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晚，胡景翼和孙岳连袂见冯，把自己防区被奉军逼迫让出的情况一一向冯诉说，对于张作霖咄咄迫人，根本不把国民军放在眼中，也不把国民军当做友军的一切尽情向冯倾诉，冯问他们如何应付，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擒贼擒王，趁张父子都在北京，发动突击把张父子乱枪打死，奉军失去了张作霖父子，便很容易安抚的。胡景翼和孙岳还草拟好一道向奉军防区及顺承王府进攻命令，请冯签署。冯听了颇为动容，也感到今后无法和奉张相处，不如趁此千载良机，大干一场。因此便和胡、孙两人反复研究，同时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他们仔细研究后，认为奉军完全是备战姿态进入北京，向奉军突袭，没有必胜把握，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商量了一夜，又下令取消应变命令。
冯、胡、孙的秘密会议消息，在12月2日晨被张作霖知道了，他在这天早上10时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所有奉军全部撤离北京，他也未向段祺瑞辞职，便匆匆乘火车去天津。他的火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到天津后，奉军一部分就退回关外。
张作霖入京出京，显示北方政局的严重不安。虽然直系垮台了，可是胜利一方已埋藏了随时可以爆发的炸弹。张作霖出京后仍和段祺瑞表示好感，双方信使不绝，一切军国要政，段都和张连系，段、张、冯之间，段似乎和张的关系比段、冯关系好得多。
张作霖率部出京后，冯玉祥的部队就分别进驻奉军留下来的防地，于是北京又重入冯军手中。
早在冯军发动政变进入北京时，冯就下了两道命令：一是逮捕曹锟的嬖幸，当时在北京的红人李彦青；另一道命令是扣押前财政总长王克敏。冯对这两人的私怨是因为冯误会这两人故意不给他军饷，王克敏管财政，李彦青管军需。李在保定时代是曹的军需处长，在北京时代是军需副总监，不管他官阶有多大，他可以左右曹锟，北京人把他和西太后下边的李连英同等看，然而李彦青不同于李连英的是他和曹锟中间有不可告人的丑事，所以他权倾一切，为人侧目。
冯部很顺利地捉到了李彦青，这位红极一时的小人终遭枪决。冯要杀李彦青不只北京人称快，全国的人民包括直系旧人都称快。
冯部去捉王克敏，却给王脱逃了，其实也可以说是王的运气，也可以说王这个人有心计。王字牧鲁，浙江杭州人，在广东出生，是前清的举人，得到赵尔巽和杨士骧的保荐做过光绪时代的直隶观察使，后来担任留日学生监督，民国6年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8年担任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的北方代表。12年冬重任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曹锟贿选后就成为曹的财政总长，这时北京财政情况恶劣万分，冯担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扩充了很多军队，向王索饷，王当然无钱可发，因此冯对王恨之入骨。
政变后冯部入京即派军队到王宅捕王，军队进入王宅，直奔王的卧室。王的卧室是两卷式套房，王起床在后面一间盥洗，前房窗子也已打开，军人们都是土包子，见王的卧室窗子打开，里面无人，以为王闻风逃走，遂不入室搜索，改往其他房间搜查。因此王遂乘机从后门逃出，藏匿于他的仆人家中，迨军队过后，王才乘车奔赴东交民巷中法银行。王已逃到东交民巷，冯军再度入王宅搜索，直奔王卧室的内层，只见澡盆中所流的洗澡水还是热的，桌上早点摆好还来不及吃，王已鸿飞冥冥了。
冯玉祥在张作霖出京以及黄郛内阁解散后，也提出辞呈，表示打算出洋游历，并无意在北京贪恋权位。同时他本人就去西山休息。
然而，冯军仍在北京城内外，段执政对冯也不能不加以敷衍，因此执政府和西山道上便也车马往来不绝于途。
段在两大势力之间，奉张既不好惹，小冯又近在咫尺，左右为难，这种日子和当年袁死后的段老虎比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曹锟垮台后，最惨的不是吴佩孚，而是那群拿了钱投曹锟票的国会议员。因为北京方面正如火如荼地检举参加贿选的议员，这批当时被称为猪仔的议员们，于是便成为丧家之犬，北京人看到先几年皖系失败后安福系议员的可怜相，现在又重见于贿选议员了。
这些议员们纷纷自北京逃到天津，并在天津发表宣言说他们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已将国会移到天津了。当然这种宣言根本没有人理。
13年12月2日临时执政府发表人事命令，以胡思义任江西省长。2日的阁议，通过了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以及善后会议条例。该条例于12月24日始公布，可算是一个难产的东西，因为南方多不支持，而孙中山已北上，孙和国民党都明显地反对善后会议。因此有人主张先召开六巨头会议，六巨头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唐继尧。这个酝酿没有成为事实。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做得并不愉快，因为要敷衍和协调奉张和新兴的国民军，他宣布召开善后会议，重建新的政治环境，可是孙中山和南方各省都反应冷淡。
临时执政发布了一连串的人事命令，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是不稳的。
13年12月3日特任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杨以德暂兼代直隶省长。这一天，在南方，李宗仁就任广州方面所委任的广西绥靖处督办，黄绍雄为会办。4日临时执政公布了临时法制院官制，任姚震为临时法制院院长，派龚心湛兼任赈务督办，蔡廷干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副会长，袁良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李仲三为副总裁。5日以钟世铭继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
5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电北京执政府请裁撤巡阅使一职，愿先自东三省实行为倡导，第二天张作霖又通电宣称已将镇威军名义取消，并停止战斗形式。
苏联驻北京公使要外交部转告奉军张宗昌，请其将所部的白俄兵解散，外交部拒绝了苏联这项要求，理由是这批白俄军人已经归化了中国，应该是中国人了。
由于张作霖的通电，北京执政府遂于12月10日颁令各省巡阅使均着即行裁撤，东三省一切军队仍由张作霖指挥节制，特任张作霖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吴俊升督办墨龙江军务善后事宜。
同日，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总司令职务。
12月12日执政府向北京的外交团声明，前黄郛摄政内阁所下命令，一概有效。先三天，就是12月9日执政府下令免除张景惠的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以黄郛继任。
从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可以看出执政府尽量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两大势力中求得协和，促成双方各退一步，各进一步。
12月13日执政府的阁议作成了三项决议：（一）撤销曹锟宪法。（二）宣告《临时约法》失效。（三）消灭国会机关。留在北京的非常议员听说政府将下令取消宪法并及约法和国会，大失所望，纷纷集会共商应付办法。这些议员们在反对曹锟贿选时饱受迫害，待到曹锟垮台，满以为可以出头了，结果依然受到解散的命运，那个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多么的多灾多难。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民国13年当北方在直奉大战前，南方则正由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布置北伐，不幸中间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13年10月15日商团事变平定，这时直奉战争已在激烈进行，迨直系失败后，北京城换了主人，所谓的孙、段、张三角同盟自然发生了作用。
北方新兴的势力冯玉祥集团在政变后曾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电云：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10月27日，孙中山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另一相同之电致段祺瑞，电云：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0月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亲自北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发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号，对同志指示：
“为通告事：此次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诸将联合共倒曹、吴，于扫除革命障碍，关系非细。胡、孙为党员，冯部亦多党员在内。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廿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已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于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13年11月4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张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11月13日10时20分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乘永丰舰起程，汪兆铭则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乘江固舰送至黄埔，由于珠江水浅阻碍航行，下午3时始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军校师生告别，这时黄埔一二期学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实施战术演习，并作筑城工作，蒋中正陪孙中山前往校阅。
孙中山在黄埔和军校师生会晤，对于黄埔军校的卓越成就赞勉备至，不知这时是有预感，还是下意识，在离别前竟黯然对校长蒋中正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险，祸福难以逆料，将来能不能回来，实在不敢预测，不过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有危险亦何所惧？何况我已五十九岁，死也可以瞑目了。”蒋中正听了孙中山这番话，非常惊讶，因为孙中山平常最乐观，如今却作此语，深为不解，乃问：“先生为何今天这样说？”孙中山答：“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时，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现在有了这么多好学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无憾了。”说着不胜凄恻。随后由蒋中正在校中为孙中山饯行，下午5时50分孙中山即再登舰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时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香港，晨6时转登日本邮船春阳丸，12时启碇去上海，到春阳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达吴淞口三来水停泊，17日晨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搭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登岸后就坐汽车到莫利爱路29号寓邸休息，并在草坪上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制新闻影片。
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知识真治等30人。由汪兆铭、邵元冲、叶楚伧、戴传贤担任招待。孙演说一个半钟头，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这次北上，有二个目的：一为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为了对付军阀；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唯有打倒这两个祸害，中国才能和平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处境固然非常危险，但我决不畏惧。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彻底了解。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领导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时，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由于军事影响，极为困难，津浦铁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轮船，搭客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船位全部预定完毕，孙中山为了要赶赴北京，乃决定由日本绕道转赴天津，只偕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其他随员则分别乘船以天津为会集地。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离沪前日本记者采访，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
“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
23日抵长崎，在船上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国学生，24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5000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抵大沽口，天气很冷。孙中山随员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铭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轮在大沽口迎候，并登北岭丸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在码头欢迎的约计2万余人，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这个张园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军门张彪。
这天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致候，3时，孙中山即驱军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张作霖曾对汪兆铭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4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得像木头，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虽可以镭锭放射法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经过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2月初旬仍使用镭锭治疗，但效果不大。
2月12日，张静江建议改服中药，中药有时对于很多奇怪的病状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人们在绝望时便寄希望于万一。宋庆龄和孙科及侍疾同志都请孙中山准予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用中药，唯有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2月20日，孙中山病笃，医生认为挽救的希望很微，不如趁他还清醒的时候，请示遗言，于是随孙的同志遂推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代表，面恳孙。这时孙虽然一息奄奄，可是神智很清楚，见到汪等四同志在病榻旁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汪兆铭委婉地说：“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住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痊，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然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正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孙中山听了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目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的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你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四同志复请，并强调国民党正遭遇一个变局，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听了默然良久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很多，本党周围都是敌人，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说完这话似乎很吃力，这时汪兆铭贴近孙病塌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畏惧危险，也从不让敌人软化。凡是革命同志都能遵从先生的教训，不会逃避危险和死亡。先生教导我们这么多年，定能信任我们。”孙中山闭目听，并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汪答：“我们还是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孙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汪兆铭就把已草就的稿子念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遗嘱，孙听完极为满意。汪等又拿出第二稿，是留给家人的，由宋子文向孙报告，并由汪兆铭念：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亦感满意，汪兆铭本想开门出取笔墨请孙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了哭声，乃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孙中山在服中药期间，神志颇清楚，不过病状并没有减轻，3月1日，曾请留日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天注射一次。
当孙中山最后弥留期间，神志并不模糊，体温也照旧，每睡醒，就垂询东江讨逆战事进展情况，侍病的同志向孙报告说黄埔学生军已加入右翼作战，每战皆捷，已配合粤军进向潮汕。孙闻之大喜，命令致电嘉奖。3月10日停止注射针药水，11日病危。中午孙忽然张目遍视床前的家属和各同志，并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要签字。”汪兆铭遵谕将二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孙伸出了病弱的手臂，执笔在遗嘱稿上逐一签名。随后由侍疾的家属和同志：宋庆龄、孙科、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兆铭则署笔记者。
病室中空气肃穆而沉静，孙中山虽然病弱，眼中仍然有神，以安静温煦的口吻做最后的遗言，孙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现在一病不起，将和你们永诀，生死本无所惜，不过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和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深为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孙说至此处，感情激动，而呼吸则益感困难，由于说话太多，精神不继，以致下面的话便说不清楚，只听到微弱的声音：“和平、奋斗、救中国。”
医生认为病人太辛苦，不宜再消耗精力，乃请侍疾人士退出，让孙中山静默安眠，至晚6时半，孙中山又苏醒一次，手足已经变冷，且已不能讲话。医生按脉后认为脉已散，行将去世，须时注意。这时孙似乎又作欲语状，宋庆龄听出来是呼唤汪兆铭，乃叫汪到床前，汪靠近孙病榻，发现孙的脉搏已如游丝，只见嘴动，不能言语了。
第二天早晨3时，孙中山再苏醒一次，仍不能言语，8时许克利医生临床诊视，认为已至最后关头，延至9时30分，遂告逝世。一代伟人，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终于民国14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与世长辞，留下一个纷乱的中国等待统一。
北京政府于3月12日下令云：
“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执政府的内务部并议决予以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亦下半旗，全国各地闻知孙中山去世，自动举哀，万民雨泣。
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行辕内，国民党留京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孙的家属遵照遗示，遗体施以防腐剂，用科学方法保存。
12日12时30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决议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并拒绝临时政府的国葬令，同时遵孙中山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至15日防腐手术完竣，遂举行大殓，家属及追随他多年的同志均亲视含殓。灵堂内外哭声震天。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这天清晨群众已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许灵榇出发，举枢者为追随孙日久的同志24人，分三组，每组八人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计12万人，均步行送灵榇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择日开吊。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灵柩安置于北京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之丧，海内外致送挽联极多，不及备录，只是孙的叛徒陈炯明有一挽联，颇可一读，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陈炯明在民国22年8月22日以肠炎病死香港，终年55岁，死后家无长物，贫难为殓。陈在孙中山病逝前已痛悔反叛孙中山，曾请吴稚晖代作悔过书，未及送达，孙去世。陈死后，吴稚晖有挽联追述其事：
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留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陈炯明被滇、桂联军逐出广州后，就率军盘踞广东东江一带，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乃收集东江南路的土匪，联络闽、赣、湘的军阀，自称救国军总司令，下辖总指挥林虎、副总指挥洪兆麟、各路总指挥叶举等合共7万人，图犯广州。
当时广州方面有滇军（杨希闵部）、粤军（许崇智部）、湘军（谭延闿部）、桂军（刘震寰部）、豫军（樊钟秀部）及朱培德之滇军，还有少数鄂军、晋军和陕军，为数10余万人合称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14年1月15日广州政府决定东征，分三路出兵，以粤军为左翼军，滇军为右翼军，桂军为惠州攻城军。2月1日改变作战计划，改以粤军为右翼，经海、陆丰直趋潮汕，进攻洪兆麟防地。以滇军为左翼，经河源、老隆，直趋兴宁、五华，进攻林虎防地。桂军仍任围攻惠州之责。
联军组织时，滇、桂军故意漠视黄埔军校的校军，黄浦校军充满革命意识，自扣留商团军械及编练教导团后，即受滇、桂军的歧视和敌对，因此联军筹组时，他们即以黄埔校军不堪战斗，毋须参加为理由将其冷冻。
黄埔同学受到广州各军的歧视，至为激愤，且以不能参加讨伐陈炯明而痛感是奇耻大辱。当时的校军不过是第一、二、三期同学和教导第一二两团，为数不过3000余人，饷械既不充足，训练时间又短，而且没有战争经验，但他们气壮山河，毅然决然加入右翼粤军，当时蒋中正兼任粤军参谋长，即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担任校军统帅。
在广东的各路军队，军纪都不好，黄埔校军出发后，一新耳目。他们军纪严明，公买公卖，士气旺盛，行动神速。14年2月3日出动，5日下午即攻占东莞。沿途受到百姓热烈欢迎，校军高呼“百姓万岁”。2月11日即将广九路沿线地区完全控制。15日晨克复淡水。
黄埔校军收复东莞和淡水后，桂军攻惠州久不下，而滇军亦在增城、博罗之间不进不退。校军以革命精神独力作战，继续进攻，2月末旬攻占了海、陆丰。
由于校军追奔逐北，战果丰硕，大遭滇、桂军之忌。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的部下林虎勾结，校军洞烛机先，遂与粤军合力夹击林军，造成棉湖大捷，3月23日先后克复五华、兴宁。同时分兵进驻潮、梅。陈炯明逃往香港，其部下大将洪兆麟率部逃窜闽边，林虎率部逃窜江西。黄埔校军轰轰烈烈的第一次东征遂告结束。
正当黄埔师生兴高彩烈地庆祝东征大捷时，突然传来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噩耗，全军将士悲恸万分。孙中山是14年3月12日病逝的，广东省长胡汉民怕这个消息影响校军士气，所以直至战事结束才通知东征的校军。3月22日蒋中正率全军举行望祭。3月27日正午蒋中正集合校军于兴宁城东门外以悲恸的语调对全军训话：
“我们的总理于本月十二日已经在北平病故了。
总理的逝世是本校、本党最悲哀不幸的一件大事，亦是我们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总理在日，对于本校的希望和教育的热心，以及他的形容、态度、思想、言论，我们应静默五分钟。仔细回想一番，以志悼哀。
总理去年北上时经过本校，要到黄埔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看我们第一期同学的筑城工作，他看了回来，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在奋斗，就是死了也可安心。’我就问：‘总理为何说这些话？’总理又说：‘我们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你这个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生了。凡是人总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够看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官长学生士兵们如此英勇的精神，就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大家听了这一番话，一定要牢记住，一定要努力奋斗，才不负总理教育大家的一番苦心和希望。以后我们只有努力继续下去。达到我们主义的成功，才算得是总理的信徒，才算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总理生病的原因，前次我已经讲过了，他的病和他的逝世，全因为主义不能彻底实行，而且陈炯明叛党以来，已有三年之久了，党员不能除掉这个区区叛逆，所以忧愤成疾，以至于今日逝世。推本穷源，还是在陈炯明叛逆，使本党不能发展，所以我们必定要杀叛逆陈炯明，才能泄总理的愤，现在陈炯明的军队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一大半，然陈炯明本人还没有拿到，总是我们主义实行的障碍。望大家以后要更加努力，杀了陈炯明才能得革命的成功，实行主义才能慰总理的英灵。总理自知此次的病不能好，所以对于本党的希望，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就在我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里的官长学生士兵们的身上，望大家以后更努力奋斗，务要达到实行主义的目的，才算是尽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是将来中国革命军主干的军队，现在已经中外闻名。因为本军是有进无退的，但自今以往，如有一点失败，或是退后，我们的名誉亦就保持不住了。如果有一个人退下来，我们全体的名誉就被一个人败坏，这个退却的人就是我们的公敌，应该处以极刑。还有一句要紧话，我们要时时想着我们的名誉，完全是自己死的官长弟兄们赐给我们的，他们已死的如何凄惨可怜，我们没死的同志代他们来报仇才行，切不可因为看见一个同志在阵上打死，我们害怕就退了下来，这种人还能当革命军吗？还算有志气血性吗？
这次攻兴宁，我们不足二千五百人，敌人共有一万五千余人，我们能打胜他的原因，是全在服从官长命令，团结一致，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其次就在遵守军纪，爱护人民，大家跟着本校长，困苦艰难，打了许多胜仗，这是本校长非常欣慰而且很感激。大家能够百折不回，始终一致的这样子做下去，不到几时，就可将三民主义实行于广东，再推而广之于各省、于全国，我们就有享福的日子了。
我们自黄埔出发到了兴宁，过了千余里的路，打了很多的大仗激战，非常勇敢，非常耐苦，这是何等精神。还要知道，我们保护人民，就是实行主义，假使总理在此看见这样情景，一定是非常欣喜，现在总理虽然逝世，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欣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东征大捷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任命蒋中正兼任潮汕善后督办，办理地方善后事宜。4月11日蒋中正令校军住梅县。
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在第一次东征时并不积极行动，且暗中勾结林虎，不料黄埔校军以大无畏精神底定东江，滇、桂军对黄埔校军既恨且妒，认为自己联合起来共有五六万众，兵力远胜校军，因此于5月中旬滇军开始集中广州，潜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防；桂军由东江调赴北江，且有谋攻广州大元帅府的企图。广州大元帅因孙中山去世后已由胡汉民代理。
14年5月13日胡汉民派廖仲恺赴汕头，当晚在粤军司令部开军事会议，由许崇智主持，蒋中正、廖仲恺、朱培德等参加，会中决议放弃潮、梅，立刻回师广州，由蒋中正任总指挥，全力铲除革命障碍的杨、刘，以巩固革命基地。
5月21日蒋中正率领党军（即校军）、粤军由潮、梅回师向广州进发。从6月7日至14日，作战了一个星期即将滇、桂军完全击溃，广州遂重入革命的怀抱。
14年8月20日党军正式改称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将原来的党军第一旅扩充为第一、第二两师，另将收编粤军改组为第三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于是革命军由此建立。
当蒋中正率师由潮、梅回穗讨伐杨、刘的时候，陈炯明残部表示投诚，回驻潮、梅，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投诚，所以在14年9月1日再度叛变，进攻留守的粤军，粤军不能抵御，退回淡水，陈炯明军遂节节西逼，进占普宁、惠州、陆、海丰各县，蹂躏东江。同时勾结北路的川军熊克武部，由北江进至通州，南路邓本殷进犯肇庆，将会攻广州。广州国民政府遂下令讨伐，这就是第二次东征。
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征讨方略如下：
（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
（二）北路方面：以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
（三）南路方面：以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属警卫河南。
（四）广州方面：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警备广州。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
蒋中正率军第二次东征，10月9日围攻惠州城，14日攻克。20日起进攻潮、梅，第一纵队于11月4日收复潮汕，7日进占饶平。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东江遂告底定。
两广终于在革命势力日益强大下统一。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奉系、国民军系和皖系各有矛盾，直系垮台后，这胜利的三系各打各的主意，冯玉祥称病西山，先后四次呈请辞职。张作霖入京出京，其后通电取消镇威军名义，冯玉祥也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国民军总司令职务。这一切都显示其中问题很多。
13年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吴光新及奉军将领开会，讨论解决长江各省办法。卢永祥和吴光新虽是皖系，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前，他们都到关外去和奉张通款曲，奉张也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这次天津会议中决定请段执政下令免除直系齐燮元的职务，如果齐燮元反抗，奉军可以集中6万人南下讨齐。
同日国民军的孙岳电请辞职，愿以所部一师四旅交陆军部直辖，其实该部队已由孙的参谋长何遂率领，从间道入开封，何已宣布就任代理河南省长。
12月11日临时执政发布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免职，江苏督军一缺即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的直隶督办缺则由李景林暂署。”
又令：“热河都统米振标着来京供职，所辖军队交阚朝玺妥为收束，并任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这一连串人事调动中，夹杂了复杂的派系问题。
段祺瑞希望卢永祥任直隶督军，卢是段系的人，当然有很多方便，而张作霖则希望直隶地盘交在自己一系手中，冯玉祥也希望直隶能派冯系的人。这次天津会议，张作霖要拓展奉系力量到长江，就怂恿卢永祥回东南，卢能荣返东南，私心之愿也。可是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这样的安排对于冯系的孙岳大为失望，孙岳也是想着直隶地盘的。李景林部向孙部进迫，孙岳曾将入河南的军队撤回以增加保定的兵力，同时由国民军其他将领代向北京提出，请派孙岳为直隶省长。
北京政府对于这两大势力不能不平衡敷衍，对于冯系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更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可以率部开发西北，而鹿钟麟在北京的势力依旧存在。对于孙岳，一面默许孙部仍驻军直境，同时任命孙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冯玉祥对这些安排大体上算是满意，因此14年1月13日冯玉祥宣布销假，即赴西北巡视，孙亦表示愿意履新。
至于对张作霖，则发表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军务，同时任命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兼垦务督办。
张作霖于14年1月11日也率部回奉天。
齐卢战争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继续，直齐赶走了皖卢，卢永祥乃出关投靠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惨败，卢永祥遂想借奉系力量重返江浙。
北京执政府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军，而以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为了顾虑齐燮元抗命，乃以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统率奉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江苏问题急转直下。
齐燮元在江苏并不得人望，部下也渐次离心，因此不敢抗命，北京执政府12月11日人事命令发布后，齐于12日致电段祺瑞，愿遵令于14日交卸于韩国钧。不过齐也有他的部署，他下令着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以参谋长刘玉珂继宫任第十九师长，刘未到任前由魏朝彦先行代理。
14日韩国钧通电接受齐燮元交代，就任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苏军将领表示体谅督军意旨，服从韩督办，但反对另有军事大员来苏，危害苏境。其意是指的卢永祥。
苏军将领想以韩国钧过渡，以拒阻卢永祥率奉军南下，可是卢和奉军南下已成定局，这一来不止是苏军感受威胁，苏省士绅也表示反对。齐燮元本已决定离开南京，这一来就改变了决定，认为士气民心均有可为，乃拟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调遣苏省军队，布置攻守事宜。同时计划联络孙传芳、方本仁、萧耀南共同抵抗北军。江苏的情势突然剑拔弩张，山雨欲来了。
江苏人本来全心全力在驱齐，通电四布，代表北上，合力同心，有非达目的誓不甘休的态势。待齐免韩兼，卢永祥宣抚苏皖，加以奉军五六万旦夕南下，这才感到是以暴易暴，驱狼引来了虎。因此驱齐运动一变而为拒卢反奉，一部分则宣称只拒奉军而请卢简从南下，还有强硬派则请齐速去，请卢也不必来，江苏问题与齐、卢脱离关系。
13年12月24日，齐燮元离南京去上海。同日陈乐山宣称奉执政府秘书厅密令，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原任师长夏兆麟被逐赴杭州。陈的行动事先没有和各方接洽，于是引起了孙传芳的疑虑，认为不利于浙江。乃通电斥陈假窃名义，蓄意捣乱，派兵进击。29日北京执政府电令孙传芳、陈乐山停职，候中央解决，并接受孙的要求，任命孟昭月为宁台镇守使。
奉军添调后备队入关，其南下军队3万人由张宗昌统率进驻徐州，原驻徐州军队奉陈调元令护防，退往砀、萧两县。
12月30日北京陆军部电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所遗第十九师师长即令何丰林继任。南京第六师部队一部分哗变，在驻地附近抢劫。
14年1月2日孙传芳部队攻入松江，陈乐山逃走，第四师向上海溃败，孙部尾追。由于孙军频传捷报，孙传芳的发言权遂大增，1月5日和6日孙连发激烈通电，反对奉军南下。
事实上奉军已大举南下。14年1月5日孙传芳致段祺瑞电：
“北京段执政钧鉴，陈乐山假窃名义，扰乱地方，传芳不得已饬部防御，幸得驱除。然松江一带已不胜迁移焚掠之苦矣。陈乱未已，里巷又复纷传奉军南下，意不专于对苏，证以齐督离宁，而奉军到宁，无的放矢，必更有的。传芳本无所虑，亦常深省其咎，攻浙乃军人服从之天职，事纯被动，既不敢妄成戍首之罪，入浙乃浙江军民所欢迎，兵不血刃，亦不敢妄居克敌之功。至于入浙以后，市廛无惊，苟欲罗织为扰民，浙人先不忍罗织，舍此数端，百思不得，敢乞钧座勿对传芳一人别有难言之隐，遂使浙人万姓，日陷恐怖之中，有罪而当夺职，固望明示其罪以肆诸朝市。无罪而当避贤，亦恳明示其贤以公之天下，倘于两者皆有难言而疑传芳诚有未至，即恳明示对国对浙，必如何而后可谓诚之条件，传芳谨当高之浙士，质之国人，决不敢违众而抗所当从，亦不敢固位而默所当辩。若于宣布罪状之先，还以巧取豪夺相试，是直弁髦政府，毁堕纪纲，惟当视同穿窬，御以盗劫。上肃国宪，下去害群，一息苟存，百死不惜，遭时方长，高位难据，钧座天人顺应，尚有省愆弭劫之痛文，传芳忧患备尝，宁以厝火积薪为得计，所谓吁请明示者，上欲政府示天下以光明，下求浙江勿连类而涂炭，至于一身生死，且等鸿毛，进退更无足计矣。临电迫切，祈候明示，孙传芳叩。歌。印。”
孙传芳致冯、胡、孙电：
“北京冯总司令焕章兄、开封胡督理丽生兄、保定孙省长禹行兄钧鉴：诸公所为蒙极大之牺牲，以仆此而兴彼者，为欲违停战之目的致国家于和平。今者或幽囚，或败遁，或遵命解职而去，无一存焉。然则战争可停，和平可致矣。诸公亦闻陈乐山勾煽传芳所部军队战事复起乎，松江一带，又焚掠一空乎，亦又闻奉天军队五六万众，浩荡南下，路人纷传为景公复仇不专对苏乎？传芳个人进退不足惜，浙江一省治乱亦不足计，独惜诸公蒙极大之牺牲，以求停战者，乃以挑四方之战，以求和平者，乃以开破坏之端。往日之战虽不祥，尚托名于国家相争以政见，今日之战，直明目张胆标寻仇报复之名，树争城争地之帜，而无所顾忌矣。诸公手创此局，岂能毫无预闻？诚未闻耶，则一询之道涂，一考之事实，诸公初志，向即如是也，则请缄口闭目，以听天下之相残，斯民之无孑遗可也。万一非诸公之意，传芳即敢再顿首以求诸公，先为浙人呼吁于有权者之门，如天之福，回天之听，先止南下之兵，一切留候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解决。能如是尸祝诸公者，岂独浙人哉。设有权者必欲寻仇报复，必欲争城争地，亦求诸公代叩当复者几仇，当争者几地，诸公但能保证此仇者相率避去，此数城数地者拱手献出，即可停战和平，传芳岂惟不求罪状之避，且献城以解诸公之难，且任劝告其他当避且献者，均无问所犯之条，惟当速避速献，毋使天下人既加诸公以大不韪之名，以挑天下之战，开破坏之端，逮狱于诸公也。别上执政一电，特附录奉阅，执政本爱和平，然而在位无权，无以贯彻其爱，以后种因，造自诸公，人曰有权者，可箝天下之口，而不能纳诸公之言，诸公幸勿以局外自遁，而使所种善因尽成恶果也。当战当停，待命进止，临书迫切，立盼赐复，弟孙传芳。歌。”
1月7日段祺瑞复孙传芳电：
“歌电呈悉，陈乐山本非假窃名义，业经退回，已在成事不说之列，至子嘉（卢永祥）酌带奉军南下，事诚有之，始因齐之负嵎，继因花旗营之毁路设防，子嘉不能不有以自卫，余亦不能责子嘉以单骑赴苏也。今齐虽在沪，尚有密谋，浙沪毗连，岂无闻见，盖攻浙之事，吾弟既无所惭，何所谓咎？昔日因服从而攻浙，今日亦当本服从而不扰苏；昔日入浙为浙军民所欢迎，今日苏未欢迎，更不宜侵入苏境。中央本无责难之意，吾弟又何必有引咎之辞，即令谦冲为怀，则安民保境，正足为补过之资，余以诚待人，当不轻事吹求也。吾弟英年重寄，笃实为先，欲宏远犹，必勋明德。段祺瑞。虞。”
14年1月7日卢永祥抵达蚌埠，张宗昌率奉军第一军进驻浦口。卢永祥旧部第十师亦由江北开赴南京。原驻南京之齐燮元旧部第二、第六两师及补充旅奉韩国钧令，悉调驻镇江、江阴。
1月10日，卢永祥、张宗昌进入南京。11日上海事变。上海是由宫邦铎和张允明分治南市、北市。宫邦铎是主力，他是淞沪护军使，北京承认的第六师师长兼第十九师师长。齐燮元到上海后，即运动宫的部队迫宫去职。宫无法指挥，遂于10日晚致电段祺瑞和卢永祥，宣布辞职。齐燮元掌握了第六、第十九师后，即联络孙传芳的军队联合攻击张允明，张军被攻溃散，张允明则逃入租界。于是齐燮元即自称淞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称第二路总司令，联衔宣言占领上海，拒绝奉军南下。
上海事变后，段祺瑞即于1月12日责成卢永祥会同苏军总指挥秦洸迅速戡定上海事变。同时电令安徽军务善后督办王揖唐就近派兵协助卢永祥，并令何丰林收编已溃散的陈乐山旧部第四师。
孙传芳也派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收编陈乐山的溃军。
上海总商会则乘宫邦铎、张允明被逐时，宣布上海为不设军职、不驻军队及将兵工厂迁移他处的不设防城市。
东南大学校董和教职员则反对北京教育部将校长郭秉文免职，主张教育独立，不宜随政潮进退。
14年1月13日北京执政府下令奖励孙传芳撤兵回浙。
这显示段祺瑞把齐孙分别处理，孤立齐燮元。
同日又令派陈调元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
在上海的张允明部一师一旅，及陈乐山的第四师残部只有少数投入齐、孙两军。其余为数1万余人悉向租界缴械，即由租界当局收容。
上海的领事团，鉴于战争可能波及上海，乃开会决议：禁止中国失意军人在租界活动，并调各国的海军陆战队登陆，监视所收容的中国溃兵。
卢永祥在南京组织宣抚军，以奉军军长张宗昌为宣抚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总指挥，参谋长臧致平兼第二路军总指挥，军务帮办陈调元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江苏全省水陆警备司令冷遹为戒严总司令。
苏军总指挥秦洸在苏州被当地驻军攻击，苏州商会付出一笔钱请秦洸离苏州。上海齐燮元军队即通过苏州，与常州镇江的齐氏旧部联合。
1月14日淞沪联军孙传芳齐燮元联名发表通电：愿意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类此军职，兵工厂亦即日择地迁移。北京执政府亦颁布处置浙、沪问题三令：（一）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厂着陆军部即日饬令停止军用工作，以便招商承领改组商业工厂，并先委托上海总商会暂行接收，妥为保管，即由该部遴派专员会同该商会妥筹办理。（三）上海嗣后永远不得驻扎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
1月16日北京执政府令：
“此次苏浙军队发生冲突，闻齐燮元有从中煽惑情事。……应另派员查办外，嗣后各该省军长官，务各严饬所部，恪守疆界，不得轻信谣诼，致启衅端。如再有前项情事，定惟各该长官是问。”
又令：
“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韩国钧，准免兼职。特任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任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着兼任帮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山东、福建督理缺员着即裁撤。特任郑士琦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派卢金山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卢永祥在南京自有一套想法，其实对他来说仍是旧调重弹，他于三年前做浙江督军时，因受第一次直奉战争影响，曾一度通电倡议废督，通电中慷慨陈词，一时极为舆论所赞美，可惜后来卢氏对于通电所提倡的事，仅能做到改“督军”名称为“军务善后督办”而止。致舆论对他颇为失望。
14年2月27日卢永祥又电段祺瑞吁请废督。他的电文中有不少的警句：
“……废督之议创之久矣！上既惮而莫敢为，下遂锲而不忍舍。一日不废，则一日不能息民。废督以前大要者二，曰定军制、曰划军区。然此非一省之事也，有一省以创之，中央鼓其激昂之气，推之邻省焉。推之全国焉。则事无不举矣。……应暂以徐州一带为国军区域，大江以南不再驻国军。凡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国军区域，悉听中央指挥。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苏之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浙省同时将国军调赴国防规定区域，不得仍驻江浙毗连境壤，并将军务善后悉听中央主持。”
在当时浙江人民环请撤兵的时候，这些话是中听的，也是必要之举。同时他对江浙军务善后督办一职要求北京政府迅颁明令永远废除，为各省倡。
卢永祥这一个电报的“动机”从善的一方面说，他已经真实觉悟了；从恶的方面说，他想玩弄三年前的老手法。至于影响方面，在善后会议中已经有人向政府责问处置办法，政府答以通盘筹划四个字，似乎还没有同意卢氏这个废督的计划。皖督办王揖唐在京，表示赞成卢氏办法，愿将安徽军务善后督办陪同裁撤。对卢更备极揄扬，而江浙各团体亦以“与人为善”之心，纷纷通电赞成。南京方面虽有人假造省议会电报，说废督尚非其时，请政府催卢氏速就江苏军务善后督办职，可是随即经省议会正式否认了。政变以后，冯玉祥的呈请辞职，通电下野出洋，就曾博得当时舆论界的称扬。现在舆论也对卢永祥电请废督一事大为推崇。不过有实力的人附合的并不热烈。
江浙和约签定后，上海的护军使等军职真个废掉了，军事上所必争的兵工厂完全交由总商会接收了，浙奉两军的大队也都离去，兵也可算是没有了，上海人半年来所努力进行的避免兵祸运动，仅仅就军事关系说，到此可谓已经成功，剩下来的是上海地域内所尚未解决而成为问题的，就是上海怎样成为特别市或商埠的建设问题。
上海民政的改组，当初从事于避免兵祸运动的上海人似乎都还没有考虑到，执政府于1月15日所下的三个命令亦仅说到上海为通商重埠，此后永远不驻兵队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而未说及民政事宜的如何处置。反而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联合通电中倒能说出“……其民政事宜，与平常县份不同，拟另组成政厅以理之”的一句话。战事粗定时，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声明于上海设特别市，电聘上海旧市董李平书等11人为筹备委员，令先行拟定区域如何划分？机关如何组织？职权如何分配诸事宜。而上海有几个商人，则提出意见于总商会，反对上海市政悉由少数苏绅主持。申述执政府拟改上海为特别区域，永不驻兵，特设督办处理民政，而主张督办直隶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绅商共同处理。同时，上海的舆论，则一致主张上海应筹改为特别市，市政厅须以市民为主体，市长须由市民公选。战后一个月间，关于上海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中央与苏省政府、商人与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态度与意见。
事实上，执政府对于江苏省长聘请委员筹备特别市一事，并未有所表示，可说完全不承认其效力。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为会办。不过定上海为商埠，是与上海人民设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舆论反对，颇为剧烈。至于江苏省政府所聘的筹备委员会，则积极进行筹备，一面拟成淞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大致划定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太仓等五县所属40余市乡为特别区域，并与各县公团所组织的市政协会联络，定于3月5日召集特别市临时市议会，讨论一切重要问题；一面力争特别市根本立法，须由筹备处拟定，经市乡同意施行。这项关于特别市筹备会的事情，迭由江苏省长电致北京内务部，但迄未得到复电。
江浙二次战后，闹得最有声色的是上海问题。废使、撤兵与迁厂的运动均告成功，于是，使得同受兵灾各地望而生羡。和上海地域相毗连的如松江等处，纷纷要求加入上海区域，相距稍远的如苏州等处，则图谋仿上海组织特别市。于是江南同受兵灾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规模的避兵运动，所谓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的运动乃告发生。
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酝酿于14年2月中旬，发动于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谋组织特别区域，实行自治，永避兵祸。他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办法，联合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上属江苏省），杭州、嘉兴、湖州（以上属浙江省），八旧府属各法团的代表，一面请政府撤去域内军队，一面举办民团以谋自卫。最初发起的是在江浙战事中受祸最烈的常州、无锡、湖州三处旅沪人士。后经杭州等处绅商的赞同，乃在上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筹备会，发电恳求卢永祥、张宗昌饬各军退出太湖流域，并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当局呼吁。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于两次江浙战争中饱尝兵灾滋味，因而进行避兵运动，他们入手的第一步，在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妨碍春耕及妨碍农事。这个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在大体上，是值得同情的。不过在军人争地争城以战的时候，这种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14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
“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
“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
“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