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廿八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张作霖派兵入关的最大理由，是说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7月16日、17日他发表了两则通电：
一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获犯姚步瀛等，供认受曾云霈等指使，并定国军第三军委任，来奉招匪，扰乱地方等情，业经作霖通电在案。查该匪等所供，如招队不多，即在东清路一带扰乱治安等语。夫东清铁路为中俄枢纽，关系外人生命财产，比年以来，经作霖等竭尽智能，始将管理保护权限，依照约章，办有头绪。乃奸谋揭露，竟欲扰害路防。不知该奸党等与三省人民及旅居外侨，何仇何怨，宁竟忍而为此。现在幸邀天佑，群匪就擒，而主谋诸凶，尚复优游京畿，盘踞政权。此次共举义师，拥护元首，讨伐诸奸，为地方人民泄此公愤，即以保护路权，并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用再通电奉陈。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叩。”
二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果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又铮妥议，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姚步瀛并自认为督办谋生，一切计划均经详细供明，姚步瀛系大理院长姚震之侄，姚震并经参与会议。此案获犯以后，即经急电段督办详询，据复并无此事。督办素来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谅不错乱至此。惟真赃实犯，供证详明，设非奸人指使，从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长为法律最高机关，乃竟预此奸谋。国之前途，何堪设想？作霖此次入都，对于奸人图直、图皖、图苏、赣、豫、鄂种种计划，均已详晰无遗。三至团河，垂涕而道。即出都以后，曾发庚电，对于督办痛陈利害，登诸报端，为天下所共见。自问冒暑奔驰，往来调停，无负国人。即奸党意旨未洽，寻仇启衅，亦只及作霖一人，与东省人民地方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归涂炭。近且散布谣言，谓义师意旨，含有复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复存，此稍具常识者，皆能知之。凡我同志皆属共和功首，岂肯生此拙谋。奸徒穷蹙无聊，乃造作诬蔑之语，举动如此，狗彘不如，当为有识者所共悉，无足深辩。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特电驰陈，张作霖叩。”
7月14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这通“寒电”指责段祺瑞：
“……视东海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
“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为什么他相信奉军不会介入呢？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
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廿七、廿八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14日徐世昌下令云：
“民国肇造，于兹九年，兵祸侵寻，小民苦于锋镝，流离琐尾，百业凋残，群情皇皇，几有儳焉不可终日之势。本大总统就任之始，有鉴于世界大势，力主和平，此岁以来，兵戈暂戢，工贾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犹以统一未即观成，生业不能全复。今岁江浙诸省，水潦为灾，近畿一带，雨泽稀少，粮食腾踊，讹言朋兴，眷言民艰，忧心如捣，乃各路军队，近因种种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兵车所至，村里惊心，饥馑之余，何堪师旅？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膺国民付托之重，惟知爱护国家，保护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剀切申诫。自此次明令之后，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以副本大总统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檄云：
“为檄告事，案查曹锟、吴佩孚、曹锳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本上将军业于本月八日据实揭劾，请令拿办，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九日奉大总统令：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吴佩孚褫职夺官，交部惩办。令下之后，院部又迭电饬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宽予优容。该曹锟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赎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头派兵北进，不遗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杨村，逼窥张庄。更于两路之间，作捣虚之计，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内，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师为根本重地，使馆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届，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更复分派多兵，突入山东境地，迳占黄河南岸之李家庙，严修战备，拆桥毁路，阻绝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将坠之惧。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呈明大总统，先尽京畿附近各师旅，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奸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其余概不株连。其中素为祺瑞旧部者，自不为彼驱役。即彼部属，但能明顺逆识邪正，自拔来归，即行录用。共擒斩曹锟等献至军前者，立予重赏。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适此急难，必有履及剑及兴起不遑者，祺瑞愿从其后，为国家除奸慝，即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为此檄闻！”
同日，曹锟亦发表两电，一是通电各省，说明开衅原由是在段系，电云：
“边防军称兵近畿，扰害商民，近仍进行不已。以众大之兵力，占据涿州、固安、涞水等处，于寒删两日，向高碑店方面分路进攻。东路则占据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攻击，炮火猛烈，枪弹如雨。敝军力为防御，未及还攻，而彼竟愈逼愈紧，实为有意开衅，事实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固我防圉而卫民生，特电奉闻，诸维察照。曹锟。”
二是通电各报馆，请驱除奸党，电云：
“天祸中国，降此残凶，安福祸国，段徐庇逆，种种罪恶，中外共晓。各省联军，本救国之大义，依法律之程序，呈请大总统，罢散祸国恶徒。段徐为虎作伥，违逆总统之命，擅兴无名之师。各省联军于忍无可忍之中，仍严束所部，妥为防守，不敢轻启战端，遗害生灵，段等无隙可乘，不能肆其野心，乃阴谋诡诈，一方强迫元首下停战令，一方乘各省不备，暗行袭击，下总攻击令，是非曲直，事实昭然，是此强盗行为，破坏国际公例，按诸本国法律，天理人情皆在必讨之例。兹谨正式通告各友邦及本国父老昆弟，自今日始，实行围困奸党根据地，必将凶残除尽，奠固邦本。惟祈公鉴。曹锟。”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电云：
“国贼段祺瑞者，三玷揆席，两逐元首，举外债六亿万，鱼烂诸华，募私军五师团，虎视朝左。更复匿嬖徐树铮，排逐异己，啸聚安福部，劫持政权。军事协定，为国民所疾首，而坚执无期延长；青岛问题，宜盟会之公评，而主张直接交涉；国会可去，总统可去，而挑衅煽乱之徐树铮，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财产，可以牺牲，国家主权，森林矿产，可以牺牲，而彼辈引外残内之政会，必不可以牺牲。凶残如朱温董卓，而兼鬻国肥私；媚外如秦桧、李完用，而更拥兵好乱。综其罪恶，罄竹难书。古人权奸，殆无其极。军府恭承民意，奋师南服，致讨于毁法卖国之段祺瑞及其党徒，亦已三稔于兹，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内争宜戢，周旋坛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鹰瞵犹存，嗾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护私权，揖盗谈廉，言之可丑。始终峻拒，宁有他哉？乱源不清，若和奚裨。吴师长佩孚，久驻南中，洞见症结，痛心国难，慷慨撤防。直奉诸军，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足见为国锄奸，南北初无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恶饰过，奖煽奸回，盘踞北都，首构兵衅，以对南黩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许对内之边军，痛毒畿辅。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异己即噬，不惜举国为雠，故曩诿为南北之争者，实未彻中边之论也。道路传言，佥谓该军有某国将校，阴为之助，某氏顾问，列席指挥，友邦亲善，知必谣言，揣理度情，当不如是。然而敬塘犹在，终覆唐室，庆父不除，莫平鲁难。今者直省诸军，声罪致讨，大义凛然，为国家振纲纪，为民族争人格，挥戈北指，薄海风从。军府频年讨贼，未集全勋，及时鹰扬，义无反顾，是用奖率三军，与爱国将士，无间南北，并力一向，诛讨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与维新。若更徘徊，必贻后悔。维我有众，壹乃心力。除恶务尽，其建厥勋。褫奸雄之魄，毋或后时，抉郿邬之藏，相偕饮至。昭告遐迩，盍兴乎来！”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
一七○、直皖的三天战争
直皖战争漫天风云，扰攘中外，可是正式开火不过三天，连同首尾，只是五天而已。
民国9年7月14日晚，直皖双方正式开火。直军号称讨逆军，分为两路，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锳为东路总指挥；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西路是双方主力军的战场，直军在高碑店，皖军在涿州、固安和涞水。
14日皖军第一军以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了高碑店。同日，东路皖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双方胜负未决。
16日天津开到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二英里以外，因此直军防线打开了一道缺口，皖军遂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京津铁路因此不能通车。
从14日到16日，这三天战争中，一共打了两仗，都是直军败北。
17日，战争情况起了变化，尤其是西战场，吴佩孚退出了高碑店后，率领一部直军绕出左翼在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进行突击，这是皖军前敌总部的所在地。总部内一切很平静，曲同丰好整以暇地准备直捣保定，生擒曹吴，以立不朽的大功。不料枪声突起，敌军已经掩入。传说吴佩孚轻骑率领精兵冲进曲的司令部，曲吴本有师生渊源，原来曲同丰曾在武备学堂当过教习，而吴佩孚则在武备学堂受过训练，因此应该是师生，吴见到曲还行了一个军礼，接着便请这位“老师俘虏”上车去保定。
由于曲同丰和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全数被俘，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和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便像山倒堤崩一样从高碑店败退下来，当天直军就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第十五师原属直军，是冯国璋的卫队，因为冯死后这支军队一直在段范围内，所以被迫前来作战，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长齐宝善率领一部分士兵向吴佩孚投降。另一部分退到北京，段急忙下令关闭城门，不许他们进城。
东战场方面的变化，自然是因为奉军助战，联合直军，夹击皖军。17日，徐树铮在廊房听到西线皖军战败，乃匆匆赶返北京，他所指挥的边防军遂在没有统帅指挥的情形下，不战而投降直军。
17日，天津领事团派出美、英、法、日四国护路军，率同工程人员修复杨村铁路，京津火车遂恢复通车。
同一天，吴佩孚向曹锟致电报捷，略称：
“现边军第一师曲同丰师长因伤亡过多，有伤人道，派副官吴敬珉同天主教李司铎前来，请求休战，已派随办营务汇春芝接洽。十五师齐旅长忱安，张旅长拱宸亦派执事官持函前来，谓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师长即函请齐亲来松林店面定办法，现双方正面炮火已熄，仍令前线严防。又接前方电话报告，陈文运全师，已被我军右翼萧、彭两旅击散，其曲同丰一旅愿缴械投诚。十五师完全归顺我军，第六旅明早可到琉璃河，奉军郭旅长现驻涿州东门外，明早进城，师长亦明日到涿。”
7月18日皖军主帅之一的曲同丰押抵保定，在曹锟的迎宾馆“光园”正式行献刀典礼。曹锟自称敬慕明将戚继光的为人，所以把这座接待外宾的招待所冠以“光园”之名。
曲同丰是山东人，和吴佩孚同乡，和曹锟亦是熟人，这次相见，一为座上主，一为阶下囚。可是曲同丰颇识时务，他表示是自愿投降的，所以乐意让旧友举行“受降礼”。曹锟在大厅中站立，曲同丰由直军将领陪同，全副戎装，步履铿锵，进入大厅，后面还有其他被俘的军官，曲首先由腰间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并且朗声说：“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用和悦的音调对面前的降将说：“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受降礼完成后，两人握手叙旧，欢若平生。
曹锟受降后，即发出通电云：
“为通告事，昨段军曲同丰等现已解到保定，见面时曲等将军刀自行除下，双手捧向锟云：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云：彼等俘虏期间，对于本军之宗旨决不有所违背之举动。由锟将刀双手接受，并云：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仍举军刀给还佩带，并得享受军事惯例待遇俘虏之自由，除少数畏怯军人及有污军人资格者外，其余均按级受本军优待云云。此种军人俘虏，将来当归正式法庭审理。除饬前方军队查照此种待遇俘虏军例外，并严令全军勿得因段祺瑞近有悬赏谋取锟等性命，致生报复之念，而违背军人在战争外应保持人道之主旨，此令。”
曲同丰在保定献刀后，即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弃暗投明，共起讨“贼”。段祺瑞在北京获悉曲同丰这一幕丢脸的投降献刀戏以及通电讨段后，已经是大势全去，气也来不及了。
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在战争期间竟打麻将，身为主帅，如此儿戏，难怪皖军不堪一击了。小段是北洋时代出名好打麻将的，当时北洋好此道的有梁士诒、段芝贵、王克敏、孙慕韩、潘复、张弧等，尤其是梁、段、王、孙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梁士诒大小不拘，常在牌桌上看公事。
小段在牌桌上指挥直皖战争，败讯传来，牌局未终而大呼开火车逃走，后来在北京传为笑谈，列为直皖战争野史中一段佳话。
可怜的段祺瑞用了段芝贵和曲同丰两员大将，如何不败。
段芝贵兵败逃回北京，在当时上海报纸上的通讯，传为笑谈，特抄录数段如下：
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前敌督战，其办公处设在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大书“总司令处”四字，办事者至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嗬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大菜司务二十四人。迨前锋与直军交触，战事小挫，众随员知必无幸，劝小段早为之所，小段曰：“我誓与定国军同生死，诸位怕死，竟请返京可耳。”众以其言壮，皆无辞而退。十三号有直军一营来诈降，小段益自诩。至夜半，降军袭击总司令部，小段自车上堕地晕去。为一车站站长藏过。破晓，诈降军退去，站长始送之回司令部。从者群起询问，小段曰：“此何足怪，君子可欺以其方，无伤也。”即至车内检查鸦片，卧而吸之。众以其能镇定，颇倚赖之。至次夜，忽闻西北有枪声，随员皆至司令卧室请示。小段已不知去向，旋得探报，知是本军放哨，众心虽安，乃以总司令失踪，四处搜查，扰攘一夜，至次晨，始得之于乡农家柴堆内。于是群皆匿笑，而总司令之威望扫地矣。迨前敌十五师战败，向后退回，小段误为直军，急命第一师击之，及知误会，十五师将士以同类相残，怒不可遏。继见总司令之火车，车头已向北，知将预备逃亡，遂以机关枪射击，而小段急令火车添挂龙头，逃回京中。沿路兵士数百人，拦住去路，拟向小段诉说第一师从后击射，自相残杀之事，乃小段不问死活，只令开车，以致轧死多人。迨抵京寓，家人聚询，只以手摸头，连呼好险好险，别无他语。后闻车站站长藏段事发，被直军枪毙。小段向空叩头，痛哭流涕，谓为救命恩人，兼延僧道在家，为之超度。忽通缉祸首令下，复狼狈逃入东交民巷，而僧道道场，亦半途而止，此亦定国军将士中之滑稽史也。
段芝贵以定国军之头衔，前敌一败，狼狈回京，遽通电辞职。其电稿措辞虽不甚佳，而骈四俪六，亦颇通顺，说者谓其仓皇逃亡之际，竟能搜索枯腹，作此俪语，亦一异事，不知此中实有最趣之谈料也。先是小段有西席某甲，一老学究也，皖直未决裂之前，小段跃跃欲试，主战甚力，某甲力劝之，不听。及被任为定国军总司令，欲作一宣言书，用告将士，命甲起草，书中多忠君爱国语，小段以其不合时务，弃之不用，另请他人代撰。甲虽头脑冬烘，固以文豪自命者，颇不悦。冷语谓段曰：“吾文虽不佳，原备有二稿，今居停阅其一，即匆匆请他人捉刀，吾第二稿固无容再呈居停指正，留为将来备用可也。”小段以其迂，亦不理会。及小段由前敌逃回京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急拟通电辞总司令职，冀减罪戾。倩人觅向所撰宣言书者，已先逃矣。不得已仍央甲为之，甲即于袖中出电稿曰：“吾前言有第二稿，固早已备矣。”小段阅之，稿系四六，措辞颇得体，继念甲料已必败，反有讥讽之意，撕其稿，怒而掷诸地。甲冷笑而出，未至中庭，小段亲自追之曰：“我固知君良厚，特滑稽耳。吾亦不芥蒂，请君再照原稿录出，吾当不易一字。”于是遂将西席所拟之稿拍发，故其措辞甚从容云。
现在特抄录两位当时亲历其事的人物的笔记。一是张一麐的直皖《秘史》：
“直皖两军之战区，分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皖军东路的指挥为徐树铮，西路指挥为段芝贵。直军则派吴佩孚为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兹将两路战况分列如下：
东路战争状况：七月十五日夜九时卅分，西北军第二混成旅马、步、炮、工、辎各队，及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共约一万五千人，分三路由张庄、蔡庄、皇后店进攻杨村之直军防线。直军在杨村者，为第四混成旅，分步、马、炮、工、辎及机关枪队若干，又直隶警备军步队廿营，共约二万人。在杨村北部十里正式开战，枪炮齐鸣，血战至烈。段兵多不愿战。惟被上官逼迫，乃不问方向，任意放枪，炮队亦分三队轰击，每队约有野战炮六尊。直军士气甚壮，极为镇静，亦列阵还击，战至午夜二时半，各换生力军，再接再厉，重复大战，声震山岳，死伤盈野。至十六晨，两军血战更加激烈，直军已占优胜。直军在杨村站吊桥之两旁排列大炮多尊以资御敌，而此地适与该处之日本防军驻扎所为比邻。当边军失利时，忽有日本军官多人出面抗议，非将该处所有大炮即时移走不可，并声言不准在铁路附近两英里以内作战。直军不得已，只得后退。时边军由直军防线之裂口蜂涌而至，势极凶涌。直军因左右翼不能联合，颇为棘手，专以机关枪队押后，顺序而退，队伍极整，致将前追之边军轰杀无数，直军退至北仓及李家嘴之中间，阵势始定。时有奉军一营驰至相助，声威大振。嗣又陆续而至，遂于十七日上午与直军联合进攻，由廊房向前猛击，段军纷纷溃败，死伤不下千余人。从此段军一蹶不振，连日与奉直军交绥，着着退后。至廿日后，京奉线一带段军已逃走一空，继欲向蒙边逃窜，又为察哈尔都统王廷祯，绥远都统蔡成勋，分饬军队拦阻，大有穷无所归之势。徐树铮当战争失利时，即逃回北京，或居六国饭店，或往某国人家，行踪诡秘，令人无从捉摸云。
西路战争状况：十四日晚八时，琉璃河之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及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军，向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双方战斗至二小时之久。直军初以来势猛烈，略退避之。边军前进，甫欲夺取第一防线，直军忽尔反攻，边军抗御不及，退回原线。至十一时，边军又往攻直军之右翼第三营，直军第二营由边军右翼抄击，两路夹攻，边军大败，退回琉璃河本阵。十五晚十时，段军又向驻扎高碑店之直军攻击，当由吴佩孚率队将段军遮断。段芝贵又下令逼迫前进，将士不应，两翼先退，正面军队亦同退却约卅余里。十六日两军相战，段军又败，伤亡甚多。十七晨，直军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之北，边军相率溃逃。旅长范尚品阵亡，程旅长无力抵抗，亦即潜逃，其余团营长及兵士伤亡者不计其数。师长曲同丰鉴于全军之战斗力已失，即树白旗，向吴佩孚求和。吴命先缴军械，再行停战。旋曲氏亲自投降，吴拒而不见，命解往保定，请曹锟处分。曹受降后，仍优礼相待，劝其去逆效顺，曲遂发电谆劝边防军全体与曹一致，共讨小徐。曲为段氏最识拔之弟子，宠遇不亚小徐，今乃倒戈相向，宜段军之全体溃败，无可收拾也。同时刘询之十五师亦全部投降，解除武装。刘询且乘隙潜逃，不知去向。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西路指挥战事，无往而不败，最后以身负巨创，逃回北京。自是西路统率无人，兵士益无斗志，一遇直军，非降即逃。二十日午后，直军大队抵长辛店，即将四围溃散段军一律扫清。”
直系所最攻击的亲日派曹汝霖回忆录中，记叙直皖之战尚称客观：
“……后来吴佩孚通电讨段，竟说为国除奸，这见得他太无修养，出言太放肆了。并自河南分兵进驻近畿，竟对合肥（指段祺瑞）有宣战之势。于是合肥檄讨曹锟吴佩孚，以边防军两师，西北军三混成旅为主力，编成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派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在长辛店设指挥部。段芝贵料此战不会长久，遂在火车上设总指挥部，很露轻敌之意。张作霖因受段在团河冷淡，曹锟又极力拉拢，遂亦袒曹。吴光新时率二十万大军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合肥此着，本大有用意。岂知吴光新忽发奇想，适于此时赴武昌，大宴鄂中将领，被王占元扣留。皖系军分东西两路，东路由徐又铮率西北军三混成旅，在杨村方面与直军曹锳作战，且防奉军入关。西路由曲同丰陈文运分率边防军两师（还有一师驻山东），在涿县琉璃河对抗，并令丁士源以运输飞机供运输。东路徐又铮进军颇顺利，已越过廊房进到北仓，预备改装警察队进入天津（因军队不能入租界）。西路初出顺利，适逢大雨，彼此在雨中相持两日，兵士在壕中，雨水过膝，仍在壕不动。闻吴佩孚于大雨中在大树上挂电话，不停向保定催派援军，并用鞭炮在火油筒中燃放，以节省子弹，聊助声势，足见直军兵械两缺，急待救援。余不知兵，惟想对方已力竭待援，何勿挥军前进，反令军士困守雨壕之中，岂不令士气沮丧，这是什么兵法？前方阵势如何布置，我不明白，到了第五日陈文运军已退守固安，曲同丰尚在前线，而援直之奉军尚在途中，奉军非能朝发夕至，在此中间，不知曲陈两军作何行动，真令人百思而不可解！迨奉军到达保定，曹锟已预备粮食，不待休息，即令先派一部分驰赴增援。吴佩孚见援军已到，即令援军代守防地，自己率领劲旅渡琉璃河，迂回直趋长辛店之后，闻段香岩（段芝贵）尚在车中打麻将，秘书长梁众异（梁鸿志）屡催增兵西路，段终迟迟不发。等到吴佩孚率兵逼近长辛店，子弹已落到火车，即仓皇开车进京城。其时东路徐又铮正预备驱军入天津，闻西路败讯，不敢前进，退守廊房，回京视察。曲同丰在前线被俘，主将被俘，西路军队即溃不成军。边防军及西北军的精良军械，均为直奉两军分赃而得。闻合肥预令两路不许用重炮，恐火力太猛，伤亡过重，虽似宋襄之仁，亦已有轻敌之心。仅五日间，战事即告终结，自有战事以来，未有若是之速也。
此次战事，皖方以新锐的武器与陈旧之直军相争，正如以石投卵，决无败理。岂知有石而不能用，则卵虽软弱，亦可淋漓尽致，使你无能为力。可知无将兵之才，虽有坚甲利兵，亦是徒然。此次皖方之败，即由于此。
合肥自败讯到来，即蛰居府学胡同寓邸。上呈自劾，请将一切官职勋位荣典一概褫革，听候处分，一人负责实践独自负责诺言。此老倔强负责，却为可佩。但在北方之皖系军队，从此完结，北洋军队，从此解体，不幸言中，不胜感叹。
是役也，论者谓又铮所拟作战计划，颇合军事原理，而仍失败，以为不照他计划而行之也。余不知军事，又未见又铮计划，不敢置一辞。惟以愚见所及，为客观之评论。段香岩本称宿将，又是老辈，不免倚老卖老，自负轻敌，以为奉军何堪一击，直军更无论矣。他狃于复辟之役，不察情势之不同，甚至在车中打牌，由北京制造馒头，送到军前。他料此次军事，指日可胜，判断错误，此其一。曲同丰、陈文运。虽系日本士官出身，曲是山东老粗，勇而无谋。陈则无军人气，只知趋承，未战先怯，绝少住宿兵营，已背官不离兵，兵不离官之原则，更谈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何能当指挥之任，此其二。边防与西北两军，成军不久，训练不足，下士虽经讲武堂训练，均未经过战事，指挥未如意，兵士不能人自为战，此其三。边防军以马子贞（马良号）一师训练最好，调驻山东，不及调回，致后备无军可援，此其四。吴光新被扣留于武昌，影响军心很大，此其五。此次因重奉轻直，故以徐又铮当东路。假使以又铮西北军当西路，先击败直军，则奉军亦不致先入关援曹。又铮东路已将入天津，实为西路所累也。我曾于开战前问坂西利八郎顾问，他是参战军顾问。以这次战事之预测，他说边防军训练不足，指挥官及下士都没有战争经验，用以作战，未免过早。这支军队只能服从命令，不能人自为战，全靠指挥官之如何了。真是一语破的。”
以上是亲历目睹这场战争的报导。
段祺瑞迭接败耗，不料他数年心血，竟毁于一旦，三天的考验才知道皖系的军队如此“不经一战”。他是一个刚强的军人，这时真想自戕，幸左右监护严密，劝他不必寻短见，因为直军虽已开火，成为敌人，究竟还有同袍之谊，是不会过分的。于是他把靳云鹏找来，靳这时见到老段，也不知用什么话安慰他，段只是简单地说：“事已至此，你和他们还可以谈话，赶快去和他们商讨停战吧，条件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不要把战争带进北京城。”
靳云鹏从府学胡同段公馆出来，就去找傅良佐，请他去天津跑一趟，代表靳自己向直军求和。傅到了天津径赴直隶省长公署求见省长曹锐，曹锐没有见他，也不准他离开，他便被囚于省长公署。
北京城内紧张万分，前线军队狼狈退下。段祺瑞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去见徐世昌，请徐下一道停战令，免得北京城不可收拾。徐世昌待段辞出后，望着他的背影，冷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当天，徐世昌颁下停战令云：
“前以各路军队因彼此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当经明令一律退驻原防，共维大局。乃据近日报告，战事迄未中止，群情惶惧，百业萧条，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时方盛暑，各将十躬冒锋镝，尤属可悯。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用副本大总统再三调和之至意，此令！”
十九日，段有通电引咎辞职，电云：
“保定曹经略使、天津曹省长、盛京张巡阅使、南京李督军、南昌陈督军、武昌王巡阅使、开封赵督军、归化蔡都统、宁夏马护军使同鉴：顷奉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速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并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陈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谨先电闻。”
在这个电报中，他故意漏去直军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可以见到段对吴咬牙切齿之恨。
段在皖军战败后，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既不逃天津，也不奔租界。
皖系之败，不只在东西两战场上，其他各处也是败讯频传。山东德州本被皖军马良攻入，守将商德全退走，嗣由奉军往援，夺回德州。信阳方面皖军赵德龙与河南旅长李奎元激战，赵亦败北。察哈尔都统王廷祯响应曹吴，率军入驻康庄，在居庸关方面与皖军一战，皖军大败。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直皖两系从冯国璋入京接任总统后即开始冷战，前后历时三年，这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一个特色——冷战期长，热战期短。直皖冷战了三年，可是打仗不过三四天。尤其怪异的，是两系的阵容并不鲜明，真正敌对的，在皖系方面是段祺瑞和徐树铮可指挥的边防军，在直系方面则是曹锟和吴佩孚所统率的直军。其他各省的两系军人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边防军战败，第一个倒台的是段祺瑞。段的失败给徐世昌带来一个美丽的幻想，段未倒前，徐有如芒刺在背，现在太上政府既垮，他是北洋的元老，自然可以做北洋派的真正领袖了。徐世昌是大家公认的老狐狸，他有他的打算，他想在直奉两系之间保持一个均衡，同时希望其他各省的军阀也保持原有地盘和地位，以与直奉两系造成鼎足而三之势，互相牵制，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所以他希望直奉军都不要开进北京城来，至于战争完了的后事如——惩办祸首、撤销边防军、改组内阁等等，最好由战胜一方提出具体意见，由他——大总统统一办理，他主张对段宽大，不为己甚，只要解除了兵权，就可自由安居，且应予以相当的优遇，至于皖系和安福分子，除了少数首要外，也尽量少予株连。
徐的宽大主张颇得张作霖的赞同，奉张和皖系并没有血海深仇，不必赶尽杀绝，更微妙的是他乘此机会如能收集皖系的残余，岂不是壮大了自己，所以他的态度非常缓和。曹锟主张惩办一切与事实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不过他为了保持和奉系的友好，因此尽可能将就张作霖。可是吴佩孚则主张彻底要肃清安福分子，查抄祸首的财产充作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幽禁段祺瑞于汤山。
直皖战争虽然18日已经结束，可是直到23日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才开到北京，24日大队人马开到，分别接管了南北苑兵房。
7月23日北京政府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派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财政、司法两部则由次长代理部务。又准免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职。26日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处分。批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辞职，派殷鸿寿继任。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令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令撤销西北军名义。29日派昭武上将军、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务。
皖系战败后的主戏是直系要求惩办祸首，直系的祸首名单始终未曾公布，据闻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舆二人，因为这两位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人，陆宗舆在直皖开战前还垫付了定国军（段军）一笔军费。可是曹、陆两人的名字在徐世昌笔下删除了。
江苏督军李纯也电请加入王揖唐祸首之一，湖北督军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加入，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
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令文如下：
“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缅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而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胁迫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咨逞私图。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其政治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国家虽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奉军入京后曾到安福俱乐部去进行搜查，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为是一个构乱机关。但又声明：
“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
这道命令引起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于是徐世昌乃于8月7日补发命令：
一、“据江苏督军李纯电呈：王揖唐遣派党徒，携带金钱，勾煽江苏军警及缉私各营。并收买会匪，携带危险物，散布扬州镇江省城一带，以图扰乱，均有确凿证据，请拿交法庭惩办等语。王揖唐经派充总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着即褫夺军官，暨所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此令。”
二、“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构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有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勾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务各濯磨砥砺，咸与维新。此令。”
“祸首”呢？中国俗话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皖系失败了，气焰煊天的徐树铮也落得如丧家之犬，逃到东交民巷。通缉的十大祸首中，除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单独逃往苏俄道胜银行外，全都是躲到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内。直奉两系都要求北京政府交涉引渡，当时外交团中英美法三国公使是帮助直系的，主张驱逐罪魁，可是日本和意大利公使则持异议，所以东交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国公使馆通饬所属侨民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有容留限即迁出。北京外交部向各国公使馆行文索交祸首，日本公使馆竟坦白承认收容了十祸首中的九位，其复文云：
“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咸来本使馆恳求保护，本公使鉴于国际上之通义，及中国几多往例，以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认，决定对于此等诸氏，加以保护。刻将此等诸氏，悉收容公使护卫队营内，并严重戒告，在收容所内，万不得再干预一切政治，且断绝与外部之交通。兹本使特通告于贵代理总长之前（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称病请假，由颜惠庆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诸氏所受之保护，决非基于附属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别待遇，恰以该氏等不属于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馆不得拒绝收容。本使并信贵部对于此等衷意，必有所谅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复文，又致书日使云：
“敝国政府不能承认贵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为抑歉。刻敝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竣事，即将其犯罪证据，通知贵使，请求引渡，并希望贵使勿令诸犯逃逸，或迁移他处藏匿为荷。”
日使得书，复词拒绝：
“贵总长答复敝使本月九日关于收容徐树铮等于帝国使署兵营之通告回文，业已领悉，……惟贵国大总统颁发捕拿该犯等之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敝使署即视为政治犯而容纳保护之。敝使并声明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请，将彼等引渡也。”
徐树铮在日本兵营里共住了三个月，后来由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小野寺帮他逃走。据说小徐化装成一个日本女人，装进一只柳条箱内，由一个日本军官带进火车里一间头等车厢赴天津。同时京津一路各站都有便装的日本兵严密戒备。小野寺帮助徐脱逃据说完全是个人的行动，不久他便因此事被调回国。后来作了国会议员。
小徐在柳条箱内被运走时，他在箱内低哼京戏“单刀赴会”。
直到11月16日，日本公使小幡正式照会北京外交部，说徐树铮已从日本兵营逃走。这时小徐已安抵上海，住英租界麦根路一所洋房内，这所房子是卢永祥部下师长陈乐山的。
直系胜利后，吴佩孚成为当时最出风头的一个人物，他从衡阳撤军起，就是一时人望。
8月1日他又露了一手，他表示时局纠纷，旷日持久，特欲公诸国民，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草定大纲八条：
（一）定名。为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
（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缺勿滥。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吴的主张首先遭到张作霖的激烈反对。所以孕死。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政治喜事出现，就是直系领袖曹锟和奉系领袖张作霖变成了儿女亲家，张的女儿许嫁曹子，曹锟这个儿子是他弟弟曹锐所生，曹锟领养。中外报纸传为战争以外的花边新闻。
9年8月9日北京政府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靳辞职期间，一直是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靳的辞职是因为安福系倒阁，如今农福系已彻底垮台，而胜利的一方是直奉两系，张作霖是靳的亲家，曹张又新联姻，也是亲戚，所以靳复任总理自不在话下了。
这是靳云鹏的第二任内阁，内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署）
内务总长张志潭。（署）
财政总长周自齐。（署）
陆军总长靳云鹏兼。（署）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董康。（署）
教育总长范源濂。（署）
农商总长王乃斌。（署）
交通总长叶恭绰。（署）
8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巡阅使。曹命吴驻军小站。拱卫京畿吴却另有打算，他率嫡系部队第三师驻节洛阳。虎视中原。他常写两对联赠人：
（一）欲平大难须尝胆，誓扫倭人不顾身。
（二）花开阳春惟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9年10月12日，直系大将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暴死。
李纯之死成为当时政坛一件惊人的秘闻，因为当时报纸上均以“江苏督军李纯忧国自杀”为题。但李纯真的是自杀吗？他如果是为了忧国自杀，为何不自杀于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南北战争或是五四运动等国家危难之际，却在皖系惨败，直系鼎盛之时？这就是令外边物议沸腾了。
关于李纯的出身也勉强可算小站旧人，他是在小站时代就投奔冯国璋，担任记室。民国元年冯国璋任直隶都督兼领陆军第六镇，李纯为第六镇第十一协统。第六镇后改为第六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令冯就任江苏督军，即以第六师长畀予李纯，且兼任九江镇守使，不久升任江西督军。迨冯国璋继任总统，李纯既是冯的嫡系，因此冯即保李为江苏督军，而江西督军遂由另一直系健将陈光远继任。
冯入京就任总统后，与总理段祺瑞积不相容，李纯联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为冯支应，颇有声势。在关系的亲近上说，如果由冯国璋选择直系的第二把交椅，就不会是曹锟而是李纯。
李纯在民国七八年间，颇获时誉，因他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又谦冲为怀，平易近人。可是他也有短处，容易被人蒙骗。
李纯养成一种悲怆的心境是因为他夫妇未生孩子，民国初年，其妻曾收养一个名叫菱子的孤女为侍婢。是时菱子只有12岁，天生丽质，伶俐可人，因此极得李纯夫妇的宠爱，不把她看作是侍女，而当作亲生女。
这个女孩子到李纯家时，李还未升到第六师长，自她进家后，李纯即升第六师长、九江镇守使、江西督军而江苏督军，李夫妇认为这是菱子带来的好运，因此对菱子更加宠爱。
当李纯任旅长时，有一次点验部队，在列兵群中，发现一个十八九岁的新兵，眉清目秀，聪慧可爱，是天津大毕庄人，名叫毕正林，父母早亡，家贫无以为生。李纯亦是天津人，因为同乡之谊，遂带毕正林回旅部，派在传达处工作。工作期间，毕既玲珑又勤慎，李甚喜爱，遂命他公余之暇在文案师爷处学习文字，一年后竟能阅读报章和普通公文。李纯更为满意，遂派毕为随身马弁（即今日卫士）。
不料就因毕正林而祸起萧墙。
毕正林既受李纯特别的宠爱，又天生伶俐，因此李纯的左右和亲眷，对毕都十分赞赏，于是毕从马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当李纯任江西督军的时候，毕即升至上尉副官，专门办理督军私人事务和家庭琐事。由于毕是李纯的亲信，可以出入李公馆很随便，而菱子这时正是花信年华，两人不免眉来眼去，一个是少男，一个是少女，很自然地便互相接近。
李纯于民国6年赴南京接掌江苏督篆，启行仓促，动身前即命毕正林随后雇船押运家具，并护送眷属。毕和菱子同乘一船，有一次毕在菱子面前开了一句玩笑，恰被李太太听到，深感不快，抵京后即对李纯说，菱子已长成人，应该给她选一个对象结婚，免得耽误她的青春。李纯立即想到毕正林，认为两人年龄相若，如果成婚，仍可在督署作事。不久两人就正式成婚。
南京督署有两个大办公厅，外办公厅是在前院，专供大的集会及接待远来外宾，内办公厅则在第二层院中，专供督署各处办公及督军个人读书憩息之用。楼上则住有督军内眷及少数女仆。毕副官和菱子的新房被安置在内办公厅的左后方，所以菱子婚后仍常到督署内宅陪督军夫人解闷。
菱子变成少妇后，当然一切看来都很成熟，不像未婚以前那么拘谨，有时遇到李纯也不似昔日那么羞涩。李纯则仍和过去一样把菱子当做孩子看待。不过菱子已是情窦初开的少妇，所以在动作言笑之间都有一种撩人欲醉的风情，有时李妻不在她也在李纯面前撒娇，这一来，对40余岁的李纯便不能自持，终有一天因李妻外出，李纯竟与菱子发生了不可告人的苟且行为。
自此以后，李纯就常常托故把毕正林支派出去和菱子秘密幽会，这样偷偷摸摸地维持了一年之久。毕正林对此，虽亦微有所觉，但因李督军等于是他的衣食父母，不但菱子是李纯所赐，即自己今后的功名富贵，也无不惟李是赖，想至此处，也就不予计较了。
有一天，李又派毕去上海为夫人购买衣料饰物，毕于受命之后，为讨菱子的欢心，特意回转房去问菱子：“有何需要，可由上海顺便带回。”菱子心不在焉地答道：“你随意买好了！”
毕正林见她面带不愉之色，也不再言语，即反身退出。
他因守法成了习惯，惟恐误了早车，当天赶不回来，即匆匆忙忙出门而去，所幸赶上了上午早班火车，于12点以前，抵达上海，下车之后，即径至南京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预列的货品清单，未换地方，即全部购齐。然后又替菱子选购几件饰物，转到一家小吃店，胡乱吃饱肚子，在街头雇辆马车，赶往车站，恰巧赶上下午2点的回去快车，晚间7点，即回到南京。当即雇辆人力车，返回督署，下了洋车满怀高兴，提着网篮，径奔自己住房去。不料一推板门，业已自内上闩，砰砰拍了两下，亦无人应声。
原来当日李纯用过晚饭，闲来无事，忽想起毕正林已去上海，料毕初到上海那种荣华地方，一定贪着游玩，当天不能返回，乃放心大胆前往菱子房中寻欢。正当好梦方圆之时，忽然听到敲门之声，乃忙将菱子推开，仔细一听，竟是毕正林的声音，心中一急，翻身下床，想寻一隐身之所，暂避一时，无如房内除一张木床和四把木椅之外，再也找不出藏身之所，窘急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厚着面皮，亲去开门，正好与毕正林碰个对面。毕见督军来开门，心头一慌，急忙向后退了两步，举手为礼，李反窘得无话可说，只从鼻孔唔唔了两声，急步离去。毕则僵立失神，呆若木鸡，直看李走远，才慢慢回过味来，无精打彩地走进房中。因有这一耽搁，菱子早已穿好衣服，整好被褥，见毕正林坐在房屋一角，闷声不响，即含笑问道：“你替上房太太买什么急用之物，她急等要用，督军刚才亲自来问，你看到他没有？”毕正林正在窘迫无计，不知如何收场之际，被菱子这一提醒，即时计上心来，当将替菱子买的几样得意饰物，从网篮里面取了出来说：“你先把这几件东西收了起来，我这就上楼替督军夫人把买的急用之物送去，免得她着急。”于是提起网篮匆匆而去。
这时不过晚间8点钟刚过，正房楼上，灯火通明，俱未入睡，毕走至李的寝门外，喊声：“报告！”室内李太太听到是毕的声音，即答道：“进来吧！”毕进门之后，见李纯坐于靠窗的书桌一旁，正在默默地看着一件公文，态度极为冷漠，他心怀疑惧未敢上前打扰，即转身将网篮内的衣物取出，请李太太过目。李太太约略瞥了一眼，即道：“你买的都很好，回房休息去罢。”毕对适间之事，甚怕督军惦记在心，乃硬着头皮取出商家开的发票，恭恭敬敬送到李的书桌上说：“这是今天买东西的发票，请督军过目。”只见李面带怒容，睨视一眼说：“放在这里好了。”毕认李的不悦，可能是仍为适才之事，故未敢多言，即摒气敛息，悄悄退出。一面向外走着，一面暗自默想：“若不设法化除督军心中块垒，则自己随时都有生命之虑。”究应如何才能消除这层顾虑？一时却没有妥当办法。及走下楼梯，见督军办公室的几茶桌椅，略有零乱，乃一面加以整理，一面筹谋应付之策。
当毕正林正在心绪紊乱，计无所出时，忽闻楼梯声响，有人从楼上下来，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所担心的李督军，见他手拿一卷公文，态度严肃，一径走到办公桌旁，落坐之后，取过纸笔，稍一沉思，即草草写了张字条吩咐道：“到军法处去把杨处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待办，要他快来。”毕应声“是！”立即返身退出。因为毕正林本就识字不多，对李的连笔草书根本就不大认识，故于出门之后，心中即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想：“督军面带怒容，定是为着奸情被撞破的原故。现在为时已晚，急着找军法处长前来，必是想趁夜静无人，将自己枪毙。否则，有何事不可等至明天再办？”就这样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可疑，最后想到，如其等待枪毙，何不先下手为强。主意打定，伸手摸了腰间的手枪并装满子弹，主意愈为坚决。即将手枪提在手中，咬一咬牙关，重新走回办公室，先从门缝中向内一望，见李纯仍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支颐危坐，闭目遐思，毕乃轻轻掩入，对准李的前胸，连放三枪，李未及呼喊，当即应声倒地。毕见闯下大祸，一时倒反没了主意，呆若木鸡般，站在原场发楞。此时院中卫兵听到办公厅内急促的枪声，立即奔来查看，只见毕正林手提短枪，面对僵卧在地的督军尸体出神，料定是他闯的大祸，于是七手八脚，将他的手枪夺下，又用绳索将他捆绑起来。此时楼上的李太太，也已闻声赶来，一见丈夫僵卧在血泊中，断了气息，即伏尸大哭，几至昏厥。正在扰攘之际，卫兵排长杨某亦闻声赶到，略问情由，即奔向电话，取起话机，向军务会办齐燮元报告情由，并请他前来处理善后。因齐对李与菱子间的暧昧情形，早已有所耳闻，只以身为部下，对这类隐密私情，未便明言谏阻，于今一听说“督军乃毕正林所杀”，即明白了九成，当即乘车赶到督署，先向毕正林作了简单问话，复劝李太太同至楼上，商议善后之策。
经齐燮元与李太太仔细商讨的结果，认为如果按照实情公布出去，对李督军的声誉颇为不利，不如将实情隐密起来，编造一套光明正大的说词，对外发表，较为恰当。经李太太同意这一原则，即由齐出面，将毕正林叫到面前，斥责了几句，又命人取来500银元，说：“按你所犯罪行，即使全家枪毙，亦不足偿其罪，因督军夫人念你平素尚无大错，特赏你路费500元，限你带菱子，连夜离开南京，对任何人皆不许泄露本案真情！”毕叩头谢恩带着菱子走了。齐乃复对在场的官兵严厉告诫一遍，并找来一名随李多年的秘书，将详情向之说明，命他连夜伪造李纯一份遗书，大意是说：“纯生不逢辰，清政凌替，因不忍坐视神州陆沉，始投笔从戎，原冀革命成功之后，跻国家于富强之域，讵料未增御海之力，反蹈阋墙之祸，蒿目时艰，五内如焚，徒以人微力薄，无补艰钜，痛心之余，惟有一死以谢国人。纯死之后，愿我袍泽，深体愚衷，一切听由中央处理，勿得无理滋闹，九泉有知，亦瞑目无憾矣。”写好之后，齐复略加修改，即据以发出通报，并向北京政府呈报备核。
李纯死后，江苏督军出缺，江苏人想借这个机会拒绝外省人任苏督，或者根本实行废督，并且说齐燮元资望太浅，不能骤任一个大省的督军。北京政府也想借此机会先废苏督，可是曹锟张作霖打来会衔电报，指废督为无政府派主张，于是先废苏督之议遂成泡影。
谁继任苏督呢？陈光远希望由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自鄂调苏，自己由赣调鄂，以齐燮元或新崛起的吴佩孚督赣。齐燮元想坐升苏督而废巡阅使，或者抬出王士珍为巡阅使。北京政府想派王士珍或靳云鹏或吴佩孚为苏督兼任巡阅使。张作霖却极力保举张勋出任苏督兼巡阅使。直系怕夜长梦多，闹出其他纠纷，也为了抵制张勋，乃授意北京政府于9年12月3日发表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何丰林的护军使是齐燮元所保荐，自卢永祥调任浙督后，何因资格和政治理由，不能继承护军使地位。因为直皖两系都争夺上海这个地盘，苏督自冯国璋以迄李纯，都要收回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内，不愿意留一条皖系尾巴在江苏辖境内。现在皖系已被打倒，直系正可以乘机收回上海地盘，可是齐燮元因为自己资望尚浅，升任苏督已是喜出望外，为了息事宁人，便顺水推舟。
李纯之死，上海和会也无疾而终。早在9年6月6日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罢免了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代之以温宗尧。民国元年，唐做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袁，和这次做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岑先后如出一辙。温宗尧到上海后，也和北方总代表王揖唐一样，没有人理睬他，不久岑春煊自己也垮了台，他当然更无地位。北方总代表在朱启钤时代，其交际费列有赌具、花粉种种。王揖唐用钱的黑幕更多，最后一任总代表是李纯兼任，李纯在南北战争中一直扮演和平老人，是和谈幕后重要人物，他也愿意担任议和的总代表，可是迨他出任总代表后，事实上南北已无和谈的情事，因为南北之争已变成南与南战，北与北战了。
李纯死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开具8年6月后和谈代表办事费470355元，而各代表所购汽车，各代表公馆内化妆台、绣花枕、雪花膏、香粉、字画、代表眷属车费及所用香烛、元宝、麻雀、扑克等项均列入。这项报销在北洋政府中本不足为奇，可是在和谈代表办事费中列出，真使人啼笑皆非。北京审计院把不能报销的剔出来，苏督和审计院大打一场笔墨官司。
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直皖鏖兵时，段祺瑞指曹张勾结张勋进行复辟，张勋有号电（9年7月20日）辩诬，电云：
“报载定国军檄文有曹张等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等语，不胜诧异。勋自丁巳以还，三载于兹，不问外事，近日段氏称兵，京畿震动，室家迁徙，比户皆然。勋既无在京安置之文，讵有私自出京之罪！至于往事，在勋感受旧思，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况在徐州会议之时，段氏代表列席赞成，众目睽睽，事实可按。迨夫事举，段氏忽持异议，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直皖战后，张作霖有极大的发言权，曾一再电保张勋为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北京政府不敢起用张勋，又怕得罪张作霖，所以擢用张勋旧部张文生为安徽督军。
张作霖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一因亲戚关系，一则想利用他扩充奉系的地盘，他一再电保未获邀准，便又牵连到他个人面子问题，他不发怒则已，一怒而天下动，不独徐世昌、靳云鹏为之失色，连曹锟也不能不退避三舍。
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特派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张勋赌气不干，他说：“我生平只会带兵，不曾学过种树。”徐世昌派王乃斌到天津劝驾，好像张勋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张作霖赴天津常下榻张勋家中，张作霖的随员如袁金恺、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是逊清遗老，尤其是商衍瀛是逊清的老翰林，在张勋幕中当过文案，是由张勋介绍给张作霖的。
张勋薄热河林垦督办而不为，使北京政府对张作霖无法交代，因此徐世昌和靳云鹏一再向这位关外王解释：“绍轩（张勋字）犯过推翻民国的大罪，我们一口气起用他是说不过去的，先让他做林垦督办为过渡，将来再转任其他要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了。”
可是徐、靳又怕直系生反感，所以向曹、吴解释说：“我们用张勋为林垦督办只是敷衍雨亭（张作霖）的面子，是不得已的，请别误会。”
张作霖也不全是厚爱于张勋这位亲家，有一半是扶植张勋为羽党以对付直系，所以他又保荐张勋为察、热、绥三特区的巡阅使，这就是显露了张作霖不以做东北王为满足，他还有意把力量由东北扩充到西北，把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个特区都纳入他的王国范围内。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直皖战后，北方的局势有了改变，在此以前，北京政府无论谁任总统或是总理，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就是以段祺瑞个人为中心。皖系战败后，北京政府出现了两个“婆婆”，一个是曹锟，一个是张作霖。任何一件事，曹锟点了头，张作霖不点头，事情就办不通，而曹张之间代表直奉两系的利益，很多问题并不协调，做“小媳妇”的北京政府就无法处理，无所适从。
尤其是靳云鹏，他坐在国务总理椅子上，其背景既不是直系，又不是奉系，却是垮了台的皖系，由于他的复杂身份，他在皖系便为大家所不齿，陪了笑脸生存在直奉两系夹缝中，这日子真是太不好受了。
当时北京政府内部的问题也很多，最尖锐而突出的，是国会问题。由于皖系一手制造的安福国会已经宣布停会，北京事实上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新国会。因为广州虽然有一个国会，可是广州的国会是和北京唱对台的，北京政府当然不能把它恢复。所以北京政府便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是在使北京和广州的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都重新选举。因为旧选举法是迎合南方坚持的旧约法，这便使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了上风，另一面使南方的“护法”大旗使用不出来，岂不是可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其实北京方面走这着棋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徐世昌的大总统就是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是根据新选举法选出来的，现在又用旧选举法选国会议员，就是舍新存旧，就是承认徐世昌自己的总统地位为非法。同时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因为南方护法的目的是恢复旧国会，并不是用旧选举法选举新国会。所以北京政府公布重新选举国会议员后，南方却置之不理。
不只是南方，皖系的封疆大吏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就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不热心支持这个选举。
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不只不能得到南方的支持，甚至连北方的内部也没有协调。因此北京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一直陷于没有国会状态中。
靳云鹏是10年5月第三次组阁，为什么他以一个皖系人物，竟能在皖系失败后受到垂青呢？原来他在安福国会时代，受尽了安福系的气，他在段祺瑞下边，与徐树铮积不相容，他又是张作霖的亲家，所以在安福时代，靳云鹏是皖系所排挤的人物，也因此使他在直奉两系统治北方时，能成为内阁总理。
他这次组阁时，其政府的中心问题有二：一是谋求形式的统一，以便向国外借款，二是巧妙地运用直奉两大势力以平衡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除非有力量统一，否则自外国银行借款就不可能。事实上中国当时是分裂状态，从什么形式来统一，任何人也不敢武断，外国银行团眼光更现实和机警，自不会把钱放到一个危险的地区。所以北京政府想向外国借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北京政府多少年来就是靠借债度日，尤其是借外债，押铁路、押关税、押矿、押盐，无所不押。如今外债不能借，内债也要惜，要借内债就要向银行和银团借，国内的财权都是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靳在第二任内阁时曾延揽旧交通系的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以为依赖这两位旧交通系的巨头可以支持北京政府的财政。可是当时有人向靳说：周、叶故意在财政上制造困难，以迫靳内阁垮台，使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出任阁揆。原来周、叶认为解救财政的困难，既借不到外债，又无法增税，唯一善策是发行内债，可是内债的债信也扫地，所以必须先恢复内债的债信。恢复内债债信势必将一切财源先用之于整理内债。因此，很多人便认为周、叶两位旧交通系领袖如此做，实在是想在财政上困迫靳内阁，以使其垮台。
第一次靳内阁是起于8年9月，迄于9年5月。第二次靳内阁起于9年8月，迄于10年5月。
穷并不是靳内阁的特色，因为北京政府一直是穷的，不过在靳时代有告贷无门之苦。
10年初，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了八九个月，各省都有规模不同的兵变，而各省的军政负责人，也都为了财政问题而伤透脑筋，向北京催款的电报似雪片一样飞来。
10年1、2月，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巨大的损害，后来经由陈光远派兵予以解散。湖北的宜昌和沙市也发生兵变，烧杀焚掠无所不为，且侵扰到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重干涉。还有保定，本来是直系的大本营，驻军廿三师且为直系所属最精锐的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了兵变，这对直系颜面大受影响。
各省军人纷纷在自己辖区内截留国税，或其他款项。如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等。
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都组织了“索薪团”，他们曾发表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给资遣散。其他公务员更是一片哀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北京的教职员也组成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则掀起了“读书运动”。
屋漏更遭连夜雨，10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在外蒙驻军的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仑。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作霖表示因为积欠军饷而不肯出兵。后来北京方面拼凑了一笔军饷拨给张，张还是按兵不动。
直奉两系合作并不坚固，皖系倒了以后，直奉两系便貌合神离，尤其是争夺地盘问题上。开始是抢江苏，李纯死后，张作霖竭力保荐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势力范围，当然不肯让出，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方人士也不喜欢这辫子将军。张作霖又改推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廿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并入“东北王国”。热河都统姜桂题是淮军老将，他和徐世昌是老朋友，徐当然要替老朋友保留面子。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张勋听了大发脾气，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开他的玩笑。
直奉两系最短兵相接的是特赦安福系政治犯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
在这个时候，直奉两系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调整，可能就会兵戎相见了。
造成“穷”的原因很多，最明显而直接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因此自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政府，每一个当政者都强调“裁兵”，可是没有一个办得到的。但靳云鹏却大为吹嘘，说是在他的任内做到了“裁兵”，他举出实际数目，如边防军、西北防边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合计达20万人。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原来这些军队都是在战场上战败而被裁的军队，并不是靳在计划中的裁减。
相反的，战胜一方所扩充的军队，大大地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所以实际上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更有增无减。
靳的裁兵计划是：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卅九个师、十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10年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在这封信上也谈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最后还郑重地表示自己的去留决定在这件裁兵工作上，如果裁兵不能成功，自己便将挂冠。
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两位巨头对裁兵问题都表示了意见，曹锟方面说：如果东三省办得到，直隶也可以办到。
张作霖前说：如果先发清欠饷，东三省当然办得到。
张的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
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响，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其实凡是军阀，谁不克扣军饷，谁不在采办军火项内渔利，这两条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10年初，湘军尚未援鄂驱王，王占元竟成为南北之间一个红人，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死去，而湖北地当南北的要冲，他和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很融洽，川湘都有依赖湖北的地方，因此他不时向北京政府报告他的善邻政策有了成就，拉拢某人已获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与四川湖南互不侵犯等等。北京政府正在殷切地盼望全国统一，以便早日向外国借款，所以王占元这些消息是最受欢迎的。北京希望透过湖北拆散西南，孤立孙中山，所以发表王占元为“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使他继李纯之后而成为长江三督之领袖，俨然成为一个大军阀了。
靳云鹏邀请曹锟、张作霖到天津开会，王占元变成了第三名被邀请的巨头。
靳云鹏殷切要求曹张能到北京来共同商量许多实际问题，可是曹张知道到北京去也逼不出军饷，同时又怕面对面地讨论裁兵问题，以及援库问题。因此他们不敢到北京来。可是经不起靳云鹏的再三邀请，由京汉、京奉两路局挂出专车分赴保定迎曹，沈阳迎张。
4月15日张作霖到了天津，16日曹锟也赶到，靳云鹏遂于18日赶到天津，王占元则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这次入关，随员中有袁金镐、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到了天津又去张园晋见废帝溥仪，加上他正竭力推荐张勋东山再起，还有逊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连贯起来，北京城内外都说胡帅（指张作霖）将继辫帅（指张勋）复辟。张作霖听到这个谣言正式通电予以否认。
曹、张两巨头会晤时，张拉着曹的手，亲切的叫“三哥”。又诉说吴佩孚的不是，认为吴有野心。当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过问政治时，张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太出风头了。”又说：“三哥，你是顾亲戚呢？还是顾部下呢？”又说：“我是拥护你的，只要你不偏心。”
4月25日王占元到天津，北洋巨头会议就在4月25日开始，这次会议被称四巨头会议。这次会议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们向北京政府示威或是唱对台戏，现在的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事实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所以这次会议主要在曹张协调到什么程度，靳云鹏是等待他们的结果，以加强内阁力量，而王占元不过是忝邀列席，无足轻重。
会议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主张帮助桂系对付孙中山（当时桂系尚未垮）。又建议任命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因为他的旧部安武军尚有2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正可用这支武力去“讨伐”南方，即由张勋统率。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于是提出“援库”问题，认为外蒙古问题应先解决，建议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张表示反对，实际上，张作霖希望奉派的势力伸展到长江，而曹锟认为长江是直系势力范围，所以竭力防御。
正式会谈是4月27日和28日两天。27日决定由北方军人联名发出通电谴责孙中山，列名的是：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斥责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文中没有提到“讨伐”，而事后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宣称事前不知，亦未同意列名，大为不满。
巨头会议在讨论到钱的问题上，就不愉快了，中国俗话说：“谈钱伤感情”，正是这个道理。
26日的会议中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够公平，因为直军欠饷已逾半年，而奉军欠饷不过两个月，却借口“援库”领到了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直军在这一期间只领到50万元。曹锐的话还没说完，靳云鹏就插嘴说：“四哥，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呵！”曹锐一听，大为光火，叫着说：“你当不了家就不当。”靳也站起身来说：“我根本不要干，可是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说。”曹锐抓了会议桌上的茶杯往靳身上一扔，恶声说：“你滚蛋好了。”这一来靳也跳着脚大声嚷着说：“我不干，我不干，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乱嘈嘈的局面，连连跺脚摇头说：“糟了，糟了，赶快给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王占元急得团团转，这边作个揖，那边打个拱，苦苦劝大家冷静，不要伤了和气。
然而，靳云鹏怎下得了台，他挂长途电话到北京，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同时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准备办理移交，并把家眷接到天津来以示决心。
天津巨头会议爆出了大新闻，全国为之哗然，外间以讹传讹，竟说靳、曹两人大打出手，曹且拔出手枪来威胁靳。谣言是不胫而走，于是曹、张两人联名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谣言，指责谣言在挑拨离间。徐世昌复电照办。
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和事酒”，请靳和曹家兄弟，靳云鹏、曹锟都到了，曹锐仍负气不参加。当天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个联名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电报，一场暴风雨才算过去，而靳云鹏的颜面也算争了回来，便不再提辞职了。
巨头会议改变方式，从会议桌上下来，改为叉麻将、叫堂差、听京戏、饮酒作乐，征歌选色，这样才恢复了一片“祥和”之气。
他们的麻将打得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大输家总是靳云鹏，他打的是“政治麻将”，逢迎两位“婆婆”，好在这笔钱不会是他自己掏腰包，只是在总理交际费项下开支。同时还由财政部拨出30万元为大随员“吃喝嫖赌”。
这一着满生效，大帅们不好意思再谈索饷了。
巨头们从轻松气氛中谈问题，比第一二天好谈多了。
（一）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通电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且疏通卢永祥，请他们不要反对。
（二）关于“援库”问题，奉系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
（三）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提。
（四）关于“欠饷”问题，也暂时搁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