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寒电，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徐世昌）为调人领袖。这个电报得到苏军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的响应。这是曹锟、李纯两个支系的直系军人大合唱，是新主和派和旧主和派合流的一种趋势。
9月26日，湖南战场上的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联名发出寝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这个电报将北京政府与军政府平列在前面，是吴佩孚所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打出去的。这是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对段祺瑞来说，像是地震，像是火山爆发。以前虽有北方军人主和的议论，可是却不是南北军人联合在一起的行动。现在吴佩孚唱出的“和平戏”，却是全面的，共同的。这个通电到达北京时，安福系的分子慌作一团，他们嚷着说：“吴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而是北方将领背叛、通敌、降敌的问题。他要以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但他的左右劝他忍耐，因为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而吴佩孚现在是常胜将军，不会被吓倒的。
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张敬尧的兄弟）反对，因此不提付讨论。众议院议员贺得霖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只能交付审查而无下文。
曹锟在保定，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政治攻势搞得目眩五色，置身无地。因为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为什么竟没有半点影响力和约束力，所以他很难自解的。
9月30日曹锟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告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态度：“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须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9月30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寝电。随后北洋军人纷纷起而作应声虫，倪嗣冲斥为“谬谈法律，破坏大局”。杨善德斥为“曲说乱真，逞以欺世”。阎锡山斥为“妄谈法律，徒逞私见”。长江二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张敬尧因为在长沙，对吴不敢过分指责，只说：“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
至于张作霖，他早于9月8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地位在北方各省督军之上。他于10月2日发表冬电说：
“前当谭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将刘鸿恩晋谒大总统请示方略，奉论张督若有一师相助，即当从事讨伐。迨长岳沦陷，作霖复派刘少将依前晋谒，奉论如初。曹经略使之南往，亦奉大总统明令，复由大总统颁布气死、羞死之通电。是政府之主战政策，作霖与各省同志一致赞成，均系服从大总统者。……其他依法选举两院议员，依法选举大总统，亦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则曰不完全，再则曰非真正民意。所谓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乱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仅无暴动分子耳！……近闻有人因国会已成，大局渐定，急思设法破坏，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辇金四出运动，淆乱视听，破坏国家。此等佥壬，是真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作霖正拟查访明确，联合同志，呈请元首依法惩办，以谢国人。”
10月3日以谭浩明、吴佩孚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表讲电，对驳斥寝电者予以驳斥。讲电说：
“驻湘双方各军，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同谋息争御侮。自六月廿五日停战，迄今已四阅月。师长等屡请中央频布罢战明令，而合肥（指段）斥西南无诚意。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再拟通电，征求西南同意，于寝日联名拍发，可见西南谋和诚意，信而有征。乃合肥仍不加察，谓为莠言惑众，破坏大局。夫和则全国一家，战则南北分裂，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战乎？……如云国会非由强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选送议员而任意指派？如云选举合法，何以九月鱼日合肥劝徐就职通电，除却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且将强东海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纵使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窃恐东海未必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纵使东海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而军民各界不肯甘心为不完全之中国人也。……总之，正义所在，是非自有公论。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非强造者所能假托，非强词者所能狡辩，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
段祺瑞对吴佩孚的憎怒到了极点，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吴佩孚所据有的形势已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段为了投鼠忌器，又不能对他采取过分的行动，于是只好再回过头来拉曹锟。自徐树铮私下答应支持曹锟为副总统后，由于吴佩孚的行动，段早否定了曹的副总统，现在为了缓和吴佩孚，于是又旧话重提，支持曹锟为副总统，以交换吴佩孚不要再反对安福国会，割断吴和西南方面“合唱”和平的论调。于是，段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前往保定，向曹锟说明，即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将以曹锟为唯一候选人。又派国务院秘书曾云沛前往奉天去见张作霖，劝他顾全大局，同意曹锟为副总统。同时授意安福国会，不要再提关于惩办吴佩孚的一切动议。
曹锟在保定颇有两面作人难之苦。北方皖系对他误解甚深，而吴佩孚又不听话，他认为副总统已没有希望。怎知段的代表吴炳湘却带来了好消息，他真是喜出望外，马上派曹锐到北京进行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同时派另一位兄弟曹钧到奉天拉拢张作霖。
10月3日安福系的国会议员举行茶会讨论选举副总统问题，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宣读了段祺瑞向国会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信，内云：
“燕孙、一堂议长执事：比者副总统选举，诸君应有一致之主张，祺瑞与安福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举所知，以备参考。曹经略使督战湘中，功绩昭然，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能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区区一得，尚希鉴察及之。专此敬颂议祉。段祺瑞拜上。”
王还补充说：“芝老功成不居，推贤选能，他的人格何等可钦，我们应该顺从他的意旨。”
在这茶会上大家决定于10月9行进行选举副总统。10月6日安福俱乐部举行干事会议，段命徐树铮出席，说明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原因。但是，安福系议员认为他们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已经尽了义务，现在选副总统不能再尽义务。换句话说，如果要他们投这神圣的一票就要有代价，而曹锟又不肯出钱，他认为北京政府还欠他的军费。这一来，就苦了王揖唐，经过他的奔走，决定由北京政府付还曹锟军费150万元，用这笔钱移作副总统的运动费，规定每张票2000元，当晚签发支票。
曹锟认为天下事已定，自己做副总统的美梦立刻就要实现，他盼望10月9日早些到来，不料当这天两院议员举行副总统选举的联合会时，议长梁士诒正在主席台上等待到达法定人数进行投票。可是出席的议员却是小猫三两只，稀稀落落，一点也不踊跃。秘书处打电话四方去催，也不见来，上午的会就流产了。下午继续开会，到的人仍很少，王揖唐建议一方面把议会大门关起来，只许进不许出，一方面派军警四出拉人，以凑足法定人数。他的建议才一宣布，就看见坐在议席上的议员纷纷夺门而出，拉的人还没有来，已来的又走了大半。
于是副总统的选举又流产了。
皖系虽然由徐树铮一手组成了安福系的国会，可是就在选出徐世昌为总统后，这个“段记的安福国会”却起了变化。因为研究系是不与安福系合作的，研究系在10月8日开了一次会，决定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反对选曹锟，如果段系一定要选曹锟，研究系就以不出席为抵制。不过研究系议员人数很少，在国会中无足轻重。但另一个素与安福系合作的旧交通系议员人数却不少，他们竟也和研究系采取同一立场，不出席选举会，于是选举副总统的大会就因不足法定人员而流产。
10月9日，选举副总统大会进行的下午，旧交通系议员有50余人到万牲园参加周自齐出面邀请的游园会，没有工夫参加选举。安福系在选举会中集中向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不得已只好写一个便条，交给刘恩格、杜持、王印川乘坐汽车到万牲园，想把这些游园的议员请回去投票，可是这些议员们却故作闲情逸致，拒绝离开万牲园。这时王揖唐也赶了来，他坐了一部大汽车，死拉活扯，才拉了八位议员。
议员们对投票冷淡的另一原因是因为看见报载，曹锟以10万元纳刘喜奎为“簉室”，甚为寒心，认为一个刘喜奎要值50个议员的身价，因此都骂曹锟悭吝。可是曹也有他的道理，他想你们选我来保你们的江山，还要我掏腰包，太不公平了。选徐时，一切活动费是在借款项下开支，选我的运动费却要我在我的军费中开支，更不公道，何况我已汇过80万，不能再拿钱了。
10月9日选举副总统会流产后，又定10月16日继续选举。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的杯葛，与徐世昌态度有关，于是他邀梁士诒一同去见徐，请徐表示一个明朗态度，可是徐说：“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
10月14日，周自齐又邀了一批议员到天津去，把自己在英租界球场29号私邸让出来作议员总招待所，另在四家天津著名的旅馆分设四个招待所，议员们陆续到天津的，约有140余人，他们饮酒看花，征逐花草，及时行乐，意兴盎然。当他们兴尽后，乃开了一次谈话会，准备联名推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两项建议。而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也在北平正式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
副总统选举流产显露了几点：第一，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本来互相敌对，可是到了反对曹锟为副总统问题时，两个政客集团却合流了。第二，旧交通系自张勋复辟时即依附段祺瑞，现在旧交通系却和安福系分道扬镳，显示出旧交通系一面倒向徐世昌，而徐世昌在总统当选后即和段祺瑞分了家。第三，安福系也不全听段的话。
段的安福系政治任务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拥徐去冯，此外一无收获。
10月15日王揖唐派安福系“大将”议员克希克图偕同八名孔武有力的议员，乘坐专车到天津来绑议员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邸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开到天津的新火车站，等待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一行分乘四部汽车，先到四家招待议员住的旅馆中去找“逃兵”，可是四批都扑了个空，在四家旅馆中，一个议员也没有找到，问旅馆中人可知他们去了哪里？旅馆中人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四批人都集中在一块，克希克图再下命令，直奔英租界球场29号周自齐寓，结果也一样扑了个空。他们带着失望的心情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寻找，果然在马路上碰到一位议员在百货公司买东西，于是一把扭住他，软骗硬逼，终于打听出周自齐正在南市妓院内吃花酒，这位议员因为怕太太，不敢进妓院，溜了出来在马路上漫游，不料被克希克图等抓到。
于是克希克图集中人马，直奔南市妓院，这些议员们“倚红偎翠”，正在温柔乡中享受。克希克图率领孔武有力的议员以及雄赳赳气昂昂的打手冲进妓院，这时已是15日深夜3点半钟，他们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说奉了王议长命，请各位上车，就像拉小鸡一样，死拉活扯，被绑票的议员则乱嚷乱叫，天津警察误会为真的发生了绑票，喝令停车检查，直到押车的议员缴验议员证章，才让车子开行。
被绑票的议员们要求先回旅馆拿行李，也不被绑架的议员允许，一个个送上火车，火车已升火待发，议员们一上火车车就开了，可是因为黑夜漫漫，很多议员在火车站混乱中溜脱，有些议员到了北京车站，躲到厕所间不出来，仍乘原班火车回到天津。
10月16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车多辆，分途去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派出武装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可是如此绑票和拉人，到会的议员仍然是少得可怜，这一幕副总统选举仍然流产。
安福系还想对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有徐世昌做后台，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非常强硬，他表示如果安福系仍然强压和不择手段进行副总统的选举，他就辞了参议院议长以为杯葛。安福系不愿事情闹得太大，就去请示段祺瑞，段认为对曹的竞选副总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既然人力不能挽回，但求于心无愧，乃决定不再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选举。
安福系领袖王揖唐觉得自己很丢面孔，就托病到汤山休养。曹锟也觉太扫兴，亦在保定称病。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曾下令授给曹锟一等大绥嘉禾章，曹锟予以拒绝。原来是总统府铨叙局摆了乌龙，没有查明曹早已得过这种勋章而再颁一次，为了补救这次错误，徐就改授曹以九狮纽宝光金刀一柄，刀上嵌有钻石三颗，珍珠九颗，软钢制造，可以伸展自如。
10月7日，下台的冯国璋通电陈述代理总统一年种种，以及时局现象，电云：
“督军省长各省议会各商会教育会各报馆暨林下诸先生公鉴：国璋代理期满，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为个人计，法理尚属无亏，为国家计，寸心不能无愧。兹将代理一年中经过情形，及时局现象，通告国人，以期最后和平之解决。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职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地方则数省糜烂，军队则遍野伤亡。糜烂者国家之元气，伤亡者国家之劲旅。而且军纪不振，土匪横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以此言之，国璋固不能无罪于苍生。而南北诸大要人，皆以意见争持，亦难逃世之公论。吾辈争持意见，国民实受其殃。现在全国人民厌乱，将士灰心，财政根本空虚，军实家储罄尽，长此因循不决，亦不过彼此相持，纷扰日甚。臂诸兄弟诉讼，倾家荡产，结果毫无。即参战以后，吾国人工物产之足以协助友邦者，亦因内乱故而无暇及此。欧战终局，我国之地位如何？双方如不及早回头，推诚让步，恐以后争无可争，微特言战而战无可言，护法而亦无法可护。国璋仔肩虽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职权已解，国民之义务仍存。各省区文武长官，前敌诸将领，暨各界诸大君子，如以国璋之言为不谬，群起建议，挽救危亡，趁此全国人心希望统一之时，前敌军队观望停顿之候，应天顺人，一唱百和。国璋不死，誓必始终如一，维持公道。且明知所言无益，意外堪虞，但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国璋只知有国，不计身家，不患我谋之不臧，但患吾诚之未至，亦明知继任者虽极贤智，撑拄为难，不得不通告全国人民，各本天良，以图善后。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电表明心迹，绝非有意争论短长，临去之躬，决无势力，一心为国不知其他。倘天心人意，尚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国璋一生愿望，早已过量，绝无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诸祈公鉴！”
10月9日广东军政府通告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务，10日发出通电云：
“军兴以来，军政府及护法各省各军，对内对外，迭经宣言其护法之职志，惟在完全恢复《约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国会之乱命，以求真正之共和，为根本之解决，庶使人知所警惕。此后以暴力蹂躏法律之事无自发生，民国国基乃臻巩固。至是希望和平，一切依法办理之心，尤为国人所共闻共见。军政府及前敌将领，屡次通电，可复按也。及北京非法伪国会选举伪总统，本军政府于事前既通电声明非法选举无论选出何人，均不承认。事后又曾电徐世昌，劝其遵守《约法》，勿为人愚。乃闻徐氏已就伪总统。事果属实，何殊破坏国宪！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觉悟，勿摇国本而自陷于危。本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护法戡乱，固责无旁贷也。特此布告，咸使闻知。”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湖南前线的北军，包括了北洋军的各军系，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皖军等，还有张敬尧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可是在正前面和南军对磊的，则是直军，直军的统帅是吴佩孚，因此湖南和战之局的锁匙是操在吴佩孚手中。
在南军方面，桂系对湖南已没有兴趣，不愿为湖南而和北军拼死战争，又对湘军总司令程潜不放心。因此这期间的桂系，对谭延闿是表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赞成他回到湖南接收湘军的统帅权。谭延闿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一直和桂系保持联系，7年4月12日他由上海到广州，14日动身到广西，19日在武鸣会见了陆荣廷。
谭、吴之间的桥梁是张其锽。张字子武，原籍广西，和谭是同榜进士，民国元年先后做过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长。张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而吴佩孚也懂卜算，两人都长于诗文，精于星相，因此一见如故。
5月25日，湘军代表和直军代表在耒阳公平垆王壮武祠举行谈判，6月15日成立了停战协定，从此湖南便没有战事。
通过湘军的关系，桂系和吴佩孚也有了联系。
7月13日，吴佩孚派员参加了衡阳各界人士所举行的罢兵息争大会，并且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吴佩孚公然与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这是南北战争期间的重大变化。
谭延闿于7月间回到柳州，重任西南方面的湖南督军。
湖南战场既如上述，广东战场也起了变化。6月间，粤军继续占领龙岩、龙溪，厦门大为震动，援粤军总司令张怀芝因为副总司令吴佩孚主和，他变成孤立无援，手下没有直军，所能指挥的，只是些在湘东吃过大败仗的残兵败将，因此，所谓的“援粤”——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第五期作战计划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天津会议中继续对南方用兵的决议，便在不声不响中完结。
7年10月23日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亦电西南方面岑春煊等呼吁和平，电云：
“比者四方不靖，兵祸相寻，苦我人民，劳我将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国力既殚，纷争未息，政治搁滞，百业凋零，仅就对内而言，已岌岌不可终日，况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夫欧西战祸，谊切同仇，犹复尊重和平，致其劝告，矧均属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系，休戚与同，岂忍以是非意见之争，贻离析分崩之患？试念战祸蔓延，穷年累月，凋残者皆我之国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伤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有识所痛。推其所至，适足以摧伤国脉，自蹙生机。当兹国步艰难，一发千钧，再事迁延，噬脐何及？迩者东海膺选，首倡和平，能训等谬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诚捆，敬告群公，倘念民困已深，国家为重，不遗愚陋，相与筹维。各该省一切军政、财政及用人诸端，无妨开诚布公，从容商榷。善后办法，更仆难详，大要在收束军队，励行民治，以劳来安集之政，收清净宁一之功，俾国脉渐苏，民生日厚。若法律问题，虽为当日争端所系，第是丹非素，剖决綦难，以今日外交吃紧，若舍事实而争言法理，势必旷日持久，治丝益棼。陆沉之忧，悬于眉睫，谓宜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凡兹愚虑，悉出真诚。诸公爱国夙殷，审时尤切，虑难匡济，当有同心。尚冀示我周行，俾资商洽！引领南望，翘伫德音！”
7年10月24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下令尊重和平。令曰：
“吾国此次加入欧战，对德奥宣战，原为维持人道，拥护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达此的，必当合国人全力动助，协商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
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胥关公议，犹且佳兵为戒，倡议息争；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本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十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对待国人，而诚意所施，或难尽喻。长岳前事，可为借鉴。故虞诈要当两泯，防范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当力图绥定。兹值列强偃武之初，正属吾国肇新之会，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挈，尤必粹国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张实业，以应时势而赴时机。及兹黾勉干济，犹虑后时，岂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贻破斧缺罥之痛？况兵事纠纷，四方耗斁，庶政搁滞，百业凋残，任举一端，已有不可终日之势，即无对外关系，讵能长此搘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图，共销兵革，先以图国家之元气，次以图政策之推行，民国前途，庶几有豸！（下略）”
徐世昌和西南方面透过梁士诒暗通款曲，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大总统地位能获得西南方面的承认。西南方面对于大徐无所好恶，不一定喜欢他，也不憎恶他，西南在反徐问题上不是反对徐世昌，而是反对徐成为段祺瑞的傀儡，后来段已决定下台，徐又大作和平试探，自不必过于反对。不过对徐也有很多考虑，徐是个文人，不似冯有直系武力作基础，因此他没有本钱来和皖系对抗。同时在西南看来，徐的总统是由安福国会所产生，安福国会是西南所坚决反对的，因此对徐的总统地位有难以承认的因素。西南认为当前中国，徐亦不失为一个适宜的总统人选，但希望徐能先促成南北和平，在和谈中解决国会问题。国会问题解决，全国统一，再由另一种方式选举徐为总统。西南方面认为这种主张不是对人而是对法，是个法的争执。
在徐世昌来说，他要先做了总统再来促成和平，这就是他和西南方面不一致的根本因素。老实说，除非有大智大仁大勇如孙中山，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种胸襟和德操，放弃现成总统不做而去期待渺不可知的将来。同时，在事实方面言，徐世昌身在皖系势力范围内，也不可能不就总统而先担任南北间的调人。
徐世昌就职前，西南的非常国会特于徐世昌就职的前一天开两院联合会，决定方针，暂委托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总统选举，从缓举行。
徐世昌就任总统不久，曹锟等电呈：“张勋坐镇徐淮，功足抵罪，应准免予缉究。”张勋策动复辟，颠覆民国，恢复满清，就是背叛民国，这种大罪，公然可以翻案免究，也是北洋军阀才能作这样的文章了。张勋自以为和南方的陆荣廷有交情，想在南北和谈中插一脚，毛遂自荐做一个调人。10月25日他到总统府谒徐，徐挡驾不见。他回到荷兰公使馆，北京的要人们纷纷来见他，他也“端”了起来，一律挡驾不见。最有趣的是江西省长戚扬和他的一段渊源，在黎元洪总统时代，戚被江西省议会弹劾，国会通过查办案，赖张勋一言而幸免。戚给张电报说：“此恩永世不敢忘。”后来复辟事启，戚始而迎合抄录寄还，且附以十字按语：“今年之我，仍是去年之我。”张勋固然胡闹，戚扬尤其下流。
倪嗣冲这时也不安于位，他手下有一个镇守使马联甲正觊觎督军宝座，使他颇伤脑筋。至于张怀芝，他的山东督军一职早由张树元代理，山东全省商人竟联名呈文总统府，宣布他治鲁的罪状，这当然有张树元作后盾，张怀芝也明白自己想回山东是不可能了，便转过来想当陆军总长，徐世昌因为他不认识字，所以不予考虑。还有福建督军李厚基，民国2年他以一个团长地位，随刘冠雄到福建，赶走了闽督孙道仁，一步一步地由旅长而镇守使，由镇守使而督军兼省长。他参加对南用兵，派臧致平、唐国谟两部攻粤，不料闽军竟被粤军击败，还引来了粤军陈炯明和方声涛两部的反攻，攻入了永定、上杭一带。
10月29日卸任总统冯国璋回河间原籍扫墓，便道赴保定访曹锟，一面伫待由湖北北上的王占元。
11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吴新田为岳阳镇守使。
当徐世昌就任总统后，10月13日美总统威尔逊向徐致贺，电文中附带提出一项劝告：“中国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到维持正义之目的。贵大总统就任，更应和衷共济，统一南北，则于国际事务中可占其应有之地位。”徐复电说：“本大总统当选之日，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理，以达此原定之目的。”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甫返国述职后到北京回任，即于10月18日，作为徐就任总统后的首次谒见，在谈话中也非正式地提出了南北和平的劝告。徐表示中国必需实现和平统一，不过中国实现统一后，就需要大量裁减军队，希望美国在道义上支持，在财政上协助。芮恩施答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必会予以同情之考虑。
早在7年6月间，美国就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改组五国银行团，加入美国，退出俄、德两国，由新的四个银行团向中国进行交涉，延长币制借款期限，帮助中国政府整理财政，裁减军队。8月30日又联合英、法两国公使抗议中国利用日本资金发行金币券，美国这期间的对华政策，已开始了击破日本包办对中国的投资，而用国际投资来抵制。
徐世昌为了配合国内外的形势，乃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政党，梁网罗了许多名流，先成立了一个“和平促进会”，非安福系的议员108人都参加了，其中包括研究系。安福系的机关报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不念安福系一手捧他做总统的大恩。
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王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等24人，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这个新政党是各党派的大结合，包括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拥护黎元洪、冯国璋的人士，甚至安福分子王祖同也被吸收，只缺少一个梁启超。梁也宣言，结束他个人的政治活动，“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
和平期成会组成时，梁士诒的和平促进会就宣告结束，以避免双胞案，因梁的和平促进会受到主战派和安福系的共同攻击，徐世昌这时并不愿和段祺瑞正式决裂，所以和平期成会成立后，梁就结束了和平促进会，事实上旧交通系的人物已全部加入了和平期成会。
熊希龄一再声明，和平期成会这个组织没有政治意味，不受任何方面利用，然而和平运动根本就是一种政治运动，不受利用是做不到的。
和平期成会的声势不小，它竟在广州成立了分会，并且受到了桂系的支持，岑春煊、陆荣廷等都通电响应和平期成会的主张，桂系想借这个组织和北方取得间接的联系。
和平既然成为南北一致的要求，因此具体的实现步骤便是先选定和谈的地点。总统府美国顾问伟罗门向徐世昌建议，由南北国会选派同等数目的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并选南方领袖一人为副总统，宪法告成后，这个临时国会和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新宪法，改选新国会。这应该是很公平的一个解决时局，又顾及到事实的办法。
徐世昌觉得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需先把北方军人们的意见沟通，免得将来意见分歧。所以他决定召集北方各省军人到北京来举行一次大规模会议，解决南北和平问题，裁军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扣留国税问题。他叫财政部编制了财政收支月季表，分交各省参考，让各省军阀了解军费开支过大，收支无法平衡，借以使他们赞成裁兵。
这位老狐狸大徐，却害怕小徐（徐树铮）捣蛋，因此他于11月3日加徐树铮陆军上将衔，4日派他赴日本观操，这时小徐是段参战督办的参谋长，并兼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
徐世昌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前任冯国璋所努力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样，要取决于各省军阀，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色。徐认为自己不同于黎元洪或冯国璋的，是现在的和平工作，有国际背景在后面支持，因此他相信可以克服反对力量。
11月上旬，张作霖、陈光远、孟恩远、赵倜、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先后应召到了北京。随后王占元和阎锡山也到了，其他没有赶到的则派代表出席。这是北京的督军会议，也是自有督军会议以来，出席督军最多的一次。更难得的是长江三督中，陈光远和王占元都亲自出席，李纯则派代表参加，这都是空前的。可是却缺了一个更重要的大督军，就是曹锟，他因为副总统没有当选，赌气不肯前来，徐世昌则一再电催，一定要等他来后才开会，在千呼万唤之后，他于11月14日在情不可却中赶到北京。
11月15日，北京的督军会议在总统府集灵囿四照堂举行。段祺瑞也应邀参加。参加会议的，除八个督军外，还有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省代表，府秘书长，全体阁员以及参战督办处代表二人合共出席23人。
皖系军人曾在会议前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个条件——“和平我们不反对，只反对梁士诒一手包办和平。”
会议开始，徐世昌在简短的开会词后即请段祺瑞表示意见，段说自己已经下野，未便参预国家大计，和平问题应请大总统主持。但不能采取对等和平，也不应该讨论国会问题。徐接着发言，推崇段主持对德宣战的功绩。也谈到恢复国内和平的重要。随后钱能训发言，强调应采取和平统一政策。倪嗣冲、曹锟则提出南方有无和平诚意的疑问？钱能训答复说岑春煊、陆荣廷都有和平诚意，少数反对派没有力量。因此，这一天的讨论一点火药味都没有。
11月16日北京督军会议继续第二次会议，议决：（一）如果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的方针；（二）欧战停止，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三）预筹各省善后；（四）收束军队，先从调查军队实数入手；（五）责成各省照章报解中央税收。
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下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钱能训代总理电劝南军撤退。
19日英、美、法、意、日五国驻广州领事，奉各该国政府训令，向广东军政府递送一项照会，劝告南方接受徐世昌的呼吁，罢战息争，照会全文如下：
“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因见此二年内中国内乱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为悬系。此项纷乱情形，不特与外国利益有损，且影响中国治安极大。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励敌人之气，而于大战紧急之转机中，妨碍中国与协约诸国实行合作。今该转机已成过时黄花，各国人民正盼环球各处人民达到安居乐业之时，中国未能统一，则各国人民应为之事，难于进行。兹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之志趣。是以各该政府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愿各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一面谨慎从事，免除一切阻碍议和之行为，一面迅以慷慨和合态度，根据法律暨维护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寻一两造和息之路，始克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此各国政府之所殷盼者也。
此时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虽声明其切实赞同双方欲解决向日分裂之争端，惟毫无最后干涉之策，亦无指挥或谏劝此次议和条件之意，故此项条件，必须由中国国人自行规定。各国政府只系尽其所能，鼓励双方于所望所行各事上，达议和统一之目的，但中国国民对于各国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责，于中国历史上更为增大而已。特此劝告。”
22日南方通令休战。军政府七总裁岑春煊等电告徐世昌，全文如下：
“徐菊人先生鉴：护法军兴年余，双方相持，国是莫由解决。比者欧战告终，强权销灭，吾国亦有顺世界潮流，而回复和平之必要。美总统威尔逊，于本年九月二十九号为开募第四次自由公债之演说，实为国际及国内解决一切政争之根据，无论何国，均可赖之以为保证。世界各国，方将崇正义而永息兵争，岂吾国独不可舍兵争而求和平之解决？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犹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公决，庶可富民利国，永保和平。特电表意，即希速复！”
徐世昌接到南方军政府七总裁来电，立即复电：
“广州岑云阶（春煊）先生，伍秩庸（廷芳）先生，林悦卿（葆怿）先生，武鸣陆干卿（荣廷）先生，毕节唐蓂赓先生（继尧），上海唐少川先生（绍仪），孙中山先生鉴：来电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扰攘，兵革所经之地，膏血盈野，井里为墟，溯其由来，可深悯恻。欧战告终，此国彼国，均将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国之人，犹复纷争不已，势必不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等之地位。沦堕之苦，万劫不复。世昌同是国民，颠覆是惧，况南北一家人也，本无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谋和平，以毅力致统一。今读美总统威尔逊今年九月间之演说，所主张国际同盟，用知世界欲跻和平，必先自求国内息争，然后国际和平，乃有坚确之保证。爰即明令停战退兵，表其至诚，冀垂公听。固知诸君亦是国民之一分子，困心横虑，冒百艰以求一当，决无不可解决之端。今果同声相应，是我全国垂尽生机，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忧患余生，专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国依然比数于人，芸芸众生，得以安其食息，营其生业，此外一无成见。所有派员会议诸办法，已由国务院另电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北京国务院亦电南方军政府云：
“读诸公致元首电，敬谂开诚表示，共导和平，至深佩慰。欧战告终，潮流方迫，元首鉴于世界大势，早经历颁明令，申正义而弭兵争，当为国人所共见。近于通令停战之后，继以筹议撤防，积极进行，实出渴望和平之旨。会议办法，前已详细荩画，李督秀山转商，兹承示双方各派代表，克日开议。筹谋所及，实获我心。所云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寡之殊，惟为迅释纠纷，固可不拘成见，似可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首席，公同协议。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宁沪同属国土，焉有中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为适宜。至来电所举辛亥前例，辛亥系因国事问题，不幸同时而有两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是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国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时局急迫，促进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当于会议办法，切实商决进行，其他枝节之论，宜从蠲弃，以免旷废时日。此间现正酌选代表为事先之筹备。尊处遴派有人，即希电示，以便双方派定，克期组织，俾法律政治各问题，日趋接近，速图解决，民国幸甚。”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民国7年11月11日协约国和德国签定了休战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历时四年半，开始于民国3年6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宣战，帝俄出兵助塞，德国出兵助奥，先攻与帝俄同盟的法国。英国因为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遂助法抗德。英法俄等称为协约国，德奥土耳其及保加利亚等称为同盟国。协约国方面参战的国家和日期如下：
俄罗斯1914年8月1日宣战。（即中华民国3年）
法兰西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比利时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英吉利1914年8月4日宣战。（同上）
塞尔维亚1914年8月6日宣战。（同上）
门的内哥罗1914年8月9日宣战。（同上）
日本1914年8月23日宣战。（同上）
葡萄牙1916年3月9日宣战。（即中华民国5年）
意大利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罗马尼亚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美利坚1917年4月6日宣战。（即中华民国6年）
古巴1917年4月7日宣战。（同上）
巴拿马1917年4月10日宣战。（同上）
希腊1917年6月29日宣战。（同上）
暹罗1917年7月22日宣战。（同上）
利比里亚1917年8月4日宣战。（同上）
中华民国1917年8月14日宣战。（同上）
巴西1917年12月16日宣战。（同上）
海地1918年4月22日宣战。（即中华民国7年）
危地马拉1918年4月23日宣战。（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诸国，亦与德奥宣告断绝邦交。
欧战开始时，因德国陆军极强，一举占领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法国北部。英法竭力抵御，且封锁其海港，德国乃出动飞机袭击英法首都，且以潜艇击沉各国商船，虽中立国亦不免，不过德国在非洲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均为英、法、葡所攻取，日本亦乘机侵占青岛及太平洋赤道以北诸岛。1917年美国商船因屡为德国潜艇所击沉，抗议无效，乃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是年，俄国推倒沙皇，退出战争，与德议和，德国遂移师西线，全力进攻英法，英法因有美国为后盾，奋力抗拒。1918年秋土耳其、保加利亚及奥地利均无力继续作战，先与协约国议和。不久奥国发生革命，国内瓦解，德国亦宣布共和，和平遂告实现。这次战争历时1566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是990万，伤者约2000万，战费4000亿美金。
欧战结束后南北和谈也逐渐成为事实，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幕后斗争，似乎徐占了上风，可是段也非弱者，他已斗倒了两位总统，老徐是他捧出来的，他总不能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曹锟一肚子委曲来到北京，段和安福系竭力拉拢他，一方面表示仍拥护他当副总统，一方面劝张作霖也支持曹，张作霖慨然应允，并且还反转过来疏通东三省议员一致投曹的票。曹知道以前几次副总统选举的流会，都是旧交通系捣鬼，而旧交通系又和老徐勾结，因此恨徐入骨，也恨梁士诒入骨。张作霖拍了胸膛对曹表示要对付梁，害得梁不敢回北京，而安福系也集中火力攻击梁。徐世昌在督军会议召开前本打算要梁士诒组织内阁，以皖系的稳健派靳云鹏为陆军总长，由于皖系和安福系的激烈反对，才未成事实。于是徐乃拟派钱能训真除国务总理，安福系则提条件，欲以钱内阁交换副总统。徐世昌为此颇感苦恼，但他表面上一点也不在乎，他说：“不通过钱内阁难不倒我，我的老朋友可以当总理的多得很，不像华甫（指冯）找不到一个内阁总理，我可以提出十个总理人选，难道他们能否决十次吗？”
7年11月24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以团结北洋派为目的，推举曹锟为社长。曹锟做了社长，就俨然执北洋派的牛耳了。成立之日，曹假安福俱乐部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首勋大会”，段着上将礼服参加。且拟请政府颁授只有大总统才有的殊荣“大勋位”给段，因陆徵祥讲了一句：“中国未出兵而颁殊勋荣典，恐贻笑外人。”这才打消此意。戊午同袍社表面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拥护段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主战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重复段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南方滇桂两系和国民党一部分人士都迫切希望和平，可是他们希望的当然是对等议和，这是南北和谈的先决条件。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所以议和代表改推甫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可是那时他却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尤其是梁士诒，他是最早提拔和赏识梁的人，由他代表南京，比较容易和北方谈。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需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需相等，谈判必需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
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将军们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唯唯诺诺。
12月6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这当然是给徐世昌以支持，同时五国公使郑重表示，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需要在中国南北统一以后才能实现。
12月14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18日参议院也同意钱内阁，这是北洋老政客徐世昌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胜利是黎元洪和冯国璋所未曾享受过的。12月20日徐以大总统明令发表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民国8年1月11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徵祥蝉联
海军总长刘冠雄蝉联
交通总长曹汝霖蝉联
司法总长朱深蝉联
教育总长傅增湘蝉联
陆军总长靳云鹏新任
财政总长龚心湛新任
参谋总长张怀芝新任
徐树铮赴日本观操，已于12月16日返国，他本反对议和，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可是时移势易，现在也不敢反对了。
新阁员就任后，发生一件极不愉快的事，1月31日为旧历除夕，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向新任财政总长龚心湛索300万经费，龚答无此款，靳就拍桌叫了起来：“没有钱你干个屁？”龚当然受不了，当天即递辞呈赴天津，钱能训派人请他回来，他提出两个复职条件：（一）收多少付多少。（二）武人不许开口骂人。要钱总理保证履行。龚和靳都是皖系，段祺瑞怕他们闹下去不可开交，乃命徐树铮调解，靳云鹏在段手下虽称温和分子，这时却很强硬，竟表示龚干我就不干。龚心湛号称安福粮台，也不怕靳，最后龚的条件修改为：（一）军饷事不与陆军总长直接办理，（二）政费应减应付由总理支配。钱能训约田文烈、傅增湘、张怀芝出面做和事佬，邀双方杯酒释嫌，不过也只做到表面握手为止。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民国7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使外蒙古有心脱离俄国控制而倾向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遂予帝俄以可乘之机。民国2年11月22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民国4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定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到了民国6年，由于俄国内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8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松井和布里雅特人的会议及宴会照片后来被中国参谋本部得到。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外蒙的内向，给徐树铮一个发挥野心的好机会。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北京局势的混乱，使他不能施展抱负，而他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刚好他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正遇上外蒙古内向问题，因此他便于8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因为他留在北京搞风搞雨极为不妥，倒不如请他向边疆发展，少一个麻烦。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7月18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当西北筹边使新命甫下时，北京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消自治的问题。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迨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到了8月4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序上必需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请求再与磋商条件。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训令给陈毅，陈却没有办到，只是继续和王公们磋商条件，同时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才能安心撤消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10月1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札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有个最大的阻碍，就是陈毅所选的对象根本没有力量，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活佛只信赖喇嘛。现在陈毅和王公商量外蒙古撤消自治就是对抗喇嘛，王公们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推翻喇嘛，喇嘛既然有势力，当然不会轻易就范，所以成功的希望不会太大。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可以说只是一厢情愿；而王公们又不断供给陈毅错误情报。8月19日陈毅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9月26日陈毅又有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可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10月9日带到北京，信内略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60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10月24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持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似此种种滋事情形，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旧存留有效。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觉敦重无极矣。谨呈。
哲布尊丹巴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亲持这封信，送往北京，嘉亨尊于26日启程，11月1日到京。
哲布尊丹巴既然表明了反对撤治的态度，于是陈毅和王公们只好片面进行了。王公们决定单独具名递送一件呈文，由陈毅于10月29日、30日电达北京。这时的王公们已势成骑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这项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是靳云鹏，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10月20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合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当然不愿徐树铮干涉，所以陈当于收到靳阁20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秘约，所以他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作决定。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并且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靳且指示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到后六七天，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徐树铮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徐因系奉总统命令，所以携带该件北行，10月29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而徐则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条件，认为有七不可。
这件案中，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间的矛盾，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权的目的，他只是很呆板地和车林商讨办法，所以《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
“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进以文明，是曰坚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贵乎撤消自治者，非贵乎其名也，贵乎政府获设治之实耳。今则政权统于中央，不过首条中笼统语，而余数十条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虑深言之蒙人不应，故姑从其情以诱之，然后施以强力，以期得志。抑知国家行大政，胡可诈骗从事？伊古以来，又岂有诈骗而能久者？是曰乖轻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后，关税如何改定？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一未计及，但言王公扎萨克喇嘛岁俸念经等费，率由政府支给。树铮诚愚，不知从何处支给？若曰取之于蒙，则蒙民既须供应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权存在，自必照旧供应，以蒙民之困苦，宁忍更令增此输纳乎？若曰取之帑储，则今日帑储之穷，自顾且不暇，何暇顾蒙？恐今日制定条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储即有余力，亦无辇金而瞒漏巵之理。是曰戾财政之情，不可三也。……夫诱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开地方，浚发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于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鹜虚名，而不审其于事有碍，非谋国之至者也。树铮料理军事而来，本不愿妄有渎议，惟边防所寄，亦不应懈职责，专志一意，惟以国家疆域蒙民利乐为念。谨用略陈所怀，上烦聪听，如有百分之一稍可采纳，拟请饬下陈都护使及各副使另拟简括条文。
其条文大意，在树铮愚见，以为政财大权，由政府斟酌情形选员督理，遇事与王公扎萨克商酌妥洽，然后施行。宗教荣典，政府一意优崇，有加无已。王公喇嘛岁俸以及地方经费，由政府从优核给，所有封册荣典，一概照旧。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护，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名种意见，愈见丛杂，将来阻梗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蒙心尚可获安，而无阻于启化之计也。”
徐树铮早在接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初，对蒙古一切外在关系，即已注意及之，故于日、俄对蒙的一切阴谋企图，无不了如指掌。他认定蒙古对中国之徘徊观望，与都护使陈毅之久无成就，皆由日、俄之盅惑所致。故当他入蒙之前。先购置了8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80辆卡车，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了什么，而在民国10年以前，却是个惊人数字。
徐树铮在决定入蒙时，即命准备入蒙的西北军第三旅褚其祥部，先由宣化（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徒步开至多伦（在张家口北480公里处），然后乘上备好的这80辆大型汽车，向库伦去的大道进发。自多伦至库伦约为两千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汽车输送，需时五至六天始可抵达。徐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他自己的座车并与先头部队按日徐行。至10月29日，徐于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时，忽然停车不进，拿起电话叫接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他的日语原极流利，用不着舌人代译，当松井接电话时，徐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徐在此以前，曾侦得库伦有日本兵约100余人，现在故意作此夸大之语，只不过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耳。果然，松井听到徐的诈语后，急忙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徐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即时大笑说：“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这时松井才明白徐的谈话用意所在，但一时却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徐以松井的答词已越出范围，乃不再客气，决然答道：“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松井慑于徐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乃借词拖延说：“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此时徐已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葸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当以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松井听徐的口气，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于是，徐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乃不等对方回话，即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于是徐立即下令，命80辆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与驻库伦办事处长通过电话之后，即意兴豪迈地站在大道旁边，目送一辆一辆的兵车，向库伦方向驰去。他料知日本驻军解除武装之后，蒙人因失去奥援，对于将来取消自治的交涉，一定顺利无阻；但又想到国内的政争和内战，正在方兴未通，就在得意与感慨交织的情形之下，以“早发叨林”为题，作了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预先命令各部队长，每一辆卡车，限载20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于外，使自车外观之，真合了俗语所谓“铠甲鲜明，枪刀如林”了。待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驻军区域）。但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并不准士兵下车，而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俯伏于车厢之内，然后自外以巨幅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将车重又开离营房，于离库伦不远之处，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西北军开来多少人马？接着，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同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是时的实际年龄40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许人）敬若神明一般。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树铮此番仅带来一旅人，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但8000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样大的一所营房。但徐对此亦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纳一团人的营房，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其数目至少应在5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1万人。由于徐这一布置，对蒙古人的心理作战，已收了显著的胜着。
徐树铮于民国8年10月29日抵库伦后，即感觉蒙人秉性多疑，如在谈判交涉时用翻译，不但将会失去原意，尤容易导致误会，故于抵库的第三日，即请来一名翻译人员，向之习学蒙语，并告左右人：“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当他在北京时，对蒙古语言亦曾留意及之，故仅费去两周的“恶补”时间，对蒙古普通语言即能畅谈无阻。及至11月14、15两天和蒙古“总理”巴特玛及各喇嘛会谈，就是他亲自用蒙语发言，而不用翻译的。由于他洋溢的天才与灵敏的手腕，仅在库伦住了22天（8年10月29日到达库伦，11月21日动车回京），即成功地使蒙古自动撤销自治。
小徐在库伦，于11月6日见到了哲布尊丹巴活佛。11月10日和陈毅谈到六十三条件问题，陈还是吞吞吐吐。小徐曾有电给徐世昌，报告当时情形，电云：
“顷陈使面约树铮明晚到署商酌蒙事条文，届时当约集李恩两副使，并率褚旅长其祥，杨参议志澄会同往商，庶免一二人偏见难洽。如虑人多泄密，树铮可以军法处之。
查陈使原拟条例定稿之初，树铮即有所闻，渠遣秘书黄某甫到京，亦即知之，因未来见告，故亦不过问。黄到六七日后，陈使忽电树铮，谓黄有秘要赴京，到时祈面晤。讵黄晤时，踌躇其状，闪烁其神，吞吐其词。询其有何秘要，则云无他事，因请假赴奉，故都护嘱便道一催队伍耳。树铮更笑而遣之。树铮启行前一日，谒大总统叩辞，奉询及撤治条例事，饬取阅研考。归向院秘书厅借得外交部签注原件，即携之北行。途次，日夕审核，颇悉利弊所在。意到库陈使必以见商，故早作准备。又来时，本望以筹边事业，问诸陈都护及各副使，公共计筹，明年开春，即可兴办。一备国家另设官额，一使外约之官，潜移默化，渐致为民治之区。于行时亦经陈明大总统鉴核，奉谕‘甚好，问陈为助，自是善策’。故停车之即夕，即取治蒙条例秘案，倾诚相示，而渠始终意殊不属，略与谈及撤治事，其闪烁吞吐，亦与黄同。树铮不便再言，是以电陈意见，拟俟李恩两副使到后，公共商酌。嗣知陈使接政府中人秘授意旨，嘱其不须以条文相示，意在勾结一二蒙员，自行分报办理。
查树铮自到库之日起，一言一动，每日必电陈政府鉴核，事因所见所闻，或所意揣，无不分析明白，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在外之将，权宜甚大，岂好为驯谨哉？只以历年来国家威信，不出都门，天下蔑视者多，故欲率为矩式，纳人以轨物耳。今再敬陈管见，祈赐察照。
东电请核示之原议七不可，及条文大义，既奉钧院公电，大总统谕许为卓识远谋，明晨公议时，自当抱定此旨，和衷商洽。又条文中有与筹边使官制职权搀越者，概予削去，然后责成陈使妥办；如不能办，即请责成树铮妥办，办妥后仍移交陈使坐承其功。树铮亦本边使职权，力自图之。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总之，西北筹边使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速发亦属无效。树铮承命守职，一日不离职，一日即暂死守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明日卸职，即可幅巾骑驴，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即丝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即是破坏民国，即天下之公敌，虽有周亲，亦必仇之！树铮忝为国将，与国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国家，皆天职中所有之事，又不仅边使官制而已也。谨电陈鉴核。制树铮。灰（十日）”
徐树铮抵库伦后立即发现陈毅处理外蒙撤治案抓不到重点。徐的特点最显明的是才气高，能把握问题重点，恃才傲物，不易与人相处。这两个特点在库伦都充分发挥出来。他认为陈毅言过其实，所以他于11月11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就直率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