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琪？”我简直像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我惊讶地，然而淡然地问，‘她又回到天津啦？她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关心我离不离开天津！”
“看你的口气，似乎对唐琪很有误会？”
“大家已然分手，各奔前程，也谈不到甚么误会不误会了；不过她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何必在胜利后还要过那种糜烂的生活——”
“你怎么知道她的生活糜烂？”
“她第一次由东北回来，有人说她在天津做高级交际花，是吗？”
贺大哥点点头。
“她由天津重返东北以后，我想也不会改变生活方式？”
贺大哥再点点头：
“她都坦\地对我讲了，她从不撒谎。这是唐琪的美德。”
“请您转告她，谢谢她对我的关怀。我决定不走，是您贺大哥和我姑父全家以及许多亲友的劝说，都没有动摇过的，当然，也不会由于一个女人的劝说而变卦。其实唐琪倒应该走，上海、广州、香港一些地方很适宜她的存在。”
“醒亚，唐琪劝你走，是一番好意；我不愿意看到你这种讥讽唐琪的态度，这与你已往的性格很不相似——”
猛然间，我几乎哭了出来。我一把抓住贺大哥，伏在他的肩头：
“原谅我，原谅我，您不知道我多希望她能努力向上，我们尽管不能再相爱——”
“醒亚，你要她做甚么？你要她嫁人，她不肯跟没有爱情的人结合，事实上她自从失掉唯一的爱人，茫茫人海中再没有可以做她第二个爱人的人了。你要她刻苦\生，她为期待与自己的爱人重逢，不但受尽了苦，冒尽了险，任何人不能忍受的，她都忍受过了，结果，她的期待变成一场梦，没有谁还有权利要求她再继续受苦牺牲，她应该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一种她愿意过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那种生活方式不但可以使她免去贫穷，更可以使她麻醉，使她忘记痛苦——”
贺大哥的这片话很使我惊奇，我从来没有听他自这个角度论断过唐琪。我忍不住立即问他：
“您对唐琪的看法与以前大有变化，是吗？”
“我以前不太认识唐琪，”他似无限遗憾地说，“我曾把她看做普通的舞女、歌女，这真是我最大的过失。我感激她救我的命，而更令我敬重的是她救我的原因是为了爱你——”
“当初您并不赞成我跟唐琪谈恋爱，还鼓励我在大学里交女友好忘了唐琪——”
“别，别再说，别再说了，我求求你，”贺大哥的脸上堆满了痛苦，“唐琪的话我是给你带到了，随便你听不听吧！再会！”
我拉住意欲告辞的贺大哥，询问他唐琪的住址。他摇摇头，他说唐琪不肯告诉他，他又说唐琪的目的仅是催促我离开天津这座危城，并不想与我会晤。
七十五
十二月中旬，唐山突然撤守。平津铁路被切成数截，两地交通从此断绝。天津开始了空前的紧张，重要街道都赶修好碉堡，沙口袋更排满每条巷口，娱乐场所骤形冷落，恐怖阴森的空气，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浓厚地弥漫在每个角落。张贵庄飞机场和海河轮船码头，行李堆积如山，人群麝集，万头钻动，变成了死寂的大天津中仅有的两处闹市。
好心的报社总社社长已经给我数次函电，嘱我必要时务必设法离津，没有为印刷机殉死的必要。我回信告诉他，我绝对负责把报出版到共军进城的那一天为止。
参议员们整整走掉了一半。正式会由于人数不足，一再流会。到会的人也不再谈论粮荒，虽然粮荒仍在日益严重恶化中；大家谈话的焦点集中到如何鼓舞振奋士气军心上。人们没有比这时候更清楚军队的价值了。二百七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目前唯一可以保全的方法，就是要这支军队流血御敌——我们组成了一个参议会慰劳团，代表市民到每一个城防口向那些忠勇的国军战士与自卫队员早献上最高敬意。
表嫂告诉我，唐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询问我有无准备离津的动向，另外唐琪还约她吃过一次饭，请她转告我务必提早南去。
我几乎无暇理睬这一次表嫂的叙述。一方面，我正忙于在参议会中拟具给行政院和华北剿总的电文，请求中央在天津被围时，派遣空军按日空投食粮与武器，另外请求剿总抽调部队驰援天津；一方面，我又忙于处理报社内部的不幸事件——一部分员工吵闹着加薪加发实物，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没有歹徒从中煽动，这些平素和我有着深厚感情的员工们会在这紧要关头，摊给我如此一个难题与要挟；果然，我没有想错，接着，一天报纸的大标题里把“反共到底”几个大字印成了“友共到底”！共谍已经混进了我们这家最反共的民间报社。我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感到羞愧与忿怒，若非市政当局深知我的为人，我会被“请”到警备司令部里去。
十八日，最后一艘由津驶沪的轮船——元培号，开出了招商局码头。十九日，最后一架民航机飞出了张贵庄机场。二十日塘沽失陷，距离市郊二十里的张贵庄机场也被共军占领。
中共林彪的精锐部队，排山倒海而来，重重把天津围住。
新年到了。没有人燃放炮竹。没有人拜年。没有人悬灯结彩。没有歌，没有舞，没有欢笑。只有共军的大炮弹每天在市区上空呼啸穿梭，几处大建筑都被轰坍了楼尖，或者被轰成了一片瓦砾。
邮政已完全停摆，因为再没有一条船可以出入，再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落。报社总社社长连拍来两次电报催我离津，我回电说，目前想走也毫无办法了。
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在大雪纷飞中，津郊展开了主力战闹。国军和自卫队一连击退了共军十数次猛攻。
小型飞机场在旧英租界赛马场里抢修起来了。立刻，航空服务社的生意又抽疯似地兴隆了一阵。一个富商包了一架专机，全部装\猪鬃，仅搭了两个活人，飞往上海。这一猪鬃比人值钱的消息给了天津市民莫大刺激。可是，很快地，大家便不谈论它，因为市郊战况的惨烈使市民无心无暇再管其它的事。
贺大哥急躁地跳着脚，劝我迅速搭机飞走，他几乎要跟我翻脸：
“我一个弟弟已经战死，我不愿意另一个弟弟白白在在这儿送命！你懂不懂？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
“您现在要我走，我怎么忍心走？”我大声喊叫着，“刚才我还到城防前线去看过，我们那些国军与自卫队的弟兄们的尸首和血液凝固在冰雪上，一层红、一层白，一层白，一层红，简直成了一大块一大块的肴肉冻——他们凭甚么就得那么死，我们凭甚么就得快点逃呀？”
“你把自己做成肴肉冻，也扭不转这座危城的噩\了——”贺大哥阴冷凄怆地说，“没有代价的牺牲是一种愚蠢。”
“您怎么不去做总明人？您怎么一直不肯走？”
“我要是你，我一定走；你要是我，我一定不要你走！我走是弃职潜逃，政府抓住我要枪毙，我宁愿死在跟共产党拚命的战场，当然不愿意挨自己政府的子弹！”
“贺大哥，我要跟您一齐重回战场，我要跟您在一块儿，我要跟您永不分手——”
说着说着，两个大男人抱头呜咽起来。
贺大哥答应了我，如果天津一旦发生巷战，我俩便参加部队作战或突围。
小型飞机场成了共军炮轰的目标，跑道被炸毁了，一架飞\的翅膀被击碎了。一连几天无飞机起落。机场抢修工作仍在炮火威胁下进行。登记飞机的乘客尚有一千五百多人，黑市机票已经高达每张十多条黄金。
大风雪卷带着火药烟雾、弹片、血腥臭，在天津市日夜飞舞。
一度冲破城防口的共军，像一股怒潮涌进市区，但在守军奋不顾身的抵抗与反击下，终被全部肃清。双方死亡惨重。敌人增援部队正源源而来，市郊杨柳青已设立了共军司令部。市民对国军的孤立无援，由钦敬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惶恐，他们发觉中央和剿总都不再管这一座危城了，而这支寡难敌众的守军，在粮绝弹尽之后势将无法再卫护他们；于是，谣言四起，有人说蒋总统即将下野，由李宗仁代主中枢，有人说南京已乱成一团，主战派与主和派正大打出手，有人说长江为界的“南北朝”局面即将出现，有人说傅作义讳莫如深，可能搞“局部和平”变相地向敌人投降——
天津市内粮荒之后，煤荒、水荒、电荒相继纷至沓来。天津在瘫痪中。天津在奄奄一息中。
元月十二日，几位参议员为了保全天津市民的生命财产，倡议要组织“和平代表团”到杨柳青会晤林彪，洽商休战。他们的用心良苦；但是，我坚决反对。我告诉大家想与共产党谈和直如痴人说梦，国军强大的时候，共党还不肯谈和，今天他们大军兵临城下，会跟我们谈和，岂非想都不用多想一下？可是，这几位求和心切的民意代表确也是出于一片至\，纷纷声泪俱下地说出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为天津市老百姓说话、跑腿了，明知希望绝少，但不愿放弃死亡边沿上挣扎的机会——
我退出会场，声明出城与共产党谈和的事，我誓不参与。
回到家中，我难过极了，空虚极了。我并不恐惧。我摆弄了一会儿贺大哥日前赠给我的那支“鎗牌”勃朗宁自卫手鎗，我想我还有勇气用这支枪杀敌，并且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杀。可是，空虚比恐惧可怕得多。空虚使我难挨，难忍。
突然，表嫂拿着一封信，闯进我的卧室：
“唐琪有信给你。”
我接信过来展读。
醒亚：原谅我的信来得唐突与冒昧，我本不准备写信给你，打搅你的精神与时间，我深知在目前这危难险恶的局势中，你的时间与精神是多么宝贵。可是，我发现，我几次拜托别人转达请你早日离开天津的口信，没有发生丝毫效果，因此，我不得不再亲笔给你写信，要求你考虑接受我的劝告。
我在东北颇久，苏俄与中共的所做所为我知之极深，他们最痛恨的对象之一就是与他们从事思想斗争的文化新闻工作人。也许你早已听说，沈阳沦陷后，好几位报社主笔和记者被共军残暴杀害。他们对拿笔杆反对他们的人比拿枪杆反对他们的人，更恨之入骨。我清楚知道：你既用过枪杆反对他们，又用过笔杆反对他们。如果天津落在他们手里，你将是他们最得意的一件战利品。
我晓得，你勇敢，不怕死；可是，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我想不出你如此白白落在他们手中死去，有何重大意义？当然，你舍不得天津，这儿有你的事业与群众。醒亚，恕我一直尚未向你致贺，贺你三年来重大的成就，醒亚，你想象不出，这三年来，我对你由于勤奋努力获效的成就，有多么高兴，有多么欣慰，也许我的喜悦比你自己的喜悦更大更多。可是，马上你就不能再保全你的事业，也无法再为你的群众服务，或接受你的群众的爱戴了。
如果，你真的勇敢，你应该忍痛抛下旧事业到别处创造更大的新事业！如果，你真的有抱负，你应该忍痛离开不得不抛下的旧群众，到别处获得更多的新群众！
醒亚，八年分别，未通只字！我多盼望你能重视我这封短信！小飞机每天仍有炮弹落在附近，说不定一两天内又会命中跑道，无法起落飞机。所以，我请求你即日即刻搭机飞去。我本拟赴沪；可是，私下里决定，要等你先走后，我再安心地走。这不是花言巧语，相信能获得你的信任。千言万语，一时无法倾述，切望迅速起程。祝福！
唐琪 十二日中午
把信看完，我双手捧信，紧抚着自己的胸口。
“唐琪这信，我看过了，”表嫂说，“是她附在给我的信中的。”
“她自己送来的？”我问。
“不，”表嫂回答说，“她先打了个电话给我，问你在不在家？我告诉她你在参议会开会，她说正好要趁你不在的时候，派人给我送封信来。她给我的信很短，只是嘱咐我把附给你的信妥为转到，另外她还附了一张她最近的像片。”
“给我的？”
“不，上面写了我的名字。”表嫂稍一沉思，“也许她是想要你看一看的，可是她不肯写明赠给你。我想象得出，她一直在严厉地管束着自己——绝不做一件影响你和郑小姐的事。”
我向表嫂索过那张六寸大的唐琪近照。我双手微颤地捧住它凝视，天，我又看到了那张奇异美丽的脸——除了头发的型式，一切都和八年前一样，她还是那么明艳逼人，她一点没有变老，也没有变瘦——在一层湿雾迷了我的视线后，那张照片却变得更为清晰，我看到她的头发微微拂动，我看到她的眼睛闪铄出来亮丽的光辉，我看到她的笑涡，我看到她的嘴张开，似在低唤我的名字——
“啊，琪姊，”我失声叫出，被我抓住的，却是表嫂的双手。
我惊醒过来，我把那照片还给表嫂。
“你可以把它留起来，反正郑小姐也不在天津，”表嫂这么说，“唉呀，我真胡涂死啦，现在不是照片的问题啦，这宗事太小。你到底走不走？这是要立刻决定的大事！爸妈刚才也提到你的事了，他们直抱怨你，说你不该阻止他们卖房子的计划，两个月前，这栋房子可卖二十几条，足够你买飞机票用的了；现在一条也卖不上，眼巴巴地瞅着，不能帮你一点忙——”
我沉默无语，良久良久。
我突然想起无论如何也该问出唐琪的住址。
“不知道呀，”表嫂向我抛出无可奈何的一瞥，“我还特别跑到楼下亲自等那个送信的人，再三问他唐琪的住址，他说他不知道，因为是一位在他们那儿吃饭的女客人临时托他送来的，他是天祥市场后门鸭子楼的茶房。”
停了一下，表嫂接着问我：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走啦？走前要跟唐琪会一次面？”
“不是，”我摇摇头，“如果我能看到她，我要向她致谢，并且劝她走；我没有办法走，我也不想走。”
元月十三日，参议会和平代表团——实际上只是一个三人小组，由城外回来了。出城前他们曾获得守军部队长的谅解和默许，但曾一再嘱告他们，无条件投降这支国军是誓死不能接受的，双方暂时休战，静候整个大局变化，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他们极为沮丧地回来了，他们似乎不愿多报告究竟受了多少侮辱与对方究竟提了多少苛刻的停战条件。反正那些条件不是守城国军和全市市民所能接受的。
元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关闭了全国和平之门。在那个狂妄的声明中，他提出来谈和的条件，包括有：惩处战犯，取消宪法，废除法统——贺大哥在晚上到家来找我，指着刊登这条电讯的报纸，对我说：
“这些条件谁能接受？和平是绝对无望了，我们今后的反共战争势必要比抗日战争更艰苦更长久——也许我们能够活着看到赤祸消灭，也许我们活不到那一天就死掉了。可是，共产党迟早要失败的，只要反共的阵营健全，坚强。我们今天的悲惨命\，正是咎由自取，不是共产党行，是我们自己太不行了——也许这血淋淋的教训，能使我们觉悟，能使我们奋发、振作，能使我们革面洗心，能使我们再慢慢培育起新的力量，那我们一定还有转败为胜的一天——”
我俩弄了一点小菜和酒，一边对酌，一边感触万端地谈论天下事。彷佛我们已经置身天津这座危城以外。
突然，庞司机敲门进来：
“刚刚送到的一封信。”
我一眼便看出信封上唐琪的字迹。
“送信人呢？”我问。
“走啦，”庞司机回答，“我告诉他我是您的司机后，收条也不要他就走了。”
我拆开信。贺大哥跑过来，跟我挤在一块看下去。
七十六
唐琪的信，这么写着：
醒亚，亲爱的醒亚，不管你还爱我不爱，我现在再也忍不住地要这样喊叫你一次，也许这是我今生最后的一次——
醒亚，你居然还没有走！你知道，你不肯走，带给我的焦急悲伤痛苦，有多深多大吗？你应该走的理由，上次信中，我已说得清清楚楚；只是有一点我不曾说明，今天我再也不能埋在心头了，我必须告诉你——只要你活着，活得好好地，你不必爱我，我早已不那么奢想，只要我能躲在一边看，看见你幸福、平安，就足够了。这正是三年来，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力量。
所以我要你走，要你脱离危险，不但是为了你，也正是为了我自己。
醒亚，三年来，我几度想到自杀。我难免被人指为坠落；可是我相信我的灵块还洁白得能够被上帝允许踏进天堂。人间我已厌倦，我多渴望到永恒平静的天国安憩：然而，我不肯立即自杀，乃是又想到现在的天国里还没有一个你，为此，我还得挣扎地活下去——
醒亚，原谅我向你倾吐了这么多真情的话；当我开始提笔写这封信前，我曾再三警告自己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可是，我无法遏止，多年来，我已磨练出抑制的能力与忍受的习惯。所以，还是让我理智地冷静地跟你说出下面的话：
你必须离开天津。你有远大的前程，殉国需要人，复国更需要人，复国是你真正的责任！
我盼望你早日和那位郑小姐完婚，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只有我确知你是快乐的，我才有一点快乐。听说郑小姐在重庆，你应该到重庆去找她，重庆也许将成为我们第二次抵抗强暴收复国上的基地，我虔\祝福你俩在那神圣的基地，愉快地生活，愉快地工作。你不要悬念我，我会处理我自己，只要我默默地想到你，我的心已经在充满暴风雨的人间觅到了避风港，我愿已足，再无他求——
三年前那篇登在天津一家日报文艺周刊上纪念我们往事的作品，我早已读到，你害我哭干了眼泪不要紧，要紧的是怕会影响到你和郑小姐的爱情。以后，你不可再写这类文章，为我，影响到你俩，是我此生绝对不要做的。
醒亚，我的话你都听清楚了没有？醒亚，我的话你都答应了没有？
醒亚，我知道，你现在想走已经买不到飞机票。抢搭飞机竟变成财富的角力，这真是一个时代悲剧。随函附上明晨九时起飞的机票一张，你可以使用，因为这种黑市票上并无乘客姓名与性别。这是一个富商为我购的票，我已答应他同机飞往上海订婚。我必须把这实情告诉你。如果你明晨在飞机场碰到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肥肠的人物，失态地喊叫出我的名字，而为我迟迟不来机场焦急暴跳时，你千万要静坐一边不理不睬。你不必同情他，这种人赚了也花了太多的造孽钱，他以十多条黄金换来的那张黑市机票，意外地能使一个国家有用的人免掉陷身铁幕，也许是他一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义举。
醒亚，恕我不能到机场送行。据我确知这架飞机飞走以后，再没有飞机来往了，因为三家航空服务社的老板也都决定搭这架最后的飞机到上海去！
醒亚，珍重、祝福！
唐琪 十四日夜
唐琪的信笺上，滴满了我的泪，也滴满了贺大哥的泪。贺大哥拭干泪痕斑斑的脸，抓住我的双手，嘴巴一张再张，却说不出话，呜咽堵塞了他的声带。
“醒，醒，醒，醒亚——”痛苦得令人害怕的声音，自贺大哥喉咙里迸裂出来，“醒亚，走也在你，不走也在你，有一件事，我必须现在告诉你，我再不能藏在心里，我已经藏了太久，再不讲出来，我的胸腔，我的心脏，我的头脑都要爆炸了，醒亚，我必须告诉你，我必须告诉你——”
“您慢慢说啊，别这么激动，” 我劝贺大哥，我猜不出他将告诉我一桩甚么久埋在他心中的秘密。
“醒亚，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唐琪——”贺大哥睁大着两只求恕的眼睛。
“没有，没有，”我赶快说，“这是没有的事。”
“你不知道，我得告诉你，”贺大哥的手剧烈地打抖，嘴唇也剧烈地打抖，“八年前，唐琪答应与你同去南方，是我在动身前夕跑到她那儿，坚决阻止了她的——”
“甚么？八年前，是您？”
“是，是我。那天晚上的深夜一点半钟，我跑去找她。她央求了我半天要跟我们一同走，我不肯答应；最后，我调转头来央求她，她答应了——”
“她答应了甚么？”
“她答应不走，答应按照我已经想好的词句，给你写一封信，她答应第二天准时请那位方小姐把信送到火车站，她所答应的，她都做到了！”
“是您，是您？”
“是我，是我，我答应她的，甚么也没有兑现，我答应将来负全责让她跟你见面，结果到今天，她还没有见过你一面——是我，是我，都是我！我知道我这个过错犯得有多大，尽管我的本意是为你设想，是为了你好！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唯一不能原谅唐琪，唯一憎恨唐琪的，就是她那一次的背信，然而那一次背信，却是我逼迫她做出来的——”
贺大哥的话，像一阵猛烈的霹雳，击中我的头顶，我的神志全失，旧的我已不复在，新的我变成了一头狰狞的兽，我向贺大哥身前急扑过去，然后，疯狂似地抓住他的脖颈：
“你这狠心的人！你害了我！你害了唐琪！你跟我们有甚么冤仇？要把我们害到这种悲惨的田地！你，你——”
贺大哥毫不抵抗，像一只豺狼嘴下的羔羊，像一只苍鹰爪下的雏鸟。他闇哑地，低微地喃喃着：
“是我的过错，是我的罪，随便你今天怎么处置我，只要你不再误解唐琪，只要你明白唐琪是怎样一个女人——”
当我的双手狠命地抓紧贺大哥的一剎那，他惨叫了一声，我才像由一个噩梦中惊醒，我立刻把手松开，并且跪扑在他的膝前：
“原谅我，原谅我，贺大哥，贺大哥，原谅我刚才的冲动——”
贺大哥抚摩着我的头，一面饮泣，一面叫着我：
“好兄弟，好兄弟，快起来，快起来——”
我简直无法重新抬起头来看贺大哥一眼。这个人，在太行山，救过我的命！这个人，在我一生奋斗向上的过程中，给了我最大的指引、援助与力量！这个人，爱我，护佑我，体贴我，无微不至！这个人给我的恩情，无法计算！我刚才却竟会那么对待他！我刚才却竟会那么仇视他！
电话铃，在这时候，响了起来。
我站起身，抛下贺大哥，开门走向甬道。我知道这是找我的电话——这两天深更半夜报社都要给我打电话来的。
我拿起话筒，刚刚喂了一声，意外地，对方立刻传过来一个那么生疏又那么熟悉的女人声音：
“醒亚吗？我是——”
“你是琪姊，你是琪姊，”我悲喜交集地喊出来。
“你收到我的信吗？”
“收到了。你现在是在哪儿？我要去看你！”
“不，不，你不要来，你要听我的话，明天一早飞上海！”
“琪姊，琪姊——”
“别光叫我，告诉我，你答应了我明天去上海吗？”
“琪姊，我要马上跟你见面，我有太多的话要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再不分手，再不离开——”
“醒亚，醒亚，醒亚——”
“别光叫我，快告诉我你的住址，我一定要见到你，才肯走，并且要你跟我一块儿走！”
“那不可能，飞机票只有那么一张！”
“那，我不要走，我要留在天津，守住你，要死要活我们都在一起！”
“醒亚，快别再说下去，我不能要你那样做，一个真爱你的人永远不会要你那样做！”
“琪姊，我对不起你，原谅我，饶恕我，你为我吃的苦，受的折磨，我都知道！还有，八年前，你答应跟我同去南方，结果由于贺大哥的阻拦，你才给我留下那封信，贺大哥也已经告诉我了——”
“别再提那回事，别怪贺先生，他全是为了你好，怕我连累你，也是为了我好，怕我过不了战地生活，他是正人君子——这次，他老早就主张你走，凡是爱你的人都主张你走，醒亚，你到底明天走不走？”
“你先答应我现在去看你，我才答应明天走！”
“我们见了面，你就更不肯走了！别说你，就是我，我也会感情冲动地拉住你不放你走，我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我会那样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见面！”
“我不要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醒亚，理智点，你要走，你要到重庆去，去和郑小姐——”
“快别再提她，我们已经一年多不通信，我要跟她解除婚约，我要你答应嫁给我——”
“醒亚，我不许你讲这些话，我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我要那么做，我早在三年前就可以做了，我绝不能在三年后的今天还做那种事！醒亚，我不要再听你讲任何话，我只要你答应我明天走！”
“琪姊，琪姊——”
“醒亚，醒亚——”
半天，半天，电话筒里沉默无声，只有两个人遥遥对泣的回音，在凄惨地波动——
“醒亚，别再哭了，你再哭，我也许就会答应你来看我了；可是，我不能那样做，那样会毁了你，也毁了我。你听，我已经不哭了，醒亚，你快答应我明天一定走——”
“琪姊，我，我走，我，我，我明天走就是——”说完，我突然放声嚎啕起来。我这才发觉姑母、表嫂、表哥、贺大哥，都正围在我的背后。我忍住悲恸，重新拿起听筒。
“醒亚，不许骗我，明天一定走，一路平安啊——”
“琪姊，琪姊，”我全然不顾身后有姑母一大堆人，连连冲着话筒呼喊不止；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
沉寂了半夜的炮声，又开始隆隆地吼叫，机鎗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听得清楚——
七十七
姑母、表嫂，帮我整理好随身带的小小行囊。姑父也披衣下床跟我话别，他交给我五百块美金，告诉我：
“这数目很少，你带去用，不必分给慧亚了，天津如还能多支持几天，我还可以想办法筹措一点给慧亚电汇过去——明天我不送你了，保重！”
姑父眼里含着泪，我活了快三十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他老人家伤感欲泣。
我到报社做无言的告别。编辑部和工厂的同仁仍在埋头工作。我没有勇气跟他们说话，我觉得自己羞耻，我将做一名“逃兵”——我一直在报社待到天亮，看他们编，看他们排，看他们校对，看他们拼版，同仁们似乎发现到我的异样；可是大家几乎通宵无语。全部报纸印齐，开始发售以后，我默默地，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走出报社大门。我多么想再回头多望一眼；然而我的头颈也如千斤重担压在上面，失去了灵活转动的能力——
我吩咐庞司机开车，漫无目标地在市区内行驶。
炮弹仍在纷纷落下。车身像走在地震的土地上。我全然不顾，让车子几乎走遍了半个市区，除非是若干街心的大火浓烟阻挡了车子的去路。庞司机一点都不明白，我要在这时候，在这些地方兜转是为了甚么？我也不明白我要在这时候在这些地方兜转是为了甚么？也许我是要再多看一眼天津的街道与市民？也许我已经精神失常？也许我已经昏迷痴呆？
“油马上要光了，”庞司机回转头来，大声地告诉我，“您也该回去休息啦！”
我看了下手表，已经是清晨八点钟。
车加满了油，回到家，姑母、贺大哥、表哥、表嫂都在门口焦急地等我。表哥把姑母为我整理好的那只皮箱递给我，表嫂把那张唐琪的照片递给我，贺大哥把唐琪的那封附有飞机票的信递给我。
我要上楼拜别姑父，姑母告诉我：
“你姑父刚才跟我们一块在门口等了你半天，现在已经去海关上班了。”
贺大哥送我去机场，在车上他强做个苦笑，对我说：
“我要负责把你‘押解出境’，好对唐琪交代！”
庞司机猛一回头，冲着我哭丧着脸：
“您，您，您真地就要走啦？”
我点点头。他的嘴角一咧，转回头去，然后连用衣袖擦拭脸部，显然是在擦拭眼泪。
八时半到达小机场。乘客们似乎都早已到齐，大家正极度不安地纷纷谈论为何跑道上不见飞机踪影？经过机场人员解释：“机场根本不能停留飞机过夜，因为共军大炮一直没有间断往这儿射击，今晨一架飞机已自青岛飞出，九时前大约可以飞抵此间。”大家方始稍稍安静下来。
我悄悄地环视一下旅伴，企图发现唐琪所说的那个富商。可是，在这一堆人中，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人物正不在少数。只有这种人物才有资格在此时此刻飞上青天；我看看自己，夹在这一群中，不觉有点尴尬。
飞机到了。大家争先恐后地进入机舱。我和贺大哥握手，和庞司机也握握手，同时塞给他一厚迭钞票。这时，有一个胖子现了原形——他急得跺脚顿足，跑来跑去，并且大叫：
“飞机千万不能起飞呀，我的未婚妻还没有赶到！”
有人埋怨他，和夫婚妻一路走，为何今早不把她一起接来机场？他一面跳一面拿着一张信纸吆喝：
“我早晨去接她，她给我留下了一封信，说她已经直接来机场了！到现在还不见她的影子，出了意外可不得了！我再去给她打个电话，马上就回来，螺旋桨千万先别转动呀！”
他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一脸奇异惨白：“她不来，我也不走，我绝不走！”一面大叫着，却一面踏进机舱。他坐定之后，还继续高喊：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的小白鸽子答应我一同去上海，我的小白鸽子——”
胖子的狂叫，显然引起了所有乘客的厌恶与反感。当查票人员清查乘客人数，发现并无空位时，立刻勃然大怒，痛斥那胖子犯精神病：
“全部机票和乘客都在这儿，你还有甚么未婚妻，甚么白鸽子要来搭飞机？”
一颗炮弹落在约摸四百公尺以外的跑道上。没有比这个更为有效地催请飞机迅速起飞。
舱门尚未关妥，机身已像直升机般地升起。刚刚升起一百多公尺的时候，又是一声炮轰，眼见炮弹由机身旁侧擦过，再稍稍靠近一点，一切都完啦！
我猛然想起，我不会这么死掉，因为唐琪这时一定正在为我祈\。
机身平安地在高空飞行了。我扭头看到，那个胖子安坐在一边连打哈欠，就要睡着了。他并没有为唐琪留在天津不走而继续焦急。
中午飞抵上海。我找到维他命Ｇ，在他的宿舍里昏昏沉沉地痛睡到第二天——十六日，天亮。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上海的清晨街道上，猛然想起该给天津家中和贺大哥拍回一纸报告平安抵沪的电报。
天！我没有听错吧？电信局的人员再三拒绝我的请求，他告诉我：
“从昨夜起，天津电报断啦，看情形，天津恐怕已经沦陷——”
天津确实沦陷了。十七日的上海各报一律刊出下面的消息：
“天津在十五日深夜开始激烈巷战，十六日清晨全市沦入共军之手——”
七十八
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搭夜车前往南京。
到南京的第二天，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移往广州。又过了两天，蒋总统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再过了两天，北平沦陷。
一连串的坏消息，使这个春天比隆冬更为阴冷。
难民像浪潮般，每天由江北涌进南京。南京的市民和公务员又都像潮水般，每天由下关车站涌向上海。有钱的人们早已飞走，若干政府官员也早已溜往上海观望“行情”。人心与币值可怕地降落，谣言与物价可怕地飞扬。街头巷尾多了两种生意：一是准备逃难的人拍卖衣服家私，一是金元券信用丧失后，大家争相买卖银圆。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厌恶达于极点，但对若干政府官员的无能与国军的节节后退，也显示出最大愤懑与失望。
南京的市民和公务员们获有四个月的时间做离去的准备，当然，这四个月对于他们仍是一段危难悲痛交织的苦日子；不过比起不能从容撤退的平津两地的市民与公务员来，却又属幸\。南京是四月廿三日撤守的。撤守前三天，我始前往上海。就在那一天，英国撤侨的军舰“紫水晶”号遭受共军炮轰，舰上人员死伤甚重，被迫在南京下游搁\。共产党已经疯狂啦，他们这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骄横无理的暴行，使国际间大为惊讶；可是更令世人惊讶的，是痛挨炮轰的大英帝国在不多日后率先承认了中共政权！
我在南京一直住了三个月。在这冷酷阴闇的三个月中，我也获致一些温暖：
报社总社长坚留我在总社担任主笔，使我免去失业之苦；最低领袖几乎和我朝夕相处，他给我的深挚友情，使我感到快慰；美庄突然有了音讯，最低领袖交给我一封信，那是美庄写给他的：
最低领袖：久不写信问候你，歉甚。现在我要恳托你一件事——就是请你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如果，你也不清楚，务必请你多方打听。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曾往天津小住，与醒亚同游平津名胜，至为愉快；不幸最后两人吵翻了脸，我便睹气跑到上海，游览了苏州、杭州以后，便只身返渝。
返渝后，我曾前后接获醒亚三封信；可是我一时犯了娃儿脾气，立志一定要接到醒亚十封信，才肯给他回信，才肯恢复邦交。我有这种自信，我坚信醒亚必会一连给我写信来。然而我没有想对，醒亚的信竟然再也不来了。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但是我仍然盼望醒亚的信来，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他的，所以我把当初自己立的志，打了个对折——只要醒亚给我写五封信来，我就立刻跟他通信。难道他已经写了三封，就不肯再继续写两封吗？绝对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还在爱我，并且我知道他会永远爱我。他实在是一个忠实于爱情，忠实于我的人。我曾冤了他，说他不爱我，爱别人，后来我已经想通了，他并非如此，只是他不太懂我所以向他撒赖撒娇的原因与目的。醒亚稍稍缺乏一点风趣，有时候有些不解风情，这也许是他的唯一的缺点——我爱他如初，我每天都在等候他的来信。我有点恐慌，也有点气忿了，我又最后一次“立志”：只要醒亚再仅来一封信，哪怕只有三五个字，我就宣布解严令，立刻跟他通信，甚至答应他回到天津结婚。醒亚也太狠心了，他居然再多一封信也不写来了。我觉得我受了太多的欺侮与伤害，从小父母说我是“不许苍蝇踢一脚的人”，如今我竟活像被兽蹄踢得遍体鳞伤——我绝不能再破坏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低的誓言——他不写第四封信来，我死也不写信给他。我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向他无条件投降。自从认识醒亚，我为他设想、向他让步的地方已经够多了，我担心我这么做惯了，一旦结婚以后，他会要求我处处做更大的让步——由报纸上我看到了他当选天津市参议员的消息，我曾想给他拍个官样文章的贺电去，看他反应如何？可是我终又阻止了自己这么做，我怕他误会我向他谄媚，我并不把参议员看成了不起，我本希望醒亚从政做官，而他偏偏又干起专门跟做官的找麻烦的民意代表来，简直是故意气我。我恨他做参议员，我想象得到，参议员繁忙的生活，会使他无暇多想到我，甚而淡忘了我。
我呕这口气，想不到一呕竟呕了一年多！日前看报，突然触目惊心地看到天津沦陷的大标题，我简直吓呆了。最近一年来，不怕你骂，我一直很少看报，看报也是专门看看电影广告及其它娱乐新闻，国家大事我一向不感兴趣，虽然偶尔听父亲讲起国军剿共战事越来越转向不利的消息，但始终没引起我太大的注意。一万个想不到天津竟这么快就失陷了。我这才发觉我曾经立过的那个志，起过的那个誓，是多么荒谬而毫无意义！如果醒亚沦入铁幕，呀，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要哭了——
书归正传，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又是我们的“领袖”，不能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犹豫了好多天，终于决定给你写信，请你设法打听醒亚的消息。我多盼望他已事先或事后逃出天津，那么他一定会到南京去的，因为南京有他的报社总社，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伤心发牢骚了，他一直爱报社甚于爱我，我知道他如果逃出天津，他必去南京找他的报社，而不来重庆找他的未婚妻——
最低领袖，请快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快，快，快，用航空快信双挂号告诉我，或是加急电报告诉我！我向你敬礼！
美庄
最低领袖给美庄拍了加急电报。我全然相信，也感念美庄对我真切的关怀，我还在思考如何也写一封长信寄给美庄时，美庄迅速地先寄信给我了。那信，充满嗔怨与责怪，也充满热情与恩爱。
最低领袖已经听我把美庄上次在天津与我争吵的原原本本，以及我与唐琪相识的始末详叙一遍，他表示非常钦佩唐琪，同时他也为美庄辩护，认为美庄态度虽然不好，但仍系出于一片痴爱我的心理。最低领袖从未见过唐琪一面，与美庄却有三年同学之谊，他似乎有点偏袒美庄，这是极自然的。
我和美庄开始通信，信中双方都绝口不谈唐琪；可是，我不敢担保唐琪的影子已全部在美庄心中消逝，而我，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片刻不想到唐琪。唐琪本来是可以到上海的，为了我，她宁愿把自己关进铁幕，今天我能和美庄自由地通信，都是唐琪所赐予。尽管唐琪一再要我跟美庄相爱，跟美庄结婚；然而我却感觉我果真那么做，便越发对唐琪不起。然而，我不那么做，除了白白伤害美庄外，又有甚么特别对得起唐琪呢？
我不再爱美庄也救不出来唐琪了。我不再爱美庄也不能补好唐琪心灵上受过的太多太大的创伤了。而唐琪口口声声要我去爱美庄，并非花言巧语，她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她的处处为我设想，为我牺牲，都是来自无比的真\。渐渐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件违背唐琪的意志的事。渐渐地，我觉得，为了听从唐琪的话，我也得继续爱美庄。
美庄来信约我去重庆，最低领袖催促我去重庆，连在青岛的表姊和我通信时也赞成我去重庆。我不能马上去重庆，因为我刚刚担任报社主笔工作，文章还没有写几篇，就要请假，甚至借薪离京入川，实在对不起报社和厚爱我的总社长；紧接着，报社准备迁往广州出版，我被指派兼任一部分照料工作，更不好推卸责任一走了之。
最低领袖在四月初把他的杂志社迁往上海。我跟报社最后一批撤退的员工，在行车时间已形大乱的下关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始于四月二十日抢搭上一列火车。车行半途，一部分乘客被赶下来，改载军队，我们庆幸被留在车上，得以安抵上海。
在我离开南京的前几天，心情恶劣异常；可是却有一桩喜讯到来——贺大哥自青岛来信，原来他经过数月的东躲西藏，终于冒险化装逃出，沿津浦线到济南，转胶济路，抵达青岛，并且找到了表姊和表姊丈。在信中他报导了许多天津沦陷后的新闻，共产党不外仍是那一套清算、斗争、杀人、洗脑、血腥恐怖统治。另外他特别告诉我四件事：我们的报社已被封闭劫收；唐琪没有消息，听说去了北平；我的姑父全家平安，不过已被赶出那楝小楼，共产党认为姑父一家人没有必要与资格再住那么“大”的洋房；高大爷在各种欢迎共产党的场合很活跃，由于带领共产党接收电信器材有功，仍旧官居电信局处长职位。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沦陷，第三天太原沦陷，太原城破前夕，忠贞反共的公务员和眷属五百人集体自杀。
到上海的第四天，上海保卫战正式闻始。上海保卫战足足打了一个月，国军捷报频传，共军伤亡惨重，一时人心大为振奋；然而那却是整个大陆关进铁幕之前，国军打的最后一次硬仗了，防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恳促进政府觉悟改革的责任，因此，他必须跟着政府走！
最低领袖终于跟我一块儿到达广州，他的杂志已无力量出版，经我推荐，他到我们广州的报社担任撰述委员。五个月后，广州沦陷，最低领袖没有出来，我无法再强带最低领袖离开广州，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遥远的重庆。
七十九
我是十月初到重庆的。
去重庆以前，我本决定前往台湾。贺大哥和表姊、表姊丈都在六月间青岛撒退时，随国军登舰，到达台湾。表姊丈已在台北邮局工作，贺大哥在台北一家中学里\到一个教师职务，他们来信要我即去台湾，并一再描述台湾风景幽美，民风淳朴，大米特别便宜，生活容易维持，他们又建议我到台湾来做体育教师，或是写写文章卖卖稿子，都可以过得安适。
当我决定赴台，同时也决定了要最低领袖和美庄与我同去。这是我在大陆自由区域里，最亲的两个人了。一个是老同学，一个是老同学又是未婚妻。最低领袖表示愿意跟我同走；可是，在我一连寄出好几封催促美庄速来广州然后偕同赴台的信后，美庄仍旧犹豫不决。她渴盼我去重庆。她信上说：重庆即将恢复到抗战时期的冲要地位，重庆人都正在纷纷议论一旦广州不守，国都势将再度迁来重庆：她又说；台湾弹丸之地，怎能与四川天府之国相比？当初打日本靠四川，今天打共产党少不得还是要靠四川，所以她有一百万个理由要我到重庆去。我再连续发出数信，告诉美庄：今日重庆万难再与抗日时代的陪都相提并论，由于国军精锐多毁于东北、徐蚌两大战场，并且民心涣散，精神崩溃，想靠西南一隅扭转乾坤，实在希望渺茫；此后一切必须从头切实做起，所以复国的基地应是台湾无疑。可借，我这些信，并不能获得美庄的同意。
我开始为难了。去重庆？还是去台湾？最后我决定了：去台湾，然而去台湾之前，先到重庆把美庄说服，带她一块回到广州，再同去台湾。
我的决定，最低领袖完全赞成。表姊、贺大哥来信也表示十分赞成，表姊还为我凑了一部分钱充做往来的旅费。
在飞往重庆的旅途上，我感慨万千。整整十年前，我山太行山下来，渡黄河，经豫陕入川，一路千辛万苦，可是精神极为奋发极为愉快；如今安坐在地球上最快速、最舒适、最神气的交通工具上，二度入川，却是无限忧伤无限辛酸。只有想到将和一别两年的美庄会晤，心头方始泛起阵阵喜悦。
在旅途中，我也想到了唐琪。我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反正，我是离她越来越远了。我正在天空自由飞行；而她，却身陷铁幕。“去重庆找美庄！”唐琪曾这么嘱咐我。唐琪爱我，她不忍心我沦入铁幕，所以千方百计救我出走；美庄是我的未婚妻，我如忍心任她沦入铁幕，那，我和唐琪一比，岂不是太卑劣，太可耻了吗？何况，唐琪是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甚或生命来换取我的出走，而我并不需要牺牲甚么，便可以换取美庄的出走——
美庄到珊瑚坝机场接我。她快活地，热情地，欢迎我的来临，彷佛两年前，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那次可怕的争吵。
可是，当我提出要她早日与我同去广州时，找们又不能避免争吵了；不过一开始那是很小的，并不严重的争吵。
没想到广州的噩\来得那么快，十月十三日广州沦陷了——我刚刚到重庆一个星期。
在这一周内，美庄大尽地主之谊，招待我吃最好的馆子，喝最陈的茅台和大曲，到最豪华的舞厅跳舞，逛南北温泉，还特别到沙坪坝校园和嘉陵江畔追觅我们的旧梦。美庄已学会了驾驶汽车，她自己拥有一部一九四九年“克赖斯勒”座车，她得意万分对我讲：
“我这部‘克赖斯勒’比你大参议员在天津的那座‘道济’还名贵一等哟，不过比起父亲现在坐的那部‘林肯’牌，就又逊色了！你知道吧？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就是‘林肯’、‘卡德拉克’，二等的是‘别而克’、‘克赖斯勒’，再等而下之，是‘庞帝艾克’，‘帕克’、‘道济’、‘普黎茂斯’、‘第索透’、‘福特’、‘雪佛兰’、‘纳喜’、‘斯杜培克’——看我已经成了汽车专家啦！”
日子在甘美安适中度过；可是我的心绪一直不宁，我恨不得早日偕美庄飞离这座当年曾被我赞颂、热爱的山城。
抵渝后，我曾连接最低领袖两次电报，催我速偕美庄返回，好一同赴台，我也连覆两电说即日去穗，想不到广州却竟这么快就丢了。我盼望最低领袖能够事先逃出，到香港，到海南，到台湾，到哪儿都可以，只要别陷身铁幕；又过了一周，他杳无信息。
我有点埋怨美庄，她若立即随我去穗，最低领袖绝对不会和我们失去联系：然而，我并没有把这抱怨的话说给美庄，因为说了又有何用？而我知道，最低领袖如果沦入铁幕，也绝非美庄所乐意造成的事。
重庆比抗战时期更繁荣了。都邮街、林森路、陕西街上，林立着巨大的百货公司，与耸入云霄的银行大厦，使我恍惚感觉仍置身天津或上海。欧美洋货充斥市场，没有人再穿抗战时的粗呢、麻布或阴丹士林布，娱乐场所日日夜夜满坑满谷，流线型汽车风驰电掣地在街上穿梭往来，望龙门的缆车早已修竣，人们上坡下坡不需要跑路或乘滑竿——重庆在进步中；然而我看到了它的阴影。
尽管四面八方的人都一骨脑儿奔来重庆，把命\交托给重庆；可是重庆，在披上了繁华的多彩外衫以后，当年那种坚苦卓绝的精神已无处可寻了，虽然当年也有少数人在这儿唯我独尊地享受豪华，我还清楚记得我曾和最低领袖愤慨万状地咒诅过那批发国难财享国难福的家伙们，和今日一比，那批家伙的生活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重庆正走向麻痹，糜烂。
重庆已有人满之患。由歌乐山、新桥、新开寺、林园、山洞、小龙坎、化龙桥、一直到市区上清寺，大小别墅式的房屋，在山林间，在公路边，毗连地赶修起来。战事稍形稳住一点，大家便把这儿视为固若金汤的堡垒或是世外桃源，房地价、银元券（金元券已经不用）便一起涨，忽有前线不利消息传来，大家又把这儿视为朝不保夕的危城，于是有钱的人争相飞往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日本，甚至美国——房地价落了，银元券也跌了，美钞、黄金猛涨，谣言满天飞扬——人心苦闷，需要刺激：将要离开重庆的人以“临别纪念”的心情，大玩特玩；决心不走却又知道共产党来了一切都得光的人，抱定“早光也是光，晚光也是光，不如痛快地现在光”的心态，也大玩特玩——因而，重庆更麻痹，更糜烂了。
美庄的父亲对大局却很抱乐观。他一再告诉我：四川是宝地，是福地，要我放心大胆地住下去。虽然，他并没有直言反对美庄跟我去台湾；可是，我看得出他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本身不想离开重庆，同时又多次劝我留在重庆。
美庄似乎也不明了他父亲不肯出川的原因何在？举家去台湾，去香港，继续在那边过舒服的生活，他都有足够的力量；否则共产党来了，要讲清算斗争，郑总司令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对象。军阀之外，“地主”、“富豪”、“反动”，任何一条罪名，都会使他“扫地出门”甚而不能保存生命。然而，他不肯走。
美庄希望她母亲跟我们同走，我立刻高兴地同意。美庄的母亲，我也有奉养的义务。可是郑夫人自己不肯走。她的理由很单纯：“总司令走，我就走；单叫我走，我绝不肯白白便宜了黄山上那两个不要脸的烂女人，她们倒早就想把我请走哟！”
美庄显然陷在困惑中。不过我看得出：她跟随我走的意念正在逐日增加。可是，一天，她又突然告诉我：
“我看，我们还是一起留在四川吧！最近大家都讲台湾危险，连父亲都讲果真大局再形恶转，台湾绝对要比重庆被共产党更早先占领。我们留在四川还可以往西康、云南退，康滇的省主席和将领们都是父亲的莫逆好友，到他们那儿跟在自己家一样；如果我们跑到台湾，一旦共军登陆，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岂非只有跳海一途——”
我当然对美庄的论调表示异议。感谢天，事实为我的辩论做了最有力的左证：
十月下旬，在台湾的门户金门古宁头登陆的共军，全部覆没，死亡万余，被俘七千！紧接着十一月初，在舟山群岛登步岛登陆的大批共军，遭遇到同样命\！国军在金门、登步两次大捷，使台湾突然放射出万丈光芒！
“算你这次没有替台湾瞎吹牛。”美庄笑嘻嘻地对我说，“不过，你如果能够耐心地等在四川，看我们四川队伍打共产党的好戏，保险比台湾的中央军打共产党更出色哟！这几天，我看父亲特别兴奋，特别忙，散驻在四川各地的将领，都纷纷赶来重庆跟父亲密商大计，连我那在川北带兵的大哥昨天也回来了。看情形，父亲这次要在保乡卫民反共救国大业上，大大地表现一下了。父亲虽然不是现任川军统帅，可是那些四川将领大多数都是他的旧部下，他如发号施令，保险三军会个个当先——”
十一月十日，一条意外的坏消息刊于报端：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该二公司全部留在香港的飞机，飞往北平投共！这两个叛徒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仅是那些架值钱的飞机，而是使自由区域的空中交通骤形停摆，迫使巨大数目的忠贞人士与宝贵物资无法飞往台湾。
重庆顿时呈现出恐慌。必要时上天飞走的最后一计，势成泡影。民航空\队的飞机成了唯一的空中宠儿与人间救星；可是，他们的飞机数量太少了。用各种方法抢搭飞机的花样，开始在重庆上演，那白热化的镜头，比我在天津看到听到的更为唬人。
湖北、贵州的战事在失利中，共军已以钳形攻势自鄂黔两省伸向重庆。
如果郑总司令肯出面，美庄和我二人的飞机票，拿到手是无问题的。可是，他不肯管这件事。飞机票已越过了巨额金钱可以自黑市获得的阶段，非依赖权势无法解决了。这也难怪，在这最后关头，政府控制的飞机当然要尽先载\重要官员与显赫人物。靠我自己，乱世中的一个新闻记者，实在无法获得两个机位。
我想，也许重庆还能支撑几个月；我只好静心地等候下去。可是，进入川境的共军，看来根本未曾遇见任何抵抗，没有几天功夫，就逼进了重庆外围。
郑总司令确如美庄所说的，仍在忙于和一些将领们密商大计；可是我终于惊愕万分地发现并证实了：他们并非密商如何抵抗共军，而是密商如何靠拢“立功”！
十一月廿八日的下午，整个重庆的市街陷入混乱，到处塞满搬\东西的卡车、小汽车，和行人。我跑到若干机关打听消息，每处都是人去楼空，只有一、二人员在那儿焚烧文件档案。显然政府正在紧急撒退。南岸来人谈起：共军先头部队已迫近南温泉。我不能再等，我要美庄即刻与我起程前往成都。
“我正要跟你讲，父亲今天中午郑重告诉我：不要我，也不要你走了，”美庄这么对我说，“父亲在‘解放’后的四川将出山担任要职！”
“甚么？甚么？”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暴跳如雷，大声吼叫，可是我立刻冷静地镇定下来，我知道我发天大的怒火，丝毫与事无补，反会对自己和美庄的出走有害。
“父亲还特别跟我讲，说你是‘中央派’，又是激烈反共份子，如果你一定坚持要去台湾，他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动身走；不过他又说，假如你不走，他可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并且还要借重你，协助他未来的事业！”美庄说着说着，泪水涌上眼眶，“醒亚，你到底准备怎么样？你能不能答应不走？我不能放你走——”
我极端痛苦，极端凄惨地，摇摇头。
“我知道，你不会留下来的，” 美庄拉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异常冰冷，“台湾有你的表姊，有你的贺大哥，也许，也许还有你的唐——”说着，说着，美庄伏着在我的肩头痛哭起来。
我从未看到过她如此悲伤，如此辛酸，又如此驯良地哭泣不止。我拥她入怀，告诉她唐琪根本在天津没有出来，然后，哀求她必须跟我一路到台湾去。
郑总司令这一夜，一直没有回家，后来我得知他是和几个将领躲在市郊，草拟他们的投靠宣言。我几乎费了一整夜的口舌，总算把美庄说服，天朦胧亮的时候，美庄和我悄悄地，搭乘属于美庄的那一部“克赖斯勒” 座车，驶进渝蓉道上数达四、五千辆卡车、座车的长流中，往成都进发。
八十
由重庆到成都，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小座车一日半即可到达；可是，我们一走，走了整整五天。
我们沿途还越过了不少车辆，然而整个公路多处都被塞得水泄不通，一部车子抛锚，一大串车子都得跟着熄火，军车、商车，纠纷时起，我们想找一个空隙超车，非常不易。有的人不愿久候修理抛锚的座车，便把自己的座车推翻到公路两边的田野或溪流里，改搭别人的车子前进，并为后面的车队让路。好在美庄的“克赖斯勒”机件良好，那位司机的技术也异常熟练，五日路程，一直没有发生故障。
离开重庆的第二天——十一月卅日，重庆已告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公路上。如果共军立即沿成渝公路北上，我们这一长串笨拙缓进的车队，势将全部被俘。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在内江等船\汽车过江，因为车子太多一等竟等了两天，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滋味，我们这批人，可说尝了个够。
十二月三日，我和美庄安抵成都。五天以来，我们一直在车上合衣而卧。美庄高叫着：“头昏、腰酸、腿疼，百病齐发！”我和司机两位男士也大有同感。我们本想在城内洗个热水澡，舒适地睡一夜；可是，看到成都的混乱情形正不亚于重庆沦陷前夕，我们饱吃了一顿“毛肚开堂”后，便直驶八十里外的新津机场。
一千以上的人正在新津机场等候飞机。
飞机不晓得甚么时候来，也不晓得甚么时候走。不过每天都来，每天都走。想搭机赴台的人，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机场。只有天黑以后，始敢各自散去，找地方过夜。
机场内房屋极少，办公室内又不能睡觉，这上千的人便把机场周围的旅社、小店、与民房统统住满。
第一天，我们就赶上了倾盆大雨。
以后，小雨不停，一直下了六天六夜。
每天只有少数的人，在大家羡慕、妒嫉的目光中，搭机离去；却有成百成百的人继续自城内涌来机场。未出三日，候机人超出了两千。晚来者，没有房子可住，夜里只好就睡在机场空地上任凭风吹雨打。搭乘自用小座车来的，也有好多位，他们在侥幸获得机位后，便将车子拍卖，最高价可卖到银元五十元，后走的人买到手中可以暂且充做数日躲避风雨的“旅店”。
美庄幸好在第一天就找到了一间“高等”住宿的地方！那是一家茶棚主人的茅草房，美庄和茶棚的老板娘同居一室，我和老板、司机三人，睡汽车。茶棚下面，每晚也都睡满了人。这家老板心地相当厚道，他的茶水与大饼，一直没有涨价。
在茶棚的难友中，不乏知名之士与流亡的高级官员。最惨的是一位学问道德久为国人共仰的国民大会代表，他每晚睡在茶棚的右端一个角落，没有铺盖，身上是大衣，身下是稻草，一条黄狗整天到晚向他不带善意地吠叫，难友们感慨地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经老板娘说明，大伙方才知道：那个角落的稻草堆原本是那条黄狗每天睡觉的地方，如今被人占去，难怪牠要抗议地吠叫不止了——大家一时啼笑皆非，那位代表先生只好幽默地拉过那条狗来，温存地抚了半天牠的头，并且抱歉地说：
“对不起呀，朋友——”
到达新津的第五天，美庄先行搭机飞台。
在这五天内，我们两人发挥了人类忍耐、抑制的最高极限。美庄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发了从未发过的怒，也表现了从未表现过的爱。她时而破口大骂诅咒我要她跑到成都受这种“死不了活不成”的罪，又时而歉疚地请我宽恕她的暴躁，后悔不该不早日由重庆随我同去广州转往台湾。她时而指责自己父亲投靠的不义，又时而抱怨自己离家的不智。她时而恨我入骨，又时而爱我如命。她时而想返转重庆或回成都城内坐等“解放”，又时而对共产党感到极端的恐怖，一再对我喊叫她绝对不能忍受“铁幕”的统治。我知道，她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我一再警告自己，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有一点刺激美庄，我不能跟美庄再发生一点争吵，我对她的抛弃双亲随我出走，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予我的爱与信赖，没有任何途径答报，唯有负起全责把她护送到台湾，使她在那儿自由愉快地生活下去。于是，当我们的机位一再拖延不能解决时，我决定了：如果先有一个机位，或到最后一架班机也仅只能获有一个机座时，我应该要美庄走。
我这一提议，一开始当然美庄不肯接纳，“要死死在一块儿”的心理，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例外，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男人，又何尝能够例外？在美庄哭得死去活来之后，我暂时答应了放弃要她先走的计划。可是，当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一位仁慈的飞机驾驶员交涉出一个机位时，我立即坚决地要求美庄登机离去。
“你一下飞机就去找慧亚表姊，她会好好地接待你，我顶多三、五天也就会赶到台北，万一搭不上飞机，我可以跟随国军退往西康，或是投入正在成都招兵买马的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赵恫将军的母亲）与准备在四川打游击的国大代表唐式遵将军麾下，等待机会离开大陆，转往台湾找你——如果，你不先走，而我先走，你就很难逃出铁幕了，那我们此生也就再无相会的机缘了——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是个男人，把你先送住平安地区这是我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事；否则，我的罪过就太大了。答应我，美庄，答应我，好美庄——”我连拉带推地劝慰着美庄，强把她拖到了机舱门口。
美庄终于答应先走。不顾机场内那么多只眼睛的集中注视，她抓紧我的肩头，一面低泣，一面说个不停：
“醒亚，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你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多后悔已往对你的猜疑，我多后悔过去对你的争吵，我简直觉得没有一天好好地爱过你，你要快点到台湾来，让我们在台湾结婚，开始过幸福的生活，过一辈子幸福的生活——”
美庄进入机舱以后，又跳下来，拉我到一边，要把带在她手提包里的三十条黄金分给我一半。我坚决要她全部带走。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如陷身铁幕或死在铁幕，腰缠黄金又有何用？她应该全数带走，万一我不能逃出，她在台湾不是更需要一笔生活费吗？我不敢想下去。我把美庄推回机舱。
美庄走后，我像自心头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完成了一桩悠长岁月的宿愿。我感到心安与宁静。我更有一个虔\教徒的心情，感到自己必可获救飞往台湾，因为我做了一件上帝希望世人做的事，上帝会赐福给我。
果然，美庄走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也就是我到达新津的第七天，我意外地发现到一架搭了许多新闻记者的飞机即将起飞，在机舱门口，我惊喜地遇见两位抗战期间与我同在重庆跑新闻的同业友人，经过了一波三折的交涉，我终于被加进了那个小小集团的名单，在当日下午两点钟，像梦幻般地，我被带上了天空，与危在旦夕的成都赋别。
气候恶劣，整个天空一片昏暗，愁云惨雾凄风苦雨一直紧紧包围着我们这架飞机。黄昏时分，突然看到了夕阳的余晖，天放晴了吗？啊，不，原来我们飞到了南中国海上空。大陆已被抛离得无影无踪。
兴奋使我们这些过于疲乏的人们，无意入睡。就在这时候，机身突然一连串的急遽地升降，与一连串引擎失常的声响，使每一乘客都敏感地意识到飞机可能发生了故障。一阵惶恐急掠过每个人的面庞；接着是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驾驶员和服务员要大家镇静，他们告诉大家：就要到海南岛了，飞机的毛病不大，必要时将在海南岛降落，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海里。
许多人垂头合眼念念有词，显然在祈求天佑，我也以最虔\的心情开始\告。
\告了没有好久，不知不觉间我竟睡熟了。
突然，似梦非梦地，我感到足以粉碎头脑的震动，剧烈的耳鼓疼，与奇异的恶心，同时听到极为混乱的哀号，我似乎刚刚企图睁开眼睛分辨一下究竟发生了甚么事？可是，已经来不及，我完全失去了知觉。
————
天！当我醒来时，世界对我已经变了样：
没有一点飞机引擎的声响，没有机舱，没有旅伴，我以为自己仍在梦中，可是我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左膀在剧烈地疼痛，我用右手抚摸了半天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的左腿已完全麻木，接着，我听到周围一片绝望的嘶喊与凄厉的呻吟，再接着，我看到了我左右两边僵直在血泊中的尸体——
一点不含糊地，驮我们奔向自由的那架飞机，已经在强迫降落时跌毁在海南岛。
我听到了活人讲话——居然还有几位轻伤的幸\旅伴。当他们检视全场之后，我得知由于机舱里装有笨重的器材，翻跌时，因为各人在机舱中占有的位置不同，半数以上身负重创，二十名以上的旅伴被压砸死亡，而其中竟包括那两位在新津机场为我奔跑机位的记者朋友。生死之间的距离竟如此短暂，生死之间的隔墙竟如此单薄，脆弱呀！泪如泉涌地，流向我的耳根，流向这块毁灭了我的旅伴，然而拯救我了我的生命的土地——
我被拖出了尸首堆；可是，我又立刻跌倒下去。
我的腿已失去支撑站立的能力。
我被送往海口医院。
八十一
我和二十几位“大难不死”的难友，在医院一共住了十天。那是一家教会医院，院长是一位犹太人，医生和护士都是广东人。设备还不错，不过不能动大手术。我们每人的脸部和周身都是一片血污，经过一再洗涤、消毒之后，表皮上龌龊的紫红色总算消失了，可是，大家又都变成了黑种人，原来每人周身的每一支微血管都已震破受伤。劫后余生的一群，每天互相指叫着：
“黑张飞！”“黑李逵！”
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我托医院给表姊、美庄、贺大哥拍了电报：“平安抵琼，日内即行飞台”我没敢告诉他们飞机失事的实况，我怕她们，尤其怕美庄会过于焦急。
我的左腿一直在疼痛中。我想台湾会有更好的医院为我\治。我渴望早日飞往台湾。
十二月二十日，我飞抵台北。
美庄、表姊、贺大哥都来接我。我多希望一下子跳下机舱，和他们一一拥抱；可是，我不能够。我被担架抬下扶梯。美庄首先冲到我跟前，惊讶地叫出来：
“怎么？你生病了？病得这么厉害？”
表姊和贺大哥也赶忙跑到我面前，一齐喊着：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不要紧，摔了一下腿，已经快好啦！”我这么说。
“在哪里摔的？”美庄问我，“你这位体育家，摔两下从没有在乎过呀！”
“好家伙！”与我同机而来的一位旅伴，吐了下舌头说：“他这回是从飞机上摔下来的呀！小姐。”
美庄跟表姊尖叫了一声，并且相互地说：
“怎么样？醒亚果然在那架海南岛失事的飞机里！”然后，她们告诉我：她们已由报端看到一架飞机自成都飞出，摔落海南岛金牛岭乱葬岗的新闻，她们深恐我会搭在里面，害得她们几乎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接到我的电报才放了心；想不到，我竟然还是坐的那架飞机。
离开松山机场，一路上，我饱览台北风光。我看到了晴朗的冬日阳光，我看到了油绿如春的田野，我看到了安谧整洁的马路，我看到了玲珑美观的建筑物，我看到了棕榈、大王椰子，我看到了多家院落里伸出竹篱墙外的艳丽的花树，我看到了自由翱翔的飞鸟，我看到了安详地迈着轻快步子的行人——我多么喜欢这个城市。可是，我无福多欣赏这个城市。到达台北的第二天，我便住进医院，一关，就关了五个月。
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住这么久的医院；然而，更多更多我想不到的事情，也都一连在我住院的期间发生。
一开始，美庄几乎每天到病房来，给我送报纸、杂志、书、罐头、点心、牛奶、肉松、糖果、整只的煨鸡，还加上一束鲜花。表姊、贺大哥，以及医院的医士，无不对美庄备加赞许，认为她具有无限温柔、体贴、耐心的美德。
美庄显然对台湾甚具好感。她已由表姊大伙儿陪同，游过了草山、北投、乌来、碧潭。她一再对我说：一俟我痊愈出院，就跟我结婚，然后到日月潭，阿里山度蜜月，她有比我更多的多彩幻梦。
我委实感觉对美庄不起，在重庆学生时代，我住在医院里要她守护，今天到了台湾，我又住在医院里要她守护——美庄越对我细心温存，我越觉得愧疚不安。几乎有好多次，我要劝她不必每天来看望我，还想告诉她，她应该自己多有一点时间逛逛街、买买东西，或是看看电影、听听平剧。可是，我一直没有说出来。也许我太自私了——我仍愿意美庄终日留在我的病榻旁边。
一天，美庄告诉我，表姊一连陪她看了两次自上海来台的“顾正秋国剧团”：
“台北的戏院，比不上平津那么考究；可是角色还不错吶，尤其顾正秋的‘锁麟囊’与‘昭君出塞’演唱得实在太好——醒亚，你快点好起来吧，我要你早日出院陪我去看平剧呀——我好想听你唱两段，我也直想唱一唱啊，快好起来，快好起呀！”
我多渴望快好起来。令人焦虑的，却是一直没有起色。由于震荡过剧，肝脏、脾脏都出了毛病，发烧、头疼、贫血，并发症也一齐发作，而最要命的是那只左腿，经过一再透视与\察，由于大腿骨插进了盘骨，并且一部分小骨头碎了，必须绑裹好厚厚的石膏，不能动弹一下。医生习惯地不肯告诉病人的病症真相，他只要我安静休养，恢复体力，每天给我注射大量的防止发炎的盘尼西林，和各种补血、健身，以及增加营养的针剂。他也时常拉拉我的手：
“放心，绝对没有生命危险！”
我问他我会不会变为残废？他摇摇头：
“大概不会，要看里面的骨头是否能够慢慢地长好？所以，你必须多休息。”
在我住院约摸一个月之后，美庄由表姊家搬到新公园内中航招待所去住。我和表姊都曾表示反对，可是美庄坚决要去，她也有不少理由：
“表姊家房子根本就不大，只有一间六迭榻榻米的卧室，和一问八迭榻榻米的客室，另外就只剩下个四迭的小饭厅，我一直住在那个客室里，害得姐夫也不能会客了，晚上大家睡觉只隔着一层纸门，你说是不是挺不方便？表姐又不肯雇下女，每天自己买菜、烧饭、擦榻榻米，我也帮不上忙，我长这么大也从没有做过这些事——我想我们自己应该买一幢房子，不过，你又一时不能出院，我一人去住要害怕的，同时现在的房价很高，我已经看了不少幢，稍梢象样子的都得十多条黄金，住进房子过日子的钱就不宽裕了。我还有两个钻戒，可是舍不得卖，据说台湾卖不上价，最好将来能托人带到香港去卖。所以现在我只有搬到旅馆去。中航招待所环境很幽雅很高尚，空出一个房间来好不容易，我决不能放弃这个搬进去的机会——”
我无法阻拦她，也不想再阻拦她，一切都怪我不好，我不能把她的生活安排得妥当，我应该多尊重一点她的意见。何况她又一再告诉我：
“住在中航招待所，当然是暂时的，你一出院，不管怎样，我们就先买房子——”
“也许，我能找到一个工作，由公家配给一栋宿舍——”我这么说给美庄听，实际上是说给我自己听，以期求得一种自慰——我总不至于完全沦为依靠自己的妻子生存的男人。
“好哇，听说台湾快实行地方自治了，你这位醉心民主政治的人，如果能当选为台湾民选的市长或省主席，那我们就不愁没有官邸了——”美庄半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然后她欣然离去。
美庄搬进中航招待所后，仍旧不断地来看我，偶尔不来时，必会叫招待所的仆欧给我送来点心或煨好的鸡汁。
贺大哥代美庄进行好了一个国文教师的位置；可是，美庄不愿意就。我不好勉强她非去不可，我觉得美庄已经受了够多的委屈。
美庄也常以寂寞，不知如何打发日子为苦。她更着急的，是不能使自己的财富再形增加。她几度跟我商议，要把她那三十条黄金换成西药、或是福州杉木，又要投资跟一位四川同乡的太太合伙做跑香港的生意，我对于理财太不擅长，毫无意见贡献。表姊建议美庄办一所幼儿园，贺大哥建议美庄创办一个杂志，将来由我负责经营，美庄都没有采纳；最后，她把黄金统统换为新台币，存到一家贸易行里，她非常得意这个决定：
“放高利贷，是目前全台湾利润最高的一宗生意！”
大陆上，大规模的战事已经没有了。除了骁勇善战的国军李弥部队在滇西缅甸边区艰苦地建立了坚强基地，合各省零星的游击据点以外，整个大陆全被关进了铁幕。海南岛由于补给的困难，弃守也成为迟早间的事。因此，神经过敏的人们感觉到台湾不是理想的高枕无忧的安乐窝了。不知是谁首先影飨到美庄，美庄开始怀疑台湾的防务，甚至整个反共的前途。每次来看我，她都愁眉不展地：
“醒亚，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再蹲在台湾，表演第二次成都撒退！香港、日本、菲律宾、星加坡、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行，只要能早点离开台湾，当然是越远越好。我多向往美国呀！我们这一生如果不能到美国去一趟，岂不是白活啦？”接着，她告诉我，她必须加紧做生意，赚出到美国后的费用来。
我很清楚，今后在台湾，人人必须过克难勤俭、卧薪尝胆的苦日子，才有办法，才有希望重回大陆。可是，我也不想多给美庄泼冷水，我给她的太少了，虽然她说的可能都是些无法实现的梦幻，我不能再把她自由幻想的权利也一骨脑地剥夺。
不过，我开始担心，她会在商业上遇到风险。我回忆起她在天津做股票的情景，那时候遭遇到多大的失败，都还有父母撑腰做后台；如今在台湾，她甚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我的爱情，而爱情在紧要关头是变不出一文钱的。
看情形，美庄的生意还顺利。她添置了不少件新行头，大部分都是香港货，她还给我拿来几件衣料，要我出院后裁制西服。她的发型、服装、鞋、袜，以及耳环、手提包，已经是全台北、全台湾最新式最出色的了，表姊和贺大哥，甚至连一些护士小姐们都曾这么对我说。
渐渐地，美庄到医院来的时间变少了，她很\实地告诉我：为了商业，她忙于酬酢，为了排除寂寞，她又看了几次电影、平剧，并且打了几次麻将，还跳了几次舞。
她有了一个新嗜好：嚼口香糖。她每次来，都那么津津有味地冲着我，嚼个不歇，还一面向我摇着肩膀说个不停：
“吃着口香糖，跳舞，真安逸！”
她似乎看得出我并不欣赏她的表情，便俯下身来吻我：
“你讨厌我吃口香糖啊？吃得满嘴芬芳，你不喜欢吗？”
我无话可讲。
“你快点好起来呀，”美庄继绩嚼着口香糖，“我要跟你跳舞呀！现在请我跳舞的，都是些四、五十岁可以做我叔叔伯伯的商人们，我并不喜欢跟他们跳呀！”
三月下旬，美庄在一个深夜跑来医院，我一眼就看出她脸上的神色，与四年前在天津做股票失败的那次归来，一模一样：
“醒亚，醒亚，糟透了！快想办法！快想办法！那家贸易行倒闭了！放有我全部存款的那家贸易行倒闭了！明天他们就宣告破产！听说债权人连一成本钱都取不回来了——”
八十二
躺在病床上的我，对于美庄吃了地下钱庄的倒账，又有甚么办法可想呢？我只有劝解美庄，并且听任美庄向我发泄怨忿与怒火：
“你从来不提醒我一声长期放账有危险！好好的三十条黄金，都换成新台币，这一下子，一两一钱都没有了！在成都机场我要分给你一半，你要拿去不就好啦吗？今天最多只能倒掉十五条，你当时为甚么不拿呀？”
“美庄，我就是拿去，来到台湾还不是要交给你吗？”
“你不会不交给我吗？”
“那怎么行？金子是你的，你要做生意或放账时，会找我要的！”
“甚么金子是我的？我们两人还分这么清楚呀？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尽管找你要，你也可以不给我呀？我胡涂，你不能胡涂呀，你是个男人！”
我不再说话。我怕惹起美庄更大的不快。
真是祸不单行，美庄吃了倒账的第三天，焦急得骇人地跑来找我：
“醒亚，这次可真是糟透了！背时透了！我跟人家合伙的一批价值二十万新台币的西药，因为漏税，完全被基隆海关和保安司令部联检处查扣没收啦！里面有我的一半，有我十万块钱的东西，你得赶快想办法，想办法救救我！这是我托人在香港卖掉了两只钻戒，又加上我两个多月来千辛万苦赚的钱，换来的一批西药，这是我仅有的全部财产啦，绝对不能查扣，绝对不能没收！”
说罢，美庄伏在我的胸前，痛哭起来。我没有哭出声音；我把眼泪都吞到肚子里去。我极为痛心美庄从事这种走私漏税的非法生意，又极为同情怜悯美庄今日的遭遇。事先，我不能劝阻美庄，事后，我又不能为美庄一伸援手——我没有讲一句责备美庄的话，我把一切过错都推在自己头上。
“你紧着骂自己有甚么用？这实在又不是你的错！”美庄说，“你可以帮我忙，跟我合伙的那个商人告诉我，保安司令部的联检处长是你的老乡，同时曾在你们天津做过甚么警备总部的副处长，他说只要你出面说一句话，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醒亚，你快给我写信，我去见那位处长！”
我摇摇头。
“怎么？你是天津市的参议员，那位处长会买你的面子！”
我再摇摇头。
“怎么？你连封信都不肯给我写呀？你要成心叫我破产，你要成心叫我落魄流浪在台湾现眼现世呀！你要——”
“美庄，”我打断了她的话，“我求求你，你别逼我做这种事好不好？我和那位处长过去在天津也算是熟朋友；他一直是一位正直不苟的好军人，何况今天台湾厉行法治，任何人任何机关也不能通融或放任非法走私——”
“我们将本图利，把医人活命的西药\来，有甚么非法？”
“偷税就是非法啊。”
“不偷税，赚谁的钱？”美庄理直气壮地叫着，“这都是你们台湾干的好事：老百姓放倒了账，政府没有办法代为追回；老百姓做个小生意，左也是税，右也是税，动不动就要没收充公！还开口自由中国，闭口自由中国，我怎么在这儿一点自由也没有？保障不了人民的存款，就是无能；没收了人民的商品，就是贪污。怪不得以前老有人批评这个政府贪污无能，真是一点也没有说错！”
“美庄，你先别冲动好不好？你这样批评政府是颠倒是非，强词夺理呀！这儿是医院，叫别人听到不太好——”
“怎么样？我才不怕哩！我父亲靠拢了共产党，我并没有靠拢共产党；我万里迢迢来到台湾，是道地道地一名反共忠贞人士，我靠拢的是张醒亚，我靠拢的是中央政府；可是你们给我的是甚么？是害我破产，是见死不救——”
我痛苦地闭上眼，面对着盛怒的美庄，我没有再看下去的勇气。
“醒亚，你说话呀，你在天津时就奉公守法，结果还不是把大好河山都‘奉’给了共产党，奉公守法有甚么用？你还不觉悟呀！”美庄用力地摇晃着我的肩膀。
“美庄，美庄，”我拉住她的双手，沉痛地，\恳地跟她说，“我们过去就是因为不奉公守法的人太多，才失去民心，才丢了大陆；今天到了台湾，如果再有不奉公守法的人，我们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膏药！膏药！一贴俗不可耐的膏药！”美庄猛甩开我，“我真胡涂！我真背时！我怎么竟会爱上一个专门卖膏药的人！”
护士们跑了进来，她们弄不清我和美庄为甚么争吵，只有劝我俩都不要再多说一句。美庄被劝到护士长室小坐。我托一位护士小姐派人给表姊、贺大哥各送一信，请她们即来医院。
表姊和贺大哥赶来时，美庄已经离去。
贺大哥答应尽全力设法代美庄多讨回一点倒账，关于走私的西药只有听任充公。表姊答应负责劝慰美庄，并以最大的\意邀请美庄回家同住。
贺大哥多日跑腿的结果，总算替美庄索回来五千新台币。美庄在表姊的一再恳邀下，迁出开支浩大的中航招待所，搬回表姊家去。表姊特为美庄大兴土木，把卧室和客室中间的纸门改造为整面的墙壁，为的使美庄住在客室里不再感到不便。表姊又把客室地面全部改为地板，她说美庄不喜欢住榻榻米；另外，表姊又在客室的落地窗外加种了许多美庄喜爱的花，表示欢迎的热忱。
一周下来，表姊告诉我，美庄的情绪已逐渐好转：
“最初两天，美庄像只受伤的小兽，躲在一角，不思饮食也不讲一句话，有时还独自哭泣。我想尽方法逗她高兴，陪她谈笑，她慢慢地开始说话了，不过都是些牢骚话。她还一度要返回大陆，她说她父亲在共产党那儿依然官高爵显，她要回去继续享大小姐的清福。贺大哥那天劝了美庄一夜，把共产党利用投靠份子的阴\详加分析，才稍稍使美庄回心转意。最近两天，美庄有说有笑了，只是还跟你赌气不肯到医院来。我看，你写个条子我给你带回去，写上几句亲密的道歉话也就算了，虽然我知道你并没有错误！”
美庄在表姊的陪同下，重来医院。我发觉她瘦了不少，我难过极了，我委实感到愧对美庄。她沉默地依在表姊背后；我宁愿再多挨她一顿声色俱厉的责骂，不忍看到她这种沮丧、悲戚、忧郁的可怜样儿。
以后，每隔三、两天，美庄便单独来看我一趟。
“现在，我只好空手来看你了，”美庄常这么对我说，“我即将一贫如洗——”
我告诉她只要她人来，我已心满意足。
“我不敢多来，来多了，多惹你生气！”美庄翘起嘴巴冲着我说。
“不会的，好美庄，”我热情地拉住她，我已经很多天没有这么热情地跟她说话了，“只要你来，你随便怎样向我发脾气，我都乐于接受！”
四月初旬，医生断定我的左腿必须锯掉，不过动手术的日子要再等一个月，因为怕我目前的体力，支持不住流血过多的损耗。
我要求医生和护士先别告诉美庄，我怕她会受不了这个刺激与打击。
可是，美庄就在这几天，开始以一个新的行动，来刺激，来打击我了。
一天清晨，美庄突然带领一位男士前来看我。我一眼便识出那是多年前我和美庄订婚之夜，在美庄家中见过的那个“团总”曹副官。
团总穿着笔挺的西装，衬衣硬领前打了一个艳丽的领花，满脸笑容地把他带来的大批食品放在桌上，赶忙和我握手问好，一面说着：
“张先生，真想不到我们大家又能在台湾见面，要不是昨天我在西门町碰到大小姐，还不知道您在这儿哩！以后我可得时常来向您请教，您和大小姐有甚么事，只管吩咐一句，我在外边还能兜得转，兜得开！”
我尽管对此人从无好感；可是人家好心好意地来探视我，我总得客气几句：
“谢谢你呀，曹副官。”
“怎么乱叫人？”美庄马上纠正我，“人家现在早不是副官了，也不能再叫他团总了——”
还没等美庄说完，曹副官立即掏出一张名片，笑嘻嘻地递向我来，上面印着他的头衔：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对不起呀，董事长！”我向他举一下手致歉。
“不敢，不敢，大家老朋友，老同志，有哈子关系？”他对我连做“老朋友老同志状”，几乎令我叫出来：“吃不消。”
接着，他告诉我：他在三十八年夏天奉美庄父亲的命令，出差到广州办事，广州陷落前夕，美庄的父亲急电召他返渝；可是，他观察大局情势，认为四川也难保住，所以便溜往香港，开始经商。
“总司令投共，太可惜了，我要在他身边，绝不能要他投共，可借我没有在重庆！”临走，他又摆了半天“忠贞反共”的面孔。
我似有一种预感：这个人撞进我和美庄的生活，我俩将同受到晦气与不幸。
八十三
团总变成了美庄的好友，美庄对我并不掩饰。一次，美庄来医院\实地对我说：
“想不到团总这个人，这么慷慨，这么热\，他一连几次到表姊家问候你的病，要我带他来看望你，我发现你对他并不太感兴趣，所以没再带他来；可是你不知道，他实在是一个好人，聪明、风趣、有礼貌、有见解。他还请表姊夫妇跟我吃过两次饭，这几天我烦闷得不得了，多亏他跑来，陪我聊聊天，吃吃咖啡，看看电影——我很感谢他，我想你也应该感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