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为袁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这便使人联想到袁是有意恢复帝制的。劳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也是遗老，而由袁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信上说：
“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赵刚由北京到青岛，他们谈话时，赵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机会，想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所以当赵由青岛回北京后，劳即写了这封信给赵。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的财政总长。劳给周的信中说：
“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还有第三封信是写给又是遗老、又是国务卿的徐世昌，信上说：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劳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到了袁的手中。袁看后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只淡淡地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充参政吧！”袁既然不取缔劳的谬论，反而要请劳为参政，这一来当然使人相信袁是同意，甚至鼓励复辟的，于是，鼓吹复辟为登龙术之一，便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他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劳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劳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袁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因此，他考虑了一天，觉得宦途风险实在太大，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辞严，力辟邪说。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查办本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同乡不念乡土之情，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检举，这样一来江不能不公事公办，因此他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马车夫对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宋怀着鬼胎见到了江统领，江堆着笑脸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应命写来：“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小有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这以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的北洋系也搔不着袁的痒处，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奕棋，政体岂同儿戏！”
北京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可是这个判决到袁手中时，袁却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宋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然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3年袁聘赵为清史馆馆长。赵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绰号是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替这位赵屠户昭雪。袁乃于3年3月24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
赵尔巽并不完全满意于这个昭雪令，但勉强出山了。他就任清史馆长后，自我解嘲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的态度，但他却怡然自乐，认为是义薄云天，忠贯日月，大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气慨。赵尔巽虽然自认为对清廷很忠心了，可是另一个遗老梁鼎芬却写信骂他：“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
提到梁鼎芬，这是个顽固得透顶的遗老。民国2年3月2日已退位的清隆裕后梓宫奉安典礼，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宣伏地痛哭，如丧考妣。这时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则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看见孙，眼珠里几乎要出火了，假装不认识他，上前问道：“先生是哪一国人？”孙说：“节庵，你开什么玩笑？”梁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就大骂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该到这里来；你如果还记得做过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你带信给你那个亲家老鬼，叫他别活在世上吧，免得丢人！”一旁伏地叩头的劳乃宣跳了起来，大呼“骂得痛快！”原来奕劻这时在天津租界作寓公，清室召他来料理丧事他却置之不理，一般遗老都不耻其为人。
宋育仁被递解后，使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虚惊。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邀请，袁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3年4月5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携带他的周妈同行。路过湖北时，段芝贵设宴招待，他偕同周妈赴宴。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他嬉皮笑脸的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样用嬉皮笑脸的态度对待袁，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而政事堂也应当有一横匾是“清风徐来”。宋育仁案发后，他闷闷不乐，于是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携了周妈径返湖南。袁乃派王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当王抵京就任国史馆长时，曾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怎知谭对王竟有不满意处，于是上书当道，告王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黄是另一案牵连被逮。谭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袁派人去找王，问王如何整顿？王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8000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有一次王馆长乃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王仍然捉襟见肘，深感作官还苦于钱字；第二难是难在应付，自“复辟潮”发生以来，老头子人人都有复辟的嫌疑，何况像王脑后还垂着小辫子，而他的得意门生，竟是明目张胆的复辟派。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夫人”周妈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他“做官易”的看法是错了。于是他把印信先交给曾广钧，曾不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曾不收，王又交他人，别人也不敢收，交了几个人都不收，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媳妇。提起这位四媳妇，也是顶顶大名的。她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是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才代王转呈袁，请示办法。袁派杨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王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后，便悄然携了他那个年老貌丑的上炕老妈子回到湘潭。一个是白发垂辫的老头，一个是小脚老丑的周妈，形影相随，招摇过市，人人为之侧目。王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他擅离职守，袁以王年高德劭，不予深究。
由于全国处处反对复辟，而袁的态度又显得对复辟不支持，吓得在故宫的逊清小朝廷有点慌了手脚，忙着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3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志锜向袁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
这是民国三四年之交，这年冬天北京天气酷寒，为三十年所未曾见，守夜的警察冻死了好多人。北京的政局，也如天气一样低沉，除了复辟案成为政治上一大低气压外，袁还厉行禁赌和娼禁，好像这两事执行得很彻底。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六十四、欧战给日本造机会
民国3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因为战争只在欧洲，故一般人习惯地称之为“欧战”。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因为塞尔维亚和奥国交恶，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出巡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塞尔维亚被指为暗杀的主谋，7月28日奥对塞宣战，俄国助塞，法国助奥，比利时中立，德侵比，英国助比利时，遂各相宣战，大战于是爆发。
袁世凯接到各国宣战公文，乃邀集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孙宝琦等密议应付方略，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于8月6日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并指派梁士诒、孙宝琦、梁敦彦、李盛铎四人草拟中立条规。8月11日设立中立办事处，12日各国承认中国中立。梁、孙等订立了中立细则多条呈袁核定，大略为：
（一）中立办事处由政事堂派出三人，陆军、海军、交通三部各派二人，统率处、总务处、参谋本部各派一人，机要局派出主事三人常川驻处办事。
（二）设中立检查处，查照中立条例第廿四条，公布戒严后，对于各国输入及运送之物品，允宜详为检查，倘系战时禁品，即予扣留。特饬由交通部及税务处于各铁路要站及沿海各关内，一律设中立检查分处，以执行此职务。
（三）注重沿海防务，分饬粤、闽、浙、苏、奉、鲁各省长官，以香港、青岛、威海卫等处，英、德、俄已宣布戒严，恐将来不免有战事，应筹安谧地方，严防匪患，并令六省筹议联防计划。
（四）海军舰队重新配置，将海军部所属舰队分为三队：第一队海圻、海容等十五艘，分配厦门、马口、上海、烟台等处为海防。第二队建安、建威等廿三艘，分配浦口、武昌、上海、九江、福州、新堤、芜湖、岳阳、江阴、长沙、宜昌、太平府等处为江防。第三队是练习舰队肇和、应瑞等分守马江、黄埔。粤海海防则由广东负责。
（五）训饬驻外各使节，对于散居各国各地华侨，应随时商同驻在各国政府，妥筹保护。对于此次战争，我国既宣言中立，各使领馆应以冷静沉默出之，不可轻加评论。国际规约尤当审慎遵守。关于战争消息，逐日拍电报告。至中国将来派员观战，当预先向各该国声明。
（六）禁止密码电报，检查外人函电。
（七）停发游历护照。
（八）增调陆军第十师赴山东。
同时袁以大总统名义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作战行为。美国对此没有确切答复，日本驻华代办小幡抗议中国政府不应向美国提出此项请求，同时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照会中国外交部，请禁止交战国士兵通过中国领土。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即受尽了列强的欺侮，自己既不争气，列强则得寸进尺，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虽不能尽满人意，但弱国无外交，以夷制夷还不失为一种方法。欧战爆发后，对中国来说，可算是一个大好机会，利用列强自顾不暇，设法自立自强，把列强势力逐出中国，可惜这时袁正大力压制国民党，摧折新兴的中国锐气，而列强在东方则拿中国作战场，争夺各自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欧战爆发后，袁有一天把梁士诒找去夜谈，袁问：“欧战祸及远东，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着手？”梁答：“有两件急务，一是救济财政；二是提防日本侵略。”袁说：“请言其详。”梁答：“先言财政，去年二千五百万镑借款，所余无几，财政尚未整理就绪，国库异常空虚。欧战爆发后，外债无法再借，所以目前必需先打通财路，否则二三月后，军费、政费从何而出？因此目前应趁欧战发生，镑价起落，汇兑困难诸种理由，先行停付各国赔款，所有关税盐税，一律提存于中国之银行。由于我国已宣告中立，词严义正，各国亦无如我何也。同时立即发行内国公债。这两者可以并行，则一二年间不至财用不足。至于提防日本，则是我国最大隐忧，近年曾分别和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基、日使日置益、法使康悌会晤。朱尔典曾告英日联盟已告成功，日本必定助英国攻德国所属的青岛，中国若不乘此时机取得，则一定有人会去夺取。朱尔典所指自然是日本，不如乘日本尚未动兵之前，我们先和英国密议，由英人威胁要夺青岛，我即和德使磋商，要求德国将青岛归还我国，同时暗中派兵包围青岛，谈判不成，即用武力夺取，先下手为强，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如已夺获，日本便无词可借了。这不特防日本的侵略，亦可以杜绝将来的后患。”袁说：“燕孙，你的意见很对，关于财政计划，停付赔款、移存关盐都可立即施行。至于内国公债，过去失败过，你看有何良策以善其后，请予详细计划，全权办理。至于先行下手夺回青岛，于情于势都是应行的，不过我国既然宣布中立，忽然又推翻前议，出兵对付德国，虽说是收回青岛，但在中立立场上似乎有点碍难说得过去，这样做了就怕外交上会增加困难和纠纷，且恐愈增加和日本的尖锐关系，我觉得此一着可行又不可行。”梁说：“德奥两国以小敌大，战争结果必难幸胜，不如找个适当时机对德国绝交宣战，俾将来在和议中可以取得地位，立于有利地步。”袁说：“这一层让我再详细考虑一下。”
不久，袁设立内国公债局，派梁士诒为总理，办理“民国三年内国公债”，财次张寿龄，交次叶恭绰，中国银行总裁萨福楙，总税务司安格联，副税务司包罗，中法银行经理赛利尔，保商银行经理泾恩等为内国公债局董事。
欧战期间，列强并不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且互相要吞吃对方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处境反而更为困难。
德国在东方缺乏盟友，因此，它是独力作战，在中国要对付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它首先在北京组织了中德协会，以联络中国方面的朝野人士，其后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名叫巩固团，以联络中国人和朝鲜人，排除日俄两国为宗旨。巩固团团长是德人牟里哈，总团部设在奉天，派北西湖煤矿总理张锡蕃负责对付日本的首领，派哈尔滨德胜布庄经理张子玺联络在俄境内的华侨，其工作区域是在南北满和内外蒙古，工作目标是破坏日俄粮台、营垒和械库。用重金吸收团员，不旬日便有七八百人参加，指定其中20人为干事。
英公使朱尔典、法公使康悌、俄公使库朋斯基为了中国政府没有停止支付德国的庚子赔款，使得德国能够利用这笔钱在中国境内进行不利于协约国的活动，以及组织巩固团，表示很大不满。同时因青岛德军利用中国人构筑防御工事，向袁政府提出了抗议。其实青岛德军雇用中国工人，是基于1898年中德所签订的《胶州湾租借条约》。
8月15日，日本政府根据1911年7月13日所订的英日同盟有义务要帮助英国，同时为了确保东亚的和平，所以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并限9月15日以前，无条件把胶州湾交付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以上这两点如果在8月23日正午以前没有满意的答复，则日本即采取必要的措置。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在8月15日这天公开宣布：“德国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是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
8月16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是自行破坏中立。
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没有满意的答复，于是正式宣布对德国宣战。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又向袁政府表示，德国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中国，但袁政府这时不敢接受，电请美国政府代为接受，然后转交给中国。可是不待美国答复，日本已向胶州湾采取军事行动了。
英公使朱尔典是袁的好朋友，他劝袁加入协约国，袁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军火，提高质量，以应协约国之需；（二）协约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的条约；（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
袁这个参战条件，前两项是想拉拢英国，对付日本；后一项是对付国民党的反袁活动。这时的英国，需要日本超过了需要中国，所以袁的三点要求原则上同意，但要征求俄、法、日的同意，俄法两国是同意的，可是日本则坚决反对，更进而要求：凡有关中国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
日本认为欧战是它排斥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独霸远东的大好机会，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因为美国未曾卷入大战漩涡，同时在中国问题上是比较主持正义的。日本首相大隈曾致电美国政府，进行试探，强调日本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可是就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随即利用对德国宣战之名，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
民国3年9月2日，日本陆海军2万多人配合少数英军，组织所谓英日联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地区登陆。照道理讲，退一万步，日本要进攻德军，只能以胶州湾德军驻防区为目标，可是日军却先侵占莱州半岛，这就证明日本的野心是乘火打劫。
由于日军破坏了中国的中立，袁政府便遭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划定战争区域，日本要求以黄河以东为界，袁政府经过多次周折，才援引1904年日俄两国在辽东作战的前例，于9月3日照会各国使节，声明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原文如下：
“此次欧洲战争，所有各交战国，均系本国友邦，故本政府决意宣告中立，竭力遵行。兹先后据山东官吏报告，德国军队在胶州湾一带有行军备战各形状，日英联合军在龙口及胶州湾、莱州附近一带亦有军事行动等情。查本国与德、日、英三国同居友邦，不幸在中国境内，有此意外之举动，实属特别情形，与一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在辽东境内交战事实相仿，惟有参照先例，不得不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使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
依照这项声明，袁政府承认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以西地区为中立区。9月21日袁政府又宣布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
德国驻华代办对于袁政府划定交战区域的声明，提出了严重抗议。第一次抗议是9月3日，即袁政府声明的当天；第二次抗议是9月4日；第三次抗议是9月24日。德方认为日英联军在莱州地区所采军事行动是彻底地破坏中国中立行动，中国引用日俄战争时划定战区的办法是不符国际性的，因为中国这项宣布是在日英联军已在山东半岛登陆之后，所以结果只是方便于日英联军，因此保留两项权利：（一）德国保留在适当时机可以要求的权利；（二）损害之赔偿。袁政府对德国代办的抗议，也有驳斥的理由，便是德军在青岛已经构筑工事，要把青岛当作军事根据地，所以引致日英的进攻；中国划定战区的宣布是非常适合情势的办法。
9月6日，日军马队500人开至莱州，在城西扎营，3日后日军乃正式接收管理莱州，居民欲逃不能，四乡人民则逃散一空。接着日军又占领了平度县，军队们滥向县知事苛索，要1000头牛，2000只鸡，1000头猪，米面草料50余万斤，大车1500辆。县知事因不胜其扰，乃逃之夭夭，却又被日军捉到，像对待犯人一样加以监禁。同时日军进占即墨和胶县，自行发行军用票，占据县衙门和电报局，强占民房，反令房主人露天睡眠，令妇女在房中陪日兵。天雨则在堂屋中生火烤湿衣，把门窗桌椅拆下来引火。总之日军已把中国城镇当作了占领区，邮电员公然检查邮件，男丁被勒令挑水拾柴。日军司令部竟公然在平度县的乡村张贴布告说：“如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之罪，则该村人民全体问斩。”很多无辜乡民被认为有妨碍日军的嫌疑被杀。
9月25日，日军占领潍县，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日军这个行动超越了袁政府宣布而日政府同意的交战区域。袁政府外交部于26日由次长曹汝霖提出口头抗议，同时进一步提出正式照会。这个照会非常可笑而幼稚，内容说：“胶澳在东，潍县在西，非行军必须之路，前经声明，潍县不在战区之内，已经贵政府同意，该地军民亦经屡次晓谕，令勿惊疑，今贵国军队突有此举，使我政府失信于军民，不知是何用意？”
29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访外交部孙总长，答复中国抗议，大意谓奉本国训令，胶济路为德人所经营，战争前后一直为德军输运军粮，今潍东一带虽由日方占领，但潍西一带则仍由德人暗中使用，殊于日军行军不便，以是占领之，但决不侵害中国之中立云云。这个答复，把前此承诺有关战争区域的问题避而不谈。对于日军占领胶济铁路的理由则是：（一）该铁路是德人所经营（其实按照胶济铁路条约，华股居多）。（二）德军利用此路。日方这个答复，简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胶济混为一谈，则表示日军还要进驻济南。果然，10月6日夜11时，日兵三十人，军官三人乘车进抵济南，立即占据火车站。中国外交部再提抗议，日方仍坚持其不成理由之理由，并以普通书信作为答复，交付中国外交部。其大要是：（一）山东铁路系根据胶州湾租借条约，纯系在德国政府监督权之下公产性质之德国会社，其实体上与租借地为一体的延长。（二）铁路本身为运用上绝对不可划分之物，决不能以德国经营之铁路以其在中立地带潍县以西之故得改变其性质。日本开战之目的，不仅攻击胶州湾，并拟进而根绝德国在东方经营之根据地。（三）交战区域之划定和山东铁路问题是各别的，不能混而为一。总而言之，日军的目的，至少是借此要吞并山东半岛。
德军的根据地是青岛，日军发动攻击后，扬言六个小时之内可以攻下青岛。青岛的德国守军只有6000人，德皇威廉电令他们死守青岛，战至最后一人。德国的胶州总督华德克也公开宣称日军如果来攻青岛，将会遭到坚强的抵抗，至少要花4万人的代价，才能攻占青岛。
自从清帝退位后，大批清皇族、王公、大臣和遗老，都迁到青岛做寓公，现在只好洒泪告别青岛，遗老如周馥、吕海寰、劳乃宣等也离开青岛，只有宗社党首领恭亲王溥伟仍留下来。
日军于11月7日攻下青岛，德军有2300余人被俘，事前德国守军接有德皇的令电，叫他们不必死守。11月14日，胶州总督华德克被解往日本东京本愿寺监禁，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占领青岛的17周年。
日军攻下青岛后，袁政府乃请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可是日本政府则不加理会。袁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请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日本政府不但仍然不理，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战利品。
六十五、日本提出廿一条
民国4年1月间，中国照会日本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日本根本不理，更在1月18日以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为词，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向袁政府要求秘密谈判。
原来在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这是民国3年11月间的事。12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借口回任，请求和袁面谈。1月18日，他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则日本政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日本政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请贵国严守秘密。”
这个文件的内容分为二项：一是条款，预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一是觉书（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准备以提文方式成立。
袁把条文略略翻了一翻，就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国际间的交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交活动已不拘泥于形式了，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外交谈判还是很保守的，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在当时是极不合理，极没有礼貌的事。日本竟命令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秘密条件的文书，实在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
世间事，越想秘密，越易泄漏。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美、俄、英三国乃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
这十一项条款，就是前面所说的部分条款，这些部分内容，在国际法上还说得过去。另一部分是觉书，这部分包含了许多不能见人的东西，这觉书部分日方并没有告诉各国。
日本利用觉书方法对中国交涉已使用过多次，不久前，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张勋攻入南京后，伤害日兵事件发生时，日本向中国交涉，除提出各款外，另具一觉书劝告中国政府免去张勋职务。由于一个外国政府竟干涉另一国家用人之权，是有害中国主权的，所以不能列入条款中，遂以觉书方式出之。其实觉书与条约，在国际法上约束力完全相同。
这次日本向袁提出要求，条约方面比较轻，觉书部分极为严重。
袁当日置益向其提出时始终未翻阅廿一条内容，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可是日置益坚持请袁先亲阅一下。袁待日使辞出后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下午4时电召甫由瑞士返国、下榻迎宾馆的陆徵祥来商。陆抵总统府时，袁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一听陆到，即送走徐，邀陆密谈，把日方的文书教陆先读一遍，然后说：“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
陆徵祥于晚饭后，在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会谈，由孙宝琦任主席。先由陆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以及袁的指示，孙宝琦继续发言说：“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大家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结果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袁政府这时是无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孙宝琦先表示他个人意见，他认为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袁，报告先一天会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孙退出后，袁又召见陆徵祥，对陆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陆答：“这个谈判太困难，徵祥体力不足，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袁说：“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次长，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日方，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陆见袁意已决，只好接受。袁在陆辞出后，又召见孙宝琦，告诉孙决定要对日本谈判，于是孙宝琦乃上辞呈，请辞外交总长，并向袁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袁于1月27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极为不安，乃赴总统府向袁提口头抗议，日使表示：“敝国刚递要求书，中国便换外长，分明是毫无诚意，日本政府深为遗憾。”袁答：“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中国换外长，正是表示诚意。何况新任外交总长，做事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如不相信，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英使答复说陆很好。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谓中国换外长，实在是好意的表示。
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就接见日置益，双方谈话很精采。
日置益说：“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答：“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说：“我想诸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答：“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日置益说：“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答：“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说：“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说：“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统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需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说：“可以。”
陆说：“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说：“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说：“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问：“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答：“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说：“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答：“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这次初度会谈便到此结束，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日方态度强横，一个公使，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竟用蛮不讲理的态度安排一切；其实更无理的还在后面呢！
这个中日谈商的基本文件，是日方所提的，便是后来有名的廿一条。这个廿一条共分为五个项目，在文件上是第一号包括四条，第二号包括七条，第三号包括二条，第四号包括一条，第五号七条，兹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个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下：
（一）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二）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三）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四）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五）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①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②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六）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政府商议。
（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秘接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两缔约国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二）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六十六、中日会谈经过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
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开会后，日置益首先发言，他公然大惭地说：“敝国政府向贵国政府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文件，其用意是敦睦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
陆徵祥接着发言说：“贵公使所说的，我能了解，对于贵国是否因欧战，或因国内总选而向敝国提出这个文件，在本总长看来，颇为感触，亲善二字是本总长素来所主张的外交原则，也是所努力的目标，本总长在欧洲廿多年，盱衡时局，认为在亚洲的中日两国必须携手成为兄弟之邦，中国今日许多事务都应向日本学习，因此和日本亲善，在中国政府和国民来说，都是最希望的。不过亲善要公正和公平，处处可讲亲善，却不必在此时提出条件才得谓之亲善。何况我们面前的这份条件中有悬案、有新案。请想想，悬而未解的事件，以贵我两国地理之邻近，过从的密切，随时随地都可以商讨，当贵国伊集公使驻华时代，所有长崎至上海之海底电线问题，及南满铁路通过敝国国境三分减一纳税问题，本总长当时悉本亲善之意，与之解决。而本人前在国务总理任内，曾聘请贵国有贺博士为顾问，交通部亦聘请平井博士为顾问。若细加研究，在贵国政府实无不可以达到目的，在中国政府亦从未过于拒绝，随时均可以商办，初非待提出许多条件，始得达到贵公使所说的亲善之目的。”
日本当时希望尽速就该条款有一结果，速谈速了，怕夜长梦多，国际干扰；中国方面则希望迁延时日，在会外寻求转机。因此，中国代表主张就日方五号条款逐条讨论，陆徵祥并提出第一号第一条修正案，坚持要加以讨论，可是日置益却坚请中国政府对日方全部要求先表示一个原则意见。
陆说：“关于第一条的讨论，贵公使如果同意，再逐次讨论下条；否则一条未了，又提一条，或因次条意见不合牵及前条，反于进行有碍。”
日使说：“本人主张按号按条先询贵国意见，然后再逐条讨论。”
陆答：“这一层要请贵公使原谅，本总长于一月廿八日到任，廿九日拜外交团，卅日始行视事，时间如此匆迫，对于贵国条款内容还未详加研究，最好再缓一个星期，待我全部研究后，再行奉告，可否延至下星期二再开会？”
日使说：“此件之内容贵总长早已研究过，本人奉政府训令，须每日开会，惟贵总长到任未久，亦是实在情形，仍盼阁下从速研究，俾能加速进行。”
接着，日使又说：“今天下午三点钟起到六点钟止，耗去了整整三个小时，毫未谈出什么结果，本案何时可了，殊难悬揣。贵总长倘要对文书内容详细加以研究，可否在迅速研究后，决定每日开会。至于开会时间，则由贵总长自定好了。”
陆答：“每日开会是可以的，但外交部每逢星期三是接见外宾期，本人难以分身；何况本人体力甚弱，事实上难以照办。”
第一次会议就此结束。
在交涉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就因偷取中国财政预算案内容卖与日本而被发现，判处徒刑八年。其实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苍蝇，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还可以靠外交官和武官身份，在中国境内肆无忌惮地旅行，进行各项间谍活动。
由2月2日至4月17日，中日两国共开会议25次。2月9日中国提修正案，第一、第二、第三号修正，第五号碍难商议，日方则强迫中国全部接受，不放松半步。
3月8日中日会谈仍无结果，日置益乃往晤曹汝霖，用恫吓的口吻说：“会议拖延，使日本国军民不能忍耐，倘在数日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的承认，恐发生不测的麻烦。”袁这时正依赖派赴日本游说的有贺长雄，据说他正在日本元老重臣间奔走游说，且已收了效果。
4月26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廿四条，压迫中国同意，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空气顿形紧张万分。中国方面在此紧要关头，于5月1日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的答复，这个著名的最后通牒最后部分全文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立即报告袁，袁于下午5时召集各政界领袖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均主张和平。8日上午10时袁在春藕斋，下午1时又在纯一斋召集会议，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等皆出席。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陆转告袁，朱说：“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袁世凯这时的秘密是他正悄悄打算要做皇帝，同时一心一意对付国民党，所以根本没有抵抗日本的准备，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更无所恃了，因此他于5月8日下午8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席上，发表了一篇泪随声下的演说，宣布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并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表示诚挚的感谢。会议席上商议如何答复日本，本拟用长文答复，对日方各条逐条辩驳，后决议改为简短的复文。8日晚间，外交部连夜准备复文，有关第五号福建一条中“日后另行协商”一句，外交部和日参赞不幡酉吉在电话中争论甚久，日本方面更要求袁政府把中国的复文底稿，提早透露给日使阅看。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持复文底稿至日使馆，给不久前坠马受伤的日置益公使阅看，日置益看到回文中有：“第五号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行协商”。他就大发脾气说：“这项复文我不便接受！”施履本只好持稿匆匆赶回外交部，向曹汝霖请示，曹乃在复文底稿上加了“容日协商”字样，仍令施履本持往日使馆送请复阅，日置益复按照自己意图，在回文上作了某些修正，直至8日深夜1时才告完毕。
袁第二天知道曹汝霖又作了许多屈辱的让步，大为光火，痛骂他不该未经请示而擅作主张，同时把已准备颁给他勋三位的一道命令临时撤销。
5月9日下午1时，中国的复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亲自送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复文全文如下：
“日本公使于五月七日下午三时亲以日政府哀的美敦书送交中国政府，并附以说明书七条。该哀的美敦书之结语云：
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于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交出满意之答复，倘届时不能得满意之答复，则日本政府将施用日本政府以为必要之方法。今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起见，除第五条中之福建问题议定互换公文外，系照四月廿六日日本提出之修正案，及附属哀的美敦书之说明七条，承认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中之各款，惟第五号中之五条，俟将来另议。中国政府今日即行承认者，无非盼望中日间之悬案从此解决，而两国国交可以巩固，中国政府请日本公使从速定期到外交部会拟条文，正式署约。”
日置益得到中国正式复文后，便电奏日本天皇，报告兵不血刃而在外交上获到辉煌的胜利，敬向天皇祝贺。
5月10日，日置益公使前来中国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申明答谢。11日，日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送来公文四件，（一）日本政府所交之条款；（二）会议后中国回答原案；（三）第二次之修正案；（四）中国第二次回答原案。同时约定14日在迎宾馆正式会晤。
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后，袁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中国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袁却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袁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5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咬着牙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袁并有密谕给各省的文武长官，全文如下：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得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日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惶恐，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逐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鍼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日政府与袁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政府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这种缓进的主张，孙中山是反对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北京内务部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袁政府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日置益同时向袁政府压迫，要袁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6月16日袁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袁这时知道全国人民反对如此卖国，但他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因为一经膨胀，首先是袁本人要倒霉，因此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6月16日明令公布。这真是出尔反尔的举动。他在签署廿一条约前，曾发表声泪俱下的演说，签署廿一条后，更发出毋忘国耻的密谕，并且一再表示沉痛异常，情非得已，把自己扮成一个“爱国人物”，却把卖国的罪名转嫁到反对他的国民党身上，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根据他的说法，出卖国家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领袖。他在乱党之外，又找到国贼这个恶毒字眼来套在国民党领袖头上。他这一套是想替自己开脱卖国罪名，并且转移一般人民认为国民党只是袁的敌人的感觉。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因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7月8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曹汝霖因为是亲日派，又实际负责签订这个卖国条约，因此便成为众口指摘的卖国贼。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则说是请示后而行。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并无关系。
附录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曹为公认的亲日派，被国人目为卖国贼，他所叙述签的经过当然是为自己做翻案文章，可是因为他是签约的当事人，所以自然有一部分史实存在——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廿一条觉书，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袁世凯），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风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徵祥）并未与议（原注：《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总统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
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
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现只能记其大意如下：
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至第五项则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公使来见孙总长（外长孙宝琦），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惯例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敏捷，日本则有后言。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出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我国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允，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本亦同意。遂开议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陆答当东三省会议时，那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日使谓重定年限于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略加辩论，即予同意通过，日使笑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日使谓胶澳租地德国所得权益，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牒时，已声明无条件让与日本。俟德让与后，为尊重贵国主权，应请中国承认。至该项租借地（指青岛），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完全交还中国。陆氏答以日本与德国宣战时，声明取得德国租借之胶澳全境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它权益。日使谓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明取得后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开和会时，自有商定适当之处置，故不必先向贵国声明。现要请贵国承认者，即是和会商定之办法，与当时日本得了俄国的权益，请中国承认同一意义。陆氏答以既要将来和会商定，现在不必先行承认，俟和会开时再看情形，何必先行声明。日使则谓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口舌。陆又答以攻占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方面的事。日使谓英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议。我方始终不允先行声明，日使谓，请先商一范围，只限于青岛有关连之事，决不越出范围。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次会日使提议，先议东北路矿问题。我方答以东三省会议录，有不能再说并行线之约，此条有违前议。日使谓此次商议者，系南满与内蒙之交通，与前会议是两事。该处地壤相接，商业日繁，仅是古老运输工具，不合实用，非敷设铁路不能发展商业，此举与地方大有裨益，并非为日本设想。我方以蒙人风气未开，恐遭反对为词。日使笑谓，现在内蒙人民与东省人民无异，他们亦愿意修造铁路，便利交通，决不反对。磋商结果，只记得先允一路，以后再看情形，路线记不清了。
继议开矿。日使谓中国向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若任它藏在地下不事开采，岂不可惜，故应彼此先行调查，再商开采。此事可由中日合办，使两国同沾利益，且于地方人民亦大有好处。我方同意先行调查，择优良先办，惟合办方法须照中国矿业条例，中国即以矿产矿权为合办之资本，须派监理。如有盈余，应合理分配。日使谓合办公司，是商业性质，中国既是股东，自能同等选出董事、监察人，政府不必再派监理，利益当然均沾。遂允以先调查两三处，地名也记不清了。
继议东三省增开商埠问题。日使谓东三省发展迅速，比前不同，中日商业与时俱进，原开的商埠不足以应付现实，故须添开商埠，仍照贵国自开商埠成例，更可增进双方贸易。我方答以东三省商埠，前在东三省善后会议时已开设甚多，照目前情形，似无增开之必要。日使谓中国自开商埠，一切管理警察行政权，仍归中国办理，不过便于各国通商，不但发达中日两国商务，于各国均有利益。后允斟酌地方实际情形，仍照自开商埠办法，允增开三四处。
日使继提内地杂居问题。日使谓日本地狭人稠，东省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陆氏答以东省商埠已多，现又允许增添，都是为解决贵国人居住问题，不单是为经商。内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即是此故。我又补充说，中国山东人往东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日使笑对我说，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陆外长则说，目前治外法权尚未收回。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彼此辩论几次，我方坚持，不得解决。日使提议，此案彼此研究再议，前议山东问题，尚无结果，续议山东问题如何？我方同意（我方又修改答案）。
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于会议，拟请陆总长与您枉驾使馆会议。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日使先说抱歉之意，又说内地杂居，难于解决，我们先议山东开埠及合办矿业问题。我方同意。陆氏先说，查山东沿海，都已开为商埠，此次贵方提出各处，近于内地，不通海道，轮船不能进出，不合开埠条件。讨论后，日使允先撤回，调查后再议。先议开矿问题，日使谓山东煤矿、铁矿都有，久藏于地，不使开采，殊为可惜，若中日合办开采，彼此有利。我方答以本席亦同有此意，但贵方所提各矿，均已由人民领得开矿执照者，未便取消。日使谓，听说贵国商民，往往领得执照，取得利权，永不开采，此种利权应即取消，另给他人。陆氏答，我国商民请领执照，亦定有限期，若逾限不勘测，亦予以撤销。余又补充说，亦有斟酌情形，在限期未满即行撤销者，惟中国商民集资不易，政府为体恤民艰，定限较长，不能若贵国商民之踊跃投资可比。陆又云，贵方所提各处，都没有逾限，故不便撤销。日使请主管部再行详查，如有逾限不事勘测，或确知其无力集资开采者，应依法撤销，此是各国通例，并非优于日本也。后由商部清查撤销一处，允与日本合办，惟声明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
越数日，日使能支拐杖而行，会议仍迁回外部官邸，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每件议案，总须磋商两三次，故屡改答案，请示总统而行。在移回外部会议时，日使即说，上次会议关于胶澳租借地内权益问题，尚未解决，今日先将这问题解决如何？陆氏坚持不允先议。日使问为何理由？陆氏答以总要有了相对事实，才能决定承认与否，本席对于青岛之德国权益，不甚明了，何能先予以笼统承认？且事或许有变化，目前先行承认，将来岂非为难？日使谓，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这是既成事实，不会变化。陆谓凡事变化，岂能预知？日使追问，贵总长所谓变更，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请明白指示。陆氏谓，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化。至其他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即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于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日使谓德国在青岛之权益，自应由日本继承，这是天经地义，将来开和会，各国决无异议。彼此争论两日，陆氏坚持不肯先议。日使强调日本决不以未经中国承认之事强中国承认，贵总长既然不肯先议，且看将来和会开议，决不会有与今日不同之处，只先作存案可也。
后又议及闽浙铁路问题，我方告以此案因与英国有关系，须要知会英国后再议。日使即说，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对英国联盟之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