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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_15 丁中江(当代)
  剧怜豪竹哀照里,
  断送韶华四十年。
  比较接近事实的一幕是这样的:蔡有两位夫人,刘氏和潘氏,刘氏侠贞是武冈人,蔡才八岁刘就来蔡家作童养媳。民国元年蔡31岁任云南都督,10月间纳潘氏为侧室。蔡由云南内调北京,即偕潘氏同行,一年后才迎太夫人和刘氏到北京。
  潘氏夫人于3年6月27日(阴历五月初五日)在北京生下长男昆,因为是端午出世,所以号叫端生。棉花胡同蔡宅被搜前,蔡的太夫人因住北京不耐寒冷,蔡乃令张介寿护送南归王板桥。蔡宅被搜后乃令刘氏夫人携子南归侍母。11月间蔡亦借病为名入住天津的共和医院。洪宪帝制正在密锣紧鼓时,蔡还在天津日本共和医院诊病,11月底袁特派人到天津来探视蔡的病况,同时加紧派遣特务监视蔡。蔡为了化除袁的疑忌,于是在袁下令称帝的当天,返北京销假。蔡这次返京,扰乱袁的耳目,使袁对蔡的行动迷惑。12月1日蔡偕小凤仙漫游,然后溜到北京的东车站,悄悄地上了三等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到了天津。蔡走后,监视蔡的人赶忙报告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雷立刻报告了袁,袁乃派蒋方震到天津的共和医院来探视蔡,希望蔡早日回北京。蔡把医生的诊断书交给蒋带回,以证明病况。
  蔡这次到天津是决心由天津出走,不打算返北京了,所以抵津后即派何鹏翔陪蔡的如夫人潘氏离天津到香港,然后到梁启超寓告别,蔡慨然说:“此次维护国体,大任落在老师和我身上,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成仁,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
  蔡在给他好友丁怀瑾(石生)的信中亦有云:“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所谓既要仁慈,又要痛快也。”
  蔡于12月2日晚易和服变姓名,搭乘日本商轮山东丸赴日。动身前留书给袁请假,说是赴日就医,抵横滨后还致书袁报告东渡就医情形,同时预先写好了几张明信片交给张孝准,叫张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处就寄一张明信片,以示蔡在日本各地漫游。正当这些明信片一部分到袁的手上,还有一部分尚在途中,蔡已经过香港、安南循滇越铁路到云南了。
  蔡事前未经袁批准而擅自到日本就医,当然使袁大为震怒,可是袁这时正兴高彩烈地要当大皇帝,所以顾不了蔡,同时老袁的奸雄面目自然流露;他一面派龚心湛代理蔡的经界局督办,派张元济代理参政院参政,同时在蔡的呈文上批“准假”,并盼望他早日痊愈,早日返京复任。
  七十八、唐继尧待机而动
  袁世凯在致力统一中国时,云南始终是袁系势力范围的一个缺口,袁曾用权术和心机征调云南都督蔡锷到北京,他认为蔡有才气、有胆识,在南方得人心,召蔡入京等于调虎离山。蔡锷离滇前,袁要蔡推荐云南都督的继任人选,为了笼络蔡,也为了安云南民心,他接受蔡的推荐,把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为云南都督。
  唐继尧字蓂赓,是云南昭通县大,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一名举人,他本人也中过秀才,旧学很有基础,为人器宇恢弘,倜傥有大志。光绪廿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和赵恒惕、阎锡山等同期。毕业后返国,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至北京,在保定观秋操,宣统元年(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年(1911年),唐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就是今天营长地位),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民国2年秋,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唐继尧就任云南都督后,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即整军经武,当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各省的国民党人除了赴国外的,都纷纷入滇,唐继尧一一予以收容,妥为安置。当时滇省只有两师陆军,第一师长李鸿祥,第二师长谢汝翼,因有拒唐回滇的行动,所以唐回滇不久即以汪度接长第一师,顾品珍接长第二师,不久又以张子贞为第一师长,刘祖武为第二师长,加紧训练,同时暗中扩充军队,添编警卫两团,以唐继虞、赵世铭分任团长。
  有了军队,就要补充械弹,唐返滇不久,曾密向德国定购二百余万军械,不幸因欧战发生,只有一部分启运来华,又被袁世凯侦知截扣。4年春夏间,袁克定筹办模范团,唐即以在滇办模范团为名,向北京参谋次长唐在礼骗取若干械弹。4年9月初以准备秋操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兵工厂长赵伸赴日本购买军火,赶速于12月中旬运到云南。又派吕志伊赴南洋各埠慰问华侨:筹募饷款。袁称帝密锣紧鼓,唐继尧认为必须明了各方真相,乃派刘云峰等赴浙江;吴擎天等赴两广;李植生等赴四川;杨秀灵等赴湖南;李雁宾等回贵州。
  9月11日云南都督唐继尧在昆明召集了军界的中坚分子于混成团本部,当时大家都认为袁称帝阴谋已显,乃决定三事以应变:(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帝制活动愈益见诸行动,19省赞成帝制的伪电陆续到了云南,唐继尧再度召集军界人士会议,当时又拟定了四个原则和步骤:(一)起义讨袁的时间最好在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三)海外华侨或国民党接济饷糈时;(西)如上三项均未实现,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愿孤注一掷,宣告独立。
  自从云南有不稳的消息后,袁党对云南甚为注意,唐继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所以伪装顺从,表示消极;暗中置备饷械,命邓泰中和杨蓁两支队向四川边境移动。
  这时,李烈钧到了香港,李和蔡锷、唐继尧素有往还,唐听到李已到了香港,乃派其弟唐继禹到香港款洽;又闻蔡锷已离天津东渡,乃派邓泰中到香港迎候。在东京的国民党人士也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黄毓成家中。孙中山的代表丁怀瑾也潜抵昆明。
  在北京,袁的特务机关很注意云南情况,曾有密电到昆明,敦嘱唐继尧拿办“党首”吕志伊、丁怀瑾、李根源等。12月中旬李烈钧入滇,18日北京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有电致唐继尧,原电云:
  “急。滇唐将军,华密。奉大元帅训令:据探报,有乱党要人入滇,煽动情形颇显等语。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镇慑消灭,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事后报明,无庸先行请示。所有侦剿人员,均准破格请奖,要在保全地方治安,勿使生灵涂炭,予有厚望焉。等语转达。处。巧。印。”
  19日统率办事处再电唐,原电云:
  “……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谋乱,应请严密查防……”
  北京正在密切注意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经香港前赴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来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所以夜间不开车,要停车投宿客店,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接到袁的密令,想下手暗杀蔡,可是沿铁路的警察早已奉到唐继尧的命令保护蔡,所以张对蔡下毒手未果。
  蔡锷12月19日安抵昆明。
  云南的反袁情绪虽然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可是并不是完全没有阻力的;唐继尧虽然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所以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人心更加激昂。
  蔡、唐会晤后,唐表示一点顾虑,就是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的北洋军,无异是以卵击石,所以唐要求蔡分析反袁的整个形势,因为蔡自北京、天津经日本而来,外间大势已了如指掌。蔡告诉唐说:老袁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干部都排斥为局外人,所以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蔡的这一分析一点没有错,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出来的,是给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是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按: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即是北洋军系主要干部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道;原来冯在南京开府后,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胡是贵州人,逊清翰林,反对袁称帝,而主张清帝复辟,他参加冯的幕府是想利用袁系下面的力量反袁称帝。梁的电报交给胡,胡就发出,冯根本不知道,可是就因为这一着,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
  12月21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唐继尧首先敦请蔡锷发表演说,蔡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22日夜10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共同宣誓,其誓词曰:
  拥护共和 吾辈之责
  兴师起义 誓灭国贼
  成败利钝 与同休戚
  万苦千辛 舍命不渝
  凡我同人 坚持定力
  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并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同时发出了著名的漾电(12月23日),限袁世凯24小时内答复,漾电共两通,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兹将两将军电抄录如下:
  唐、任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蔡、戴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故意装聋作傻,他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作一个足以威胁他的力量,本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袁出动北洋军一举讨平,如今跳梁小丑,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平定。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所以他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劝告唐、蔡。怎知丁氏却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满面涨得通红,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除了透过英国外交及暗中进行说服,同时命政事堂给云南一个复电,首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袁一生玩弄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帝反袁。
  在云南护国起义前,蔡、唐都不愿首先撕破了脸,又怕各省以为云南一省有野心,所以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下面就是这些复电——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
  “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
  “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段、徐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全体赞成,俾袁氏少全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全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特不知国体解决后,我国民尚有死所否耳。要之,袁氏一意倒行,国亡已决,尧等今日亦是死中求活,微幸万一。且借以风示外人,使知吾国人心未死,冀少戢其野心。至成败利钝,非所敢知,是在我全体国民之自决而已。我公洞明大局,于国家存亡之故,计之已熟。袁氏难共忧患,亦所深知。贤如芝泉,甘为鹰犬如赵智庵、王治馨结果如斯,可为殷鉴。我公宁忍自绝生机,张其凶焰,惟乞始终为国不尽百一。翘盼明示。继尧叩。佥。”
  唐继尧复徐州张勋电:
  “(前略)宥电敬悉,危言高谊,感佩同深。此次袁氏罔民误国,对内对外,威信全坠。听其所为,则种奴国亡,必无幸理。故各省主张反对,大致略同,都非得已。滇黔穷僻,尧等材复弩下,以抗袁氏,明知卵石不敌,区区之意,特为诸公负驽前驱。亦恃人心不死,当能鼓桴相应耳。夫在我辈推翻专制,改建共和,本为安定国家,可告无罪于清室。若乃食言背誓,帝制自为,微论外侮内阋,无以为国。即我辈对于清室,已忉忖无可自解。我公眷怀故君,久而弥誓,纯忠大节,海内昭然。今袁氏置国家于至危,复陷我辈于不义。下走所由偾兴,度亦从者所深恶也。且袁氏何常之有,黎、段诸公宣力效忠,可谓甚至,而拘囚窘辱,尚未知命在何时,鸟尽弓箭,古今同慨!时至今日,公犹不知所自外乎?尊处控制江淮,锁钥南北,更得我公登高一呼,必能使海内景从,中外倾听,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凡此哓哓,要非过计。惟乞亮察,不禁屏营。继尧叩。印。”
  唐继尧复武昌王占元等电:
  “火急(中略)有电敬悉,矢志救国,人同此心。惟中华民国之人,应救中华民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袁氏谋覆民国,在《约法》为叛逆。若云民意,则国民投票,挟诈弄术,纯由造作,是否民意,个中人何必自欺。前勉徇乱命,举行投票,乃通电劝进,并非有意从逆,徒以袁氏多诈,故姑与委蛇,以稔其恶,而速其亡耳!幸勿误会,谓系中变。此心此理各省皆同。帝制问题发生以来,人心皇皇,怨讟蜂起,工商辍业,市肆夕惊。京外正人君子,引避逃亡,朝署为空。此种情彩,有目共睹,人心瓦解,此岂谣言。而况五国警告,至再至三,干涉之机括已露,搪塞之空言何补。不自敛抑,恐石敬塘,张邦昌之故事,行再见于今日。内审舆情,外察邦交,乱象败征,不寒而栗。继尧等中夜彷徨,以为逆谋不戢,必不免于危亡。是用联合各省,仗义执言,问罪独夫,改造政府。各省军民长官,皆国家之栋梁,非袁门之鹰犬,现已往返筹商,各发戒备,云从景合,指顾可期。而公热忱爱国,洞察时局,较顺逆之迹,计胜败之情,幸即早决大疑,同申义愤,据左右轻重之形势,树南北继起之风声。使袁氏慑威早遁,大局易于收拾,则再造民国,谁与比烈。若或坐昧全局,眷念私情,不顾众叛亲离,甘为权驱术使,微论众矢所集,已有曲直老壮之分,即能久于相持,亦徒重生灵涂炭之祸,贻强邻渔人之利而已。况袁氏不仁,以赵智庵、段芝泉、冯华甫之服勤效忠,今竟何如者?好以赤心奉袁,恐两公他日不免东门黄犬之叹会。为国为己,两公幸熟权之!唐继尧叩。”
  七十九、云南护国起义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乃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唐、蔡、李并在各界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独立的意义,会后高呼口号,有“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中华民国万岁。”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12月25日通电全文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迁延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车乐。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有。印。”
  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于是云南起义,拥护共和的伟大圣战正式揭幕。
  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当时讨论组织都督府时,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又推举一位总司令,那时候黎元洪是都督,黄兴是总司令。而云南护国军政府蔡、唐二公则互相推让,最后由于蔡锷的坚持,终于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派张子贞为参谋厅长。派庾恩肠为军政厅长。派陈廷策为民政厅长。派丁光冠为司法厅长。派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同时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致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自12月25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的忿怒到了极点,他亦了解云南地理环境特殊,自己称帝后众叛亲离,这次用兵一定不似二次革命时那么容易对付。但他又必需用强硬手段对付,因此于12月29日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原令如下:
  “(前略)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并派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表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5年1月5日袁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分了家。蔡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是李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特别赏赐李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是蔡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蔡为湖南都督。袁想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癸丑(民国2年)第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
  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
  唐继尧在蔡锷抵达云南后召集军事会议时,曾分析整个战略形势,他说: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
  (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
  (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
  (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
  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第一: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第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第三: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在唐来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唐的长官,唐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都督;可是蔡推唐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两位贤者的谦让,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佳话。最后,蔡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言下。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
  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和蔡是并坐主席位子,唐为了尊礼蔡,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并肩。会议中决定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西;
  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出武汉。
  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一)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二)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三)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可是组织大纲上并无统属之规定。
  云南护国都督府和护国将佐名单如下:
  职别        姓名   别号  籍贯    党籍    备注
  军都督       唐继尧  蓂赓  云南会泽  同盟会
  左参赞转任统兵官  戴戡   循若  贵州    进步党
  右参赞       任可澄  志清  贵州    进步党
  政务厅厅长     陈廷策  稚苏  贵州    进步党
  财政厅厅长     籍忠寅  亮侪  山东    进步党
  参谋厅厅长     张子贞  青圃  云南    国民党
  军务厅厅长     庚恩旸  泽圃  云南墨江  国民党
  秘书厅厅长     由龙云  夔举  云南姚安  国民党
  第一军总司令    蔡锷   松坡  湖南邵阳  国民党
  总参谋长      罗佩金  蓉轩  云南澂江  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     刘云峰  晓岚  山东    国民党
  第一支队长     邓泰中  和卿  云南    同盟会
  第二支队长     杨蓁   映波  云南    国民党
  第二梯团长     赵又新  凤喈  云南顺宁  国民党
  第三支队长     董鸿勋  干丞  云南    国民党
  第四支队长     何海清  镜寰  湖南    无党籍
  第三梯团长     顾品珍  小斋  云南昆明  国民党
  第五支队长     禄国藩  介卿  云南    同盟会
  职别        姓名   别号  籍贯    党籍    备注
  第六支队长     朱德   玉阶  四川    原国民党  后共产党
  第四梯团长     戴戡   循若  贵州    进步党   后改为右翼总司令
  第七支队长     熊其勋  克臣  贵州    无党籍
  第八支队长     王文华  电轮  贵州    国民党
  第二军总司令    李烈钧  协和  江西武宁  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     张开儒  藻林  云南文山  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     钱开甲  鼎三  云南    未详
  第二支队长     盛荣超  湖南  未详
  第二梯团长     方声涛  韵松  福建    同盟会
  第三支队长     黄永社  未详        同盟会
  第四支队长     马为麟  子祥  山西    未详
  第三梯团长     何国钧  干臣  云南宜良  同盟会
  第五支队长     林开武  未详
  第六支队长     王锡吉  未详              兼
  第三军总司令    唐继尧  蓂赓  云南会泽  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     赵钟奇  毓衡  云南凤仪  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     华封歌  咏三  云南呈贡  未详
  职别        姓名   别号  籍贯    党籍    备注
  第二支队长     李植生      云南    同盟会
  第二梯团长     韩凤楼  五峰  河南    未详
  第三支队长     吴传声  歲鸾  贵州
  第四支队长     彭文治  公武  云南    未详
  第三梯团长     黄毓成  斐章  云南    同盟会   后改挺进军司令
  第五支队长     杨杰   耿光  云南大理  国民党   后改纵队司令
  第六支队长     叶成林      云南    未详    后改纵队司令
  第四梯团长     刘祖武  继之  云南文山  同盟会
  第七支队长     杨体震      云南    未详
  第八支队长     李友勋  麟书  四川    国民党
  第五梯团长     庚恩旸  泽圃  云南墨江  同盟会
  第九支队长     唐继虞  夔赓  云南会泽  国民党
  第十支队长     赵世铭  鼎臣  云南    未详
  第六梯团长     叶荃   湘石  云南    同盟会
  第十一支队长    马骢   伯安  云南    未详
  第十二支队长    邓埙   小池  云南    无党籍
  挺进军总司令    黄毓成  斐章  云南    同盟会
  第一纵队司令    杨杰   耿光  云南大理  国民党
  第二纵队司令    叶成林      云南    未详
  注:一梯团约合一旅,一支队约合一团。
  洪宪帝制以前,云南军队因袁世凯实行削弱南方兵力计划,极力缩减云南军费。早在民国3年的云南军费是32万余元,民国4年就减为24万余元,减少了四分之一,由于军费减少,自然不能多编部队,所以当时现役兵只有陆军两师和一个混成旅,一队宪兵和十余个独立步兵连,一个独立步兵营,93个警卫队而已。云南举义讨袁,出师计划中,第一军要编三个梯团出四川。第二军编两个梯团出广西入广东。第三军编一个梯团及先遣一纵队出贵州会师湖南,别一支队扎武定,远图成都,另编挺进一军由贵州直趋辰、沅、常德,出没武汉、荆、襄。这一来,云南的精锐现役部队大部分都已抽调。无论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补充,唐继尧及委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义勇4000余人,派马文促为游击统领,黄文忠为游击队统带,并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增编新军20团(原有八团),警卫团四团(原有二团),骑兵、炮兵各一团。
  新编各团团长是:
  禄国藩为第九团长、朱德为十团长、盛荣超为十一团长、杨体震为十二团长、李修家兼十三团长、黄永社为十四团长、李植生为十五团长、刘法坤兼十六团长、马为麟为十七团长、马骢为十八团长、缪嘉寿为十九团长、马轸为二十团长、马梁为二十一团长、邓埙为二十二团长、林桂清为二十三团长、徐振海为二十四团长、方声涛兼二十五团长、钱开甲为二十六团长、段廷佐为二十七团长、周宗濂为二十八团长、陈维庚为警卫第二团长、叶荃兼领警卫第四团长、廖鼎高为骑兵团长、李朝阳为炮团长。各团先后成立,日夜勤加训练,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较起义前的兵力增多了二倍。
  军队扩充了,还有饷械问题,云南本是靠协饷的省份,现在军费既要自己负担,又要扩充军队,因此筹饷购械是一个重要工作,筹饷办法如下:
  (一)向各机关提借存款,计铁路局十五万元,水利局十四万元,垦殖局二万余元,电报局一万元,造币厂五万元,制革厂三万元,织绒厂十五万元,商号借款五万余元,救国储金五千余元,借用河口商款十二万余元。共计七十二万余元。
  (二)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所有款项移助军费,计月共三万余元。
  (三)举义前中央由盐款月拨协款十二万五千元,举义后商准稽核分所尽数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银一百六十七万余元。月有长短,以九个月计,每月合十八万余元。
  (四)设立筹饷局劝导各县殷实绅民,捐资济饷,规定额数,大县万五千元以上,中县万元以上,小县五千元以上,计全省大县十三县,合十九万五千元。中县二十四县,合二十四万元。小县五十九县,合二十九万五千元。共计全省额定七十三万。综计收获实数二十九万六千余元。又由省会劝捐,共收获银四万零二百余元。未收银三万一千余元。又各厘局行政委员分治员,亦劝捐报缴,共收获银一万五千余元。以上总共收获三十五万一千余元。
  (五)派古道、赵伸、吕志伊、龚振鹏、寸如东、郿煜煌、张南生等,前往南洋一带及香港、越南、缅甸各处劝募华侨捐助军饷计各地华侨先后汇到香港富记共收获银十万六千余元,上海共收获银一万元,军需局共收获银一万二千余元。三处共收获实数一十二万八千余元。
  (六)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分发第一军携入四川一百万元,第二军八万元,第三军第一梯团二万元,挺进军十万元。由各总司令负责,均作军用纸币;其余八十万元,均作本省军饷,陆续支发完毕。
  (七)颁布护国公债条例,发行护国公债一千万元。后因故停止发行。
  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并向法国买了一万四千枝步枪。
  唐、蔡、李三位起义领袖并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
  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
  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八十一、康有为和袁世凯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是个新人物,他练新兵,参加康有为的强学会。可是光绪百日维新时,袁世凯如果不出卖光绪,戊戌政变也许不会出现,历史也许完全改观。所以袁的飞黄腾达,是康、梁的失败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换来的。因此康有为和袁世凯从戊戌政变起,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宣统入继大统,康有为曾上书摄政王载沣,请载沣杀袁世凯以报光绪之仇。民国成立后,康流浪海外,他的高足梁启超则成为北京政坛的红人,由于梁启超向袁的疏通,在康有为老母去世后,袁以大总统之尊,电促康回国,这一期间袁、康两个仇人往来的电报如下:
  袁世凯第一电
  “去国念年,困心衡虑。大著发抒政见,足为薄俗针砭,钦仰无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愿从政,而有意主持名教。举国想望丰采,但祈还辕祖国,绝不敢强以所难,敬具蒲轮,鹄候明教!何日税驾,渴盼德音!”
  康有为复电
  “亡人负罪,久播异城,有母八十,莫奉尸甕,遂竟见背,永维哀悼,崩摧肺肝,过承厚赙,感刻不任。匍匐奔丧,未及言谢。途次得门人梁启超电,转述尊意拳拳故人,归国则待以特殊之上位,还乡则代筹警备之未周。昨抵香港,又接须磨寄来东京使馆转明公冬电,隆文稠叠,辱以蒲轮。召还苏武,伤其去国之久。访于箕子,本元陈畴之材。斩然衰绖,不入公门。母死谓何?敢有他志!加以两世之先茔被掘,廿年之遗骨须收。痛绝无棺,并陈新旧。凄凉营葬,难返乡间。重以寡姊六十,病乳三载,沉绵床褥,天忽朝夕。是以魂魄飞越,岂知人世!固无心预闻政治。难补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上承明问,伏望明公,幸垂矜原。若夫大教沦胥,人心陷溺,则中国可亡,而种族随之。实为邃古所无之变,同于金甲无避之义。他日誓墓余生,未忘扶持所至。托于徇铎,尊圣卫道,想公同心,冀公援手,圣教幸甚!稽颈鸣谢。康有为叩。文。”
  袁世凯第二电
  “念年契阔,怀想匪任。每读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贤者有益人国,于兹确信。比者大难粗平,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忧国如公,宁容独善?立盼戾止!论道匡时,敬具蒲轮,以俟君子。”
  康有为复电
  “曾复文电,想达记室。顷由龙都督、李政长转到即日文电,勤勤拳念,垂存故人。仰见明公,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鄙人何以当之。茕茕在疚,自念得罪久亡,重遇变革,致八十余倚间,盈盈望绝,不孝之罪,上通于天。顷归省遗泽,触处崩痛。执杯圈而恸绝,抚几筵而陨心。物在人亡,形存神悴。加以割疡未愈,衰病侵羸,寡姊病危,奄在日幕。虽忧国难忘,而思亲未已!幸曲赐惠怜,俾尽衷慕。亦明公教孝之义,或补清化。垂涕感叩。有为。”
  袁世凯第三电
  “昨奉复电,既观望于高蹈,仰感叹于纯孝,夺情之举,固非敢施于守礼君子。遁世之行,又岂所望于爱国仁人。所望葬祭粗完,旌车仍戾。发摅伟抱,矜式国人。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觇国,动魄惊心。匪有大哲,孰为修明?执事毅然以此自任,其于正人心培国本之功,又岂今之从政者所可拟。绵力所逮,敬当共赞。霜风渐厉,诸惟节哀,为道自重。”
  康有为复电
  “强学旧游,相望垂白。记室骑兵,庶范云之善记。访泽加腹,存严陵之故人。问道求言,三征未已。猥以衔恤,莫酬隆礼。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不呼丧门,幸惟垂悯。承许翼教相助,拯教人心,感不去怀,中国犹有望耶!昔浦公草创,入鲁而礼太平。汉宗尊圣,登堂而躬下拜。顷岁俎豆停废,弦诵断绝,人无尊信,手足无措,四维不张,国灭可忧。伏望明公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配天。令所在长吏,春秋朔望,拜谒礼圣,下有司仪,令学校读经,必可厚风化、正人心。区区迂愚,窃用报礼,幸祈裁察!康有为叩。”
  袁称帝后,康有为有两封长函给袁,称其为老弟,劝其退位,其第一函全文如下:
  “慰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岑岑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皇,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身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上之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亦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飚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走,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仆人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示,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颌颌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伫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八十二、贵州紧随云南
  5年1月2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戴和王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都是蔡锷的重要核心人物。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这表示袁对这两省不重视。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所以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这时,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在贵州军民都有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5年1月7日他电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则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1月14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了讨好刘显世起见,乃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16日化装逃走。
  1月18贵阳举行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与会代表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但是刘还不敢下决心,仍然依违两可,同时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直到1月24日,戴戡率领滇军一营进抵贵阳,26日袁汇来军饷30万元,于是刘遂于27日宣布独立,参加护国军讨袁。
  关于贵州举义情形,何应钦曾撰《滇黔首义五十周年》一文中叙及,特节抄如下:
  当民国二年十二月之际,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王伯群先生任贵州代表赴京,知袁氏将谋帝制,遂滞留京津,侦其内幕,尽得其情。帝制议起,伯群与蔡锷密谋起义讨袁,锷虑黔作壁上观。伯群曰:“贵州意向,余弟王文华能左右之。且所部皆劲旅,可一战也。余兄弟早知民国必危于袁氏,磨厉以须者久矣。”锷曰:“今始知君昆季非常人也。黔能共举,滇势不孤,尚何犹豫。吾当冒险入滇”。因此书请伯群先赴云南,密谋部署。民国四年十月,伯群间道至昆明,会国父命吕志伊、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诸先进相继入滇。吕志伊先至滇垣,适巡按使署接北京陆军统率办事处电令,拘之警察厅,吕函邓泰中、杨蓁求救,郑、杨至警厅引吕出,谒唐继尧,告以来意,唐命泰中款之于其家。伯群与李、品等密划,并以蔡锷函交唐,唐曰“俟松坡至,则有此举也。”十二月十八日,锷由海防至滇。翌日,蔡锷、王伯群、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熊克武、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杨蓁、龚振鹏、戢翼翘、戴戡、李雁宾等集于唐继尧寓中,议定,先电袁氏,促其取消帝制,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国人,限廿四小时答复。复于是月二十一日共同宣誓。任可澄为黔人,时官云南巡按使。上电由唐继尧与可澄具名,唐尚冠以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衔,任犹冠其云南巡按使衔也。
  方王伯群之至滇也,即密饬其弟王文华秣马厉兵,与滇省同时举义。文华请于贵州都督刘显世,即设模范营,更番调各级干部,施以政治训练,告以护国大义,勖其僇力讨贼。众皆感奋。及接云南所订起义日期电,文华请于显世,与滇同日宣布讨袁。显世左右以保境为言,阴泥其事,文华词而辟之,曰:“吾与民国,誓共死生,事在必行。今日头可断,志不可夺,请都督以第一团告变,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倘天相中华,事而有成,其功尽归都督也。”军皆左袒,显世听之。职是迟至翌年一月廿七日始宣布独立,推显世为都督,戴戡为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援川,王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率兵向湘进发。袁世凯乃伪令免刘显世都督职。以唐尔锟督理贵州军务,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冀其自相内讧,坐收渔之利,然民心所向,离间无成,惟徒费心计而已。
  初,文华接乃兄伯群先生密函,预于云南未宣布独立之前,集中兵力于黔东镇远、铜仁一带,准备作战。时袁世凯已令马继贞率近畿第六师,益以卢金山之第十八混成旅步马兵三万,号十万众,进逼辰州,将循沅江西上犯黔东。一月廿五日晨,晃州袁军来犯,击溃之。二月二日,文华击退由晃州来犯之袁军一混成团,激战三小时,遂克晃州。有告第二团长彭文治将携贰者,文华曰:“其部众皆深明讨袁之义,决不为动,贰何能为?”遣卢焘匹马往代之,文治宵遁。大义不张,盖模范营实施政治训练之功效也。袁军退据距晃三十里之吴公关,恃险抗拒。经一昼夜之激战,卒克之。而黎古支队吴团长传声亦于沪平矿山等处与袁军遇,殊死应战,兵皆以一当十,夺勇直前,袁军溃退,乘胜追之,势若破竹,进克黔阳,占领洪江,约期会攻沅州。十三日,文华督军攻沅州,黎古支队自右夹击,袁军焚民屋多栋而退,溃不成军,吴团长传声亦因剧战阵亡。十六日,袁军被击退于麻阳,纷向凤凰厅遁走。黔军虏获枪枝及军用品无算。文华复饬游击统带王华裔与湘步兵统带周则范会克靖县,占领武岗。自晃州开战以来,迭克险要,破袁军三混成团,歼卢金山全旅,马继贞屡蹶不振,愧而自杀。湘西底定,已无袁之势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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