并开始造成破坏。他们让受虐妇女观看影片并且讨论影片的意涵，这可以帮助她们不会把受虐的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并且更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境因素让她们曾经深爱的伴侣成了施暴的罪犯。某些从权力观点来理解性别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论，也逐渐吸收了这个实验的意涵。
美国军队的所有军种中都有各自版本的SERE实战计划。这是在朝鲜战争后所发展出的实战训练，目的是要教导受到敌军俘虏的士兵如何抵御各种极端的严刑拷打。这项训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让接受身心严酷考验的受训者在模拟的战俘营中待上几天，并通过极度残酷的模拟训练让军人有充分的准备，万一不幸被俘并且遭受刑求时，可以更妥善地应付恐怖行动。
我从几个海军方面的消息来源得知，他们运用我们的影片和网站，向受训学员说明我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教训，即指挥权是如何容易变得失控而极端化。这可以警告接受SERE战俘训练的学员们谨慎应付行为过当的冲动，以免演变成虐待“俘虏”。
但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陆军在加州北方布拉格堡（Fort Bragg）操演的SERE实战计划显示该计划已经被五角大楼错误运用。他们认为军方高层已悄悄地转移关注焦点，从过去重视提升受俘美军的抵抗能力，变成发展效果不断强化的讯问技术，目标是对付被俘虏的“敌肯战十”和其他美国的假想敌。根据报道，来自军队中SERE实战计划师兼生物伦理学研究员乔纳森·H．马克斯（Jonathan H.Marks）曾公开谴责运用这类诘问技术，这些技术某种程度上是由行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协助开发的。他们认为“将SERE实战策略和关塔那摩模式带到战场上所造成的影响是，美国五角大楼将打开潜在虐待事件的潘多拉盒子……五角大楼的文人领导阶层对SERE模式的热烈欢迎进一步证实等同于酷刑的虐待与伤害乃是国家政策的一环，而非偶然的暴行。”一名调查记者琼·迈耶（Jean Maye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标题为《这场实验》（“The Experiment”）的文章，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我将在第十五章中探讨五角大楼如何错误运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议题。
SERE实战计划所开发的各种策略乃是防卫训练协定的一部分，目的是当军方人员受到敌军俘虏时能派上用场，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过后，这些策略经过翻新已被归入攻击性战略的弹药库中，用来对付疑为敌人的军人及一般平民，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让被讯问者感觉难以招架、愿意服从，因而愿意透露军方想要的情报。他们的技术乃是由行为科学家顾问们协助发展，并通过SERE操演中的野外训练反复试验而获得修正和改善，操演的基地包括位于布拉格堡、北卡罗莱纳州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训练基地。总体来说，这些策略尽量减少运用严刑拷打，代之以心理上的所谓“软性折磨”（soft torture）。在SERE实战计划中有五种主要策略可瓦解被拘留者或其他受讯问对象的心理防线，使他们愿意乖乖吐露情报和自白：
（1）性方面的羞辱糟蹋
（2）对宗教及文化习俗的羞辱
（3）剥夺睡眠
（4）感觉剥夺（sensory deprivafion）或感觉超载（sensory over-load）
（5）使恐惧及焦虑主导心理的身体折詹，如水刑或低体温刑（hypothermia，即让人暴露在酷寒的低温下）
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对关塔那摩监狱以及桑切斯将军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备忘录中，都可看见这些策略被特别建议使用，并用于管理这些监狱及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记录证据也显示，有一群讯问员及来自关塔那摩的军方人员曾在2002年造访位于布拉格堡的SERE实战训练基地。当然了，由于情报的机密性质，这些陈述只能当成是基于各种消息来源的报告得出的合理推论。
五角大楼有无可能已经吸收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情境力量的主要认识，并运用于折磨训练计划中呢？我不愿意这么相信，然而最近一项评论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
“似乎是这实验启发了伊拉克的酷刑折磨……他们创造出一个情境，然后让它变得更坏——里面的人手不足、充满危险，而且没有外在的独立控制机制，于是只需要一丁点鼓励（无须特殊指令），狱卒就会开始折磨人犯。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监狱已经到处可指认出这样的情境和酷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隋境’里，美国政府占了一个便宜，他们尽可以否认一切说：没有人下令用刑。不过这情境会造成的下场早就可以预料得到。”
撰文者更继续指出他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调查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施莱辛格小组审查报告》（Schlesinger Committtee Report）中就特别点名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他们主张“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发表关于这项实验的讯息，并将其与美国军方监狱中的虐囚情况联结，更进一步揭发了决策责任的连串归属。”《施莱辛格小组审查报告》指出事件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相互关联，在于它突显了我们实验监狱中创造出的病态情境力量。
“我们所观察到的负面、反社会行为并非来自一个聚集大堆人格偏差者所创造出的环境，而是一个本质上即病态情境下的产物，这样的情境改变了原本正常的人，使他们出现扭曲的行为。异常的是情境的心理本质，而不是经历这情境的人。”
跨界进入通俗文化
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的实验跨越了学院象牙塔的藩篱，进入了音乐、戏剧和艺术领域，它们分别来自一个摇滚团体、一部德国电影，以及一位波兰艺术家的艺术（他的“艺术形式”于2005年，在世界上最悠久的当代艺术庆典“威尼斯双年展”中获得展出）。“斯坦福监狱实验”（去掉定冠词）是一个洛杉矶摇滚团体的团名，根据团长说法，他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当学生的时候认识了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正好符合了他们强烈的音乐风格——“朋克与噪音的融合”。根据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的德国电影《实验监狱》（Das Experiment）已经在世界各地上映了。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发，让这部可谓“幻想之作”显得极合理与真实。这部电影为了哗众取宠而蓄意误导观众，混淆观众对研究中发生事情的认知。而电影的结局展现出性别主义的偏见，充斥着毫无理由的性与暴力，却彰显不出任何价值。
尽管有些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十分刺激好看，电影却遭受影评的猛烈攻击，正如两位知名的英国影评家的评论；英国《观察家周报》（The Observer’s）的评论家做出这样的结论：“《实验监狱》是部完全缺乏原创性的失败惊悚片，这让它描绘的全国性（或者全世界性）的独裁法西斯主义倾向成为无稽之谈。”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评论家哈什（Harsher）则是这么说：“任何关于‘老大哥’（Big Brother，一种电视真人秀节目，不断投票淘汰选手，坚持到最后者有大奖）的剧情作品都可以比这部愚蠢又无意义的烂片提出更多高见。“美国影评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从这部电影中得到一个颇具价值的教训，这教训也适用于斯坦福监狱实验：“也许是制服让我们变成盲目跟从领队犬的一群猎狗。能离群走出自己的路的实在不多。”
波兰艺术家阿瑟·奇米乔斯基（Artur Zmijewski）制作了一部长46分钟的影片《重复》（Repetition），内容着重呈现自愿者在模拟监狱中度过的七天。在2005年6月的“威尼斯双年展”中，波兰展馆里每整点播映一次这部影片。另外也在华沙和旧金山的艺术展场中放映。
根据一位评论家的说法，这部电影“指出这个兼具洞察力与严格科字方法的实验也有可作为艺术作品的丰富素材……然而在那间模拟监狱里头，艺术老早被抛到一边去了。‘游戏’本身开始有了自己的动力，。它让玩家完全沉浸在游戏的动态里，乃至于最后开始触碰到他们的人性核心。于是狱卒们变得更残暴、更有控制欲。他们把不服从的人隔离监禁起来，所有人一律理平头。这时候有少数犯人决定不再把忍受这场闹剧，不再把它当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每天40美元酬劳），他们认为这根本是个货真价实的邪恶情境，于是永远离开了这场‘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的网络力量
在WWW．prisonexp．org网站上，我们运用存档影像以及42张幻灯片，向大众说明那决定命运的六天实验里发生的故事。资料包括背景资料文件、讨论议题、文章、访谈，我们也为老师、学生，或对这实验及惩治制度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人提供了许多素材；网站共提供五种语言版本。这个网站在1999年开通，并获得了普鲁斯以及迈克·莱斯提克（Mike Lestik）两位专家的协助。
如果上Google网站搜寻关键词“experiment”，你可能会发现在2006年8月Google上出现的2．9亿条查询结果中，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排在最前面一区的网站。如果你也在2006年的8月在Google上搜寻关键词“prison”，在1．92亿条查询结果中，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的排名仅次于美国联邦监狱局。
根据统计，每天WWW．pfisonexp．org的网页浏览次数超过2．5万次，网站开通以来的浏览次数则超过3800万次。而在2004年5月和6月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媒体报道高峰期，联结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目前网址为WWW．socialpsychology．org）的流量，每天有超过25万次的网页点击数。这么高的流量不只代表社会大众对于心理学研究感兴趣，更证实了许多人觉得有需要了解监禁的议题，或者从更普遍的角度而言即权力及压迫议题。这个资料也反映了这个实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成了当代传奇。
对我而言，我从下面这封十九岁心理学学生的来信中看见，造访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可能对个人造成的重要影响，这位学生在信里描述这个网站对他个人产生的价值，因为这让他更加理解他在新兵训练营里的可怕遭遇：
才刚开始（观看斯坦福监狱实验）不久，我几乎要落泪了。2001年11月，我为了一圆儿时梦而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简单地说，我在那里反复受到各种不合法的身心虐待。我曾经受过四十次无缘无故的殴打，一直到最后，为了应付这一切的伤害，我开始有自杀倾向，直到从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中退役为止。我在那个基地才待了差不多三个月而已。
我想说的重点是，我觉得那些狱卒执行任务的方法以及军事训练教官的做事方式实在完全无法让人接受。我很惊讶我不断想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因为我遭受到很类似的待遇，某些情况下甚至更糟。
其中有一个特别事件是我被指控破坏整排的团结。那时我被迫坐在我的队头（营房）里对着其他新兵大喊：“如果你们动作快一点，就不会害我们苦好几个小时。”这样喊是因为我让其他每个新兵都被罚把沉重床脚柜高举过头。我觉得这跟在实验里跟囚犯说：“819号是坏榜样。”那件事很类似。虽然事情结束后，我也安全回到家，但好几个月过去，我满脑子只想回去那地方，证明训练教官说的话是错的，我不是坏榜样。（跟我们的斯图尔特819想的一样。）我还想到其他一些行为如罚做俯卧撑、被理光头，彼此以“那个新兵”呼来唤去，完全失去个人身份，这些都和你们的研究很类似。
虽然你们在三十一年前就进行了这个实验，但这些资料还是帮助我了解了在这之前我即使接受治疗和咨询仍然觉得迷惑的事；你们的资料和经验让我走出我花了将近一年还走不出来的疑惑。虽然这些事不能作为他们行为的借口，但对于训练教官做出的种种残酷、权力饥渴的行为，现在的我已经能够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了。
我只想说，津巴多博士，谢谢您！
针对海军陆战队员的训练，威廉·马雷斯（William Mares）在《海陆战队机器》一文中有完整生动的描述。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不只对社会科学界而言，这个小小的实验具有持久的价值，尤其对一般大众来说更是如此。而我现在相信这个特殊价值就在于我们对人性戏剧化转变的了解。改变人性的并不是《化身博士》中让杰基尔博土（Dr．Jekyll）变身成邪恶海德先生（Mr．Hyde）的神秘化学药剂，而是社会情境以及创造并维持这些情境的系统力量。我的同僚和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以富有教育性、有趣性和娱乐性的方式“让心理学走人大众”，并让所有人认识对人性中最基本、最令人不安的一面。
现在应该要超越这个单一实验，以便扩大我们的经验基础，因此在接下来几章中，我们将回顾来自不同出发点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将让我们更完整了解情境影响人性转变的巨大力量。
第12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工：权威、奉守与顺从
我相信，想打入某个核心的渴望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会占据所有人一生中的某些时期，甚至许多人从婴儿时期到垂垂老矣，终其一生都被这些念头盘据……在所有热情之中，成为圈内人的热情最善于让本质还不坏的人做出罪大恶极的事。
——刘易斯，《核心集团》
（C．S．Lewis，The lnner Ring，1944）
许多平时使我们表现良好的动机与需求，一旦受到情境力量的刺激或被扩大，操纵时，就可能让我们走上歧路，而我们对情境的强大力量可能丝毫无察．这就是为何邪恶如此猖獗的原因。邪恶就像是诱惑你在日常生活轨道上来个小转弯，轻微地绕点远路，或者不过是后照镜上的一个污点，最后却带人走向灾难的下场。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尝试／解斯坦福监狱中善良年轻人的性格转变，我大略提到了在造成人们出现思想，感觉，认知和行为反常的过程中，有许多心理历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想要有归属感，与人联结，以及希望被其他人接受，这些建立社群以及家庭纽带非常重要的基本需求，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却被转化成对不合理规范的服从，因而助长狱卒虐待囚犯的行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想要在个人态度和公开行为间维持一致性的动机，最后可能会允许自己在意图合理化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中，运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同侪。
我要主张的是，我们并不是通过奇特的影响方式——例如运用催眠、精神药物或所谓“洗脑”——来指导行为的改变及进行“心智控制”。最戏剧性的行为改变反而是因为长期处在受到限制的环境中，受到对人性最通俗层面的系统性操纵而造成。
在这个意义下，我相信英国刘易斯教授提出的看法——当人处在善恶边缘时推人一把、改变行为的强大力量，乃来自人们想成为“圈内人”不愿被排除“在圈外”的渴望。刘易斯的“核心团体”指的是被接纳进某个特殊群体、享有某些特权关系，就像是进入传说中的秘密宫殿般，可以立即提高地位和身份。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股明显存在的诱惑——谁不想成为“圈内人”呢？谁不希望自己通过考验，被认为有资格或有优势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呢？
研究已经确认，来自同侪压力的社会力会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做出奇怪的事（而且无奇不有），只求被接纳。然而是人的内在滋养及孕育这种寻求进入核心团体的力量，任何同侪压力无不受到自我的推促，而这自我压力来自于——渴望“他们”也需要“你”。这使得人们愿意忍受兄弟会、宗教教派、社交俱乐部或是军中痛苦极具羞辱性的进入仪式，也使得许多人一辈子承受痛苦，就是为了在公司内部往上爬。
这种由动机诱发的力量，又会受到刘易斯所谓“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影响而产生加倍效果。当一个人渴望被接纳时，被拒绝的恐惧会使人失去进取心，并否定个人的自主性。恐惧可能会让热爱社交的人变得害羞内向，被排除于“外团体”的想象，其所具有的威胁性可以让人无所不用其极，只为避免被否决出局。权威者往往并非通过惩罚或酬赏方式来命令他人绝对服从，而是通过两面刃达到目的——一方面已接纳引诱，另一方面以否决威胁。这种人性的动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有人承诺与我们分享“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时，即便对方只是个陌生人，也会好比握有了不起的权力。
最近有一个悲惨例子，一名四十岁的女性和五位高中男孩发生性关系，她每周在家里举办性爱派对，提供他们和其他孩子药物和酒精，情况持续了一整年。这名女性因此事的曝光而认罪。她告诉警方，这么做只因为她希望自己是个“很酷的妈妈”。这位别出心裁的“酷妈”在口供中告诉调查员，她在高中时期不太受到同班同学欢迎，可是借助举办宴会，她却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分子”。可惜的是，她走错圈子了。
情境力量的真相
关于社会情境的力量以及真实的社会建构，有许多研究都曾揭露过部分真相，斯坦福监狱实验不过是其中一小块拼图。情境力量以不预期的方式形塑着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的研究前后，尚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从其他面向来阐明这点。
处在群体中时，我们会做出许多自己一个人不会做的事情，但群体的影响常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建立行为的榜样，希望我们能够去模仿和实行。相对地，权威的影响常常是直接而毫不掩饰的指令，像是“照我说的去做”等指令，但也正因为权威的要求如此明目张胆，所以个人可以决定追随领导或不服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一个权威角色下令伤害甚至杀害无辜的陌生人，一般善良的人会抗拒还是服从要求？一个针对盲目服从权威的争议性研究，就把这个十分挑衅的问题放到实验里测试。这个经典实验的效果实在太“震撼”了，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好人为何会被诱惑为恶，我们会在下文设法厘清这个实验程序中许多有价值的讯息。我们将在回顾这项经典实验的复制与延伸研究后，再次提出所有这类实验必定会问的问题：实验的外部效度为何？在真实世界中，什么情况可以和实验室示范的权威力量类比？
注意：实验中可能存在自利偏向
在我们进入这个研究的细节之前，我必须事先警告，每个人都可能带着偏见，无法从所读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多数人都会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偏向（self-serving bias），这可以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处于“一般水平”之上。这样的认知偏向有助于维持尊严和帮助我们抵御生命中的重大打击。我们运用自利偏向替失败找借口，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做出错误决策时则用来推卸责任，所认知到的主观世界就像生活在彩虹中一样美好。我举个例子，研究显示有86％的澳大利亚人自我评估工作表现为“水准之上”，而90％的美国企业经理认为自己的工作成果优于某位表现中庸的同侪（我真同情那位可怜的中庸男）。
不过这些偏见也可能造成适应不良，让人看不见自己和其他人的相似性。使人疏远真相。真相是，在某些恶劣的情境里，人们真的是见不得他人好。这样的偏见也意味我们会疏于防备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因为我们总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我们做许多冒险的事，常常从事危险性行为、冒险开车，赌博，甚至拿自己的健康当赌注。最极致的表现就是，大多数人会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到自利偏误误导，即使我们才刚学到这一课也一样。
这也表示，你在读到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许多其他研究后，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你不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做出那种事，如果有例外，你当然就是那个例外。而正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对手，所以这个在统计上显得十分不合理的信念（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甚至会使你更容易受到情境力量影响。你确信自己会是个善良的狱卒、敢于反抗体制的囚犯、反抗者、异议分子、不从俗的人，更是一名英雄。也许的确如此，不过英雄是人类中的稀有品种，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见见其中几位。
所以我现在请各位暂时把偏见搁在一旁，试着想象自己极可能跟实验中大多数人做出一样的行为。或者请你至少认为如果跟一般研究参与者异地而处，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一样轻易被诱惑。我请你回想囚犯克莱416，香肠反抗事件中的英雄，当他与折磨他的狱卒一起接受访问时曾说过的话。当被嘲弄地问道：“如果你站在我的位置，你会是什么样的狱卒呢？”他谦逊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当我们认知到，所有人都不能免于受到人性中这些相似动力的影响。也只有当我们了解，谦逊的态度永远优于毫无理由的骄傲，才有可能承认我们在情境力量底下不堪一击。让我们秉持这样的立场，回想约翰·多恩（John Donne）对人性共通的相关性和依存性提出的有力观点：
所有人都出自同一作者，属于同一本书；一个人的死亡不会让书页成灰，只是被译成更美的语言；没有一页会被遗漏……丧礼的钟声响起，钟声召唤着牧师，也召唤着会众：钟声召唤着所有人……没有人是座孤岛，可以遗世独立……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损，我和人类的命运共存；所以请别再问，丧钟为谁而敲响，丧钟为你敲响。（《冥想》第17篇）
阿施的顺从研究：从众的需求
社会心理学者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相信美国人的行为独立，即使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看法都和自己不同时，美国人还是可以有自主的作为。只有当群体挑战了个人的基本观点和信念时，也就是出现指鹿为马，所说的与事实情况根本不符时，才能测试出真正的顺从性。而阿施预测，在这些情况下顺从的人相对上比较少，处于群体极端压力下时，大多数人都可以坚决抗拒如此明显的错误。
那么，当人们面对与他们世界观完全冲突的社会现实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为了一探究竟，我现在希望你试着想象自己正站在典型实验参与者的立场上。
你应征参加一个关于视觉的研究，研究员会要求你估计线段的相对尺寸，他们让你看一些卡片，卡片上面有三条长度不等的线段，然后要你大声说出这三条线段中哪一条的长度和另一张卡片上的线段一样。你的两旁有七位同伴，而你排在第八号。这实验对你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起初你可能会出了点小错（不到1％），但大致上你的答案和其他人都一样。接着有些怪事发生了，有时候其他七位受试者都把最长的那条线要不然就是最短的那条线说成是中间长度。（当然你完全不知情另外七个人都是研究团队里的成员，事先被指示在“关键”题时必须回答错误的答案。）接着，轮到你回答了，其他七位受试者全看着你，你看到的答案明显跟他们不同，但你打算照实说吗？你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说出自认正确的答案吗？或者你会同意其他所有人说的才是对的？在18道测验题中，你将会遇到12个群体压力关·卡。
如果你和实际参加研究的123个人一样，面对关键测验题时将会有70％的几率屈服于群体压力，而30％的原始受试者会在大多数测验题中表现出从众态度，只有约20％的人能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有些人报告他们的确注意到自己的看法和群体共识不一样，但是同意其他人的看法比较容易些。还有一些人认为答案的差异造成他们的内在冲突，解决办法就是去相信群体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所有选择从众的人都低估丁自己的从众程度，他们认为自己的从众程度比实际发生的还要轻微。在他们心中他们仍然是独立的人，但不是表现在行为上。
追踪研究显示，如果只有一个人的估计是错误时，参与者只会稍微感到为难，但还是能够独立判断。但如果有三个人的答案和自己相反，参与者的答错率就会升高到32％。不过阿施在注释中提出较乐观的看法，他找到一个可以改善独立性的方式：只要让参与者有一个和自己立场一致的同伴，从众的力量就会大幅降低。相较于单独一人的情况，有了同伴的支持可以让错误率降低四分之一，即使当同伴离开了，抗拒从众的效果仍然可以持续。
了解这个研究中，造成从众行为的两个基本机制，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人们的顺从行为。第一个机制是“资讯性需求”：其他人的想法、观点和知识常有助于人们探索自己身处的世界。第二个引发从众的机制则是“规范性需求”：当我们同意其他人看法时，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于是因为受到归属感以及希望以相似性取代异质性的强烈需求鼓舞，于是对其他人的观点做出了让步。
盲目服从权威：米尔格伦的震撼性研究
“我正试着想出让阿施的顺从性实验更具人性意义的方法。这个顺从性测试让我很不满，因为它竟然只是叫人判断线段的长短。于是我想，我们是否能让群体压迫个人去做些更具有人性意义的行为，也许是对其他人做出攻击，比方说逐渐提高对他人的惩罚。不过，在研究群体效应之前，必须先确认受试者在没有受到群体压力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刹那间，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决定把焦点放在实验控制上，也就是测试在实验者的指令下，一个人到底可以顺从到什么程度？”
以上这段话出自阿施的研究助理斯坦利·米尔格伦，这位社会心理学者开启了一系列杰出研究，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盲目顺从权威”实验。他对于服从权威问题的研究兴趣来自于深刻的个人关怀，希望了解“二战”大屠杀期间的纳粹党人如何能轻易顺从命令杀害犹太人。
“（我的）实验室典范……是从科学角度对权威表达更普遍的关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暴行迫使着我们这一代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犹太人必须承担起这样的关怀。……大屠杀加诸在我心灵的影响，激发了我对顺从的研究兴趣，并且形塑了用来检验服从的特殊形式。”
在此我先让读者了解这实验计划中自愿者所须面对的情境，接着再进入实验总结，我将概略提出十点可推及日常生活中行为转变情境的重要教训，最后再提供真实生活中的类似案例，以回顾这个实验典范的延伸应用（关于我和米尔格伦的个人交情请参见注释12）。
米尔格伦的服从典范
请想象你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一份心理学实验征求受试者的广告，而且决定去应征。虽然一开始的原始研究只征求男性受试者，不过后来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女性，所以我邀请所有读者们参加这个想象的演出。
你走进了耶鲁大学的实验室，这时，一个举止严肃的研究者——他穿着实验室灰袍，看起来正在进行很重要的科学实验——走向前向你和另一位应征者问好。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心理学科学，研究如何通过运用惩罚改善人们的学习和记忆。接待你的人向你说明，这个新研究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实用意义。你的任务很简单明确，你们其中之一要扮演“老师”，另一个人则扮演“学生”，老师要给学生一组单字让他记忆。在测验中，老师说出每个关键词，学生就要回答正确的相关词。答案正确时，老师就给学生口头上的奖赏为鼓励，像是告诉学生“干得好”、“没错，就是这样”。出错时，老师必须按下他前面那个看起来很吓人的电击装置上的杆子，立刻施以电击惩罚。
电击仪上总共有30个按钮，每个按钮都代表一个电力等级，从最低的15伏特开始，以每等级多15伏特的幅度累加。每当学生犯错时，实验者都会提醒你，而你必须按下下一个更高电力等级的按钮。控制板显示每个按钮的电力等级，以及关于该电力等级的描述，比方说第十级（150伏特）的描述是“强力电击”；第十三季（195伏特）是“非常强力电击”；第十七级（255伏特）是“剧烈电击”；第二十一级（315伏特）是“极剧烈电击”；第十五级“375伏特”是“危险，激烈电击”；第二十九和三十级（分别为435伏特和450伏特）时，控制板上除了三个不详的大叉叉之外什么也没标注（这暗示着极端痛苦和极度激烈的电击）。
你和另一位志愿者抽签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结果由你饰演老师，另一位则扮演学生（抽签过程已经被动过手脚，另一位自愿者实际上是这项实验的同谋，固定会抽到扮演学生角色）。扮演学生的是个举止温和的中年人，你一路陪着他走进了隔壁房间。研究者告诉两位：“好了，现在我们要把仪器接到学生身上，为了接下来方便进行惩罚。”于是学生手臂被捆起来，右手腕上接上一个电极。只要一犯下错误，另一间房间里德电极仪就会通过电极输送电力到学生身上。你和学生间可以通过对讲机沟通，实验者就站在你旁边。你已经体验过45伏特电击的威力，只感到稍微的刺痛，对电力等级已经有了点概念。实验者给了暗号，“记忆力改善”研究开始了。
一开始你的学生表现得还不错，不过很快地开始出错了，所以你也开始按下电击杆。学生抱怨电击弄痛他了，实验者点点头暗示你继续。但当电力等级不断增加到强烈程度时，学生尖叫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你开始犹豫，并询问旁边的实验者是否应该继续，实验者这时告知除了继续没别的选择。
现在学生开始抱怨他的心脏不舒服，你也认为不应该继续下去，但实验者还是坚持进行。因为学生不断犯错，你只好请求你的学生专心，你可不希望他受到非常强力的电击。但你的关心以及鼓励全起不了作用，他还是不断出错。电力等级又往上跳了一级，你听到他哀号：“我快痛死啦，受不了了，让我离开这里！”又跟实验者说：“你根本没有权力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出去！”电力再次往上跳级，这次他尖声叫道：“我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快把我放出去，你没有权力这么做，我的心脏快不行了！”
现在你完全不想进行实验了，并告诉实验者你拒绝继续。你可没办法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这不是你的作风。虽然你想离开，实验者还是坚持实验必须进行下去。他提醒你，你跟他们签过合约，答应过要完成实验。他还说，如果电击造成什么意外，后果由他完全承担。在你压下300伏特的按钮后，你念出了下一个关键词，但学生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没回答。”你告诉实验者，希望他到隔壁房间去确定一下学生的状况。但实验者还是无动于衷，他并不打算这么做，反而告诉你：“如果学生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回答，大约5秒，这时就算他错。”漏答的惩罚方式也跟答错一样——规则就是这么订的。
你继续按下更危险的电力等级按钮，还是没有任何声音从电击室里传出。他可能失去意识甚至死了！你觉得很痛苦，想要离开，整个情况完全出乎意料，可是不管说什么都没办法让你从这个痛苦情境里解脱。你被告知规则怎么订，你就怎么照做。
现在尽可能地想象，扮演老师角色的你会如何。我确定你会说：“我绝不可能乖乖照做！”显然你一定会提出抗议，然后一走了之，绝不会为了区区几块臭钱出卖自己的良知！不过假如有人一路按下第三十个电击按钮，那时候实验者还会坚持继续测验，直到另外再按两次为止，他会说这是为了方便取得测量数据。对走到这一步的人来说，痛苦的事实摆在眼前，想忘都忘不了。所以呢，你预测你在离开实验前会进行到哪一级？在这个小地方，一般人遇到这样情境时又会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专家的预测结果
米尔格伦把他的实验告诉约四十名精神医学专家，然后要求他们估计有多少比例的美国公民会从头到尾完成三十个等级的电击实验。他们平均预测只有不到1％的人会坚持到最后，认为只有虐待狂才干得出这么残酷的事，而且估计绝大部分人在150伏特电力的第三级就会撒手不干。但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人类行为专家之所以会错得离谱，原因有二，首先是他们忽略了情境决定因素，因为埋藏在实验程序性说明当中的情境决定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其次是他们受到传统精神医学训练，使得他们过于依赖从天性观点来解读异常行为，而忽略了情境因素。也因此他们全犯了基本归因谬误！
令人震撼的结果
事实上，在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大约每三个自愿者里头就有两位（65％）一路进行实验直到最高450伏特的电击程度为止。扮演老师角色时，大多数人会无视于“学生”的苦苦求饶而一再施以电击。
现在我请读者再试着猜一猜：当电力程度达到330伏特，电击室里已经不再传出声音，在这种能够合理推断扮演学生的人已经失去意识时，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在这时喊停？谁会在那样的情况下继续实验？难道不是每个明理的人都会拒绝实验者的要求，离开实验不再继续吗？
某位“老师”陈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鸟事，我当时想说，你知道的，他该不会是被我电死了吧。我跟实验者说，继续下去要是发生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不过当实验者向他保证出事有人顶着之后，这位担心的老师仍顺从了指示，一直进行到最后。
几乎每个从头到尾完成实验的人，反应都跟以上这位一样。也许你会好奇，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不过请想一想，如果已经做到了这地步，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到最后呢？也许这跟扮演老师的人不知道如何从情境里脱身有关，而不是因为对权威的盲目顺从。在实验过程中，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不断表示疑虑和反对，也说了他们不愿意继续下去，可是实验者却不放他们走，他不断告诉他们一堆必须留下的理由，催促他们继续为那些痛苦的学生施测。在一般情况中，这样的抗议可能生效，抗议可以让人们从不愉快的情境中脱身，可是在这个实验中，不管你说什么，实验者都不为所动，他只会坚持你留下来电击犯错的学生。于是你看着控制板然后明白，最快脱身的方式就是赶快进行实验，直到最高电力等级的按钮被按下为止。只要再多按几次按钮就可以出去，再也不必听见实验者的啰嗦说教，以及学生的呻吟。答案出现了。只要450伏特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不需要跟权威面对面冲突，也不必费力衡量已经造成的伤害和额外的痛苦该如何取舍，出去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提高电击。
以服从为主题的实验
在一年之内，米尔格伦执行了十九次不同的服从实验，这些实验都跟基本典范的组成元素：实验者、老师、学生、记忆力测验∕错误电击有部分不同。他会更动其中一个社会心理变项，然后观察这个变动会使得受试者在电击“学生”（受害者）时，不正义权威的顺从度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变动包括，他在其中一个研究中加入了女性受试者；在另一些实验中，他会变动实验者与老师间或老师与学生间的相对位置，调整为较近或较远；或者是让学生先做出反叛或顺从的态度等诸如此类。
米尔格伦希望通过其中一组实验证明，他的研究结果不是来自于耶鲁大学的权威性——耶鲁几乎是整个纽黑文市（New Haven）的代名词。于是他在下城的桥港区一栋年久失修的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实验室，然后表面上以和耶鲁大学没有明显关系的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名字再次进行了实验。但仍是出现相同的结果，参与者还是受到同样的情境力量附身。
研究数据显示，人性具有极大地弹性，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极端顺从以及抵抗权威这两种态度。一切只关乎他们所经验到的情境变量。米尔格伦的实验告诉我们，比例最高的时候可以有90％的人继续进行实验，直到按下最高电力伏特按钮，但只要加人区区一个关键性的变项到情境中，驯服的比例却可降到不到10％。
想得到最高服从度的话，只要让受试者成为“教学小组”的一员，惩罚任务交给另一位小组成员（实验同谋），而受试者则负责协助其他测验程序，通过这样的安排就可以轻易达成目的。如果希望人们反抗权威，只需有个反抗权威的同侪做角色样板即可。即使学生表现出被虐狂的姿态要求电击处罚时，受试者也会拒绝下手，因为他们并不想成为虐待狂。而当实验者以学生身份下场进行实验时，受试者较不愿意施予较强的电击处罚。另外，相较于学生就在自己附近，当学生处在偏远位置时，人们较可能施予电击。出现在不同实验版本中的受试者都是普通的美国人，各种年龄、职业背景，两种性别都有，而只要稍微摆弄情境的控制开关，研究者就可以从所有实验中由低至高地导引出各种不同顺服变——好像只是在他们心灵转盘上按下“人性代码”一样轻松简单。从背景各异的实验中累计了上千名样本，对象都是些一般老百姓，这使得米尔格伦对服从议题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取得极大的概化能力。
思考漫长而晦暗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当人类打着服从的旗子时，犯下的骇人罪行远多于以叛乱之名。
——C．P．斯诺，《非此即彼》（C.P.Snow，Either-or，1961）
邪恶陷阱：米尔格伦实验中学到的十堂课
以下我将概略叙述在这个实验典范中，导引许多普通人做出明显伤害他人行为的做法。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与真实情境中，比较由“说服专家”如推销员、狂热教派及自愿役招募人员、媒体广告专家等人所运用的顺从策略。基于此，我们从米尔格伦的实验中选录了十种方法：
（1）预先以书面或口头方式约定执行契约性的义务，创造出一种拟法律情境，借以控制个人行为（米尔格伦的做法是让受试者公开同意接受实验的任务及做法）。
（2）让受试者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如“老师”、“学生”，这些角色可让扮演者自觉具有正面价值，并自动以符合角色内涵的方式回应。
（3）要求受试者遵守在派上用场前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使用时却变得武断且缺乏人性的基本规则，以此来正当化愚蠢的顺从行为。同样地，系统也可以创造一些含混不清且随时改变的规则，却坚持“规则就是规则”，没有通融的余地，以达成控制人们的目的（如米尔格伦实验中穿上实验大褂的研究者，或者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狱卒强迫克莱416吃掉发臭食物时的做法）。
（4）改变行为、行动者和行动的语义内涵。（把“伤害他人”的行为说成是“帮实验者一个忙”，把惩罚行为说成是为了科学发现的崇高目的。）也就是用漂亮的修辞技巧来包装恶劣的现实，替真实景象化装。（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语义塑造技巧运用于广告中，例如把味道很糟的漱口水塑造成有益健康的形象，让消费者会因为漱口水具有杀菌效果而预期它的味道跟药水一样。）
（5）替受试者创造出分散责任或是推卸负面结果责任的机会。譬如告诉他们有别人会负责，或没有人会认为他们需要为此负责（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当任何一个“老师”有疑问时，权威人士形象的实验者都会告诉他们“学生”出的一切事情由他负责）。
（6）极端恶行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开启。刚开始只是稍微把脚打湿，但随着顺从压力逐渐增大，既然做了过河卒子也就不得不尽力向前了。（比方说在服从研究中，一开始不过是15伏特的电击。）这也是让好孩子堕落成药物上瘾者的基本步骤，只是好玩吸个一口的结果却是步向沉沦。
（7）小步伐循序渐进。目的是让人们很难注意到前一个行动跟自己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同，不过“多一点而已”。（在米尔格伦实验中，对人的侵略度是以15伏特一级，共分三十级渐进递增，在实验开始阶段，受试者根本注意不到伤害程度有什么显著差别。）
（8）逐渐改变权威人士（在米尔格伦实验中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的形象性质。从开始的“公正”、讲理形象，渐渐变成“不公正”、苛求，甚至毫不讲理。这种技巧会让受试者先愿意服从，但接着因为对权威者和朋友前后一致的期待落空而感到困惑不已。转变结果就是让人们糊里糊涂地服从一切指令（许多“约会强暴”案例中都有这样的情节，也是受虐妇女留在施虐配偶身边的原因之一）。
（9）让“离开一切的代价”变得高昂，或是借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这会让人们觉得安心点）但同时不断坚持服从，而提高离开过程的困难度。
（10）用意识形态或是美好的空话捏造一个看似令人憧憬的根本性目标，以正当化达成目标必须运用的任何手段。（米尔格伦研究的做法是提供可接受的正当理由，例如这门科学是希望借由明智的奖惩机制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力，借此让人们做出不乐意做的行为。）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这种手法被称为“幌子主题”（coverstory），用来遮掩随后实验步骤的一套幌子，因为本身站不住脚，所以很可能被拆穿。在真实世界中，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大多数的国家在发动战争或是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之前，都仰赖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其暴行，“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即是这类意识形态中的典型。当人们恐惧自己国家的安全陷入威胁时，就会愿意把自己的基本自由权交出给政府以换取安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逃避自由》中的经典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交易也曾被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用来攫取及维持权力：也就是说，独裁者宣称他们将提供安全以交换人民放弃自由，理由是这样他们才更好控制局面。
米尔格伦服从模式的复制与延伸研究
基础的米尔格伦服从实验具有结构化设计且规则详尽，因此吸引许多国家的独立研究者投入复制实验。而最近一份比较性分析研究的依据即是来自在美国进行的八个研究，以及欧、非、亚洲等地的九个复制实验结果。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中的自愿参与者中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服从度。美国的复制实验结果发现，平均有61％的受试者出现服从效应，这个数字和所有其他国家样本中的66％的服从比例相符。在美国的研究中，服从比例最低为31％，最高则为91％，而在跨国的实验复制经验中，最低及最高的服从比例分别是28％（澳大利亚）及88％（南非）。随着时空的变迁，服从比例的稳定度始终维持良好，服从比例和执行实验的时间（1963—1985）两者间无法找出关联。”
虐待患者的不对等医护权力
如果师生间的关系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是否更是如此？在明知是错的情况下，护士要违抗来自医生有力权威的指令会有多困难？为了找出上述问题的解答，一个由医生与护士所组成的团队在他们的权威系统中进行了一项服从测验，目的是想要了解在真实医院的环境中，护士们是否会遵从不知名医生所下达的不合理要求。
研究是这样进行的。一名医院的医生成员分别打电话给二十二名护士，这些护土从未见过这位医生。他在电话中告诉护士必须立刻为某位患者投予药物，以便他到医院时药效已经开始发挥，而到时他会在药物处方单上签名。他指示护士开给患者20毫克的某药，但该药的容器标签上却写着一般用量为5毫克，并警告最大用量为10毫克，他的指示是最大用量的两倍。
于是，以照顾患者为责的护士脑海中出现了天人交战；该听从一个不熟的人的电话指示让患者服用过高剂量的药物；还是遵守标准的医学作业程序，拒绝没有经过授权的指令？当研究者以假设情境的设问方式询问该医院的22名护士如何应对这个两难时，有十人认为自己会拒绝服从。可是在医生马上就要到医院（而且如果不听从他的指令他很可能会发怒）的情况下，其他护士们的反应却是屈服于权威，几乎没有例外。在实际测验中，22名护士里只有一位没有听命行事，其他人全都按照医生的指示剂量让患者服用该药（实际为安慰剂），直到研究者出现阻止他们为止。真该把那位唯一没听话的护士升等、颁发荣誉勋章才对。
这个戏剧性结果绝不是绝无仅有。最近一个针对有执照护士的大样奉调查研究，同样发现到对医生权威的高度盲从现象。有将近一半（46％）的护士表示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你认为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执行医生的指令”。选择听从不适当指示的护士们把责任多半推给医生，比较少归咎自己。此外，他们也指出医生的社会权力是建立在“合法权力”上，也就是说，他们对患者的照护有全权处置权。他们只是听从他们认为的合法指示——只不过那个患者后来死了。每年有数千位住院患者枉死于各种医护人员的疏失之下，而我认为，其中有一些案例足死于护士及医技人员对于医生错误指令的盲从。
服从管理的权威
在现代社会中，位居权威地位的人很少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中那样以体罚方式惩罚他人。更常见的情形是运用间接暴力，也就是将指令转给手下执行，或者是以言语暴力削弱权力弱势者的尊严及人格。权威者也会采取具有惩罚效果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的结果无法直接观察到。例如，明知会影响其表现并因此降低得到工作机会而以敌意的言语批评某人，即构成社会性的间接暴力。
一群来自荷兰的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极巧妙的实验，目的是评估在上述情境中的各种服从权威形态，他们自1982年起至1985年为止，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进行了25项个别研究，共有将近五百名参与者参与实验。在他们的“管理服从实验典范”中，实验者告诉扮演管理人身份的参与者，他们必须对在隔壁房间的求职者（一位受过训练的实验同谋）做出15个“压力评语”。具体的做法是受试者被指示对求职者实施测验，如果求职者通过考试就可以得到工作，否则是继续失业。
他们被指示要在实施测验时扰乱求职者，给他压力。而这15个等级不同的评语是对求职者测验表现的批评，同时也有贬低人格的效果，“你真是够笨的。”即是其中之—。当扮演管理人角色的实验参与者用十分不友善的评语批评求职者时，他们“让求职者蒙受极强烈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无法有充分表现，因而无法取得工作”。此外研究者也告诉受试者，不管求职者提出什么样的抗议，都要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反之，来自实验参与者的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实验者挡下来，最多四次，直到他们态度坚定地表示要中止实验才能停止。最重要的是，受试者被告知在压力下的工作能力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基本要求，不过为了协助实验者的研究进行，他们还是必须遵守规则，该研究的主题正是压力如何影响测验表现。相较于研究者的资料搜集，造成别人的痛苦并影响他们的工作机会并不是重点。而控制组中的受试者则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停止做出苛刻的评语。
当要求一组可与实验组比较的荷兰人预测他们是否会在这些情境下全部做出压力评语时，有90％的人回答他们不会顺从。但“局外人的观点”又再一次与事实相违背，因为有整整叭％的受试者服从了专横的实验指示，直到最后的底线为止。即使以人事管理者为受试者，此一极端服从的比例仍旧没有下滑，显示他们不顾专业伦理的规范。就算在实验进行前几个礼拜就把相关讯息先行寄到受试者手上，好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好好想想自己角色所具有的潜在敌意，服从比例还是维持不变。
该如何在这个情境中激发出“拒绝服从”的行为呢？有几个做法可以考虑，你可采取米尔格伦的研究，在受试者开始进行实验前，先安排几个参与实验的同伴进行反抗。或是告诉受试者，如果受害人的求职者受到伤害并因此对学校提出控诉，他们就得负起法律责任。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排除要求必须完成整个实验的权威性压力，正如这个研究中的控制组，最后根本没有人完全服从指示。
性的服从：裸检的骗局
全美国许多快餐连锁餐馆都曾经遇过“裸检的骗局”（stip-searchscam）。这个现象说明，服从于匿名但似乎十分有力的权威人士是多么普遍的事。犯罪者的惯用伎俩是由一名男性打电话给一家餐馆的副经理，随便说个比如“斯科特”这样的名字，然后自称警察。他会告诉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们餐馆的雇员中有个小偷，因此需要他紧急配合调查。在对话中，这名男子会坚持被称为“警官”。犯罪者早已搜集了该餐馆作业方式的内部情报和只有工作人员才会知道的细节，知道如何用技巧性的引导发问来套取想要的信息，就像是舞台表演的魔术师或是擅长“误心术”的人一样，是个高超的骗子。
“斯科特”警官最后会从餐馆副经理口中套取一名年轻有魅力的女性新员工的名字，他声称她偷了店里的东西，赃物现在正在她身上。骗子要求副经理，希望在他或他的下属来接她前，先把这名女雇员单独关在后面的房间里。这名女雇员于是被扣留下来，“警察先生”会用电话跟她对话，然后给她几个选择，要不就答应马上由其他员工原地搜身，要不就是被带到警察局由警察搜身。女雇员毫无例外地会倾向选择当场搜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电话中的人接着会指示餐馆副经理对女员工进行裸检，连肛门和阴道都不放过，以查明她是否偷窃金钱或藏匿禁药。来电的骗徒会坚持餐馆副经理仔细描述过程，同时监视摄影机也会全程拍下。对无辜的年轻女雇员而言，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但对电话中的窥淫狂而言，却充满了性及权力享受的刺激感。
我曾担任其中一次骗局的专家证人，一位吓坏的十八岁高中女生被刚才我所描述的剧本骗得团团转，配合做出了一系列难堪且充满性贬抑意味的行为。这名一丝不挂的女学生被迫做出跳上跳下及转圈动作。电话里的骗子叫餐馆副经理找来年纪较大的男性员工负责限制受害人行动，而副经理则回去工作岗位。接下来的情节变得越来越不堪，原以为男员工只是负责在警察前往餐馆的途中把女员工留住，谁知道诈骗者竟叫女学生自慰和帮这名男员工口交。在等待警察前来的过程中，这些性活动持续丁数小时之久，而警察最后当然没来。
这个诡异的不在场权威人士诱使许多人在当时情境下做出违背店规甚至想必是违背自身道德伦理原则的事，而以性行为方式猥亵、羞辱一位诚实、信仰虔诚的年轻女孩。最后，那位店员被开除了，一些人则被判刑，店家挨告，受害人则陷入极端痛苦中，而犯下这桩案件及其他类似骗局的加害者（一个前任狱警）则被绳之以法。
一般人在得知这桩骗局时会出现一个合理的反应，也就是把焦点放在受害人和袭击者的性格上，认为他们可能是天真、无知、好骗或者是行径诡异。然而当我们发现，这个骗局竟然已经在32个州的68家快餐馆中得逞，受害范围涉及六个不同连锁餐馆，诈骗对象包括全美许多餐馆的副经理，而受害人男女皆有，那么我们就不应一味责怪受害人，而必须转移焦点，确认出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是什么样的情境力量在作祟，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权威人士”的力量可以使人服从到什么程度、做出什么难以想象的事。
唐纳·萨默斯（Donna Summers）是肯塔基州华圣顿山一家麦当劳的副经理，他因参与这桩权威人士电话诈骗案而被公司开除，他的话说明了本书中不断谈到的情境力量，“当知道这件事时你会说，如果是我才不会这样做，可是除非你那时候身在其中，否则怎么会知道自己会怎么做，这是重点。”
加拿大籍社会学者埃斯特尔·赖特（Ester Reiter）在《快餐业幕后》（Making Fast Food：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ryer）——书中做出一个结论，对权威的服从乃是快餐业员：工址被重视的特质，她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道，“快餐生产线的流程以蓄意的方式夺走了员工的思想和自主判断力。员工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而退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殊情报员丹·贾布隆斯基曾担任私家侦探，针对这类骗局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可以跷着二郎腿评论这些人的是非，说他们都是些大傻瓜。但他们的训练不鼓励他们运用常识判断，他们脑袋里唯—能想的只有：‘先生小姐，请问您要点几号餐？’”
纳粹种族大屠杀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我们曾提到，米尔格伦此研究计划的动机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善良的”德国人涉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野蛮行为。米尔格伦不是去找出德国民族性中的性格因素来解释种族灭绝的邪恶犯行，而是相信情境特质才是里面的关键因素——服从权威是启动肆无忌惮谋杀行为的装置。研究完成后，米尔格伦从他的科学结沦导出一个戏剧性预测，针对阴险的服从力量是否会让美国平民变成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共犯，他说：“如果死亡集中营的系统设在美国，就像我们在德国纳粹看到的一样，在任何—个不大不小的乡镇里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集中营的工作人员。”
针对纳粹与自愿参与对抗“国家公敌”的平民百姓的关联，有五个不同的极佳研究有助我们思考。前两个是由富有创造力的老师和高中及小学生在教室中实地演出。第三个是由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进行，他认为只要有某个权威人士提供做这件事的足够理由，美国大学生绝对会为种族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签字背书。最后两个则是直接以纳粹党卫军以及德国警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在美国教室里制造纳粹分子
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一所高中世界历史课堂上的学生就跟我们一样，无法理解泯灭人性的纳粹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运动是如何热烈展开，而这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无知或无视于他们对犹太人造成的苦难？针对这些困惑，他们深具创意和启发力的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决定改变教学方式，以便让这些不相信的学生能够学习到这段历史的真正意涵。于是他抛弃了平常的训导式教学法，采取了实验性的学习模式。
他一开始就告诉班上学生，他们将要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模拟德国的种族屠杀历史经验。尽管已经有了事前警告，接下来五天在角色扮演“实验”中所发生的事，还是给学生上了严肃的一课，这些事也震撼了他们的老师，更不用说是校长和学生家长。这些学生们创造了一个教条及高压控制的中央极权体制，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形态非常相似，使得模拟与真实几乎难以分辨。
首先，琼斯建立了严格的课堂规矩，学生只能服从不能有质疑。针对任何问题，学生必须恭敬地起立回答，最多只能用三个字，而且还必须先尊称“琼斯大人”才行。这些武断独裁的规定竟没有任何人反对，于是课堂气氛改变了。口才较好、较聪明的学生很快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声望，而口才较差、行为较武断的学生则开始得势。这个教室里发生的运动被他们称为“第三波”，他们设计一些用来致敬的口号，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齐声喊出，而且每天推陈出新，例如“有纪律才有力量”、“合群才有力量”、“行动才有力量”以及“自傲才有力量”等，只要实验继续，口号永远不缺。他们也创造了用来辨识圈内人的秘密握手方式，任何批评都会被当成“背叛”呈报给组织。除了口头喊喊标语之外，他们还从事各类行动，如制作横幅悬挂在学校里、招募新成员、教导其他学生应该要有的坐姿等。
由20位上历史课学生起头的核心团体，迅速扩张成拥有百位热心的“第三波行动者”团体。接着连指定作业的权力都被学生接管，他们发放特殊的会员卡，这群新的权威核心团体甚至把最聪明的同学从教室里叫出去，然后兴高采烈地虐待。
琼斯接着向他的追随者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们是一个全国性运动的一分子，运动的目的是要发掘愿意为政治变革而战斗的学生。他说他们是“一群被挑选出来协助实现这项宗旨的年轻人”。而一位总统候选人即将莅临隔天进行的集会活动，他会在电视上宣布成立新的“第三波青年行动方案”。于是有超过两百名学生挤满了丘伯里中学（Cubberly High School）的大礼堂，热切期待这项方案的宣布。这些兴奋的第三波行动成员穿着白色的制服衬衫，佩戴着亲手缝制的臂章，在会堂周围挂上他们的横幅标语。而体格健壮的学生们则站在门边充当保镖，冒充成记者和摄影师的琼斯友人则在这群“真正的信徒”中来回传递消息。电视打开了，每个人都屏息等待他们的下一位呆头鹅领导人步向台前宣布这项重大消息，他们一直等着。然后他们高喊口号“有纪律才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