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使言过其实，急切功名，而心思不能沉细；自觉明于万里，其实蔽于目前。其人真实何如，树铮不敢断言，惟心目中见为如此，故实不敢尽情信任……”
同时他不理国务院的指示（不许他过问蒙事），而专断地自行把这事抓过来处理。13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便明白说出他的决定：
“……然敢断言，经年累月，亦非渠（陈）所能了。盖渠判事不切，物欲蔽之，初步已蹈荆棘，纠缠不清，此时若树铮撒手不管，则立即中止耳。如此中止，听取国家损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钧电志在撤治，请坐待撤治可也。前电言定否只在三五日内，现布置已定，不烦一兵一矢，一发而中，幸之幸也。发而不中，树铮箝口结舌，息影南归，静俟陈使办结之日，敬领溺职之罪耳。”
在这期间，他不只是强夺了陈毅的交涉权，同时他也对外蒙统治者哲布尊丹巴发动攻势。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叙述各情甚详：
“昨晚活佛派人请燕，伊柬不如礼，当经拒出。另派蒙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王来请，亦经严词面数活佛之非，婉词深慰巴王之老而多劳，并告以活佛多病，死期不远，嘱其为黄教自爱，渠深领感而去。然其人颇具邱壑，亦颇谙外邦情势，撤治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语之陈使，极以为然。陈使即嘱向喇嘛一派示威，树铮言边事与兵事通，不外恩威并用四字，而用恩用威，先后彼此，颇费斟酌。以抚蒙而论，蒙性多猜，威则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结之：恐其久而易视也，然后威以折之。蒙无实力，必悚而就范；再待以恩，以结其心，则不思勾结外援，乃永无反侧矣。武侯擒纵遗法，可师其意，而稍变通之，以策久远，非仅今日计也，陈使亦以为然。此非空言所能了，必时时留意，事事经心，乃得缓缓入手耳。树铮能否自行其言，仍盼庙算枢谋，随时督诲，俾获成效。谨用陈明，伏祈核察。制树铮。元（十三）”
徐树铮施出他的混身解数，向巴特玛大施压力，其间经过曾于11月14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详载：
“活佛前最重要者四人，一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多尔济，一大沙毕商卓特巴，一绷楚克，一棍布，均最高之喇嘛，活佛惟其所左右，王公皆侧目而视。王公之赞允撤治，名为情殷内向，实与喇嘛争权，事成权归王公，政府无大便利。陈使前拟六十三条，虽不适用，确曾煞费经营，而喇嘛从中牵掣，活佛虽大开会议，皆喇嘛令王公分谤之策。盖会议时，活佛并不质询可否，但问汝辈不以为然耶！则王公什人而九高声应诺而散会矣。陈使虽欲速定，而明知喇嘛为祟，无术制之。又过听王公之请，益忤喇嘛不敢相近，牵掣愈力。此树铮所谓‘听信陈使自办，即经年累月亦不得定’也。
树铮察知此情，擒贼应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俾知依附，然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本意与陈使协同妥办，奈每与晤谈，稍及喇嘛，渠即苦口向树铮代王公求情，一若树铮与王公有深仇大恨不能相容也者，故前电有‘不敢尽情信任’之说也。自严谕岱青王绷楚克后，迭向喇嘛中人日加灌溉。又深知巴特玛因前充商卓特巴为活佛所夺，又年轻者皆封亲王，而伊只有王衔，心中亦多不平。且现任总理，手执政柄，其人又颇谙外事，可谕以利害，故专意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每于大议场中，当众极与谦下，尊以老辈，誉以清操，讽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军规之严，军容之肃，兵士放假观剧，苦乐与共，俱知军心之固，期可入我彀中。连携与谈，皆谓现公与喇嘛相持不下，非黄教之福，宜劝活佛立功自固，勿久执迷。其实活佛应否，全惟此四人是视。而四人之中，巴年最长，位最高，活佛信任较薄，故属其尽力以自托于中央，树铮亦许以全力相辅，巴甚感戴。数往谒佛，往来三数日，佛仍推宕不应，托词非待会议，既声言外交有关。昨晚遂与勒限，谓外交有中央政府在，会议无可待，活佛向来办事不待会议，今不能独待，我只责求活佛与执事两人意见，他有异言，我自当之。执事如此高年，不惮奔走，以谋黄教之安，而活佛罪恶已极，尚不肯发一言，徒令喇嘛假威福以祸王公，王公不平即久，必思报复，争乱相寻，则黄教已矣！黄教去，蒙古必如散沙，则外蒙已矣！是执事有爱外蒙爱黄教之心，而活佛持之以酿乱也。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巴又稍以俄人及蒙兵为言，意在谓如是必致惊恐地方。树铮谓即有惊恐，是昏佛使然，非我之咎。然执事至此，尚为此言，意令倾佩，真黄教之主也。渠许再往面佛力劝，更略谈其不平之事。树铮许以事定后，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与双俸。渠更约明晚再见。今晨独坐默念，万一佛再不应，安能经行拿解？当即坐罪彼四人，责以不能善辅活佛，姑作拘禁之状以恐之，再图别策，庶刚柔相济，而不损国家之威。
正自筹酌，巴忽匆匆而来，握手告语云：昨晚别后，连夜面佛，痛陈利害，继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惟言陈使偏袒王公，所拟条件，决不愿用。又前三音诺颜之死，佛之野子袭封，出自陈使指使，而彼今辄举之以为佛罪。加汗增入京，佛曾专函令谒大总统，请撤换陈使，故今日之事，佛不愿其与闻，亦不愿他喇嘛王公预其事，但由树铮与彼换交商定条件，具呈政府可矣等语，并缕举活佛恳代维持往事数件。树铮以机不可失，遂许以今夜偕其谒佛面商，决不令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巴称谢而去。临行又坚请守密，深盼定后再告他人云云。俟议定后，详电驰报。”
一四七、外蒙撤治
徐树铮一方面对巴特玛施压力，同时也准备要求政府径行明令撤销自治。他的做法完全是霸道的，因为他有兵在库伦，所以敢为所欲为。
8年11月15日是决定关键的一天，陈毅和车林交涉了十个多月而终归破裂的撤治问题，竟在这一天解决了。其间如何急转直下，可以从徐树铮给北京政府的三通电报中看出。
徐电一：“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寒（十四）日到巴特玛寓所议商条件，因仍为去喇嘛权利，树铮坚持欲定条例非简略不可，详细办法可另订办事章程，或不定条例，但由佛率众具请撤治，一切办法统待另商，或派人随树铮入京详定。渠狡展良久，逼之去谒佛。树铮寻又严词诰谕，谓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渠情状极畏惧，大约一二日内，可见定夺矣。制树铮。删（十五）”
徐电二：“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删电计达，今日巴特玛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议定先由活佛盖印，率众具呈自请撤治；一切条件办法，概从另定。饬人来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内定即办妥。树铮允以不逼，但仍须从速办结，由活佛派大员随树铮入京，觐谒大总统致贺云云。恐其夜长梦多，故必严促其速定也。仅此报呈，伏祈察核。制树铮。删二”
徐电三：“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均签：
删二陈报蒙员会议情形，并求树铮今晚不必往逼，系都护派人来告，谓蒙员托其转达。电发后，有人询巴特玛何以会议未散，匆匆先归？答云：昨徐公限定晚六时晤面，故早归待之。树铮即往晤，始悉所定办法稍有不同，都护是传闻之辞。活佛签名盖印，向无此例；由官府各部长签名盖印，声叙会议公决，活佛允准，请为代陈政府。查清室逊政，亦由太后谕内阁与民国大员交接，并非帝后自须具名。夜郎虽小，帝制自娱，佛不具名，亦于外无嫌，慨然允之，并致昨晚鲁莽歉意。其公文旦夕即定也。仅此陈明，伏乞察核。制树铮。删三”
两天后，外蒙古自治政府准备了两份自愿取消自治呈文送给都护使和筹边使，请求代转呈中国政府。
外蒙自治政府请求撤消自治的呈文，全文如下：
“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形益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之举。嗣经协定修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今人诚有可叹者也。
近来俄国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俄人既无统一之政府，自无保护条约之能力，现已不能管辖其属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结土匪，结党纠伙，迭次派人到库，催逼归从，拟行统一全蒙，独立为国，种种煽惑，形甚迫切。攘夺中国宗主权，破坏外蒙自治权，于本外蒙有害无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该布匪等以为我不服从之故，将行出兵侵疆，有恐吓强从之势。且唐努乌梁海向系外萱所属区域，始则俄之白党，强行侵占，拒击我中蒙官军，继而红党复进，以致无法办理。外蒙人民生计，向来最称薄弱，财款支绌，无力整顿，枪乏兵弱，极为困艰。中央政府虽经担任种种困难，兼负保护之责，乃振兴事业，尚未实行。现值内政外交处于危险已达极点，以故本官府窥知现时情况，召集王公喇嘛等屡开会议，讨谕前途利害安危问题，冀期进行。咸谓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意，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当将议决情形，转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业经赞成。惟期中国关于外蒙内部权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议定，则于将来振兴事务及一切规则，并于中央政府统一权，两无抵触，自与蒙情相合，人民万世庆安。于外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祷者也。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自治而订也，今既自己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利权。”
11月22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官府的请愿。令云：
“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当优为待遇，俾其享共和之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徐树铮不同于陈毅的，是他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和弱点各个击破。他在11月18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把他的权术说得非常清楚，该电全文如下：
“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巧电计蒙鉴核。外蒙撤治事，意见纠纷，久议未决，今仍不附条文，慨然而定，殊为始料所不及。查此案陈护使往复磋议，已历半载，其中烦琐诸点，参夺呈部调查案可知。而联络商谈，奔走诱说，恩李各副使劝导外路王公，功劳均不可没，枢府计已鉴及，无庸树铮代为告叙。
查王公辈首鼠两端，欲争回喇嘛已侵之利权，则一面向陈使具请，又恐为活佛所害，则一面又声言不愿撤治。喇嘛辈凭借活佛，招权纳贿逼人，恐撤治后失其所依，则蔑王公之荏弱，力盅佛听，俾担允行，而外仍饰词。自树铮到库，察知此情，遂阳与喇嘛示好，俾相信附。树铮领兵之人，又与高团连成一气，威望具矣，自为喇嘛所趋，谓可借以抵陈使而制王公也。王公辈见喇嘛有恃，愈不得不坚附陈使以自固，不虑再有涣散。树铮乃得一意搏捖喇嘛，餂之以恩，则好语绵绵；临之以威，则词棱霍霍，俾其形神颠倒，莫知何意。然后猝入本题，责以盅佛逢恶之罪，并斥王公迟回却顾，不知利害。树铮借国钺，秉督办神猷，手握重兵，恐喝无智无力之蒙人，譬扬刃以吓家儿，丈夫所羞出。徒以案久不决，国家将有损威失重之虞，遂不惜出此下策。前电布置略定，即指此而言，不图侥幸一发而中也。然非陈使操纵巧妙，即有策亦属无隙可乘；非高团军队坐镇在先，即有威亦难仓卒使成。是事功之立，全出陈使高团之力；树铮经营擘划，尽在日后，未尝注意目前，何敢引为己幸也。迭次电文稍有不满陈使者，比因院电别有感触，故有愤激之词，非与陈使有所芥蒂，统祈核谅。制树铮。巧（十八日）二”。
19日，小徐还发给国务院一个电报：
“北京国务院钧鉴：治密。删电敬悉。承奖，惭无以副。现与蒙官府商定，不用条文，先请撤治。陈恩李三使，均极赞同，前电计邀钧察。连日上陈电语，不无激烈，比因别有感触，不觉夹杂在内，钧院德量含宏，犯而不校，尤深愧谢，仍盼代陈，并抄转段督办及各部鉴及。制树铮，谏（十九）”
徐树铮的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在外蒙撤治谈判中也出了不少的力，不过他的贡献不能见于官书。据说哲布尊丹巴有一位弟媳妇是当时库伦的活跃人物，人还长得不错，由于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便颇有力量。王荫泰当时算是一个美少年，又是徐筹边使身边的红人，所以这位蒙古贵妇和王之间便传出了罗曼史，而传说徐且令王透过这位活佛的弟妇向活佛活动撤治，活佛最后同意撤治，最大的影响力还是他这位弟妇的劝告。
大功告成后，小徐要返北京复命，11月20日行前特别演剧招待蒙古官民，有电报告北京政府：
“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树铮现定明早启程还京，蒙官府多员到署送行，颇向树铮作亲切恳挚之谈。晚间邀请蒙官及各使，又各军队连长以上官佐欢宴，仍以演剧娱宾，并阁街通告，撤去卫兵，无论汉蒙商民，贵贱贫富，概许迳入。见观剧者至形拥挤，树铮当众宣言，本晚之聚，所以庆祝蒙疆撤治。久闻活佛官府及各路蒙旗，抱定此意，今竟不待商酌，决然行之，具见爱国之殷，爱蒙之切。而以送呈之责，责之鄙人，鄙人之于此事，关系极切，故庆祝尤虔。为国家及蒙疆庆，为惠临诸君庆，且为己身庆也。复致谢到此二十余日，诸荷爱勉。鄙人现在所欲考察，佐将来施设之事，均获指以南针，俾后日得循率而行，尽我棉力，是诸君之赐，不仅鄙人一身，而鄙人乃适当其冲也，是以敬谢之。诚以鄙人到此未久，而各方士夫，相遇极欢，俨同旧友，匆匆南旋，尚有走别未晤者。虽不久辄将复来，而快愉究难自示，想惠临诸君，亦有同此感者，别后当函电相讯，不能寂寞也。树铮言此，重在第一意，当蒙人之赞其自请，蒙既安心，而无论何人开放入览，计必有各国谍者混入其中，可为我国代播也。谨此陈报，统祈钧察。制树铮，哿（二十）二”
小徐是10月29日抵达库伦的，11月21日动身回北京，24日荣耀凯旋抵达北京首都。在他一生中，这是最光辉的一页成就，仅仅短短22天，他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工作。
小徐返京后，除了向北京政府报告，同时有电报告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11月24日）。孙也于二十六日回电祝贺他的成就，略云：“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
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孙中山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实则自本年七八月起，段系已逐渐和孙中山接近。因为在北方，直皖两系，正逐渐壁垒分明，而在南方，则孙久为桂系所排挤。
直桂既已联盟，则段系和孙接近，是极自然的。
梁士诒也有贺函给小徐，内云：“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云云。
11月30日，国务院会议裁撤库伦都护使署，调都护使陈毅为豫威将军，外蒙事务交由筹边使署全权处理。12月1日北京政府明令派徐树铮督办外蒙事宜。2日特派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副使为恩华、李垣。15日段祺瑞率领高级军官百余人在保和殿举行欢送大会。16日徐世昌在怀仁堂召见，命他携带七狮金印，授给哲布尊丹巴。
册封活佛的全文是：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12月27日，西北筹边使兼册封专使徐树铮抵达库伦。这次来蒙因为是册封专使，所以受到外蒙官民的热烈欢迎，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
9年元旦举行册封典礼，册封大员都从29日起，先期斋戒三日，表示重礼而尊佛，元旦这天的册封大典举行，庄严而隆重，小徐志得意满。北京政府并于这天发表明令授徐树铮勋二位。
于是徐树铮便展开他的抱负，悉心治理外蒙古，为了争取蒙人的信心，他一到蒙就命令在外蒙经商的山西人要和蒙人诚实交易。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人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规定一个时间归还，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一百头羊需要喂养，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负蒙古人。徐树铮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
同时小徐还设立边蒙银行，总经理是李祖法，发行的钞票是以骆驼队为图案。并且在可以种菜的地方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为了开发外蒙地下资源，他并特从德国聘来一位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长期的调查，以拟就开发计划。
倘若徐树铮专心一志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华和魄力，不消几年一定大有成就，可惜他志不在此，心有他属，所以不久情形又变了。
一四八、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强国垄断世界，利益分沾不匀而爆发的战争。战争结束时虽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问题的重心仍然操纵在强国手中，战胜的弱国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像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成为战胜国，可是日本亦是协约国，它却在中国领土上打德国人，占领了德国侵占的中国土地——青岛，并且扩充及山东半岛。中国要求日本归还，日本不理，于是中国遂寄希望于巴黎和会。由于巴黎和会仍受制于强国。以私利为重，不能作公正的裁决，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奋战，终告失败。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在美国国会中宣布了保障人权的十四点原则，就是：
（一）各国外交公开，禁止秘密国际协定。（二）平时与战时均尊重海洋自由。（三）撤除各国经济壁垒。（四）裁减各国军备。（五）公平解决殖民地之分配。（六）归还俄国被占之领土。（七）归还比利时被占之领土。（八）撤退法国境内盟军，解决阿尔萨斯（Alsace）及罗伦（Lorraine）问题，并归返法国。（九）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意大利边界。（十）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奥匈领域。（十一）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巴尔干各国边界，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等国的领土。（十二）土耳其自治，开放达旦尼尔海峡。（十三）恢复波兰之独立。（十四）议定宪章，组织国际联盟，保障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不论国家之大小，一律享受同等权利。
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各国公认是重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
中国决定参加巴黎和会，其目的有四：（一）收回战前德国人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可是这些权益现在已被日本以武力侵占。（二）借国际会议主持公道，取消民国4年中日条约的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租界、关税协定等。（四）结束德国、奥国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
北京政府选派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为中国代表，组成代表团，团员全部52人，其中专家17人，外籍顾问五人。五名代表中，只有陆徵祥是民国4年签订中日密约的经手人，其他代表多为新兴外交家。巴黎和会只规定中国代表二人，所以陆徵祥和顾维钧是正代表，其他三人为副代表。
巴黎和会，在当时是一件重要无比的事情，对于中国也关系重大。和会的组织大略是：
英国出席代表五人
意国出席代表五人
日本出席代表五人
比利时出席代表三人
巴西出席代表三人
塞尔维亚出席代表三人
中国出席代表二人
希腊出席代表二人
阿拉伯出席代表二人
葡萄牙出席代表二人
暹罗出席代表二人
捷克出席代表二人
波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波兰、乌拉圭各出席代表一人。
巴黎和会的正会长由法国代表团长克里孟梭担任。副会长由美国代表团长蓝辛、英国代表团长劳合乔治、意国代表团长奥兰多、日本代表团长西园寺侯爵担任。
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是最高会议，类似今天联合国大会中的安全理事会一样，这个最高会议设一个议长，由法国内阁总理克里孟梭兼任，议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相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外长毕勋、意国首相奥兰多、外相沙尼诺、日本西园侯爵和牧野男爵。
中国留欧学生曾组织团体，推派代表敦促中国代表利用巴黎和会以取消中日廿一条约。中国代表接纳留欧同学的建议，向巴黎和会最高会议递送陈述书，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中日协约及换文，议长克里孟梭答复全文如下：
“承中国代表团送来说帖两件，其一为中国要求和平会议废除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条约及换文事：其一胪列各项重要问题：如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局、撤销领事裁判权等，请和平会议提出纠正事。以上两项，业已收到。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声明：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分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嘱本议长答复如右。”
从巴黎和会组织看出和会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法、美、英、意、日五国手中，这五国后来被称为五强。所谓巴黎和会的代表大会，不过是开幕闭幕的点缀，整个和会大权完全在五大国的最高会议。五大国中的法、英、意、日四国都为自己利益打算，忽视正义和人道，威尔逊的主张，因此有曲高和寡之苦。尤其不通的是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不但不公开，而且亦不在正式会场所在地的凡尔赛宫举行，亦不在最高会议的议场所在地的巴黎外交部，而在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私邸，或美总统威尔逊，或英首相劳合乔治的巴黎临时官邸，由五巨头或三巨头闭户私议取决而已。这简直是大国强权政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民国8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在凡尔赛宫开幕，25日开第一次讲和专使总会议，提出组织国际联盟案。27日开法、美、英、意、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德国所属殖民地及东土耳其占领地的处置办法。德国所属殖民地当然包括中国的青岛。美总统威尔逊提议把所有德属殖民地与东土耳其占领地一律归国际共同管理，但法、英、义、日四国反对，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衷讨论，最后决定用委任统治制，由国际联盟组织按各殖民地文化程度及统治时间的久暂，并按各殖民地的需要，委任适当国家代为统治。这等于是五强瓜分德属殖民地。只剩下一个青岛须要讨论，因为青岛是德国向中国租借地，严格说来，并非德国的真正属地，所以27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青岛问题时，法国外交部通知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由顾维钧、王正廷出席。日本代表当时提出日本政府要求书一件，内容如下：
“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盖自欧战开始，德国以胶州湾为海军根据地，大为国际贸易航行之障害。日本为极东和平起见，根据一九一一年日英同盟条约，致最后通牒于德国，要求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不依限答复，日本乃与英国出军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自是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悉为日本占有。德国在极东军事上政治上之根据地，因以破坏。商业交通，乃得恢复无阻。日本为削除德国此种势力，牺牲不少，不能任德国势力复活，故日本对德要求，实正当而且公平云云。”
不幸中国代表对青岛问题，并未准备说明书，因此当日本提出想侵占青岛的要求后，中国代表大感狼狈，顾维钧乃起立发表声明说：青岛问题对中国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本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时间，以便提出具体的意见再行讨论。会议同意代表于次日提出详细意见再行交付讨论。
中国代表团回到团部乃以一个通晚的时间，拟就一个关于青岛问题的详细说帖，就是中国要求胶济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其他关于山东省内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提案。
中国代表团提交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说帖共分甲乙丙丁四项。甲项述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乙项述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丙项说明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丁项说明胶澳应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除甲乙两项，因系过去事实，故从略。丙丁二项节要如下：
（丙）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
一、胶州租借地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其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一八九八年租与德国，实中国迫于威力不得已而允之。德国所有在山东省内之路矿权利，即此条约之一部分。故此项权利、及租借地之归还中国，实依公认领土完整之原则，为公道之举。若仍以畀德，或转给他国，是不予中国正义公道也。
二、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昔日德人所造，今为日本所据之铁路，自青岛入该省腹地，绵亘二百五十四英里有余。该省人口三千八百万，皆志节高上，热心爱国人民，为纯粹中华人种。其语言文字，及尊奉孔教，与他省人民同。不特于国籍之原则毫无欠缺，且为备具此项原则之范围，而其志愿殷切，急欲脱离德国或他国之凌迫，尤其无疑义。
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孔孟两圣所诞生，实中国文化发源之地。为人民之圣城。崇奉孔教之文儒，每岁跋涉至此省谒圣迹于曲阜者，以数千计。全国人民之目光，胥集于此。盖中国之发展，此省之力为多，今犹然也。
四、山东人民稠密，故经济竞争，颇为剧烈。以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之人口，聚集于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六万英里之地面，谋生自非易事。盖人口之多，几与法国相埒。而面积之广，不过四分之一。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民，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削腹外，无他结果也。
五、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人民之众可增外货之畅销，矿产之饶，利于实业之发展。而胶州一湾，尤为中国北部外货输入、土货输出之第一要路。数百年来，胶州久为山东省之重要商港。该省货物，取道于十二世纪所辟之连河，而至此处，与商务最盛之潍县相联络。虽胶澳北部，为积于所塞，胶州不复临海，然青岛今为山东省之海口，地位正与胶州相同。复为新辟商务孔道，有青胶潍济铁路，以通于京津宁沪，且处于胶澳之滨，经年不冻，非天津白河之比。故此新立商场，实足以邀截中国北部全境之商务，此而植立一国势力范围，则国际工商大受其害，如欲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则非由中国人保有山东全土不可也。
六、以形势言之，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盖胶澳铁路接津浦直达北京，实为自海至京最捷之一途。此外一途，即自旅顺、大连至奉天，而达北京之铁路是也。中国政府为巩固国防计，极愿杜绝德人之盘踞青岛，今幸得英日联军驱而去之，中国深愿留此重地于自己掌握也。
七、就各方面观察，胶州租借地以及附属权利问题，其解决之法，不能有二。苟和会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独可以矫正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山东人民，对于外人侵入桑梓，常怀愤恨雪耻之心，其对于德人之侵害，固其所痛恶，即此次日本暂时占据租借地与铁路，观该省省议会商会及地方士绅之抗议，其愤恨可知也。即他省民，亦同此感。政府防范人民，使其表示反对，止于抗议，不进而为更剧烈之行动，颇非易事。可见人民痛心此问题之深矣。设不归还。则不特中国与将来掌握该租借地之国必生龃龉，而山东人民，与该国人民之冲突，必且尤甚。既与攻击青岛时宣言巩固东亚永久和平之用意，难以相容，亦与英日同盟所谓保全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与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不相符合矣。
（丁）胶州湾必须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
中国政府陈说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应完全归还中国，非疑日本向德国索得该种权利之后，将不交还中国也，且深信日本必践交还中国之约，然必注重于完全归还一节者，不过欲引人注意于此举为根本上之公道而已。
抑归还之法有二：一由德国直接归还，一由日本间接归还。而中国政府，愿取直接归还。盖取其程序简单，不致别生枝节，如一步可达到者，自较分作两步为易也。此次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荣誉之战胜，中国亦与其荣，若得德国直接归还，则中国国家甚增荣威，而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敌忾同仇，以维持正义公道之原则，从此益彰矣。
二、中国请求直接归还，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逐时所受之牺牲，与其生命财产之损失，中国政府与人民，于日本海陆军队，英勇慷慨，以助邻国之举，实深铭感。然感激虽深，中国之领土不能因他国之战争而受影响也。且日本固宣言战争之目的，在远东和平，不为德人所危害。今目的既完全达到，则虽有所牺牲，而食报亦已丰矣。
三、中国政府非不知日本四年以来，对于此项租借地及铁路等权利，处于军事占领者之地位。然徒因战事之占领，不能遂为获得土地及产业之主权也。不过暂时的办法，须经和平会议综计各国之普通利益，而追认或取消之。中国自对德奥宣战，同为参与战事之国，日本以武力强占胶州及铁路，是为侵害共同参战国之权利。
四、中国固曾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与日本订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其第一条云：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然应忆此约，与此外关于满州东内蒙之约，暨多数之换文，皆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无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本所不愿，经日本送最后通谍，限四十八小时以内，为满意之答复，始勉强允之。
然在中国政府之意，以为此不过暂时办法。最后修正之权，当在和会。因日本要求之重要条款，实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故舍最后之和平会议外，不能为满意之解决也。至最近所订关于胶济铁路，暨其他二铁路之合同，中国对之亦同一看法。
不特此也，就以上条文细审之，可见中国并未尝以德人在山东租借地与铁路暨他项权利，授与日本。按照条文意义，中国仅仅对于日本有此保证。倘将来日本向德国提出关于德国之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分，德国同意时，则中国亦与之同意而已。此种保证，自系设想中国对于欧战始终中立，不能参加战后和会而言，中国既已参加战局，则该约所设想之情形，即已根本改变，故依据事变境迁之理法，此约已不复有效。
五、尤有进者，中国对德宣战布告中，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等，一律废止。则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德国因据有租借地暨铁路以及他项权利者，当然在废止之列。而德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诸法律，即业已归还于领土之主权国。易言之，德人业已丧失其租借权，则断不能有转授他国之权。纵谓租借之约，不因战事废绝，然该约中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则德尤无转租与第三国之权无疑也。至于铁路，按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与他国之意。
有此种种理由，中国政府深信和会对于胶澳租地、胶济铁路、及德人在山东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之要求，必能认为合法公道之举。和会苟完全承认之，则中国政府人民，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自必感激于无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尤甚！则不但诸友邦维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之名实不虚，而远东之永久和平，亦借此新保证而益坚矣。
中国代表团除了提出说帖而外，并由顾维钧在会议席上表示意见。
顾维钧曰：仅关数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各位即如此尽力，至于青岛问题关系四万万人民的大问题，本全权之责任亦极重，今试述其大纲原则：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租借与德国，起因于教案问题。德国以武力要挟强请，迫不得已而为，已属世界周知之事。如就地势论之，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直达首都，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二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民即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实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本全权认为交还青岛为公正圆满之一条件，若本会舍此采用他法，则本全权不得不认为谬误。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英国不顾欧战之危急，竭力援助，以及其他与德对峙，使德无力派兵东援之各联合国，共为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留下将来纷争的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此不独为对中国的诚意，亦是对世界各国的诚意。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有和平之诚意。
牧野曰：日本之提案理由，昨日业已详述，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
威尔逊曰：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
牧野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
顾维钧曰：中国政府极愿提出。
克里孟梭曰：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
牧野曰：如本国政府许可后，必将公文提出。惟与此案有关之土地，事实上在日本手中，日本于交还前，从德国方面愿得自由处分权。至于获得胶州湾后之办法，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商定完毕。
顾维钧曰：中国对于胶济铁路事，与牧野男爵之看法不尽相同。本全权陈说中国当时并未谓日本从德国取得山东租借土地及他项权利后，不肯归还中国，日本曾向中国及世界剀切声明，不欲据为己有，我中国已深信不疑。今复闻牧野男爵在议席上之重新声明，本全权尤为欣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捷。日本代表所提出之约定办法，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当时情形，谅诸君尚能记忆，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谍，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即舍当时成立之情形而言，此项约章既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在中国视之，至多不过为临时暂行之办法，仍须由和平会议为最后之审查解决。纵令此项条约换文全属有效，而中国既向德国宣战，则情形即大有不同，根据RebusSicStautibus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当时中国虽被迫而允将来日本与德所定处置德国在山东各项权之办法，一概加以承认。然此项条件并不能使中国不得加入战局，亦不能使中国不以交战资格加入和平会议，故亦不能阻中国向德国要求将中国固有之权利直接交还中国。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设曰租借之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然该约内既有不准转交他国之明文，则德国本无转交他国之权也。
巴黎和会席上，日本没有料到中国对青岛问题如此强硬，日本处心积虑计划吞吃青岛，想不到却遭受极大的阻力，因此非常懊恼。而中国代表一点也没有因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畏缩。
中国代表王正廷在和会外对新闻记者扬言：关于1918年9月间中日密约，中国代表随时可以予以公开。王正廷所指的中日密约是在民国7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的照会，日本的照会是日本政府认为山东权利应归日本，这所谓的权利还超出了二十一条，规定胶济铁路应由中日合办，沿路警察要聘用日本人，济南、青岛均住日兵。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中国政府由章宗祥依照日本的照会“欣然同意”。所以日本出席和会代表牧野在和会席上要求最高议会应注意此一换文。外人不知此项换文内容，新闻记者当然追询内容，王正廷代表遂如此回答记者。
王正廷的谈话触怒了日本政府，8年2月2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遂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代理外长陈箓面交日本政府的抗议，全文如下：
“据在巴黎日本代表来电，在巴黎之中国代表未与日本代表接洽，竟告新闻记者，谓无论何时，可以将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之中日密约文书发表。此举违反外交惯例，颇予日本政府不快之感，且使日本不能维持相当之国际地位。兹奉本国政府训令，特请中国政府注意，并电知中国代表注意。日本政府非反对发表，但中国代表之行动手续上甚为不合。”
其实日本出席和会的代表早就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说：日本政府不反对发表这项密约。可是却借王正廷的谈话威胁中国政府，其用意是想压迫中国政府撤换几个代表，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亲日派，这场外交战很难打。
日本的抗议没有公布，可是消息已经泄漏，一时民情愤激，舆论沸腾，西南方面、上海和会、各省官吏、民间团体都电北京政府，要求勿受日本无理的恫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赴外交部质问日本抗议的内容。北京政府再三讨论之后，一方面致电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调查事实；一方面由外交部把小幡的抗议内容发布。同时声明说：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席上各顾本国之利益，是正确的主张，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应有的权利，他国绝无干涉之理由，希望世界各国均能发挥公正、自由、和正义。
日本代表被迫把1918年中日密约提交和会的最高会议，同时向新闻界发出一个声明，强词夺理，掩饰侵略行为，略云：
“日本根据日英同盟，保持东亚和平之旨，对德宣战，共费数千万战费，战死三四千人命，始得攻陷青岛。又日本舰队，游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约百二十万哩之间，保护协约国商船运送，安全通航，不为敌国潜水艇所制，此等功绩，当为列强所记忆。至日本对中国，从无领土之野心，中国为富原料之国，日本为求原料之国，惟日本欲与他国同享均等机会，开发中国之富源而止。无论对于山东、满洲，日本绝无不正当之要求云云。”
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访晤中国代理外长陈箓时，除了递送抗议书外，还提口头问题须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中国政府应该立即训令中国代表团，一切问题，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在巴黎和会提出。陈箓答称：“中国总统素极重视中日邦交，早嘱外交部电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避免使用偏激言词，贵公使所提各节，本政府自当密切注意。”小幡继续百般恫吓：“日本陆军有精兵百万，而海军也有五十万吨，现在无地用武，中日两国地在近邻，有纠纷应自家解决，不可依赖欧西列强，因为欧西列强远隔重洋，要想过问远东问题是力不从心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吗！”
小幡这番威胁口吻的谈话被美国人所办的《华北明星报》揭露，接着英国人所办的《英文导报》也著论要求日本政府撤换这个没有礼貌的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并且正式发表一个声明：遵守威尔逊总统十四项原则，决定支持中国，鼓励中国政府切勿气馁。中国朝野并表示日本竟在巴黎和会举行之际，干涉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人民对此不能容忍。
在四面楚歌声中，小幡不免情虚胆怯，吞吞吐吐地发表谈话说：他并未奉到日本政府的训令，压迫中国，他对陈箓的谈话，应由他个人负责。另方面他却埋怨陈箓，不该把他们俩人的谈话内容泄露，因为那天的谈话只有他们俩人相对，并无第三人，岂是隔墙有耳，如果不是陈箓有意泄露，这番谈话外间人是无法知道的。
北京政府在四面八方压力下，公布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可是公布内容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否认日本曾作恫吓。
全国朝野对日本的蛮横一致愤慨，美、英、法三国也谴责北京政府对日本外交的庸懦无能。
北京外交部在小幡提出抗议后，曾电令中国代表不可发表中日密约，后来受到国内外压力后，又补发一个电令，指示中国代表，对于密约发表与否？何时发表？可以斟酌客观情势就近决定。
8年2月12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公布了中日密约。
巴黎和会转入低潮，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返美，而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又遇刺，所以最高会议暂告停顿。
不过中国代表仍作各种努力，2月15日提出废止民国4年中日密约的说帖和关于山东问题说帖。3月上旬继续提出关于对德和约的说帖。4月中旬又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巨头突然缺了两位，各国又忙于起草对德和约，因此中国代表的努力，毫无结果。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8年4月中旬，欧洲和约大致上已讨论得差不多了，于是，和会重心才回到讨论山东问题上。
16日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交和会接收，俟中国将山东重要地区辟为商埠后交还中国。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三国代表也不支持美国的建议。21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仍然坚持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威尔逊提出折衷建议，拟将德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交与协约国及参战国“公平分配”，同时各国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牧野认为，如果各国愿意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亦可放弃，但山东问题必须按照日本的意图处理。
威尔逊接见牧野后，即约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国首相奥兰多举行四巨头会议，威尔逊把和日本代表接触的经过向其他三巨头报告，劳合乔治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让与国联，由国联以委任统治地的方式接收管理。
22日上午，美、英、法、意四巨头开会，意国代表因为争夺阜姆问题未达目的，忿而退出会议，于是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巴黎和会因意国代表的退出而发生了裂痕。因此，日本代表乘机强硬起来，坚决反对国联代管，宣称已奉到本国政府的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签字对德和约，必要时日本代表可以退出会议。同时，日本代表将把1917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所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公布出来。在这密约上英、法、意都默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意国首相奥兰多退出最高会议，使巴黎和会遭遇困难，因此日本的乘机敲诈竟然生效，因为大家怕日本代表也步意国后尘退出和会，则和会等于瓦解，对战后国际合作损害极大，这种情势下，中国便吃了很大的亏。
22日下午美、英、法三巨头继续最高会议，会议主题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被邀列席，由于大的形势不佳，山东问题是凶多吉少，中国代表怀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列席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致词，他就中国的要求以及和日本的争执作了一个结论，他说：
“我们参加世界战争，主要目的就要维持条约的神圣，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五日的中日协定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廿四日换文于后，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山东问题似无法变更！”
威尔逊的话只是顾及了一方面，就是尊重条约的神圣，可是很多条约都不神圣，不平等的条约是应该予以修改的！
威尔逊总统以条约神圣为理由，不肯面对现实，主持正义，这也难怪，因为条约究竟是比较可以信守的文件，可怜的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国际事务上吃够了条约的苦头。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来说，全是血腥的烙印。
当威尔逊在最高会议席上宣布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根据中日所签条约时，顾维钧代表起立发言说：
“本席对总统阁下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条约，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至于一九一八年的续约换文，是以一九一五年的条约为根据。中国政府在被迫的情形下所接受的条约，是不是应该视作神圣的条约呢？”
顾维钧年纪轻，英文好，并且仪表和谈吐都很高雅，他的话竟把威尔逊的意见驳倒，然而威尔逊立刻反驳说：
“顾代表的话并不全符事实，一九一五年中日之间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受压迫，但是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协约国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日本当时决不能再以武力恫吓中国，为什么中国在换文上却有欣然同意的字样？”
顾维钧答复说：“当时的情形也很特殊，因为日本在山东不肯撤兵，地方备受骚扰，民情异常愤激。中国政府当时为了避免激起事变，所以才承认签订这个续约。请问英法两大国和日本签署这个条约时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颇有歉意地说：“英国和日本签订密约时，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局势异常紧张，英国这时不能不依靠日本的协助，所以才签了这个密约。现在想来，当时付给日本的代价似乎高昂，不过条约已经签署，也非信守不可！”
劳合乔治的话有两点意思，其一和中国一样，英国和日本签署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是被迫的；其二英国认为纵然是被迫，为了条约是神圣的，也只有信守。
威尔逊解释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并非不愿意主持公道，无奈受了以前各项条约的拘束，因此对中国的处境帮不上忙。好在国际联盟就要成立，将来如再有强加于中国的，国联会员自有援助中国的义务。”
劳合乔治也说：“我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都抱有好感，目前因受到条约的拘束，无能为力。如果日本对中国的目的范围超过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即无支持日本的义务。如果日本今后再欺侮中国，我愿向阁下保证，英国一定给中国以支持！”
三巨头会议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表示态度，大致和劳合乔治的一样。中国代表虽经苦斗，却在“条约神圣”的题目下黯然失败，退出会场。
8年4月22日顾维钧舌战美、英、法三巨头一幕，我国首席代表陆徵祥亦有电报报告外交部：
“本日下午大会，以四领袖名义来邀出席。祥偕顾使前往。美总统、英总理、法总理均到，意总理缺席。美总统先称：‘日本代表欲将胶州问题于草约内专列一条，昨将来谒，今日上午又在四国会议中争持甚坚。现查该问题实为复杂。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等语。祥即请顾使以英文答复，大致谓：‘一九一五年之约，为日本哀的美敦书所迫而成，当时为保全东亚和平，不能不隐忍。一九一八年者，亦即根据前约而来。’等语。美总统称：‘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指山东问题换文）’顾使答以‘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闷。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以我所见，英日等各项协件，均因战事发生，当然于本会可有变更之法。’英总理称：‘英与日本协定条件之时，全国海军萃于西方，地中海东部空虚，德人复行潜艇战略，不能不仗日本援助。吾辈亦明知当时所允让日本之价，未免稍昂，然既有约在先，究不能作为废纸。此次战胜，不能谓为日本加入之力，但日本曾以实力援助战事，事实亦不可借辞没却。拟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中国于两法之中。何者为愿？’顾使详陈一切弊害。英总理又请将所询两层答复。顾使告以：‘答复以前，应先声明者，就比较而论，德国从前所得，尚无铁路上军警等权，然即使日本仅仅继承德国权利，则危险实已难名。吾为此言，慎勿误以中国尚有同情于德国是幸。’法总理称：‘此层固可虑。’顾使续称：‘中国多数人民，以为应与欧、美、日本共相提携，但未尝无一部意见，以为此项问题当由亚洲自理，应单独与日提携。若此次在会中未见有公道之主张，实为失望。’美总统称：‘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顾使又称：‘与其医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英总理又称：‘顷吾屡询两层办法，比较之中，孰为有利，原非数分钟内可以解决。吾当再与专家接洽。’美总统又称：‘当再令专家研究。’英总理并称：‘今日吾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多与中国较有感情，现为条件所拘束，殊无可如何。但使日本对于中国所求有逾于德国所得权利以外者，英国即无维持日本之义务，以后日本再有欺侮中国之举，英必愿为中国助力。’法总理称：‘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云云。遂散。查英总理所拟两法于我均为失望。美总统一方面似颇表示踌躇，苦无善法周旋。现拟一方面竭力再与英、美、法各专家接洽，一方面再竭力托美坚持。必不得已，则以全力设法使草约内不至将胶州问题专列一条，而仍浑含于德国在本境以外所有一切权利，应交由五国公同暂管之一条，惟均苦毫无把握，合先密达，乞训示。”
中国代表团于接到美、英、法三巨头对山东问题的决议案后，即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抗议文如下：
“按德人之占据山东权利，始于一八九七年，当时普鲁士武人，借口小故，强迫中国让与，显系一种侵犯手段，华人至今不忘此耻。今三大国若以此项权利，移让于日，是承认侵犯手段为正当矣。况日本在南满与蒙古东部，业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东为日所有，则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即直隶海湾之两岸，巩因其地位。且得霸据直达北京之三大路线，从此北京将为日本势力所环绕，不亦大可惧乎？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向德奥宣战，加入协约，所有中国与德奥前订各约，一律取消，然则德国权利，当然归还中国。且中国之宣战，曾经协约及公同作战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及今三大国会议，解决胶州与山东问题，反将前属于德人之权利，让给日本，由此可见大会议所让给与日本之权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纯粹之中国权利。且中国亦协约之一，并非一敌国，中国在协约中，固较懦弱，但总不能以敌国待之。抑有进者，山东为中国之圣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国人视山东为文化之发祥地，焉肯轻让于外人？至于三大国会议，既有归还中国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将该地移让与一外国，然后由该国自愿，再将该地归还原主？此种重叠手续，不知何所根据？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系根据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时，中国所以签约者，实为强权所迫，世人当忆日本提出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否则大战立见于东亚。再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乃因日本允许撤退山东内地之日兵，并取销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国所以议定如此解决者，实以英法曾于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许日本在和会席上，助其夺得德人在山东之权利。然当时此等密约，双方订结，中国并未加入。其后协约国劝中国参战，亦未曾将密约内容，预先通告。及中国于加入协约之后，直至今日战争了结，和约告成，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与抵偿品，其何以堪？或曰大会议之认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国际同盟也，中国岂不知为此而有牺牲？但中有不能已于言者，大会何以不令一强固之日本，放弃其要求（其要求之起点，乃为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软弱之中国牺牲其主权？代表等敢言曰：此种解决方法，不论何方面提出，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当意大利为阜姆决裂，大会议且为之坚持到底，然则中国之提出山东问题，各大国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
民国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参加了巴黎和会后返国，他是充满理想而来，却带着无限失望而返，当时美国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巴黎和会的声浪，果然，后来美国国会否决批准巴黎和约，同时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因此美国便退出了国际事务的过问。当时的国际情势显示：
（一）巴黎和会失败了，如果没有再一次国际会议，国际间便形成了僵局，势必使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二）美国在国际间陷于孤立，尤其是因为美国反对日本在中国的独占性和优先性。因此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敌人。美日不免一战的呼声忽然盛炽。
（三）日本在东南亚崛起，是有赖于英日同盟之赐，英日第三次同盟应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期满，日本派皇太子裕仁到英国访问，主要就是为了活动日英继续同盟，当时英国为了要保全其在中国和印度既得利益，所以乐于接受。可是美国却强烈反对，而英国各殖民地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日本对立，所以反对继续这个联盟。
（四）日本在欧战期间，乘列强无力东顾，所以一心想吞吃中国大陆，同时破坏中国独立与机会均等，战后利用巴黎和会，取得山东半岛的优惠，导致了国际紧张和不安，如果不能妥善调整，势必会导致新的战争。
（五）由于互不信任，美、英、日三国便开始了海军竞赛。
（六）美国跃登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改善了世界情势和旧的国际关系，美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负债国（欠欧洲国家卅六亿美元），变成了战后的债权国（欧洲国家欠美国一百六十八亿二千万美元）。
一五○、“五四”爱国运动
民国8年4月1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留日学生数10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情势严重，不久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人丛中有人大呼：
“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更体味到日本欺侮中国种种，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是首先发难的，他们发出一通声讨卖国贼电，全文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4月下旬，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所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要求“废除军阀”、“打破列强势力范围”、“实行言论自由”。
北京的大学生们纷纷集议，发动救国运动，反对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由北京大学为主体。原来自袁世凯接受日本廿一条以后，每年5月7日各界都举行国耻纪念，这一年也预定在天安门大示威。迨获知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乃迫不及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5月3日下午7时假北大法科礼堂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会中群情激动，当场决议办法四项：
（一）联合全国各界力争拒斥巴黎和会的决定；
（二）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界，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大示威；
（四）决定在第二天（星期日，即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场中发言的学生，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慷慨激昂，最高潮是法科学生谢绍敏在讲台上咬破手指，扯碎衣襟，用手指上的鲜血写成“还我青岛”四个大血字，鲜血映在白色的衣襟上，赫然夺目。台上台下的与会同学一片掌声，并高呼万岁，悲壮激昂，令人感奋。
会后，学生主持人连夜印制传单，并通知北京的其他学校，约定于4日上午邀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场，共商游行示威细节。
5月4日清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代表齐集法政专门学校的大礼堂。当场议定集会办法，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向外国使馆请愿，如何在曹汝霖官邸示威，并赶制数十面的小白旗，上书：“取消廿一条”、“誓死力争”、“保卫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出来。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奔赴天安门，天安门桥南已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书联语是：
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北京政府派出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学生们解散，学生置之不理。2时30分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中，由天安门出发游行示威。
从天安门出发的学生，散发两种文件，第一项是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挤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洲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廿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存之！”
第二种是传单，用油印的，由游行学生的干事们沿途散发，传单全文是：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出发时，教育部派出干事人员赶来劝阻，劝学生们把要求提出，由教育部代向政府请求，可是学生们当场拒绝，整队前往东交民巷，要向各国驻华公使请愿，教育部代表劝阻无效，警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亦无效果。
游行的队伍接照计划，浩浩荡荡地径往东交民巷前进。
5月4日是星期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都休假，当学生们拥入东交民巷后，等于是扑一个空。游行队伍首先到了美国公使馆，推出罗家伦等四位代表进谒美国公使，美国使馆没有办事的人，代表们只得将抗议书留下，其他各国亦均无人，也只好留下抗议书。游行队伍本想通过东交民巷，但被拦阻，乃改由东向北，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径赴东城赵家楼，直奔曹汝霖官邸。
曹家这时大门紧闭，门外有警察环守，于是激怒了学生们，大家鼓噪起来，不分皂白，冲到门口，有的大叫“打倒卖国贼”，有的则和警察斗殴，有的则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即用石块击碎，穿窗而入，打开大门，学生群遂蜂拥而入，进至大厅。这时曹宅内除曹汝霖本人外，尚有章宗祥和丁士源，丁是参战督办处的军法处长。
章宗祥夫妇由日本返国述职，其妻陈氏因离日时受了学生们侮辱，故抵天津后不肯赴北京，章遂一人入京，寄寓总布胡同魏家，5月4日这天应故人董康之约作赏花会，乃赴法源寺董宅午餐。下午因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访问曹汝霖，中江丑吉和丁士源、章宗祥都很熟，故约丁、章一块在曹家晤谈。他们晤谈时，学生已集合在天安门，却未料到学生们打倒曹宅来。当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叫嚷时，章宗祥以为学生们的目标是曹，与自己无关，所以很镇静，且劝曹暂避，由他们客人来应付，不料学生们找不到曹，却拿章来做出气包。
学生们本是找曹汝霖的，找不到，却见到了章宗祥，顿时满腔怒气集中到章的身上，大喊：“这个就是章宗祥”，“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不要让他跑了！”打！打！打！顿时不由分说就把章围在核心，拳足交加，打得章宗祥头破血流。丁士源看情形不对，就溜之大吉。恰巧这时中江丑吉抵达，中江丑吉却用自己做盾牌，拼力救护章宗祥，学生们只打卖国贼，对日本人，或者不是亲日派都一概不问，同时并没有意思要把章打死，所以中江丑吉遂救出了章宗祥。其他入屋的学生则在偌大一座美仑美奂的曹公馆搜索曹汝霖，可是曹已乘乱越墙逃脱。只留下曹氏小妾一人及内眷数人战栗在内房。
学生们找不到曹，遂把曹家的家具随手捣毁。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获知学生们冲破曹宅，乃率领警官赶到，把曹家内眷接出，送至东交民巷的陆宗舆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是三大亲日祸首，这时陆宗舆虽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但他原任汇业银行经理，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股，借外人保护，陆宗舆幸逃过这一关。
章宗祥由中江丑吉掩护，踉踉跄跄地逃出曹家后门，找到一辆骡车前往日华医院。曹汝霖则已逃往六国饭店。因跳墙腿受伤，遂移居日本同仁医院。
学生们退出曹宅时，曹宅已经起火，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方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罢课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滑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逢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人，即由该厅送交法庭，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有电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