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演变到此，不可收拾，于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
与奉张骂曹的通电同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人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当天吴就到前方督战去了。这封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苦胡逆张作霖久矣。曩以国家多故，犯而不校，启大盗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因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责，而佩孚等所内疚神明者也。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矫命乱纪，犯阙称兵，罪恶贯盈，末日已至。长此容忍姑息，既无以拯国民水火之苦，更无以答友邦希望之诚。用敢厉兵秣马，整饬戎行，直揭罪魁，昭告中外。张作霖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曩岁国民大会，原期排难解纷，而张则力阻其成。比年西南北犯，无非增长内乱，而张则甘为作伥。近复勾结叛逆，四出构兵，障碍统一。其罪一。梁士诒洪宪祸首，张作霖则举为总揆，张勋复辟罪魁，张作霖则邀求巡阅，倒行逆施，危害国体。其罪二。害莫大于祸国，奸莫甚于通外，张作霖兼而有之。嗾使耿玉田运械俄人，诱致蒙匪。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青胶。勾通外人，贻祸祖国，稍有人心，何忍出此！其罪三。华会告终，友邦劝裁无用之兵，而张作霖则招匪以为兵。青岛收回，吾国视为新硎之试，而张作霖则运匪以扰鲁，丧心病狂，负罪友邦。其罪四。国之与立，惟在法纪，破法乱纪，张实作俑，以法令为刍狗，视元首若弁髦，法纪荡然，政纲解纽，擅调军队，挟制中央，垄断政权，屡召会议于京津，威迫河间，突然进兵于浦口，兹复陈师入关，危及元首，破坏法纪。其罪五。京师首善之区，中外属目，秩序森严，自张派奉军盘据，白昼劫掠，跋扈恣睢，闾阎则一夜数惊，商贾则谈虎色变，政以盗成，贼为民害，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纵匪殃民。其罪六。设官守土，各有其责，疆域攸分，界限斯判。特别三区，原属直省管辖，京兆、津沽，原为直军驻守。乃以德报怨，任其宰割，既占察哈尔，复据热河。京畿首都，乃成盗匪之外府；津沽要地，尽为盗匪之防区。既让小站、马厂，又让静海、天津、彼竟得陇望蜀，占据永清、霸州，进窥保阳。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守土保民，义无反顾。彼先开衅，黩武逞兵。其罪七。昔截秦皇岛军械，今劫三家店军火，攫取饷糈，则竭泽而渔，剽窃金钱，则囊括以去。致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曩昔叶恭绰长交，则受贿三百万。近今梁士诒入阁，又报效四百万。张弧发行公债，则更所入无算。劫掠饷械，行同盗匪。其罪八。帝制安福之党，则盘据要津。梁、叶、张弧之辈，则援为护符，所有作奸犯科，亡命盗匪，无不收纳。关外为胡匪发源地，辽沈为罪人逋逃渊薮，招亡纳叛。其罪九。次山、金波、有恒义父也，而背叛之。阁忱、曙村、香岩兰友也，而驱逐之。孙烈臣、汤玉麟贫贱交也，而猜疑之。秘使耿玉田诱致蒙匪，乃毙之于狱以灭口。狼若吕布，凶逾朱温，残杀同类。其罪十。综其罪孽，擢发难数，穷凶极恶，豺狼不食。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若其肆虐，永为民害，则人道可以不存，国法可以不立，白山黑水之马贼，得以纵横一世，驰骋中原，国家之体面何在？国民之人格何存？佩孚等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歼厥巨魁，以泄公愤，以快人心，罪止一人，胁从罔治。凡为前途倒戈，咸为名哲之士。若其徘徊歧路，必贻附逆之羞。敌忾同仇，独夫气沮。人心厌乱，天意亡胡。从此残暴既除，和平可睹，障碍既去，民国以安。仅此露布，中外共鉴！”
直军的部署，悉由吴佩孚发号施令，这时直军动员的已有12万人。在洛阳的是陆军第三师，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师，在陇海东的是十一师，在洛郑间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两师，二十三师在涿州、良乡一带，二十五师在武胜关，二十六师在德州、保定一带，第五混成旅在郑州、山东一带，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处，一、二、三、四、四个补充团在涿州、良乡等处，共计有八个师五个混成旅三个团的兵力。吴佩孚决定以洛阳为根据地，大队集中郑州，分作三路进兵：第一路沿京汉路向保定前进，迎击长辛店一路的奉军，以京津为目的地。第二路侧重陇海路，联络江苏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的袭击。另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东路张国溶联络，攻击奉军的根据地。第三路是冯玉祥的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守根据地，并为各方接应。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吴佩孚本拟与冯见一面，因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直奉这次战争中，直军获胜的主要关键就在这一着。
26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令云：
“近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遂致近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迭据曹锟、张作霖等电呈，声明移调军队情形，览之殊为惄然！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此岁以政局未能统一之故，庶政多有阙失，民生久伤憔悴，力谋拯救之不遑，何忍斲伤之不已！本大总统德薄能鲜，不能为国为民，共谋福利，而区区蕲向和平之愿，则历久不渝。该巡阅使等相从宣力有年，为国家柱石之寄，应知有所举动，民具尔瞻，大之为国家元气所关，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系。念生民之涂炭，矢报国之忠诚，自有正道可由，岂待兵戎相见。特颁明令，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对于国家要政，尽可切实敷陈，以求至中至当之归；其各协恭匡济，奠定邦基，有厚望焉。”
北京的外交团鉴于战争将波及外人安全，遂先后向北京外交部递了三个警告书。
奉系军人孙烈臣、张作相、张学良等先后入关，与张景惠在天津西北落垡会议，张作霖则亲临军粮城，指挥一切。
4月27日奉军将领张作相、张景惠、汲金钝、吴俊升等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电云：
“窃维清政失驭，国体乃更。革命以来，于兹十有一载矣，丧乱频仍，日甚一日。自直军由湘鄂撤防北归以后，‘统一’两字，希望毫无。南北和议，始终停顿。推原祸始，实吴佩孚一人阶之厉也。国家要素，全在纲纪，军人天职，只有服从。当吴佩孚拥兵衡州之时，或乘胜进攻，或停战议和，皆不失为正当办法。乃以未得湘督之故，竟倒戈相向，合力谋驱湖南张督，而吴氏于政乱纪之行为，倒行逆施之举动，遂至肆无忌惮，层出不穷，虽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书其罪恶矣。
吴氏欺世盗名，向以清白自诩，而衡阳之役，即骗得西南六十万元。此外诈取及勒借各款，就所闻于各省官民，言之历历有据。湖南省署及地方五百余万，湖北三百余万，江苏七十余万，河南亦百余万，其余敲诈沿路地方各款，为数尤为不赀，是吴氏之贪。不得督军，则称元首为先生，得巡阅使，则改称我大总统，是吴氏之鄙。唆使成慎逐赵，继又助赵攻成，致成死于非命，是吴氏之狠。其决堤灌敌也，沿堤居民聚集老幼，跪于前，涕泣请命，吴氏悉怒而投之横流，指挥掘堤益急，是吴氏之恶。其夺位卖友也，以湖北地盘之故，对于王不惜多方掣肘，以牺牲其同系同乡同寅之老友，是吴氏之险。平居自命，不曰武乡侯，即曰岳少保，而居心奸狡，适得其反，是吴氏之妄。忽而国民大会，忽而第三政府，其实全无心肝，不过假空气以自重耳，是吴氏之诈。寻常对众演说，非扫灭东省不足以横行中国。东省何负于吴，而野心勃勃如此，是吴氏之狂。……犹复阴谋百出，自去岁以来，即时欲将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省地盘，尽举而置之掌握之中，以遂其所大欲而后快。此尤吴氏之明目张胆，大言不惭者。其他谬妄之举，国人著有专书，不待指数，是吴氏一直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奸邪残贼耳。
迨近年因中原多故，张使以曹使坐镇北洋，由曹使一意整顿，而张使慎布边防，决不存丝毫权利思想。乃以吴氏横行之故，不但中国商民受莫大之损失，而各友邦商业，亦受其影响。自华府会议以后，国势之阽危益甚。张使甚愿巩固北系团体，拥戴大总统，推举王聘老，段芝老及硕德耆宿，共谋救国。张使尤素重曹使，果能协力同心，亦可贯彻此旨，协谋统一之进行。乃吴氏以受曹卵翼之人，反唇相稽，竟谓曹氏昆仲，除枉法贪赃外，别无好处于地方。是不唯破坏北洋团体，抑且辜负恩遇长官，负义亡恩，莫此为甚。又复反复无常，一意捣乱，虽至荒旱荐臻，上干天怒而不恤。
此次奉军入关，原本奉大总统派员挽留驻兵，增兵亦复同意，曹省长亲自到奉，亦同此旨。乃吴氏盅惑曹使，必欲归罪奉军，迫令宣战，并用其金口决堤之故智，填写多名，通电谩骂，以启衅端，若惟恐战事之不速者，是真国家之妖孽，当道之豺狼。作相等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特宣告天下，翦此凶顽。但张使与曹使交谊素敦，与直军更无嫌隙，其无故挑衅，只吴氏一人。我直军同袍将士，如仍服从曹使者，作相等敬以礼之，如有甘心从逆，随吴抗战大军者，即当一律划除，如有弃吴逆来归者，当请张使一视同仁，录功给饷，特别优遇。我大军纪律素严，秋毫不犯，经过地点，公平交易，商民勿容自相惊扰。静候我大军灭此朝食，以与我海内同胞共庆升平。区区血忱，天日可矢！倚盾宣言，伏维公鉴。”
4月28日，张作霖通电宣战。电云：
“窃以国事纠纷，数年不解，作霖僻处关外，一切均听北洋团体中诸领袖之主张。向使同心合力，无论前年衡阳一役可以乘胜促统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团体固结，不自摧残，亦可成美国十三洲之局。乃一人为梗，大局益棼，至今日而愈烈。长此相持，不特全国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业停顿，亦复亏损甚钜，啧有烦言。作霖所以隐忍不言者，诚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无故招谤，遂拟将关内奉军悉数调回。乃蒙大总统派鲍总长到奉挽留，曹省长亲来，亦以保卫京津，不可撤回为请。而驻军地点，商会挽留之电，相继而至。万不得已，始有入关换防，酌增军队，与曹使协谋统一之事。又以华府会议，适有中交两行挤兑之事，共管之声浪益高，国势之颠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济之，所以牺牲一切，以维持国家者，自问可告无罪。若再统一无期，则神州陆沉，可立而待。因一面为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统一之进行。所有进兵宗旨暨详情，业于皓日，漾日通告海内，凡有血气者，睹情形之危迫，痛丧乱之频仍，应如何破除私见，共同挽救。乃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当仁不让，嫉恶如仇，犹复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统一，不愿以干戈相见。不意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甘为戎首，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以默相我国家。事定之后，所有统一办法，谨当随同大总统及各省军民长官之后，与海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开会讨论公决。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诚悃以宣言，既不敢存争权争利之野心，亦绝无一人一党之成见。皇天后土，共鉴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沥以闻，伏维公鉴！”
直奉两系面合心离已有一年多了，本来奉系是接近皖系的，皖直战争时，皖系做梦也没有想到奉系会助直反皖，可是皖系战败后，直奉两系虽因曹张两人是亲家，有这一段政治婚姻在维系，终究酝酿分裂，最后则不免一战。
可是一年多的备战，直奉真正战争也不过只是六天，打了六天就结束了。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前面曾经叙述过奉张的打算，具体说来，是——
主体：结合奉系、皖系和在广东的孙中山，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
辅体：嗾使张勋收拾他的旧部重整旗鼓。
用兵计划：由奉军占据京汉、津浦两路的北段，令张勋沿津浦路南下，与其在安徽的旧部结合，进而循陇海线偷袭河南。联络浙江以对付江苏。同时等待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动，以牵制湘赣。在西北方面则运动失意的陈树藩进攻陕西。长江方面则利用四川一部分军人下长江进取武汉。使吴光新和张宗昌在山东呼应。河南的赵倜亦暗中和奉系通款曲。
然而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奉张的如意算盘在直奉战争的前夕，竟一一落空：
第一、段琪瑞虽与奉方交欢，但不肯出全力为奉系支援，且态度突趋消极，皖系大将除了张敬尧、张宗昌、吴光新跃跃欲试而外，其他的都在天津不作活动。
第二、张勋虽然想东山再起，可是他的旧部久已星散，或则离心离德。皖督张文生表示中立，且与江苏共商保境安民。
第三、孙中山的北伐军受扼于陈炯明，因此李烈钧入赣之师延期出发。
第四、豫督赵倜与奉系暗通款曲，但因事机不密，故吴佩孚得以先发制人，抽调湘鄂军队兼程入豫，以神速的举动解决了心腹之患。奉军虽已入关，却来不及援赵。
至于直系，由于曹氏弟兄自始不愿与奉系兵戎相见，所以吴佩孚有孤掌难鸣之苦，到了4月11日直系在保定召开会议，一致主张抗张拒奉，曹锟且将其主和的兄弟曹锳撤去师长职务，并将直系全军大权交给吴佩孚指挥，而曾经衔命三度出关担任调人的王承斌也率其部下劲旅参加直军，担任西路司令。保定曹氏洛阳吴氏重新团结，力量大增，情势突变。同时由于孙中山的北伐军未能出动，吴佩孚遂得将驻湘的直军北调参战。对河南赵倜的反叛能及时制止，并将陕西方面缩小防线，使兵力能集中运用。
奉系开始时极端强硬，布置亦极周妥，可是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态度亦渐转缓和，希望用时间来调整其不利形势。直系开始时虽处于不利情势下，可是慢慢地转向有利，因此士气激昂，利于速战，吴佩孚把握着握这种有利形势，压迫奉军立即作战，以期达到速战速决。
直奉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
4月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奉军的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岱，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所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奉军全部约12.5万人。
直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涿州，西路是吴佩孚的第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是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以及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均在马厂。直军全部约10万人，人数虽逊于奉军，可是都是久经战阵之兵。
在这次战争中，有利于直军的行动如：
（一）海军总司令蒋拯通电助直。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通告外交团，声明讨奉。萨镇冰率舰北上，海筹、海容两舰驶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都是壮直军士气和声威，而寒奉军之胆。
（二）张宗昌奉张作霖密令，率领一部分奉军，由海道绕至青岛，拟假道直趋山东，这项行动被鲁督田中玉所察觉。一方面准备迎击，同时发出通电，请外交部向日本交涉，饬令日本青岛防守司令官禁止奉军登岸，因此奉军突击山东的计划遂化为泡影。
（三）苏浙两省宣布保境安民，奉系计划以浙军扰苏的计划亦告落空。
（四）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曾有反直反吴打算，可是由于直军的及时控制，使赵氏兄弟的打算烟消云散。
（五）奉军来自关外，与平津人民生活习惯都不相符，因此军民之间颇不协调。
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都捏造战报吹嘘自己胜利。张作霖且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报发表。直军则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且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
4月29日前，直奉两军前线已有零星接触，枪炮声断断续续，29日双方正式开火，在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地观战。
整个战争，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而最激烈的炮火则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算，奉军集中炮火向直军阵地猛轰，吴佩孚则严令长辛店方面直军前敌指挥董政国坚守阵地以疲奉军。
奉军猛攻，直军坚守，这样相持了一天一夜，至30日，吴佩孚下令改守为攻，奉军亦集中火力坚守阵地。
5月3日奉军大炮严重威胁直军阵地，奉军东路统帅张景惠忘却了张作霖半攻半守的命令，向直军阵地前进。这天晚上，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消耗不少，乃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精兵数千绕道前进，借田间伏兵引至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炮弹也告用罄，同时直军张锡元旅由陕西潼关赶来增援，兼程疾运，抵达良乡宿营。最紧张的时刻吴佩孚亲率卫队在前方堵截，因前方炮火剧烈，有许多直军抵抗不住，往后溃退，吴在战地上予以制止。
5月5日直军增援的张锡元旅加入战斗，直冲到丰台，奉军张景惠仓促由丰台退出，于是长辛店遂落入直军手中。张景惠先退到卢沟桥，直军进逼至奉军东路司令部所在地落岱。中路固安方面奉军获悉长辛店失守，西路奉军溃败，军心大乱，也相继溃退，纷向天津逃窜。
东路奉军颇有小胜，不幸张学良受伤，迨听到西路战事失利，也开始溃退。李景林率部退保良王庄、独流，再退山海关。
奉军各路俱败，张作霖5月4日还赶到落岱，企图挽救颓势，但大势已去，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总退却令。第二天即退至滦州，以开平为第一道防线，令李景林扼守，古冶为第二道防线，令张作相防守，滦州为第三道防线，张作霖自己坐镇，昌乐为第四道防线，令孙烈臣扼守。
直军也调整战线，集中兵力，以胥吾庄为第一道防线，由彭寿莘担任，芦台为第二道防线，令穆旅担任，军粮城为第三道防线，由王承斌担任。
长辛店直军大捷，决定了战场的胜利。而长辛店奉军之败，在于奉军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十六师原系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直战争时，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都是遇有机会就要倒戈。
奉军战败后，徐世昌于5月5日下令饬奉军退出关外，令云：
“前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近畿一带，迭经令饬分别撤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战斗。近数日来，枪炮之声不间昼夜，难民伤兵，络绎于道，闾阎震惊，生灵涂炭，兵凶战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严饬所部，停止攻击。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务各凛遵！此令。”
另有一道命令是查办罪魁的，令云：
“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将士，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此令。”
查办令未下将下时，梁士诒的左右劝梁通电声辩，梁说：“洪宪之役我也是罪魁祸首，替人受过，今天又何异于前。张江陵答吴尧山说：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我虽然不敢自比江陵，但亦心响往之。查办令下，正好放舟海上，回家侍奉老父。”
4日晚有一通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天津梁士诒的寓邸，请梁亲听，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周说：褫职令将下，自己代理总理，应该副署，可是深感对不住数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先行奉告，请求谅解。同时劝梁即日离津，怕未来局势变化无法控制。梁答：“谢谢子廙（周自齐）兄，并请代我转谢东海（指徐世昌）。多承关爱，永铭五内。我们两人相交数十年，亲若手足，将来历史上记载说周自齐副署查缉梁士诒，也是政治史的一段趣话呢！”
叶恭绰褫职后，由高凌霨代理交通总长。
7日梁士诒偕叶恭绰、刘展超、郑文轩、王季子、黄质中、李达牧等离天津赴日本。卜居长崎。
吴佩孚击败奉张后，威名大震，蒋方震曾称道吴是中国武将中最杰出之将才。吴在洛阳练兵时，曾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修改为军歌，慷慨激昂。
直军告捷后，吴佩孚赴军粮城视察（军粮城是奉张大本营所在地）。5月7日由军粮城回到天津。这时他的声望之高，到了顶点，中外旅津人士都纷纷要求晋谒这位秀才出身的吴大帅。吴佩孚接见这些人士时，高谈阔论，昂然自得，听者击节赞赏，五体投地。趋炎附势之徒，颇以能见吴将军为荣，或者则奔走欢告说吴将军厚我！
吴佩孚在天津也曾和许多北洋元老见面，曾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吴勿为己甚，适可而止。吴冷冷地瞟了赵尔巽一眼，傲然说：“从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您，胡匪祸国家，追源溯始，您也该负责任，还要替他说情吗？”气得赵尔巽脸都青了。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同时自愿辞去两湖巡阅使，因此外间有废除巡阅使制度的传言。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5月11日北京政府再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意见，调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
同一天，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和沈阳各团体通电不接受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的“乱命”。第二天（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
“……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迳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蒙、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由于张作霖独立，所以北京外交部亦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适当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实际上日本的野心分子都主张支持张作霖独立，因为他们不欢喜吴佩孚，吴曾攻击亲日派。东京曾有“张作霖后援会”的组织。
其实，日本的野心家把张作霖也看错了，以为可以收买张作霖，实际上奉张的长处就是他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绝不肯做卖国行为。日本人想乘奉张战败自保之际，予以支援，借以换取对东三省有利的代价，日本人实际上是错了，因为奉张虽然战败，但却还有余力自保东三省。
6月4日张作霖自称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再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字邻葛，是奉天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奉军在秦皇岛附近陈庄、牛庄一带曾与直军前敌司令，暂编第一师师长彭寿莘、副司令、第十五混成旅孙岳两部接触。孙岳是曹锟的养子，清末由第三镇炮兵排长一步步提升为管带，因参加滦州起义，几乎被杀，是曹锟暗中通知他逃走的。
直皖战争时是直军的团长，现在则升到旅长了。
从6月8日直奉两军战至13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沈阳且曾举行祝捷大会，大肆宣传，可是直军也在九门口转败为胜。13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奉张提出警告，认为榆关战事影响国际列车的安全，张作霖不得已乃接受了英国教士扬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中间人的停战建议。
6月18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彭寿莘，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富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界线，19日起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都撤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独立的姿态。
直奉之战，奉系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一）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张作霖虽然比吴佩孚小四岁，可是在北洋系统上，却比吴的地位高多了，张在袁世凯时代就崭露头角，获袁的拢络垂青，地位仅次于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曹锟可以分庭抗礼，吴佩孚一直是曹锟下面一员战将，直到衡阳撤兵时才被国人所知。
（二）奉张采取联曹制吴的策略，然而直系究竟是直系，正如曹锟所说，亲戚虽亲不如部下亲，曹锟如不跟着吴佩孚走，自己就失去了凭借。张作霖既已取到东北和西北，又要把持长江一带地盘，还要控制北京政府财政，这是使曹除了一面倒向吴佩孚外，无他路可以选择。
（三）奉张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又希望广东方面北伐，皖系呼应，自己坐享其成。洛吴则视这一战为生死存亡之争，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直皖战时，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打头阵，结果也招致阵前起义的覆辙，致使全线受到牵动。
（四）吴佩孚背城一战，只能胜不能败，张作霖败了可以退回关外，所以缺乏必胜的决心。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直奉之战甫告一个段落，河南又爆起了战火。
河南是吴佩孚的根据地，他和河南督军赵倜之间面和心不和。直皖战后，吴赵之间曾有过一段故事，前面已有交代，就是吴和赵成为政治性的把兄弟，吴赵的两位夫人也结拜为干姊妹，然而这一切都经不起考验。
赵倜是河南汝阳县人，粗通文理，清末投入毅军马玉昆部下，受到姜桂题的提拔。在袁世凯时代以追剿白朗而得到河南地盘，他在河南就像一个土皇帝。10年冬天，他的七岁幼子染上伤寒病，送往南关医治，他竟学三国时代的袁术借寿，建醮上奏天庭，勒令河南的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为了起领头作用，愿借十年寿命给爱子，连同大小官员所借的寿命加起来，这位宝贝儿子应该可以活到300岁还有多。借寿的功德圆满完成后，赵督帅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潢川县长车云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钱镂成“卑职车云谨呈。”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无恶不作，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可是竟升任了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于是他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吸鸦片和抽白面的无赖。他的部下有一支驻扎临汝，白天是官军，晚上是土匪，老百姓受不了，都纷纷跑到洛阳去告状，吴佩孚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置之不理，阳奉阴违，吴佩孚大为不满，曾愤慨地说：“赵倜有个宝贝兄弟赵杰，和张敬尧之有张敬汤一样，真是先后辉映。”
11年春天，吴佩孚声讨梁内阁，四面八方邀请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倜既是吴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当然表面上要和吴亦步亦趋，可是他又怕得罪张作霖，因此就对吴打太极拳，不肯发电表明立场。吴严词督促他，他才勉强地发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同时却暗中打一个密电给张作霖，向奉张解释自己的不得已和被迫情况。张作霖接到赵倜这通电报，立即转给曹锟，并且附以按语说：“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了。”曹锟接到奉张的质问电，就转发给吴佩孚，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佩孚看到赵给张的电报，才知道赵倜暗通奉系，是个口是心非的骑墙派，派人到开封去向赵质问，吴带口信给赵说：“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请你联署或者响应，你愿不愿意随你自便，怎么能够算是强迫你？”赵倜这一来弄得非常丢脸，只好向吴所派的来人说：“我是上了别人的当了，我早就要辞职，只是承老弟厚爱，要挽留我，今后我在职一天，一定唯子玉老弟之命是从！”
吴佩孚不愿在和奉系交战之前先在河南惹出麻烦，所以对赵倜仍旧容忍，只写信要赵速筹300万元军饷赎罪。
赵倜接到吴佩孚来信，叫他筹措300万军饷，乃和他的心腹赵杰及宝德全等商量，他们都大不以为然。一方面舍不得把已经搜刮的钱拿出来，同时自己的军饷也已积欠了数月，如果拿出钱来解往洛阳，如何向自己军队交代。同时这次如果完全顺从了吴，以后还不知吴会陆续提出若干条件，将来如何应付？因此决定拒绝吴佩孚的要求，同时放出谣言说是有人要暗害赵氏兄弟，遂在开封宣布戒严，并在郑州、中牟、开封三个地方布置了三道防线。并与安徽的张文生，山东的田中玉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
豫、鲁、皖三省攻守同盟的出现，好像是直奉之外的一个势力集团，江苏督军齐燮元也自动要求参加，于是“三”变为四，四省攻守同盟力量更大了。不过齐燮元是直系，所以齐一面参加，一面却将实际情况向吴佩孚密告，吴佩孚得知内情，对赵倜益为不满，于是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听到这个消息，慌了手脚，只得硬摸腰包，拿出40万元送来洛阳。
吴佩孚为了积极准备对奉系用兵，不能不四处张罗军饷，不止是向赵氏兄弟勒索，就是与直系不合作的田中玉、李厚基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4月3日各省军阀纷纷到洛阳祝贺吴佩孚的四旬晋九寿诞。赵倜虽然不是直系的嫡系，可是近在咫尺，又“义”结金兰，不能不有祝寿的表示，因此派赵杰前往祝寿。赵杰怕碰吴佩孚的钉子，临上车时竟称病不肯动身，并派兵扼守中牟以资防卫。这一来，吴不能不有所戒备，乃从岳州调第二十四师四十七旅（旅长王为蔚）进驻郑州，并由第三师控制陇海路。4月11日京汉路客车因而停开。赵倜看见形势不对，又软了下来，承认派豫北马志敏一旅参加讨奉战争，又将驻中牟军队撤回开封，13日京汉路才告通车。
4月25日吴佩孚由洛阳动身赴保定前，希望赵倜到郑州当面一谈。赵接电报后不敢不去。他上车前对送行的人说：“我此去是鸿门宴，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和各位相见了。”一边说一边流下了“英雄泪”来，送行人见到这种情景，便生拉活扯地把他劝下车来。吴这时又有电报调赵杰的军队开赴前方助战，赵杰怎肯打仗，当然不愿受调。
吴佩孚这时决心把赵氏兄弟调离河南，他打算把陕西督军冯玉祥和河南督军赵倜对调，或者是把赵杰的军队调离开河南，使他们兄弟俩不会扯他的后腿，同时也不会为害河南，自己对河南的请愿民众有了一个交代。
可是赵氏兄弟软硬功夫全来，就是不肯离开河南，因此吴佩孚断定赵氏兄弟存心与自己为敌，所以便急调冯玉祥到洛阳来监视开封方面的行动，以巩固后方的安全。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和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开抵洛阳。冯和赵倜兄弟是有夙怨的，当直皖战后冯玉祥还是一个旅长，驻扎在河南驻马店，曾与赵倜所属宏威军发生冲突，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倜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因此予以还击。经过这件冲突后，冯和赵之间便积不相容，而张锡元以前也曾被赵倜参劾过，现在赵的两个仇人一齐开入了河南，使赵倜了解吴佩孚对河南是不怀好意了，因此决心与奉军合作，想乘奉直军打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的时候，就扯直军的后腿，把直系势力赶出河南。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一开始在东线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为了应付战场的情势，所以不顾一切地调动后方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和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而外，在郑州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第十一师张之江的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勒的另一团在信阳）。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皖督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5月4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更妙的是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密探，打给赵一个密电说：“吴佩孚业已阵亡。”于是赵倜便以为直军确已战败，当天便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还有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接着又于同日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是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视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
5月6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皖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合发表通电，痛斥吴佩孚和冯玉祥。电略云：
“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佩孚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
赵倜等实在消息欠灵通，因为当他进兵郑州，正是吴佩孚大举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
5月5日，赵杰率军二十营，宝德全率军十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毁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偷袭，敌对两军在郑州站五里外的古城开火，直军因寡不敌众而败北。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军来援，可是来援的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6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殆，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7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告解除。这天吴佩孚发出急电，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与赵倜无关，应当解除赵杰的武装，不必多所牵连。
同日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战，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的任务，但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遂临时中止。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盟友，他们并邀陈光远参加调停，目的在挽救赵倜的督军地位。吴佩孚这时不愿扩大河南纷争，也答应暂维豫局。
8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佩孚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10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
9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令云：
“据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电呈：据驻郑旅长靳云鹗、王为蔚等报称：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率领所部袭攻郑州，职旅迫不得已，竭力抵御。等情。查郑防向由该两旅驻守，赵杰竟敢声言驱逐，迳行袭击，已电饬该旅长等固守原防勿得轻进，请即将赵杰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交河南督军依法讯办等语。豫省地方紧要，该师长赵杰身为将领，岂容任意称兵，扰乱防境，着即褫夺官职，并勋位勋章，交河南督军赵倜，依法讯办，以肃军纪。此令。”
这个处置办法吴佩孚是同意的，可是冯玉祥率军离陕时，曾声明决不回任，如今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报酬。他不理停战命令，10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守开封。11日北京政府调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赵倜上了假情报的当，自知大祸铸成，11日他令宝德全维持开封治安，不许对客军抵抗，宝这时已通款于吴佩孚，吴令宝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宝为河南军务帮办。赵杰则已闻风先逃。11日宝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败兵遂在城外大烧大抢，到12日才被宝部击散。赵倜于12日晚离开封向归德逃走。14日宝德全到车站迎接冯玉祥。15日，冯玉祥杀宝德全，并将其所属第二师解散。
一九○、徐世昌辞职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毫无问题是个突出人物，因为他懂得政治战，会抓题目。当他还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个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战后，他即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他所满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欢徐世昌，他在衡阳时，徐就任大总统，他拍电给徐就不称徐为大总统而称为东海先生。他的国民大会计划，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所以没有实现。
民国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可是吴主张中央集权，武力统一，联省自治是他所反对的，所以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吴的愿望。因此当湘军援鄂时，他就出兵击退湘军，击退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他原来主张的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不赞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碍奉系又已被击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当然可以旧调重弹，召开他所喜欢的国是会议了。不过，他认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会议，国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联省自治派都不会赞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径。
直奉战争以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吴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秘密到洛阳向吴佩孚进言。旧国会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战败后，吴景濂又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字廉伯，王字孝伯，当时人称“兴城二伯”。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成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汉献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红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人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旧法统，迎黎元洪复职，电云：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接着孙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电云：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吓阻作用，所以吴佩孚选他来发通电，试探各方空气，而他也乐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议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给许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剂兴奋剂。
16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战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电云：
“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最有经验的老狐狸，面对当前局面，也有手足无措之苦，他毕竟还是个老油条，所以装做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电云：
“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高明了一点，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5月20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因此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可是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样，毫无表示，深藏若虚。接着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将就。
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203人联名发表宣言，指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全文如下：
“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间如何驱逐他，却尽一切努力赖着总统的位子不让。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离职全文云：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徐世昌颁下辞职令后，即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当日即挂专车由北京去天津。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当徐世昌宣布辞职出京后，11年6月2日北京国务院也发表一道院令云：
“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同时又由全体国务员联名发表通电，由周自齐领衔：
“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由于总统已是非法产生，因此内阁地位也是非法的，所以不敢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6月2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称：
“……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
“……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15省督军联名通电：
“……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那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法，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军阀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也就是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6月3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吴佩孚立即复电：“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拘牵文义。”
黎元洪在一片敦促声中，私心暗暗欣喜，正准备动身入京，重掌政权之时，6月3日突然接到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通电，卢电云：
“接奉徐总统冬电，获悉元首离职赴津，无任惶惑。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虽《约法》上代理摄行各有规定，而按诸政治现状，均有未合，即追溯民意往事，亦苦无先例可援。项城身故，黄陂辞职，河间代任期满，系在国会解散复辟乱平之后，故新旧递嬗，匕鬯不惊。今则南北分驰，四郊多垒，中枢尤破碎不完，既无副座，复无合法之国务院，则《约法》四十二条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代摄行之规定，自不适用。仅以假借《约法》之命令，付诸现内阁，内阁复任意还诸国会，不惟无以对国民，试问此种儿戏行动，何以见重于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国民慎重考虑者一也。
传闻有人建议以恢复法统为言，并请黄陂复任。国人善忘，竟有率尔附和者，永祥等反复思维，殊不得其解。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系统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此理既明，则《约法》之解释援用，自无聚讼之余地。《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及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
迩者民智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执法自便者，亦屡试不爽。孙帅传芳删电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焉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疾，夙抱栋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枰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纾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黎看见这通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扫兴，当天即回复各省疆吏通电。电曰：
“接冬电并曹省长，赵镇守使，吴督办代表来寓，猥以复位相属，具征力求统一之心，钦感何既！第元洪自引咎辞职，执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卢永祥的江电，代表皖系的态度，因此福建督军李厚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都附和卢的主张。皖系认为迎黎复职是吴佩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个人打算，对皖系是极不利的，所以大为反对。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则赞成恢复法统，不过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至于广州非常国会则斥责黎元洪是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而王家襄则久未到会，业已除名，且已由人递补，何能再以议长身份出现。
所谓的旧国会，还有“六年的国会”和“八年的国会”之争。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6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在广州所号召的国会议员，因为当时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所以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8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遴补，这个国会被简称为“八年国会”。
广州方面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当时国会实际情况，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他们都是在民国2年选出，到民国11年已有9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至于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2年10月10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7年10月10日止。袁死于5年6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6年7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7年10月10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来的，按照当时法律专家的解释，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事隔多年，又把黎元洪抬出来补足所谓的总统任期，纯从法的解释也是说不通的。
在天津的黎元洪，陷于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奔走黎宅的，有大军阀的代表，有政客，有议员。黎元洪身边则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有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他们原来就在进行抬黎出山，现在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可放过，所以主张立即进京复职。一派是缓进派，以陈宦为首，他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在这种情势下登台，不过是直系的傀儡，不如在上台前先针对全国人民的趋向，发表一个大政方针，也试探一下直系的态度；如果直系反对，黎本人也可以获得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为将来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6月3日，黎分别接见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黎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能复职。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也是奔走恢复法统的主要人物，他听了黎要废督裁兵，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四处找门路，现在有了机会，你却又提出条件，真是莫名其妙！”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地说：“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如此了！”
6月6日，天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的两院议长，曹吴等重要军人的代表，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元洪亲切地招待他们，略致寒暄之辞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请大家传阅。他还补充说：“这个电稿上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请你们另选高明。”说完他就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自己则摇着肥硕的身驱退入内室。
这就是黎元洪著名的鱼电，由饶汉祥主笔，滔滔三千言，主张废督裁兵：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燮元）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镇冰）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暨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
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必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诟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
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
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官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艰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索。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
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宰制一省，复冀兼圻，……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以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
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有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
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拥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有别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
其余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
这通电报发表后，胡适曾在北京出版的努力周报上撰文批评说：“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
黎元洪的鱼电发表后，吴佩孚于7日有虞电赞同，电略云：“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吴佩孚原决定亲身赴天津迎黎出山，因接到鱼电而中止。
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了这个题目，老实说谁敢反对，所以曹锟、吴佩孚还有联合通电响应，电略云：“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黎收到曹、吴联电后再补发一个电报云：“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于是直系军人一致发出赞同之声，江西督军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接着陕西督军刘镇华、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湘、山东督军田中玉、安徽督军张文生、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林葆怿、杜锡珪、萨镇冰等均纷纷通电赞成。
曹、吴之间对于迎黎复任大总统并不是真心一致的，曹的左右所谓保定派一心要拥曹登上总统宝座，吴则认为事机还没有成熟。曹锟虽然一再表示：“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的野心正是保定派的愿望，就是总统自为。但是吴却要迎黎，曹当然不便反对，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当他听到黎提出条件要裁兵废督后才肯上台时，他就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骂道：“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保定派的人不断向曹诉说黎忘恩负义，说迎黎复职不过是吴佩孚不愿捧老帅做总统的挡箭牌。因此主张由曹自己到北京做临时大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选举总统前的过渡机关。
吴佩孚知道曹的左右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一再向曹表示，迎黎是一种政治手段，为了对付广东，是拆广东政府的台，因为旧国会恢复了，广东护法就失去了根据。将来要怎样做就容易了。吴的这番话最后终于被曹锟所接受。
黎元洪日夕盼望复任总统，现在全是一种做作，他曾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恢复旧国会，从而促进全面统一。金回到天津后，6月8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直截了当地告诉金永炎：“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请你即返天津，问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说：“黄陂方面我可以负责，保定方面请你坚持到底。”
6月10日金永炎由保定回到天津，向黎报告情况紧急，因为吴佩孚虽坚主迎黎，可是曹锟的保定派却在积极反对，时机紧迫，随时会有变化。于是黎元洪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坚持裁兵废督，而于当天连发两电：
一电：
“……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函电，均表赞成（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二电云：
“……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关于黎复职的任期问题，按照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2年10月10日就任首届总统，任期应于7年10月届满，但因袁称帝，5年6月失败身死，黎元洪以副总统依法继任，6年7月又因张勋复辟之变辞职，由冯国璋以副总统依法代理。至7年10月冯代理期满，才由徐世昌以安福国会之推选而继任，照此解释黎之任期已满，根本无复职的法律根据。卢永祥6月3日的通电即持此反对黎复职。
但也有说冯国璋的代理为事实上之代理，而非法律上之代理。
徐世昌去职和黎元洪酝酿复职期间，一些热中权位的人，由于政局在变动中，所以奔走营谋，极尽能事。第一等人自然是活动国务总理，总理呼声最高的，就是前司法总长张绍曾，张也是老北洋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策划黎元洪复任总统，张力也居最多，因此大家都看好张绍曾。
这时候，谁做总统，谁做国务总理，当然都要吴佩孚点头，他如果不点头，谁也做不成。张绍曾既然有这么好的支持力量，自然大家都把他看做最热门人物。
可是，就在他呼声最高时，6月4日吴佩孚有一封电报给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等，电云：
“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字）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鹜私利，真可痛也。幼山（王家襄字）、莲伯（吴景濂字）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固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也。……”
吴佩孚这通电报是答复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阁，请吴佩孚支持。可是这封复电则把所有热中做官的人都痛骂了一顿。
黎元洪于6月11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赴北京，北京火车站上盛大欢迎，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判若天壤。
黎抵京的当天，即宣布复职，同时拟任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为什么黎要任命伍廷芳呢？原来黎元洪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同时南方护法政府成立后，伍在广州为孙中山所倚重，黎上台后自然想凭自己的力量达成南北统一。所以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以示好于南方。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黎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件。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对现实低头，因此乃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了回来，同时决定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