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被撤职的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都督不准备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北洋军仍按照原定计划分两路南下：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担任湖北、江西之线；第二军包括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因第二路军不止是一个军，所以称为第二路军），由冯国璋统率，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南京。这都是北洋军的嫡系。段芝贵和冯国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将，袁心目中的两个重要棋子，袁心中内定段芝贵是湖北都督，冯国璋是江苏都督。
江西和南京是北洋军进兵的两个主要目标，湖南和上海也是袁用兵的两个目标，由于北洋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配备到各个目标上，因此袁派特务放火焚毁长沙的军械库以削弱湖南可能产生的抗袁力量。
7月上旬又派兵乘应瑞、肇和诸舰抵沪，派海军中将郑汝成以总执法官名义为统帅，团长就是后来齐卢之战有名的将领臧致平。这些兵舰运兵到吴淞登陆，以图控制上海。
北洋军得寸进尺，咄咄逼人，造成了一种形势，即使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到底，国民党想委曲求全，以合法政党地位继续存在也将势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队必将被北洋军吞吃掉，国民党人也将无容身之地了。
李烈钧是国民党四个都督中最有实力的，袁最嫉恶李。李被免职后，孙中山派居正、白逾恒、吴铁城前往南昌慰问，并劝李不受乱命，宣布独立。李颇踌躇，认为：“被免了职才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所以决定离江西至上海谒孙中山再作计较，于6月15日经安徽至上海，下榻斜桥路60号。柏文蔚是主张使用武力的，且打算首先在安徽发难，曾密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孙因为安徽逼近北方，且可拱卫南京，似不宜先动，最好由湖南、广东、江西各省先行独立，迨袁出兵，安徽便可截击，所以劝阻了柏。柏被袁免职即赴南京升平桥小住。
李烈钧在上海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反复会商今后对袁应付策略，深感袁当时作法是斩尽杀绝的毒招，既不可理喻，又难以感化，当前只有一途，就是举兵反抗。黄兴这时已派人在南京运动军队。李激于义愤，愿任首难之责，遂于7月7日自上海轻装潜返江西，7月8日抵达湖口，召集旧部第九、十两团，及辎重工程两营，于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李部混成团团长林虎，自告奋勇，愿任九江前敌军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赣南第四旅旅长蔡森，均电告整军备战。
中华民国2年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慷慨誓师，发布讨袁檄文，略云：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腹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这就是民国史上的“二次革命”，也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事实上李还未就讨袁总司令以前，江西军便已和北洋军有了接触，7月12日晚北洋军步兵第24团团长张敬尧，已率全团抵赣。12日拂晓，北军开始攻击，赣军以一连应战，气壮山河，一举大捷，俘虏北军百余人，掳获甚多。北军第12旅旅长马继增赶来增援，而赣军已奏捷后鸣金收兵了。这一战张敬尧惨败，赣军夺获北军枪枝百余支，毙连长一名，排长五名，士兵200余人，俘虏营副一人。讨袁军只伤了士兵一人。
李烈钧湖口倡义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亦宣布独立，福建方面师长许崇智亦宣布起义。福建都督孙道仁犹存观望，许迫孙，孙不得已乃勉强加入讨袁军。安徽方面柏文蔚交卸都督后，本已至南京小住，当李烈钧返江西后，柏文蔚亦于7月17日返安徽宣布独立，以响应江西，不幸安徽军师长胡万泰已被袁世凯收买，反戈对付柏，深夜勒兵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及躲避几遇险，乃出走芜湖。胡万泰联合海陆军进攻芜湖，柏力战不支，惨遭失败。南京方面，黄兴于7月15日据南京组织革命军宣布独立，进兵淮北，江苏都督程德全弃职走上海。上海方面则由陈其美策划部署。广东由都督陈炯明与胡汉民联合于7月18日宣布独立，本拟出兵援赣，但因广西都督陆荣廷、巡防统领龙济光为袁收买，广东受广西牵制，乃不能出兵。四川方面川军第三师长熊克武于8月4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
李烈钧在江西发动讨袁后，孙中山乃急促南京和上海响应，且打算亲赴南京主持。黄兴觉得戎伍之事非孙中山所长，乃自告奋勇请缨，于7月14日赴南京，临行急促甚至连其夫人均未通知，直到抵南京后才致书夫人。黄抵宁后，即召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军官会于八府塘李鸿章相府，决议组织讨袁军，响应江西。当时南京驻军中，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要塞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均为袁党，持反对态度，黄乃捕杀之。遂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名义宣布独立，并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组织总部，以黄葆仓为参谋长，许崇灏为参谋主任，秦效鲁为筹饷处长，沈缦云为造币厂厂长，朱寿颐为接收马府街袁政府陆军部仓库专员，同时檄令驻徐州第三师冷遹部堵击南下袁军，第一师章梓、第八师陈之骥出兵临淮关控制要隘，7月15日慷慨誓师。
陈其美在上海计划讨袁时，恰逢蒋中正和张群由日本返沪，陈大喜，即与二人会商军事，张群主张先攻海军，蒋则以兵工厂为军队命脉，应先夺取兵工厂。陈其美赞成蒋计划，遂积极部署。蒋曾在辛亥年光复上海时组织军队，旧部甚多，后因赴国外考察，乃将一手训练之部队交张群统领，张其后又赴英国考察工业，乃移交陈某。这时陈任团长，所率士兵即蒋当年训练者，今见蒋、张两位旧主归来，欣喜若狂，均愿接受指挥，于是蒋乃号召旧部，拥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袁世凯既派海军中将郑汝成统率警卫军1300名驻守高昌庙兵工厂，又派海军司令李鼎新率黄浦江军舰协同保护。陈其美宣布独立，屡劝郑汝成让出高昌庙兵工厂，郑不答应，陈乃命蒋率所部及钮永建之一团分道进攻，相持数日，讨袁军因子弹接济不及，遂告败北，其后回兵进攻吴淞，也因众寡不敌，未能获胜。
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大举向南方用兵，并发出两道通令（民国2年7月），第一道是致各省宣布意旨电：
“余以衰病余生，伏处已久，稍有田园之乐，自问已无事可为。此次出山，实缘事机危迫，不忍见人民陷于牛马奴隶之域，故冒万险，膺兹艰巨。受事以来，始终以尊重人道主义，及适合世界大势为主旨，苟可和平维持，决不轻事破裂，并非兵力有所不足，实缘民困已极，不堪再受战祸，一年以来弥缝迁就之苦衷，当为国民所共谅。现在财政、外交触处荆棘，国家运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气之伦，自应以同舟共济之心，为披发缨冠之计，决不肯再言破坏，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则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乱，必不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情，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魔。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愿共勉之。”
第二道是为了“赣乱”的通令：
“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本末了然，何得信口雌黄，借为煽乱营私之具。今阅欧阳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躏淫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睽，视察之使，络绎于途，何至无所闻见。陈廷训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职，堂堂正正，何谓阴谋？孤军救援，何谓三道进兵。即欧阳武蒸日通电，亦云‘李烈钧到湖口，武开两团往攻’等语，安有叛徒进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该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岂陈廷训、刘世均近在九江之电不足为凭，而独以欧阳武远在南昌之电为足信？岂赣省三千万之生命财产，独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李纯所率之两团，独非江西兼督之防军？欧阳武以护军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且与本大总统除乱安民之宗旨，与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独我无辜之良民，则奔走流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本大总统年逾五十，衰病侵寻。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无非欲使黎民子孙免为牛马奴隶。此种破坏举动，本大总统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救国救民。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副总统兼圻重任，经本大总统委托讨逆，责有攸归，或乃视为鄂赣之争，尤非事实，仍应责成该兼督速平内乱，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至断送于乱徒之手。查欧阳武前日电文，词意诚恳，与此电判若两人，难保非金壬挟持，假借名义。俟派员查明再行核办。此令”。
21日又发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所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一、该暴徒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不过孙中山却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乃发电致袁，原电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二次革命是由江西肇始，赣军虽然在开始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是北洋军增援后，大举猛进，相持十余日，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被袁收买，暗与北军相通，于7月24日晚令炮兵反击赣军。赣军不及防备，前后受敌，不得已遂放弃湖口。25日北军遂入据湖口县，李烈钧虽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门户大开，江西已无险可守，8月18日南昌失陷。袁世凯以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李廷玉襄办江西军务，旅长马继增升第六师师长。
袁军攻入南昌后，军纪之坏，和洗劫南京大同小异，南昌富室均被指为国民党，劫掠其财物，奸淫其子女，尤以第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张敬尧所部，一如辫子军张勋所部一样，入南昌的第一天就横尸1000余具，其惨状可以想象。南昌危急时，江西都督欧阳武自称罪人，到吉安青源山为僧，号止戈和尚。9月中旬北洋军已完全占领江西后，江西水巡局长倪占魁，把他从山上解到南昌来，李纯命予以优待，发交军法处收押。他写信给南昌商会，有：“祖母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商会乃代为求情。9月27日解北京，判处二等有期徒刑八年，10月30日获特赦。
安徽宣告独立时，民元做过皖军总指挥、临阵失踪的胡万泰，又爬上了都督座位，把署理都督孙多森请到原来的民政长椅子上。不久讨袁军两路失败，胡乃取消独立，于7月22日偕孙多森逃走，剩下都督的空位子，给宪兵营长祁耿寰坐了几天，又让给刘国栋。7月27日柏文蔚回到安庆来，刘乃退回原职小小参谋椅子上。8月6日，逃走的胡万泰突又出现，通电数柏五大罪状，可是这时柏亦已离皖，胡再任都督，宣告独立，可是这把椅子已轮不到他了。8月28日倪嗣冲来到安庆，倪早在7月27日就由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从此，安徽变成了北洋军阀一个主要的巢穴了。
北洋军既然节节胜利，袁系的升官图便在南方出现，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升上将，实授江西宣抚使；张勋亦升上将，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革命军失败，亦功败垂成，袁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
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最快而不吃力，7月27日袁派龙济光、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8月3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8月5日陈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8月9日宣告独立，但为时只一月就解职下野。
湖南独立的局面，主要受湖北的压迫，以及广东独立失败的影响，遂使湘督谭延闿和湘军师长赵恒惕功亏一篑。8月12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9月17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驶入岳州，派第三师曹锟部进驻岳州，又以袁系的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这样一来，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袁仍然施借刀杀人计，命黎元洪兼领湘督，黎当然不会中计，敬辞大命；袁乃请黎荐人自代。黎自然不会推荐与袁无关的人，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又是湖北人，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10月7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10月24日袁发表人事命令，免谭，以汤继任都督，王瑚继任民政长，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并命谭即日入京，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袁的军队于11月15日入驻长沙。
黎在湖南人中，以对谭和赵最好，谭下野后，黎打电报给袁说：“谭的独立非出自愿，乃系被迫，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谭是个书生，见到黎为他解脱的电报，立即加以否认，他发出一则通电，大意是说：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难道我不知感激，可是我并未仰药，亦未受迫，我为都督，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要治罪，一身甘当云云。二次革命后，各省取消独立，浮起一片骂孙、黄声，但谭却始终不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或被冒名，谭则独任其咎。
北京陆军部判谭四等有期徒刑，黎再出头说项，乃于12月12日下令特赦，仅褫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黎同时又代赵说情。赵亦因之免难，议处三等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少将衔。这是民国3年4月22日的事了。后赵获蔡锷力保，3年9月13日亦获特赦。
黎对谭、赵是特别的，可是对其他一般湖南人并不好，这可以从谭人凤致黎函看出：
“闻公近日专以仇杀湖南人为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试问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岂玉石不分，可一网打尽耶？……公傀儡昏庸，听人播弄，时而曰二次革命，曰三次革命，曰四、五、六、七次革命，自吓吓人，正所谓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之也。公作威作福，肆虐于我湖南人，试问湖南人何负于湖北？更何负于公？阳夏之役，救湖北者非湖南乎？”
袁世凯于7月23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是于民国元年9月9日受任筹办全国铁路，提倡修筑铁路20万里，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以为修筑20万里铁路简直是神话，于是大家以“孙大炮”嘲笑孙中山。其实当时美国已有100多万里铁路，中国比美国大，即使修筑了20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实在太浅见了。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第一条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四川达西藏；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筹款方法主张借款，如京奉、京汉、沪宁诸路办法，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资本订60亿元，里程20万里，期限10年。计划才告拟定，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此一伟大计划，乃随孙之去而告流产。
7月23日同时发布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责成冯国璋、张勋捉拿黄兴到案，还发出捉拿赏格，捉到黄兴的赏洋10万，捉到陈其美的赏洋5万。
上海、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8月2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本意拟去广东，不料次日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驻粤将领张义权、苏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接受袁世凯乱命，恐不安全，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行前召见随行同志梅光培、李朗如，令梅、李两人先至香港，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并把随身所带全部款项600元交梅、李备用。梅、李拒不肯受，胡汉民劝他们接受，大家黯然话别，分道而行。
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张继、马君武亦随后赶至。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孙乃转去日本，不料袁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幸孙得船长的掩护，以及国民党在日本的负责同志丁怀瑾（石僧）的布置，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协助，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丁怀瑾则往来东京、神户各地，对外连络。
9月6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以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其余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不久，黄兴、陈其美、居正、戴传贤、邵元冲、邓铿、田桐等亦先后亡命至日本。
民国2年的讨袁之役（又称为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可惜是昙花一现，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省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至于桂、黔、滇、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北洋军侵入，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袁觉得鞭长莫及。由于地盘扩大，北洋军既要镇摄北方，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当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于是乃大举扩充，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
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充分表露出无制度，无标准，完全是家天下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查办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镇抚使，还有一个江北检讨使蒋雁行；既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还有一个连职名也相同的赵惟熙；至于湖南，就派了三个查办使：曹锟、汤芗铭和郭人漳，又派了两个检查使：张学济和朱树藩。这一幅多采多姿的升官图，据说连袁自己也记不清楚总共发表了多少官职。真是五花八门，叠床架屋，在袁来说是羁糜天下英雄，网罗人才的手段。
不要说有官无职的空头衔如此，就是有官有职的情形也是乱得一塌糊涂，有些省既有都督，又有护军使，有些省有护军使或镇守使却无都督，有些省以文人为都督，却以武人为民政长，有些省则以武人兼军民两长。
但是，主要的安排却没有含糊，从民国2年7月到12月，袁先后任命了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此外，又派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松江以扼浙江的咽喉，第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祯祥驻长沙，第三师师长曹锦驻岳州以扼湖南的咽喉。
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失败，对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袁世凯的胜利鼓励了他独裁称帝的野心，使中华民国民主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五十二、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当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后，江苏都督程德全阳为赞成，阴存观望，于7月17日托病由南京赴上海。迨7月25日，袁军已攻下江西湖口，程德全乃发出通电，向袁输诚，电云：“南京独立，系黄兴及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所为，现已另刊关防，召集水陆军警，亟图恢复云云。”这时，上海的讨袁军因受外人干涉，司令部被解散，南京无以为恃。冯国璋、张勋乃各率大军沿津浦路南下，黄兴于是功败垂成，退出南京，陈之骥亦取消独立，以师长名义维持南京秩序。8月11日何海鸣重组讨袁军于南京，与冯、张两军作殊死战凡20日，9月1日袁军大举进攻，何兵外无奥援，孤军苦战，困疲万分，不能再守，南京遂被袁军攻占。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攻城时，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为奖赏，于是南京城被辫子军攻下后，遂遭浩劫。
北洋军对南京的作战任务，是由张勋部攻打太平门，雷震春部攻打南门，冯国璋部攻打北门。张勋使用掘地道、埋地雷种种方法，轰倒了一段城墙，于9月1日攻进了太平门。城破后，北洋军放火烧了下关，城内还有三五成群的讨袁军残部在巷战，这时的讨袁军总司令何海鸣，躲在马棚草堆下得以乘机逃脱。从9月1日至3日，张勋大纵兵士任意地奸淫抢劫，他于9月4日才进城。洗城的那三天中，雷震春军在南门，张勋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烧杀抢掳，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不放过。许多妇女投秦淮河自杀。由于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是湖南人，坚守南京的部队也绝大部分是湖南人，因此张勋对湖南人恨得最厉害，湖南会馆先被查封，湖南人被杀的也不计其数。在抢劫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的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的则因抢夺赃物而互相枪击。张勋虽然打了一次胜仗，可是等到士兵们归队点名时，却少了很多，这些士兵不是战死而是失踪，他们为什么失踪呢？原来他们打完了仗，老总们都饱掳满载，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于是他们便开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南京市民用罢市运动来抗议辫子军的罪行，张勋用武力对付，强迫商人开市，他认为开门七件事最要紧，乃勒令柴、米、油、盐、酱、醋、茶店铺首先开门，其余的则一概不理。
9月9日，沪宁火车首次通车，南京市民们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都赶到火车站，想搭车离京，以逃避辫子军暗无天日的洗劫。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人都争先恐后要离开南京这座黑地狱。因为辫子军在南京的洗劫，毫无终止的迹象，同时又听说张勋且要驻节南京，遂使南京市民们一传十、十传百，这是由于张勋过去治理南京的余悸还深印在大家心上。
提起张勋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怪物，他的辫子军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当清帝退位前，他曾率军勤王，勤王军在天津被洋兵挡阻，他才怏怏回到德州。这次听到革命党又在南京“造反”，“袁宫保”又要和革命军打仗，他乃自告奋勇率兵剿“匪”。袁派他会同冯国璋攻南京，这正给他恢复自己因辛亥革命而失去的江南地盘的大好机会。
张勋和辫子军攻下南京后，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也为之惊讶，于是发电给南京各军师，全电如下：
“阅路透电，称南京城内住宅商店，茅舍草屋，无不被抢，妇女老小贫富，多被奸淫，其余均入外人家避难，各军皆然，而张部蓝衣兵实占多数。各官长目睹不理，所谓不伤一人，不惊一户之宣告，完全背弃。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领署出者，被兵枪毙三人，受伤一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强暴行为，如果尽确，则是丧尽名誉，大干军律。查各国军人素尚文明，即俘虏亦无凌虐。吾国削平内乱，自残同类，已属可矜，况无辜良民，久困匪中，日望援救，闻者坠泪，见者痛心。若以盗贼之行为，尤而效之，各国传布报纸，目为野蛮，于立国大势，所关非细。且乱党乘间抵隙，执为口实，更足以煽动人心，东南大局，何时可定？各弁目等，谁无身家妻子，入伍为兵，退伍即民，易地以观，忍乎不忍？民纳税以给饷，兵出力以卫民，不能卫之，而反扰之，天良何在？为之官长者，目睹何忍？本大总统治军数十载，素以保民为宗旨，闻此情形，不禁泣下。仰即传集各该官长，剀切诰诫，并明查暗访，得有奸抢实据，立按军法严办，以期湔洗于万一。至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更属文明通例，尤应格外留意，勿因细故，败坏大局为要。”
张勋复袁电一：“大总统钧鉴：鱼电谨悉。此次南京城下之日，各军争功，蜂拥而进，与匪军巷战一二昼夜，全城鼎沸，子弹纷驰。嗣后匪军逃窜，乘机抢掠，土匪助虐，益肆凶残，多有假冒官军情事。当此之时，秩序已紊，加以各军号令不一，非以严刑，难期整饬。勋因破除情面，随派干练弁兵，巡行街市，随地正法者二百余名，截留衣物无算。然后始得渐就平复，此金陵各国旅居洋人之所共见。今路透电，乃以蓝衣兵独占多数为言。查勋军入城，仅占东北一隅，此处荒僻，民户无多，其余各处繁盛之区，均由各军分扎，孰抢孰否，不难按户而稽。且前次我军夺取天保城各要隘时，匪军屡次乔扮勋军装服，希图混进。且蓝衣之说，亦难据为确实证据，亦何所用其回护。应请简派公正大员来宁，亲赴被难之家，确实调查，以昭信谳，而全军誉。”
张勋虽复电给袁，推卸洗劫南京的责任，可是辫子军的暴行，中外目睹，所以袁世凯和北京参谋本部、陆军部都来电彻查，使他也极为伤脑筋，不得不再二再三申复。下面是张勋的第二、第三次给袁复电：
张勋复袁电二：“大总统钧鉴：拱密。参陆西部阳电，传奉钧令，敬悉。此次南京倡乱独立，城内闾阎，本已重遭糜烂，迨及城下之日，诸军萃集，巷战连朝，土匪溃军，乘机焚掠，于时秩序已紊，诸统将专事杀敌，兼顾难周。一二不法军人，趁各军号令尚未统一之际，继匪军劫掠之余，见物辄取，固所不免，当经派员率队巡行街市，但见有持挟衣物抢掠者，无论军匪，概行立地正法。计共斩决二百余名，截留衣物无算，均交商会分别给主认领，并将约束不严之该管官弁斥革。中外商民，皆所共见。现仍会同诸军竭力稽查，认真根究，务得实犯，严加惩办。谨此复陈，伏乞垂察。”
张勋复袁电三：“大总统钧鉴：鱼日电谕敬悉。重承责问，滋切悚皇。此次叛兵占据金陵，反复哄争，闭关自毒，地方秩序，业已破坏不堪。迨海陆各军，会合围攻，全城均当战线，攻者愈力，守者愈坚，居民迁徙避藏，受无妄之灾者亦愈众。既而逆首知势不敌，窜匿无踪，合数万之悍贼骁匪，以及失业游民，麇集一隅，漫无约束，其任意勒索，多方蹂躏，人言凿凿，闻者寒心。勋等逆料及此，迭经通饬营队，晓谕军人，务以恪守纪律，不扰善良为第一要义。复传集各官长剀切告诫，不啻三令五申。惟民匪同困重围，本属断腕求瘳之计。若战斗中而复责以保护，智勇俱难为力。坚城既破，我军如墙而进，肉搏冲锋，贼匪梗顽，尚在竭力抵御，黠者褫装弃械，随处搜括，纷纷溃逃。地痞流氓，争取所遗衣械，遂得假冒兵士，乘机劫夺，快意须臾。与勋前攻天保城时，叛军多草帽蓝衣，希图扰乱伎俩，如出一辙。贼倡其先，匪踵其后，荒衢僻巷，亦几十室九空。其时我军师旅团营，参伍综错，注重占领要隘，警备非常，不能遽尔分兵四出剿捕。营垒粗就，始得派遣游骑周匡侦巡，余孽渐次肃清，而公私已荡然尽矣。勋等驰入宁垣，察视情形，虽不至如路透电所云之甚，然疮痍遍地，目击心伤。一面会同出示招集流亡，并分别严申军令，拿获抢劫之犯，随时立正典刑，兵士间有取携，亦挥涕斩殉不少宽假。连日捕杀约百余人，所有赃物，概发商会招领，市面略定，人心少安。勋与国璋，督师分道南来，既未能不战而屈人，又无从临战而弭祸，彷徨中夜，内疚良多。而路透电竟以贼匪强暴惨虐之行为，独使我军蒙其重谤，不惟勋等难甘默认，即全军官长均受有完全教育，讵肯明知故纵，弃隳身名。事实始终，历历在目，固非一人一时之言所得掩饰，又岂容悠悠诋毁，淆惑听闻。应请大总统派员来宁，切实调查，秉公核办，以息谣诼，而定是非。冒渎钧聪，伏希垂鉴。”
袁世凯在癸丑之役陆续击溃了革命军后，就颁发了大批勋章和晋级命令。张勋得到勋一位和江苏都督。袁的本意是要把江苏都督给他的亲信冯国璋的，可是这次南京之战，首先攻城的，是张勋所统的辫子军，为了表示大公无私，和嘉奖有功，便不得不改变计划，把江苏都督给了张勋。因此，冯国璋在收编南京城内外的讨袁军残部后，便一声不响地率领他的部队渡江而去。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点民国气象，完全恢复清代的气氛。他绝对不准他的兵士们剪掉辫子，因为辫子已成他的军队的特别标志。他看见穿西装剪短头发的人就生气，看见留辫子的就引为同志，于是，南京城内突然流行起拖辫子，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他绝对不许用“前清”字样，他认为在他统治下的区域，应该仍是“大清天下”。
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他都涂上一道朱红色，把旧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来，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这一切都是清代的官制和排场。他不但恢复了厘捐总办、粮台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等，而且一切都是“扎委”。南京城内就有一个知府“江宁府杨”，和两个知县“江宁县左”、“上元县沈”。知县的衙门里恢复了刑名老夫子、差快等等。县太爷坐堂，恢复了藤条、小条等刑具。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都拖着辫子，打轿子上院，谒见时要先递手本，见了“大帅”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所有这一切都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规矩。
辛亥起义，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人入城，张勋因此记恨在心，这次他收复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内的警察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然后从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来。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们则穿的是清代的蓝制服，军营中不许悬挂中华民国的军旗，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所有这些怪现象，袁都装做不曾晓得，可是外国使节们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袁待外国人抗议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该禁止悬挂国旗。
9月17日，南京城内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当张勋在南京胡闹时，辫子兵乱烧、乱杀、乱抢，无所不为。有一天杀错了人，杀伤了三个日本人，日本全国为之震动，军人们竟向日本外相牧野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同时黜免张勋。袁派张勋的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对日本人让步，以免引起两国关系恶化。张乃和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直接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张勋亲自到日本领事馆道歉（9月28日），日本放弃了要求撤换张勋的要求。可是日本问题虽告解决，美国和英国也一而再提出了撤换张勋的要求。由于外国人有这样的要求，正好给袁撤换张勋的好借口，何况袁这时在外交上正亲美英，使他对美国和英国的建议愈加认真。10月上旬，他派张勋的老友阮忠枢前来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委婉地告诉张勋，要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外交上的更大压力。
张勋正兴高采烈做他的“两江总督”，听了阮忠枢的话，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跺着脚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来的，袁宫保要怎办就怎办，用不着拿洋人来吓唬我，也用不着劳你的大驾来劝我。”阮败兴而归，把张的一切回报了袁。袁对这位张辫帅也有点伤脑筋，又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陆续前往南京劝张，接受新命——长江巡阅使。段芝贵最长辞令，他说：“总统确有苦衷，不愿意惹起外交上困难。”然后他传达袁的意旨，请张改任长江巡阅使，他描绘巡阅使在官职上是比都督大一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而巡阅使却管好几省的军事。
张果然动心了，同时他也没有能力敢于抗命，于是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是他在江苏都督任内开支的65万元准予报销；二是调职后请再拨开拔费50万元；三是他奉调长江巡阅使必需有实际的权力，要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
段芝贵把张勋的条件回报给袁，袁毫不考虑便全部接受。12月16日，袁发表了新的人事命令，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巡阅使这个官位，在袁最初的意思，也同于屯垦使、检查使之类，徒有空名的大头衔，怎知张勋手中有兵，又预约了条件就职，于是巡阅使这个官位后来竟成为凌驾都督之上，割据数省的大军阀。
在二次革命期间，浙江都督朱瑞是中立的。朱瑞，字介人，武昌起义后，他是清军协统，领导浙军，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负责进攻紫金山，因为没有大炮，所以攻打不下。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丁怀瑾率领沪军先锋队助攻，特自上海讨来炮兵一队，并使用江边炮台，发炮三枚入城，目标地是城内北极阁，恰遇两江总督张人俊、提督张勋及各司道在北极阁会议，闻炮声骇散，不二日，道员江某和英领事奉命悬白旗向革命军要求停战，南京遂告光复。丁怀瑾有诗纪事，中有句云：“两张（即张人俊和张勋）心胆应惊碎，一炮声威欲避难。”
民国成立，朱瑞任浙江都督，二次革命时，朱瑞和云南都督蔡锷都是宣告中立的。
朱瑞虽然保持中立，袁对中立的也要整肃，因此，他于9月25日电令朱瑞克日来京商洽要公。朱奉到电报，乃遄赴北京，换了一套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忽然有一个承启官悄悄走到朱身边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泥形迹，请换便衣来见。”朱听了就站起身要回去换装，又被承启官加以阻止，同时引领他走进一间更衣室，拿出一套现制的狐皮袍子和马褂给朱，朱穿上身，对着镜子一照，简直是“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完全好像量了身订做的。承启官恭而敬之地说：“总统知道朱都督初次来京，一定还没有订制，所以先给您准备的。”朱还来不及说谢字，承启官已把他领到了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须胡皆白的老头子，和颜悦色地坐在大厅的中间，也穿着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都和朱身上的那套一式一样。朱还是初次谒见袁，他知道这位老头便是威名赫赫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那料到这位大总统却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就坐，然后东南西北，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通，谈到高兴时则哈哈大笑，使得朱慢慢地松弛了紧张情绪。朱正感轻松时，袁突然把话题转到南方讨袁运动，并出其不意地问朱：“介人（朱瑞字）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敌党，就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何用意？”朱对这问题显现得很为难，一句话也答不出来。袁看出朱很窘，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脸上也一直和善而亲切，好像对朱中立这问题毫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该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过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袁所赐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总统辞行，到了总统府后，气象为之一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严密，像在进行大典一样。朱走进了居仁堂，那儿也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士兵，袁世凯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服，巍然高坐，还没待朱开口，袁便声色俱厉地告诫了朱一场，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这一番话完全是长官训斥部下的口吻，朱在下面所了，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头也不敢抬起来，浑身淌着大汗，内衣内裤都湿透了。
朱这次在北京，就只见了袁两次，两次的见面彻底相反，弄得朱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袁惯会做戏以玩弄他的部下，“怀之以德，然后临之以威”，使得他的部下很吃他这一套手法。
和朱瑞采取中立立场的，还有云南都督蔡锷。
袁于民国2年9月25日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蔡锷于10月10日把都督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美丽而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他离滇。本来袁对云南有鞭长莫及之苦，现在袁军事上已膨胀至长江以南，声势上已统一了全国，因此就不把云南放在眼中，所以他用给假三月来调蔡锷入京。
蔡锷到了北京，袁依样葫芦，用对付朱瑞那套戏法来对付蔡。可是蔡锷不是朱瑞，他有胆有识，头脑又冷静，意志又坚强，因此袁的戏法在蔡身上完全不发生作用，袁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蔡根本完全置之不理。袁拿这个“宝古老”（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没有办法，深感难于对付，因此不放他离京，并且派密探监视蔡的一举一动。
袁本来有一个计划下蔡的毒手，制造了一份假情报，诬蔑蔡在云南计划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封为“大汉王”。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归档。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因为他发觉蔡是个长于治军而严肃不苟的人，很想争取蔡为心腹干部，如果蔡在云南抗命不交出都督大印，或是不就范听话，他便随时可以抽出这件档案来加蔡一个叛国罪名，这就是所谓“不用则杀”的办法。
蔡在北京期间，袁派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11月奉派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组织政治会议，李经羲为会长，又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原来袁在对南方用兵前，就决定要逐步进行“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废除省一级，而以省以下的道（一省可以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区实行，然后全面推广，达到全国废省改道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他是为了避免藩镇之祸。他在用兵初期，就不露声色地进行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没有一个都督名义，他初意在这些地区都不设立都督。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先废都督以达到第二步废省设道的目的。
可是，袁这个计划对北洋系军人来说，是遭受到彻底反对的。他们过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后来“只知有袁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他们所以如此，是为了“水涨船高”，“大哥做皇帝，把弟是一字并肩王”，袁利用他们打天下，他们则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桥梁。
在对南方用兵开始时，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因为可能影响到前方将领的士气。袁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待到南方军事胜利后，又有人劝他不能执行这个计划，因为统一的局面还不够稳定，如果使到北洋军将领情绪低落，岂不是给了国民党重振旗鼓的大好机会，因为这一个做法是降低北洋军人的地位和削减他们权力，在天下未彻底稳定以前，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于是这个计划便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秘密逐渐泄漏了，慢慢地传到北洋系军人耳中，他们开始对他们的“老头子”不满了，于是大家都抓紧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在大圈圈中（北洋系）制造小圈圈（后来的安福系、奉系、直系、皖系等等）。凡是牵涉到有关利害权位问题时，他们对袁并不完全服从，同时采取强硬的态度，如张勋调离南京时提出条件就是一个例子。
袁在赣宁之役战胜国民党后，表面上他是统一了中国，军事力量由北方达到了南方，可是也就是从此开始，北洋军系已不是可以称心如意，由他摆布。他在外形上好像是威望提高了，其实他的控制力却相对地减弱了。
五十三、蹂躏民主
当民国2年正式国会尚未成立前，各政党对于宪法起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大别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国民党的主张，认为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国家主权攸关，当然是国会的职责。依《约法》的规定，国会成立后，应由国会选出起草委员编定，经参众两院议决。第二派是梁启超等所倡导，而为当时十八省都督及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所赞成，此派主张由政府组织宪法起草机关，以现在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和总统府所派的委员编定宪法，提交国会议决；第三派为袁系的主张，认为现时政党意见不一，政府设法由大总统直颁宪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国，以免政争。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压倒的多数，因此，国民党主张便获得胜利，两院选出了宪法起草委员，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的委员占了大多数。
当宪法起草在进行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最引为深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有没有必需获国会同意的必要；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内阁曾三次改组，每一阁员的任命胥经国会同意，议员则多方留难，因此，袁认为正式宪法中，应该取消国会同意任免阁员权和总统有解散国会权。
袁的这两个问题自然遭到国民党的宪法起草委员的猛烈抨击，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乃发生更尖锐的冲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员徐秀钧首被逮捕，并被解往九江枪决。8月27日政府复捕去国民党籍之参议员朱念祖、高荫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五人，和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三人。内中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为宪草委员。其后褚辅成、朱念祖被解往宿县，常恒芳解往安庆，赵世钰等五人羁押于天津，至国会解散后始获释。褚辅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后，国会复活才与常恒芳同时出狱。袁解散国会后，更有徐镜心被杀于北京，段世恒死于陕西。这是一页非常痛心而悲壮的民主奋斗血泪史，袁世凯为了议员们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采取的暴行中，统计宪法起草委员被杀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实在是我国立法史上最惨的一幕。
袁世凯在宪法还在起草时，就使用卑鄙的手段以达到他个人予智自雄的目的。他心目中从不知民主为何物，同时他要求宪法符合他的意旨是假定他可以终身担任总统，因为他所争的不是国民的希望，也不是国家的需要，而是他在担任总统时的方便！
民国初年的政治，很多地方令人泣笑皆非。前面已提到政党的组成，好些人一身兼好几个党，好些人今天是这个党明天便是那个党。尤其是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明天又卖给乙党，于是有好事之徒拟了一份卖身契文曰：
“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贵党，连皮带骨，一概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
这个卖身契，实际说来仍是外行所写，因为那些卖身议员，以卖一回最为笨伯，老猾的多是分作无数次卖，或同时兼卖五个党，卖完之后一律脱党，自名为厌弃党争。所以当时有人看了上面那份卖身契，竟连皮带骨一齐卖，全谓为尚有良心，是三代以上的人物。据说卖身的人第一次收钱到手时，向掮客所作的第一句客套话是：“何必客气！”于是，当时北京的应酬场中，只要有人说一句何必客气，一定引起了哄堂。有人看到当时情景，愤慨万分，曾感慨地说：“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多了。”别人不解其意，问是何意。其人曰：“当前清时，有个英国人曾说：我们不必和中国打仗，就能把中国土地利权占尽，我们只要汇丰银行一家就办得到。因为你们中国的一个知县官，只须八千两银子就能捐得到，这样算起来，把全中国的州县买尽，至多不过千万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随时可以拿出这笔钱来。如今，中华民国要选举正式大总统，依选举法，只须四五百张票，听说每张票一万元，买四五百张不过四五百万元，这个数目买一个大总统，统理全中国，岂不比买全国州县官要便宜得多吗！”
当时的北京，议员们成了豪客，本来北京马车不多，这时议员十之八九坐马车，且多为自备马车。旧时北京请客，寻常酒席不过八元十元，这时北京一席20余金以上，议员请客多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昌德饭店。议员纳妾亦成普遍现象。至于八大胡同的热闹，也是庚子以后所未有。名花如姚蓉初、金小菊皆被人藏之金屋。俱乐部是洋玩意，北京本来没有，这时却极发达，遍处皆有俱乐部，作为政客们应酬和团结本党的联欢地方。上海的名花亦多由南来北。
这一时期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朝末年。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灯红酒绿，征逐歌舞，这就是民国初年的北京城。
当南北战争时，刺宋案的祸首赵秉钧担任北京市的戒严总司令，新闻记者曾访问赵，下面是赵和记者的谈话：
赵说：黄克强等的计划也很可观，但无奈材料不齐，现在中国政治，不怕没有人开出好菜单，但任凭你菜单开得如何好法，无奈没有材料，也做不出好菜来。我时常劝袁总统让出一部分事业，请新人物大家帮忙，请他们历练历练、他们就知道困难了。新人物开口便要做总长，哪个甘居下位，即如记者先生你足下，有人请你做知事，你做吗？
赵又谈及知事，他说：从前直隶知事没有人做，纷纷要辞职，现在居然有人抢着做了，细查原因，乃是有人发明新法，与县议会绅士沟通，准许人民播种鸦片，余利均分，于是瘠缺变成肥缺，上司若要更换，便有议会挽留，大绅士请愿。
记者问：袁总统何故遇事躬亲？第一未免琐碎，第二未免因小失大。
赵说：这是袁总统做过十余年督抚的习惯，因为遇事躬亲，所以这一把钥匙无人能管，譬如这次赣宁战祸，军事人物均有战功，拥大兵封藩在外；可是有袁总统在，决无人敢把持跋扈的。
戒严副总司令是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在当时的北京城，似乎他比赵秉钧还红。陆手下有一大将是侦探长郝占一，当时提起郝的名字来确有小孩子不敢夜哭之势。当北京戒严令颁布后，便不断传出许多触目惊心的新闻，如：社会党首领陈翼龙遭枪毙，议员徐秀钧因段芝贵来电被捕，《爱国报》总理丁某被捕，烟台总司令连承基因京社党嫌疑被捕，国民党议员王以文、蒋举清被警察监视，国民党议员伍汉持在天津被捕，国民党报纸均停刊。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忽然传出一个粉红色的谣言：北京城有一名女优金玉兰，声色技艺倾绝一时，她的色艺全城倾倒。忽然传说她已被戒严司令部捕去枪毙，人言啧啧，小报画报还描摹临刑时悲惨凄艳镜头。整个北京城都认为这一代名优已随南北战争而葬送，万口一声为之悲怆。名士易哭庵为诗有句：“今世居然杀美人！”于是大家传她致祸之由，有说金认识二名革命党人，挟炸弹欲刺袁，因此金被株连，傅会其词，越传越离谱，最后简直渲染得像红线女或公孙大娘一般。又有人说是同行生忌嫉，向当道进谗所致。这些传闻已构成一篇动人的戏剧了；其实这期间的金玉兰正在天津上演《小上坟》。
袁本来最不懂政党的，到了刺宋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不得不制造一个政党来装点门窗，乃促使梁启超和王赓（后改名揖唐）等联合组织一个大党，成为袁政府的与党。这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和国民党相处不洽，于是大家联合起来，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进步党。进步党的政纲是：
（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
（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
（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进步党的人事是：理事长黎元洪，理事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揖唐、蒲殿英、王印川。政务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法律主任汪荣宝，财政主任吴鼎昌，外交主任林志钧，庶政主任张嘉璈，交际主任黄远庸等。
进步党组成后，顿然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声势凌驾国民党之上。不过这个集多数小党为大党的进步党，本是乌合之众，团结力量甚弱，因此成立后才一个月，旧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之张伯烈、郑万瞻、彭介石、胡鄂公等，与旧统一党中之黄云鹏、吴宗慈、王湘等40余人，突然发表宣言，宣告脱党，另组新共和党，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外的第三大党自居，在两院中占了50余议席。进步党的多数优势于是丧失。
进步党分裂的原因是：（一）由于旧民主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诸人有垄断之嫌；（二）由于旧共和党党费4万余元，尽为进步党提用；（三）袁在接洽合并时，少数有野心的政客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便可入阁，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失所望。
旧共和党退出进步党后，进步党的多数优势完全丧失，袁希望进步党成为大党的目的落空，同时又怕这些人转过来和国民党合流，因此袁世凯和梁启超、汤化龙等乃频频磋商善后方策，同时防止这些人士亲近国民党。其实这些人士退出进步党，只是因不满意旧民主党，在大问题上，仍站在袁世凯一边，是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在和国民党对立期间，并积极嗾使国民党分子另组政党以分国民党之势，国民党遂分裂为五个政团：（一）相友会，会长刘揆一。（二）政友会，首创者为景耀月和孙毓筠。（三）癸丑同志会，由湖南众议员陈家鼎组织。（四）集益社，为广东人结合之团体。（五）超然社，为国民党湖南议员郭人漳及夏同龢所组。
在南北战争时，留在北京国会的国民党议员仅有150名，在国会中已毫无力量。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民国2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尚未发动二次革命，北京政局很沉闷，赵秉钧的内阁看来是一个过渡，有一天袁的心腹杨士琦和杨度谈到袁世凯的政治趋向，杨士琦说：
“辛亥年南方闹革命时，项城不便直接取政权于清朝，当时最好的妙着是利用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清朝推翻了，项城和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就发生了问题，项城一定要排斥同盟会而独霸天下的，据我看，这个时期必然就要到来。同盟会虽然改为国民党，而且好像声势很大，可是项城绝不容许他日益坐大的，等到国民党被他铲除后，他必然要废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的新宪法，到了那个时候，他在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只有两条路，或是维新，或是守旧。维新就要起用新人物来行新政，守旧则要把从前的旧官僚找出一个来，同时恢复一切旧制度。晳子，你是项城夹袋中新人才的魁首，将来前程远大，必须早为之计。”
这两杨（杨士琦和杨度）都是袁的重要干部，杨士琦和袁的关系很深，他的哥哥就是清末继袁之后做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杨士骧，而他本人追随袁很久，因此对袁的政治作风和企图自然最了解。不过，他仍还不能算彻底明了袁的真心，他以为袁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物，可以新，也可以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其实袁是彻头彻尾的旧人物，温故而不知新，他只是会利用新人物，伪装懂得新事物。
杨度听了杨士琦的这番政治风向的分析，心中暗暗欢喜，竟然也以为自己不久就入阁拜相了。
二次革命爆发后，公然传出杨度或杨士琦组阁的消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袁却秘密地派吴芨孙到青岛去迎接徐世昌。徐世昌是袁的知交老友，清末他出将入相，辛亥首义，他是策动袁东山再起的主要人物，可是清帝退位后，他便去青岛归隐，他的言行和政治立场，完全是守旧的。他在青岛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德国胶州总督假青岛大学欢宴他，青岛大学的客厅非常堂皇，铺了厚厚的地毯，这位徐世昌公然把一口又浓又厚的痰吐在地毯上，使主人和陪客大惊失色，有人把这事写在桃花梦小说上，青岛人传为笑话。
袁的做法给杨士琦猜中了，不过他不是用新人物而是用旧官僚，邀徐世昌就是一个好证明。徐对袁的邀请当然很动心，不过他还要保持前清遗老的身份，因此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做出一个欲迎还拒的姿态。在袁来说，由专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似乎不能变得太快，因此他对于徐不即来，也不勉强。于是他暂时放弃邀徐组阁。而改邀温和派的熊希龄组阁。
熊希龄是进步党党员，可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党魁。他在唐绍仪内阁中担任过财政部长，和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卸职财长后，外调热河都统，那是民国元年12月12日发表的。他在热河，发生了热河行宫盗宝案，使他被株连在这件案子中，颇受嫌疑，这正给袁一个好机会，因为袁平生最喜欢用有弱点的人，拿了他的把柄，就不怕这人不听话。袁的御人术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熊在热河接到袁的来电，请他返北京组阁，他竟自高身价，三番两次力辞，最后一电这么说：“今日以浅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之社会，虽有孔子复生，无从为力，拟俟边局稍定，即归营社会实业之事，不愿与闻政治，并望总统致此世于郅治，龄得享共和幸福……”云云。袁复电则说：“……纵不能如孔子之期月已可；亦当念孟子之舍我其谁，想公弘毅，当韪是言。余虽不能冥忘世事。但若孤立无助，我将先公归田……公即不忍，望来京一行，计议大局。”于是熊才在半推半就中入京。未入京前，他的组阁大命已发表，且得国会同意。
民国2年7月31日袁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这时候，南北战争还在进行，南京还在争夺战中，广东、湖南、福建、四川都在闹独立。在北京，国民党虽然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经是有名无实，发生不了大作用。袁这时提出以进步党的熊希龄组阁，在国民党议员看来，进步党的内阁比军阀内阁好些，而进步党在国会中是第二大党，因此国会投票表决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时候，自然非常顺利地获得通过。
熊本人被总统提名，和被国会同意，虽然极为顺利，可是他的内阁却很难产，阁员名单迟迟不能决定，这是由于人选和职位的安排非常困难，这些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既然接受了组阁大命，就希望组成一个全国的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想把全国的“大名流”都网罗在新阁中，足以一新耳目。在熊的心目中，所谓的人才和名流，当然是属于进步党或从前的君主立宪派。熊的想法和袁的打算是不相符的。袁对于内阁中的财政、陆军、外交、内政、交通几部的人事决不放手，早有安排，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三个部给熊支配。这三个部都是冷衙门，在袁与同盟会合作时期，他曾把这些衙门分配给同盟会，民元第一个袁政府的内阁，蔡元培是教育总长、王宠惠是司法总长、宋教仁是农林总长，如今把同盟会换成进步党，在袁看来，进步党手无寸铁，决非当年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可比，配给三个部，代价已算很高了。
熊希龄组阁后，杨度拜相的希望落空。熊希龄和梁启超、杨度之间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清朝末年，熊希龄以道员记名，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当时的宪政报告几篇大文章，就是熊去请杨度和梁启超执笔的，他们三人自那时便已订交。在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前，熊是在湘抚陈宝箴下面作事，陈很器重熊。皮鹿门在湘南讲学时，熊亲自摇铃召集听众，时人戏撰一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由于他是陈宝箴的红员，又有人戏撰一联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熊从湘抚的红员又屈身为体操教习，又由教习而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的随员，最后以“清才硕望”拜命组阁。他的内阁以名流内阁相号召。他没有忘却当年和他合作，捉刀写考察宪政的杨度，他们是同乡，又是老友，何况杨度也的确是才高北斗，名满天下。因此他向袁报告，想延揽杨度入阁，袁说：“我无所谓，你去和晳子商量商量。”熊找到杨，杨表示欲为交通总长，这使熊颇感为难，因为交通部乃是梁士诒的禁脔。梁士诒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又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不入阁，因为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地位尤为重要，他是交通系的领袖，交通方面的一切事权，他都不会放松的。杨度想当交通总长，熊知道很难通过，可是又无法拒绝，乃向袁报告，袁和梁士诒商量，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晳子对交通是门外汉”。杨的交通总长便落空了。
熊知道梁士诒否决了杨度的交通总长，想起多年老友之情，很是过意不去，乃再访杨，欲以教育总长相屈，他期期艾艾地说：“请晳子帮帮我的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很干脆，只是应声答了一句：“我吗，我是帮忙不帮闲！”这是一句双关语，因为当年写考察宪政报告，杨度是帮了熊希龄一个大忙。熊当年为五大臣随员的工作就是写考察报告，可是熊自知对各国宪政知道得太少，只好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梁因为是维新派，如果说出名字来，在清政府不会通过，所以只说杨度一人。熊当年的这一个工作，对他日后事业关系极大，杨既然对熊有这件事的帮忙，现在熊拜命组阁，竟想以冷猪肉相酬，杨所以才用冷语答复熊。杨薄总长一席而不为，并不是不想一过总长的官瘾，而是想留此身以待更好的时机做更大的官，因此，教育总长这个闲曹对杨来说是不屑一顾的。自这次组阁后，杨度和梁士诒便种下了极不愉快的关系。他们是清末经济特科的老同年，同为袁的两大智囊，可是却完全不合作。
熊希龄的名流内阁，虽然难产，总要呱呱落地的。
财政总长袁本来属意周自齐。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副贡出身，生长于广东，因此和粤系财阀接近，梁士诒很支持他。由于梁启超一直要当财政总长，而袁又不肯给梁，于是财政总长一职只好由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任。
陆军总长仍由段祺瑞回任，军事方面袁仍然把全国陆军大权交给最亲信的老部下。
海军总长仍派刘冠雄，在发表任命前，刘曾上了一个报告给袁，要求袁用刘的老师严复为海军总长，自己为次长，袁却批了：“断不准行。”
外交总长由孙宝琦出任，孙并不想干外交，可是因为孙和法国驻华公使很友善，当时中俄交涉正由法使调停，因事择人，孙乃出长外交。
交通总长既不给杨度，而周自齐的财政总长干不到，乃顺理成章地把周自齐送到交通总长位子上。
内务总长是朱启钤。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县人，曾拜徐世昌为义父。
司法总长是梁启超，他勉强接受。
教育总长由汪大燮出任。汪字伯棠，浙江杭县人，是君主立宪派，汪在前清大官中算是一个干员，缜密勤慎。熊组阁前，他由日本返国，熊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提出条件必须与梁启超和张謇一同入阁，他认为要牺牲大家一块牺牲还想得过，否则自己已做过十多年官僚，今日何必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农商总长请张謇是极其适当的人选。
民国2年9月11日，熊希龄的“名流内阁”，又称“人才内阁”终告组成。
袁世凯于9月4日发布命令，准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辞职。
11日，特任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希龄兼财政总长、张謇兼农林总长。
在组阁的筹议期间，财政困难达于极点，为财政问题连开几次会议，北方八省均有代表参加，由会长梁士诒主持。当时，梁士诒既是交通系首脑，在财政方面亦紧握大权。熊兼财政总长后，梁才解除了财政次长的职务。
熊内阁仍然短命，于民国2年9月11日成立，3年2月12日改组，熊下台，由孙宝琦代理。
前面曾一再谈过，民国初年政府最大问题是财政，具体一点说，这时的中国，谈不上财政，只有借债。一个政客在政治上的势力，就看他借钱的能力，能向外人举债，便表示他在本国政治上有势力。
熊希龄是袁世凯任总统后的首任财政总长，迨他组阁后，又以国务总理之尊兼任财长，可是这位财政专家却困于财政。
当民国2年岁末和民国3年岁初之间的旧历年，需用的支出共为770万元，如照预计，向京奉、京汉两路商借250万元，收江西、浙江、陕西、山东、江苏、河南各省国税所解款，每省多则40万，少则15万，根据各省呈报，总额有240万元，两项合共500万元，其余尚差之300余万元，则以即将发行之六厘八厘公债略为通融，勉强便可渡过难关。但实际情形呢？各省解款到京，合计仅110万元，不到预期的半数，另加五国银团年底预垫借75万两（折合约100万元），收入和支出相差甚巨。至于京奉、京汉线的收入，交通部声称将以供给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险费，不肯通融。于是这位长袖善舞的凤凰总理，便不免捉襟见肘了。
年关已届，腊鼓频催，熊总理大有王小二过年之苦。在这万难时期，交通系首领梁士诒露了一手，他在除夕的前三天，捧了500万元银票呈给袁，请袁亲手交给熊。这一手使得第一流财政家的熊希龄大为丢人，据说熊接钱时面红耳赤，不胜难堪。
熊自上台那一天起，就因为财政总长人选问题与袁意见相左，袁虽允熊自兼财长，可是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却在财政上常给熊下不了台，加上各省军阀都气势汹汹地向国务院索讨军饷，熊简直无法应付，曾建议大举裁兵，节省财政开支，全国陆军以甘师为限。这建议被陆军总长段祺瑞坚决反对，甚至在国务会议席上拍案大骂，使熊极为难堪。
熊不只受交通系和军方的夹棍，还得罪了法制局派以及财政部的旧派系。财政部的旧派系和熊搞不拢，纷纷投入交通系。熊和北洋军系的人又毫无往还，其在政坛上完全孤立无援，仅赖进步党的梁启超、张謇和汪大燮，而这三位名流，在当时的政局中已起不了作用。
熊是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和湖南都督谭延闿私交极厚，二次革命时，他力主不对湖南用兵。谭延闿离开湖南后，他更强调勿派兵入湘，这一主张和北洋军系的人完全相反，据说熊在组阁前曾向国民党的某要人表示，决不派一兵一卒赴湘，因此不肯自食其言。谭延闿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入京听候处分时，熊使不出力量帮他的忙，他知道谭的湘督一席要撤换时，建议调云南都督蔡锷督湘。蔡不仅是湖南人，又是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得意门生，熊向袁保证蔡是拥护“中央”的，并强调国民党在湖南的力量已经消灭，就没有派“中央军”到湖南的必要，因“中央军”到湖南，只能引起湖南人的排外感，有害于湖南而无利于“中央”。熊这番努力完全为了乡梓，他知道北洋军的纪律很坏，所以竭力阻止北洋军入湘，他的努力当然是失败。
据说袁曾答应熊，派蔡锷督湘，可是结果却派了汤芗铭为湖南都督，调蔡锷入京暗中监视，熊内心的不舒服，可以想见。汤芗铭督湘后，在湖南大兴党狱，杀人如麻，北洋军这时已把湖南当作他们的征服地，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旅京的湖南同乡，经常向熊控诉北洋军无法无天的暴行，要求熊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替3000万湖南人请命，可是熊能有何作为呢？
由于这些蛛丝马迹，因此这时的北京，盛传总统和总理不睦之说。不过总统府内的人士则力称毫无其事，当时政坛红人梁士诒曾语人说：外边老是传说内阁要垮台，这是从何说起，内阁刚上台还没有唱戏，如何便倒？梁的话自不是由衷之言，不过熊、梁虽然暗中勾心斗角，可是梁毫无问鼎总理之打算，只不过梁这时对于财政极有影响力，在这方面，熊、梁是有冲突的。
熊虽然已经四面楚歌，可是还在勉强挣扎。民国3年（1914年）初，北京报纸竟把去年熊在热河都统任内，牵连热河行宫盗宝案刊出，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自然是有人主使的。熊看了很生气，曾函请内务部转知检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将原信照转到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竟在信上批了“饬具诉状，原件却回”八个字，这对于现任国务总理是完全不给颜面，除了袁的授意，如何会这么做呢？
民国3年2月7日，熊请辞职，辞职书有云：“筹维鲜效，擘理多疏，任重才轻，心余力绌……恐误国事于无形，致愆尤之丛集。……”袁批准熊辞去财政总长兼职。熊再于2月12日上书恳辞总理，辞职书云：“窃希龄猥以才力竭蹶，贻误国是，恳请退避贤路，乃蒙钧谕优嘉，仅准免其兼任，希龄自顾何人，敢再渎请。惟是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乃可渡登彼岸。时局艰危，无以异此。倘自知其力不能胜，而复勉强支持，将恐载胥及溺，补救为难。希龄一身不足惜，其如国事何？谨再陈情，伏乞俯如所请，另简贤员，提任国务，俾得少免咎戾，曲荷保全，无任感悚待命之至。”袁乃予以批准，原批云：“据呈已悉，该总理兼任艰巨，夙矢精勤，前者陈请辞职，特许免兼财政，以节贤劳，至于任重钧衡，方冀情深维系，乃仍申前请，弥切去思，念时局之多艰，思得贤而共理，再三慰留，并命国务员合辞敦劝，维舟楫共济之忱，深切金玉弥育之感，既执祛之莫遂，怅回辔以无从，勉顺所陈，准免国务总理本官。此时高引，谅有幸于遂初，他日讦谟，愿无忘于辰告。此批。”袁在熊第二次辞职书予以批准后，派孙宝琦代理。
熊希龄于民国2年9月11日组阁成立，到民国3年2月12日变卸，时间还不到半年，受够了气，吃够了苦。随熊去职的是汪大燮、梁启超、张謇。袁既准许这几位名流去职，同是又想以一些空名义来羁縻他们，于是发表熊希龄为全国煤油督办，张謇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梁启超为全国币制局总裁。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是看管内阁，以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朱启钤兼代交通总长，章宗祥代理司法总长，严修代理教育总长。
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于熊辞职前，曾愤然对新闻记者说：“总理已寿终正寝，而我辈尚不能不亲视含殓。”由于这句话传出很多枝节，有家报纸刊载熊希龄对人说：我已病死，看不到抬棺材出门。这意思是说总统制已决定，副署于总统制等于是棺材出门。
熊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读者试一回忆，当民国2年秋季，袁要熊出而组阁时熊是多么意气昂扬，那时候袁是要这些名流政客和进步党为他装点门面，在国会中作袁的友党，帮助袁对付国民党，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推翻《约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这些事一一完成后，名流内阁变成了袁的赘瘤，进步党也失去作为工具的地位，连黎元洪都要押解来京软禁，熊希龄算得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不辞职也非下台不可了。
五十五、民国正式总统
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对于组织政府的程序是这样规定的：根据《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然后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于十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总统和正式政府。
但是袁已迫不及待地要改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这时虽然正式国会已成立，可是选举总统必须根据总统选举法，而总统选举法又是宪法的一部分，所以必需先制定和公布宪法。按照这个程序，必须相当时日，而袁急切要做总统，这真是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于是北洋系便想出了一个借口说：列强各国政府在中国正式总统没有产生前，是不会承认中国的，如果民国再不被各国承认，则中国有被瓜分之虞；因此，先选举总统，是拥护共和，巩固民国的主要关键。
同时，全国19省区的军事长官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这道通电是由黎元洪领衔的。
折衷的方案在袁的策划下制定，那是把选举总统法从宪法中提出来，由国会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前予以制定，提交参、众两院联席会予以公布，以便提前选举总统。
这时的国会，虽然国民党还是多数，但是国民党议员已是袁的政治俘虏，至于进步党更是亲袁而和国民党打对台的。可是袁还不放心，又由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组织了一个公民党。这个党的任务完全为了提前选举总统，它是于民国2年9月18日成立的，它包括三个小政团：（一）议员同志会，这是旧民主党山西议员李庆芳组织的；（二）潜社，广东人士所组织的；（三）集益社，亦是广东人所结合的团体。公民党的党纲是：“以国家之权力，实行政治之统一，增进国民之幸福。”公民党的政策是：“以提前选举正式总统为第一要务。”
在这时候，既然先选总统成为必然之势，部分国民党议员便要想在选举袁为正式总统之后，便可迅速制定和公布宪法，用以引袁走上法治之路。这是把制宪问题颠倒来办，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已经不止是逾越了法律程序，也证明了袁的自私心。袁在国家大法面前，可以任意为所欲为，根本视政府为私产，宪法对袁又能有何约束能力呢？
在总统法中，规定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袁表示总统三年任期更好，但明定不得留任，则军队将不受节制，身为总统而有五日京兆之心，殊难办事。袁如此重视这一规定，即表示他有永久占有总统位置的私心。袁急切希望总统选举能够提早完成，以便民国2年的双十节正式就任。
民国2年参众两院通过了先选举总统案。10月4日宪法会议公布了匆匆制成的总统选举法，同时，决定于10月6日举行总统选举。照当时情况，除了袁以外，全国没有一个人参加竞选总统；公民党是全力促成的，进步党也是亦步亦趋，国民党无力反对，其他小党无足轻重，袁是百分之百地能够当选。怎知袁做贼心虚，生怕出了意外，竟嗾使军警和便衣侦探化装为“公民团”，自宣武门至众议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为了怕选举的人数不足而流产。这些自称为公民团的公民，在国会门外大声叫嚣说：“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休想出来。”这一来倒反而激怒了议员们。根据总统选举法，当选的总统必需得票占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而投票人数必需超过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选举投票用无记名。
正式投票开始，出席两院议员共759人，第一次开票，袁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孙文、伍廷芳各得几票。因票数不足流产；第二次开票，袁得497票，黎得161票，仍不足法定票数；第三次开票，袁得507票才告勉强当选。这次选举，是在武力威胁国会和没有竞选对象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是还经过了三次投票袁世凯才勉强当选，这与一年前南京临时参议院全场一致举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且尊袁为中国华盛顿的情况相较，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当国会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国会外面聚集的“公民”们在有人导演下，呼“总统万岁！”然后向一个人当场领赏，陆续散去。可怜这些国会议员们自上午8时进入议场投票，直搞到下午10时才还我自由，又饿又累，疲惫不堪。
第二天选举副总统，国会外面没有“请愿”的公民，会场内也平静极了，黎元洪在出席议员719人中，获得610票；比之先一天总统的难产，真有劳逸之分了。黎这年恰恰50整寿，生日是10月18日。
民国2年10月10日，袁世凯果然如愿以偿地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在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礼毕又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同时发表国庆日授勋令，得到勋一位的是清室总管世续、嵩山老友徐世昌、赵秉钧，各省都督大都得到勋二位，各省民政长则得到勋三位。就在袁就职的这一天，俄、法、英、德、奥、意、日、比、丹、葡、荷、瑞、挪等国政府均发出照会，承认民国。逊清皇室亦派代表向袁祝贺。
民国2年10月10日，是辛亥武昌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又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日。这一天，参加总统就任大典的贵宾都需穿大礼服，戴大礼帽。先一天，北京城大雨倾盆，街市中泥深三尺，由于总统就职大典，参加宾客甚众，全城马车租赁一空，马车之外继之以骡车、人力车。观礼来宾均在西华门下车，入门后，两侧左右都是来宾的休息室，有：行政官、司法官、议员、中外记者、蒙藏代表、银行团、清室代表和各国使节休息室。
大典是10月10日10时10分开始，袁世凯乘八人大轿，前面有金冠蓝服持戟的卫队240人前导，后面还有四乘小轿，是文官长梁士诒、次长复寿田、武官长荫昌、次长唐在礼。
来宾们鱼贯进入礼堂——太和殿，文武百官立东侧，来宾立西侧，国会议员立中间。殿中有一台，礼堂二字悬于台上，其后交叉国旗。本来所安排的次序，议员亦是立在西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曾代表议员向大典筹备处长、内务总长朱启钤提抗议，王说：议员系证人资格，不可与行政官同立，应该居中听总统宣誓，否则将成为宪法问题。大典筹备处接受了这个意见，议员才改立中间；可是报纸上则批评为不当，认为议员不是议会，议员只是一个人，不得在议会以外行其议员职务，总统只应向国旗宣誓，不该向议员宣誓。
当观礼人员全部如仪站立，于是金冠蓝服持戟的卫队即引导袁世凯——民国首任大总统登上礼台。由赞礼官程克司仪，袁世凯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然后由袁致词，然后与会人士三呼万岁，最后礼成。
礼成后，袁世凯复于偏殿接见外交团和逊清皇室代表溥伦。
就职典礼结束后即在武英殿举行茶会，招待全部观礼的来宾，只见武英殿上，一片高礼帽、大礼服，重重叠叠，十分之九的人都是第一次穿洋礼服，手也不知该放何处，手帕也不知如何使用，有的裤子长到拖地，有的裤子短得像短裤。
这天下午4时，第二届共和纪念会在先农坛举行，由于天雨，景况异常冷清。先农坛祭室中悬有革命烈士肖像，这时，孙中山和黄兴等的照像已卸下，弃置一室。室中联对甚多，有一联是：“画虎仅成皮，愿诸公毋忘在莒。坠驴还失笑，喜今日得见重华。”
晚9时半是外交部酒会，座设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就是新的外交部部址，由外交总长孙宝琦署名，招待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各国银行团、商界、报界的领袖及其夫人，中国国务员及行政首长。孙宝琦偕次长曹汝霖亲自接待。酒会后即舞会，中国贵夫人中，以顾维钧夫人最出风头，她是前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公子，为当时社交界之花。
袁就任民国大总统，发表宣言书，全文很长，这是一篇政策宣言，可以看出袁当时的抱负。特抄录于后：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地！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痛苦。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戡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刺激，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国民生计日戚，迫于饥寒，暴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垦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母子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苦者如何？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何谓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硗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为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外古人敬事二字，有昧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故余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和；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五十六、袁和国会交恶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似乎对敌人相当宽大，他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在国民党领袖和独立省区的国民党系军人身上，因此国民党仍能存在，国民党议员也仍能照常出席国会；而国会中国民党也占了相当大的多数，这实在是一件极为有趣的现象。在当时大家都很难理解，因为袁并不是这么一个雍容而豁达大度的人。可是不久，这个疑窦就被打破了，原来袁是要利用国会来选举正式总统，而国会中如果没有国民党，便不够法定的人数，所以才有这么“宽宏大量”。
袁在总统选举法由国会公布时，就非常不快，他认为法律的公布权应该属于总统，立法机关不可直接公布。只是当时他要委曲妥协，以待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所以不便显露出不满态度；而且因为他要在极短时间内，抢在双十节就职，所以更没有时间来进行争论。但到了正式就任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国会争“法律的公布权”。
当时北京的参众两院议员组织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议决草案十一章一百十二条，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恐宪法不利于己，乃明白宣布：“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在他就职不到一个星期，即10月16日遂提出增修《约法》案于众议院，全文如下：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矣。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政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餍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查《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所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兹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除《约法》公布在前，按照后颁法律，须即酌加修正者，如各条内之“临时”字样，应请删除，“参议院”字样，应请改为“国会”字样，暨其余事实，业已变更，应行删除各条各项，由国会并案议决外，相应将提出增修条约法案，另缮清单，咨行贵院查照。事关紧急，并希从速议决见复可也。
袁向众议院提出的“增修约法案”，要把《临时约法》中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同时有应修正者三条，应追加者二条。应修正的是原“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得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使节，得宣战、媾和及与外国缔结条约；但均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或取得参议院之同意。”一条中，取消但书，使大总统无须取得国会同意，就能行使上述权力。应追加的是：“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团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大总统遇有紧急需用，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是扩大总统权力的要求。
这时国会制宪已进入三读，因此议员们认为正式宪法即将完成，《临时约法》即将废止，没有增修《临时约法》的必要，乃置之不议。袁这时凶狠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于10月22日特派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八人代表他列席宪法会议，并送一致宪法会议的咨文如下：
为咨行事：查《国会组织法》载：民国宪法案由民国议会起草及议定。迭经民国议会组织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暨特开宪法会议。本大总统深维我中华民国开创之苦，建设之难，对于关系国家根本之宪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发达。惟查《临时约法》载明大总统有增修约法之权。诚以宪法成立，执行之责在大总统，宪法未制定以前，约法效力，原与宪法相等，其所以予大总统此项特权者，盖非是则国权运用易涉偏倚；且国家之治乱兴亡，每与根本大法为消长。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国家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是岂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本大总统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一年有余，行政甘苦，知之较悉，国民疾苦，察之较真。现在既居大总统之职，将来即负执行民国议会所拟宪法之责，苟见有执行困难，及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之处，势未敢自已于言。况共和成立，本大总统幸得周旋于其间，今既承国民推举，负此重任，而对于民国根本组织之宪法大典，设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尽，殊背忠于民国之素志。兹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前往，代表本大总统之意见；嗣后贵会开议时，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或开宪法审议会，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相应咨明贵会，请烦查照可也。
袁世凯派了八个委员前赴宪法委员会，要求列席，宪法会议认为该会性质和参众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该会既无提案权，当然不必派员出席说明；宪法起草委员会亦认为袁派员出席会议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同时，根据宪法起草规则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参加，即旁听也不应该，遂以此理由拒绝政府委员列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