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当然是日夜希望回到广东，他又何尝忘了广东督军的宝座。
南方的军政府由单一的大元帅制改组为合议形式的总裁制后，实际上的军政府并不在七总裁控制中，而是由桂系所控制。同时名虽号称七总裁，可是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上海，宣布辞职。唐绍仪一直在上海担任南方的议和总代表。唐继尧在云南。陆荣廷则留在广西。所以在广州只有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三人。虽然那些不在广州的总裁们都派有代表列席政务会议，可是桂系只承认陆荣廷的代表合格。孙、唐、唐的代表桂系都不承认。主席总裁岑春煊则一切听命于桂系。
8年8月7日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辞去总裁一职，并声明自辞职日起，以后军政府所发文电如果仍签署他的名字，概不负责。11日广州国会开会议决挽留孙中山。这个期间广州旧国会内政学系议员和照霞楼派议员之间冲突更尖锐化了（照霞楼派是国民党系议员的代称，因为当时国民党籍议员多数下榻照霞楼）。由于对军政府极为不满，照霞楼派策动第二次改组军政府，首先提案查办广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提起杨永泰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政学系的军师和智囊。随后照霞楼又建议撤回南方议和总代表，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对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又因岑春煊私派代表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违反《约法》精神和军政府的合议制，照霞楼派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一案，岑春煊于是忿而辞职。这期间政学系很孤单，旧国会各党派与国民党联合起来，于是改组军政府一案遂得通过。九十月间，军政府和国民党占有优势的旧国会已经处于对立的地位，使得军政府的地位摇摇欲坠。
这时候，滇系和桂系还是和好时期，所以唐继尧、莫荣新、谭延闿、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军政府改组。陆荣廷、林葆怿、谭延闿、谭浩明则纷纷通电挽留岑春煊。
9年初，滇桂两系因为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翻脸，唐继尧也打算辞去总裁以拆军政府的台，于是南方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滇系和国民党结合起来，桂系便陷于孤立。国民党计划以云南为新根据地，把广州的非常国会搬去昆明，并在云南组织新的西南政府。当北江滇军问题发生时，广州参众两院议长吴景濂、林森都秘密地由广州潜赴香港，旧国会议员们也一批一批地前往香港集中。
唐继尧计划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两面向广东进兵，夹攻桂系，粤军由闽回粤的谣言盛传一时，陈炯明不但和福建督军李厚基秘密妥协，并与亲桂系的滇军师长方声涛部在粤闽边境发生冲突。
9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伍廷芳及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以反对岑春煊，悄然离粤赴上海。
伍廷芳的不辞而别，使军政府有点手足无措，并不是伍廷芳有什么重要过于孙、唐、唐三总裁，而是伍廷芳有他的价值，因伍兼任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8年6月外交团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以关税余款的百分之十三拨交南方军政府作为政费，这笔款项指定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如今伍廷芳悄然去港，外国人只认签字，谁也无法冒签伍的签字，换句话说领这笔钱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这就是伍廷芳比其他总裁重要的地方。
同时伍廷芳经手领取的关税余款共五次，全数390余万元，除支付外，还存了180余万元。这笔钱在伍出走时也没有移交，全数携之而去。
伍这一着，比带了军队走还要凶，因为在当时的军政府，财政是最重要的一环。岑春煊赶回广州后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到香港敦请伍回穗，岑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只要求伍回来，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商。然而伍则坚决拒绝，任来人怎么恳求，就是不肯回去。
军政府只好发表公报：4月8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解除伍的外交、财政两部长兼职，仍留总裁本职。同时谴责伍廷芳不告而行，既不接受劝告回省供职，又不办理移交。尤有甚者，伍携走了关税余款180万元，致使库空如洗，军政各费均无从应付。另一公报则宣布：政务会议议决免除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兼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锦涛未到任前，由次长文群代理部务。
伍廷芳这次携官印出走是第二次了，其第一次是在民国6年7月张勋复辟时，他携带外交总长的印信由北京到上海，仍然自居为合法的外交总长；这次也是一样，4月10日他在香港发出通电，宣布继续执行外交、财政两总长的职权。军政府除通电否认其职权外，并电请北京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
4月中旬，军政府在香港延聘律师控告伍廷芳卷款潜逃，伍也聘律师对抗。香港中外报纸大登特登。这一来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军政府不只是四分五裂，根本是一息奄奄了。
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对于南方军政府，因为这时正是北方直皖两系濒临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南方真的护法，团结一致，则北方的变局将使南方渔翁得利。不料南方也是一样，一方面滇粤军发生冲突，另方面军政府则四分五裂。相对的，北方也是自顾不暇，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来统一南方，如果这时北方直皖两系不是到了最后火并的时候，则用兵南方不难底定全局的。
对南方军政府最严重的，是国会议员也成批地不辞而别，甚至还带走了档案。4月1日，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去了香港，行前曾召国民党籍议员到香港集中，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指挥下，把两院档案卷宗全部打包叠好，分批运赴香港，这一来真是彻底地搬了家。使得广州的非常国会变成了真空状态。
4月3日，岑春煊风闻国会已搬空了，乃下令派宪兵前往两院搜查，果然发现国会重要文件全部已经运走，大为光火，因之派警察严密监视两院。
4月6日，留穗未走的国会议员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同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
国民党籍议员在香港举行座谈会，会中讨论主题是把国会搬到什么地方？有的主张搬到云南，一部分则主张搬去上海。主张迁上海的人认为上海是皖系势力范围，而皖系对国民党日益表示好感，自不会干涉国会在上海集会。上海是全国重心，一举一动容易受人重视，耳目灵活，宣传的效果也很大。可是反对派则认为国会之所以播迁，就是因为受皖系军阀的迫害，当年就是皖系军阀强迫北京政府下令解散的，现在的安福国会也是皖系一手孕育出来的，因此国会再投奔皖系势力范围之内，未免太没有骨气了。所以这派人主张国会迁昆明。可是反对迁昆明的人理由也很对，他们认为云南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国会迁滇无法号召，在政治上起不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对唐继尧的态度也值得考虑，认为唐继尧在云南一向是关了门做皇帝，他是不是愿意欢迎这么多国会议员到昆明，也值得研究。
最后，主张迁沪者占大多数，于是伍廷芳乃把他所携出的公款发给每位议员赴沪旅费200元，另汇100万元存上海汇丰银行为国会迁沪后的制宪经费。在上海方面，孙中山和唐绍仪也担承另筹100万元支援国会。
4月8日，吴景濂先动身去上海，筹备国会在上海复会，国会存款50余万元由他带走。4月上旬，国会议员陆续抵达上海的已有200人左右，计划先召开两院联席会。
于是，上海和广州的两派议员，就遥遥相骂，互骂对方“通敌违法”。这时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仍有300余人，政学系议员建议：由于人数不足，可以改开非常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以代替日益没落的军政府。
在北京看起来，广州的旧国会分家，是个好消息，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认为这是南北直接交涉的大好时机，因此主张撇开上海的和会，直接向广州军政府谈和。根据李纯的五款方案，再加入：“善后大借款如果成立，应依照关税余款分配西南百分之十三的旧例办理。”一条作为谈判基础。
可是段祺瑞却反对徐、靳的主张，段以前一直是极端地反对上海和会的，现在忽然摇身一变，极力主张仍应在上海谈和，主张一切问题应由上海和会解决。而皖系健将，上海的“地方首脑”卢永祥也和旧国会的议员们成为好朋友，卢永祥公开建议解决时局的方法是新旧国会的合并，在上海共同制宪。
时局的发展，把一个最倒霉的人救活了，这就是安福系的首领，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他本来大张旗鼓到上海，不料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他的地位，任他巧语花言，任他费尽心机，南方代表就是一百个不理，使他不只感到乏味，而且进退维谷。现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到了上海，正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仍出面四处连络，他手头有钱，钱可通神，于是他的局面也活跃起来。
前面曾提到，王揖唐抵沪后是下榻上海富翁、犹太人哈同的花园中，据说王且把自己女儿拜哈同为义父。这位哈同的义子义女甚多。王揖唐在哈同公园中寄居时，曾遇到一次炸弹案，他疑心有人向他谋刺，更疑心谋刺案与江苏督军李纯有关。李纯听到此讯，大为光火，乃函王云：“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即有恨于公，何至下效无赖之暗杀行为，况并无所憾于公乎？”李函并不使王释然，王揖唐总认为李纯对他不怀好意。
4月16日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由于军政府的组成是以七总裁为基干，最高行政机构政务会议须有过半数的总裁出席才有效，现在广州只留下岑春煊、林葆怿两人，而林葆怿也已宣布辞职，所以国民党认为广州的政务会议是没有效的。
广州方面的解释则不然，广州的政务会议说：七总裁中孙中山已经辞职，唐绍仪根本就没有就职，所以军政府的总裁只有五位。现在在广州军政府这一方面的，还有岑春煊、陆荣廷和林葆怿三位，所以还是多数，因此政务会议是合法的。这当然是强辞夺理。为了要凑数，有一部分人主张索性把军政府改组为清一色的桂系，补选广东督军莫荣新、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裁。这当然是走极端的一法。岑春煊是陆荣廷的长官，陆荣廷又是莫荣新和谭浩明的长官，这四位同为总裁，就变成三代同堂了。所以莫、谭均以“不敢和长官并驾齐驱”为理由推翻了这个建议。
5月4日，广州国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以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之缺。熊代表四川，刘代表贵州，温代表北方。四川和贵州是和云南一致的，广州故意选出熊和刘，是有意分化滇系。
在上海召开国会的计划受到了打击，由于广州方面委托律师在香港控告伍廷芳卷走公款，因此伍廷芳汇存到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被判决假扣留。没有钱不能办事，这是最伤脑筋的。5月5日，到沪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国会迁滇，并发表宣言，否认广州的军政府和国会。
6月2日，孙中山在私邸召集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唐继尧的代表举行会议，旧国会议长吴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辅成都被邀参加，会议决定由孙、唐、唐、伍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同时他徙，而广州无国会。虽其残余之众，滥用名义，呼啸俦侣，然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即使极其诈术与暴力所至，亦终不出于两广。而两广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没，况云南贵州四川，固随靖国联军总司令为进止，闽南湘南湘西鄂西陕西各处护法区域，亦守义而勿渝。以理以势，皆明白若此，固知护法团体，决不因一二人之构乱而涣散也。慨自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地点在两广，遂为一二人所把持；论兵则惟知拥兵自固，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横逞其欲，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烟苗遍地，赌馆满街，吮人民之膏血，以保骄兵悍将之愿，军行所至，淫掠焚杀，乡里为墟，非惟国法所不容，直人类所不齿。文等辱与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当，而终于忍无可忍，夫岂得已？惟既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
同时，唐绍仪备了公函送达北方总代表王揖唐，要求恢复和谈。
6月6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通告北京政府，南方政务总裁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裁资格业已取消。并且发出急电云：
“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此间始终并未承认，而唐绍仪复经撤销总代表，所有唐、王私议之和平条件，不能发生效力。……上海租界内所称之军政府，除唐继尧未辞职外，唐绍仪始终未就职，孙文业于八月间辞职，伍廷芳于本年三月间卷款弃职，经于五月四日由国会非常会议宣告免职，另行改选。孙、唐、伍三人所有宣言及一切行动均属无效。”
广州的一举一动，在北京的徐世昌是赞成的，可是段祺瑞和安福系都予以冷淡。段系对上海的发展寄有极大的兴趣，唐绍仪给了王揖唐恢复和谈通知后，唐、王就互相拜访，谈得非常投机，昨天还是路人，今天却变成了老友。这种友好性的接触，显示出前途的乐观，双方似乎均本着互相忍让的精神，提出对方可以接受的条件，期使和谈获有具体结果。段祺瑞还直接回答了孙、唐、唐、伍四总裁一封电报，赞成恢复上海和谈。
徐世昌则对上海的发展表示冷淡，6月7日他叫国务院致电王揖唐，提出了四点质问：（一）唐绍仪的和谈总代表资格问题，唐原由广州军政府所委派，现在唐否认广州军政府的存在，则唐本身地位来自何处？（二）孙、唐、伍诸总裁或久已辞职，或现已离任，现在聚集上海私邸开会，上海又不属于西南范围。则诸公所议各项是否能发生效力，而西南各方对于此项集议，是否一致赞成？（三）孙、唐、伍三公既否认两粤现行机构，则上海和议一旦有成，两粤能否一致奉行而无反抗？（四）唐绍仪总代表上年所提八条，中央迭次抗争，和议因之中梗……。今少川（唐绍仪号）宣言仍以八条为据，遽与开议，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以上四点统希核复，再酌应付。从这通电报中看出徐世昌是不愿以上海三总裁及唐绍仪的议和代表为对象。
6月7日下午安福系推出议员20余人见徐，请徐明告对上海和会的态度，徐竟不接予接见，议员们坚持要见，僵持到夜晚10时，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才跑出来作揖打拱说：“元首有病，请诸位明天来。”6月8日安福系要员在太平湖开会讨论上海和会和应付徐世昌问题，曾毓隽认为徐世昌只以岑春煊为对象，不支持上海和会是破坏和平，主张国会提出弹劾破坏和平的总统。经讨论后，改为推举两院议员见徐质问不重视上海和会的理由，同时两院通电赞成上海和会继续进行，以便早日达成协定。于是李盛铎、田应璜、刘恩格前往访徐，徐向他们吞吞吐吐地表示：（一）政府对王揖唐并无不信任之意。（二）南方军政府发生内乱，北京政府当然可以置身局外。（三）南方军政府改派温宗尧为南方总代表，北京政府尚未承认。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改变南北形势的一个惊人行动。后来吴成为北洋时代风云人物也是由此开始。
吴师撤防是从9年5月20日开始。吴事前曾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北军）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21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订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一直到吴师自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吴师开拔时作环次队形的布置，主力第三师居中，湘江两岸各设掩护队，前方设有侦察线，后面设有殿卒，大军扬帆而下，全军齐唱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
吴有《回防途次》诗曰：
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吴师于5月20日开始撤防北归，27日由水路经过长沙。张敬尧怕他舍舟登陆，战长沙，夺帅印。所以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强大的兵力，但只作防御准备。而吴师根本无上岸打算，虽亦作紧急戒备，不过是怕张军袭击而已。双方均未挑衅战火，吴师乃扬帆而去。
吴师于5月29日过岳州，也未停靠，31日集中汉口，由于车辆缺乏，一直到6月5日才开始向北移动。
吴佩孚虽然请张敬尧派军接防，可是实际上他是决定把衡阳移交给湘军的。湘军骁将赵恒惕是他心仪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所以吴师整装待发的时候，就是湘军执戈待动的时候。不过，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是很不利的。张敬尧是北洋勇将，他的军队已经扩充到7万人，他自兼北军第七师长，可是他所直属的部队则有湖南暂编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归他节制指挥的还有协助长沙防务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驻防湘潭的第廿师（师长范国璋），驻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驻防湘东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和安武军一部分。
衡州和宝庆是长沙的前方两个重点，张敬尧派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一师长田树勋守宝庆，兼长宝镇守使，第二师长吴新田守衡州。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县人，出身是徐淮间的流寇，后来入伍为小兵。癸丑二次革命时，他随李纯入赣任第六师的团长，由此擢升为第七师长。老袁称帝前，他在北京同兴饭馆对人扬言说：“大总统做大皇帝，下一道上谕就成了，干什么还要研究和请愿？”有人把这些语报告袁，袁生气说：叫这个老粗不要乱讲话。可是心里则喜欢他的憨直。护国军起，袁派他入川，袁死后，他又向张勋递门生帖子。复辟失败，他倒向皖系，成为对南方主战派的中坚。他是反直系长江三督的主要人物之首，由于他是跟李纯起家的，他骂李纯最有力量，他的通电大骂秀帅夫子（李纯字秀山），以讨好于芝老上将夫子（段祺瑞字芝泉）。段赏识他头脑简单，所以把湖南督军宝座送给他。
据说张在督军任内时，曾文正的曾孙女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学，曾宝荪的父亲是文正长孙老翰林曾广钧（重伯）。宝荪从小就跟英国女教士巴小姐赴英国留学。张竟动念头到这位小姐的身上，遣人邀曾翰林赴督署一谈。曾广钧到督署见到张，口呼督军老伯，敬尧愕然不知所对，面对着文正公的长孙，对自己如此称呼，不无受宠若惊，邪念为之大减。曾辞出后向人说：“听说张督军的先君讳总愚，我先祖曾保荐过他，这样算起来张督军自然是我的父执了。”其实这是曾的苦肉计，把张敬尧的辈份提高。使他不能动后辈的念头。张总愚究竟是不是张敬尧的父亲，谁也不知道，张总愚是捻军的头目，后来被招安的。
吴师撤防以及北归的经过，及抵河南布置情形，兹特抄录张一麐所编《直皖秘史》一段，其中叙述甚详，张文云：
“吴佩孚将湘南撤兵事宜布置妥善，至军队分水陆两道陆续开拔后，遂于廿五日由衡阳乘舟启行。各界人士均至河干欢送。经过株州、湘潭，均受各界欢迎。至廿八日上午，直军前队已开到省垣，人民站立观看者，大有牵袂成帷之势。吴部士兵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舷而高唱军歌者，一望而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络绎而来，前后共过廿一班。然后红旗招展，气笛呜呜，而吴氏所乘之‘新鸿运’火轮至矣。于是岸上军乐大作，军警均行举枪敬礼。吴氏船上亦频频鸣号答礼。湘督张敬尧亲自出迎，以吴氏不肯登岸，即率军政要人分乘火轮，驶近‘新鸿运’，随即过船，与吴氏谈叙十分钟之久，始返棹而回。
吴氏由长沙启碇，于廿九日上午抵岳州，仅带骑卫队廿四名，登岸入城，以镇署为行台。午餐后与地方各长官步行至岳阳楼上参观名胜，随即绕道游视城垣，至西门新修处（系前岁直军攻岳时以轰城炮击倒伤毙数百人之处），吴氏触目惊怀，回行台后，谕军需处备具祭品，于卅日就岳阳楼开追悼会，奠祭直军死义将士，至卅一日午前，直军大队人马数近二万人，由岳到鄂，一片人影，满布江中，俱向刘家庙登陆，吴氏则押军后行，所有省垣各机关各法团领袖，均预先渡江赴刘家庙迎迓。至下午一时，吴氏到汉，傍晚由王督军欢迎过省宴叙，其所带军队则暂住刘家庙车站。
吴氏离湘之初，原拟抵汉后俟所部到齐将车辆等部署粗定，即轻车简从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风云骤变，南军进占吴氏前驻各地，尤应请命曹锟再定行止……。政府因即去电敦促即日北上，而吴氏则以无款开发船价及交通部不拨车辆为搪塞之计，依旧屯驻汉口。盖静以观变，别具深意也。
吴军滞留汉口，久而不发，因之谣言蜂起。而政府以吴氏按兵武汉。实足引起各方之猜忌，直接促归无效，即电由曹锟转饬速行。吴氏迫不得已，乃派其参谋长赴汴与赵倜密商，拟将吴部暂驻信阳、许州、郑州等处，其欲暂驻豫境之原因，即以皖派举动可疑，暗中已有出师筹备，必将军队分布豫境，则北贯京畿，南扼武汉，京汉道上必非皖派所得问津矣。吴军驻屯豫境之计划既与赵倜双方商妥，遂于六月七日晚由武汉起程。八日抵郑，共到五列车，驻札地点之支配则以三师全部驻郑州，第一旅驻许昌，第二旅驻驻马店，第三旅分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沿途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甚盛。”
吴佩孚在衡阳吵着要撤兵的时候，段祺瑞当然认清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止是撤防问题，而是直皖两系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问题。所以段也有他的安排和打算。
早在9年4月下旬，驻防陕西的奉军许兰洲部忽然移动到华阴、潼关、观音堂一带。这个行动使段怀疑是奉军有企图移向河南平原，以策应直军北进，因此指使陕西省长刘镇华派兵偷袭奉军。刘镇华的军队是镇嵩军，他奉到段的命令后，即向奉军挑衅，只因镇嵩军兵力并不雄厚，所以冲突未扩大。
5月17日，段在团河召集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为了提防靳云鹏在北京捣鬼，准备派其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这是一条“声东击西”的妙计，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司令部，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击。段祺瑞认为在河南平原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这是如意的算盘。使这个如意算盘落空的因素，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则北京的“正戏”便由张作霖来唱了。因此段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就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被迫放弃。
吴师在武汉逗留期间，王占元接济了军费60万元，其中40万元还是王占元从私囊中提出来的。由于京汉路车辆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汉口分批北开。8日抵郑州，13日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可是为了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吴这通电报得到南方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6月10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6月15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保定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积极布置，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作为战费，日本方面本已考虑答应，因为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皖系，日本当然希望皖系得势。可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么方便，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因为美英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对日本采取监视态度，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因此日本的一举一动都有美英在扯后腿。所以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500万元，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罢。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两个因素成为皖系的致命伤，一个是主张内战，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同情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进尺，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所以凡属中国人莫不反日，皖系独倚亲日为外交奥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于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皖系的徐树铮成为群矢之的，可以说段祺瑞因为信赖徐树铮一个，而导致直奉两系联合抗皖。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只是袁世凯的宠儿，经不起考验，上不了战场。皖系的将领简直拿不出一个人物，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样，所以段祺瑞在重要关头便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16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6月17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民国六七年间，湖南是南北战争的战场。当时的情势是直军一师三混成旅的大本营在衡阳，分布祁阳、耒阳等县。第七师（张敬尧的部队）主力吴新田、田树勋两旅在宝庆、武岗，另一部分驻长沙。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在平江、浏阳。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在常德、桃源。此外湘东各县驻有奉军、苏军、鲁军、安武军等等。至于南军方面，湘桂军各据有郴永一隅之地，不过沅水上游的广大地区则属于湘西民军势力范围，所以南军占领区的面积也很大。
湖南督军张敬尧字勋臣，本是安徽霍丘县人，他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北之见极深，他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认为是理所当然，是杀敌致果。湖南人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借表内心的痛恨。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还有一句话说：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县尤重。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他对诸葛亮的认识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所以他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马弁们回说：“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他听了乐得不得了。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他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都无权过问。当吴佩孚发表马电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一种倾向，张敬尧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得相安无事。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第五团是穿国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因此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8年9月21日是他40岁大寿，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
“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9月21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1000元、500元、300元、200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400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21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8年12月25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200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放行，可是丑事已暴露出来。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500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因此，学生和各界人士都开会演说，要求和平。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不能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就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当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有人劝张另组一个“湖南公民会”来和“各界联合会”对抗。这两个社团于是展开激烈的竞争，都说自己是代表民意的人民团体，指斥对方伪托民意。
为了争取人民同情，双方决定在教育会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会。张敬尧令第五团兵士在会场周围布置了武装哨岗，可是“各界联合会”的群众特别多，不受威胁，开会时，张继忠全付武装，腰佩长柄东洋指挥刀，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讲台。这位少帅对于群众欢迎“各界联合会”十分光火，要逮捕人，结果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而改选省议会终告流产。
正在五国劝告南北和平时，云南督军唐继尧电责湖南督军张敬尧进攻湘西，破坏和平，张敬尧遂发出俭电（12月28日）电云：
“阋墙之争，实多隐痛。敬尧尊重和平，实为国人所共谅。敬尧一介武夫，深明时事，岂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祸。……上年于徐州出发之先，曾电达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汉上，复以和平之旨婉转陈说，双方均未采纳，事与愿违。……而希望和平有如望岁，若函若电，累牍连篇，斑斑可考。”
张敬尧说自己是深明时事，实在令人哭笑不得，那时候，一向主战的人物，再也没有杀气腾腾的通电，可是大家对主和，却不好意思有所表示，只有张敬尧一人自拉自唱，自称是倡导和平的先知先觉。大家在读他这封俭电时，想起他在徐州出发之前曾痛斥秀帅夫子（李纯是张敬尧的长官，所以称为秀帅夫子）是北洋派的内奸，痛斥王占元、陈光远因主和而贻误戎机，并且捏造冯国璋密电主和的消息，引起了直皖两系之间的严重误会。到汉口后，又发出“杀敌致果，甘之如饴”的通电，并且谎报占领蒲圻的战功。曾几何时，他而今竟靦言自称是和平之神了。徐世昌后来有裁兵废督的主张，他立即发表佳电（8年1月9日）来迎合徐，倡裁兵筑路之议。湖南人民反对改选省议会，他居然懂得民意可畏而停止改选。
然而这位“张毒”治湘政绩如何呢？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湖南人组织驱张请愿团分道出发，有的赴北京哭诉，有的到广州求援，也有赴湘南向吴佩孚痛哭乞师。旅京的湖南名流都展开了救省运动以达到驱张的目的。可以说这时每一个湖南人都是张敬尧的敌人。张自己对于这种情势也感到严重，因此他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张敬尧的搜括，使得湖南士民莫不咬牙切齿。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可是对桑梓却有不能已于言者。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己甚。张质问熊有什么贪赃枉法的证据，熊也火了，回张一电云：
“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可是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裕湘银行是张敬尧和有关人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吸收现金。湖南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势下当然艰难万分。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教员也枵腹从公。长沙市学校，普遍驻兵，兵士喧宾夺主，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燃烧。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8年4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以避其锋。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迫走。
8年11月10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同时由学生发动，可是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是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色。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可是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12月2日为了声援闽案，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不料张敬尧乃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干涉，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张敬汤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同时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12月6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湖南人民饱受张的部下奸淫、抢劫、杀人、放火，认为他们和活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民国5年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凡有控告军人抢掠的，无不被乱棍打死，所以苦主都不敢出面控告。湘南民风倔强，可是在张敬尧的强盗军高压之下，都无可奈何。
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分别请愿。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代表率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秘密加入了，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也加入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了。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赞助湘人的驱张运动。
8年10月22日为湖南光复纪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学生举行罢课及游行大会，各界在烈士祠举行默哀，追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如今则在军匪蹂躏之下，与会人士无不潸然泪下。
9年1月20日，谭延闿发出号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现在政府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他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所以面对湘人的责难，只好作揖打拱。
范源濂领衔控张敬尧祸湘五大罪，末了几句话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他自己拿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北京政府既然不肯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毫无结果。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我解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湘军一直都和桂军并肩作战，而桂军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比湘军好，人数也比湘军多，不过桂军并不一定是湘军的同盟军，而桂系领袖陆荣廷一向就惯于投机取巧，打起仗来把别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留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7年春天桂军在湖南战场不战而退，便是一个极好历史教训，现在要靠桂军尤其是不可能，因为桂系军阀正在广东为了统治权和国民党及滇系在斗争，自顾不暇，更不会分散力量来帮助湘军了。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他自己有志中原，无意留湘，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就无法顾及。不过他认为湘军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所以他预测枪声一响，张军必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夺路饱载而遁的。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9年5月26日湘军开始总攻击。5月27、28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20余里的东阳铺。湘军兼程疾进，北军却撤退得快。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建议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徐世昌认为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与南北问题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因为徐世昌了解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因此今天被迫喊出“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一定要达到驱张的目的。因此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首长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可是段系认为这个问题严重，他还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请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张敬尧听说湘军总攻击，有如大祸临头，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三千支破枪也杀得张敬尧胆战心惊。张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然后在6月3日的江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5月29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乃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那种气吞斗牛的局面，使长沙人望之，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6月3日，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即不前进。这时是湘军气吞斗牛了，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6月5日，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混身沾的泥土，像个泥菩萨。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80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宣称将死守长沙，这一来可把长沙人骇死了，人民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50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长沙人怕他真的毁灭了长沙城，所以只好一切隐忍。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6月7日张敬尧用另外一种口吻电达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同时他又很矛盾地把战败的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张敬尧这个通电的前半段，话是很对，不过从他口中说出，就觉得很不顺耳。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9年6月12日北京政府有电报切责张敬尧说：“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因为先一天——11日下午，湘军已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但张敬尧还做出“战长沙”的模样，当晚10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提起镇湘楼来颇为可笑，原来是他听信术士“化三千”劝他镇压邪气而修建的。这一来，使长沙城腾起了一片火光，隆隆的爆炸声，使长沙老百姓有如亲历罗马焚城。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
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统治下，挨了两年零三个月。以前请愿驱张达一年之久，而张敬尧的地位却屹立不动，怎知吴佩孚一撤防，湘军一发动攻势，不到半个月，张敬尧的七八万众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而溃。
张敬尧之败是意中事，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
第一，张部官兵都发了财，谁也不愿打仗，兵士普遍厌战。
第二，张敬尧自己不到前方布置军事，却在后方忙于搜刮，忙于搬走家眷和财富，这就大大影响了前方士气。
第三，段祺瑞的注意力集中在直皖两系的主力战，无心照顾到张敬尧，也没有军队来增援湖南。
第四，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想为张敬尧卖力。
第五，湖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组军参加驱张战争，用扁担、锄头作武器，到处切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张敬尧直属第七师和湖南暂编一二两师除向岳州退走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消灭。在长沙到岳州的大道上，北军沿途大烧大杀，十室九空，这与两年前张敬尧率领第七师由通城到平江的情形一样。这时张敬尧才知道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三千支破枪的饥饿队伍，而是三千万湖南人。
6月12日下午4时，湘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14日到省，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7日到省。这时的长沙还是一片烽火，长沙街道本来很窄，破衣烂衫的湘军开进来后，无一家不放爆竹欢迎，市民摩肩接踵欢迎拯救自己的军队：“老总呵，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老百姓和军队有的拉手，有的拥抱，妇女则流着欢喜的眼泪，泪海中浮动着一片欢声。很多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子或是柱着手杖挤上街头，有的则把家中最好的食品搬出来劳军。湘军真是叫化军，衣不蔽体，满面风尘，臂章上有16个字：“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
长沙的督军署也被烧毁，谭延闿进入长沙时，督署余烬未熄，乃改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欢欣鼓舞的长沙城，为了庆祝重见天日，乃在又一村讲武堂的广场举行“欢迎驱张将士大会”，谭赵两位凯旋英雄被与会人士热烈招待，谭即席讲演，他说：“你们今天来欢迎我，我哪里敢当，我今天是来向三千万父老兄弟请罪的。我们过去不能保卫乡土，让北洋兽军蹂躏你们，你们陷入水深火热日子中，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得流下眼泪，热泪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引起了无数人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是真情的共鸣，人性的解放。谭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打败敌人，应该归功于赵总司令，他是劳苦功高的。”于是台下都是一片掌声，全场的眼睛都望着赵恒惕，这位百战骁将虽然在战场上生龙活虎，可是在这种场面中却红着脸，流着汗，不肯站起来讲话。
湖南省议会于6月13日发表元电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是对张个人，电云：
“……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
这个电报颇有政治作用，把湖南问题和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救自卫的行动，与湘军所揭橥的“湘事湘人自决”，及徐世昌的看法“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是对人的问题”一致。
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的范国璋、常德的冯玉祥，请他们自动撤出湘境。同时通电南北，郑重声明：“湘人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决无侵犯邻省之意。”这表示湘省当局希望实现救省愿望而无害于大局。当时南北虽然对垒，实际上南北双方内部都已分裂，自顾不暇，湖南人的驱张目的遂能达到。
6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尧着褫职留任。同时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王占元和吴光新都复电拒绝接受这道命令。王的复电有“一国三公”之语；吴的复电说：“言和则无须检阅，言战则有督军，和战两无裨益，请收回成命。”他在电末竟推荐吴佩孚继任湖南督军。
北京政府升任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的目的，是鼓励他协助湖南境内北军固守岳州，并且准备进兵收复长沙。王占元是直系三督之一，当然不会接受此一任务。吴光新一直是候补督军，他不肯接受这个变相督军名义的检阅使，因为只要北军夺回长沙，他就坐实是督军，何必要这个空名，还要费力气去打仗呢。虽然如此，吴光新在他被发表湖南检阅使的前一天，就由北京绕道津浦路前往岳州，他绕道的原因是直军在京汉线上，吴佩孚在郑州设立司令部。
张敬尧从长沙逃到岳州后，依然故态不改，他手下的残兵败将霸占民房，奸淫抢劫，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不过张敬尧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再回攻长沙了，而岳州也非久居之地，躲在洞庭湖上的江犀舰上，也学了吴佩孚自请撤防那一套，请求撤防北归。他的打算是想回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防督办。他的请求电报简直有点哀告：“……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北京政府对这个弃职逃走的败军之将，不像以前那么温厚可亲了。19日北京政府派张文生为四省剿匪督办，以阻止张敬尧企图回任，同时以严厉的口吻告诫张：“该革督不得擅离岳州，否则执法以绳！”
北京政府责成张敬尧查明战败责任，张敬尧立刻就检举自己的四弟张敬汤临阵退缩，其义子张继忠轻弃衡山，请予以褫夺官勋处分。6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汤、张继忠临阵退缩，均即革职，着该督派员押解来京惩办。并称：“该督业经革职，此次检举，尚能不循亲私，应从宽免议。”
6月23日湘军开始向岳州前进，25日占领新墙，张敬尧不待湘军到来，就从岳州逃走，临走前发出宥电，解释为什么放弃岳州，他说：“彼众我寡，非战之罪也。”同时把战败责任推到范国璋和张宗昌身上，怪他们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他的电报说：“前清中东之役，西人咸谓非中国与日本战，乃直隶一省与日本战耳。质言之，即文忠（李鸿章）一人与日本战。以今视昔，何以异哉！”徐世昌看到这通电报，拍案大骂：“张勋臣比拟不伦，真是该死东西！”
6月30日张敬尧逃到了汉口，北洋政府已发表了要他毋庸留任的命令，他听说继任人吴光新已到汉口，就把湖南督军和省长两颗大印带在自上来见吴，要挟吴索200万元为交印代价。吴光新一口气回绝他说：“你就是不要一个钱，这两件东西我也不要，你还是留着待价而沽吧。”7月1日张敬尧过武昌拜会王占元，自称所部尚有一师一旅约2万人，要求接济军饷，说着竟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双手把督军省长两颗大印也交了出来。北京政府发表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收容了张部七八千人。7月6日冯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因此湖南境内便没有北军了。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靳云鹏在直皖局势日趋紧张时便上辞呈，第一次徐世昌批给假十天，第二次又批给假十天，第三次则增加十天，准假20天，20天后又延长十天，可是靳本人辞意甚坚，不待假满即第四次上辞呈。徐世昌则仍以“拖”字来处理内阁问题。
直皖的问题已至非经一战不能解决的严重地步，这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具体地分析当时局势，段祺瑞无徐树铮，就没有那几年的烜赫声势，可是也正因为有一徐树铮而使众矢集于一身，到了直皖决裂的时候，形势已经造成，想摆脱是绝不可能的事，因此唯有一战才能解决。
当然，在最后五分钟，各方都尽量寻求一个能避免战争则避免的方案。所以直皖之战前夕，徐世昌还想尽力挽救危局。由参陆办公处于6月7日、14日18日发电三次，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位巨头到北京来会商。可是李纯首先复电，称病婉辞。曹锟则借口直军吴师回防，须加布置，所以无法分身。18日晚接奉天电报，张作霖已应召入关。19日张作霖抵京，这是北京城的一件大事，所有的要人都到车站迎接，其威风不减三年前他的亲家张勋带兵入京的盛况。安福系为了讨好这位关外王，由曾毓隽负责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以备作为这位贵宾的行馆。
张作霖下车后，表示此次入京有三项目的：（一）为助靳云鹏重任阁揆；（二）为征询和局现况若何？（三）为将来裁兵与废督问题。不过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他先谒徐世昌，次访靳云鹏，然后去见段祺瑞。段祺瑞一向态度倨傲，可是这回对待以“和事佬”姿态出现的张作霖，也很和蔼可亲。张对段则十分恭顺。
张作霖并未在奉天会馆下榻，而径赴北京的奉军司令部休息，并以司令部为行馆。
这一天，徐树铮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在曾毓隽私邸举行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大家一致认为张作霖肯到北京来，至少表示奉军不会附从直系，因此直系似乎有所顾忌而不致走向兵戎相见之途，如果能促成张作霖守中立，就不怕和直系一战。所以决定要争取张作霖，当然争取张是需要代价的，于是决定以副总统一席来交换张作霖在直皖冲突中中立。
可是张作霖真的心意是什么，他们无法了解，从张不接受曾毓隽的邀请，到奉天会馆下榻，便可以看出他对安福系很冷淡。20日徐树铮去见张，张竟飨以闭门羹。
不止此也，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解决危局的先决条件是靳云鹏复职和撤换安福系三总长。
徐世昌对张作霖说：“仲珊（曹锟号）来了总好谈，请兄赴保定去劝劝他。”张作霖欣然答允。
9月6月22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顿然由北京移到保定。
22日保定举行会议，吴佩孚发言最为激烈，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解决局势的六项条件：（一）解散安福系；（二）撤换安福系的三总长；（三）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四）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徐树铮免职。
曹锟和张作霖都觉得条件似乎过于苛刻，因此把第六项徐树铮免职取消，六款改为五款，请张作霖带至北京，与当局磋商。
张作霖23日由保定返抵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的行馆设晚宴款待，段向张表示：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且愿意支持一位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副总统。张作霖则表示自己一向服从“督办”的态度。
这顿晚餐，开始时的气氛很和谐，于是谈话渐渐引入张作霖保定之行，张便把保定会议的五项条件提了出来，段对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就是撤销边防军一条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不过要求保证不要追查交通部和财政部的账目。原来这两部因为支持安福系，所以挪用了许多公款，如果追查起来，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段表示如果保证继任者不追查这些帐目，便可以叫他们辞职下台。这晚上就谈到此为止。
此后一连三天，大家在幕后磋商，段很坚持，不肯让步，只是要张去疏通和劝导曹锟让步。
26日张作霖忍耐不住了，乃吩咐路局替他预备专车，以便离京，他这一姿态果然把段祺瑞吓住了。27日段亲自到奉军司令部来见张，挽留他不要离京，段表示靳云鹏坚决不肯复任总理，这一来内阁势必改组，全班人马都需要调动，所以安福系三总长自然随之下台，不过新内阁中，至少交通总长要保留，这是讨价还价的意见。
张作霖曾和靳云鹏密谈，靳表示自身属于段派，而政局的微妙，使自己置身于极困难地位，因此若再留任国务总理，必无良好结果，因此拜托张作霖不要再挽留他。张了解靳的处境，决心放弃挽留靳任阁揆的努力，因靳的去职，三总长自然也跟靳去职，则这一问题便可解决了。
于是内阁问题又集中到新阁揆人选，一致认为周树模组阁的可能性最大。
29日，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和张作霖两人到公府举行会议。就保定会议所提出的五项条件提出折衷意见，如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解除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新内阁由周树模出组，靳云鹏仍担任陆军总长。这一天段说的话很少，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意见。
第二天段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先一天在公府会议的情形，徐树铮等这时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不应过分示弱，三总长亦不应退出内阁，最大让步只能接受把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小徐用挑拨的口吻说：“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替督办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
段静听他左右的意见，有时闭目凝思，他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小徐这番话，立刻把桌子一拍，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退一步了。他们欺人太甚。”
张作霖听说段态度转趋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告辞。可是这次段却变了脸，不待张开口便咆哮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保定方面听说西北边防军准备改归边防督办直接统辖，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所以非常愤慨。
张作霖本是一个老粗，虽然他粗中有细，智慧特高，可是由他扮演“和事佬”，究竟是用非所长，何况直皖两系的成员已深，双方距离根本无从拉近，他已尽了全力，而且能抓住问题的重心，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止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兵权解除，其他条件便容易谈了。可是这却是最难让段祺瑞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受恩深重的老长官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小徐。段的为人刚愎自用，自信自专，这些都是张作霖所了解的。他自己感到调和已不可能，段态度又转强硬，更无法谈得出结果，所以30日他又备车要离北京。
这次不是段留他，而是徐世昌留他，徐世昌认为张作霖一走，战争便无可避免，所以再三再四挽留，请张再作最后的努力。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小徐并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安福系更是变本加厉，这样情势，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了。
7月1日保定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如下：
“直军全体将士致书于边防军、西北军全体将士曰：我辈谊切袍泽，情属手足，谨抒亲爱恳挚之宣言，敬告于明顺逆知大义者，夫同类不相残，同国无义战，千古之铁案也。我祖轩辕氏制兵之始，原为对外之用，北逐荤粥，南驱苗蛮，中原始有此一片干净土。洎平北伐玁狁，西御氐羌，与匈奴、突厥、金、元、满、蒙角逐中土，无非借我国军，固吾圉也。充国屯田，德裕筹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踊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在昔专制时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表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更何仇于国家。天良未泯，浩气犹存，既非至愚，终当觉悟。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是在我军人有觉悟心，尤贵我军人有辨识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动辄曰服从命令，拥护中央。试问此项征讨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为治命耶？为乱命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久为权奸之惯技。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个。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全国军人，闻风兴起。……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军创边防之基础，西北军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胞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虞邪？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怂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军西北军构怨’，是等无意识之谰言，希图妄施离间。我亲爱友军必不为其稍动。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坠其收买离间术中。……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军愿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军得附边防军与西北军之骥尾，则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军全体将士敬告。”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9年7月2日徐世昌正式下令批准靳云鹏辞职，靳在请假期间，国务总理是由萨镇冰代理。靳辞职后，亦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担任陆军总长。靳的坚决求去，是因为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而在直皖两系磨拳擦掌，跃跃欲战的局势中，他感到左右作人难，更怕皖系以叛徒名之，所以他急于求去。他之所以愿意退居陆军总长地位，是怕他不做，小徐便乘机攫去，他和徐树铮同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可是两人却势同水火。
北京虽忙于新阁问题，而保定关心的却是小徐解职的问题，张作霖与曹锟里应外合地催促罢免徐树铮。吴佩孚宣称非取销筹边使不可，如有反对，决先解散国会，盛传吴军已开抵长辛店。
7月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特别会议，参陆处员均到，会议结果，对西北军决用部令改归部辖。西北军司令部即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由李垣署理。散会后即由总统府拟定命令共有三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署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部由陆军部接收。
这些命令，徐世昌认为是根据29日徐段张三巨头会谈时所决定的，当时段在会谈时并未表示反对，可是段祺瑞则认为他在会谈中没有同意这个决定，段认为徐世昌是自己扶起来的傀儡，现在竟依靠“地方藩镇”势力而自专自行。对于徐树铮的处置不经辞职而予免职是不给面子，也不顾及段的颜面，所以命令发表时，段在团河大怒大骂。
靳云鹏辞职获准后，依法阁员应随总理同进退，所以代理总理萨镇冰主张联带辞职，可是安福系的三位总长都出而反对，相约不提辞呈。当总统准靳氏辞职时，即打算提名周树模为国务总理，咨请同意案送至国会，而安福系的国会议员则相约以不开会抵制，以阻止周树模的提名。
迨徐世昌不待徐树铮自请辞职而予以更调，段为之震怒，安福系议员更形愤激。
7月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边防军下级军官联名上书请求说明开拔地点和作战任务。段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训话，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如果这一战不能打胜，不但他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均将不堪设想。
同一天，西北军五个旅长都有电报挽留徐树铮仍供原职，久病不起的段系大将倪嗣冲，也到了北京，可是他的病势沉重，一抵京即赴北戴河养病去了。
北京城顿成谣言城、恐惧城，达官贵人纷纷出京避难，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和外国饭店都告客满，张作霖也搬到奉天会馆来加强戒备。
7月6日徐世昌又请张作霖去团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这天段的火气很大，咆哮着说：“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说：“这恐怕办不到吧！”张作霖劝段冷静，应该化大事为小事，退一步着想。段听了很不耐烦地说：“你回你的奉天，不必管这儿闲事。”张听了一声不响就告辞而去。
这时，段派积极备战，直军亦布置防线，不遗余力。7日深夜1时，张作霖并未与任何人作别，悄然乘车出京，在军粮城下车，随即宣言“局外中立”！
8日午前，段祺瑞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首要举行联席特别会议，靳云鹏等均列席，出席人员逾800余人。段极端愤怒，决定呈请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免职。交段亲自查办。下午国务院开临时会议，结果吴佩孚予以免职处分，曹锟则改为褫职留任，由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送府盖印。
段在将军府议决惩办曹吴后，明知曹吴一定反抗，必至兵戎相见，乃退至私宅，召集近畿各师长，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翰第九师为第五线。同时命交通部转饬京汉路局赶备专车输送。这一来，惊惶的北京城，更为恐慌，纸币骤跌，要人家眷纷纷迁徙，箱笼什物遍街触目。情形一如张勋复辟前后。
段祺瑞呈徐世昌请拿办曹吴呈文云：
“呈为揭劾奸凶，呈明拿办，以整纲纪而振人心事。窃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法制纪纲，人人所应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为群众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属，恪供尔职，双报国家倚畀之隆，而尽守法服官之责。若曹锟者，始以第三师长奉派入川，无功而归，尚无大过，适直隶督军员缺，遂以畀之，意尚不满，寻与张勋歃血为盟，秘图复辟。讨逆军突起马厂，声威甚盛，曹锟中慑，乃请附义军，首鼠两端，论功已属可耻。事未几即定，而彼骤增三旅，并要请上将头衔，比因湘战方亟，姑予报可，授以两湖宣抚使之任，兼第一路总司令，俾率众南征。讵彼徘徊汉上，拥兵不前，继假吴佩孚转战之力，获拔长岳，而曹锟不以为喜，反从而嫉妒之。政府拟任吴佩孚为湖南督军，曹锟则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将军，而曹锟仍怏怏，时出怨言，谓政府将夺其所部。于是委师北旋，逍遥津保，嗾使吴佩孚叛变。一则要请经略四省，再则恳求增兵四旅，挟势邀赏，不获不休。政府欲资劳以收统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尽允其请，而卒未出保定一步。今大总统当选时，吴佩孚以曹锟部将仍敢妄肆诋毁，称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后，犹称东海先生，未赏一尽敬上之礼，与入衡前行止顿异。电文具在，海内切齿。曹锟不惟不加约束，反曲代辩解，纵容指使，情节已属显然。吴佩孚驻守衡州，暗与敌通，受贿六十万无，沿途使用广东毫洋，证据确凿，无可讳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吓诈金钱。盘踞京汉陇海各路，检查邮电，梗阻交通，搜检行人，碍及商旅。又监视巩县兵工厂，私留部械，扣阻陆军部采购之军米，意令京军绝食。截留发给江西之枪弹，意令赣军陷敌。目无政府邻省，跋扈恣睢。而曹锟乃派兵横出京奉、津浦各路，监视德县兵工厂，遥与为应，且令所属津保一带队伍，群向京师修筑炮台，作长围之势。其胆大妄为，罪恶擢发难数。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锟奸诈所蔽，自知湖南沦陷，无颜居湘、鄂、川、赣四省经略之名，乃更觊觎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之职。觊觎而不遽得，羞惧无可掩饰，则妄造黑白，攻击西北边使，迫挟元首，违法出令，以泄骄蹇之气。外蒙全境，大逾内地数省，辛苦收回，未费国家一钱，较之丧失湘省损兵弃械，害民祸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为国进贤，乃独数数勾通陆荣廷，诱惑元首，屡请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诚不知是何肺肠矣。至其贪墨黩货，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时国库奇绌，强索军费数百万元，……其一切贪谋秘计，均由其弟曹锳为之布画，亦难兄难弟也。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饰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谨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整饬纪纲，以振人心，而定国是，去腹心之患，则统一可翘足而待。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伏祈当机迅断，立涣大号，与天下更始，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呈大总统。”
段祺瑞及内阁分别呈请要求惩办曹吴，徐世昌颇有难色，因为这命令与前令大相径庭，所以不肯签署。于是段派乃以重兵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依允；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如8日午夜免曹吴令不下，则琉璃河方面当于9日上午首先开火。徐世昌在威迫情形下，不得已乃将内阁送呈惩办曹吴之令盖印发下，这时已是9日午前。
惩办曹吴令如下：
“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致军习日漓，纪律因之颓驰。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10日段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
同一天，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如果战事危及外侨生命财产，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中国军队不得携带武器入城，飞机不得在北京上空飞过。这些限制对边防军颇不利。可是意大利公使却将使馆内所有军火秘密售予边防军，曾毓隽也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100万元为边防军开拔费。
保定方面自获悉北京发表惩办曹吴命令后，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毫无回旋余地。曹锟于9日上午亲自到津行誓师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北京，驱老段，诛小徐，所部定名为讨贼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
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出师前发表通电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直军全体将士致边防军西北军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忠告书云：
“敝军前次致边防军西北军书，谅邀鉴及。谨再为亲切恳挚之忠言，敬告于前线全体将士曰：同室操戈，为军人之大耻。我辈同属国军，情犹兄弟，断无阋墙私斗之理。贵师旅处段徐指挥之下，强迫开赴前线，与敝军为敌，必非出于本心。何则？敝军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争权夺利野心。贵师旅何至与敝军为仇，敝军所以讨段祺瑞徐树铮，讨安福系者，原为救国救民，想贵师旅亦深表同情。试想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取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自贵师旅束装出发，敝军已准备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阵以待，未即猛烈攻击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轻启炮火，演煮豆燃萁之惨剧。夙仰贵师旅袍泽兄弟，深明顺逆，洞晓大义，若能去逆效顺，幡然来归，敝军敬当全体欢迎，箪食壶浆以犒从者。如有富于国家思想，夺勇为民除害，歼除安福渠魁者，敝军尤当尽礼致敬，虽为执鞭，亦所欣慕。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见义勇为，当不乏人。军人报国自属天职，为救国危亡计，为拯民水火计，为国军名誉计，为诸君前途计，均当审择利害，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热不息恶木之阴，知命不立岩墙之下。人非至愚，终能觉悟，孰甘为一家一党供私斗哉。敝军所与誓与不两立者，不过少数安福系卖国党魁耳。对于贵师旅袍泽兄弟，无丝毫恶感。近日贵师旅仗义来归者，日见其多，敝军咸与优礼相待，亲爱有加。出谷迁乔，则薰莸自判，助纣附逆，则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根据天良，当可自决。掬诚忠告，可质天日，敬布腹心，惟希朗照。直军全体将士忠告。”
同时曹锟有声讨安福系的通电云：
“……迩来安福系力竭势穷，覆亡在即，犹复设词诬捏，谣惑听闻。或谓此举为直皖之争，或谓其中寓复辟之意，挑拨离间，肆彼阴谋。……查各省联军。此次义举，纯为救国，良以安福系数年以来，假借段、徐。把持政权，阴行卖国，横挑内乱，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各省同志，或绾军符，或膺疆寄，对于国家大局，人民安宁，当负完全责任，且外观列强之大势，俯察人民之呼号，长此任彼横行，深惧国将不国，是以不顾利害，共起义师，绝无私意于其间。……总之，锟等此役为国家安全计，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实昭然。苟有私心，不但无以对同侪，而且无以对天下。敬布诚悃，正式声明，惟祈公鉴。曹锟印。”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9年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7月9日，张作霖由军粮城回到沈阳，10日致段祺瑞一电，劝段勿袒护徐树铮，电云：
“段督办钧鉴：我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只以二三佥壬，朋比为奸，荧惑聪听，不惜敛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海内骚然，妇孺共愤。乃在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则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进谒崇阶，本以感恩图报之诚，愿我督办为千古之英雄，勿受二三奸人之蒙蔽，以免为项城第二。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自以为效忠于我督办者，至深且尽，而彼辈反以为负心，此诚作霖所不解者也。现在各省天灾迭告，民不堪命，为民上者，方将抚恤之不遑，岂堪再启兵戎，重为民祸。作霖何心，安忍坐视？且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其种种阴谋，已披露于全国，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作霖叩。”
同时，张作霖宣布派兵入关，通电全国云：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无如我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后事机愈迫，险象环生，大总统日陷于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于火热水深之下。见闻所及，惨痛难言，五内如焚，一筹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谋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侧身西望，愤不欲生。……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满地，灾歉频举，国濒于危，民不堪命。现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鲁、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何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以立？而京奉铁路，关系条约，倘有疏虞，定生枝节。上年援湘援鄂，奉军之在关内者，尚散驻于潼洛之间，若令阻断交通，势必断我接济。作霖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大军所至，妖焰立摧，纪律严明，定秋毫之不犯。风云奋发，敢露布之先驰。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敬告海内，伏惟公察。张作霖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