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11月4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当经陆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因此于11月9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略云：“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并邀请四国公使于11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之答复。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并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肆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是11月8日朱尔典通过陆徵祥向袁提出的计划，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11月20日朱又找陆问回信，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洽商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十年，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帝制，帮助中国加人国际团体。这消息更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同时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
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当12月12日袁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15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拉拢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5年1月24日可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政府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5年元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当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原来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
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袁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表示热烈欢迎。俄国特使于1月12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迎接。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好感的空气，甚至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目的的，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日本用这一着棋来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这就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七十三、假戏真做
参政院本是代行立法院的机关，同时也是袁的御用工具，袁要改革国体，却不愿由参政院解决此重大问题，所以全国请愿联合会乃要求以组织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构，参政院根据这项请愿咨请袁发布命令，定民国4年11月21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然而还怕时间延缓，全国请愿联合会再作第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参政院乃建议用国民会议的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于是袁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之告令：
十月八日告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本院前据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后藏、满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会、学会、华侨联合会等一再请愿改革国体，当经本院开会议决，将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并建议根本解决之法，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叠准大总统咨复，以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报竣为期，以征求正确民意为准，以从宪法上解决为范围。具见大猷制治，精一执中。易胜钦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请愿书以后，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代表沈云沛等、全国商民冯麟霈、全国公民代表团阿穆尔灵圭等、中国回教俱进会、回教回族联合请愿团、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宽等。哈密吐鲁番回部代表马吉符等、锡林果勒盟代表程承铎等、云南迤西各土司总代表邓汇源等、新疆、蒙、回全体王公代表暨宁夏驻防满蒙代表杨增炳等、北京二十区市民董文铨等、北京社政进行会恽毓鼎等、南京学界丁伟东等、贵州总商会徐治涛等、筹安会代表杨度等、暨全国商会联合会蔚丰厚各处票商等，前后请愿前来，咸以为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后，改用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诚如共和制度，元首以时更替，国家不能保久长之经画，人民不能定专一之趋向。兼之人希非分，祸机四伏，或数年一致乱，或数十年一致乱，拨乱尚且不遑，致治何由可望？……惟有速定君主立宪，以期长治久安……
全国人民，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机关，国体未先决定，宪法何自发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机关，征求真确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计而立国本。再三陈请，众口一词。本院初以建议在前，复经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议变更；而舆论所归，呼吁相继，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兹事重大，自未便拘守常法，以求解决。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以顺民意，与本院前此建议，所谓另筹妥善办法，以昭郑重者，实属同符，即与我大总统咨复所谓国家根本大计，不得不格外审慎者，尤相吻合。谨按《约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则国体之解决，实为最上之主权，即应本之国民之全体。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似此则凡直省及特别区域满洲、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征求民意之法，普及国民全体，以之决大计而定国本，庶可谓正大机关，而真确之民意，可得而见，较之国民会议为尤进也。兹据《约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十月六日开会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经三读通过。现在全国人民亟望国体解决，有迫不及待之势，相应抄录全案，并各请愿书，咨请大总统迅予宣布施行，等因。除将代行立法院议定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外，特此布告，咸使闻知！此令。”
4年双十节袁又有尊重民意之申令云：
“……先后吴呈请改定国体，佥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无可讳言，惟有俯顺舆请，速定君主立宪，以慰薄海人民长治久安之望，各等情。本大总统披览之余，以为改革国体，事端重大，倘轻率更张，殊非所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令公布。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竞竞，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京外文武官吏，有保全地方治安之责，应各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其膺选举监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将事，用副本大总统遵守《约法》，尊重民心之至意。将此通令知之。此令。”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即设立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是顾鳌。这个事务局就是执行机构，推动国民代表的产生，和产生投票决定帝制，下面各色各样的电报可见当时袁党的运用。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中略）查关于国民会议议员初选机宜，前经本局密电，申明办法，请转饬各初选监督照办在案，想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目下情势，较前尤为紧要，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咨格之人，详加考察，挥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庶几投票结果，均能听我驰驱。且将来选举国民代表，及选举国民会议议员时，自可水到渠成，不烦缕解，此事实为宣布选举之最要关键。务希飞电各初选监督，慎密照办，其无通电地方，应即迅用密饬，加急星夜飞递，以免贻误。如实有赶办不及之处，即将初选酌量延期数日，亦无不可。倘或敷衍竣事，致令桀黠滥竽，则重咎所归，实在各该初选监督。再，查国民代表选举，在各省系以各该最高级长官，会同监督之，此后凡关于国民代表选举事宜，如系军政地域，希即妥密协商办理，并饬知各该初选监督，一体遵照为要。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查关于选举机密事件，视为国家机务之一，应行确守秘密，责成专员管理，俾免漏泄等因。业经呈奉大总统电令遵行。并于八月敬日通电查照在案。数日以来关于选举密件，各地方尚无泄漏情形。具见贵监督注重选举之真心。现在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依照组织法应由本局筹备。各长官监督，权责重要，尤异寻常，彼此协商，日益繁多，不得不格外慎密从事。所有关于协商机密事件，自应查照前次呈准办法，特别注意。诚以国民代表大会为决定国体请愿事件而设，欲收内外相维之效，不能不密筹操纵之方。关于京外官署往来协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贵监督谋国素忠，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关于国民代表投票密件，其有应饬各具知事及其官署密行之件，仍望随时声明机密，俾免贻误，而维国本。是所切祷。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真。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敝局依法筹备，近数日来，通致诸公，明密电报，已不下十有余起。关于解释条文者用明，关于运用方法者用密，均就愚虑所及，陆续渎陈。计邀大鉴。窃思此次国体问题，关系于国家前途者至钜。诸公鼎力提倡，遂能全国景从，如水赴壑。默察现在趋势，已有沛然莫御之机。惟其猝能致此之由，实赖诸公提挈之力。惟《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规定执行，责任付托于监督者甚专。而敝局筹备之司，不过所以求统一。盖立法者明知诸公忠诚受国，必能贯彻始终，巩固国基。际兹筹备进行期中，不啻在最后五分钟内。鳌以轻材，勉附骥尾，所有迭电一切敷陈，纯出于内外相维之义。综其希望，约有四端：（一）国体改革，系国家万年永计，诸公封圻任重，登高一呼，必能于法律范围，运用灵活。果于形式上办到丝毫无憾，自足奠久安之基。（二）国民代表大会之组织，既系依政治法律常轨，以解决国体问题，凡关于法律上之形式，除确有十分障碍者外，投票程序，务必表示郑重。
庶对内可以为弹压反侧之资，对外可以杜干涉责言之渐。（三）法律形式上应从同，故敝局迭将法律条文，详为解释，以期全国办理一致，俾符代表投票制度之精神，特开征诛揖让以外之创局。（四）吾国地广民稠，情形不能一律，故于事实内容，听由诸公自行运用。以免拘牵文义之嫌，而收推行尽利之效。凡此种种下怀，均系筹备期内之希望。诸公荩筹远虑，必能谅此愚忱。鳌于迭电奉商事实，计已随时安筹，确有把握，尚望好音时赐，俾得着手进行，临电神驰。无任盼祷。顾鳌叩。删。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览本月二十一日奉大总统谕。政事堂交片，第一百五十三号内开，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本日国务卿面奉大总统谕，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决：关于决定国体投票标题咨行前来，着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按照院咨，拟定施行办法后即将决定国体投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原咨内称：查《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一条载，关于全国国民之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全体之公意决定之。第十三条载国民代表决定本法第一条事件，以记名投票方法行之。第十四条载决定国体投票之标题，由代行立法院议决咨行政府。本院于本月十九日开会讨论，佥以全国国民前后请愿，系请速定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票面应印刷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即写反对二字。至票纸格式，应由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拟定，转知各监督办理。当经本院依法议决，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施行等因。奉交到局。除咨行外，合亟遵照电行各监督查照。先期敬谨将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印刷于投票纸，钤盖监督印信。并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指示国民代表一体遵行。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漾。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决定国体投票标题，业已另电依法转知。至决定国体投票纸格式，曾经本局拟具式样，呈奉批准，通行在案。此次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应即于投票纸决定国体字样之下长方栏内，印刷君主立宪四字。并于君主立宪字样栏下，加印直行、圆形两圈，各国民代表依法所写之赞成与否字样，即于此圆形圈内，各写一字，以免形式参差。此项投票纸，既系用以依法决定国体，关系甚钜，拟请通用玉版宣纸，加工印刷，其中印刷之文字圈线，一律改用朱色，以昭典重。并请各监督先期制备，居期发给，特此电达，希即查照！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漾电。”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决定国体投票之日，应先将大总统本月八日关于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告令印刷多张，散给各国民代表，并于各代表齐集投票场所时，由监督先行宣读告令。诚以此项告令。系布告代行立法院原咨，为此次决定国体请愿特采代表投票制度立法精神之所在，应先宣读，可以表示国家立法机关，共谋久安长治之公心。宣读毕后，再行发给投票纸，依法投票于匦。当日开票，即行依法报院，仍希随时报局，以便汇报。惟参政院议决标题原咨，其决定方法形式上分为赞成反对两种，相提并举，自是立法者注重民意之公心。而此事关系国家根本大计，除标题应依院咨宣示外，拟请各监督发给投票纸后，特别声明，如果赞成君主立宪者，即依法于投票纸上亲写赞成者姓名，并亲写赞成字，俾符征求正确民意之本旨。以上各节，均关重要，特电奉达，希即查照。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敬。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顷据外交部员声称，此次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投票各事宜，在京驻使及旅居外人，异常注意。前日大宛两县，初选投票，外国人前往参观者不少，以该两县选举人数之寥寥及办理不完备，因之外报颇致不满之词。恐于将来对内对外，或生窒碍。并据称某公使亦曾以各省于选举情势该特别注重为言。该部员奉谕告由本局转知各监督，依法慎重办理，免贻口实等语。窃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现在既有此项事实发生，诸公任重强折，与国家休戚利害关系迥异泛常，于执行监督职权时，万祈特加注意。凡法律上应经之程序，应备之条件，但系于事实无甚妨害者，不妨应有尽有，务表示我国此次决定国体，实为异常慎重，实于国家前途关系匪轻。兹酌拟表示郑重之法三端：（一）国民代表之选举人，无论系初选当选人，及有复选被选资格者，均于调查完备时，分别造册报局。如为时甚迫，先就有复选被选资格一项，撮要电报。仍于期后翌日补行册报。（二）当选人表须先将姓名电报，一面仍册报。（三）筹办选举如何慎重情形，于投票期前，详细电报。本局于接到各监督电报，即择其可以宣示者，逐日送登《政府公报》，俾资各省办理。此事均极严重，且极文明，是为至要。本日明发另电，盖即为此而设。并希查照！本局非不知诸公各有颂画荩筹，何敢一再喋喋，惟既准外交部员正式转告前来，谊应掬诚奉达，统乞亮察！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敬。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国体投票解决后，应用之国民推戴书文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谨以国民公意，恭藏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再，此种推戴书在国体未解决之前，希万分秘密，并盼先复；至奏折一切格式，均照旧例，惟跪奏改为谨奏，其他仪式俟拟定再行通知。启钤、自齐、士诒、镇芳、忠枢、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漾。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此次以投票制度决定国体请愿事件，树国家亿万年久安长治之基，关系极为重要。其决定国体投票日期，尤为将来历史上特别之纪念。应请贵监督于投票日将投票情形及开票情形，饬择精于照相技术之人，分别摄影以留纪念，能适用十二寸影片更为周宜。并希将此项影片，各封寄二份到局，俾汇齐后，作为编辑资料。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沁。印。”
前面的许多函电，显示帝制活动完全是袁党发纵指使的。早在筹安会以前，袁的干儿子段芝贵已经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且先拟好了请愿书，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同时罗致地方绅商名流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对看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可是后来独立的各省却把这些原件制版在报上发表。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本来是未曾参与帝制运动的，可是帝制酝酿时，各省将军却“义”不后人，分别劝进，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8月25日他给袁的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还有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张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袁听了自然很不高兴，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3年12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10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段是袁的干儿子，9月间他领衔14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张勋是著名的复辟将军，可是他所年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在帝制运动前，曾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联络，张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于是他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到了帝制活动公开后，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却给袁一个电报这么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可是却因坐镇上海，为袁鹰犬，所以成为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是革命党的眼中钉，4年8月18日郑曾被刺未中，11月10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袁闻郑遇刺，大为震动，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郑汝成被刺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传说冯和革命党人暗通声气，原来冯自前次偕梁启超到北京谒袁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时发牢骚。袁、冯分家的谣言便甚嚣尘上，迄日本报纸大加渲染后，冯遂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12月18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他老早与段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人人有（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蔡出任这个职务是有暗盘的，他向袁克定保证筹款300万为帝制运动费，这个暗盘经由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保，所以才有这道人事命令。
原来民国成立后，各省禁烟已有成绩，民国2年印度烟土停止运入中国的，已有十余省，根据光绪卅三年中英互订禁烟条约规定，自民国3年起，印度不卖有印花之印烟于中国，所以民国3年能运进口的鸦片烟只有旧存于香港和上海关栈的14248箱半，民国3年共销去了6650箱，民国4年1月至4月销去了1658箱，最后仅存了6000箱，烟商认为中国禁烟成功，贩卖烟土的生意不久即当销灭，因此抢着要把存土售罄，所以烟商遂和蔡乃煌私议，除了照原约纳税外，每箱另外报效4500元，以6000箱计，合共可得2700余万元，蔡即以此款献给帝制运动作经费，于是皆大欢喜了。
七十四、“半”推“全”就
民国4年12月11日北京参政院自称是国民大会的总代表，向袁恭上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前此所称的“我大总统”。由参政院秘书厅起草，由秘书朗读，全体赞成通过，11日上午11时半三呼万岁散会。
第一次推戴书：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国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合词仰乞圣鉴事。窃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满蒙、汉八旗，全国商会，驻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因。兼由各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窃维帝皇受命，统一区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盖惟应天以顺人，夫是以人归而天与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吁罔应，溃决势成。罪己而民不怀，命将而师不武，我圣主应运一出，薄海景从，逆者革心，顺者致命，岌然将倾之国家，我圣主实奠安之。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卒草创政府，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覆，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尽之人民，惟我圣主实苏息之。斯时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于我圣主，我圣主仍有而弗居也。民国告成，四方和惠，群丑窃柄，怙恶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载，我圣主赫然震怒，临之以威，天讨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盖有征而必死战。慕义向化者，先归而蒙福。迷复不远者，后至而洗心。皆惟我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斯时大难既平，全国统一，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固执谦德又仍有弗居也。夫惟皇煌帝禘，圣人无利天下之心，而行施地生，兆民必归一人之德。往者国家初建，参议院议员推举临时大总统，斯时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国运于以肇兴。继此国会成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推举大总统，全国人心亦咸归于我圣主，国基于以大定。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在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牖民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轩帝神明之胄，宜建极以承天，姒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另有参政院给袁的咨文：
“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备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公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赉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
当天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说：
“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威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卅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祸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世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袁的推辞不过是造作，像历史上王莽和司马昭一样。同时希望参政院再做一篇歌功颂德的大文章，替他洗刷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两大罪名。因此参政院于当天下午5时开会，由秘书报告袁咨文之后，杨度和孙毓筠都起立发言，略谓推戴袁大总统为大皇帝一案既是全国民意一致赞同，元首亦未便过于拂逆舆情，应该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全体无异议，及退席休息，五分钟后2600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完成，参政员们回到自己席位听秘书朗读，主席请付表决，全体通过，第二次会议由开会到公文发出只是15分钟，这种快马加鞭已经到了喷射时代的效率了。
这第二次的推戴书，有血有肉，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是袁称帝期间一篇重要文献，全文如下：
“奏为舆情恳迫，谨再合词，吁请登极，以顺人心，而符天命，恭折仰祈睿鉴事。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
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撝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改昧识知，请先就功业言之。
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驰，师徒屡潜，国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刬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材，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匪乱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宇骚然，率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斯时构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新贵。不惩祸始，从无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乡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任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步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独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至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帝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获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圉，得完其版图，于雨风漂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豗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制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载，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朽枯，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庆，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蠹，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盖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情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乱，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献，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熟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存，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霄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期，其于臣节，可谓至矣。
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万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祀，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
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胃之暗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戒，斲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力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续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芨芨莫救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涕泣，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于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俱举，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己，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支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极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
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如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敻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廉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差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着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衷勉仰，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时今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
袁的洪宪称帝，两揖一让就在民国4年12月11日一天之内完成。
民国4年12月12日，袁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七十五、皇帝总统
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却是个迷。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这个口吻至少是准皇帝口吻。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袁党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这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200余人，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一篇简短演说，说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薄德，受国民之付托，揽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置词，人之不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素怀，事与愿殊，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旁皇竟目。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谕知之。此令。”
大总统做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后，便以“无智、无能、无为”自处。帝制运动开始，黎更装聋装哑，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参政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这当然不会得到袁的允许。黎知道离北京是办不到了，乃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得袁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受领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像个哑巴，对任何人都不开口，从前辛亥起义，他糊里糊涂被拥推出来，那时还“唔……唔……唔……”，“好……好……好……”，这时连这些字眼也没有了。
12月15日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其申令如下。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这道命令显示袁的阴险，他不否定建立民国出过力的人功劳，所以他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他称黎元洪为上将，是勾消了他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是表示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觉得是民国荣典而可以接受。
黎元洪的封王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去窥探黎的态度，阮公然向黎称呼“王爷”，并且传达袁的意思，打算加他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黎这位“泥菩萨”实在忍不住了，才吐出六个字：“你们不要骂我！”
19日袁有一令劝黎受封，有“王其祗承，毋许固辞”语，黎的智囊饶汉祥劝黎明哲保身暂受王位，气得黎从此不和他谈话。黎因为冷眼帝观，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毫无好处，他既没有勇气反对帝制，只好坚决拒绝这些伪命。
早在4月9日间，政事堂便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大典筹备处”，由于帝制活动尚未正式行动，所以这个筹备处是不公开的。筹备处处长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兼，处员是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仪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沄、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
大典筹备处秘密工作了三个月，直到12月19日袁才明令正式成立。
大典筹备处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是改太和殿为承运殿，原来太和殿一直便是袁任大总统后办公的地方。殿内圆柱完全漆成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礼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皇帝的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40万元，上套黄缎绣龙，座褥也是一样。御座前有雕龙的御案，案的前面排了三座古鼎，三座古炉。御座的后面陈设了九面雕龙嵌宝屏风，屏风的左右两面是日月宝扇一对。皇帝的龙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套，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嵌上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旋，每旋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
新朝的御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金印五颗。
袁指定赤色是新朝代表色，以代替逊清的黄色。
关于洪宪称帝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所列媾和条款所载，数目约在6000万元。但有帐可查的约在3000万。秘密用出的则不知详数。这笔费用的由来，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项税款、鸦片专卖之类。据调查所得：3000万用途，原定以2000万为大典专款，以1000万为登极犒军之用。自护国事起后，将犒赏军队之1000万移作战费。而大典筹备之2000万，尚余200余万由该处中人瓜分。2000万分三大类：“甲”、筹安会经费，即运动费约二三百万，内中用款，收买报馆费约30万，次之则收买名士文章及各省支会之开办费，各代表之恩给金及电报费，亦属甚钜，然亦不过百万。这所谓二三百万者，包括杨、孙之报酬金亦均在内。“乙”、三殿工程费或云270余万，或云不足200万，系袁乃宽经手。“丙”、登极费：（一）御用品，如龙袍两袭，一祭天用值50万元。一登极用值30万元。此袍全用真金丝织成，遍嵌珠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御玺玉质一颗，价值12万元。又金质御宝五颗已制成，所谓皇帝之宝，大者重50斤，小者重30斤，价值60万。又御极宝座40万。此外借用清室之銮驾，修理费亦数万，故御用品二百数十万。（二）典礼费：如登极用演习国乐之教员、学生冠服费，各衙门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孔庙之铺设费（按孔庙内一切桌围帐幔，本用黄缎，因新朝尚赤，一律改用红缎，大成殿及两庑，皆系新制）。还有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及前门一带，但以电灯及彩棚电灯牌楼而论，三日共用10余万。至各种国旗及彩灯尚在外，故此项在一二百万左右。（三）机关费：筹备处人员共400余人，或发津贴，或发兼薪，一半系专任。薪水之厚达出各部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来之銮仪，及内务府赞礼等人员共千余，每人日薪两圆，办公房屋皆装新式热水管以御寒，旧有板壁，皆改玻璃，饮食亦极讲究。
“袁朝”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这是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的含义。
21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又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计封爵者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
当封爵之前，内史缮就一张大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等摆在“御案”上，袁亲手用朱笔按名点圈，五圈者为公爵，一圈者男爵。自民国成立以来，督抚之制已废，各省将军地位平等，将军与巡按使地位亦平等，袁的脑中尚留有督抚制的影子，所以封公封侯，各有等差，又把巡按使比之于藩、臬，因之各省民政长官更不能与武人争一日之短长了。
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31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总统府警卫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袁以总统而兼皇帝，实在是不伦不类。可是皇帝还有一个现成的，那就是在故宫中的宣统，人们总是对习惯和观念不容易变，民国时代，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有力量，是个大人物，可是如果谈到做皇帝，大家都又想到了宣统。中国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皇！当袁决定接受帝位，颇想封溥仪为懿德亲王，这个念头正在徘徊，恰巧辫帅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帝号，待旧君以客帝之礼，所以袁这命令便胎死腹中。
满族亲贵中也有投机分子，那是曾任过资政院总裁的溥伦。当帝制酝酿期间，袁曾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交出仪仗、让出大内和送缴御玺等问题，这些要求于逊清小廷简直是一件大事，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把袁世凯恨得入骨入髓，骂他是董卓、是曹操、是司马懿，然而骂归骂，问题不能不解决，有人主张逊清对于民国的国体变成帝国一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至于袁想雀巢鸠占，进据皇宫大内，则无法抗拒，因为国家都让给了他，还谈什么宫院？在会议上溥伦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态度，立即移往颐和园，把紫禁城让给老袁，把仪仗和传国御玺也送给老袁，交换袁对保存清帝号和优待清室条件。忠于逊清的王公遗老们，对溥伦的态度很不满意，可是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宣布：“清室赞成袁做皇帝”的态度。
12月16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
“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监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12月18日袁申令说：
“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
袁并且写了一个亲笔的誓约，以保证优待清室条件不会改变。同时为了报答溥伦的拥戴，派他为参政院院长，以代替久不到院办公而且坚决辞职的黎元洪。同时给溥伦“赏食亲王众俸”以偿溥伦请求封王的夙愿。
逊清小朝廷没有搬到颐和园去。因为袁世凯不敢太迫害他的故主，传国御玺也没有拿去，因为这个御玺是满汉文合壁，对于“中华帝国”没有用，只是把皇帝銮仗取走了。
12月18日还有两道滑稽命令：
一为“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以予薄侣、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所仪文末节也。此令。”
一为“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所谓故人均勿称臣一节，政事堂把袁的故人列出一个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有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有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另有“三太”的建议，即王太师、张太传、徐太保。
12月20日发表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政事堂根据这道命令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赞成袁称帝的，他主张宁愿让清帝宣统复辟。早在4年10月间，帝制进行到如火如荼时，他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他的国务卿职务，袁先命杨士琦代理，10月27日改命陆徵祥代理，12月21日正式任命陆为国务卿。徐原住在总统府内，10月间请病假时，由总统府迁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这期间牢骚特别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最好去问夏内史。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学会了黎元洪那一套装聋装哑，不肯办公。
嵩山四友之二的赵尔巽看见筹安会宣言，掷之于地痛哭不已，他是忠于逊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辞清史馆长。
嵩山四友的李经羲和张謇，对于洪宪皇帝亦很冷淡，采取貌合神离的态度。
从前汉高祖因为儿子已有嵩山四老所以不敢换太子，可是袁虽封了嵩山四友，这四位“贤人”不要说不肯照顾他的儿子，对老子也不支持。
袁世凯帝制自为一幕戏，是他毕生最糟的一段政治玩意，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这场戏既不干净，又非常笨拙，尤其是强奸民意，他父子和杨度一批人自以为天衣无缝，实则西洋镜立刻被拆穿，因为当时由北京发号施令，要各省劝进，制造民意，结果很多省宣布独立后立即公布那些密电，于是袁的笨戏乃为全国人所共晓。
袁时代有很多流行名词，前面提到过北洋三杰、西山十戾、筹安六君子，后来还有四将军，是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冯国璋（狗）、再加荫昌、又有四凶是指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赵、陈、梁三人前面已陆续交代过他们的来历，至于朱启钤是贵州紫江人，交通系统三巨头之一（另二人是梁士诒和周自齐），前清举人出身，和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有戚谊，曾拜徐世昌为义父，徐任东三省总督时朱任蒙古开垦督办，派往日本北海道考察垦务。锡良继任东督后，朱奉调津浦路总办，民国元年任陆徵祥内阁的交通总长后转任内务总长。袁死后有八大祸首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济、薛大可。
八凶之一的薛大可是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主持人，《亚细亚报》在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文后，曾悬赏3000元征文驳之，并以20元1000字的钜额稿酬征求文稿，但无人应征，其上海分社在发报的第二天就被炸弹爆炸，后来更一连串被炸。
前面提到过袁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袁利用这个日本法学博士来表示外人也赞成中国帝制，何况日本便是君主立宪很有成就的一个国家，为了答谢这位客卿，有笼络之意，于是袁赏有贺长雄以唐人墨迹，有贺具奏谢恩，自称外臣：
“外臣酷爱唐人墨迹，拜领之余，恐惶万状。伏维中日亲善为二国存亡之所关，亦为世界和平之基础，外臣仰蒙恩知，备员顾问，进止标的，恒在于是。对于母国，固应确守臣子之分，卖国利外，非外臣所敢为，然事关法律，苟利中国，无害日本，或见共利于中日二国者，必进而明其治理，使其易于实行。因此之故，犯难亡身，亦且不惜，区区人言，更无待论。燕京风土，本与外臣病躯相适，年齿亦正当致力之期，拟即贡其所得，为新朝创业之助。誓致毕身之力，从事于陛下所命之法律事业，以报恩于万一。”
日本报纸大骂有贺，劝他归化中国。天津日侨于4年12月23日在大和俱乐部开会，以有贺竟在日本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执外臣之礼，实属有玷日人体面，公议开除他的侨民身份。
七十六、孙中山讨袁
孙中山对袁世凯是让位、支持和感化，总希望袁世凯化私为公，化家为国。到宋教仁遇刺后，才对袁绝望。国民党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乃决心讨袁，把从民国2年到5年的这一段时期，定名为讨袁战争。
早在民国2年7月，孙中山就发表《为袁氏叛国对国民宣言》：
“当南北统一之际，仆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原望其开诚公布，尽忠民国，以慰四万万人之望。自是以来，仆于权利所在则为引避，危疑之交则为襄助。虽激昂之士，对于袁氏时有责言，仆之初衷未尝少易。不意宋案发生，袁氏阴谋，一旦尽揭。仆于当时，已将反对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义自在，舆论难诬，尔时即应辞职，以谢国民。何图袁氏专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无任翘企之至。”
袁称帝前后，孙中山寄寓日本，策划党人倒袁，本拟亲赴美国争取外援。迨袁帝制实现，孙中山乃在日本发表讨袁檄文如下：
“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邀利，至乃要窃总统以言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至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珍，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敦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佥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衄，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媟，犹复恣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此时，方论功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为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载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鄙，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弄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觇国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民国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我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驯此以往，亡国灭种，非伊异人，国交之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推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雄，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檄到如律令。”
孙中山声讨袁世凯后，四方八面都有劝阻袁悬崖勒马回首是岸的电函，当然这些电函，袁看来是厌恶的。
现在随手摘录几则如下：
刘公电北京袁大总统钧鉴：共和创造，艰苦万端，国家大业，付托君手，应如何恪遵宪典，发扬民国精神。讵解散国会，蹂躏民权，叛逆罪恶，已不容诛。举国隐忍，犹观后效。乃专制未已，进而帝制，帝制未遂，进而卖国。中日交涉，为帝制预备，土地利权，割丧至钜。近招警告之干涉，更为秘密之拍卖。帝制承认之日，即我四万万民族绝命之时。夷主人为奴隶，沦同胞于水火。叛国曰逆，卖国曰盗，人非枭獍，何忍自噬其类。矧侄孙皇帝，波印侯王，只供他人灭国之傀儡。国既不存，帝于何有？大总统自谓神圣心肝，应在腹中，伏杀清夜暂回天良，靖遏昏俗，不远祗悔，免稽天诛。特进忠告，幸盼容纳。刘公叩。
南岳峻电北京政事堂呈大总统钧鉴：国之不竞，病在用人行政，若罪共和，何以解于前清？若改君主，何以异于复辟？若谓筹安会为学理研究，不能干涉，设有以改造政府为议者，且将何以对待？舍政治而易国体，故有墨乱。私大位而失人心，何利秦皇。况卧榻有客，不宜再受口实，狡邻首鼠，当犹忆夫辛亥。诸侯争权，总统孤立，失信义于天下，增扰乱于危亡，即使君主果优于民主，亦非目前所可变革。矧言者之各有心乎？请诛杨度诸人，以为妖言乱邦者戒。南岳峻上。
方梦超电北京大总统钧鉴：杨度、梁士诒、孙毓筠等，设筹安会，诪张为幻，捣乱国本，以元首为孤注，陷国家于危亡，舆情隐忍，险象环生，中央威信，一落千丈。今更不俟国会成立，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不伦不类，欺我平民，稍有良心，无不发指。我大总统莅政以来，迭戡大难，宣誓天地，力主共和，口血未干，神人共鉴。杨度等鄙夫希旨，寖成事实，我公英武明察，乃竟曲予优容，致令今日共和国庆纪念停止庆贺典礼，英灵欲泣，举国痛心。后虽日百其令，令百其辞，南响北应，让再让三，宁可解于操莽之故实。国家新造，民志未宁，西弱于俄，东辱于日，有街宗邦，愤亦逞矣。犹复纵容奸宄，自召覆亡，请立斩杨度、梁士诒、孙毓筠首，悬之国门，以谢天下。梦超天良不泯，改以上声，国庆日方。梦超谨叩。
南洋华侨欧纪华等电北京大总统钧鉴：今日变更国体，实与公现居地位不相容。若不始终负维持共和之责，而使帝政复治于公之身，是失信义于天下，莫此为甚！况以总统而践帝位，无论国民若何请愿，参政院若何通过，各军民长官若何赞成，揆诸事实，实有未当，盖请愿人为筹安会所召集，筹安会要人为公所亲信，参政员及各军民长官为公所任命，以势力左右其间，而可名民意，则当日王莽之劝进，与拿破仑之民选人数且什百倍于今日，何以终无救于当时之乱，后世之讥。若谓创大业者不避小嫌，信如此说，来日大难，效尤者众，往代陈迹，可为殷鉴！况列强警告相追而来，口舌无效，势必继以武力，冕旒未加，翻为罪首，言之可惧。今曲突徒薪，事犹可及，吾公明达，尚三思之！南洋华侨。欧纪华梁惠民、林雄、陈侨、李图南等叩。
共和维持会致袁世凯电北京大总统钧鉴：友邦警告正严，郑使忽又被刺，商业停顿，人心益恐，证以内外情势，国体决难变更，若再狃性逆时，势必丧身亡国。生灵万象，系公一人，何忍贪一己之私荣，弃国人之生命。专电哀求，引颈待命。上海共和维持会黄毅、朱海珊等公叩”
美国波士顿中华公所电上海中国报界公会，转各省将军、巡按使、国民会鉴、请反对君主，实行民主，复自治，公选举，开省会。中华公所全体华侨。
泗水华侨致北京当局电北京大总统、政事堂、参政院、肃政史公鉴：接读九月六日大总统对于立法院之申令，殊深钦佩，但杨度等倡立筹安会，变更国体，欺罔元首，紊乱《约法》实为召乱速亡之祸。请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严办杨度等，解散筹安会，以弭大患，而维国本。泗水筹办爱国捐事务所、泗水商务总会。
留日学生华侨通电上海各报馆转各省将军、巡按使鉴：袁氏无端，图谋帝制，惹起日、英、俄警告，开外人干涉内政之创例。吾国独立资格，从兹丧尽。应固不国，拒尤召祸。逞一人之野心，陷国家于无可转旋之地。袁氏能发而不能收，千钧一发转危为安，惟吾国民履行主权者资格，迫袁负咎退位，以副总统代行国事。从速组织正式完全民意机关，确定国基，消弭外侮，吾国不可避之革命，亦借兹消释。一举数善，惟吾父老兄弟图之。留日学生华侨同叩。
七十七、蔡锷和小凤仙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邵阳县东的亲睦乡。七岁就学，八岁聘武冈县刘氏侠贞为室，15岁参加岁试取列一等，其试题为背诵四书五经及句对，府尹爱其聪慧，乃用四书“子男五十里”句属对，蔡应声答“府尹二千石”，有人病其末字均属仄声，府尹说：十余岁童子即能以汉书属对，实在难得。17岁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这个时务学堂的学监是谭嗣同，总教习是梁启超，倡说新学。蔡在时务学堂为期只有半年，他三月入学，八月戊戌政变，时务学堂遂遭解散，乃走武昌，打算进两湖书院，只因他是时务学堂出身，因之被摒。18岁应梁启超的召约，东渡日本，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后改入东亚商业学校，加入了唐才常的自立会。第二年随唐才常等19人回国，计划在汉口起事，结果失败，仍返横滨。在此以前蔡名艮寅，在此以后才改名蔡锷。梁启超这时在东京办《新民丛报》，乃邀蔡襄助笔政，蔡以奋翮生和系锥生为笔名，撰文甚夥。此后三年由文学校转入武学校，以候补生入联队实习，实习期满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蔡在武学校中，因身体甚弱，所以学科虽优，但术科却不及格，常受日籍教官和同学的轻视，尤其是翻杆、跳高、跳远诸运动完全不行，每向同学曾叔子垂泣而道所苦，有一天忽然举王夫之（船山）的联语告曾：
六经自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蔡认为王船山这两句富有拼命精神，因此要力学、困学以雪病夫之耻。一年后蔡果然前后判若两人，凡是运动和术科，都矫捷冠侪辈，日本人惊为奇迹，莫不由衷地敬佩蔡的决心和毅力。蔡在23岁那年自日本上书给湖南巡抚赵尔巽，请其力行新政为全国倡。这封信凡五万余言，由是东南各省的封疆大吏都知道有蔡锷其人。
光绪卅一年（1905年）蔡锷24岁，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担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这时原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已升任东三省总督，赵对蔡也是最赏识，所以奏请清廷要调蔡到奉天去练新军。同时广西巡抚李经羲则派专人来敦请蔡至桂林。这个年青人在各省封疆大吏心目中是一枝奇葩，大家都争相延揽。他终于接受了李经羲的邀请，即派学生雷飚、谭道源、彭新民、罗质、周日旦等十余人先赴桂，蔡自己则率岳森和梅尉南便道赴邵阳省母，7月22日抵桂林，李经曦羲立即委为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8月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和巡抚部官部参谋官。以后在广西陆续划办测绘学堂和陆军小学。广西的陆军小学先后办了四期，毕业学生数百人，得意的门生有白崇禧、李宗仁、黄绍雄、李品仙等，其后又在广西接办讲武堂。
广西巡抚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后不久，奏调蔡入滇，委充第卅七协协统，辖下的两位标统是丁锦和罗佩金、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刘云峰、韩凤楼、李鸿祥等，这些人后来都是辛亥云南起义以及民国4年12月护国起义的显赫人物。
昆明是个美丽的城市，四季如春，风景如画。蔡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一本著名的兵书，是搜辑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论，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勇、和辑、兵机、战守等12章，订名为《曾胡治兵语录》。这本语录，后来于民国13年10月蒋中正办黄埔军校时，特为刊印，并亲撰言，序言节要如下：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光荣之第一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而其政治组织与经济设施则尤足称焉！……
夫清朝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矣。
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飨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
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献、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断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卅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律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派谢汝冀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
令罗佩金、康恩肠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
贵州反正后，有公口之乱，黔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电请云南支援，蔡锷乃派唐继尧率兵赴黔平乱。
民国元年蔡正式担任云南都督，这年他才31岁，一切治滇的规模都非常有条不紊，10月间他在昆明娶了一位如夫人潘氏。
民国2年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扩向西南，不过北洋势力对云南始终有鞭长莫及之感。袁对蔡非常疑忌，当北洋势力向西南扩充时，袁就电邀蔡赴北京，如果蔡不答允，袁很可能即对云南用兵。以当时的形势而论，蔡无力可抗袁，因此只好接受袁的命令，电请以贵州都督唐继尧任运动都督兼民政长，唐未到任前以第一师师长谢汝翼代都督，以第二师师长李鸿祥代民政长。
民国2年8月12日蔡锷离滇，滇人依依不舍。蔡锷偕修承浩、何鹏翔、雷飚北上，取道北越，河内的法国总督康德设盛筵款待。袁世凯派代表范熙绩在上海欢迎。10月4日抵北京，袁立即发表蔡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
11月袁又派蔡为政治会议议员，李经羲为议长。3年5月北京参政院成立，袁又派蔡为参政院参政，6月派蔡为将军府昭威将军。
在筹安会成立前，杨度几乎天天都到棉花胡同去访问蔡锷，敦劝蔡加入筹安会为发起人之一，可是蔡总顾左右而言他。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跑去杨那儿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让任公（梁启超的别号）参加？”杨于是请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游说梁，这时梁正写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汤、蹇两人一看这篇文章，简直是一枚炸弹，吓得脸都变了色，梁托他们带封信给杨，有“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又有给袁的信是：“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之新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
就是这一天，梁的高足蔡锷由北京专程到天津来访梁，师生二人促膝密谈，决定要以行动反对帝制。蔡曾慨然说：眼看着不久便有盈千累万的人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要是安然登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力量虽然有限，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下不可。”
蔡在北京，一直被袁监视，他怎可随便离京赴津呢？原来他这趟赴天津是杨度促请他，杨请蔡以师生之谊去劝梁不要反对帝制，杨一直被蒙骗，认为蔡不反对帝制。蔡由津返京后，把梁谈话的经过编了一套，结论是梁反对帝制的意思很坚决，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蔡为了避免袁党的注意，乃扮演“诈降”，因为梁公开反对帝制，蔡的处境自然很为难，蔡为了使袁对他不怀疑忌，因此在4年8月25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第一个提笔签名，以示拥护帝制。还不止此，为了使袁党认为蔡已无所作为，蔡每天都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他选中云吉班的小凤仙，两人打得火热。由于蔡每天都往云吉班，使得蔡的夫人很不开心，两人曾为此争吵得很厉害。
这一切都是演戏，蔡在醇酒美人的幕后，正不动声色地布置军事讨袁步骤，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戴是贵州人，原名桂龄，字锡九，后改名戡，字循若，曾在日本习手工业，回国后在河南法政学校担任庶务，后到云南获交唐继尧。辛亥年唐任贵州都督，戴任实业司长，不久升任贵州巡按使，交卸后到北京任参政。10月间戴戡和王伯群同到北京，成为蔡和云南将领间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密函前往昆明。王伯群动身前曾和戴戡、陈启铭等穿着大礼服共摄一影，且题：“不成功即成仁”字句。
蔡锷的反袁安排中，邀戴戡到天津和北京是重要的一幕，蔡、戴和梁启超共商讨袁计划，拟定于袁称帝时，云南首先宣布独立，贵州则俟一月后响应，广西则俟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南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武昌，底定中原，同时并派彭新民赴桂，毕厚赴粤，赵恒惕、陈复初赴湘。赵恒惕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命令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拿解至北京陆军部监禁，民国3年12月，蔡在北京联合陈宦保释赵、陈两人。
蔡锷这时自己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假意和老师梁启超各行其是；其二是大隐花丛，与小凤仙打得火热。然而暗中他却积极部署倒袁的军事，除了戴戡成为他和云贵两省的中间连络人而外，他同时和流亡东京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
袁虽迷惑于蔡锷的假戏真做，但却仍不放心。4年10月14日的清早，北京棉花胡同的蔡宅门口，突然人声嘈杂，蔡这时刚刚起床，门口一个操天津口音的刘排长，推门闯入，厉声说，“检查！”蔡家的看门人挡不住这些如狼似虎的兵士，大声嚷着说：“这里是蔡将军的公馆，你们检查谁呀？”刘排长气势甚盛，一掌把看门的推在地上，呼喝说：“管你什么菜将军饭将军，我们是奉上头命令。兄弟们，快搜！”于是大伙一拥而入，在每个房间倾箱倒箧，结果除了破书若干卷而外，连衣服都没有两套，至于可疑的文件甚至所谓的违禁品自然也没有了。这些凶猛的鹰犬一无所获，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而去。
蔡见到这些来人，一看便知是袁的特务机关——军警执法处派来的，知道不可理喻，待他们搜查无着而去后，立即打电话找执法处处长雷震春，接电话的人回答：“处长尚未起床。”蔡真气极了，留话对方，请雷起床后复一个电话，于是闷坐家中，等待雷的电话。傍晚时候，雷才有电话来，蔡把早晨军人无理搜宅的经过告诉了雷，雷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太胡闹了，一定是误会，请原谅！”
雷震春就用误会二字搪塞过去。后来雷向蔡解释这场误会引起的原因是这样的：蔡的住宅原来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由何的亲戚姓福的代为管理。何仲璟和袁世凯是亲家，袁的第四儿媳是何仲璟的侄女，慈禧死时袁避祸天津，即住何家。搜宅的刘排长原是何家的旧仆。宣统三年何仲璟在天津欠下外国商人一笔巨款，闹得几乎要破产，何的姨太太派刘某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寄存这所住宅的主人福家，事隔多年，何死了，何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刘某从军到排长，这笔财产的来龙去脉，只有刘排长知道得最清楚，于是带兵到西城棉花胡同的福家大事搜查，他不知福家早已搬家，现在住的是蔡将军，因此发生了这一幕闹剧。
这种解释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何仲璟既然是袁的亲家，而且何的兄弟何颐臣仍然活着，刘排长怎敢在老虎口中找肉吃。
雷震春所说的刘排长，后来如何结果，不得而知；10月17日因闯入蔡公馆而被绑赴西郊土地庙执行枪决的犯人，其罪状上的姓名则是吴宝鋆。
这件事发生后，对蔡来说是好的，因为在蔡宅什么东西也搜不到，使袁对蔡便放松了监视。
蔡从北京脱走是一幕极生动而戏剧化的故事，由于他自己对这一幕没有正式的记述，后人所传言人人殊，每一种说法都极动人，但都是不确的。现在把几种说法都抄在下面：
其一：蔡有一天在私邸宴客，故意扬言要纳小凤仙为妾，蔡夫人亦在座，酒酣，夫人盛怒诟谇，揪蔡，两人欧斗及于户外，遂共议离婚。夫人索取衣饰和财物，搬往天津居住。蔡则独居北京，更形放荡，大家都误认蔡是绔绔子弟。又过了几天，蔡将军与友人至长安酒楼，飞笺召小凤仙，酒酣，蔡大呼腹痛，遂入厕所“尿遁”。客人以为蔡醉酒返家，至天明，监视蔡的人发现蔡未归家，又不在小凤仙处，才知蔡已搭夜车去天津了。
其二：哈汉章为父母祝寿，蔡往祝贺，参加省战，战至通宵，天亮7时始结束，蔡大败。于是蔡由哈宅侧门出，直入新华宫。袁所派的监视人员在哈宅彻夜未眠，见蔡拖着阑珊的步子入宫，不虞有他，乃小寐传达处。蔡在办公室稍作勾留，暗窥监视人皆已入睡，遂自政事堂出西宛门，乔装人力车夫，径奔火车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溷迹三等车厢中，安然逃抵天津。
其三：蔡从10月下旬起，就经常称病假不去办公，不久借着一个和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把一张车票偷偷地塞在蔡手中，两人在车上装作互不认识。
关于蔡在北京诗酒风流，纵情酒色，自是事实。但据说蔡除了小凤仙而外，还垂青于另一雏伶，小妮子髫龄玉貌，楚楚可人，但不久即名花有主，当然是为一位有势力有钱财的人攫去，蔡赠之以诗：
弱柳难听莺度曲，
枯桐传说凤辞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