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北京国会，本已是袁掌中的玩物，袁要如何便如何，而宪法会议亦准备接受袁的“扩大总统权力”。在国会议员来说，所仅存的希望，只是要袁维持国会外貌的尊严，维持议员个人的地位，稍留颜面，依照一定程序，制定一部袁可同意的宪法。怎知袁竟一点不留余地，公然派员干涉制宪，使国会没有接受的余地，因此坚拒接待八代表。
袁为此怒不可遏，遂于10月25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其文曰：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全；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记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默而不言？《临时约法》，大总统有提议修改约法之权；又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合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卅万人出众议院一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法国制定宪法时，马卖马洪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命外务大臣布罗列向国民会议提出宪法草案，即为法国现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公共讨论，仍当随时续告。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早在10月8日，安徽都督倪嗣冲已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凡该党身居要津者，均驱之回籍。”自袁发出上电后，辫子军统帅张勋痛斥：“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勋虽不才，诛锄叛逆，以身许国，万死不辞。”淮军老将姜桂题骂国会议员为国民公敌，少年新进。有人主张解散国会，以法制局为制宪机关。
这一切喊打喊杀的言论，忘了一个事实：他们所拥戴的袁大总统，正是这个“国民公敌”的国会所产生的。
五十七、袁解散国民党
民国2年11月4日，袁遂借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资格剥夺，追缴证书、会章，被追缴者共438人。
为解散国民党，前后共发了三道命令。
当袁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前，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听到袁已决心这么做了，乃匆匆忙忙地跑到总统府，希望袁顾全大局，勿走向不可收拾的路上。他到总统府门口，侍卫阻挡他入内，告诉他说：“总统正在讨论要紧的公事，请总长（梁是司法部总长）明天来吧！”梁发急说：“我正是有要紧的公事要和总统商量，我在这里等一会吧！”梁等了好大半天，侍卫才向他说：“总统有请。”梁见到袁后，说了一大篇道理，劝袁勿下命令解散国民党，袁微笑而有耐心地听他陈说，最后，袁淡淡地说：“晚了！命令已经发出了！”
就在命令发布的同时，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动了300多人包围外彰仪门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第二天又包围了参众两院，甚至半夜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缴获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共300多件。
国民党遭遇到严重而非法的迫害，进步党虽然反对国民党，可是，兔死狐悲，也很寒心。梁启超既然向袁当面要求没有结果，他乃作第二步努力，就是在国务院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示激烈的反对。他认为袁的解散国民党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全体辞职，以表示对袁的抗议。他的这个提议，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坐在主席位子上的熊希龄也是面部毫无表情，不置可否，因此这个提议只好不了了之。
进步党的另一个领袖，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对解散国民党也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对于取消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认为更是罪大恶极。他表示：议员资格应由国会本身来解决，总统出动军警来干涉是不合法的，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议员有附乱嫌疑，则应提出确实证据，请国会依法处理。因此，他对议院秘书处下达指示，以后议会开会的通知书，仍照以前一样投送，不管他是任何党派的议员。同时，他还跑到总统府向袁直接交涉，请发还“未附乱”议员的证书和徽章，以免国会流会。据说袁总统对这位汤议长很不客气，只是冷冷地向他瞟了一眼，一句话也不说，汤化龙只落得个下不了台。进步党最后作更大的努力，他们请名义上是进步党领袖的黎元洪打电报给袁，希求挽救这个破裂的局势，可是袁也一样不理不睬。
11月14日袁的第三道解散国民党命令中，勒令所有已追缴证书和徽章的议员们，如果要离开北京，需要觅五人以上的连环保，担保离京后不作任何反对袁政府的言论和行动。
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于12月3日，质问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兹节抄如下：
“……前月初四日政府忽有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之命令，并以暴力禁阻议员到院，其数多至四百余人。今下之日，举国惶骇，人心骚动。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至今一月，不得开会，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大总统令出府中，用意或别有在，而法有明文，国务员辅弼总统，列名副署，其于此令不能不负责任。兹仅依约法第十九条第九款、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依议院法第四十条，限政府三日内答复！……”
下面是“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
“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之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近阅报载，大总统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隶籍该党国会议员证书徽章；夫该党本部与南方乱党勾结，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结社，凡我国民，无不认为正当，独是国民党与隶籍国民党之议员，在法律本属两事，其处分自不能从同。假令议员而与乱党通谋，确有证据，勿论隶何党籍，均得按法惩治，否则确与乱事无涉，即隶国民党籍，亦不能牵连取消。盖党自党而议员自议员，二者性质不侔，即不能并为一谈。查议院法第八条，议员于开会后发现不合资格之疑义时，各院议员得陈请本院审查，由院议决，选举十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审查之。据此，议员资格之疑议，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查议员中有早已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势难缄默。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国务院在民国2年12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瓮
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援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玄破秦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待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黎虽然对袁死心塌地归顺，可是袁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袁为什么对于像黎这样一面倒的人还要下毒手呢？理由很简单，黎不是北洋嫡系，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他是湖北人，又在湖北带兵，武昌首义又是他为领导人，在湖北已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像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奴颜婢膝，袁也不会对之信任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黎从湖北都督的位子赶下来。而黎元洪呢？他虽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可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却非常精明，他也用千方百计来应付袁，总之是死皮赖脸，决不肯离开湖北。
在对南方用兵时，袁本有一个企图，是借军事理由，派段芝贵率兵入鄂，这是“假途灭虢”的故计。可是黎这时一面倒向袁，袁无法借口，因此在国民党兵败后，袁便不止一次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黎则推三阻四，想尽理由来婉拒北上。黎知道袁决不敢对湖北用兵，因为这样做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所以他敢向袁打太极拳。
袁终于忍耐不了黎的推拖，他认为事机已经成熟，非解决湖北问题不可，于是在民国2年12月8日，借词要公待商，密电召黎入京，同时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段祺瑞也是8日这天到达汉口。黎当然知道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驾，是绝对不简单的。段催促得很急迫，要求黎立即动身。黎知道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北上是不可能了，乃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自己抱着入虎穴的心情决定入京。
段祺瑞在湖北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12月9日当面催促黎动身，黎只得仓促就道。当他一上了火车，袁葫芦里卖的药就弄明白了，原来他派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马，是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返湖北的双重任务。因为黎在湖北已有基础，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要调动他，显然不是儿戏。段祺瑞在清末地位比黎高，又是袁系中第一号人物，用段接替黎显得既郑重又严重，自国民党失败后，袁对黎已经不计较投鼠忌器，也不怕把黎逼上梁山，因为黎已经无山可上了。
12月10日，黎正在北上途中，北京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辆马车在14个月前曾用以迎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欢迎孙中山。
袁同时手令规定黎副总统月俸1万元，办公费2万元。这和前一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时的月俸3万元，是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儿抄录几则有关的电报——
2年12月9日黎元洪上袁世凯电二则：
黎上袁并致各机关电：元洪忝厕戎行，材薄任重，属沧海横流之会，当中原板荡之秋。溯自阳夏媾和，及平赣宁肇变，荆山欲崩，汉水几沸。幸赖我大总统当机斡运，先事绸缪，奠民国于无疆，投元凶于有昊。元洪得依余荫，幸保虚声，未尝不啜茗怀波，茹禾念露，燕云楚树，道阻且长，虽颜色未亲，而神魂久向。只以周旋鞭弭，鞅掌军书，亲从汜水之师，致后涂山之会，盲骑莫适，瞽笑为劳，天命更新，楚氛幸靖。风前退鷁，弥坚向路之心；浪后颓鱼，愈切登门之念。谨于本月九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俾专责成。专此缕陈，并行通告。
元洪业经起行，本府一切事宜除先行呈请大总统派员代理外，应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谨俟后命。
黎致段祺瑞电：元洪自鄂频行，过劳远送，至感厚意。兹于本日早七点钟到京，即入觐大总统。面谕代理一节，已有命令暂兼等因。自维治鄂两年，深愧无状，得公替我，知免愆尤，闻命之余，敢为全鄂军民额手称庆！特电驰贺，兼致谢忱，即维垂察。元洪现住小蓬莱，并以奉闻。
段复黎电：在鄂奉教，优礼逾恒，极感盛意。接读真电，敬谂旌旆帜莅都，至为庆慰。过承奖借，愧弗克当。瑞以菲材，随公之后，虽暂承乏，敢不兢兢勉守成规，冀免陨越，尚乞随时箴诫，是所盼祷。
黎致鄂省各机关人员电：本副总统因公入京，于本月初九日自鄂起程，十一日早抵京。追维在鄂两年，同舟共济，诸赖匡襄。此次行期匆促，不及言辞，深怀歉仄。现在鄂都督事已奉大总统令任命段总长兼领。段总长威信素著，忧国为怀，必能造福地方，维持秩序。尚赖诸君子各尽职务，相与有成，本副总统有厚望焉。贱躯安好，知念并闻。
黎上袁书：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摩措，诚服无涯，伏念元洪忝列戎行，欣逢鼎运，属官吏推选之众，承军民拥戴之殷。王陵之率义兵，坚辞未获，刘表之居重镇，勉力难胜。洎乎宣布共和，混一区夏，蒙大总统俯仍旧贯，悉予真除。良以成规久圯，新制未颁，不得不沿袭名称，维持现状。元洪亦以神州多难，乱党环生，念瓜代之未来，顾豆分而不忍。思欲以一拳之石，暂砥狂澜。方寸之才，权撑圯厦。所幸仰承伟略，乞助雄师，风浪不惊，星河底定。获托威灵之庇，免贻陨越之羞。盖非常之变，非大力不能戡平；无妄之荣，实初心所不及料也。夫列侯据地，周室所以陵迟；诸镇拥兵，唐宗于焉驰废。六朝玉步，蜕于功人；五代干戈，胎自骄将。偶昧保身之哲，遂丛误国之愆。灾黎填于壑而罔闻，敌国入于宫而不恤。远稽往乘，近览横海，国体虽更，乱源则一，未尝不哀其顽梗，惨莫惩嗟。前者赣水弄兵，钟山窃位，三边酬诸异族，六省订为同盟。元洪当对垒之冲，亦尚尽同舟之谊。乃罪言勿纳，忠告罔闻，哀此苦心，竟逢战祸，久欲奉还职权，借资表率。只以兵端甫启，选典未行，暂忍负乘致寇之嫌，勉图抛杖观成之计。孤怀耿耿，不敢告人，前路茫茫，但蕲救国。今者列强承认，庶政更新，洗武库而偃兵，敞文园而弼教，际四海困穷之会，急起犹迟；念两年患难之场，回思尚悸，论全局则须筹一统，论个人则愿乞余年。倘仍恃宠长留，更或陈情不获，中流重任，岂忍施于久乏之身，当日苦衷，亦难曝诸无穆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者也。伏乞大总统矜其愚悃，假以闲时，将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明令免去。元洪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属解衣推食之恩；倘遇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伏居待命，无任屏营。谨呈等因。
袁复黎书：来牍阅悉，成功不居，上德若谷，事符往籍，益叹渊衷。溯自清德既衰，皇纲解纽，武昌首义，薄海风从。国体既更，嘉言益著。调停之术力竭再三，危苦之词书陈累万。痛洪水猛兽之祸，为千钧一发之防。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赣宁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梁既济，重思作楫之勋。虞渊弗沈，追论撝戈之照。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粗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楚国宝善，遂见斯人。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尽。昔张江陵恒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此复。
这两封信，全是言不由衷，假得可笑。辞卸湖北都督的黎被安置在瀛台下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
黎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据说两家讨论婚嫁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因为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黎，袁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中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挑一个，黎征求太太意见。黎太太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黎太太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黎这时已是身在秦庭，事事不能不迁就，因此又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说好婚姻，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这幕婚姻是十足的政治联姻。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备受虐待，气成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是个悲剧下场。
黎初抵北京时，袁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有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似已做到彻底地“解衣推食”了！
不久袁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而段祺瑞在权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因为他是袁身边重要的帮手，所以不能长期放在外面，袁对湖北人事安排，本预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在黎已入京，又已辞职。所以3年2月1日仍调段祺瑞回北京复任陆军总长，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他的任务是清除黎在湖北的势力，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当段返回北京和黎相见时，他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他脸孔上流露出一种倨傲之色。段的等级观念很深，他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护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至于辛亥革命，黎只是从床下面拉出来顶名字的，谈革命功勋也是假得很；如今则已是袁的政治俘虏。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黎段之间这段关系注定了日后的许多纠纷。
黎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的答复。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实际上参谋总长工作则是由次长陈宦代行拆。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3年1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特抄录如下：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
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会。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
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
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
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
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蓝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彩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作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替他作媒一定不好作，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枝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匆匆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肚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岌岌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陆建章置之不理，章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奇岛，以及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袁也同样予以不理。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怕章闹得太厉害，袁下毒手，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意请袁仍予位置，使其安心在京，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表示必须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3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故意挨磨时间，尽欢而散，再去车站，车已开行。其实如果车未开，章也上不了车，因宪兵已奉了袁的命令，阻章登车也。章赶不上车，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以示决心。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服装怪异，行动傲慢，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章问：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是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廏（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廏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值日官一见章，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袁乃命派卫兵备一马车，将章强拉上车，送至总统府附近的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3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这时，有一位黄节想看章，托李经羲疏通袁，要求准许其往访，李经羲和章无一面之缘，但为义所动，乃函恳袁请准黄赴龙泉寺收拾章的稿件。黄到了龙泉寺，见到章一切均好，和章大谈本国史，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章，最后想把章递解回籍，发交地方官看管，可是又怕他回家乡后乱跑乱骂。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3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这位“民国弥衡”，因为袁不是刘表而是曹操，所以没有杀他。
章的遭遇实在难说是福是祸，他一生颠颠倒倒，可是一次坐监（苏报案被囚在上海），一次受厄（在北京龙泉寺），使他却更享大名，使他不仅在革命事业上有贡献，在反袁运动中也有了地位。
六十、袁家的新约法
对袁世凯来说，他的失败命运是从他和国民党正式决裂时开始的，因为自此而后，他便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歧路，脱离了时代和人民，在历史的车轮下，他不向前而向后倒退，最后终于失败而死亡。
他在二次革命用兵时，得心应手，自以为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迨军事告一段落，便在政治上使用压力，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解散国民党，取缔了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这一切在当时看来，是既毒辣又凶狠的手段，北洋方面的人大家互相赞诵袁不愧是个角色，手狠心辣。其实这正是袁自掘坟墓的开始，因为在当时的政治主流，毫无问题把握在领导革命推翻清朝的国民党手中，袁如此对待国民党，完全是逆天行事，是政治的逆流。逆流虽能汹涌，却经不起考验，因为如果袁一直和国民党互相提携，互相激励，以国民党的主义为政治主流，袁的北洋实力为安定力量，则民国初年便不会那么扰攘不安。有国民党在，袁便不敢太为所欲为，总有点投鼠忌器，后来的筹安会和洪宪帝制便不会上演，袁也不会悲惨地死去，所以后来的一切，都是因为袁走错这一步而开始的。
袁的解散国民党，在当时来说也极失民心，当时北京有一家报纸批评得最为恰当，它说：
“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是以攻克湖口炮台时所得的证据为其根据；事情经过数月，政府为何置而不问，迟至今日始行宣布？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
一个人最怕一步走错，譬如着棋，一步之差，全局皆输。袁世凯这时的作为完全相同，当他解散国民党以后，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被取缔，根据他的命令，议员缺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但是袁这时已感到国会是个碍手碍脚的东西，留下仍是一害，索性一不作二不休，让国会在人数不足情形下解体。所以他虽然明令各省递补，同时却暗中指示各省当局无庸完成递补手续。在这点上还有一点内幕，当第一届国会议员进行选举时，国民党在全国各省占了极大优势，国民党党员不仅在当选人中占了多数，就是在候选人中也占多数，现在如果要以候选人递补，国会中仍是国民党人占多数，如果取消国民党候选人的递补资格，则将造成无人递补的现象，还不如各省根本不办理为佳。于是国会就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形下无法开会，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后，使国会自然解体而企图以政治会议来代替。
政治会议原是袁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袁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最初，袁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为议长。
民国2年12月15日，政治会议议员69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居仁堂，恭谒袁大总统。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由黎元洪领衔的19省军民长官也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在这通电内，黎等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讨论。
12月29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最后决定成立15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3年1月2日，15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元月10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
袁既有了御用的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同时根据政治会议的建议，于民国3年1月10日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这样一来，国会遂完全解散。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如下：
“……本月十日，据政治会议呈称，本案前奉大总统咨询命令，系据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铣电之所请求……综其纲要，约有两端：第一则请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第二则请资遣议员，而以扶持国本为宗。凡此所陈，具征远识。惟原电修正宪法一节，经本会议详细讨论，佥以民国宪法，尚未制定公布，自无修正之可言，若谓宪法未施行以前《临时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该原电所称应行修正，即指约法而言，则应于大总统咨询修改约法程序案内，另行议复，其对于国会现有议员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一节，本会议意见，以为原电所陈，不无可采……方今国势岌发，改良国会组织，几于异口同声，兼之本届国会分子，既以乱党嫌疑，多数议员资格一律取消，人无半数，递补需时，虽前奉大总统命令，曾饬内务总长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以重国会等因；内务总长亦经饬由筹备国会事务局遵办。现据河南等省选举监督电陈递补补选各项碍难情形，奉交本会议并案讨论，本会议细核原电，自系实情。夫以现有议员，既不足法定人数，而候补议员，又难于克期递补，是我国民所恃以为运用共和政治之国会，目前决不能行使职权，少数议员，即无到院之必要。……至大总统取消乱党议员，前次命令，业已声明，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事非得已，诚具苦心。而各都督、民政长关心救国大计，尤注重于修正宪法，亦无对人关系之可言。现在国会组织不良，万不获已自求改善，此心既可共信，此希望必期速达，对此组织不良之国会，又事实上职权业已停止，何必于现有议员，虚示维系，以重违我国民渴望改良国会之公心？要之，我民国决不能无国会，国会组织，旦暮改定，大总统决不能不仍行召集，约法具在，无可怀疑；则今日即徇各省地方长官之请，明白宣布，使济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而养朝气，以待将来之结合，实亦无戾于救国精神，且可以促国会之再造，此原电之可采者一也。至就议员个人而论，自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后，其余稳健明达之士，留则无职可尽，去则弃职为嫌，进退两难，身心俱苦，为国家爱重人材，岂宜如此！此原电之可采者二也。本会议全体决议，认原电所请另候召集一节，系属度势审时正当办法，应请太总统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并声明两院现有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其现有议员既经停止职务，如何给资之外，或依据院法所定，或斟酌财政情形，应由政府迅速筹划施行。至现有议员停止职务后，是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本会议讨论至再，全体议决等情呈复前来。除令行外，为此布告我国民：须知改良国会，关系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该会议原呈各节，既于尊重国会之本旨，再四声明，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以慰我国民喁喁望治之心。我国民休戚与共，素有同情，切勿轻信浮言，贻误大局，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出现，我国民其敬听焉！特此布告。”
袁既然解散了国会，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于民国3年2月3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月28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这时的袁世凯，简直是为所欲为，得心应手，于是着手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延长总统任期，并制订《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论之自由。袁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在这时可说是完全告成了。
这一时期，袁特别强调总统制的有利于国家；逢人便诉苦，苦于总理制和议会权力太大。袁口头上常这么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实在太滞隔了。”中华民国驻比公使汪荣宝向袁辞行时，曾沉重地向袁进言，要求袁勿行总统制，而行内阁制，他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今日办事十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尤都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人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微笑着说：“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听不到讨唐（绍仪）讨陆（徵祥）讨段（祺瑞）讨熊（希龄）。”袁的这番话可说是强辞夺理，讨袁不是因为总统制或内阁制问题，是因为他主使暗杀宋教仁。以此作为借口，实在是非常不通的。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做点手脚，因此在3年1月26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3月18日组成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袁亲临主持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其性质仍是咨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3年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袁的私心是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想由自己创造的新约法作为代替。袁所提出的七个增修大纲，有：（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约法会议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先付审查，由议长指任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邵廉、邓镕、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洲、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审查通过。接着，袁又咨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增入约法。议长复指定：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澂、王祖同、王树棚、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决议将前两案并案起草。
新约法于民国3年4月29日开三读会，当然通过，咨复袁总统公布。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新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靦私交甚笃。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和皇帝接近，正好移花接木。
民国3年5月1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派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又设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徐世昌和袁是真正的老朋友，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袁成立北洋军后，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带到关外，那时徐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等于是袁在北京的灵魂。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便是徐奔走彰德与北京之间所策动的。所以袁、徐两人的私交，确是比其他人深得多。不过徐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他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2年12月13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有意请他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由京中赴河南，便力请徐来彰德，徐未答应，可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3年2月，袁特请徐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徐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3月29日到了北京。
袁于5月1日明令撤销国务院时，同时明令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可是，徐表示不肯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徐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段向袁复命后，袁很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便常常跑来和徐聊天。
袁对徐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政事堂既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只有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得列席；（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三）国务卿于政事堂范围内得发堂谕；（四）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照上述各点，国务卿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主要的均须国务卿核准，所以各部总长对国务卿颇有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8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9点钟即至总统府，至10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袁议论国事，11点钟到政事堂办公，12点钟午膳，有时陪袁共食，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2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10点钟。
政事堂下六个局是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办公，杨、钱二丞则7点上班，把张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呈阅。张一廏和袁的关系也很深，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是张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徐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从中间传述。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吴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著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的特性是什么呢？具体言之是“复古”！
“复古”，并不是徐的倡始，其实正是袁的本意。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袁的北洋系根本是个旧东西，他不是一个非常人，无法除旧立新。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我们随手拣来就有许多证据。
一、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三、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发，且对剪发的人加以迫害。元年七月，甘肃旅京人士向参议院请愿，要求转咨政府，电饬赵惟熙剪发，并保护剪发人民。后来赵获得二等嘉禾章和陆军上将衔，竟有谢恩折，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
四、元年樊增祥电袁，反对官吏自称“仆”。又谓民国宜有五等爵位。
五、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国风报》载有冯国璋、倪嗣冲劝进密电，中有句是：“……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
六、湖北商民裘平治（一说是山东人），函呈总统府，略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袁虽于二年三月十九日下令拿办，裘竟公然晋京自首，像是讨赏的功臣。
七、二年四月，湖南人章忠翊递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全体用骈文，有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袁令湘督拿办，但无下文。
以上各则，不过随手拣来，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主要是袁不认真禁止，且似乎在鼓励，所以才会像野火一样时灭时起。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公然倡导。徐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当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他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由于徐国务卿竟恢复了太傅身份，外间就传说袁将通过徐恢复大清帝国，各部次长将用满人的谣传。徐不只是要所有文职官员在逊清时做官的履历，同时更进一步恢复旧时官名。3年5月23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变本加厉的，是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也都恢复了。袁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这和民国元年2月24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
徐国务卿还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习惯，这本是清朝官场的仪式，官员们在接见僚属或是宾客时，侍者敬茶，客人照例不得取饮，当主人端茶时，便是暗示客人必须告退了。至于在地方上，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递手本、履历。有一位安徽桐城县长某，到任后去谒见兼民政长倪嗣冲，没有准备手本，是用的名片，结果被倪嗣冲严词申斥。
袁经常召集各部属员举行谒见礼，除了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各省来京的大员和新任命的大员都要举行觐见礼。上下级和平行级之间行文都有一定程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陆军部行文都用“呈”。但直隶都督则例外，这也是援引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军机处等机关视为平行机关的旧例。
在这种复古的浪潮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因此，大家都感到民国官吏远远不如逊清官吏有威严，总长不如尚书，都督和民政长不如总督和巡抚，县知事不如县正堂。3年，琼崖道尹王寿民上呈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说：“琼崖民俗强悍，非临以官威，不足以资慑服，拟援用前清仪仗，如金鼓牌伞、日照执事、大号四轿等。”李也公然批准。其实，在袁政府中，地方官吏乘坐绿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时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等恶习久已盛行。还有一些地方执行了逊清官场中的丁忧守制、回避本籍的规定。
一片复古声中，只有两样事没有办到，一件是辫子没有明令恢复；一件是袁将甘肃都督赵惟熙关于恢复“谥法”的建议提交政治会议讨论，未能通过。
辫子虽然没有明令恢复，可是留辫子的人还是很多，张勋统率的军队便全部留辫子；甘肃都督赵惟熙也是不肯剪辫子的大官，而在参政院中，有十多个参政也是留了辫子，大摇大摆地出入官场。谥法也仍然存在，因为正提倡“民间私谥”；而且清朝废帝宣统对死去的王公大臣和逊清遗老仍有“赐谥褒忠”的上谕发表。
民国3年7月28日，袁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和“职”分开，有的是有官有职，有的是有官无职，官分为九等，是：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袁所发表的授卿令，上卿仅徐世昌一人，其次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是中卿加上卿衔，这三人都是曾在逊清当过总督或是尚书。中卿是：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模、汪大燮等。少卿加中卿衔的有章宗祥、汤化龙。少卿有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
被袁毒死的赵秉钧，袁追赠为上卿；被袁和赵暗杀的宋教仁也被追赠为中卿。
又有顾鳌“恢复五等爵”的条陈，由法制局编纂，政事堂议决后，再交参政院通过颁行。这样一来，袁以大总统而有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且有卿、大夫为其辅翼，五等爵为其沛施酬庸之典，实在是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大皇帝了。
皇帝时代的廷寄（就是皇帝封交各省督抚的官书），袁改其名为“大总统封交×督”。逊清的御史台主司弹劾，现在则易名为肃政史，主司审理的则易名为平政院，至于国务卿则极为类似逊清的军机大臣。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各省民政长直接向总统行文而不由有关各部转递，这就相同于逊清各部尚书和各省督抚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老例。
这一切官爵体制，都是皇朝的复活，就只差一个皇帝。连国玺的使用也仿照皇帝的御玺，袁的国玺条例分为三类：一是中华民国国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是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和颁爵；三是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
武职的更改，是把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上将军、将军、左右将军之称。并将全国划为八大军区，于3年6月30日下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
同时又下令：
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为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黑军务。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吉林。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黑龙江。勒云鹏为泰武将军督山东。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将军衔督河南。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山西。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江苏。朱瑞为兴武将军督浙江。李纯为昌武将军督江西。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安徽。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湖北。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湖南。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陕西。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甘肃。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加将军衔督新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四川。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广东。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广西。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督热河。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此三人无地盘）以上将军，有地盘有兵权的冠以“武”，无的则冠以“威”字，两者可以随时调换。
文官授卿，武官授将军，大总统怎么办呢？当时曾由副总统领衔，众将军列名，恭上大总统为“神武大元帅”徽号，这个神武二字不问即是神圣英武之意。可是袁这时兴趣不在此，因此，神武大元帅的徽号便胎死腹中。
袁的兴趣在哪儿呢？原来他忙着要在天坛“祀天”。早在3年1月14日他就交议了“祭天”和“祀孔”两案，袁准备在阴历元旦穿戴古代衣冠，行跪拜大礼，到圆丘举行祀天典礼。政治会议议员孙毓筠建议以天坛为祭所，冬至为祭期，冕服为祭衣，跪拜为祭礼，所以延到这年12月20日才颁布了祀天的日期和命令。
这是戏剧性的一项节目，在举行祀天典礼前三天，内务部就把“斋戒牌”晋呈总统，并分发给各陪祭人员，陪祭人于先一日举行演礼。到了23日，自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所有规定的警戒线上，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摊贩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屋顶上也布置了了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大总统经过时，不许沿途人民停留偷看。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轿到坛前。大总统由武官长荫昌和侍从长陆锦左右搀扶，缓步走上石阶。大总统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制服：特任官九团大礼服，简任官七团大礼服，荐任官五团大礼服，下面全是一色的紫缎裙。
大总统所用的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子臣”两个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这个祀天大典，由清晨3时开始，至8时50分礼毕。
这是当时北京盛传“蛤蟆祭天”的一幕。因为相传袁是“西山十戾”中的蛤蟆，他颈肥腿短，走八字路，煞像癞蛤蟆，又喜绿色，当他元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一件怪事，所以在他祀天大典时，乃争传蛤蟆祭天。
前面已说过，根据新约法，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在该院未成立前，于6月20日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特任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参政员73人均由总统直接任命。袁所发表的参政员，多数是清朝的达官贵人，年纪均在60岁以上。比较新的人物是梁士诒、梁启超、孙毓筠、严复、杨度、刘师培等。参政院成立的这一天，政治会议即宣告取消。参政院本身仍是一个咨询机关，和政治会议一样。
袁在参政院成立以前，曾派出劝驾员多位持他的亲笔函分别到大连、青岛这些遗老休养地去促驾，信上这么说：“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中国之危。”
参政名单中，有光绪廿九年任大军机的瞿鸿机，他是个出名的大糊涂蛋，曾误认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这时已经60多岁了，有人觉得还请他出任参政，实在大可不必，也不需要费力气把他从政治垃圾中拉出来。怎知袁却说：“什么？你以为他不干吗？是他叫他的夫人来京讨这份差使的。”
参政院中也有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是：梁启超、杨度、严复、马良、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施愚、王世澂、曾彝进十人。最妙的是杨度和两梁随时都有碰头的机会，他和梁士诒是在光绪廿九年经济特科殿试中，梁考第一，杨考第二，两人被瞿鸿禨军机糊里糊涂地附会为“康梁余党”而不敢复试；他和梁启超则在光绪卅一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替他们做枪手编制宪法草案；民国以后，这三人同在袁政府下面共事，昔日少年才子，现在都已变成鬓毛斑白的中年人，尤其是杨、梁两人，始终注定要在宪法“运动场”上竞跑，由“满清宪法栏”跳到了“民国宪法栏”，而所谓的“民国宪法栏”就是袁家宪法的前奏曲。
黎元洪拿起了参政院院长的木槌，这时他才体会到所谓的参政院，是一个制造皇帝的御用机关，他开始对于他的处境感到惶惑，可是他已身入罗网，有行不得也之苦。他屡次请求出国游历，或要求回原籍黄陂料理家务，企图跳出袁的手掌心，袁当然不会放他走。虽然他看出黎不一定敢站出来反对他，可是黎却是一个好偶像，倘被国民党或其他野心分子所利用，仍然有可资号召之处。所谓缚虎容易纵虎难，黎虽不是老虎，却有老虎的号召力，于是他乃用温语好言慰留他。黎自然知道自己不能不辞而去，也没有方法破壁飞去，因此他只好恢复辛亥革命初期那份沉默态度，除了“唔……唔……好……好”之外，像一座泥塑的菩萨，既不表示意见，也不开口说话。
袁的总统任期问题七上八下，最妙的是有这么一段故事，民国3年初，四川城口县知事陆某，上了一个条陈，请将大总统的任期订为终身制。袁看了这个条陈，大发雷霆，正拟发布命令拿办这个县太爷，以示自己无意成为终身总统，旁边一位策士悄悄地对他说：“这样一来，岂不是要使真心拥戴大总统的人们心灰意冷吗？”袁听了为之恍然大悟，立刻把这个条陈发交到3月8日的政府公报刊出，并通令各省文武长官就这个条陈表示意见，于是，首先交卷的是有袁家急先锋绰号的倪嗣冲，他表示大加赞美。
7月间，总统政治顾问古德诺提出了一个说帖，认为总统选举法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个选举法是以参众两院为总统的选举机关，而新的约法采取一院制，参众两院已不存在，这个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而新约法对官制有所修改，国务院和总理都不存在了。
袁把古博士这个说帖提交参政院参考，这等于是授意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8月18日，参政院通过参政梁士诒等的提案，修改民国2年10月5日公布的总统选举法。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自从参政院成立后，政治会议即结束，可是作为造法机关的约法会议仍然存在。
根据这个新选举法，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改选之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议决总统连任而不必进行选举。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各执其一，平时不许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总统资格以年满40岁并在国内居住满20年者为限。现任总统得继续当选。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文法院议员各选50人组织之。副总统亦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其当选资格与总统同。
根据这个选举法，不仅袁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可以造成袁家的世袭总统。这时候袁已年过五十，总统任期规定为十年，任期届满后，如果他还健在，通过选举形式或是通过参政院的表决形式，就可以达到连任的目的。如果活不下去，或者年老“倦勤”，则他已预留了继承人，据说他在嘉禾金简上预先填了袁克定、袁克文、袁克权的名字，选来选去都是他的下一代。
这个选举法是古今中外独家创始的选举法，这是仿照逊清康熙皇帝的立储法，把嗣君的名字预先写好，封匣内，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
六十二、白朗军神出鬼没
当袁以武力“统一”中国，志得意满的时候，袁的左右就拼命宣扬袁是“安定”中国的唯一人物，于是袁也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慨。就在这个时候，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支反袁的武装力量，它没有什么来历，它的出现像传说、像演义、也像神话。
这就是民国初年，昙花一现，哄动中外的白朗军！
白朗军的首领是白朗。白朗是何许人呢？绘声绘影，莫衷一是。根据传说，白朗为河南宝丰县人，家颇富有，好读小说，仰慕宋江之为人，清末曾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吴被袁暗杀后，他就和中州大侠王天纵一同在嵩山落草，自称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据说他年约卅七八岁，身肥，长四尺余，头上戴着乌巾，有两寸半的绿色小辫，坐的是黄缎八人大轿。
河南和湖北边区，是个贫困歉收的地方，由于人民衣食两缺，所以易于铤而走险，白朗军的组成和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便很顺利而迅速。民国2年秋天，白朗军开始出现。
河南都督张镇芳是袁的表弟，以秀才出身而曾任津海关道，革命时管理皇族捐，后来担任直隶都督。由于河南是袁的故乡，所以袁才把自己的表弟从直隶调来。张是个聚敛之臣，只懂搜刮，这样一来便更增加了白朗军的声势。
白朗军有一首歌：“好白朗，白朗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还有一支是：“老白郎，白朗老，抢富救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当白朗军和官军接触时，则唱出一个口号是：“白朗军专打官长，不打弟兄。”白朗既然自比宋江，他便把他的军师陆文禔当作吴用一样看待。白朗军的战略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
他的崛起，恰遇袁对南方用兵，把北洋军主力都调到南方去打国民党，因此后防空虚，白朗遂纠合退伍军人和樊枣一带的溃兵，纵横于舞阳等县。
民国3年1月11日，白朗军由西向东，横越京汉铁路，接连攻下了光山和固始等地。河南是毅军翼长赵倜的防区，袁派赵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收复失地，并以全力剿灭白朗军。可是白朗军行动非常敏捷，闻讯立即开入安徽，26日攻占六安、霍山两县，六安县长殷葆森弃城走，袁大为震怒，立即下令枪毙。同时把只会搜刮的表弟张镇芳撤换，派北洋军的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责成他驰赴信阳督师。白朗军毫不把这个威名赫赫的段都督放在眼内，公然将白朗军的大本营设在离信阳不远确山县县境内的磋砑山上。
袁的捕“狼”赏格，合计北京、河南两地计算，由5000元逐步提高到12万元。
当时，外国方面怕“匪”乱蔓延，于是向袁表示，愿意出兵代袁平乱，袁觉得这简直是一大侮辱，因此命令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声明：“政府确有戡定匪患的能力，并能负责保护外国侨民。”
白朗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人呢？有的说只有1万人，有械的不到1000人；有的说能战的约有2500人，可是却裹胁了2万人。白朗的布告则宣称凡退伍兵入伙的，没有军火不收。裹胁的人中，十之七八是烟民。袁兵的月饷仅四两，白朗军却以十两月饷相诱。白朗军一天能走一百廿里，官兵却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所以官兵虽称追“狼”，实际上却是摆队相送。
袁政府对这支行踪飘忽，出没无常的“匪”军大为惶惑，竟无中生有地夸大白朗军的声势。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依照袁政府前后公布的战报，大约已经击毙“匪”一百万人，而白朗本人更不知被袁军击毙了多少次。袁政府这些捷报，相反地更衬托出白朗简直是个千变万化的齐天大圣，据说白朗曾派遣第五纵队潜入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各大城市，分别扮作古董商人、杂货店主、流动乞丐，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还有情报说白朗在各大都市建立了交通网和运输站，一方面从水路运出他们所抢到的物资到卖价高的地方脱手，一方面换回自己所需各种物资。
袁的公报中确凿有据地说到曾在广州破获了白朗的秘密机关，同时还绘声绘影地说已经发现“匪目”中，除了白朗之外，还有“黄狮”、“绿狼”。于是袁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一律缉捕归案”。
3年3月间，武昌城有四个小孩在池塘里游泳，无意中摸到一支废枪，这一下可不得了，缉捕人员马上把这四个小孩捕去，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白狼已派童子先锋队到武昌了！”袁大总统又据以密电各省，责成各省严加防范白朗派的“童子先锋队”。
更严重的谣言是：辫子军统帅、长江巡阅使张勋，竟在徐州的总部接见了白朗的密使。这个谣言可真把袁吓倒了。张勋虽属北洋系，却是北洋系的旁支，并非袁的嫡系，不久以前，为了争夺南京帅印，袁曾玩了一些手法迫张勋让出江苏都督和南京地盘，这是新仇；还有旧帐是张勋一直忠于逊清，他和他的部队始终留了辫子就是一个证明。既然有新仇旧恨，张勋靠不住是可能的。所以风传白朗军派代表去见张勋，袁倒真的捏了一把汗，生怕辫子军和白朗军联合，针对这一点，袁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就是命令张勋去攻打白朗军。张勋公然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但却要求袁准许他扩充兵力，招募10营新兵。这个反要求弄得袁目瞪口呆，急忙派心腹并且和张勋有交谊的阮忠枢到徐州去疏通，叫他不要招兵，也不要剿匪了！
白朗的消逝或死亡是一个谜，这一场风暴也以谜的结果告终。由于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使到他过分疲惫，待他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河南老巢时，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了，所以白朗军的兵士们一见到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他们虽不是衣锦还乡，却也是满载而归。
追击白朗军的，是毅军翼长赵倜。袁本来派他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消灭白朗军，怎知白朗军无法堵住，赵倜竟受革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从此他便奉命追击白朗军，白朗在前，毅军在后，马不停蹄地追，追，追。当白朗军回到河南老巢，喘息未定，兵卒逃散，赵倜的毅军也赶到了。这时袁世凯在北京突然接到赵倜的告捷战报：“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廿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朗身腐败，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薰门城墙上。”
8月9日，袁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不料过了三天，8月12日北京的大总统府又撤消了这个褒功令，并有冒功处分，原令如下：“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等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冒功之外还有争功，由于争功，第六师和毅军几乎开火。事后据俘虏所供，白朗死后，白朗军由宋老年为总杆首，据守母猪峡，白朗军中干部七人秘不发丧，瘗尸张庄之东，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有一人向毅军告密，所以有割首冒功一事。
9月20日袁任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
白朗的惊扰在白朗死后总算告一段落，谈到白朗的惊扰，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有一天，袁在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段世垣的专论：“中央制刍议”，觉得文意两佳，便打听他是何许人？旁边秘书说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袁很以同乡中有这么一个人为得意，遂派为总统府秘书。过不久，袁表弟张镇芳由河南都督任内调回，和袁谈起地方人才，袁忽然想起了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不错，张即变色说：“他么？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袁一听脸色也变了，正像西太后听到革命党和维新派一样，立即派侦探查探段的行动，侦探们一会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长，一会又说他和白朗的军师另一国会议员凌钺秘密通信。3年3月，这位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而总统府另一秘书马小进则宣告失踪，总统府还换了出入核验的腰牌，并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
六十三、复辟谬说
谈到复辟，首先要介绍一下劳乃宣。劳乃宣其人是清朝遗老，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上书请取缔义和团；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民国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