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情形，唐琪急于要重返东北，或是远去上海，因为她不愿意留在天津，不管她多坚强，多冷静，天津终究是她伤心之地——她对于东北的战局比谁都关心，她恨不得国军立刻能够收复沈阳、长春、哈尔滨，她说她很喜欢哈尔滨。”
唐琪现在究竟住在哪儿？贺大哥发誓说唐琪不肯讲，因为唐琪不要我去看她。
六十四
唐琪的决定，和我回到天津第一夜所做的决定，是相同的。
可是，我依然盼望能在街头或其它公共场合遇到唐琪。我愿意见她一面，甚至偷偷看到她一眼不被她发觉。我们分别已将六年，这比我们相识、相聚、相爱的时间长得太多了，也许以后更悠长的几十个年头，都不再有重逢的机缘，直到了结此生——想到这儿，心酸阵阵，我不敢再想，唯恐再想下去，便会变更了自己的理智的决定。
一个深夜，我又失眠了。披衣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股奇异的情感驱使我在黎明时分写完了一篇散文——我殷切然而含蓄地，写出来我对一位少年时代的伴侣的怀念与祝福，我没有写出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当然我指的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伴侣唐琪。脱稿后，我觉得感情似乎获致些许解脱，心灵似乎获致些许宁静。
我把那篇散文送往天津当地一家报纸副刊发表。以后，我再没有写过一篇纪念唐琪的文章。一方面我不擅于抒情文字，另一方面为报社大量拍发新闻与撰写通讯的工作几乎已占去我整日整夜的时间。又加上报社准备在天津成立分社，筹备职务落在我的头上，更使我忙上加忙。
报社总社长在三月中旬，到平津旅行，他看出来关系全国军政大局的所在，正是北方，所以决心在北方办报，因为北平旧有与新创办的报纸已嫌过多，他便决定把分社成立在天津。
我们向敌伪产业处理局洽购了过去一家规模相当大的日商印刷株式会社的财产：一栋办公的楼房，一个设备完善、足够印刷日报条件的工厂，两栋员工宿舍，另外还有一部道济牌座军、两部卡车，和十部三轮摩托送货车。
在我奉命积极筹备创刊的期间，东北战局的豁然开朗，使我倍加兴奋。果然如我所望，那支抗日时代远征印缅的国军，在三月底一举攻克了辽阳与鞍山。贺蒙专函向我报捷，根据他亲自参与这次战役的描述，我完成了一篇特写寄往南京。紧接着，国军收复了营口、海城、大石桥，和沈阳。可惜，我们分社赶不上跟这些好消息的来临同时创刊！我想，收复长春一定也为期很近，于是我加紧筹备，希望收复长春之前，分社可以出报，并且希望能把收复长春的消息印发号外。
四月初，分社正式成立，出报。总社社长因为我熟悉天津环境，又为了奖励我到达平津后的工作劳绩，重用我担任分社社长。这是我一生事业上的新纪元，我必须更勤恳地全力以赴。
我曾邀请最低领袖和维他命Ｇ到天津报社来共同工作，我想最低领袖在撰写社论、专论，维他命Ｇ在担任资料或采访上，均能胜任愉快。他们一位也没有来。最低领袖在南京集中精力办他的刊物，无法分身；维他命Ｇ在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上作，已获升迁，不愿另就他职，同时他在信上坦\地告诉我，他正和一位上海小姐恋爱，实在难以分开。
我盼望我们的报纸一创刊，就能尽速注销收复长春的消息。我竟当真盼到了：四月十四日，苏军突然自长春全面撒退。
然而，剧烈的战事就在十四日当夜爆发。苏军是撒走了，长春四郊的共军便立即向刚刚空\到长春市内的四千名国军开始猛烈袭击！由于兵力过于悬殊，寡不敌众的国军被迫放弃了机场和郊区据点，困守市区核心阵地，最后经过惨烈巷战，国军弹空援绝，死亡殆尽，长春卒于十八日陷落。
苏军接着于二十五日表演“哈尔滨撒退”，共军当日即将哈市全部占领。
情绪一变为低落而恶劣，我甚至诅咒自己和许多同仁以心血劳力印行的这份报纸，彷佛它是专为刊登国军失利、共军得势的新闻而出版的！
政府似乎再也不能忍耐了，五月初，所有集结东北的国军奉命一齐向共军展开总攻击！本溪大战，太子河畔大战，四平街大战，公主岭大战，相继而起。
贺蒙在激战的前线仍有信来，他令我吃惊地提到：他可能在最近变为神经错乱的疯子。
他的信上这么说：
共军现在的第一线上，完全换成了被勒迫集结的农夫、工人和难民，这些为数达十余万的无辜男女老幼们，哭号震天地高喊着他们是老百姓，是中国人——我们的火力无法不停熄下来；可是共军的炮火便利用这个空隙向我们猛烈轰击，并且由那些赤身露体的老百姓组成的“肉体坦克车”群，也跟着冲进我们的阵地。我们再不还击，只有等死，这时候，夹在双方炮火中的“肉体坦克冲锋队”又在惨叫个不停：“好心的叔叔大爷们啊，别放枪呀，俺们都是老百姓——” 我们的弟兄们又都心软了，这些老百姓的哀号落在弟兄们的心房，比子弹穿过胸膛更今他们剧痛——醒亚，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肝脑涂地，并不可怕；房舍倒坍，火烟漫天，死尸盈野，并不恐怖；然而，这“肉体坦克”太可怕，太恐怖了——醒亚，我真怕我最近就会精神错乱地变成疯子，我痛苦到极点时，竟想到自杀；可是我不甘心，我得向共产党讨回血债，这血债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全东北人民，全中国同胞的——
五月下旬，国军收复西丰。共军补给线被切断了，从此开始总溃退，于是四平街、公主岭相继被国军收复。
二十三日上午国军攻克长春！我督促报社赶印的号外，被天津市民们争相抢购一光。接着，我们每天都要赶印号外，因为国军乘胜追击，吉林、小丰满、德惠、农安均入国军手中，并且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松花江岸。
国军在东北的胜利自此到达巅峰。
就在这几天，唐琪重回东北。贺大哥和表嫂分别告诉了我：唐琪临走，曾以电话向他和她辞行。
六十五
正当全国庆幸东北行将全部光复的时候，马歇尔将军迫使国民政府颁布第二道停火令！
六月六日发出的第二道停火令，解救了共军的紧急危难。
蒋主席在停火令上说︰“余刻已对东北全部国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签订之协议。”
共军该多么感激这道停火令的颁布呀！他们获得喘息的机会，获得整补的机会，获得接受苏俄装备完成了机械兵团的机会，获得重新有力部署的机会，获得再向国军猛烈反扑转败为胜的机会！
半个月过去了。国军在这期间未放一枪一弹；山东的德县、张店、枣庄，被共军攻陷；青岛、济南，以及河北的元氏、永年、长辛店；山西的中阳，同时遭到猛烈的昼夜不停的围攻。军调部晏城小组的政府代表雷奋强，和新乡小组的政府代表郭子琪先后被共军活活杀死——
这些残酷的事实，却使马歇尔将军在停火令期限届满时，又逼迫国民政府作一次公开宣布，将停战限期再加以延长。蒋主席下令说：“为予中共更大机会，对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及军队驻防问题，期得完满解决，余刻已命令前方指挥官，对停止前进攻击的前项命令，其有效时期延长到六月三十日中午。”
六月三十日到了。冲突停止了吗？交通恢复了吗？
铁路被扒得满目疮痍。平汉、平绥、津浦、胶济、陇海、同蒲，各线没有一线不天天遭受拆毁、破坏、爆炸，共产党在恢复交通的诺言下，所做的唯一“建设”工作，是驱逐、监禁或杀害掉原有的铁路员工之后，自行成立了“铁路管理局”。
迷乱、困惑、焦虑、失望、充满了所有酷爱和平、渴望和平的人们心中。看来，马帅的调处势将劳而无功，和谈必会宣告破灭。
低气压窒息着全国，窒息着北方，窒息着天津，窒息着我——
感谢美庄，在这窒息苦闷的褥暑，她由重庆飞抵北平，当日即来天津，来到我的身边。
美庄毕业了，领了文凭，戴了方帽，获得文学士学位。我看得出，她是怀着万分喜悦来找我的。
她比一年前好像又瘦了一点，皮肤更黑了一点。她告诉我；近来对于游泳大感兴趣，所以晒得很黑，至于瘦了一点的原因，她附在我的耳边，低低地，甜甜地说：
“是想念你，想瘦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两只眼睛又弯弯地瞇缝在一起，我已经快一年没有看到她这一副娇贵妩媚惹人爱怜的面庞了，我立刻拥抱住她亲吻，一面向她倾诉着相思。
她，不休不止地向我撒娇，嗔怨：
“醒亚，你好狠心哟，把我一个人丢在重庆，看我还不是照样一个人千里迢迢地找到你，抓到你吗？醒亚，你的信老是那么短，又那么疏；可是却天天给报社那么多那么长的电报和通讯！我嫉妒死你们的报社啦，好在你们的老板不是个女人；否则我一定要跟她拚命的！醒亚，我过去甚么都听了你的话，今后你可得一切听从我的话啦，人人都说怕太太的男人才有好\气，你不愿意将来有好\气吗？你有了好\气，我不是可以多享点一福吗？——”
她再继续喋喋不休地叨叨下去，我也不会厌烦的，因为我已经好久好久不听到她那清脆的夹杂着四川腔的国语了。何况，我更懂得她嗔怪我越厉害，越显示了她对我爱恋的深厚。
美庄初到天津，我们的日子确实是快活的。她住在我的大卧室中，我则迁回表姊的小卧室。在家里，她倍受重视，姑母、姑父、表哥、表嫂，无不对美庄殷切招待，视为上宾，连女佣、司机都对美庄特别细心侍奉。表姊和表姊夫特别由唐山赶来看望美庄，并邀美庄往唐山或北戴河海滨小住。美庄本来就很聪慧，口才又好，对这些好心人的热\欢迎，她都恰当地表示出愉快和感谢。我看得出，她在姑母全家人心目中，一开始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亲友们为美庄接风，是少不了的一项节目。姑父姑母、表哥表嫂、表姊表姊夫、客气地分为三次欢宴之后，贺大哥、报社同事、新闻界同业，其它友人都相继做了东道；当然，高大爷是不会“失礼”地忘记请这次客的。
每一次宴会，我都十分快乐；唯有对高大爷的宴会，我兴趣索然，我实在不愿意再听一遍他自吹自擂地宣传当年他如何鼓舞并坚劝我南下抗战的“实况”，以及他曾一再断定日本人打国民政府，是“鸡蛋碰铁球”的“名言”。然而，他这番话，是一定要在欢宴美庄的时候大讲特讲的。果然，我没有想错。
高大爷这次摆的场面，比去年欢迎我那次更为盛大，天津市军、政、工、商、各界人物，他请的都有，当他向大家讲述完了和我“特殊亲密” 的关系后，便正式开始发表歌颂美庄和美庄的父亲的长篇演说。
真是惭愧，对于美庄的优点，做为美庄未婚夫的我，竟没有跟美庄刚刚见过两次面的高大爷发现的那么众多。一切形容女人美好的词句，都被高大爷搜罗干净地加诸美庄头上，尤其使我惊奇的，他把从无一面之识的美庄的父亲，赞为抗日名将、国家干城，甚至于军界圣贤、民众救星——反正，他怎么说，也没有人会站起来说声：
“不是！”
美庄听得眉飞色舞。高大奶奶给美庄斟酒夹菜的殷勤，亲善表情的生动，使这些天以来姑母全家对于美庄的招待，大为逊色。
如果，当夜回家，我就把高大爷的为人，剖析给美庄听，以劝阻美庄少跟他来往，也许会发生若干效果；然而，我没有那样做。我竟认为，在刚刚接受了人家一顿盛馔欢宴之后，立刻揭开人家的面具，似乎有点苛刻；同时，我也想到了，假如我在美庄刚刚被歌颂得几乎陶醉的时刻，向她冷水浇头地指出那些阿谀言词的不当，很可能招惹起美庄的不快，我似乎没有理由反对任何人对我的未婚妻，以及我的未婚妻的封翁加以赞扬。
可是，当美庄渐渐地变成了高府上长期嘉宾，变成了高大奶奶的知心密友以后，我对美庄的劝阻，再也不能发生任何影响；相反地，却越发激起她对那一对夫妇的好感与信赖。
在这种情势逐渐形成之前，我和美庄的生活仍是相当愉快的，我俩由姑母陪着，到北平游览，逛名胜，参观故宫，吃各种大小餐馆的名菜，购置土产，听第一流名角的平剧——都使美庄大感兴趣。
由北平返津，表姊专\接我和美庄到唐山住了两天，然后又陪我们到北戴河海滨玩了两天。再回到天津，虽然不能继续花整日的时间陪伴美庄，由于报社里的许多工作待我处理；可是，我也尽量地抽出空闲，和美庄一起听听平剧，看看电影，听看什样杂耍，一起到青龙潭、佟楼、北宁花园，划划船，一起到中原公司、劝业商场，天祥市场，逛逛店铺，买买东西，一起到义顺合、琪士琳，吃吃咖啡，喝喝冷饮，一起到回力球舞厅、赛马场乡村俱乐部、美星餐舞厅，跳跳舞，听听音乐——在这期间，我和美庄为了答谢所有亲友的招待，还特别在利顺德大饭店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
胜利之后，平津舞风甚炽。表哥、表嫂、表姊、表姊丈这几位老实人也都学会了跳舞，自我去年回到天津，跟他们大伙儿也跳过三两次，另外在新闻界联谊晚会上也偶尔下过几次场。和不熟悉的女人共舞，我会有一种窘迫的感觉，我倒是宁愿和表嫂、表姊跳，因为我跳得和音乐脱了节，或是踩到她们脚上时，都不致于被她们取笑或生气。因此，我的舞技进步很慢；相反地，美庄在重庆这一年，却已变成了舞蹈专家。过去，我只懂得个慢三步、快三步、慢四步、快四步；现在经美庄一指点，我才又知道了些甚么“伦巴”“吉力巴”“森巴”等等新花样。平心而论，我对这些
怪里怪气的新舞不太感觉兴趣，所以常跟美庄开玩笑地说：
“那些舞的名字应该译为‘轮爬’、‘极力爬’、‘狲爬’！”
美庄的“探戈”确实跳得令我心折，一些内行朋友也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她舞姿的美妙。可惜我不能跟她一起表演。在那次利顺德酒会中，美庄当然大出风头，许多朋友都以争相请她共舞为荣，当她被邀请和海关一位英籍友人；姑父的同事，表演“探戈”时，更博得雷动掌声。大家开始给美庄一个头衔：“跳舞学校校长”，并且纷纷请求报名注册做她的学生！
偶尔陪美庄跳跳舞，我是愿意的；三天两头跳，共或白天跳了茶舞，晚上再跳夜舞，我委实有点吃不消。并不是怕天气热，或怕身体累，主要的是我抽不出这么多的空暇。晚上，是每家报社的紧要关头，白天则要被社务会议、编辑会议、会客、同业间的应酬，占去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虽然已由采访转变到报社行政，但由创刊那天起，我仍从无间断地每周写一两篇社论、专论、或特写，一面为的提高同仁们的工作情绪，一面也为的别让自己这支本不锐利的笔生锈搁置。自美庄到津，我已一个月又半未写只字，每当见到报社主笔、编辑，以及排字工人时，我都觉得有一种彷佛向他们食言的歉疚。我把这情形告诉美庄，美庄大不以为然：
“当记者时天天绞脑汁写稿，当特派员时呕心血写稿，现在当了社长还要受这份罪过？我早就说过了新闻记者不是人干的事！”
我看美庄来势不善，不愿惹她发更大的脾气，只好自动取消向她每天多请几小时假的要求。她想去哪儿，我一律奉陪。
陪美庄逛街，看百货公司橱窗，无止无休地选购金饰、衣料、鞋和化妆品，俱是我深以为苦的差事。我颇感觉对不住自己的司机小庞，自美庄来津，他的工作时间大为增加，那是一个很朴实的青年人，没有一般司机的恶习，不“喝油”，不多言，不多语，头脑相当聪明，这些日子，我和美庄一上车，不用我们讲话，他便会径自开往梨栈大街的物华、天宝金店、旧英国中街的惠罗公司、蓝牌电车道上的华竹绸缎庄和绿牌电车道上的谦祥益绸缎庄，渤海大楼旁的盛锡福帽店，小白楼的拔佳皮鞋店——这些地方几乎是美庄每天都要去一趟的。
我无法阻挡美庄大量地购买百货，第一她不需要我付帐，第二她并不单是给自己买，姑母全家，贺大哥、高老太太全家，以及仅仅数面之识的那些二大妈、三大姨、四大妗子、五大婶们，都是她一而再，再而三的馈赠对象。
“这不是单给我做面子，给你的光彩更大哟！”美庄每次把大包小包装满一车时，便指指我的鼻尖，或捏捏我的手说，“你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未婚妻被人家说是小气鬼的！”
“你这么慷慨地不停，我可要被人家说是小气鬼了。”我投向美庄一个苦笑。
“笑话！我的还不就是你的！” 我无话可说，我早已承认美庄的口才比我强过百倍。
又一周下来，我实在苦不堪言了。我转托姑母、表嫂，陪伴美庄上街；为此，美庄大不高兴：
“跳舞难道比你当初在\动场上参加田径比赛更累吗？买买东西难道比你关在小屋里写甚么社论、专论更费脑筋吗？要上街，就跟你一道去，我跟别人去做啥子？我又不准备嫁给别人！”
可是，美庄终于找到比我更理想更满意的上街时的伴侣了——那是高大奶奶。
高大奶奶不但做了美庄上街买东西的良伴，没出几天，美庄的一切时间与行止都听从了高大奶奶的安排。她做了高大爷夫妇的俘虏。
六十六
我和美庄也曾一再提起结婚之事。姑母和我都表示最好就在当年秋天举行婚礼。美庄居然有些羞答答地说：
“太快了吧？明年春天更好啊！”理由呢？
她郑重地说：“婚礼，是何等天大的事！总得要好好好好地筹备、筹划呀！要隆重，要盛大，要气派，要与众不同，要观礼者、贺喜者，人人惊讶、赞美——再有，婚礼举行的地点太重要了——重庆是最理想的地方。”
她接着告诉我：重庆虽然赶不上天津繁华，可是胜利一年来，也日新月异地十分洋化了，漂亮汽车越来越多，天津买得到的东西，重庆几乎也有得卖，胜利大厦被共谍纵火烧毁以后，又已翻修一新，做为结婚礼堂是一流的——而最重要的，是她的爸、妈、兄长，和亲友们，可以参加婚礼。
“我们在天津结婚，也是要请两位老人家来参加的。”我说。
“尽管爸妈能来；可是，哥哥和那么多爸爸的部下，还有那么多四川的名人、要人，以及我的女同学们都不能到天津来呀，那实在太煞风景啦。”
“我的姑母全家和所有在天津的朋友怎么办呢？他们当然盼望我们在天津举行婚礼呢！”
“你又不听我的话，是吧？”美庄开始鼓起嘴巴，“我并不太坚持非把你押解到重庆跟我结婚，我又不是要你招赘，何必跟我这么针锋相对地开辩论会呀？您凭良心想想看，我一嫁了你，你无论到哪儿去，东南西北，天涯海角，我都得永远跟随你在一起，那听命你支配的年月该有多长呀！我只要求婚礼一二小时间的选择地点，你都不肯答应，未免独裁，也未免太不符合阁下一向鼓吹的自由民主了吧？”
“我，我，我说你不过，”我有点口吃了，“反正，婚是要结的，先别为婚礼的地点伤脑筋好不好？”
接着，美庄又提出了一项必须在婚礼前解决的问题：
“结婚前，我必须去整容医院，把鼻子整高起来，眼睛最好也能开刀开大一点，割双眼皮；贴睫毛倒比较容易。”
“美庄，你犯甚么孩子脾气呀，”我叫了出来，“你已经够漂亮啦，整容不是太多余吗？”
“不，我多少年来，就恨自己的鼻子不够高，眼睛不够大，最近越看外国电影，越觉得人家女明星们的高鼻子、大眼睛、长睫毛好看，越觉得自己的‘尊容’不太高明。”
“乱讲，”我拉她过来，要她依偎在我的面前，“中国人要那么高的西洋鼻子干甚么？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你现在的模样！听说许多人整容整出了毛病，一阴天鼻子就难受得要命，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那是医生手术不好的缘故。要能到美国去整容，我相信那是绝不会整出毛病来的。天津虽大，连个整容医院都还没有，听说上海、香港和日本都有。醒亚，结婚前，你可一定要答应陪我走一趟呀！”
“我恐怕没有时间去上海、香港、或日本，再说，也没有甚么必要。”
“谁说没必要？”美庄有些耐不住了，挣脱开我的臂环，把头一扭，“到结婚那天，成千的贺客都要品头论足地批评新娘子一番，难道我甘心叫人家议论我甚么都好，单单鼻子有点低吗？我绝不肯！”
“你是我的新娘子，又不是别人的新娘子，管别人的批评议论做甚么？只要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一位下凡的天女，不已经足够了吗？何况，见过你的亲友，都夸奖你漂亮，将来吃咱们喜酒的，左右不过仍是这一些亲友，那你又何必为他们整一次容呢？”
“正是为了他们已熟识了我的面孔，我才更要整一次容，好叫他们在我们举行婚礼时大吃一惊哩！你不愿意听贺客们交头接耳地说着：‘唉哟，怎么新娘子比以前更漂亮啦，彷佛甚么地方改了样儿呢？’我可是要听这些话的。”
我长叹一声。看来，整容比婚礼的地点，对于美庄更为重要，更为势在必行。
姑母比谁都盼望我和美庄早日完婚，一再托人查看黄历，她告诉我们：
“用不着等到秋凉也可以，夏天里也有不少好日子。”
当姑母看到美庄大量采办衣物时，高兴万分地以为我们正在做结婚的准备，后来又看到那些东西一一分散给别人，才知道没有猜对。她也逐渐发现美庄过于贪玩，不喜欢安静地待在家里，又看到我每天被绑架一般痛苦地陪美庄上街，或跳舞，对我的心情和健康倍为关怀。一天，我必须连夜赶完一篇社论，姑母心疼地直说：
“可别累着呀。这么白天夜里地累个不停，也不是好玩的，所以还是听我的主张早点和郑小姐结婚的好，女孩子家在婚前难免贪玩，结了婚做了主妇，就可以专心管家了。”
姑母说这话的态度与用心，都是极好的。可是，在一旁的美庄，却立刻表现了不大开心：
“唉哟，季伯母，您可别这么说，结婚以后，醒亚更得听我的啦，我才不想管家呢，我看醒亚倒很适宜管家！”
姑母笑了笑：
“我是老古板，不懂你们现在摩登的规矩，说得不对，郑小姐可别见怪。”
这是姑母和美庄之间完整感情第一次发生裂隙。姑母也许并未介意；在美庄心中，我看得出，她原对姑母那份好感，就此开始宣告破产。
“醒亚，我们结婚以后，可再不能住在季家！好容易\气不错，没有亲婆婆管，难道我还要请个姑婆婆来管吗？”美庄几次这么气忿忿地跟我讲，接着她又抱怨我不该不早点搞一栋房子：
“那天高大哥还对我说呢：‘接收大员们简直没有一人没有接收房子的，只有你的醒亚老实得急气人，死气人，竟然一直住在姑母家！’还有，你们报社不也有一栋很漂亮的住宅楼房吗？你当社长不留着自己住，反叫四、五家人搬去做甚么员工宿舍，搞得那么乱，那么脏，真是好滑稽，好没得道理！”
“一旦决定了婚期，租一栋房子或顶一栋房子的力量，我想，我还能够办到。”我心平气和地跟她说，“我不会难为你的，美庄。”
“那么现在就去找房子好啦，我再不想住在季家了。要不，从明天起，我搬到利顺德大饭店去！”
经过我一番好说歹劝，总算又留住了美庄继续住在家中。可是，我却又担心她天天跟姑母碰面，会不会再闹出更大的不快。我这倒是想得多余了；以后的日子里，美庄几乎和姑母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实际上，和我相聚的时闲也少得几乎没有了——她的全部时间开始消磨在高大奶奶的身边，虽然名义上她仍然是住在季家。
一开始，是美庄被请到高府打麻将，我不但未加阻止，反而认为有人陪美庄玩玩牌也好，免得一天到晚拖住我，不能做事。可是，想不到，美庄竟会对高府的牌局一下子就那么入了迷。
有时候，已经下半夜两三点了，美庄打电话回来，叫车子去高府接她，回来后，她少不得要洗个澡，还要兴致勃勃地把我叫醒，向我描述一遍这一天的“战况”，才肯回房去睡。我硬着头皮，忍着瞌睡，听她讲述竹战经过，尚能勉为其难，只是对于她高跟鞋卡卡地大声上楼，以及由浴室传出来的哗哗地大声放水，深深感到不安——因为那将把姑母一家人，全由梦中惊醒。
我劝她应该早点回来，她干脆在高家连打几个通宵。
我开始感觉事态严重。美庄却轻松异常。
“我又不是想赢他们的钱，”她说，“只不过是好玩罢了！”
“我知道，你打牌不是为赢钱；那何必这么一上桌就不下来呢？看你，这两天又变瘦了些，听我话，不要再打啦！”
“是呀，我并不想赢那些二大婶、三大姨；可是她们输了钱，那种焦急、难受、窘迫的各种表情，是我最想看的呀！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我父亲打牌赢得那些四川大绅粮们丑态毕露，然后又把赢到手的钱还给他们的故事吗？这回，在你们贵天津，我可也照样地大表其演了：当我欣赏够了那些太太们的窘迫相后，宣布无条件地退还她们的本钱时，我好开心哟，我彷佛觉得跟父亲一样地伟大了——”
我摇摇头，惨然一笑。
“可不见得场场都是我赢呀，” 她继续得意地讲下去，“有时候，我输了，我并不痛惜钱；可是，我不能落个‘战败’的丑名，我忍不下那口气，所以我要求四圈跟着四圈地加，直打到我转败为胜为止。有几次天已大亮，我仍然大败，便约好一律在高家睡到中午，再起来接着决一死战——”
在美庄迷醉于高府的竹战期间，另一件促使我和美庄发生争执的事情发生了。
美庄答应了负全责代高大爷向贺大哥索取一张证明书，那证明书上要说高大爷在抗日期间曾担任过地下工作。
美庄一跟我提出这件事，我立刻告诉她，这是绝对办不通的。因为在美庄到津以前，高大爷也曾向我郑重拜托过，要我转请贺大哥帮忙这件事。我无法向贺大哥开口，我比贺大哥更清楚高大爷在“抗日工作”上的贡献，而耿介如贺大哥者，不问可知他绝无接受这种无理请求的可能。
“高大哥说过，社座不肯帮他忙，如果社座肯帮助他弄到手那么一张证明书，他早就会升任处长或是副局长了。”美庄这么说，“看人家开口叫你社座闭口叫你社座，你就答应了人家算啦！”
“我答应有甚么用？证明书是要贺大哥出的。”我回答，“再说根本谁也不能答应！你要知道，高大爷曾是一个很活跃的亲日份子，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地下抗日工作。若非政府宽容，他这号人物也该坐几天牢的。”
“是呀，我知道，他要是当真做过抗日工作，还希罕贺大哥的证明书干啥子？可是，人家当初鼓励你到南方抗战是千真万确的呀！你能到南方，又能遇到我，不都是高大哥的好处吗？”
“我的天老爷！我今天可要正式告诉你，美庄，当初最反对我去南方的，不是别人，就正是这一位高仁兄！”
“好啦，好啦，我看你跟他有点成见；不过，我说的话不能不算数，我相信我亲自去找一趟贺大哥，他绝不会刮我的胡子！”
我劝美庄不必去，因为任何人去也定要挨“刮”无疑。
美庄不信；结果，羞恼成怒地回来了：
“哼，有啥子了不起？不就是一张破纸写几个字吗？我郑美庄生来没有这么低头地求过人，他贺力竟这么不识抬举！不写算啦，我马上写信回重庆，叫我爸爸给高大哥写个证明！”
“甚么？”我失声笑了出来，“令尊大人甚么证明书都可以出呀！”
“怎么样，”她把腰一叉，“堂堂陆军中将的证明书不比贺力的证明书值钱呀？以前爸爸派了许多‘外交代表’出川，就给高大爷来个驻天津的代表派令，一切都解决啦！”
“抗战的时候，你们老太爷派的那一门子驻天津代表？难道要跟日本人办外交呀？”
“好，好，不派他当代表，就派他担任抗日地下工作又有甚么不可以？”美庄把眼瞪得凶凶地，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看到她这种蛮横无理的架式了，我简直气忿得无以复加，终于忍耐不住地，吼出来：
“美庄，你清醒点好不好？四川军阀竟可以派天津的地下工作人员？”
也许我的话说得过重了，美庄立刻跳起脚来骂我：
“你说谁是军阀？你说谁是军阀？好，你说我父亲是军阀，我看你才是军阀！你没有一兵一卒就这么厉害，你要是有我父亲那么多的军队，还得了？还了得？我看不但要做军阀，恐怕要做杀人魔王啦！”
这一吵，把姑母、表嫂、表哥都吵来了。姑母不解详情，看见美庄流泪，气得直抖，便连连责怪我不对，理由是说我比美庄大了两岁，而美庄又是老远到天津来做客。表嫂弄清楚了真相以后，一面劝美庄不必过于太热心帮高大爷办这件事，一面抱怨她的胞兄：
“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惹得你们吵嘴，他已经是电信局三朝元老，也已经从科长升成副处长了，\气很不错啦，还犯甚么官迷？气死人！” 然后，表嫂又分别向我跟美庄拱揖，要我们熄火。
最后，连姑父都来加入劝解：
“郑小姐，今天晚上我请客，吃刚上市的一种美味，你一定喜欢吃，因为在四川恐怕不常吃得到。”
“是不是大对虾？季老伯！”美庄对姑父的面子还算十足，当即破涕为笑地答话，“已经吃过几次了。”
“不，是刚刚上市的肥螃蟹！”
大家一阵欢呼，对于吃螃蟹，没有一人不感兴趣！在旧法国菜市对面的“屯(左屯右耳)酒香”，我们痛吃一顿。那是天津很有名的一家专门卖螃蟹的馆子，除了螃蟹和酒，没有第三样食品供应。
饭后，表哥提议去美星跳舞，当然目的仍是为了讨美庄的高兴。结果姑母也陪我们去了。在舞池中，美庄和我言归于好，我们互相道歉，又互相约定今后不再为别人的事情发生争吵。美庄在我怀里，舞得很高兴，她的头一直紧紧地偎贴着我的脸。
姑母似乎看到了我和美庄的“贴面舞”，音乐停止时，我们回到台子那儿休息，姑母轻轻地欣慰地，对我说：
“两人已经讲和了吧？看你们跳得怪亲热——”
有人说过：爱人之间，发生一次争吵，增加一次情感。但愿如此，我祈\着。
六十七
一连几天，美庄都很早回家，我为她毅然停止了到高府打牌，感到欣喜，也感到自豪——究竟我的爱情力量大过那一堆牌桌上的女人。
可是，我想错了。是另一个力量把美庄牵走了——美庄的兴趣由牌桌移到了股票市场。而牵她移转阵地的，仍是以高大奶奶为首的那个太太集团。
当我发现美庄，每天被那些太太们前护后拥地围在证券行打发日子，我不禁吃惊地劝阻她。
“这有啥子了不起？又不熬夜，又不会伤朋友和气，输赢又比麻将大得多，冒冒险费费心思，值得呀！” 美庄告诉我她何以喜欢买卖股票的一大堆理由，“还有，你大概也不会忘记，上个月慧亚表姐带我们在唐山参观启新洋灰公司、和开滦煤矿时，你一再称赞他们在实业上的贡献；那么，我现在买点启新和滦矿的股票，不也就是有意义的投资建设工作吗？”
“美庄，”我说，“你要是真心投资，拿出钱来创办个新工厂，我倒赞成；你要想存股票，买下‘实货’ 来等着分股息，我也不反对，因为那等于储蓄。可是，你们现在做的是每天结账的赌博，买空卖空的投机呀！股票市场风险很大，不少人因为做股票破产、打官司，或自杀——”
“没问题，我相信我的智力、思考，再加上高大嫂老马识途的指点，绝对有胜无败。这一连几天，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战略正确与\道亨通，我们买进甚么，甚么就大涨，我们卖出甚么，甚么就直线下降——”美庄说得眉飞色舞，并且一再约我每日也能陪伴她，同往她们每天必到的那家开设在威尔逊路一座大厦上的证券公司。
却不过美庄的坚邀，总算陪她去了一次证券公司；以后，我再无时间和兴致前往。美庄已做了我那部汽车的首席主人，她每天都要接送那些合伙做股票的太太们，股票做得得意，少不了要请那些娘子军吃饭、听戏，或采办百货赠送，以酬报贡献战略的功劳。于是，弄得我好几天见不到汽车的面。美庄倒也表示了一次歉意：
“对不起呀，醒亚，害你坐三轮车；不过你是一直主张刻苦节约的，大概不会感觉甚么不便吧？”
不知是美庄自己还是她的智囊们出的鬼主意，她们突然开始自证券公司撒退，改往马家口股票市场“作战”！
证券公司的环境，还布置得高尚幽雅，虽然报行情的电话偶尔会带给人们小小的骚动，但是大家尚能坐在沙发上，吸吸烟，吃吃茶，谈谈天，或是安静地\用思考，准备下注；股票市场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在两个大房间里，买卖双方、市场职员、双手各执一只电话听筒的行情报告员、各证券公司的跑街、代客买卖的“布洛克”，混乱地挤做一团，天津人的特殊大嗓门，在这儿尽情地展放，每个人的神态都不正常，彷佛他们的神经马上就会爆裂，不断地有着比鸣放爆竹还清脆的巴掌响声迸发——那是代客买卖的“布洛克”们为了加强热烈的气氛，为了表示代客人争取一秒钟内行情涨落所造成的利润，而故作的紧急措施：
“买五百！买八百！买两千！（注：此处五百、八百、两千，系指股票每股的单位。）”唯恐对方听不清，便一面吼叫，一面向卖方的后脑、脖颈或是膀臂上送过来三巴掌。
“好，卖五百！卖八百！卖两千！”相同地，三巴掌还了回来，交易就此精确完成！
市场内没有一个女人，许多汉子打着赤膊，汗流浃背地在那儿冲锋陷阵般地拚命跳叫。这地方，美庄怎么能来呢？亏她们想得出主意：
把汽车停在市场门口，美庄和高大奶奶一伙儿坐在车里，市场内部的情况仍可一览无遗——那市场大门是根本不关的，由市场的大玻璃窗看进去，更是形形色色尽入眼底；两个“布洛克”看来已是专门伺候美庄这几位好客户的了，只见他俩轮流跑进跑出，一会儿冲进市场振臂高吼，一会儿钻出人群，奔向车厢，探进头去，报告战果，听候美庄发号施令——
我躲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
蹲在边道上喝酸梅汤的庞司机突然觉察到我的出现，立刻跑过来：
“您要用车呀？”
我向他摇摇头：
“我先回去吃午饭了，告诉郑小姐，说我来过了，说我请她早点回去！”
我知道，我说了等于白说，美庄绝不会回家吃午饭的。可是，真出人意外，她竟然回来了。
“背时！背时！背时！，”连说了十几个“背时”，美庄扑在我的肩头哭了出来，“启新疯狂地下跌不停，做‘空’的人都大赚其钱，偏偏我们做‘长’，越跌我越买进，我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短命鬼做‘空’的散户——可是后来情势不对了，听说几家大户竟以我做目标，跟我斗法，联合起来大量抛出，这时候庞司机报告我说你来过了，更使我心里乱上加乱，平时的冷静理智，都不翼而飞，我仍旧坚持到底，买进买进买进——”她气喘喘地，像个负伤的小兽，最后把我紧紧地抱住，呜咽出来：
“醒亚，我垮啦！我垮啦！”
“我早就告诉过你，做股票风险太大；你不但不听，反而亲自到市场去做，那地方你怎么能去呢？”
“高大嫂她们说在证券行里坐听行情，不如亲到市场消息灵通，头两天到市场确有斩获；可是，今天垮了，垮得好惨哟——”
“赔了多少钱？”
“一亿三千万！”
“什么？一亿三？”
“是呀，不过我没有结账，我想听你的话，买进‘实货’。”
“那得需要多少现款呀！”
“最少十个亿！”
“是不是和高大奶奶她们平均负担？”
“唉哟，她们那几位太太好可怜哟！以往大家赚钱是平分的，这次如果赔的少，当然她们也会拿出来；可是赔的太多啦，她们简直都吓得魂不附体了，一个个面孔苍白，双手冰冷，都抓住我不放，差点儿就在汽车上给我跪下磕头了。高大嫂还比较沉住一点儿气，直劝大家别着急，慢慢想办法。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便一口承担赔的统统归我负责！”
“甚么？美庄！”我叫出来，“大方也不能大方到这种份儿上呀！这不是等于合伙吃你一个人吗？”
“她们吃到我甚么啦？她们跟我同舟一命；是你们天津几个做股票的大户合伙吃我！我非跟他们较量一下不成！”
“可借你的雄心壮志都花在这上面——”
“别作文章啦，醒亚，快帮我想办法，买进‘实货’！启新就会再涨上去的，有‘实货’在手，早晚能翻本甚而还捞几文！如果不买进‘实货’，今天就得白白给人家一亿三千万！”
“我有甚么地方去弄十个亿？”
“唉呀，不是向你要，只是借用几天。”美庄不再哭了，向我摆出了冷静谈判的姿态，“我已经打电报给父亲，也给两个哥哥分别求援了，他们日内就会把款子调过来，尤其我三哥开钱庄，几个亿在他那儿不算一回事。”
我答应替美庄凑一部分。结果，把姑母、表嫂的积蓄，搜刮一光，另外又向几个比较宽裕的朋友挪借，再加上我向报社预支了半年的薪金，也仅仅凑足三亿。
“你只负责三个亿，”美庄大失所望地，“简直是‘小儿科’！”
“已经是最高限度，再没有办法了。”
“怎么不向报馆借？”
“已经破例地透支了六个月的薪水！”
“傻瓜！谁要你借薪水？六十个月的薪水也无济于事呀！我是说你怎么不下个条子挪用几个亿？你可以下条子的，你是一社之长！”
“美庄，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再说报社里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就是有，也不能为自己的未婚妻买股票用。”
“用过要还！不是抢劫跑掉！听懂了没有？‘小儿科’！”美庄把嘴撇成个小瓢，接着，突然冲口而出：
“醒亚，掏出良心来！忘了共产党在学校害你，我偷偷地拿出钱来救你吗？忘了你在医院割盲肠，没钱出院，我拿出钱来救你吗？现在，到了你们天津，你竟对我见死不救，我们之间还讲得上甚么爱、爱、爱？简直是屁、屁、屁！”
美庄的话，像一条条鞭子抽挞着我的头脑与心脏，我压制住自己的自尊遭受严重伤害后企图反抗的忿愤，我忍耐地，理智地，并且相当亲切地拉住美庄的双手：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每一件对我的好处。可是，你应该明白，当初你用钱救我的目的，是为了爱我，如今你要我挪用公款，变相地贪污舞弊，不但不是爱我，而且是害我。同时，我为了爱你，我必须规劝你不要再做股票了。而且，我如果不问不闻，甚至于怂恿你继续做股票，也就是害了你——”
“不要听，不要听，简直是一篇枯燥无味的社论！”美庄甩开我的双手，开始在地板上暴躁地走来走去，“你害我，我害你，我们就互相害，害，害吧！当了社长还这么‘小儿科’，当了市长、省长、大总统，也还是个‘小儿科’！”
“美庄，我并不是如你所说的那么小气、寒酸、吝啬。这样好啦：一亿三千万，不要你出一块钱，全部由我付，今天就跟人家结清账，只要你肯答应我，以后绝对洗手不干，再不跟高大奶奶一伙儿做股票。”
她背过身去，显然是在思虑我的建议，我满心盼望她同意这么做。可是，她迅速一扭身：
“谢谢你的盛情好意，郑大小姐忍不下这口气，我非跟这次做‘空’ 的大户斗斗法不成，要是在当年的四川，我非叫爸爸的马弁们把这些龟儿子抓起来！”
我再无话可说，只好听任美庄自行处理。
晚上，美庄摆着一张得意骄傲的面孔，回来了：
“还差七个亿，有甚么了不起？高大哥找人借了五亿，另外两亿证券公司替垫上了，都按天由我付利息！人家都相信我不会逃回四川！”
不出一周，美庄收到四川兑来的钱，在这一周内启新似乎已经微有上扬的趋势，美庄有了十亿现款，没有立即还债，又全部买进“实货”，她这一手确也相当厉害，启新的行情果竟一涨再涨，收盘时创出新高价！
“醒亚，你不是打过仗吗？我这叫做‘奇兵制胜’！”美庄把前几天对我的不悦，完全抛往九霄云外，拉住我在房间里不停地欢呼旋转，“大家都讲我是将门虎女，巾帼英雄！好开心，好开心，好安逸，好安逸！”
三亿，一文不少地，退还给我了，美庄一定还要照付利息，当然我不肯接受，她笑瞇瞇地说：
“倒还漂亮，从今不再叫你‘小儿科’，亲爱的！”
六十八
美庄在股票市场争气露脸以后，日子过得十分欢快。看来，她已深深爱上天津，真是“乐不思蜀”了。
我知道我极为矛盾。我愿意我们能够早点结婚，我幻想无论如何，结婚对于一个由小姐变了妻子的女人必会发生相当的影响，起码，她不会比婚前更心浮更贪玩；相反地，家庭的温暖可能使她逐渐静下心来，乐于和自己的丈夫共享一份新鲜的安谧的生活。我又想到，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美庄将更会珍视自己的家庭，热爱自己的家庭，时光一晃，我们也就老了，难道当我和美庄变成了老头子和老太婆以后，还会呕气吵嘴吗？一定不会了，我们将有一串相敬如宾相亲相爱甜甜蜜蜜的老年夫妇的好日子，正如在重庆订婚时维他命Ｇ所祝贺我们的，我们将举行“金钢钻婚纪念”，宴请宾客——我越想，越乐观，越坚信只有立即结婚才不致于使这个幻梦落空。可是，我稍稍再多想一下，就不禁万念俱灰了，万一美庄婚后仍旧依然故我，我将如何打发那悲惨的未来的悠长的岁月呢？她要我无条件地驯顺服从，她要我不择手段地
弄钱，满足她那漫无止境的奢侈享受，她可以要我那样做，因为她会认为她有理由和权利要我那样做了｜她已经是我的妻子——我越想越恐惧，越坚信只有此生永远不和美庄结婚，才能躲避开这个可怕的噩\。
我想到了和美庄解除婚约。可是，当这个念头刚一发生时，我便感受到无比的痛楚与悲哀。那样做，我觉得我就是个太无用也太狠心的男人了。一个男人不能使自己的未婚妻对他一直保持初恋热恋时的倾心爱慕，不是太无用吗？一个男人无法用爱，用真\，用宽容，去影响自己的未婚妻，反而孟浪地提出拆挡分手，不是太狠心吗？美庄不再爱我了吗？不是，起码她还没有先向我提出解除婚约的话。在她还一心一意爱我的时候，我竟提出这个要求，我不是太懦弱，太卑劣吗？我想起了许多美庄过去的好处——
我也想到，如果跟美庄退了婚，我就跟唐琪结婚。可是，马上跟着这个念头而来的，是更大的惶惑与不安。唐琪已经到东北去了，她也许由于心灵受到创伤太重，永远不再回到天津，永远不想再跟我见面了。我伤害了一个唐琪还不够，还要伤害一个郑美庄吗？天下有多少女人让我如此伤害下去呀？我感到自己愚昧，感到自己丑恶，感到自己残酷——
仁慈、信赖、宽容，仁慈、信赖、宽容——是的，我应该保有一颗充满仁慈、信赖、宽容的心，去对待美庄，去爱美庄。这是我唯一可走的路。我终于决定走这条路。
可是，美庄对我，却太不仁慈，太不信赖，太不宽容了。做梦也想不到，空前的大风暴竟在我们中间降临：
一个下午，她由高家回来，一上楼，就怒发冲冠地跳进我的小卧室：
“张醒亚！”
我正在赶写一篇有关最近“苏北共党决堤淹没了三百平方里地区”的评论，看见美庄来势汹汹，又连姓带名地喊我，知道事态极为严重。
“张醒亚，还写甚么东西？”她一手抢走我的文稿，看了几眼，猛把它撕碎，“天天写，天天写，写够了情书，写社论啦！你这么慈悲地同情苏北三百平方里以内的人民惨遭灭顶，你怎么对自己的未婚妻却这么残酷，一心想把她欺侮死呀？”
“你说了一大片甚么？我简直不懂！”
“别装傻，你时常关住房门说给报社写文章，是不是给那个妖精写情书？你时常不愿意陪我上街，说是这里开会，那里开会，是不是跟那个荡妇去幽会？”
“美庄，你疯啦，你究竟说的谁？”
“谁？唐琪！”
像一颗炮弹，轰地一声，正好在我头顶上命中。我觉得眼前一阵昏黑。可是，很快地，我便恢复了正常。我无愧于心。我在认识美庄以后，从未和唐琪通过一次信，更从未跟唐琪会过一次面。美庄这突如其来的发作，简直不知从何而起。
“好厉害呀，你张醒亚，你要瞒住我到多久？怪不得你一直反对我跟高大哥高大嫂来往，原来你是怕人家泄露你的秘密呀！好，高大嫂都跟我讲啦，想不到你张醒亚还有这么一手沾花惹草的本事！”
“高大奶奶说了些甚么？”
“怎么，你要去杀死她灭口呀？可惜晚了一步，你为甚么不在今天以前把她杀死呢？”
“我为甚么要平白无故地杀人？我问你，她到底在你面前搬弄了甚么是非？”
“搬弄是非？”她开始双手叉腰了，“我问你，你认不认识唐琪这个女人？”
“认识。”
“你跟她是甚么关系？”
“她是我表嫂的表妹。”
“我知道，我是要问你和她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你应该分开问我：是以前的关系？还是现在的关系？我去重庆以前跟她很熟；自去重庆，到目前为止，六年多根本再没有见过她一面，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鬼信你的话！哼，怪不得一胜利，你急得命都不要地赶回天津来，”她冷笑了两声，“哼，我原以为你是真想和姑妈、姑父、表哥、表嫂、表姊，还有贺大哥一帮人早点见面；没想到还有个唐琪烂污女人勾你的魂哩！”
“美庄，我们心平气和地谈，好不好？你这么骂骂咧咧地，叫姑妈她们听到多不好！”
“我骂唐琪，你心疼啦，是不是？我就要骂！就要骂！就要骂！烂污货！演文明戏的！交际花！舞女！歌女！荡妇！妖精！这都是高大嫂加给唐琪的形容词，你心疼，我可以陪你去找高大嫂算账！”
“高大奶奶真是莫名其妙，你来了这么久，她怎么突然心血来潮地跟你讲唐琪的事？”
“人家可不是成心跟你过不去，人家只不过是觉得我郑美庄太好了，不留心地说出唐琪来。高大嫂今天包饺子请我吃，一面吃，一面对我说：‘郑大妹子呀，你这么聪慧伶俐，漂亮活泼，又这么慷慨仁慈，热情义气，我们那醒亚老弟可是几辈子修来的这种好福气呢？自从醒亚老弟跟你订婚，就步步高升，先当特派员，紧跟着当社长，这还不都是你带来的鸿\！要是醒亚碰不到你，仍旧跟我们一个亲戚唐琪表妹，搅在一起呀，还不一定得倒多大的霉\！那个狐狸精把醒亚迷得好厉害哟！’我一听，立刻再也吃不下一个饺子，原来我以身相许的张先生竟还瞒着我跟别人搞桃色事件，我气死啦！高大嫂还劝了我半天，又怪了半天她自己嘴快多说了话，可是人家全是一片对我的好心，并不是在我们中间挑拨是非！”
“美庄，她既然向你提到了唐琪，你就该向她问个清清楚楚！她可曾说我这次胜利回家跟唐琪见过面，通过信？”
“她没有讲，”美庄怒视我，“还用人家讲呀？唐琪由东北想尽方法到天津来，为的甚么？高大哥又告诉我唐琪一直住在皇后饭店当交际花，难道你会不三天两日去？”
“唐琪住在皇后饭店当交际花，我倒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说。你不妨亲自去皇后饭店，调查调查！”
“我去找她？她配？我是你张醒亚正正式式的未婚妻，她是甚么东西？她凭甚么资格跟我讲话？”
“歇歇火吧，美庄，”我似乎已经被吵得疲乏了，我尽量把语调放得缓和，希望慢慢地把唐琪的实况告诉美庄，“唐琪早已经又回东北了，根本不在天津。”
“好哇！这才真是不打自招！你刚才还说回到天津始终没跟唐琪见过面，那你怎么知道她的行踪这么清楚？知道我要来了，先把她打发走，好手腕！不愧是学政治的！我告诉你，有我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你休想两头都不放！”
“她去东北，是表嫂告诉我的，并且她还特别转托表嫂祝福你和我的婚姻美满！不信你去问表嫂！”
“用不着她耍这套假仁假义哟！我也用不着问任何人。我只要问你，你为甚么对我这么不忠实？你为甚么爱了我又爱唐琪？”
我长吁了一口气：
“美庄，我并不是爱你以后才又爱唐琪的，这怎么算我对你不忠实？”
“那你承认是先爱的唐琪啦！” 她猛然跳到我面前，两只拳头拚命地往我胸上乱搥，“你好狠心哪，你好狠心哪！你第一个爱人并不是我，我不要别人爱过的男人，爱情是独占，我不要做第二，我不要做候补，我不要，我不要——”
一面搥我，美庄一面歇斯底里地放声哭起来。
我意识到她或许正是由于过分爱我，才这样激动。我想，我应该谅解她，并且劝慰她：
“美庄，你年纪还小，再过几年，你就知道同情这个悲惨社会里，像唐琪这样遭遇可怜的女人了——”
拍！一个耳光落在我的颊上，美庄简直变成了我从不相识的一个毫无理性的，凶悍的陌路人：
“我小！我小！我知道你嫌我小！你喜欢唐琪，唐琪比我大，比你也大！你们两个大的合伙来欺侮我这个小的好啦！她可怜，我不可怜？孟姜女万里寻夫，还找到了忠于她的丈夫的骨头，我老远由四川跑来，找你这个没心肝的行尸走肉干啥子哟？”
说着，说着，她嚎啕大哭。猛不防地，她竟开始把我房内的茶具、写字桌上的玻璃板、小花瓶、台灯，乱砸一气，又一面嘶喊着：
“去，去找你的唐琪去！我立刻回重庆！”
门一开，表嫂、表哥，和姑母都涌了起来。我想，她们必是已经早在外面听见了这一场闹剧。
表嫂和姑母用力地往外拉美庄，劝她先回房休息。
“美庄，你问姑妈、大哥、大嫂好啦，我自重庆回来可跟唐琪有过一点关系？”
“我偏不问，我偏不问！你们是一家子，我爸爸妈妈哥哥嫂子都不在，你们尽管联合一气对付我好啦！我不在乎！我马上买飞机票回重庆！我恨透天津啦！我死也不再到天津来！”
“好，好，你最好立刻走！”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高声地吼叫着，“天津没有人挽留你！天津没有郑中将的公馆，请你回到重庆再作威作福地发你大小姐脾气！”
美庄当天没有走，因为没有班机由天津起飞。第二天一早，她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果真走了。姑母和表嫂一再苦苦劝说，也留她不住。我不肯向她道歉，因为我并没有错。我纵使向她道歉，她也不会留下来；只有让她任性地回到重庆，把事理想通以后，她方会息怒，那时候她或会又自动地重来天津和我破镜重圆。
她临走跟表嫂说预备由北平搭空中霸王号去上海，玩够了再回重庆。她上汽车前又给了女佣和庞司机巨额的赏金，使这两个老实人一时为之目瞪口呆。
我送她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肯跟我说一句话。
在姑母全家一连两日的力促后，我赶赴北平劝阻美庄，当我到达中国航空公司查询订票客人名单时，我获到答案：
“郑美庄小姐已搭今晨八时半飞机飞往上海！”
六十九
美庄已经走了半年。
一开始，我不知道她在上海的通讯处，我曾写信给维他命Ｇ托他留心美庄在上海的行踪；他没能找到。一个月后，我直接给美庄写信寄往重庆。石沉大海，渺无回音。我又连接发出两封航空双挂号，清楚盖着“郑公馆传达室收发章”的邮局回单都寄还回来了，显然，美庄已经如数地收到了我的信；只是，她仍旧不肯给我只字答复。
我颇为懊悔，不该任美庄负气而去，尽管我实在没有甚么过错。可是，每当我想到，她过去对我的温存和爱，想到她只身离家来天津我和相会的真情，尤其再想到“有爱情才有嫉妒”的道理，一切过错，我都愿意毫无怨尤地承当下来。
尽管我把过错完全摆放在自己头上，却照旧不能获得美庄的谅解。半年过去了，她仍不曾给我一次回音。
我由痛苦、绝望，渐渐变为淡然、冷漠。我似乎对爱情开始畏惧，甚而厌恶——因为它带给我太多的烦恼与创痛。美庄的爱情如此，唐琪的爱情也不例外。幸而，我对于自己所献身的工作有强烈的志趣。如果，我仅失去了爱情，并未同时把建树事业的理想与抱负失去，我想，我还能坚强地在人间支撑下去。
报社业务蒸蒸日上。当我被姑母全家、贺大哥、报社同仁，以及其它好友的鼓舞，也是出于自己的心愿，决心参加天津市第一届参议员竞选时，我开始觉得这正是我人生新纪元的起端。多年来我醉心民主政治，如果能够走进议会，为乡梓服务，为市民讲话，将是多么严肃，多么有意义，多么荣誉的一件事。在积极拓展报社业务，也同时积极筹划竞选的过程中，我把美庄和唐琪都暂忘一边。有人说爱情是女人一生的全部，却是男人一生的一部分；我即便想把爱情变成自己一生的全部，也不可能了。在爱情上一再遭遇的挫折又算得了甚么？我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市民的选票，那才是我真正的失败哩！
在美庄逗留天津的两个多月内，军调部尚未寿终正寝。年迈的马帅，不辞辛劳地一连八上庐山，和蒋主席磋商无法停止但又期望发生奇迹能以停止的军事冲突。在马帅每次获有信心，欣慰下山时，共军必定以破坏协议、扩大战乱，做为献给这位和平老人的赠礼：马帅第一次下山，共军在津浦路南段发动激烈攻势；马帅第二次下山，共军加紧围攻大同；马帅第三次下山，共军猛扑娘子关；马帅第四次下山，共军在陇海路展开总攻击；马帅第五次下山，大同危在旦夕；马帅第六次下山，共军在同蒲在线连掠数城；马帅第七次下山，共军为攻大同拿出不顾人道的最后法宝——施放毒气；马帅第八次下山，共军逼近了河北省会保定——马帅从此不再上山了，八上八下的辛劳，换来九月卅日中共正式通知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和谈宣告破裂。
这段期间，中共还曾制造了一件惊动中外的“安平事件”——共军在平津公路的安平镇上，突击正为军调部输送给养兼为联合国救济总署输送供应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结果美官兵四名死亡，十二名负伤。如此严重的事态，在共产党歪曲事实，诬说美军先行开火的答复下，马歇尔老人，和另一位被派来协助他调处工作的另一位和平老人——司徒雷登大使，双双忍受了这难以忍受的野蛮的挑衅。
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消息，也正是促成我不能置若罔闻地专陪美庄优哉游哉尽兴玩乐的一大原因。
美庄离津以后，每天报纸上的战乱消息依然有增无减——马帅和司徒雷登大使在极端失望之余仍作了一次最后的奋斗——逼请蒋主席颁发了第三道停火命令。同时政府宣布：原本订于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举行，现在决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希望中共尽速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大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
为了等待中共的名单，又把国大揭幕式的举行移后了三天；结果，中共推翻了自己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诺言，仍旧坚决拒绝参加。
在无党派人士，和青年党、民社党、国民党四方面的代表集议下，花费了他们宝贵的心血与智慧，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我熟读这部宪法，感觉它虽然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但它所代表的民主精神却是十全十足的。在这期问，最低领袖曾把他的刊物寄给我，在那刊物和他的附信上，他一再指出这部宪法由于国民党过于迁就其它各党各派的意见，结果弄得不再是五权宪法的模样，他认为如果依据这部宪法建设真正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是难免阻碍的。我则回信告诉他：有宪法，绝对比没有宪法好，何况这部宪法的基本国策一章，完全符合三民主义的精神；同时中外人士对这部宪法也纷加赞扬，就连对政府多少存有成见的马歇尔先生也一再声称他极为欣慰中国这部民主宪法的产生，因为它完全符合“政协”所规定的原则。我又告诉最低领袖：以后行宪时期的国民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如果试行的结果，确实发现了这部宪法的漏洞与不妥，仍然可以进行修宪。但在修宪以前，我们每一人民都必须维护这部宪法。我更告诉他：这次制宪，国民党给了人民良好印象，因为由政府直接遴选的七百名代表中，国民党只占二百二十席，无党派七十席，青年党一百席而共产党却占有一百九十席，跟着共产党跑的民主同盟又占了一百二十席，并且开会期间政府一再声明绝对保留共产党和民盟的三百一十名席位，静候他们参加，开会以后，国民党又处处采纳接受其它党派的意见，才制定了这部宪法，这种风度，连我这无党无派的人，也觉得执政多年的国民党能有这种气概与胸襟，中华民国的自由民土应可乐观！
制宪国大闭幕以后，共军头子朱德到了莫斯科，延安修筑了大飞机场，苏俄将大连交给了中共，中共把佳木斯辟成了军事根据地，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毫不保留情面地狂叫：
“马歇尔是一条美国老狗！”
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共军处于劣势时就要求谈，共军处于优势时就发动打——的调处中，讨尽便宜养足精力的共军，从此再不需要马歇尔将军解围、护航、搭救了。
从此更再听不到“共产党拥护你，红色队伍向你致崇高敬礼——”的“马歇尔歌”了——这位显赫一时的五星上将，在卅六年一月八日由南京搭机飞返华盛顿。我没有亲眼看到马帅登机赋归时的镜头，新闻报导说：“马帅行前黯然神伤，承认一百二十天的调处全归失败——”，我不禁回忆到，他喜悦地，充满信心地，出现在北京饭店和延安的一幕一幕。我想象得出这位老人离华时刻的心情该是如何沉重和凄凉。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连连中了共军缓兵计的马歇尔将军，我几乎不忍心指责他是“共产党的救星，国民政府的克星”；然而事实却是如此，尽管这种事实的造成并非出于他的原意。
二月六日，美国宣布军调部正式结束。
军调部从此不再存在于北平；可是军调部为中共打开了大门，使各地区的大量共产党员和特工（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中共党员均为中共特工），打着担任调处工作的招牌，日夜不息地流涌进北平，再散溢到各个重要的城市和县分，马歇尔走了，这些中共份子可不再走了，他们在北平，在华北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中，渗透、蔓延、潜伏、侵蚀，或是蛊惑中共尾巴们假冒自由民主人士之名，公开明目张胆地诬蔑、诽谤、打击政府，表面上这些地方是政府所管辖，实际上，中共份子已逐渐解除了这些地方的精神武装——在军、政、工、商、经济、金融各机构中。都混进了共谍，更严重的，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因政府一味迷信武力、忽视文化工作，都成了共谍的温床，尤其“华北学联”在共谍一手扶养中，长大起来。变成了日后北平、华北、甚至全国的一个最大的毒瘤。
在东北，国军大量地慷慨地流血，依旧无法自苏俄手中收回大连和中长铁路，政府一再派员交涉，苏俄都装聋作哑，继续干着加紧充实装备共军的勾当。
这就是三十六年暮春初夏时候，国内外的形势。
在这个险恶的形势下，我全心致力于报社业务的开展，与参议员竞选的准备。
七十
为了开展报社业务，我必须加强充实报纸本身的内容。我们的报原就有一特色：坚决反共，坚决主张自由民主。军事调处期间，为了表示衷心渴望和平实现，我们尽量抑制感情，无论在社论、新闻，以至副刊，都在在避免使读者嗅到火药气息，对共军在各地的破坏协议，大举进攻，也万分忍耐地不以大标题或巨大篇幅的报导来刺激读者，惟恐有损于调处，唯恐不利于和平。因为，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全国军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之后，已经筋疲力竭，苟有一线希望，谁不愿意获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机会？政府为了恢复国力更是委曲求全，不惜妥协退让，\心\意\求消弭内乱。可惜，这一片苦心，换来的却是更疯狂的暴行。自此，我们的报纸不得不恢复到军事调处以前依据事实严厉批判中共的态度，由于唤起人民认识中共真实面孔的迫切需要，我们反共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决。一般读者对于我们报纸的态度甚为认同；可是，我们却另外遭遇到一个困难——有些人认为我们既然坚决反共，似乎可以不必坚决主张民主自由。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我们用了许多篇幅反复详尽地申诉：军事力量能扑灭共产党于一时，唯民主政治自由思想始能使共产党绝迹。
渐渐地，我们的言论获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大家明白了共产党嘴边上挂着的自由民主都是假的、骗人的，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最反自由反民主怕自由怕民主的；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绝不能由于共产党窃取了自由民主做幌子，就厌恶自由民主，因为真正自由民主正是致共产党死命的利器；大家更明白了当全国每一人民都能享受自由民主，都能有权参政，有权立法，有权管理政府时，反共就不再仅是政府官员的事，而是每一位人民由内心坚决要做的事，那反共的力量该是多么空前的有力，空前的巨大！
此一思想，也正是促进我鼓起勇气参加参议员竞选的最大动力。
我深知我无群众。年龄、资历、声望、经验、财富、组织力量，我一切都不如人。可是，我愿意\\实实地竞选，胜利是我要追求的，光明磊落的失败我也乐于接受。
贺大哥、姑父全家、报社同仁、初中时代的老师与同学，都做了我的助选团。表姊伉俪也特别回来一次，代我向邮政有关的人士拉票。姑父在海关的同事中，也找妥了相当数目的基本票。不过计算下来，和人家坐在屋里不动，即可稳操胜算的候选人一比，我的票数仍差得太多。
我所谓的那些稳操胜算的人士是这样的：他们有的是商会、工会、农会、妇女会的领袖，有的是纱厂、面粉厂的老板，或者是学校校长或教授，或者是同业公会的理事长，有的是帮会首脑，有的是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党委，有的是富豪巨绅，有的是保甲长的莫逆至交——
这些人都有基本群众，或特殊办法。例如纱厂的老板，根本不出厂门，全部工人和眷属的选票，便足够选出一个半参议员来。学生和家长的选票投在校长或教授身上，帮会中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兄弟或师父身上，各党党员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党委身上，人民团体的选票投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也都是必然可以当选的保证。地方上的散票，最有操纵力量的是保甲长，如果能和保甲长发生密切深厚关系，一些不懂选举真实意义，只懂听从保甲长命令的愚夫愚妇们，将会一骨脑儿把选票投在保甲长指定的候选人身上。（也有几位负有众望而廉洁公正的保甲长，如果他们本身参加参议员竞选很可能当选：可是他们放弃登记做候选人，也不干预民众自由选举的意志。）财富也是当选的一种力量，正当利用金钱者可以搞出许多花样，先在宣传上造成声势夺人的局面，不正当利用金钱者便暗中散发米面布疋等实物，甚或干脆散发钞票，诱使无知人民盲目投票。
上面这些“优越”条件，我一种也不具备。因而若干友人也曾好意地劝我不必参加这一次竞选，理由是：无财无势的老百姓实在难以当选，何况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刚在学步阶段，笑话流弊必定层出不穷，当选不光荣，落选更难看，总而言之，染这一水，毫无意义。
我的想法不尽相同。我把实行民主政治譬喻为游泳，我们如果想变成一个会游泳的人，只站在岸上伸伸胳臂弯弯腿，而不下水，或是弄个小洗脸盆湿湿脖子泡泡头，是永远不能学会的；我们必须亲自跳进游泳池或溪流里实地练习，也许会有人负伤，甚或淹死，但如果接受正当指导，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正正当当地学习，一定能够慢慢地熟练起来，既不会出毛病，更不会惨遭灭顶。因此要想实行民主政治，必须人人下水。竞选的人越多越好，投票的人越多越好。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负起倡导风气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和正人君子都不屑于参加竞选，参加投票，那么企图非法竞选与非法投票的莠民们岂不更多了一个满足私欲的好机会？
又有一些友人向我发表高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得好，不外两途：一是真独裁，一是真民主。他们又举例证明：希特勒独裁时德国很强盛，斯大林独裁得更彻底，所以虎视眈眈大有吞噬半个地球的可能，英国民主，美国民主，民主的结果国家也很富强：中国不独裁，也不民主，因而老抬不起头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要想抬头，非真独裁或真民主不可；但是由于目前中国文盲尚多，知识不普及，思想落后，人民无能力亦无资格谈民主，所以还是走真独裁的路才有希望。
我对此说，立加反驳。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只对了一半——我们只有，唯有，仅有一条路可走，那条路就是真民主。真独裁与一点点独裁都是要不得的。我又告诉他们：希特拉独裁带给了德意志最后惨败的结局；斯大林独裁，外表看来苏俄相当壮大，可是铁幕以内，血腥一片，广大人民仍然遭受着奴役被迫害被压榨的痛苦。最后我告诉他们：世人称羡的民主国家美国在立国不久的当初，各种选举也曾是一塌糊涂，就连林肯竞选总统时，仍遭遇到流氓包庇选举，恶势力破坏选举，混乱情况较诸目前我国有过之无不及；可是，渐渐地，由于美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认真改进，终于披荆斩棘，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的决心，任何人也不能动摇了。可是，我得策划我独特的战略。想来想去，我只有以最正当的方式进行；别人如果不用这种正常方式进行，于是我乃显得独特。
第一、我在自己的报纸上与朋友办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说明竞选的动机，与当选后的抱负。第二、我到公共场所利用休息时间发表竞选演说。第三、我挨门挨户拜访知识分子，请求他们勿抱“投票有辱清高”的观念，而要踊跃倡导选举，无论选谁都好，千万别放弃这神圣的权利。第四、我挨门挨户地拜访劳苦大众与知识水平不高的老百姓，我不惮其烦地解说民主政治的真谛与选举参议员的意义，使他们都懂得了这是他们自己开始做主人，官吏开始做公仆的一个重要关口，因此他们必须本诸良心、智慧，审慎仔细地挑选忠实于他们的代言人，万不可以相信谎话，接受馈赠，随便投票，那不但害了别人，也正害了自己。
这些方式，在最初，确实显得笨拙、缓慢，而费力。可是，日积月累下来，我发觉被我以真\说服的市民，已经逐渐增多，尤其越是贫困的人，越向我坚强表示：他们的选票，绝不会被别人用金钱或是棒子面、阴丹士林布、胶皮鞋等等收买去。有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和中年妇人们更坦白地告诉我：
“保甲长来过了，一定要我们投 ×××的票，说是谁不投×××，谁将来就再不能领平价米平价布了。这简直是骗三岁娃娃的鬼话嘛！我们都告诉保甲长了，这跟平价布平价米根本不是一码事，这是选参议员，替咱们老百姓讲话，我们已经决定了，选张醒亚！”
又有些老实人跑了来，跟我说：某某流氓头再三警告威胁他们不能投任何人的票，要选就只能选那个流氓头的盟兄弟；否则“黑旗队”（出没天津一带的流氓组织）将要给他们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劝慰他们不必害怕，因为这是无记名投票，任何人也不能知道谁究竟选举了谁。他们安心归去，临行纷纷地讲：
“越吓唬咱，越欺侮咱，越不选他个山药豆子；咱爷们选定了张醒亚！”
投票那天，果然各种花样一齐出\：有的用数十辆小汽车不停地接送选民，有的干脆用大卡车连连载\群众，如果有人指出这种行为违法，车上助选人员则答说这是选民们自动集资合雇的汽车，谁也不能干涉。又有保甲长率领着一条长龙，行列中的每人手中都持有一张写好名字的纸条，进入投票所后便向管理员手中一塞：“选的就是他！”如果有人指出这种举动违法，他们就辩说：这些纸条并不是竞选人散发的：而是他们的哥们弟兄或是二大爷三大舅替他们写的，因为他们不识字记不住。更有人投票之后，大呼上当，因为他或她们并没有领到平价米、平价布。更有人偷偷地在投票所附近的街头巷尾，用现款拉选民，被其它助选团或警察发觉时，立刻便发生一场争吵、纠纷——
当天晚上，漏夜开票。候选人和市民都可以前往参观。一个个票匮当众打开，一张张选票由监票人清点，记票人统计。我跟贺大哥、表哥，几位报社同事，安静地，其实是焦急地在台下坐等。几位参观的老先生们纷纷议论：
“倒是进步啦，民国初年选省议员、国会议员时，从票匮里取出来的票，都是百十张一捆、百十张一折，连捆票的绳子都没有解开，就装进去啦！现在这倒是一张一张零星投进去的！”
听的人都不禁捧腹大笑。
突然有几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直奔台上要砸票匮，一面高叫这次选举必须无效！大家一阵虚惊骚动，结果警察纷纷赶至，带走暴徒，继续开票。后来得知这是自知当选无望的某位大亨，命令他的保镖们扮演的恶作剧。
破晓时分，选举结果揭晓了。
感谢天，我当选了！虽然我获得的票数跟别人比起来，显得很少。
我被拥上汽车，第一个向我道喜的是在车上睡了一夜的庞司机。
回到家中，立刻倒下大睡。朦胧中听见姑母不住地念叨着：
“多谢老天爷保佑，醒亚考上啦，考上啦！”
又听见姑父直在一边改正：
“不是‘考’上啦，是‘选’上啦！醒亚这不是考学校，是选参议员。懂了没有？”
七十一
三十六年九月，天津市第一届市参议会正式揭幕。
在参议员当选名单公布之后，当选人即行着手组成了一个联谊会，为的大家提早互相认识，并交换将来选举正副议长的意见；几乎和这个联谊会同时成立了另一个有趣的团体，那是“落选参议员联谊会”。候选人既然已经落选，还组织联谊会干甚么呢？这些花样倒是民主时代，人民获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一种现象。这些人士竞选期间都很自信有获胜把握，一日落选，失望之余，便对选举事务所，或某几位当选者发生怀疑，再加上一两家报纸以“名士多落孙山”为题报导市参议员当选新闻，也给落选者一大鼓励，认定舆论界在支持他们这一批原本应该当选的名士。于是，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传单，登广告，控告兼任选举事务所所长的市长有失职嫌疑，控告某几位当选人有违法嫌疑，最后要求宣告这次选举无效，另定日期再行投票。
这些落选人确有不少知名之士，他们落选的原因，乃是：他们在知识分子圈内很受推祟，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却仍然显得陌生，而知识分子的投票率仍不够高，所以他们吃了亏；有几位确是年高德劭的耆宿，可是他们似乎太过于相信自己在市民心目中的威望，认为不必打甚么招呼，选票也会自动地跑到他们头上来，结果不是那回事；还有几位曾在军政界显赫一时的寓公，当初似也颇为自信，可是由于他们的籍贯多非本市，或是由于老百姓不喜欢选做过大官儿的做代言人，因而他们均告失败；再有就是少数的商业巨子，据说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基本票，在争取市面上的散票时，误信了一二位保甲长和自吹“吃得开”的人物的献策，“投资”购“票”，结果所得票数大打折扣，当然无法和背信的“选票经纪人”打官司，也只好到“落选参议员联谊会”中，发发牢骚出出气。
有几家报纸对“名士多落孙山” 的报导，发表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是名士，也没有谁当了名士能保证永远当下去，如果名士脱离了群众，不能当选民意代表是很公平的事。更有一位澡堂业当选人，被“落选参议员”讥笑“捏脚搥腿擦背的家伙居然也当民意代表”之后，向几家报纸投书，声述他所从事的乃是政府核准的正当行业，何贱之有？既便是贱，有“贱民”拥护当选，比只有自己一人拥护自己的“贵人” 落选，仍属光荣！此一投书倒也能引起当时不少读者的同情。
我因为自己当选了，对于这些言论，关照我们的报纸不必多登，免被人说“当选人帮当选人打架”；可是我请我们的两位主笔相继写了两篇专论发表，强调一切应该诉诸法律，民主与法治是一体两面，如果司法机关依法判定何人当选无效，市民可以依法补行投票。
果真有人告进法院。选举官司打了一个多月，被告都被宣判无罪，原告缴纳了诉讼费后，“落选参议员联谊会”就此风流云散。
当选的参议员们，首次踏进市议会大厦时，我想，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兴奋而严肃的。尽管这些人并非全是一时菁英，市民表率；但是他们想认真负责地担当起市民嘱托交付的使命与任务，是毫无疑问的，倘若他们还希望在两年后的选举中能够连选连任，他们则必须缔造一些成绩向选民交卷。
静听市政各项报告以后，展开热烈质询，接下来是广泛检讨市政，最后是针对事实，拟定多种提案和计划，经过分组研究，审查成立，再于大会上反复辩论正式通过。那些提案包括了改善公营事业、教育文化、社会救济，物价评议、卫生建设、地方法规、财政经济、自治保安、工商辅导、农工福利——另外，我们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监察院监察委员由各省市参议会选举的条文，选举出两位监察委员。
会期结束后，大家情绪很高，有人提议为了庆祝天津市第一届参议会的诞生，由全体参议员粉墨登场义演一台戏，全部票款充做冬令救济金，捐赠给贫寒市民和四乡不堪共军压迫逃来津市的难胞。此一提议，立刻得到大多数参议员的赞同。有人说：“‘牺牲色相’一次，倒还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怕当众出丑，太不好意思。”结果议决：平剧、话剧以外，口技、国术、相声、双簧、评书、大鼓、魔术——都可以表演，也可以接受临时训练，学学在平剧里跑龙套，打旗，或是搬桌椅、打门帘、提小水壶饮场——大家看在救助贫民难胞的意义上，都认头上台。
我少不了被派个角色。在一出“二进宫”中，我被派饰演杨波。那原是一出“高难度”戏，幸好有一位参议员早是铜锤名票，演千岁爷徐延昭，自能胜任；我则临阵磨枪，“恶补”一番，斗胆上场，居然博得一些掌声；那位男扮女装饰演皇太后的参议员得到更多的喝彩。
第一会期的参议会，在轻松愉快的尾声中闭幕。在这一时期——三十六年秋天，国军捷报频传，在山东一连串收复了莱阳、黄县、蓬莱、福山、烟台、威海卫，在辽北收复了昌图，在河南收复了商城、汝南、新蔡——
当年冬天，全国举行普选。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相继产生。天津市国大和立委的选举，情况极为热烈，市民由于有了一回参议员选举的经验，在这一次更为重要的选举中显示出长足的进步。他们已经逐渐认识了选举的意义，因而在投票率与投票秩序上都有良好的表现。
同年冬天里，皖西的国军克复立煌、太湖，海南、榆林外围国军大捷，陇海路砀山、商邱间国军会师，津浦路济南、浦口间开始通车——尤其使天津市民兴奋的，是剿共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的消息传来，大家一致认为有了傅老总，平津地区将固若金汤，整个华北也即可变为不再见到共军踪影的自由乐土。
可惜，三十六年消逝得太快了。苦难的三十七年开始降临人间——
七十二
三十七年春天，市参议会再度集会，大家的情绪照去年相比，显然低落甚多。因为，国军有逐渐走下坡的趋向，更重要的，乃是物价波动，政府苦无妥善对策，共党无孔不入无计不施地煽动、宣传，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政绩确实也使人民伤胃寒心。
三十七年夏天，北平市参议会被东北流亡学生砸毁，那就是闻名国内，由共谍一手包办的“七五事件”。上万的流亡学生——实际上混进去的共谍与逃避兵役的壮丁为数极伙——每天在北平拦路募捐，或占住商店，强求救济，因而冲突时起，秩序大乱。平市当局已经设法代他们解决了衣、食、住，甚至零用钱等问题，真正想读书的善良青年们原本相当满意，决心静待分发学校就读；然而，共谍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空前良机的，于是从旁加紧地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使许多纯洁的青年也跟着盲目浮动起来。政府一向不擅做宣传工作，共产党却是靠宣传起家，因此政府供应了大量的大米、白面、制服，却抵不过共谍利用的左倾文人们写出的一些小说、散文、诗歌、活报剧。终于，七五案爆发了。
导火线是由于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项妥善安置管理流亡学生的提案。提案中要求尽速由政府办理甄审工作，把确有学籍及程度良好的青年分发学校就读。其学籍有问题或程度不当者由华北剿总设立训练班，施以训练后留部队服务。这原不失为一项解决迫切问题的提案；然而却被共谍份子断章取义地宣传成“政府将强迫全体东北流亡学生做炮灰打内战”。部分流亡学生理性全失地捣毁了参议会，又包围了东交民巷参议会议长住宅，驻防平郊的青年军二○八师奉命协助军警赶来维持治安时，隐躲在流亡学生群中的共谍竟先行开枪杀死一名青年军军官和一名警察，青年军被迫还击，七、八名学生负伤后始一\而散。
天津市参议会接到详细报导后，我首先提出临时动议：“拍电慰问我们的同行——北平市参议会。”恐怕在参议会同仁中，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共产党制造学潮的阴\诡计了——我不由地想起了沙坪坝，想起了导演学潮的“笑面外交”——可是，我的动议，竟有人表示反对。一听理由方才知道反对者认为东北流亡学生到天津来的为数也不少，别给天津市参议会也招来挨砸的麻烦。结果，由于多数人明白议会的尊严是暴民砸不光的，在真理之前，我们须有不怕挨“砸” 的勇气支持正义的言行；因此我的提案通过了。
在当时的天津，由东北涌来的伤兵，可说与北平的流亡学生相“媲美”。他们一来时，市民曾热烈接待，然而不久，像变魔术似地，他们简直变成了另一批人，他们不守纪律，白吃白喝白嫖白看戏，进而包庇赌台歌场，到处滋扰殴斗（后来由于事实证明，这里面也混进了大批共谍，而一部分被俘国军经过共特洗脑以后，被故意放回关内从事增加政府累赘，破坏国军声誉工作者，也大有人在）。于是，有几位参议员提出切实安顿荣军管理荣军的提案。胆小的同仁又立加阻止：
“流亡学生不来砸咱们，叫荣军来砸，更厉害！”
结果，这项议案经过辩论，也获通过。
从此，参议会中轻松愉快的气氛越来越稀薄了。时局的日益恶化，使我们的心情日益忧郁、紧张而沉重。
这情势，到了三十七年秋天，市参议会集会时，更形严重。
整个局面的恶化，是自东北开始。东北国军在三十五年夏天连创辉煌战果，若非马歇尔一再受共党欺骗愚弄，强阻国军前进，使国军坐失扑灭东北共军主力的良机，当然就不会产生日后国军转胜为败的悲惨局面；然而我们在马歇尔返美以后，原占优势的东北国军，竟节节败下阵来，这罪咎是再不能全往马歇尔老人身上推了。不断的调处，使部分国军丧失了坚强的斗志，局部的胜利使另一部分国军增加了轻敌的骄傲，军纪日益废弛，最大的致命伤，却是一些高阶层军官们生活腐化，吃空额喝兵血的贪污风气日益扩张，自从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这种令人忧虑的情形简直无法收拾——于是，沈阳被围，辽阳陷落，鞍山易手——
这段日子里，唯一给人安慰的，是国民大会空前隆重地在南京开幕。可是，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一任民选的国家元首和民选的政府产生之际，唯恐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共产党，是再也遏止不住发狂般愤怒了。共军在这些日子里拚命地发动军事攻击，受中共津贴利用的报章杂志在这些日子里拚命地谩骂，对国民大会作恶毒的讥谤。
东北籍的国民大会代表们，唯恐政府把被牵掣在东北的国军主动后撒，因为他们已听到了政府施政报告时，说出当前国家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都正消耗在空投补给被困在长春与保卫东北其它地区的事实。东北代表的大声疾呼东北必须确保，政府的承诺东北一定坚守，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于整个战略不是上策，因为我们果能机动地撤出若干已失去战略价值的点线，另在有利地带建立坚强阵地，东北和华北或许均不致相继被零星吞掉。
东北军事在继续不利中。卫立煌麾下的几员大将经常神秘地飞来天津，终于，他们的行径被发觉了——原来他们把中央颁发的军饷，自南京\抵东北后，根本不给士兵，竟原箱不动地\到天津购买物资，这样一来，受害的不仅是关外的那些浴血抗敌拿不到分文的可怜士兵，而无辜的天津市民也跟着大遭其殃——因为这一批一批的巨量军饷，投在天津市场，使物价暴涨不已——
当一些参议员获得到这个确实的消息后，真是悲愤交集；可是，大家都很顾忌揭开这个丑恶的内幕——由于卫立煌正以一副“忠贞面孔”在东北剿共，打击他会给人一种破坏反共军事，损伤政府威信的错觉。我不这么想。我无法不痛恨那反共阵营中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实在是正干着削弱自己、帮助敌人的可怕勾当。我们倘若不先把自己内部健壮起来，妄想打倒敌人，真是千难万难了。不幸，在南方也有着跟卫立煌具有“同好” 的将领，将巨金投诸上海市场——津沪两地的奸商们似乎逮到理了：许你州官放火不许我百姓点灯吗？于是他们也争相抢购物资、囤集居奇、\抬价钱——津沪物价一跳，全国物价便跟着一齐跳——我再也忍不住地在议会中提出来：“请政府严查东北剿总官兵薪饷被非法移来天津，充做投机生意的资本，刺激物价上涨的真相，并迅速饬令再勿发生类似情事”的提案。
这个提案使好心的同仁替我捏一把汗，使胆小的同仁连忙发言劝阻。经过激辩之后，原案终获通过。
物价的飞跃上升，促使政府在这个秋天变更币制，以一元金元券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并且严格禁止私人买卖金钞，持有者一律须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元券。这一政策，一开始，很得到善良老百姓们的支持。在天津，由早到晚都有几条长龙排在银行内外，忠实地掏出他们多年来储存的金钞，换回薄薄的几折金元券。可是，巨商富户们却继续珍藏着金钞裹足不前。渐渐地，物价又告跳动，奸商们再度表演抢购、拒售、囤积、\抬——再加上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新币的信用，同时共军以人海战术攻陷了济南，更造成民心的虚软惶恐，与新的通货膨胀——
军事失利，士气沮丧，民心焕散；民心焕散，士气沮丧，军事失利——交互循环不已。
由于共党在四乡封锁食粮，天津市在这个多难的秋天开始闹起严重的粮荒。
这是天津市参议员们最艰苦，最出力，也是最后一次的集会了。大家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开会，有正式会，有紧急会，有临时会，有秘密会（听取官员据实报告粮荒危机真相）；然而，除了大声疾呼：严禁食粮倒流回共区，鼓励四乡农民\粮入市销售，澈底查办少数关卡刁难农民\粮入市之不法人员，市民食粮调配处配售面粉必须按期办理不得延误，将政府控制之纱布设法换粮，急电行政院请核减配粮价格——此外，参议员们也再无良策了，因为大家无法凭空制造出粮食来。另外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是天津城防工事必须抢赶修筑。国军已自沈阳撒离，营口也告沦陷，共军驱兵入关必然为期不远。政府修建城防的经费不够，要靠老百姓缴纳自卫特捐。参议员对于任何加重人民负担的税捐都是反对的；可是，修城防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顽固地反对似乎也会遭受人民责怪。于是，大家遭遇到从未遭遇的难题——不能不反对，又不能反对。反对，无法向市民交待；不反对也无法向市民交待。
经过一波三折，又推派代表到北平请剿总拨款协助，总算在市民少出钱，政府多出钱的比例下，开始修筑城防。
我的健康在逐日减退中。每天睡眠过少，精神透支过多。报社和参议会的工作，使我心力交瘁——医生嘱我休养，我无法办到。我开始长期戴着一副“健脑器”，在汽车行驶时，仰靠着座垫打盹，变成了我每天唯一较为安适的休息时间。
十一月中旬，由贺大哥那儿，得到最坏的一个消息——贺蒙在沈阳保卫战中阵亡了。
七十三
贺蒙死讯传来刚刚两日，表姊和表姊丈双双莅津，原来表姊丈奉调青岛邮局工作，他们在天津住了三天，即搭客轮赴青。我和姑母全家还有贺大哥都往码头送行，我一直没有告诉表姊贺蒙的消息。我又再三嘱告贺大哥千万也别跟表姊提这桩事。贺大哥似乎不知多年前贺蒙和表姊之问那一段淡淡的然而至为珍贵的纯洁感情，当我说给贺大哥听以后，他不禁伤感地叹息不止。贺蒙死了！在贺蒙最后一剎那的思维中，我知道，他会想到贺大哥、我、他的老母，还有表姊——
贺蒙死了，为国家，为人民，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已无痛苦，上帝必会欣然开启天堂之门，接纳这纯真、勇敢、勤奋，坚守自己在人间岗位到最后一秒钟的好男儿的灵魂。可是，晚死的人，却遭受难以忍受的哀痛——如坠地狱。
就在贺蒙阵亡的那几天，也是低级军官和士兵们以血肉保卫一寸一寸祖国土地的那几天，东北剿共统帅卫立煌擅自搭上飞机弃职潜逃了。政府这才发觉这位上将的真面目，于是下令通缉；可是，他比通缉令跑得快，比他本人跑得更快的，是他的万贯家财。
我病倒了。
姑母在我病中，万分焦急，又万分细心地照护我。有一夜我发烧不退，姑母在我床头坐守到天亮。在姑母面前，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改革币制的时候，她听信了我的劝告，把积蓄的金饰统统依法兑成了金元券，没有好久，金元券又变成了老法币，她不肯讲一句埋怨我的话——看到她那慈祥地渴望我立即痊愈的神色，我几乎哭叫出来：
“妈，还是叫我死掉的好，省得我再害您失掉全部积蓄——”
病中，贺大哥时常来看我，最低领袖也有信来。可是，他俩的话带给我更多的焦虑。
“国事日非，溯本求源寻找失败的根由，乃是我们这个由三民主义信仰者所建立的政权虽于推翻专制、完成北伐、抗日胜利获得成功；然而，却从不曾认真地严格地实行过三民主义——”最低领袖这位虔\的三民主义信徒，在信上，沉痛地，这么对我说，“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尚有成就；却一直忽略民权主义的倡导，尤其对于民生主义几乎完全抛诸脑后。殊不知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实现民生主义。我以前还相当原谅我们的政府为了抗日剿共的迫切需要，暂时无暇顾及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积极推行；可是，自我住居南京以后，我逐渐发觉我的想法未免过于宽厚，因为一些显要们无暇实行三民主义，但却有暇专门从事‘反三民主义’的勾当，殊令人失望、愤恨，例如京沪间官僚资本兴风作浪，南京市内地皮均被高级官员收购一空，而这些人却天天高呼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末后，最低领袖说：“东北军事、徐蚌会战相继失利之后，南京人心浮动，平津当更危急，不知你有意南来否？我多梦想我们能够重聚，并且携手同往任何一边远省分，从事三民主义思想播种，及真正实践三民主义的工作——”
贺大哥告诉我的，是他对于目前若干官员们的行径，发出的愤慨：
“唉，真想不到，几位过去很好的同志，现在竟变得这么堕落。他们在抗日期间，有的立过功，有的坐过狱，有的被敌伪判处了死刑，日内即要执行却赶上了胜利，出狱时一面狂喜，又一面宣誓：今后半生这条意外捡来的性命，可一定要拿出比入狱前更大无畏的精神尽忠报国——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同志们都把自己的话淡忘了。胜利后的歌舞升平，麻痹了他们的良知，一些高层官员的豪华奢侈，先使他们不平伤心，后使他们模仿效法，享受安乐对于任何人都有太大的诱惑力，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便开始走上歧路。你还记得当初高大爷托郑小姐找我出证明书的事吧？我当然不肯做那违背良心的事；可是，你猜怎么样？后来他居然拐弯抹角地找到我们另外一位同事，终于把那种证明书拿到了手，事后，又经奔走钻营，当真升任了处长；我曾和那个‘伪造文书’的同事大吵，我告诉他：他这么随便乱发证明书给亲日份子，何以对那些九泉之下真正为抗日地下工作而牺牲的同志们？我们的上级知道了这回事，我们二人竟受到同样的指责，抛开是非不问，却指我俩是‘派系意见作祟’！实际上，我有甚么派系？常初平津沦陷，像我们这样纯洁的青年小伙子，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在敌后出生入死，或到游击区跟日、伪、共三重敌人拚命；一些大人先生们却在遥远的大后方争权夺利搞派系，胜利了，他们飞来接收，一个个住进巨宅大院威风凛凛，而若干死难的同志，想把灵骨搬进忠烈祠都不可能——结果，还忍心大打官腔指干部同志闹派系纠纷！自从军事调处以来，大批共谍混进政府阵营，保定绥靖公署的作战科长竟然是一老牌共特，幸经发觉，但他已连续把国军作战计划兵力布置献给共军，所以造成了国军一连串的失败，女共特更组成了‘舍身队’争相伪装嫁给国军军官，也一再造成诱拐国军官兵弃明投暗的事件，大批共干更假藉‘奔向自由’美名，纷纷由四乡流入都市，把毒汁流向我们的心脏地带——面对这些可怕的现象，我们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该多么特别提高警觉，集中精力，侦察破获敌人的问谍工作呢？可是，有些个官员不作此想，一方面他们骄悍轻敌，认为共产党一群土包子懂得甚么？一方面他们又利欲熏心，对于普通共谍案件一律不感兴趣，唯对有关经济物资的共谍案件特别热衷承办。不久以前在北平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首长，因为贪污，并暗中将军火卖给四郊的共军，被中央查觉，已经解到南京枪毙了，天津治安机关的前后两任的处长，因为贪污，都被押解到南京去了，足见最高当局尚能严正执法；不过，现在局势急转直下地往坏处变，中央对这里似乎也鞭长莫及，于是少数没出息的人把心一横，抓共谍的工作让别人干，借机搜括财物的工作由他们承当。昨天我一位上司吃醉了酒，跟我吐露真言：‘贺同志，别再卖命当傻瓜啦！咱们等共产党来了要杀死，跟着政府去流亡要饿死，所以今天咱们不能再不捞一票了，不捞将来也是白白送给共产党’——”
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千疮百孔，也在淌血了。我虽不曾一日从政，可是我关心、爱护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它又是反共力量的象征。我多渴望它健壮起来啊！然而，我继续看到的，却是它更衰败更悲惨的不幸命\。
七十四
十一月下旬，我勉强支撑着，到报社和参议会工作。我卧病一周，似乎并未痊愈；不过，要我继续与外界隔离地倒在家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
天津市面并无萧条现象。繁华地带每天依旧车水马龙，娱乐场所、饭店、舞厅，每天依旧人挤如潮。有钱人拚命地挥霍，彷佛世界末日当真即将来临，唯恐失掉最后一次尽情享受。
另一批特别把自己的财物和生命看重的人，开始领导逃难。他们并不反共，过去一直是消耗政府元气的包袱和累赘，然而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来了绝不会再有以前那种安逸岁月，所以他们拿出昔日抢购金钞、物资的敏捷手法，抢购飞机票、船票。
真正反共、真正忠贞的清苦公务员与市民们，想免除沦入铁幕之苦奔向自由，却不可能。他们的良知不允许自己丢弃责任一走了之，他们的财力无法办到抛井离乡到世外桃源去做寓公寓婆。
应该走的不能走，要坐等共产党的迫害与杀戮；不该走的都正在走，要走到已形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中继续从事损耗与腐蚀的蠹虫工作。这真是一个时代大悲剧。
报社中几位原籍江南的同事请求借支薪金，做眷属返回故乡的盘费，我一律答应。他们本人不肯骤然离开岗位已属难得，当然无理由阻止他们的家人离去。参议员，也有几位已经悄悄地开溜。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眷属，更争先恐后地离津南下，也有少数官员藉出差或出席会议为名，滞留京沪迟迟不归。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
，和全部轮船公司的船票，都已定购到翌年三月。黑市票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临时成立的许多航空服务社，包好飞机，凑够人数便起飞，当然比平常票价要昂贵好多倍。
表姊由青岛来信，希望姑父姑母表哥表嫂到青岛去，同时也问起我是否愿意同行？她说青岛的房地产一日三涨，因为每天都有平津客来，所以要来青岛，越早越可以省钱。她又说青岛有海军，无论如何比平津安全，极盼家中早做去青岛的准备。
姑父不肯走，他说要表姊丈一人在青岛负担全家生活费用是不合理的。姑母不愿意走，她舍不得居住了数十寒暑的天津卫，更舍不得多年辛辛苦苦勤勤劳劳帮助姑父建立的这个家。表哥不想走，他目前在银行的工作安闲而称心，他又一向不过问政治，因此，他说他犯不着先把自己好好的职业丢掉，到妹丈家做食客，即使共产党来了，想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当然，姑父母不能举家南迁的最大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
真惭愧，身受姑父母养育之恩的我，多应该负起全责把姑父母全家——起码是两位老人家，送往安全地区，然后由我奉养；可是，我无法如愿。两鬓斑白的姑父坚称自己未老，一定还要自食其力地工作下去。我如果强把姑父母拖离开天津，我怕我的能力难使老人家继续过他们多年来在天津所过的日子——那日子虽不阔绰，但还安适；胜利后，也许我被一般人认为已经是“飞黄腾达”了；然而，我一直没有私蓄。贺大哥倒是常安慰我：
“老弟呀，你这几年群众基础建立得不错，经济基础却建立得太差；不过要知道，这正是一个真理——凡是用尽心思搜括，经济基础大定的人，必就是群众基础极为脆弱的人。”
然而，有经济基础的人，今天才有资格远走高飞。
姑母全家都主张我走。贺大哥也主张我走。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绝对不走。
为此，我和贺大哥一再发生争执。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甘心等着共产党来了杀头？那种死法毫无价值！你必须立刻做走的准备。”贺大哥焦急地逼我。
“我如果现在一走，对国家不忠，对姑父母不孝，对报社同事不仁，对天津市的选民不义，您不要逼我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我这么回答。
“我不要听你作文章！”贺大哥立刻接着说，“你又不是现役军人或公务员，国家需要你到自由区域继续办报鼓吹反共，你却要白白在这儿送死，你这算得甚么忠？你反共已经反出了名，留在天津不走，白白连累你的姑父母全家，你这算得甚么孝？共产党攻陷了天津，你的报纸再不能出版，你再不能替你的选民讲任何一句话，你应该跑出去增加一份自由区的反共力量，早点回来解救你的事业和选民才是正理，你不做此想，反被老掉牙的‘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的观念束缚住，这又算得甚么仁？甚么义？”
“任您怎么说，我这次是铁了心啦，”我说得坚决，“我绝对在天津沦陷前不走！”
“忘了当初日本占领了平津，你死去活来的要求我带你去南方吗？那时候你还很年轻，脑筋倒清楚，现在怎么越活越胡涂啦？”
“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没有任何职务在身；现在我虽然没有接奉任何人的命令必须与天津共存亡，可是，在道义上，我有太多的负荷。前两天还有好几位当初热烈支持我的选民来问我究竟天津危不危险？又问我究竟准备不准备走？我告诉他们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偷偷跑掉，又告诉他们天津城防即将竣工，自卫队也即将编组完成，驻守天津的国军，又是大家信任的勇敢善战的‘老广部队’，所以天津不会被敌人攻陷，尤其傅作义总司令指挥若定，必要时准会调遣大军增援平津——他们都欣慰地和我握手告辞，并且表示一旦保卫战开始，绝对负责发动慰劳国军与自卫队的工作。您看，让我离开这些纯朴的老百姓，让我欺骗这些善良的老实人，我，我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待？”
“怪事，想不到你和高大爷的论调竟会一样！”
“怎么？你拿我跟他比？”
“是呀，”贺大哥哼了一声，继续说：“昨天在马路上碰见了高大爷，我不想跟他多啰苏，他却拉住我猛谈天下大势，他居然对战事格外乐观，他说：‘冀东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别看我们撤退了好几个地方，那是傅老总的战略战术，想打人者必先缩回一下拳头，再挥出去才更有力，所以共产党就要狠狠地挨傅老总的铁拳了！’最后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兄，共产党想打国军呀，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嘛！’——”
“难得高大爷有这么坚强的反共意识。”
“你等着瞧吧，万一天津换了主人，第一批打欢迎旗的行列中，少不了这位高仁兄！在嘴皮上反共太容易啦，现在咱们政府要员中，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也很不缺乏这种专靠嘴皮反共的人物，他们耗费的是唾沫星子，他们要求别人耗费的却是鲜血头颅——这批人在现政权没有垮台以前永远会靠吹、拍、骗，做政府的宠儿，一旦危难到来，保险一个个都向敌人卖身投靠——”
“您说得很对，所以这次我想用真实的行动表示我的反共，必要时，我准备重新回到战场当兵，我又不是没有跟八路打过仗。”最后，我用这几句话堵塞住贺大哥的口。
十二月初，冀东重要县城相继沦陷。报纸生意却意外发达，一方面是人人关心战局，争相看报，一方面广告业务畸形繁忙——卖房产、卖汽车、卖家具的广告大批大批送上了门。
姑父忽然提议要卖房子，他说如果我决心离津，他愿意变卖房产，一半留作家用，一半交我带走，和表姊平分。显然，姑母舍不得卖掉这幢已和她发生深厚感情的小楼；可是，为了她的侄子和虽然出嫁但并不富有的女儿，她同意了姑父的计划。
我反对这桩计划。我央告姑父千万别这么做，这么做将使我终生愧疚、痛苦。我又告诉姑父母，我一人逃难的盘费还不至于筹措不出，只是，我仍然没有变更不走的初衷。
贺大哥在一个深夜，又来催劝我早做离津准备，我们辩论了几句，他突然说出来：
“唐琪来找过我两次了，她希望你早点走掉，她要我转告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