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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_36 丁中江(当代)
  卢永祥豪电发表后,北方便有徐树铮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国会移往杭州开会的谣言,又有浙军准备进攻江苏的谣言,因此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兵增防苏州、昆山。卢永祥也派兵增防枫泾、松江。江浙两省战争的谣言又趋严重。
  这时候,各种谣言都不胫而走,最惊人的谣言是说“山东五子”要在直奉两系以外组织鲁系。山东五子是指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张怀芝、周自齐五位山东籍的军人,他们五人的字都有一个“子”字,卢字子嘉、王字子春、吴字子玉、张字子志、周字子廙。
  民国初年,军人以地域分系本不足异,所以有皖系、直系、奉系、桂系之称,山东省由于吴佩孚一鸣惊人,当然可以组成一系,不过这里所指的山东五子,他们属于不同的军事集团,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很大,无论如何是无法融冶于一炉的,所谓鲁系云云,不过是外人附会而已。
  卢永祥并不是个风云人物,他发表豪电无非为了自卫,因为北京向陈树藩开刀,显示直奉两系有蚕食皖系剩余地盘的企图,因此他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投向西南一方。
  但是,豪电引起了北洋派的极大震动,6月16日卢永祥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可是他仍然摆出一种姿态,召集浙省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宪法。
  这是“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卢永祥的豪电,使北方震惊,同时也得到西南各省的呼应。因此赵恒惕(6月9日)、卢焘(6月12日)、陈炯明(6月14日)、刘湘(6月20日)、顾品珍(6月29日)均通电响应。而陈树藩也于6月20日发出号电响应,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
  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也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养电(22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27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卢永祥的豪电是皖系战败后,最震惊北方而且获得南方呼应的一次行动。当时盛传孙中山正和皖系合作,可是从卢的行动看起来也并不一致,因为孙中山是反对“联治”的。
  自治运动是当时南北分裂后一条第三路线,不但西南各省热烈选择这条路线,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响应“自治”,所以这个新的潮流由南而北,自西而东,侵入到北京政权统治区域。
  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请赵恒惕主持召开各省的联席会议。
  北京政府无力派兵进攻浙江,因此无力罢免卢永祥,只能派人到浙江疏通,劝他不要进一步推动自治。
  赵恒惕虽是首倡省宪的人,同时湖南又是制定省宪的第一省,可是他对于卢永祥的要求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自己声望不够,不适宜倡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他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提出建议,主张先召开湘、黔、川、滇四省联席会议,发表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
  滇、川、黔三省也同意赵的建议,而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
  可是湖南要先解决“援鄂”战争,援鄂战争胜利后,则湖南的声威大震,而湖北自然也加入自治,这一来自治的浪潮即从西南而冲入华中,力量便莫可伦比了。
  援鄂战争失败,对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惨重的打击,联省会议或是组织第三政府都因此落空了。
  陕西对陈树藩被北京政府撤职后是怎样反应呢?原来陈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同时还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宣布“陕西自治”,同时加入西南的“联治派”。不过当时的陕西局势对陈树藩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陕北有靖国军,是于右任所率领,陕南有郭坚的陕西民军,使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
  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荆紫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往陕西。
  直系和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陈树藩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中,只好作下台或者困兽斗的打算了。他一方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即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西最后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荆紫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标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坝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郿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时,携带了行李箱篓三千多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都被撬开带走。
  陈离开西安前,曾对陕西父老放声大哭,自称做了几年的陕西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自问对得住地方。可是他的亲信对人说,他所搜刮的财富也有500万之多。
  阎相文接任陕西督军,陕西局势显得安静了。他号召陕西民军踊跃到西安来接受改编,于是在陕南的民军首领郭坚首先响应,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和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筵欢迎郭,郭欣然赴席,杯酒交欢之际,忽然一声号令,伏兵齐出,立即把郭推至校场斩首,并且把郭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
  意外的是在8月23日,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忽然吞服鸦片自杀身死,据说他在衣袋中留有遗书,略称:“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所以无颜对三泰父老。”这封遗书颇近似江苏督军李纯,不过传说阎不是自杀的。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署陕西督军。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
  陈树藩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到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
  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当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后,到了广州,受到孙中山隆重的礼遇,国民党盛大的欢迎,孙希望唐继尧能放弃地盘观念,革心洗面作一个革命党人。这时,孙急需一位有声望、有军事知识的左右手,如果唐继尧当时真能投效孙领导的革命阵容,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然而唐继尧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当唐抵广州后陈炯明和唐有过一次密谈,劝唐要收复云南地盘,抓住军队。陈的话表面上好像是对唐的关怀,实际上陈很怕唐留在广州,因为唐是个军人,又在护国讨袁之役立下了大功,因此唐如留在广州,陈炯明是有如芒刺在背的。所以陈向唐表示,劝唐一心一意回云南,如有需要陈支援的地方,陈愿竭力相助。陈这番话与唐的本意符合,所以唐虽然身在广州,而心却在云南。
  唐仓皇离滇,从昆明出走时,他的实力并没有受损,只因为当时顾品珍率军突然进袭昆明,唐的军队不及回援,但实力并未受丝毫影响,因此唐抵广东后,便将自己可靠的军队陆续由云南调到广西。孙中山讨伐桂系就使用了这支部队。这时孙辖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李烈钧所统率的,原来驻粤的滇军,驻防桂林,将领有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另一部分便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驻防柳州、庆远,将领有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在名义上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名义直接统率。孙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曾多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不愿就,打算率领上述的两部滇军回师云南,驱逐顾品珍。唐表示在他逐顾后将联络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唐的这个打算孙完全不同意,认为唐没有革命远见,回师云南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动,同时抵消了北伐计划,因为滇军是北伐军的主要力量,粤军由于陈炯明的态度而不能使用,孙寄望最大的就是滇军,现在唐要带走滇军,岂不是完全影响北伐计划。
  唐曾把他回师云南的打算和李烈钧商量,李烈钧则不赞成。李以前做过江西都督,民国2年二次革命失败,被迫离开江西,现在北伐第一目标就是江西,李何尝不想北伐,以实践自己愿望,现在如果滇军被唐带走,北伐行动就告稽延,他回江西的希望岂不是也落空了。
  10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梧州,唐继尧忽然改变了态度,愿意到广西就任大本营参谋长,孙大为高兴,极表欢迎。哪知这却是唐的姿态,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秘密电委杨益谦、李友勋和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一、二、三路司令。接着李友勋等发表通电,拥唐复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原来唐不是到梧州来就任大本营参谋长,而是来抓这两支滇军的统帅权。杨益谦也受了诱引,10月24日由桂林向柳州移动,与李友勋、胡若愚两部会合。李烈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解除了杨益谦的滇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兼“援桂”第二路总指挥,并派朱培德前往招回杨益谦的部队。唐继尧因为事机败露,不好意思再见孙,等到孙由梧州动身到桂林后,他才由香港启程往梧州。12月5日,唐继尧抵达梧州,孙派胡汉民邀请唐先赴桂林一谈,唐置之不理。9日唐径赴柳州。
  唐的回滇计划,是得到陈炯明积极支持的,因为唐不支持孙中山,孙的力量就薄弱多了,何况滇军回滇后,两广就成为陈炯明的天下。
  唐继尧除了集中两广的滇军,同时对于云南方面也有策划,云南的巨匪吴学显,在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啸聚了1万多人,唐派人前往收买,委吴为宣抚使,作为内应以牵制顾品珍。
  在昆明的顾品珍获知唐继尧要回师云南,遂于11月2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拒唐。本来顾品珍是反对孙中山做非常大总统的,可是现在则改变了态度,他打电报给孙称孙大总统,并于11月18日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为云南北伐军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自己愿意统率这些军队参加北伐。其实这也是姿态,顾并不是真心想参加北伐,而是带兵迎敌唐继尧。
  12月24日唐继尧行抵柳州,柳州驻有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部,黔军谷正伦、胡瑛两部。黔军不愿与唐合流,往桂林移动,以避免和唐火并。
  11年1月16日,顾品珍派金鼎汉代理云南总司令,把昆明后方交付给金,自己改称北伐军滇军总司令,准备出发拒唐。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顾突然宣布了滇军第一路军司令杨蓁的罪状,指责杨曾与巨匪吴学显勾搭,致使吴匪逃出了省军的重围,现在又要挟军饷30万元,态度非常恶劣,因此当场将杨蓁扣留,并派滇军第二路司令杨希闵接收第一路杨蓁的职务。这是顾品珍率军拒唐前的整肃行动。
  杨蓁是顾品珍的嫡系,为什么顾品珍却要整肃杨呢?据说杨蓁打算乘顾金举行交接仪式的时候暗杀金汉鼎,以便取而代之。滇军共有七个混成旅,金汉鼎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杨蓁是第三混成旅旅长。他们都是从四川回来的,在四川时,杨蓁是顾品珍手下的支队长,金汉鼎则是赵又新下面的支队长。顾品珍这次不派杨蓁代理总司令,而派金汉鼎代理总司令,杨蓁心中当然非常不满。
  当云南传出了唐继尧要回云南的消息时,云南内部的军官们有一种秘密结合,打算一方面拒唐回来,一方面把顾品珍推出去,这样便可以产生许多新的升迁机会,传说杨蓁就是领袖。
  顾品珍和金汉鼎扣留杨蓁后,本想将杨置于死地,但因杨的部队占领了六城城楼和圆通山,将从山上开炮轰击云南军总司令部,顾、金两人为了投鼠忌器,只好将杨予以释放,派为代表命其赴广西接洽,并赠以旅费2万元,由驻昆明的英国领事监护出境。
  11年1月21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由于黔军谷正伦旅,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因此唐军只得改向西进,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
  唐军行动时,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展开了夺枪的大混战,唐的重要干部,第一军军长李友勋在混战中阵亡,于是唐提升李部的前敌司令龙云为代理军长。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18年,这一次的升迁关系最大,因为他由此而成为唐下面最重要的几个军事将领之一。
  2月20日唐军进抵泗城。2月23日孙中山发表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金汉鼎接任云南总司令后曾有密电向唐继尧表示好意,金的姿态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拥戴唐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为副总司令,让他们两位都在外发展,不要回到云南来争夺这块地盘,使云南成为战场,縻烂地方,让父老受惊。同时金又透过他的好友丁石生向孙中山表示拥护。丁石生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和吕志伊同为孙最信任的同志,当时在昆明担任《云南日报》社长。
  唐继尧率军急进,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钟谷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2月28日唐军占领广南。
  云南方面,顾品珍亲自率军拒唐,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远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
  两军还未接触,顾品珍方面已发生了意外,那是在杨蓁方面。原来杨蓁虽已解决,可是他的部队却并不完全听命于杨希闵,所以第一路军开抵师宗后,就发生内哄,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第一路军参谋长周永祚为第一路司令,同时宣布这支部队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
  滇南巨匪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率军剿讨,不料与吴学显部激战时竟中弹身亡。
  3月7日唐军占领开化,顾军方面的张开儒退守蒙自。唐军与吴学显部配合向张部压迫,张部退守阿迷。13日唐军进占蒙自。顾品珍率军亲自反攻蒙自,怎奈顾军士无斗志,军心瓦解,甫与唐军接触,即告败北,顾品珍乃退守天生关。
  3月25日,吴学显部向顾军突袭,天还未亮他就把顾品珍的总司令部包围,顾措手不及,仓皇应战,众寡不敌,顾品珍本人与将佐20余人均被乱枪打死。
  当唐离滇时,有心腹军队王浩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浩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入昆明后,金汉鼎向顾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在唐进入云南,顾军败讯频传时,这三团巡自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而唐军这时也从东南两路逼近昆明。
  金汉鼎在昆明也抵抗不住,乃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
  3月24日,唐继尧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
  25日金汉鼎、罗佩金在镇南被另一股为唐收编的迤西匪首小洪部冲散,罗佩金未及逃脱被逮,他们用烂泥涂在罗佩金的身上,叫其站在烈日之下,逼罗交出财物来,于是罗便这样被折磨而死。金汉鼎狼狈地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唐继尧闻悉顾品珍、罗佩金遇难,很是惋惜,下令予以礼葬。
  当唐军已在返滇途中,顾见军心动摇,没有人能抵御唐军,同时风闻驻南防的第二卫戍司令金汉鼎与唐暗通款曲,因此他不得不挺身自任,率军抗唐。同时为了羁縻金汉鼎,便把云南总司令兼省长让给金。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由于太衍敷金,却把自己的老干部杨蓁迫反了,这一来顾军方面即陷于四分五裂的情况中。
  顾品珍方面既如上述的军心涣散,四分五裂,唐继尧方面则个个抱回乡决心,战意旺盛,因此两军不需要接战,胜负之势已定。
  唐继尧在云南军人中堪称文武全才,他的书法和诗词都可称道,在他这次离滇回滇期间,曾有好多记实诗,特抄录如下:
  (率靖国军出滇宣威道中)苦战频年欲罢兵,无端狐鼠又纵横,众擎扶厦忧倾侧,小补医创负治平,输挽队犹烦驿路,弦歌声喜听山城,往来六载曾何补,惭愧壶浆有送迎。风驰小队出郊东,日飐旌旗白映红,岂有壮夫难搏虎,当传女子奋当熊,千年古国关心远,一粟浮名放眼空,自是良知天可质,斗间浩气入长虹。
  (旋滇宣威偶成)父老香花夹道迎,门旗影里湓歌声,七年粗信即戎教,百战敢矜常胜名,天日恩光无远近,河山气象自纵横,去年风景重回首,杨柳依依送我行。
  (沾益)朔风吹送过山城,百里郊原入望平,几处军书回雁讯,有时雄剑作龙鸣,警迷自是资先觉,敌忾勿忘励后生,行馆挑灯聊觅句,忙中也复寄闲情。
  (黑龙潭养疴)秋来何事有龙鸣,小视神州削要平,亚陆风云原是幻,欧洲波浪不须惊,他年放胆重经国,此日开诚且治兵,日驭回天鞭有力,问心吾自励吾生。
  少年未醒浮云梦,亦复雄心赋大风,柏志弥坚寒岁节,花开不减旧年红,模王范帝今犹昔,锁利缰名色是空,睡起披襟狂笑傲,一竿烟月钓潭龙。
  饭罢从容理钓舟,浮生大梦尽风流,频年悲悯人空老,举世沉沦杞独忧,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静观一悟曲肱乐,身在天风最上头。
  江山放眼谁为主,大地茫茫任我行,事业英雄宁有种,功名王霸总无情,千章老树饶生意,百尺寒潭订旧盟,举世由来平等看,誓凭肝胆照苍生。
  章太炎在昆明时,曾给唐有联:“愿君恢霸略,不必讳纵横。”唐自书另一联以明志:“千载唯推文叔量;三分宁是武乡心。”
  唐继尧这次回滇,曾有两道通电,第一道通电是在广西所发,电云:
  “继尧息影海滨,久甘肥遁,乃承同志诸公一再以大义相敦勉,并据在桂滇军将领以统驭无人,吁请出而主持,自维闲退之身,谬承推许之雅,国家多难,敢暇逸以自安,风雨同舟,愿艰难之共济。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
  第二道通电是回滇时所发,电云:
  “吾滇父老苦兵役久矣,频年征戍,杼轴告空,远道旋师,露惊斑白,兴言疾苦,已饥溺之萦怀,往事追维,弥抚衷而内愧。忆自援黔返旆,服务乡梓,以德薄能鲜之身,受三迤人民之托,惧滋陨越,夙夜兢兢。不幸遭时多故,屡岁兴戎,转饷征师,烝人劳止。虽国家存亡所关,势非得已,而念及斯民憔悴,情何以堪,驯至情势壅隔,内政濅流,庶事纷繁,措施多误,事或失察,而重为烦扰,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凡兹种种,罪实在尧,以是怀惭,时思引退,去岁顾前军长率师返里,兵逼省垣,并布方针,与民休养。继尧深惧地方之糜烂,且喜继任之有人,虽遁世以终身,实平生之素愿,遂乃金碧让贤,玄黄销劫,拂衣渡海,借遂初心。去滇以来,闭门独处,永言思咎,愧悼益深,方冀该前军长惩前毖后,除旧布新,既畀职权,当臻上理。乃迭据内外各军将领暨滇省各界人民沥陈滇乱日亟,祸迫燃眉,火热水深,岌岌不可终日,泣请设法救援。并以大义频相敦勉。蜡丸书至,父老之血泪皆枯,噩耗迭传,六诏之人民何罪?继尧恸念滇事至此,殊非所期,既为执政者惜,尤为蚩蚩者哀。揆诸让政之初,心诚滋痛,律以春秋之义,咎益难辞,傥洁身以避嫌,将一误而再误。苟亡群而独善,益负疚以无穹。用是裂荷焚芰,剑寝屡皇,啼泣陈师,救民水火。夫上智消祸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初兆。念不能弭祸于机先,复不能慎终以图始,尧实不德,人则何尤?乃匐匍而救凡民之丧,即弥缝而补从前之过,缨冠急难,义惟迫于救乡,定倾扶危,谨当竭其棉力,特布悃诚,即维公鉴。”
  唐继尧回昆明后立即恢复政权,并任命胡若愚为滇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龙云为第三军军长,张汝骥为第四军军长,李选廷为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出来的。
  顾军溃败后,其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滇军会合。
  唐继尧率师回滇,兵行迅速而顺利,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督滇近十年,其故旧袍泽都遍布云南,人心思唐,所以听说唐军旋滇,便奔走相告,争相迎迓。
  至于顾品珍呢?他的失败是可惜的。当他初返云南,接长军政大权时,他曾请教他的一位好友丁石生,丁氏当时担任《云南日报》社长,顾请丁告诉他治滇的要诀,丁氏给顾八个字要诀:“开诚布公,休养生息”。并且补充说:“开诚布公是政治原则,诸葛武侯治蜀就是标榜开诚心布公道。休养生息则是针对当前云南的现势,由于云南自护国讨袁以来,年年用兵,元气大伤,蓂赓(唐继尧)因情势所迫,无法收缩军队,滇军既不能逐鹿中原,势必有阋墙之争,于是民不聊生,饿莩载道,今天如果整顿内政,增加生产,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就是百世功业,如果唐氏仍要回滇,亦不必与其相争,所谓争一日功不如争万世功,争一日名不如争万世名。”
  顾品珍开始时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宣布军民分治,整顿内政,不问外事,闭门建设。然而时日一久,故态复萌,各县县长大批调动,均委他的旧部军人出任,吏治比唐时期还要糟三分。
  导致顾失败的,是剿匪,匪本来就是民,有的是恶民,有的是被官吏所迫,铤而走险,加上云南交通不便,匪容易存在而难剿讨。唐继尧时代抚剿兼施,一方面剿讨,一方面招抚。当时云南巨匪杨天福、吴学显等都被唐招抚到昆明,恩威兼施,所以唐时代,云南匪患还不严重。顾品珍主政后,一反唐的作为,先诱杀了杨天福,杨天福被杀后,吴学显自然有兔死狐悲之恸,因此逃至滇南,啸聚近万人,以拥唐反顾为号召,同时杨天福的旧部也集合数千人,声称为杨报仇,在滇西作乱。一时匪患大炽,昆明城郊附近都有匪踪,行旅为之裹足。
  更糟的是顾的部下并不完整,他从四川率领滇军回师云南,这支滇军并不完全真心诚意拥顾,只是大家在四川立足不住,风雨同舟,回云南求生存,他不像唐那样有干部,有自己一手培植的军队。加上他的部下回滇后都以为江山在手,多年辛苦远戍在外,如今要享几年清福,于是争权争利,谁也没有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的朝气,这一来遂使顾品珍的政府在滇人心中大为失望,因此唐继尧三字重新被滇人怀念,大家厌顾之余,便均盼望唐早日旋滇。
  唐胜顾败的关键即在于此。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湘军自纵驱逐张敬尧,南北战争忽然变成北与北战,南与南战的大混乱之局。执北洋牛耳的皖系被一个撤防北归的小小师长所打倒,西南声势最大的桂系也被闽粤边境一支孤军所推翻,任何武力不足恃,越是武力大的人,越容易被打倒。对湖南人来说,触目惊心,犹有余悸。因为湖南久作南北战争的战场,一胜一败之局,谁也不能征服谁,结果湖南便在兵荒马乱的拉锯战中,人民生命如草芥,人民财产如粪土。
  谭延闿出长劫后的湖南军政,他能把握最高的政治原则,不再以兵事困扰湘人,他和赵恒惕宣称湘军任务以驱张为止,不卷入南北漩涡,并主张闭关自守,请南北均勿驻军湘境。就谭延闿背景来说,早年由咨议局议长参加革命,是立宪派人物,后来几度督湘,迄南北战争,他的政治渊源多少和桂系有关,湘军驱张,桂系也暗中支持,不幸驱张成功后,桂系竟在两粤失势,对谭无形中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驱张一役,湘军从北军中夺得大批枪支,吸收人民武力扩编为形形色色的部队,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战,如果内部团结起来,不要说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觑,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强大的武力。可是湘军并不团结,驱张成功后,变成了三分天下,谭延闿、赵恒惕和程潜鼎足而三,三派各有势力,这就吹散了湘军中兴的美梦。
  9年9月,湘军一度整编,除正规军第一师外,共成立了12个防区司令:
  第一区司令吴学剑,驻宝庆。
  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湘乡。
  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衡阳。
  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永州。
  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洪江。
  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醴陵。
  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郴州。
  第八区司令蔡钜猷,驻沅陵。
  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芷江。
  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澧县。
  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常德。
  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平江。
  在以上各军区中,第六军区最有实力,是属于程潜的,第一、二、三、七、十二各军区司令均属谭延闿,四、五、八、九、十、十一各军区则无所属。
  军区制使湖南变成一个小国家,各县用人行政均操于各军区武人之手,武人认为驱张一役是他们打出来的天下,他们当然不把省政府放在眼中。
  谭延闿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骄将悍、财政困难、军饷无着的局面。谭是文人出身,驱张一役则是军人的功劳,因此他们对谭就有不敬之心。他们在军区内不只是行政权操于己手,连地方税收也要支配,省政府无权过问。因此,谭的号令不出省门,他所用的民财各长,也受武人的干涉。谭在民国初年,曾说过:“省长是督军的媳妇”,可是现在他做了督军时竟变成各地方军人的媳妇了。
  正因为此,谭才想整军和裁兵,而整军自然引起地方军人的不满。
  裁兵过程中,只有第七混成旅长兼第四区司令罗先闿自言实力仅有一团,愿降任团长或退位让贤。罗从军50余年,本是老行伍出身,他平素宽袍大袖,手持烟管,与兵士同桌而食,同室而寝,乘火车总是坐三等,完全是个教书老夫子的模样。
  他的言论一发出,湖南人均尊他为模范军人。赵恒惕推他为点验枪支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就是主持裁兵的一个临时机构。湖南人都赞成裁兵,可是对这位自动要求裁兵的老将军却又不愿意让他裁,纷纷电请省政府挽留他。
  10月间,湘西发生了新风云,前常澧镇守使王正雅之子王育寅因父亲遇害,宣称起兵报父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推林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本是谭延闿旧部,且为谭派健将,却因裁兵事也对谭表示不满。谭在长沙听说湘西不稳,乃派兵讨王,却不及林。湘中的将帅均与林有旧,人人按兵不动,谭不得已派他的嫡系第一旅长宋鹤庚往剿。11月平江又有兵变,平江是第十二军区,军区司令萧昌炽被杀,这对谭也是很大的打击,因为萧原为督署副官长,极得谭的信任,谭不得已,又调李仲麟就近往剿,怎知李仲麟却阵前变节,与变兵合流,李部团长张振武于11月21日发表马电促谭下野。
  谭的基本部队有调动的,也有离省太远的,而在平江号称兵谏的李仲麟部却朝发夕至,22日即开到了省垣近郊。23日谭在督署召集军政各界联席会议,谭延闿首先痛哭流涕,赵恒惕也泪眼模糊,他们都不愿见干戈重起,地方糜烂,而与会的人又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地愿意带兵出去抵抗变兵。
  会议除了流泪脸对流泪脸,没有任何结果,谭发表漾电宣布废督,推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咨请省议会改选省长,新省长未产生前,谭暂任省长。
  这时候的湖南,就像春秋时代的郑国,介于南北之间自成一国,自治及制定省宪,不受南北政府的号令。
  湖南省议会是一省民意的最高机关,开创民选省长的先河。
  倒谭的是程潜一派欲取长沙,谭延闿想利用时间外召勤王之师,程派当时不给“谭婆婆”这个机会。程派将领便都在长沙城外鼓噪起来。11月24日谭召开第二次军政联席会议,有一位将领站起来说:“畏公(谭的尊称)表示高蹈,他是一位全国的伟人,不是湖南一省的伟人,我们不能以私情违反他的意旨,这次的会,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离湘,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就职。”
  新总司令是赵恒惕,他于25日就职。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谭延闿则于27日悄然赴沪。谭夫人原住上海,以难产致死,谭曾派人迎柩回湘,迎柩轮和送谭轮相遇于城陵矶,只能抬手示意,其后谭写信给朋友说:“存者殁者背道而驰,世间伤心事无逾于此者。”
  12月4日程派将领又闹饷倒赵,赵电广州举程为军政府陆军部长,孙中山复电云:“部长已任竞存(陈炯明),盼颂云(程潜)屈就次长。”12月24日,赵恒惕以开会为名,将程派将领李仲麟、瞿维臧等八人杀害,程潜派在湘势力为之瓦解。
  李仲麟之死,结束了湖南省内谭、程两派的明争暗斗,李的部队驻扎醴陵亦于李被杀后予以解决。湖南局势在赵恒惕控制下,总算安定了下来。
  谭延闿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去了上海,自从民国6年南北战争以来,湖南就变成南北兵争的焦点。谭延闿也几进几出长沙,他虽称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内争中,他需要倚赖军人的支持,赵恒惕是支持他的,可是水涨船高,赵的部下希望赵能主绾一省军政,因此赵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负起了湖南军政省长的责任。
  赵主持湘省军政后,整军图治,扩编湘军为两师五个混成旅:
  第一师师长由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升任。下辖第一第三两旅,旅长由团长贺耀祖、唐生智升任。
  第二师师长由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升任。下辖第二第四两旅,旅长由团长刘铏、邹序彬升任。
  另以叶开鑫为第一混成旅旅长,赵钺为第二步兵旅旅长,张辉赞为第二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衡阳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陈嘉裕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吴学剑为宝庆镇守使兼第五混成旅旅长,蔡钜猷为长沅镇守使兼第七、第十两旅旅长。
  湖南的变局是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之争,首先是程派军人发动政变逐谭下台,赵在政变中取得了总司令地位。程派倒赵失败,谭赵两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战线上更是一致,不过当程派势力被铲除后,谭赵两位虽无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则因利害关系而水火不容了。
  谭派军人中最有计谋的,是张辉赞。他曾经公开建议驱逐在湖南的政学系和孙系(指孙中山)政客,并且秘密建议采取“清君侧”的手段逼赵下台。但是赵系的叶开鑫兼任长沙戒严司令,赵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长沙,如果从外面调兵进省来发动政变,就会引起湖南的内战,而湖南发生内战,北洋军就会乘机侵入,因此谭派军人不敢动手。
  10年春天,张辉赞利用父亲做寿的机会,集合谭派军人举行湘潭会议,决定发动推倒临时省长林支宇的政治运动。林和孙中山有连系,在谭赵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不是谭派的主要敌人,但是谭派准备推倒林后,就可以迎接谭回来做省长,然后再驱赵下台,所以他们决定先推倒林,从剪除赵的羽翼入手。
  湘潭会议后,谭派的主要军人宋鹤庚(谭军第一师师长)从湘潭回到长沙,当面痛骂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筹饷不力,又和张辉赞联合起来,借口禁烟问题攻击政务厅厅长冯天柱,因此姜冯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台。林支宇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于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议会的辞职咨文,挂冠而去,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恒惕知道这是谭派先驱林再倒赵的二部曲,维持林的省长,是第一线防守计划,于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坚,早已取道汉口转上海,赶之不及。
  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曾名列洪宪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矿务局协理)表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
  正是这个时候,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和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并且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进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将会严重地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学剑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赞代理长沙戒严司令。
  谭派军人想在驱逐滇军的行动中乘机攫夺长沙,赵恒惕自然不会上当。
  湖南谭赵之争酝酿了好几年,赵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时曾对此表示遗憾,他叙述他对谭的印象,以及和谭之间的冲突,他说:
  “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祖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学剑、鲁涤平、蔡钜猷、陈嘉祐、谢国光辈是。省宪实行以来,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
  ……
  谭公如不图利用旧派为政治资本,则新旧冲突可以避免。谭公如先拉拢新派军官,战争亦不致发生。……萁豆相煎,兄弟阋墙,余心中之愧恨,实无以言喻,固不独对谭公一人而已。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熟悉,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过目不忘。除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惟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惊,专心一志于政治。担任总统幕僚长,尤为一等脚色,当任广东大元帅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又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谭公之性格极圆融冲和,待人亲切而周到。余曾隶蔡(锷)公,蔡公亦敏达,且勤奋细密;但对人绝不敷衍,作事最重计划步骤。
  谭公之克己功夫,极难能可贵。三十余岁丧偶后即未续娶,有人介绍续弦,谭公辄笑却之。任湖南都督时,所着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俭朴类此。
  谭公待余甚厚,示能报答于万一,为终身憾事,亦因谭公信任余太深,致招人忌。余对谭公忠心耿耿,即有毁余于公者,余意公决不之信,后张子武(其锽)先生特来告余,谓谭公颇为人言所动,余初亦坚谓不致有此,其后征之其他事实,亦觉可信,始悔当时未能请子武先生赴沪晤迎谭公,是一遗恨。因子武为谭公与余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达成之也。
  余上谭公书数十通,可以证明余当时之真意(该项函件为张礼文先生所得,并由张君剑芬持以赠我)。至于谭公赐我之书札应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军事期间,尽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时恩怨和利害影响友情,可是,事过境迁,当时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谊,已难补效,谭赵的离合悲欢正是一桩很好的例证。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桂系退出广东时,赵恒惕出任了调人,劝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并愿劝陈炯明勿攻广西,主张两广因“志同道合”而永息争端。10年3月13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3月19日陈又以督军名义(这时西南各省都改督军为总司令)致电广西督军谭浩明,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
  陈炯明向桂系军阀表示友好态度时,正是孙中山主张讨伐“桂贼”的时候。当孙看到陈炯明那些“友好”电报时,大为光火,气得摔了一个茶杯,打算不理陈炯明,派遣唐继尧为“援桂军总司令”,以滇军为骨干,由滇黔进攻广西,自己则亲率一部分效忠的粤军进攻梧州,和滇军会师桂林。
  桂系本身也有极大的矛盾,以前桂系占有广东时,广西内部相安无事。因为桂系的能干人物都向外发展,各有局面,各有千秋。现在大家都退回广西,一个贫瘠而落后的家乡,怎容纳得下这么多大脚色。于是问题丛生了:军饷是第一个问题,防区是第二个问题,权力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权力问题解决,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桂系中,陆荣廷是顶尖人物,陈炳焜、莫荣新、谭浩明都做过督军,沈鸿英也有做督军的野心,现在一山藏了这么多只大老虎,如何安排呢?
  形势上的需要,桂系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武鸣派,以陆荣廷为首;一派是柳州派,以陈炳焜为首。两派表示在这大变局中合则存,分则亡,合的途径是武鸣派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一方面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一方面集中1.5万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他们。
  这当然是如意算盘,老实说如果能反攻广东,当时桂系也不会退出广东了。陆荣廷这时的打算是和以前失去广州的龙济光一样,想依赖北京方面的援助,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这三路是: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下。
  这时代最有趣的名词便是“援×”,如广东方面要讨伐广西,就组织援桂军,广西方面要进攻广东,也组织援粤军,这里的“援”字就是“侵”字的意义。
  桂系除了催促北京三路援粤而外,还要求接济军饷。在北京方面,三路出兵简直办不到,只好支援一批军火,让桂军有充足的械弹以重整旗鼓。不幸的是当这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出口时,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
  原来皖系这时是暗中和广州军政府有连系的,这就是一次合作的具体行动。
  陈炳焜得到陆荣廷的鼓励后,便积极筹备反攻广东,把兵力在梧州集中,这种行动,对陈炯明起了刺激,陈炯明本希望粤桂和平共存,相安无事,现在则是“我不犯人,人竟犯我”。不过他却幻想和陈炳焜成立“粤桂息争条约”。怎知陈炳焜却在梧州宣布为军事戒严区,这很显明地是为了侵粤,因此陈炯明也把西江自肇庆以上宣布为军事戒严区。
  不过陈炯明依然对桂系存有幻想,希望陆荣廷会支持他的“粤桂和平共存”主张,可是陆荣廷却宣称:“陈竞存(陈炯明)哪一天把孙文驱逐出粤,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
  现在,桂系中最有实力的是沈鸿英,他有42营兵力,他是广西雒容县(今广西鹿寨县境内)人,和莫荣新是亲家,属于柳州派,与武鸣派的马济积不相容,马济是武鸣派的健将,是莫荣新的义子。
  陈炯明既不愿意对广西用兵,于是派翁式亮为密使,到广西平乐去见沈鸿英,劝沈驱逐陆荣廷,攫取广西军政大权,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沈鸿英果然被说动,于是答应了陈炯明的条件。
  到了6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又在高雷钦廉地区倒戈反粤,接着遂溪、廉江也有民军揭竿而起,沈鸿英又受陆荣廷的拉拢,认为广东有隙可乘,应该向广东发展。6月13日沈鸿英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都败退到韶关来。当北江败讯陆续传到广州时,陈炯明采取了紧急行动,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率军抵抗沈军,并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保卫广州。
  粤桂战火重燃,于是陈炯明乃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进攻桂林,捣袭桂军的后路。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这使到尚未恢复元气的赵恒惕为之左右两难,他不希望西南方面兵戎相见,再启战端。于是他发起邀请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共同调停粤桂战争,并请广西宣布自治,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态度。
  赵恒惕的建议只获得四川的刘湘表示同意,而云南和贵州都没有答复,原来云南的顾品珍因为唐继尧部下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曾和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贵州卢焘则因为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荣廷处于敌对地位。因此赵恒惕的四省联合调停粤桂战争的计划遂不能实现。
  王华裔是在刘显世失败后逃去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了广西北部。
  陈炯明再度被迫作战,他在粤闽边区驻防时,孙中山一再要他率军回粤,他不答应。直到广东的桂系要出兵打他,他才下了决心回粤驱逐桂系。现在他无意攻桂,孙中山怎样敦促他,他总是推三阻四。直到桂军要进攻广东,才迫他顺从孙的意旨,决心讨伐桂系。
  6月18日孙中山下令对广西总攻击。6月20日陈炯明出发到肇庆,26日孙发表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同一天,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这一来使得陈炳焜、莫荣新、韦荣昌等无所措手,匆匆忙忙地逃往浔州,粤军遂不战而克梧州。孙发表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
  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莫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是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可是沈鸿英看见形势不利,就不肯接受陆的命令,他暗中请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陈炯明这时不敢相信他了,粤军马不停蹄地向广西深入。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从7月3日到8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9日退往贺富山的沈军将领黄自高、沈荣光等联合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的关系,与广东采取一致态度。
  7月1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16日粤军乘胜溯西江而上,克复浔州,且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贵县。
  这时候,桂北和桂西都起了变化: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因此李烈钧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
  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军总指挥,赵主张广西问题和平解决,因此他电请陆荣廷自动让出桂林,由湘军进驻,湘军对桂军不采取敌对行动。陆荣廷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勉强地接受了赵的主张,于是湘军谢国光和罗先闿两旅遂“和平占领桂林”。
  桂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将领们均纷纷通电和陆荣廷脱离关系。
  沈鸿英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7月12日桂军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14日桂军统领秦步衢逐走了陈炳焜和桂林镇守使李祥禄。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
  陆荣廷于7月16日通电下野,距孙中山下令讨伐正好半个月。他下野后把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鸿英的宣布自治是诈降,是拖刀之计,因为沈军宣言与陆荣廷脱离关系,要求粤军勿前进,而陆则把一切力量移交给沈,所以不接受沈的要求,继续进攻。7月24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而这个时候,正是湘军开进桂林。同时滇军李烈钧亦奉孙中山命将滇军、黔军、赣军统一指挥。滇军杨益谦、朱培德,黔军谷正伦,赣军彭程万各部分途出击,唐继尧所部的滇军先遣司令官胡若愚率部由湖南洪江经三江口直捣桂林、柳州,并以滇军旅长李友勋部由贵州经独山,进攻广西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炯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
  8月3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接收桂林。胡若愚会同粤军第二军旅长吴忠信及赣军彭程万等部围攻桂军。胡若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所部前仆后继,以寡胜众,终于击溃了沈军。
  8月13日胡若愚攻克桂林,沈鸿英退守永福。
  另股滇军李友勋改道直逼柳州。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并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桂军的韦荣昌、黄培桂负责改编桂军事宜。8月5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可是陆荣廷还在龙州纠集残兵败将准备作困兽斗,幻想北方直系会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
  8月11日孙中山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派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
  9月30日粤军攻克了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首先入城的是魏邦平部,桂军残余部队非降即溃,陆荣廷只身逃往安南,广西全省遂告底定。
  讨桂各军一部分撤返广州,准备北伐,孙中山特召集粤军将领、内河舰队及飞机队管带训话,慰勉有加。孙说:“此次粤军进攻广西,不到一月就把桂系荡平,乃将士用命所致。现在两湖已发生战争,当出兵北伐,统一中国,北伐之举势在必行,偏安一隅,只能苟全,而非久安,希望将士用命,戮力北伐。”
  10月8日孙中山向广州国会提出北伐案,获得通过。18日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孙中山以粤军及滇军联合力量讨平广西后,便决定由桂林取道湘省北伐,偕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广州,沿西江入广西。在广西沿途巡视,经三水至梧州。在梧州时曾向国民党员演讲,孙说:
  “梧州的革命党部甫告成立,今天各位出席成立大会,人数虽只是二百人之谱,可是革命不在人多,如果要使广西永远成为革命党的基地,机关枪、过山炮都不可能,唯有革命主义才是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需要把革命真理传播出去,这个责任就在各位身上。如果我们成功了,中华民国就会得救,就会富强。如果我们失败,将来陆、谭、马、莫诸强盗就会卷土重来,广西数百万人民又将沦为奴隶了。”
  这时候陈炯明率部驻防南宁,他仍反对北伐。孙中山曾电促陈出兵,陈置之不理,且屯兵不进,扬言至少半年内是休养整训的时候。孙无奈,只好移樽就教,在赴桂林之前,亲往南宁防陈,向其劝告,孙说:“你应该支持我北伐。从利害观点论,我北伐后,如果成功,中国统一,我当然不会再回广东来。如果不幸而失败,我又有何颜回到两广。所以我北伐后,两广一切全权由你主持,不过请你不要阻止我北伐,并且请切实接济饷械。”陈口头唯唯,心中并不谓然。不久奉孙中山命回广州筹备北伐饷糈,可是他私心重于一切,回粤后积极推行把持两广的阴谋,先把广东省的财权切实掌握,同时和省议会密切连系,进行起草省宪,而对北伐态度非常冷淡。
  孙中山在南宁时曾对群众大会演讲“广西善后方针”:
  “我是第一次到广西,所以也是第一次到南宁,……大家都知道广西是个贫瘠的省份,可是这次溯江西上,所见两岸都是肥沃的平原,甚至山林丘壑也都苍蔚,因此我发见所谓的贫瘠,并不是真的贫瘠,而只是人事未到而已。”
  于是孙中山就开发利源建设地方,兴借外债,修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建工厂等项大为发挥,使听众耳目一新,认为是闻所未闻。
  孙中山然后从南宁折返梧州,再由梧州沿漓江过昭平,沿途系乘帆船溯江而上,从昭平至阳朔,路更险峻,梧州阳朔间虽然才450里,可是就走了16天。孙在阳朔发表演说:
  “阳朔是块好地方,万山环绕,遍地膏腴。无知识人的以为这是土瘠民贫,可是却不知道奇峰耸峙的高山,都是石灰岩层的蓄积,可以烧石灰,可以制水门汀。所以别人认为阳朔是不毛之地,我则认为阳朔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我们应该拟定一套计划,把蕴藏在石灰岩层中的煤、铁、金、银、铅、水银诸矿,大量开发出来。”
  孙中山在阳朔没有停留,即由阳朔赴桂林。
  孙中山为了北伐,积极整理军队,组织大本营。当时在桂林的部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军李福林部,同时委派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12月4日上午5时,孙中山偕许崇智、胡汉民等由拓本圩登陆,11点55分抵将军桥(距桂林城五里许)。桂林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均鹄立道旁欢迎。抵欢迎场时,典礼队的炮队在郭家山对面鸣放礼炮101响,孙入欢迎亭,欢迎人士脱帽举旗致敬,并欢呼:“新广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还高唱一首欢迎歌。
  12月7日桂林军、政、学76个团体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孙中山,孙发表专题演讲,讲题是“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孙说:
  “本大总统这次誓师北伐,经过桂林,借这个机会能够和诸君见面,可算是一段大因缘。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更希望诸君来欢迎民国的主义,革命的道理。那就是革命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本大总统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三民主义如果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
  接着孙便就三民主义的内容、价值详为缕析。
  12月9日桂林的学界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莅会演讲“知难行易”,反复发挥“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道理。
  10日下午1时,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1000余人在总统行辕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绅民凭入场券列席。中山莅场,由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宣布开会,赣军参谋长宣读颂词,孙登台讲述“军人精神教育”历时一时半。李烈钧、胡汉民、许崇智及前四川总司令吕超相继演说。
  孙中山命令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地方治安、整饬吏治、肃清土匪、约束士兵。
  13日电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嘉慰。
  10年12月15日,孙在桂林发出通电,宣布徐世昌卖国,电云:
  “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美,以英美两国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无所忌惮,实属罪不容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除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廿一条款外,特宣布徐世昌及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
  蒋中正于12月22日应孙中山召赴桂林,先抵广州,即在旅馆及舟车中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
  就在蒋抵穗时,北方一位传奇人物徐树铮也到了广州,小徐的南下,表示皖系要和国民党合作打倒直系。当小徐抵穗后,孙中山即自桂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和蒋中正为代表,与小徐密商联合打击直系的军事计划,电云:
  “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
  23日电广州总统府秘书长谢持,转促蒋即偕戴传贤来桂林。
  蒋遂于11年1月3日离广州,经三水、梧州、昭平、阳朔会同吴忠信,于18日抵达桂林。30日蒋约文官长胡汉民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商决出师北伐的日期,并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州。
  2月3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北伐,命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12日张作霖派代表李绍林到桂林晋谒孙,商讨合作计划,以便南北夹击曹、吴。20日段祺瑞亦派代表周善培到广东。
  这就是后人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开始。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孙中山派遣粤军击溃桂系,占领广西后,即拟从广西整顿师旅进行北伐。因为非常政府在陈炯明势力范围内,陈炯明不但没有革命抱负,同时处处掣肘,因此孙决定自己率兵北伐,不再回广州做有名无实的总统。遂命令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这时陈炯明率粤军在南宁,孙还在广州,所以孙便打电报请陈回粤,讨论北伐问题,陈托辞不肯回到广州,并且打电报给孙,反对北伐。他的理由是:“北伐将促使直奉两系军阀由分裂而重趋团结,联合以对抗南方。同时北伐一开始,可能引起南方的分裂,因为西南各省都表示要保境息民,所以现在如果坚持北伐,首先遭遇阻碍的,不是北方敌人,而是南方友军。因此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
  陈炯明的意见,表面看来不无理由,实则完全不愿意孙中山把粤军调走以减少自己的实力。而且这时他已暗中和吴佩孚有了来往。所以他曾派兵解散了孙所设的招兵机关,调他的亲信魏邦平率部开往梧州监视北伐军。并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陈炯明这些举动,使国民党同志大为忿恨,国会议员凌钺在议会中指斥陈为“倡乱首魁”,美洲华侨国民党支部骂陈“狂妄乖谬,目无元首,反复叵测,怙恶不悛。”电请下令讨伐。
  孙中山肯定陈炯明是革命的障碍,借口出巡广西,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10年10月15日乘宝璧舰出发,17日抵梧州。孙中山驻节梧州,下令编北伐军为三个军,李烈钧为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同时电召陈炯明到梧州来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40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应由广东供应。陈炯明不理会孙的召唤。
  25日孙中山由梧州赴南宁,移樽就教,会晤陈炯明。孙告诉陈炯明,自己率军北伐,两广都交给陈,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再回两广,不幸而败,也无面目回到两广,因此陈炯明没有理由反对北伐。可是陈炯明毫无明确表示。29日孙重回梧州。
  11月5日,陈炯明由南宁返粤,路过梧州,曾谒孙中山,可是对北伐问题仍无具体答复,使孙在北伐问题上完全得不到陈炯明的支持。
  陈炯明和吴佩孚勾结的消息,在10年10月便喧腾南北,上海的外文报纸和路透社均有此报道,陈于10月23日通电辩诬,宣称纯属谣言,请勿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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