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国庆快到了，全国学生准备借国庆在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爱国讲演。北京学生定制了7万个馒头，上面印上“打倒军阀”的字样，准备在10月10日散发给听讲的群众。不料被警察机关发现，遂将全部馒头扣留。学生代表们到警察厅交涉，警察厅才予以发还。
10月10日，北京中等以上28校学生约5000人，从上午10点钟即分途在北京城内外演讲，北京的军警并没有加以干涉。12时，各路讲演队在中华门集合，军警阻止通过，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跑来劝告他们散队，他们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处继续讲演。下午有部分学生在中央公园一带散发“打倒军阀”的传单。
在上海，也有盛大的国庆纪念。全上海市的商店都停业一天，晚上还举行提灯游行大会。
北京和上海的国庆活动，都没有发生事故，大约北京政府觉得国庆日总不好意思闹出什么不幸的事情吧！
北京和上海在8年国庆日虽然没有发生不幸的事情，可是天津却发生了。
天津市准备以大游行来庆祝国庆，10日早上，天津市民约四五万人都集中在南开大学的操场，准备出发游行。突然天津市的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了武装警察赶来阻止游行的群众出发。双方剑拔弩张，空气甚为紧张，学生代表出来交涉，担保没有意外发生，警察置之不理。双方相持约一小时，游行前队认为不冲是没有办法通过了，因此就一拥向前，强行通过，旁观的市民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这一来，激怒了警察，在你冲我阻的情况下，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警察先动手了，他们举起枪柄，向学生迎头乱打。
当然在这种失去理智的冲突中，学生被打伤的很多，可是游行队伍群情激昂，他们集中力量向前猛冲，警察的封锁线便被冲破，游行队伍先到天津警察厅，质问警察为什么持械伤人，阻止国庆游行？
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是存心要对付学生和群众，他早已布置了保安队、马队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在警察厅外重重把守，他没有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只是派人出来传话，他说：“你们不必和我找罗嗦，我就是这样办，你们要讲理讲法，可以到法院告状。”游行队伍知道杨以德蛮不讲理，于是折了回来转向直隶省公署去请愿，可是因为这天是假期，公署里没有人办公。
11日天津学生罢课抗议杨以德压迫学生和市民。杨却反控说在游行队伍中发现抗税标语和推倒政府的传单。
22日天津市民和学生代表万余人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撤换杨以德，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亲自接见，向学生们表示歉意，并且慰问请愿群众，认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大家为国事而辛苦，实在钦佩。关于撤换杨以德一事，表示“自有办法”。请愿的群众认为满意，当天就终止了罢课。
可是曹锐的支票并没有兑现，等了一个星期仍无消息。10月30日学生们举行了第二次请愿。曹锐仍然满堆笑脸劝学生们冷静地忍耐，再等等看，自己正在努力中。学生们体谅到省长不能直接罢免警察厅长，需向北京请示，而杨以德在北京又有靠山，所以对曹锐还是体谅。一直到第三次请愿，曹锐对学生的表示，好像有难言之隐。其实很简单，曹锐是直系，而杨以德是段系所支持。
11月19日，天津日领船津，公然致函北京政府农商部，抗议天津商会选出卞荫昌为会长，要求改选，因卞为救国十人团团长。天津市民对此极为忿怒，也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撤换船津领事的要求。
福建也是在日本势力范围下，其处境近似山东。
福州市有一个发国难财的商人，他是福州总商会会长黄瞻鸿——恒盛布店的老板。福州学生查出他在抵制日货期间私藏了大量日货，因此向他质问。6月14日，这位奸商堆着满面笑容邀请学生代表到他家里检查存货，怎知学生们受了骗，黄瞻鸿把学生们骗进家去，就关闭了大门，指挥家丁痛打学生，还加上匪徒行劫的罪名，向督军报告，16日福州学生千余人到省议会请愿惩办不法奸商，督军李厚基派兵把全体请愿学生带往第一中学予以监禁。李厚基向北京政府诳报被扣的全是匪徒，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为了防止日本派兵登陆，所以将这些匪徒悉数逮捕。
李厚基的诬告，引起了福州各界极大的愤怒，因此采取罢市罢课行动表示抗议，李厚基受到巨大的反抗，被迫于18日释放了拘押的学生，同时把奸商黄瞻鸿兄弟拿送检察厅拘留。几天后，又把黄氏兄弟送入陆军医院，然后偷偷放走了事。
6月20日，日本派来了三艘军舰到福州来示威，日本领事要求福建省当局取缔抵制日货，解散爱国团体，禁止各报发表抗日言论，否则日本将断然采取必要行动。
11月6日，学生表演新剧，剧中以日本侵害中国为主题，突有日本浪人跑来，跳到台上痛打演员。福州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勒令学生停演。下午又有日本浪人百余名，身怀凶器入城挑衅。有七个青年会学生坐了人力车经过大桥头，被日本浪人拉下车来，施以毒打。其中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另外四个学生拔足狂奔，日本人紧紧追赶，一直追到青年会，日本浪人竟公然在街上开枪，打伤了其中一个学生。青年会美籍教员段仿华闻声跑出来，日本人竟击以铁尺，段仿华被击，痛极倒地。警察闻声赶来调解，不料日人不由分说，竟开枪射击，而警察奉令不许对外人放枪，因此被夺去马枪二支。警察无法还击，只好大鸣警笛，大批警察赶到，日本人才慌张夺路逃走。警察当场捉到放枪的福田原藏，及身怀凶器，化装为中国人的与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三人。另七个日本浪人则逃到顺记菜店，被市民和警察包围，他们就跑到楼上开枪拒捕。子弹用尽了，他们把桌椅用具当作武器抛下楼来，有的爬到屋顶投瓦片。一直到警察奋勇登楼，他们才停止战斗，把他们的身份表示出来。原来他们是日本领事署的职员，其中一人就是领署警察长江口善海。因为他们有外交官身份，警察也不敢逮捕他们，只得电请外交交涉员转告日本领事署，请他们派人来把这十个肇事的日本浪人领回去。
在这次闹事中，由于警察不敢对日本人开枪还击，所以闹事的十个日本浪人，一个也未受伤。可是中国方面却有警察史孝亮胸腹部中四弹，马江海军学校学生刘祥开腿部中弹折骨，市民朱伊才弹穿肋骨，均人事不知。学生郑学谦、刘钟植均受刀棍重伤，黄玉苍受伤晕绝，所携现钞1000元被劫去。受伤者共计十人，均由日领派人到场认明。还有顺记西药店所受损失约3000元。
17日，福州各学校一致罢课，各商店一致罢市，抗议日本人的暴行。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向日本领事提出惩凶、恤伤等严重交涉。17、18两日福州街头上仍然发现日本浪人追打学生情事，美国领事要求派警保护各教会学校。这次福州事件，本来是日本人有计划要制造事端，作为侵略的借口，以便于开来炮舰直接镇压中国人民。所以凶案发生的当天，福州日领就电请日本政府火速派舰来援，19日日本政府命令佐世保第二十一驱逐舰出发，20日就有日舰两艘驶抵马江。
福州日人的暴行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愤怒，于是反日的爱国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在各地爆发，因为新的刺激，使原已要爆破的火山，缺口更增扩大。
21日，北京学生代表分途向外交部、教育部请愿。22日北京政府电令驻日代办庄景珂向日本政府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亡，撤退在马江的日舰等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对于赔偿和抚恤等问题，承认派员查明办理，至于撤退兵舰一事则不予接受。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对民间排斥日货运动的取缔没有尽到力。同时日本驻华公使还向北京政府提出制止各地抗日排货运动的反抗议。
23日，日舰“嵯峨”、“樱橘”又开抵福州大桥下，并且鸣炮18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北京政府在人民请愿游行和日本炮舰示威的双重压力下，真是左右为难，顾人民则怕得罪日本，顾日本则良心既不安，人民的愤怒更无法遏阻。在这种情形下，只得授权福州地方当局，令他们直接和日领交涉。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认为北京中央政府简直是开玩笑，这等大事地方政府如何办得了交涉，自然是中央政府的事，中央政府万万不可以打太极，敷衍和推诿，所以一再要求，对于和日本交涉事宜还是请中央政府和日本驻京公使办理。
福建全省也和山东全省一样，学生和人民愤怒到了顶点，他们都了解政府在对外交涉上硬不起来，如果不挺身站出来，则日本人得寸进尺，最后必然吞吃了福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已实际体味到了。
福州凶案发生后，全国震动。11月23日，上海各界召开声援闽案大会，提出（一）惩凶、（二）撤领、（三）抚恤伤亡、（四）惩办日本领署参加暴动人员、（五）日本政府应向中国谢罪、（六）撤退日舰、（七）保证今后日侨不得携带武器、（八）取消日本在福州的领事裁判权。
27日，北京的闽籍学生在北大开会，高师学生刘庆平当场慷慨激昂，斩断手指，以示抗议。北大和闽籍学生代表，要求北京政府认真进行交涉。27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劝告人民对闽案应静候解决，“切勿别生枝节，致贻彼方口实。”
为了抗议福州日人的暴行，北京学生决定举行一次游行演讲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不罢课，参加的学生都是请假前来的。29日上午11时，北京中等以上34校学生三万余人在天安门集合，12时出发游行讲演，下午3时回到天安门集合散队，军警未加干涉。
上海学生自12月3日起停课四天举行爱国讲演，并且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以抗议福州日人的暴动。
12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福建同乡会等17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与会人士约10万人，公推商会会长安迪生为主席，由于北京商会对抵制日货缺乏热情，因此这次大会故意推商会会长为主席，以迫他表明态度。下午1时开会时间已到，安迪生却无影无踪，没有出席，大会乃改提断指的刘庆平担任临时主席。群众们对于安迪生迟迟不到表示不满，在群情愤激中有人大呼推翻总商会。就在这个时候，安迪生率商界代表千余赶到，他站在台上代表商界全体，表示一致坚决抵制日货的人民公意。与会群众要求商会签字为信，安迪生承诺商界全体在三天内将现存日货封存不卖，群众认为不满，嘘嘘之声大作，几乎闹出事来。幸而大会主持人向到会群众说明，今天大会的目的是一致对外，劝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引起内部纠纷。大会议决声援闽案各条，与各省市所提者大致相同，另外发表对世界各国的宣言，否认一切中日密约的效力。
由于这次大会的规模和结果，北京抵制日货运动才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北大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从10日起派人到税关检查进口货。各业商人在商会集体宣誓，永远不进日货，并且用电报通知日本退货。日本工商界看出中国人抵制日货是有决心贯彻的，因此日本民间和商界才开始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要求。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得寸进尺，不幸中国抗日的情绪，在民国初年只表现在民间，而政府的表现则是软弱无能，这给日本侵略者一种极大的鼓励。
这一时期，各省都发生军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同时迁怒于教育事业。
12月1日福州学联被福建督军李厚基封闭，因而福建旅京同乡会发起了驱李运动。12月10日南昌学生宣布罢课以抗议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学校，罢课了两个星期。直到23日才恢复上课。24日济南学联也被查封，山东督军张树元派兵监视各校，禁止学生外出，兵士打伤了夺门面出的学生多人，于是激起了24日全市各校罢课的风潮。学生提出恢复学联、撤退军警、惩凶恤伤等条件。
北京方面，学生运动益趋扩大，12月15日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步湖南后尘，因生活困难而宣布全体停职。不过他们除了经济要求而外，还有政治要求，要求撤换当时的教育总长，安福系走狗傅岳棻。31日小学以上各校校长也加入了停职行列。
9年1月5日，北京各校教职员更整队到教育部向傅岳棻部长“献旗”，旗上大书“寡廉鲜耻，恋栈不去”八个大字。9日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接见教职员代表时答应发教职员薪金时不搭发纸币，并在短期内撤换傅岳棻，12日停职风潮才告平息。
9年1月1日，济南学生在取得官方同意后，假座大舞台表演话剧，不料又有武装警察前来干涉，当场引起冲突。学生被打伤了七八十人，全体演员均被捕去。济南学联为此召开会议讨论对策，那位克星马良却又杀气腾腾地带领一批打手赶到。他像以前一样，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只有自己才爱国，当官的人都不爱国，要知道做官的人，也做过学生，我从前做学生时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那些政客的当，政客一天到晚好事不做，搞风搞雨，专叫你们搞坏事，你们看，福建的学生不是自白让日本人打死，山东和福建一样，都在日本势和范围内，日本人都带了手枪，打死你们几个，你们还不是白死。我看你们还是乖巧一点，不要瞎闹事。”
马良大发一番议论后就走了，他走后，学联立刻提出撤换警察厅长金荣桂、教育厅长袁立意，同时要求政府恤伤。政府若不接受，即进一步采取对付手段。1月3日济南全体教职员宣布“同盟罢工”为学生后援。这时候，山东督军已换了田中玉，田督军刚到任，不愿意让事态扩大，因此接受了学界的要求，撤换警察厅长。
1月19日济南各校复课。
爱国运动和学潮此起彼落，山东学潮因新督军上任而有了收获。天津又发生了新事件，本来天津学生要求北京政府撤换杨以德，不但未获批准，杨以德反而受到北京政府赏识。另一方面，天津日本领事船津要求天津方面取缔学生检查货物，1月24日杨以德就奉命维谨地逮捕了学生代表八人、各界代表七人，查封了学联和各界联合会。29日天津学生5000余人又一次向省长曹锐请求撤换杨以德，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与各界联合会。曹锐竟把省长公署大门关闭起来，拒绝接见学生代表，学生代表想从门槛下蛇行而入，俾进入内将大门打开，门内军警却先将大门打开，呼跃而出，打伤学生50余人，并将学生代表四人绑缚游街。天津学潮发生后，1月31日北京39校学生万余人冒雪游行表示抗议，上海各界也召开国民大会，发表了声讨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宣言。段祺瑞是主张对学潮采取强烈压制行动的，因此他对山东的马良、天津的杨以德都予以称赞，面斥靳云鹏办事糊涂，毫无办法，致使学生气焰嚣张，无法无天。
2月1日北京军警举行秘密会议，段芝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计划。会议决定由军警当局联名质问教育部有没有办法制止学潮，如果没有，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2日教育部长傅岳棻召集校长会议，把军警当局质问函分发与会校长阅读，劝告各校校长自行约束学生，不然的话，闹出麻烦，教育部是无能为力的。
北京学校从1月31日大游行以来已没有上课，各校校长接到靳云鹏的秘密通知，知道军警方面要采取直接而强烈的行动，因此劝告学生暂避风头，让校长们出面交涉释放天津被捕学生。3日下午，校长代表到国务院交涉，靳表示在目前情形下，政府殊不便释放天津学生，并且暗示说，山东问题将和日本直接交涉。校长们指责靳云鹏身居国务总理不应任人摆布。靳也反唇相讥，引起了一场口角，不欢而散。
2月4日，外交部代理部长陈箓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日本公使交来的抗议，会议通过了对学潮的处理，将采取严厉手段。
可是学生并没有退缩，2月4日北京演讲的学生更增至七八千人，光是前门一区就集中了3000人左右。他们站在通衢大道上大声疾呼，指责北京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人民必须勇敢地站立起来，不许他们卖国。这时突然有一批军警乘坐汽车向人丛中冲入，有些人因闪避不及而被汽车撞倒，激起了公愤，当场捣毁了这部汽车，军警乃即出动，用刺刀和枪柄打伤了学生十余人，并且逮捕了学生1600余人送往天安门拘禁，这些被捕学生，到晚间才被释出。
2月5日，北京学生继续出动七八千人到街头演讲，北京政府事先已调来第九师兵士2500人张幕于中华门内，当学生集中时，军队即出动袭击，打伤了学生数十人，并逮捕了学生代表43人。
当天晚上，北京军警当局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吴炳湘和安福系重要分子曾毓隽等，在北池子日本人大仓的住宅开会，日本人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公府顾问青木中将、参战军督练官坂西中将和资本家大仓。这次会议决定强硬的行动，不理北京政府和平解散的命令，直接采取严厉行动，取缔学潮。当晚就将所捕学生43人移交北京卫戍司令部收押，不许亲友探望。
2月6日，北京处于军警的直接控制，各校均由军警把守，不许学生外出，电话线也被割断，北大、高师两校受到更严密地封锁。前门一带军警林立，全城各主要路线也都布满了警戒哨，如果发现演讲学生，即行逮捕。因此学生们无法进行活动，预定举行的国民大会也无法召开，校长代表想到国务院交涉释放前一天被捕的学生，也被军警阻止。
同时，在强硬派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发布了“严厉取缔和镇压学潮的命令”。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学潮颓靡，法纪不张。以诸生隽异之姿，动辄聚众暴行，自由行动，国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经明令剀切诰戒，申明约束，深冀其濯磨砥砺，勉为异日致用之才，诸生等果知自爱爱国，当亦憬然悔悟。乃据京师警察厅报告，本月四日，京师各校学生，有在前门外排列演说，阻断交通，并有击毁车辆毁伤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隶省长，亦有学生包围公署，击伤警卫，不服制止之报告。似此扰乱秩序，显干法纪，著莪之选，沦于榛棘，甚为诸生惜之！自来学生干政，例禁綦严，诚以向学之年，质性未定，纷心政治，适隳学业。抑且立法行政之责，各有专属，岂宜以少数学子，挟出位之思，为逾轨之举。在国家则有妨统驭，在诸生亦自败修名，在政府虽爱惜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须知国家生存，全赖法律之维系，学生同属国民，即同在法权统治之下，负执行法律之责者，讵能以学生干法，置之不问？兹特依据法律，再为谆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后，应即责成教育部，督饬办学各员，恪遵迭令，认真牖导。凡学生轶出范围之举，立子从严制止，总期销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弃，希图煽乱者，查明斥退，情节重大，构成犯罪行为者，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办学各员，倘有徇庇纵容，并予撤惩。总之军纪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国家为重，执法以绳，决无宽贷，其共懔之！此令”。
令下后，又饬京师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布告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暨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员联合会，一体解散。
2月7日是星期天，因此形势较为和缓，各校驻军撤退，由警察和便衣来接替，电话也恢复通线，不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则仍被禁止外出。各校学生乃秘密决定自下星期一起改为上午上课，下午出外演讲，并且约定寒假不回家，以倾全力进行爱国活动。
10日，出外演讲的学生却都受到驻校军警的干涉，11日学生们改为分散出发，每组只有二三人，可是也不能逃避军警的耳目。从17日起，学生决定停止演讲，恢复全天上课。
15日，北京学联、教联均被查封。
北京政府在这时期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地位。9日起，靳云鹏不敢到国务院办公。13日陆徵祥、陈箓请求辞职，外交部因无人负责而停止办公。17日陈箓被劝回部，以应付对外事务。
3月5日，卫戍司令部把已被捕的学生代表43人移送至法院。4月7日由校长保释了学生代表方豪、王名烈、夏秀峰三人。由于法院不许其他学生交保，北京学生又展开了集体自首，第一批自首者189人，第二批自首者246人，第三批自首者588人。北京检察厅对于自首的学生一概不予接受。
在全国反日爱国运动中，段系变成亲日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徐树铮疑心冯国璋在捣鬼，幕后策划，又疑心冯将南下另组政府。而徐世昌则也想拉冯，以统一直皖两系，自己坐到北洋派最高领袖地位，所以早在8年秋天，就派师景云赴河间冯的原籍去迎冯入京。冯鉴于陆建章之被杀，怕徐树铮下他的毒手，因此迟迟其行，由河间到了天津，徐世昌虽然一再去电催他入京共抒国难，他则一再犹豫，不敢动身赴京。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南北和会除了地点、人数、名称问题难以解决外，还有两个实际难题，一个是陕西省停战问题，一个是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
关于陕西问题要从陈树藩说起，陈树藩是陕西安康人，在陕西军中当下级军官，一步一步地爬到旅长地位。民国5年乘各地讨袁，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发难活捉陕西将军陆建章长子陆承武，逐陆建章出关，陈树藩乃乘机率军由大荔驰至三原，组织陕西护国军，自称总司令，进入西安，综管省政，向段祺瑞递门生帖，5年10月正式升为中将，取得督军地位，变成了皖系附庸军阀之一。
陈在陕西驱逐了省长李根源，俨然关中之王，克扣军饷，横征暴敛，勒种鸦片，声色自娱。由于他的胡作非为，陕人无不切齿。6年10月耿直以警备军在省城举义讨陈，巷战两昼夜，失败走蒲城，死城下。郭坚亦在蒲城自立。11月胡景翼所部营长张义安举兵三原，击败陈树藩部下曾继贤、严锡龙军，进迫西安。7年1月胡景翼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陈树藩打长途电话给胡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
陈虽大言不惭，可是陕西反陈的民军遍地皆是，曹世瑛率部自陕北来。卢占魁率蒙古骑兵数千人占榆城。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诸县。樊钟秀则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袭击潼关。张义安围省城，陈树藩伪称求和，张乃撤退至鄠县，陈树藩大军至，张义安措手不及战死，郑宝珊、董振五以余众退渭北。陈树藩乃向北京及邻省河南乞援。段祺瑞命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援陕，即以刘为陕西省长。
7年6月，陕西靖国军公请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元勋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乃偕王玉堂取道山西渡黄河，向北经宜川、延长而抵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张钫为副司令，井勿幕为总指挥，下辖郭坚、樊钟秀、曹世瑛、胡景翼、高峻、卢占魁等六路。惠又光一旅则屯渭北省西。
10月中旬靖国军誓师讨陈，先渡渭水。渭南守将姜宏谋与胡景翼原有私交，即开城迎降，胡单骑入城接洽收编，不料乃是诈降，当场将胡扣留，并解往西安。
陈树藩颇懂政治，他不杀胡，却要胁胡写信给他的部下投降，胡也答应写信，但他在信中使用暗号，表示自己决不投降陈树藩，于是胡的部下便推举支队长岳维峻代理司令。陈树藩派员赴胡部招抚，又派第三旅旅长李天佐到板桥，均被靖国军击毙。
7年11月下旬，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受于右任命迎叶荃军于西路，会商共同作战方略，归途经凤翔到兴平防地，陈树藩使民军内奸李栋材伪造郭坚的函件，邀井到兴平南仁村开会，井不疑有他，于11月21日轻骑前往，遂中计被杀，李栋材把井的首级带到西安去报功。
于右任令四路军副司令田玉洁裹帛为首，将井的遗体葬于泾阳。于有哭井勿幕诗：“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陕西靖国军先后受到胡景翼和井勿幕两事的挫折，但仍继续有开展，南北和会召开时，陕西靖国军的六路军在陕西全境奄有广大的地盘。其分布是：第一路司令郭坚驻防乾县、武功、岐山、扶风、眉县。第二路司令樊钟秀驻防盩厔。第三路司令曹世瑛驻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第四路代司令岳维峻驻防泾阳、三原、富平。第五路司令高峻驻防郃阳、澄城、关山、兴市。第六路司令卢占魁驻防三原、高陵、同安、耀县。还有云南督军唐继尧所属川滇靖国军也进入平利、兴安、镇巴、紫阳一带。而陈树藩所保有的地盘，一天比一天小。
就和会来说，南北两军的主要战场在湖南，陕西不算是重要战场。可是因为湖南战场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便想在陕西开僻第二战场，借以继续南北战争。所以在和谈进行前，他调遣大批北军投入陕西战场，以图在短期内消灭陕西民军。他称陕西靖国军为土匪，不承认为南军，并把陕西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剿匪，以示与南北战争无关。
段派赴陕的军队是奉军许兰州部，和会召开时，又调第四混成旅张元部开入陕西，并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出兵长武、邠县，与驻防凤县的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汉中的刘存厚（兵力约有两师），合力进攻靖国军。这一来陕西境内的北军与靖国军双方兵力共达20万人，因此陕西全省成为一座满目皆兵的大军营。
和会召开前，南北双方都曾下过停战令，约束双方军队各守原防，一切问题留待和会处理。但是段祺瑞却要了一个花样，提出所谓南北两军占领区应当维持战争发生前的状态，这就是说，陕、闽、鄂西南三个地区内的南军都是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应当退还北方。他又进一步提出所谓剿匪问题，诬蔑陕、闽、鄂三省南军为土匪，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区域不应当划在停战区域内。
由于北方提出剿匪问题，南北双方于是又展开了“匪”与非“匪”的笔战。北方把郭坚、樊钟秀、卢占魁等都说成是土匪。南方质问说，难道于右任也算是土匪吗？北方承认于右任不是土匪，劝他快快离开匪巢。南方又质问说：“难道陈树藩所收编的王飞虎、白翎子、徐志毛等都不是土匪吗？”
南方议和代表到上海后，提出条件，要求全面停战包括陕西在内。李纯提出五项建议：（一）停战区域包括陕、闽、鄂三省。（二）北方援陕、援闽军队均停止前进。（三）双方议和总代表共同派员到陕西监视停战。（四）陕、闽、鄂三省由双方将领划定停战区。（五）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
除了陕西停战问题外，还有一个是参战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参战问题已不存在。可是段系的人已把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同时把参战借款提用来编组边防军。徐树铮出长西北边防筹备处。
边防军成立了四个师，由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这是段对北洋军失望后，欲以新军来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西南方面在和谈前即提出撤消参战督办，停止参战借款，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等问题。不过西南方面也知道，如果要北方履行这些条件，徐世昌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来岂不是把问题更搞糟了。所以这些问题便不作先决条件而作为议题交付和会讨论。
中国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人选问题也是南北双方争端之一，这也是对政府的权力问题之一。北京政府指定以陆徵祥为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这个代表团名单中只有王正廷一人是西南方面的，因此西南方面要求加派伍朝枢和王宠惠二人为代表。
前面曾提到北方议和总代表人选问题。本来徐世昌主张由李纯担任，皖系全力反对，梁士诒也被安福系反对，段想要王揖唐担任，王是安福系首领，西南护法就是反对安福国会，王揖唐自然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徐乃宣称王是众议院议长，与梁士诒是参议院议长同样不适宜于担任议和总代表。最后徐接受了梁士诒的意见，梁北返前在香港曾和唐绍仪见过面，唐表示朱启钤是个适当人选。徐乃提朱为总代表。王揖唐和朱启钤都是徐世昌的拜门学生，王后来变成段的私党，而朱则是旧交通系，所以和徐仍保持良好关系。
西南对于朱启钤为北方总代表，也有不满的声浪，非常国会中约有100名议员联名通电指责北方增兵陕、闽两省，缺乏和谈诚意。同时认为朱启钤是安福国会的副议长，又是洪宪王朝的帝制犯，因此反对。
南北双方既然在和谈前意见分岐而不能调和，因此和谈的进度非常迟缓。这时，五国公使在北京接触频繁，准备向南北双方提出措词严厉的第二次劝告。这个消息传出后，使段和主战派大感不安，南北的主和力量大为增加，议和问题才得急转直下。
一五六、上海和会
7年12月29日，北方议和代表团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十人由北京动身南下。而南方议和代表团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11人也于8年1月25日到达上海。
上海和会是8年2月20日上午开幕的，旧德国总会会场这天布置一新，南北总代表各引所属代表鱼贯入场，相对而坐，秩序雍容。其实双方代表多为旧识，如今相聚一堂，各有不同心情。
开会后先由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辞说：
“国内战争至今日告一结束，但推厥祸源，外力实有以助长之，旧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于此极。今北方已经觉悟，开诚言和，舍旧谋新，请自今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接着致辞说：
“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迩者时势所趋，潮流所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赎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量。从此战争当无从再起，和平统一，请视诸斯！”
南北代表致辞后，双方全体代表遂起座向国旗行礼，并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然后进茶点，略作寒暄而散。
21日正式开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双方共同推定了久居陕西的山西人、旧国会议员张瑞玑到陕西监督停战。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承诺立即电告北京政府切实办到陕西停战，如果不能办到，北方议和代表愿意全体辞职以谢国人。双方代表决议催促张瑞玑兼程赴陕执行监视职权。22日唐绍仪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宣布中日密约等问题，朱启钤也承认电达北京政府请示。朱的态度颇为迁就，使得北方代表中的安福系分子大为不满，认为朱的意见不能代表全体，这是安福系暗中阻挠和议的第一步。
在和会开始时，西方外交团向北京政府质问：为什么世界战争已经停止，中国还要招募参战军？是不是用以对内作战？22日北京政府答复外交团说：中国已经进行和议，不会再有内战。
徐世昌借了外交团有压力，劝段将参战军移交陆军部管辖。段不置可否，因为陆军总长靳云鹏也是段系的大将，不过段的另一位大将徐树铮则表示反对。靳和小徐都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正因为他两人势同水火，所以徐世昌便拉拢靳来对付徐树铮。
这时候，徐世昌曾拟就一套裁兵计划，为什么裁兵呢？因为全国军队有138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四，这种负担，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制命的危机。所以徐的计划是在和平实现后，统一的中国即向国际银行团借款裁兵，把全国军队缩减为50万人。裁兵完成后，进一步实行军民分治，军人不得兼任省长。这个计划既可减少军费支出，又足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
徐树铮毕竟足智多谋，他针对徐世昌的计划，向段献策，提出“保存参战军用以监督裁兵”。这样既可以拒绝南方取消参战军的要求，又免外交团的责难。段和小徐就用这个理由来拒绝交出参战军。其实这简直是强辞夺理，掩耳盗铃，不过这也是唯一可以借口的。
南方代表要求停止继续参战借款，段当然也不肯答应，徐世昌无力反对。因此，北京政府以财政困难，军费无着为理由拒绝了南方的要求。
上海和会的实现，江苏督军李纯的促成关系很大。北方总代表赴上海时，曾先到南京拜望李纯，怎知李纯在送客时竟跌了一跤，把背脊跌伤，养了十天才告痊愈。李纯为和平奔走，历时一年多，受尽了骂，吃够了苦，到和谈要开始时，还要他受切骨之痛。
至于陕西方面有没有停战呢？由于南方代表和陕西靖国军方而没有直接的联络，陕西靖国军和南方代表通消息只能用快邮寄递，唐绍仪在2月下旬所接到靖国军的报告还是1月上旬寄邮的。根据这些报告北军管金聚部由凤县攻占宝鸡，继续向凤翔进攻；陈树藩部集中武功，奉军由潼关、吊桥移向兴平、武功，刘镇华的镇嵩军则进攻盩厔；张锡元部则进攻渭南。这证明徐世昌虽然下过停战命令，但是陈树藩部阳奉阴违。而段祺瑞则继续透过参陆办公处调兵遣将。
2月25日唐绍仪因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所以向北方代表团提出严厉的质询，要求撤换反停战协议、破坏和平的陕西督军陈树藩。26日唐绍仪又接到靖国军1月中旬的报告靖国军在北军强大的攻势下，先后退出乾县、盩厔、郿县、扶风。同时北军还向凤翔、岐山、蒲城、富平进攻。南方代表团大为震动，乃宣布北方不履行停战诺言，从26日起停开正式会议，改开谈话会。同时郑重向北方声明，在北京政府未撤换陈树藩以前，不讨论其它案件。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善后协会也派出代表文鹿鸣、傅纯根到上海来向和会请愿，要求迅速撤换恶名昭彰、杀人放火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们在南北代表面前泣诉张敬尧的第七师在湖南的暴行，代表们无论南北，都为之感动。于是属于南方的湘籍代表充满了愤怒地提出撤换张敬尧的要求。
在和谈期间，北京政府正在发行“民国八年短期公债五千六百万元”，南方代表怀疑北京政府利用和谈为缓兵计，以筹措战费继续用兵，因此大为反对。
28日，北京政府提出了四个文件给上海和会，这些文件都是由于南方代表要求废止中日军事协定，所以北京把这资料提供和会参考和审查，四个文件是：
（一）中日军事协定文书。
（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三）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四）解释欧战终止日期的补充文件，这一个文件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和日本代表乙东彦签订的。根据这个文件，中日两国的军事协定，要到中日两国批准对德和约时，战争状态才算终止。
段和小徐想用战争终止日期的拖后来拒绝南方提出废止中日协定。日本人当然愿意继续中日军事协定以达到侵占中国利益的目的。
2月28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和谈的谈话会上向北方摊牌，他提出了三点质问：
（一）为什么陕西战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北军还大举向靖国军进攻？
（二）为什么参战军不取消，反而大加扩充？
（三）中日军事协定尚有附件没有看到，北京政府不但无意废止这个协定，竟反而延长了这个协定的有效期？
唐绍仪很严肃地对北方代表表示，这三项问题请北方代表在48小时以内答复，不得拖延。同日，南方代表把一个节略送给外交团。
3月2日北方代表团因为北京没有回电，无法向南方代表团答复，只好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因此上海和会遂正式宣告停会。
上海和会从2月20日到3月2日进行了11天，其中正
式会议只开过五天，双方所谈问题可以用毫无进展四个字形容。
南方代表在停会后通电全国，有云：“陕西停战与参战军停募两事，证明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谋和无诚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又说：“北京政府正发行八年公债五千六百万，向银行抵借，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一千万归参战军。此案未经国会通过，不能承认。”
北京政府接到北方代表总辞职电，乃复电慰留。3月3日徐世昌重下陕西停战命令：
“陕西兵燹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瘼，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谋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已派张瑞玑驰往，监视区分，务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
陈树藩并不遵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且得于右任亲笔书函谓：
“陈树藩密奉参陆处电文，促令进攻，故北京运陕军械，或由参陆处或由汉阳兵工厂，次第出发，络绎不绝。”
全国对和会停止都很关心，抢救和会之声四起，有些团体提出要派代表监督和会进行。
可是南北双方都指责对方应负和会停开的责任。南方指责北方无和平诚意，北方则指责南方别有用心，并举出在和会召开前南军将领林葆怿、熊克武、于右任等分别就任闽、川、陕三省督军的事实作为南方无意谋和的证据。钱能训在通电中指责南方代表不应以对待敌国的最后通牒手段来对待本国政府，并说陕西战争已停，南方代表不应该偏听于右任的一面之词。
3月12日，陕西停战监督专员张瑞玑由北京启程，前赴西安。14日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公布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北京政府认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有了交代。希望南方代表恢复和会。但是14日南方代表发表第二次宣言，认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参战借款仍在支取，参战军仍在迅速扩充，中日军事协定时效延长，这都是对和谈无诚意的证据，因此和会重开无从谈起。
上海和会期间，各国驻华公使都密切予以注意，保持审慎的关怀。当和会中断时，西方国家极为不满。3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赴公府谒徐世昌，劝告恢复和谈，徐很诚挚地答复朱尔典说：“我们都是廿年的老朋友，彼此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贵公使一定相信本人盼和的心理最切。”5日法国驻华公使柏蒲谒徐时表示两点愿望，他希望第一中国政府勿因陕西局部问题而阻碍全局，第二希望中国国内和平和世界和平同时实现。尤盼能先在欧洲和约签订前实现。
西方外交因本打算联合五国提出第二次强硬劝告，可是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借口未奉到本国政府训令，不肯参加。因此3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法国驻华公使柏蒲、意国驻华公使华雷联袂赴中国外交部谒见外交次长代理部务的陈箓，申述西方各国对中国和平的迫切愿望，劝告中国政府早日恢复上海和会，不要提出参战借款，不要将参战军投入内战。同时抗议北京政府，不应以盐税余款抵押八年公债。
这时候，段祺瑞的内外环境都很不利，他曾向徐请辞参战督办，徐又不敢贸然答应。3月6日时局的关键人物吴佩孚致电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他指出和会破裂是由于某派（指安福系）作梗，东海（徐世昌）受困，威信不行，切望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
江苏督军李纯拟定了五项具体办法望各方立即施行，俾早日恢复和谈，且据此于2月6日通电全国，电云：
“万急。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广州军府各总裁、保定曹经略使、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海陆军各司令、南京朱总代表暨代表诸公、上海唐总代表暨代表诸公、永州谭组庵两先生、衡州吴将军均鉴：近月以来，和平空气，布满全国，因善后之解决，有会议之盛举。既经中央复准，各方赞同，双方各推总代表，亦均先后分莅宁沪。惟以中央颁布停战罢兵令，广东军府亦通令停战罢兵，各省虽皆奉行，而陕、闽、鄂西等处，尚有纠葛。经多次之协商，定简捷之办法：（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止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闽省、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西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以上五条，均陈奉中央允准，电得广州军政府同意，即日双方通令，按照实行。所有陕闽等问题，指日解决，会议即可进行，知关尘念，特此布闻！”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以私函给在陕闽的陈树藩和于右任，劝两边停战，以促成和谈重开。
北京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3月30日下令劝告和会重开，措词虽极审慎，南方代表为之大哗：“议和岂能以命令行之？”北京政府又想与西南实力派的陆荣廷、唐继尧单独媾和，当然也不能成为事实。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续开和会，徐痛苦地说：“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吗？”
自3月25日起，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张瑞玑是山西人，在陕西住过很久，是旧国会议员。此次出任陕西停战监督专员，是由南方代表所建议，他于3月12日从上海动身，22日抵达西安。抵西安后被陈树藩所收买，竭力为陈辩护，说陈未进攻陕西的靖国军，因此引起了南方代表的严重不满。
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4月1日到达上海，遂使和谈谈话会于4月7日恢复，从停开到恢复已过了37天。4月9日恢复正式会议。
和谈正式恢复后，南北双方代表都同意一项意见，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于是上海和谈变成了“扃门会议”。
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完全提出来，逐一谋求解决途径。
南方的条件是：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问题。
北方的条件是：全国裁军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50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
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南方标榜护法，广州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确定“坚持维持法治”的最高原则，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南方的护法岂不变成空谈，如何能向国人交代，所以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可是安福国会已经不是段祺瑞一系的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所以尽管徐段之间对和谈有距离，有矛盾，可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当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徐答：“除了国会问题外，一切问题都可让步。”所以从表面上看，法统和法治问题是和谈的焦点。
不过，当时的南北双方都不重视“法”，南北军人所真正争的，还是权利、地盘、财富。所以国会问题并不真是和谈致命的焦点。因此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把民国6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既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是个各进五步，各退五步的两全其美方案。
李纯这方案安福系是无法接受的，在北方代表团中，有安福系分子参加，他们就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段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为之大哗。4月12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于是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去见徐，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另一方面段计划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正式开火，但是曹锟反对，曹锟借口说在天津会议，将引起外交团出面干涉，才把这个会议孕死腹中。
徐世昌、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极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
北京方面的激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谈起，向北京请示则得不到答复，在这种情形下，“扃门会议”也无可讨论，因此，从4月29日起，北方代表们只好全体称病，不出席会议，于是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一个停顿时期。
在4月9日，以林葆怿、莫荣新领衔的西南全体将领曾经发出一个军人不干政的联名电报。北京参谋总长张怀芝、陆军总长靳云鹏首先通电赞成，接着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张敬尧、田中玉等都一致响应。张作霖通电中说他拜读了这个佳电，不禁拍案叫绝。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从来未有的一次合唱。以前他们是“电战”，现在则是“电和”。军人造成民国的混乱就是干政，现在他们竟发誓赌咒说不过问政治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想在上海和会形成僵局后，企图放弃公开议和，而想暗中和西南军阀秘密议和或局部议和的花招。
5月6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的大风暴，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所以恢复了正式会议，可是会议仍毫无进展。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五）和会宣告民国6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可是南方代表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于是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8年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12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打消辞意。
龚心湛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是在夹缝中产生的。龚一向唯徐树铮马首是瞻，代理总理后，即请小徐每日到国务院处理公务，小徐又引进丁士源、梁鸿志等安福分子助龚。
龚心湛在财政总长任内曾和陆军总长靳云鹏为军饷问题吵过架，那是7年农历除夕，靳向龚索军饷300万，龚答没有，靳就拍案骂了起来，龚负气去天津，段祺瑞特别赶到天津，亲自出面劝龚回来。
段手下，徐树铮和靳云鹏都名列四大金刚。小徐结交各省军阀，手握实际军事大权，是安福系后台老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局面，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都有他的势力；可是靳云鹏也非弱者，他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因此小徐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他知道徐树铮难于驾御，因此极力拉拢靳云鹏来对付安福系。
南北和谈破裂后，西方列强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已经辞职，恢复和谈的先决条件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安福系极力反对。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主要关键，徐世昌无法接受。
8月12日，北京政府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西南非常国会立予反对，通电说：
“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是在安福系压力下同意派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因为安福系威胁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
8月23日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电云：
“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吴的漾电引起段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
“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任总代表的责任推在徐世昌身上。
8月31日吴佩孚又电龚代阁：
“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
9月4日吴曾发电为山东代表请命：
“鲁督无故而戒严，马良一日而杀三士。……山东代表赴京请愿，奈九重万里，不得申诉，露宿餐风，不遽肯去，以致触安福之怒。……伏思君主时代，人民尚有叩阍之举，而共和黑暗，竟使下情不能上达。”
同日吴又有支电复龚心湛：
“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文章大为爱国人士所称道，逼得龚代总理忿而辞职，害得他的上司虎威将军曹锟像黄鹤楼一剧中的刘玄德因赵子龙闯祸而向人作揖打拱的一样，一面电斥吴不得阻挠和议，并邀王揖唐到保定一叙，一面电国务院：“他们恨政府都是穷逼出来的，快发欠饷吧，否则空言无补。”
王揖唐本人的心理则偏重事实而不顾法理，他是段祺瑞的红人，又与徐世昌有师生关系，他说他能够完全代表北方，不负北方总代表之名，他想与西南的实力派进行直接交涉，准备以副总统的预约券再予陆荣廷，所以他不顾全国唾骂和军政府的反对，仍然准备南下包办和平。他聘前任总代表朱启钤为和议顾问，朱拒而不受，这些都是北方政界的旧作风。
王向徐世昌请示南下方针，徐说了一个“让”字。9月10日他在外交大楼邀宴政界即席发表演说：“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又通电全国：“以诚之一字与国人周旋。”王揖唐受命为南北和会的北方总代表后，虽在各方反对声中，可是笑骂由人，他却决心奔走和谈，他有真电（11日）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和会中辍，四月于兹，我酷爱和平之元首择之既慎且久，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所以保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季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夫揖唐之才之智之勇之辩，举无一堪以自信者，所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临之！”
他在发表真电这天，前往奉天访问张作霖，在此以前，曾于9月8日到保定访问曹锟。他从奉天回到北京时，收到了南北军人联合会反对他的电报，署名的有：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可是他毫不在意。
他通知上海方面，准于19日到上海，不料他却提前一日，18日就到了，不在北站下车，而在龙华车站下车，其实他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自己在扮演和平老人，自然要很光彩，但又怕遇刺，所以鬼鬼祟祟。他在龙华车站下车时，车站戒备极严。他自己率领了国会卫队40名，卫队长宣禺阶和长卢缉私统领季雨农随身不离。他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又行踪诡秘，并无一定的食宿之所。
不仅此也，他携带大批随员和50万现金，他的随员还分别替他拉拢了流氓，运动报馆，每天制造些新闻，登载些假消息。譬如说：“唐绍仪派人来商可否与之一见，被揖唐拒绝。”唐绍仪看了报大为光火，于是也还敬了一则新闻：“王揖唐派一个代表来请见，我已严词拒绝。”
除了发消息，王还捏造了许多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如：“上海形势转佳，与各方接洽颇有进步。”又报告他在上海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又伪造许多上海团体，印发了许多传单，也是吹嘘他在上海受欢迎。此公真不愧是买空卖空的专家，他并且公然在报上登载巨幅广告，吹嘘他的随员品行端正，又说如有人在外招摇撞骗，请各界注意。这一切他无非是向北京政府骗钱。这时候靳云鹏已经上台，靳想寄钱给他，向财政部商量汇款，财政部以军政费不敷甚钜，无法筹措拒之。
可是王揖唐脸皮很厚，抱着不辞不走，我行我素的态度。
哈同花园一度发生炸弹爆炸，也骇不倒他。
王揖唐在上海奔走和谈，实在非常艰苦，全国无分南北，除了安福系都反对他。不过也有一位卓越的政治人物采取独立的态度，那就是寄寓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孙发表公开谈话，主张可以和谈，不必反对某一个人，因为南北正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有对敌人才有进行和谈的必要，如果对方是一个朋友，就用不着开谈判了。因此，对于敌人所派的代表，用不着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孙同时认为，谈判不必在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上斤斤计较，以致本末倒置，把国会列为次要问题。其实恢复国会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恢复国会，则一切未经正式国会通过的卖国条约和亡国借款，都会宣布无效。孙中山检讨民国成立八年来国家弄得一团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民国初期大家都说革命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性，并且产生了一种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当时局势的空气，这种空气对革命事业十分不利，遂使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袁世凯死后，火烧汉口攻击革命军的冯国璋，以及逊清太傅徐世昌却爬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国家交到这些人手里，自然搞不出好名堂来。
南方代表在上海拒绝会见王揖诏，因此9月21日王揖唐就去谒见孙中山，请孙提示恢复和平的主要条件。孙答复王说：“首先应恢复国会。”王大为失望，他说：“如果恢复国会，岂不是等于投降。”孙朗声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武昌起义时，带兵来打革命军的，是段祺瑞，后来通电赞成共和的，也是段祺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吗。”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一则故事：当时和谈正陷危机中，北方代表之一吴鼎昌，曾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提出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也认为这个条件难得办到，其它一切都好商量。孙乃用幽默的口吻说：“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吴鼎昌请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清朝皇帝。”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笑着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逊清皇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再制造一个新皇帝统治中国。”孙最后用严肃的语气说：“上海和会是南北军阀的分赃会议，我是坚决反对的，这种分赃即使成功，我一个人也不肯和。”
王揖唐当然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中山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我就给你们一个不要国会的办法。恢复国会只是维持现状的消极办法。为了根本解决，必须打破现状，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来一次革命，建设一个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这个新中国抛弃一切武人政客和新旧国会。”王揖唐表示这个办法倒是可以商量，于是王告辞出来。
王揖唐的奔走和谈很有耐性，他似乎努力想打开和谈的僵局，无奈南方代表不承认他的代表地位，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此尽管他用尽心机去奔走，南方代表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
9月22日，王揖唐秘密地乘车到杭州，拜访浙江督军卢永祥，当晚即赶回上海，10月2日上海交涉署出面邀请南北代表在署内举行茶话会，并邀各国驻沪领事参加。这也是王揖唐的一种手法，因为找不到机会和南方代表见面，便想借这种外交茶会中见面，以给国际间一种印象，南北又恢复了和谈，同时制造一种和谈乐观的空气。
唐绍仪风闻交涉署的茶会隐含了另一种作用，即采取杯葛手段对付。也在这天的同一时间，假老靶子路自己住宅召开一个茶话会，把全体南方代表都邀请参加，以免南方代表中步调不一致。王揖唐扑了一个空，还是见不到南方代表。
10月18日，王揖唐派北方代表王克敏、李国珍备了正式函件，要求与唐绍仪面对面地接洽和谈。唐绍仪简单明了地答复说：“和谈尚未恢复，无事可商，所请会面一节，未便接纳。”
王揖唐这一来陷入了进退维谷，他所有的奔走都落空，有人把哈同花园的炸弹案，形容为他自己布置的，借以下台。由于他自10月19日起便拒见宾客。
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一道通令，欲以促成和谈：
“近迭据各方来电，促进和平，具见爱国之诚。一年以来，中央以时局危迫，谋和至切，开诚振导，几于喑口哓音，乃于西南意见殊歧，致未克及时解决，不幸而彼方变乱相寻，且有同室操戈之举。缺戦破斧，适促沦胥，蒿目艰虞，能无心痛！中央对于西南，则以其同隶中华，谊关袍泽，深冀启其觉悟，共进祥和。但本素诚，绝无成见，而对于各方，尤愿鉴彼纠纷之失，力促统一之成，戮力同心，共图匡济。诚以国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关，苟一旦未底和平，则一日处于艰险。而以目前国势而论，外交艰难，计政匮虚，民困既甚，危机四伏，尤在迅图解决，不容稍事迂回。中央惓怀大局，但可以利国家福人民者，无不黾勉图之。而所以积极擘划，共策进行，仍惟群力之是赖。各军民长官，匡时斡国，夙深倚任，所冀共体斯情，以时匡翼，庶几平成早睹，国难以纾，功在邦家，实无涯矣！奉谕特达。”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徐树铮得意西北后，被称为西北王，使得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心中很不痛快。徐树铮在段系中立了不少的大功，可是他的缺点是树大招风，时时刻刻会替段系带来许多纷扰。外蒙古撤治后，他的西北筹边使做得有声有色，北京政府内不喜欢小徐的人，都落得让他去西北发展，可是奉系领袖张作霖却老大不高兴。
张作霖早就做到东三省巡阅使，可是事实上他并未统一东三省，6年10月他曾进兵吉林，想赶走吉林督军孟恩远，孟恩远年纪比他长，资格比他老，不肯买他的帐，在他向吉林动脑筋的时候，孟即联合直系对抗他，他被迫悄然收兵，如今看到徐树铮在西北为所欲为，心中当然极不舒服。于是他电请北京政府在他的部下吴俊升或孙烈臣两人中选择一人任命为东北筹边使，以表示他的地位在筹边使之上。
在对付吉林督军孟恩远这方面，他和小徐利害却是一致的。孟恩远的女婿是陆承武，陆承武的父亲便是徐树铮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陆建章，小徐时时刻刻防备陆承武替父报仇，当然也愿意看到孟恩远垮台，既为自己除害，也可以讨好张作霖。早在他未去外蒙古以前，他就曾暗中怂恿孙烈臣率领第廿七师移驻长春，在长春设立东三省巡阅分署。下一步骤就是逐走孟恩远，取而代之。张作霖当然赞成这个计划，他嗾使吉林士绅何守仁等分别向北京政府及东三省巡阅使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等八大罪状。张自己也向北京政府控告孟恩远招兵买马，使得吉林纸币低落，民不聊生，请求撤换孟恩远，由孙烈臣取代。另一方面暗示孟恩远，叫他自己辞职，张愿意保举孟为东北边防总司令。
这时还是钱能训当国务总理，徐树铮指使龚心湛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撤换吉林督军问题，钱能训认为应该从长计划，随便更换督军，如果令出不行，岂不大大损害中央威信。
孟恩远当然不肯示弱，他下令把中东路驻军调回长春、哈尔滨一带设防，并调吉军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率兵回长春设防，指使吉林各团体通电反对更动督军，又指使吉林全体军官联名质问北京政府：有没有更动督军情事？
8年6月18日，直系的陈光远发动，由曹锟领衔，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联名通电政府，说是吉林督军问题关系外交、国防，请勿草率更调。国务院复电同意。
不过段系要拉拢张作霖，当然不便拒绝张的请求。
因此，北京政府又请出东北两位元老——赵尔巽、张锡銮，都是张作霖的恩师，请他们到关外进行调解，张作霖表示很轻松，他说：“我对孟恩远毫无私怨，不过是把吉林公民的意见转达中央而已。”
8年7月6日，北京国务会议由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提议，通过了调孟恩远为恩威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这样的人事调动也是北京政府的一番苦心，原来鲍贵卿为人比较和平，又没有兵权，把他调到吉林，可以减少刺激，可以和缓吉林军人的反抗。同时派出总统府侍从武官薛松年到长春，劝孟恩远不要反抗，承认保障他的地位和财产。张作霖也派人向高士傧示意，愿意收高为门生，以示不见外。然而高是孟恩远的外甥，舅甥关系总是亲的。
吉林方面似乎表现得很强硬，以高士傧为首，吉林的全体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更调吉林督军的命令，并限北京政府48小时内答复。
7月11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一电：
“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龚心湛同时有一封电报给孟恩远说：“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这些都是官话，因此，孟恩远也用官话答复，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说：“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他公开发表调职谈话说：“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他日必死炮火之下！”
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让吉林问题惹起兵戎，为了和缓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郭宗熙也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孟恩远因此得意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
张作霖认为北京政府太软弱，因此气得要调入关的奉军回奉对付老孟。
鲍贵卿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北京政府调孟恩远率高士傧一师及吉军一旅入关，暂驻直鲁边境，以孟恩远为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这也可算做两便的主张，地盘虽变成了张作霖的地盘，可是军队还是孟恩远的本钱。这个办法虽然是无办法中间的办法，但是高师入关要假道奉天，张作霖不肯让路，同时曹锟的直隶，不肯划出防区，也不表示欢迎。
因此鲍贵卿的办法也是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