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储蓄不够支付各 种设施、能源、围栏和兽药日益增加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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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农场的增多导致独立农民饲养的家畜的价格下降，这迫使他们离开这一
行业。1979年至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 万人。
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 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
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20世 纪90年代后期一份提交给美国
农业部长的报告指出：美国农业在从家庭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
成本非常巨大，整 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乡镇空无人烟。这个报告后来石沉
大海。
另一份由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的少数派报告于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
选临近前发布，也同样被束之高阁。这个报告揭示， 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
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
84%的肉牛屠宰和 64%的生猪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
1998年，嘉吉公司收购了大陆谷物公司的粮食处理业务，至此仅嘉吉一家公司
就掌控了美国40%的粮食仓储容量。美国司法部批准 了这一兼并。四大农业化学、
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陶氏化学和杜邦——控制了全国75%以上的玉米种子销
售和60%的大豆种 子销售，这些公司同时还控制了农业化学市场中很大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农民纷纷放弃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
业综合企业乘虚而入占领了这些地区。这一巨大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聪明的统
计方法所掩盖,表面上看来家庭式农业似乎正在发展壮大,而事实上美国的农业已被
农业综合企业巨头 们所控制。
各个大城市往往在农业不景气的地区拼命吸引工人就业。它们还为农业综合企
业巨头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税收优惠等，让他 们在该地区建立工业化农场，
希望由此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动物大量集中圈养带来的主要增长是动
物的排泄物—— 难以想象的大量动物排泄物。
所谓的家畜工厂化生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并没
有公开宣传。大型企业引进了汽车工业的流水线生产 技术,实现了工厂的高效率和
规模化生产。之前，猪、牛和鸡在田野或者小型农场中饲养，一旦生病会受到农民
的单独照料。现在 的生产技术包括所谓的“ 圈养”或者叫做“集中畜牧经营” （CAFOs）。
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 即华尔街 所谓的股东价值。对单个
的猪、牛、鸡、牧场和农田进行精心照料的体制已经不复存在。驱动农业综合企业
巨头改变农业的出发点 就是利润。
集中畜牧经营把家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
量为500～600磅(约226～272千克)，它们从未离开过 和它几乎同样大小的猪圈。动
物不能躺倒休息，因此它们的腿部总有严重的问题。而且，非自然的圈养使生猪发
疯，导致“咬栏杆 ”和无意识的咀嚼，成天不见天日。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左右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
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达到28%。然而，工 厂经理从未考虑过把时间和金
钱花在单独照料动物身上，他们认为宁可承受“畜禽存栏损失” 以保证“有效节约成
本”，而不愿花 钱请什么兽医来治病。由于工厂化农场在竞选活动中对议员的“慷慨
解囊”，他们这种集中饲养行为得到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法 律的豁免。
数以千计的牛都关在一模一样的牛栏里。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0年5
月的报道中描述了在工厂化农业的旗帜下艾奥瓦州转 变成美国最大的生猪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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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情况。在这篇题为《到猪的天堂旅行》的报道中他们写道：“艾奥瓦州艾姆斯北
部绵延10英里的乡 村,生产了美国近十分之一的猪肉。但是在那里你看不到一只生
猪。在巨大的金属棚里一次喂养了4000多只生猪。这些猪的食物都 被严格监控，它
们的粪便都按时清理，饲养员像外科医生一样淋浴更衣，以免感染了猪群。”
OMB观察——一个监测美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监管作用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
出，20世纪70年代始于卡特执政时期,政府就对大型工 厂化农场的畜禽排泄物等污
染大幅度减少管制,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应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废除了一项畜牧企业所
有者应对动物排泄物污染造成的损害负责的规章。他 们指出，工厂化集中圈养企业
通常是通过转包饲养家畜来逃避责任。美国环保署同时也取消了强制工厂安装监控
地下水设备的规定 ，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造成社区饮用
水危害。尽管提起了很多法律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是拒绝改变经营 畜禽的集中畜牧
农场污染排放许可等级。
由于集中畜牧农场和工厂化农场规模巨大，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不可小
觑。大型畜禽饲养场集中喂养了数以千计的牛、猪、 鸡等。据称,这种工厂化农场
一年产生的废物是人的130倍，也就是说它们每年产生2 7万亿磅(约12 25亿吨)
的动物废物。这些废 物都顺管道排到“泻湖” 中，这些污水池易漏、易破、易溢出，
不仅杀死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物，而且传播疾病，污染社区的饮用水 。集中畜牧农场
总是把过多废水排到称作“排泄区” 的农田中，这些废水又流入水渠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动物排泄物污染的水会导
致人类罹患急性肠胃炎、发烧、肾衰竭等疾病甚至 死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现了一些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卡特尔导致的令人担忧
的结果。他们在文件中明确记录美国政府的疾病控制 中心1996年确认印第安纳州妇
女的自然流产与临近动物饲养场的饮用水中的高氮含量有联系。同时，饮用水中的
高浓度氮也会增加 患高铁血红蛋白症（先天性心脏损害）的几率,导致婴儿死亡。
更进一步讲，动物排泄物含有多种致病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 菌、隐孢子虫和
粪便大肠菌，其含菌量可达到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
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
一般来说，经营集中畜牧农场的公司用很低的工资雇佣非法移民来集中处理大
量的动物粪便，这些粪便经管道排入巨大的易漏、易 溢出的“泻湖”，导致鱼类的死
亡和饮用水的污染。
到20世纪90年代末，工厂化畜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水污染源。一项研究显
示，一只猪在生长中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一头 奶牛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
在传统的家庭式农场时期，这些粪便遍撒在广袤的田野中,从未破坏过生态环境。自
从人们开始追求 工业中心内每平方米容纳动物的最大数量，造成了惊人的环境和卫
生危害。由于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巨大财力，政府不得不迎合它 们利益最大化的需
求，而无视保护公众健康的法令。
为了应付大量的动物粪便问题，集中饲养场的通常做法是挖深坑来掩埋数百万
加仑的腐烂物，这些废物的“污染力”要比人类高 130倍。腐臭的动物大小便污染了
美国不计其数的江河小溪和地下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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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的中央谷总共饲养了90万头奶牛，这里大型的奶牛集中饲养场把奶牛排
泄物泄漏到地下水中，使水中的氮含量达到普通饮用 水的400%。动物排泄的废物相
当于2100万人排泄的废物。
不只是废物，药物的消耗量，特别是用于在集中饲养区域控制传染病的抗生素
的消耗量，也是惊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抗生素及 同类药物的最多使用者不是人
而是动物，动物消耗了抗生素药物的70%。大型制药公司正在成为商业化农业产业链
的一部分。
1954年当哈佛的戈德伯格和戴维斯提出商业化农业的时候，美国农民每年大约
在食用动物上消耗50万磅(约22 68万千克)抗生素。 到2005年，抗生素的消耗量已
经上升到4000万磅(约1814 4万千克)，上涨了80倍。约80%的抗生素是直接投放到
动物食物中的，以 促进动物的生长。在工厂化农场中，青霉素和四环素是应用最广
泛的抗生素。
它带来的恶果之一是衍生出了剧毒性细菌的新菌种在人体中传播，并对抗生素
产生抗药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农业部报告， 通过食用摄入抗生素和其他物
质的肉类食品在人类中传播的疾病一般都是“传染性的”，这些疾病通常是由于人类
食用了注射过抗 生素或其他药物的肉所引起的。大多数与食物相关的疾病都是由于
被食物、牛奶受到污染或饮用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所致。
公司的合并与纵向整合能力在农业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企业集中化。到20世纪
90年代末，四家大公司——泰森、嘉吉、史威福特和 全国牛肉加工公司控制了美国
84%的牛肉加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泰森、史威福特和荷美尔四家公司控制了
64%的猪肉加工。 嘉吉、ADM和邦基三家公司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嘉吉、ADM
和康尼格拉三家公司控制了63%的面粉磨制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 ——孟山都和杜
邦的先锋良种公司——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其中包括全部受专利
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到2002年 ，以沃尔玛为首的十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公司控制了全
球6490亿美元的市场。
新千年伊始，农业综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实现的市场集中程度即使是在20世纪
20年代托拉斯托拉斯：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等而成 立的企业联合组织。——译注
的全盛期也望尘莫及。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
大盈利产业，每年 的国内销售额逾4000亿美元。自然而然，下一步该轮到制药业和
商业化农业的整合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商业化
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 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战略性武器。
巨型的工厂化农场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存能力，每一个低工资的新型工
作机会扼杀了传统农业中的三个工作机会。股东价值 让美国农业遭到报应。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建立的，他把农业部称为“人民的”部门。农业
部最初的任务是为农民和农户服务，当时农民的数 量占美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到20
世纪末，美国家庭式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传统农业在商业化农业及其通过纵向
整合控制整个农 业部门的重压之下几近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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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已经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在1995～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
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然而这些 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
家庭式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几百万美元发给
了降低政府补贴的 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
补贴款。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对于全国肉类加工包装工业
的卫生和安全的法律监管远远不够。2006年1月，美国 农业部发布了下面的报告，
很显然这只是为应对一个“孤掌难鸣” 的参议员的质询所做出的回复：
粮食检查、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管理局尚未建立起一个充分的控制机制和环境
来监管“ 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规定的调查活动 ……我们无法依赖“ 肉类加工厂
和饲养场计划” 的跟踪系统，竞争和综合调查也没有开展，对影响日常行为的问题也
没有及时采取 行动。这些实质上的不足应该在该局的下一份《联邦管理人员财务操
守法》报告中加以体现，因为这些不足反映了管理和执行1921 年颁布实施的《肉类
加工厂和饲养场法》的基本行为。该法案禁止不公平、歧视和欺诈行为，包括某些
违反竞争的行为。我们也发 现该局还尚未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加强管理,以回应总检
察长办公室1997年2月、政府审计办公室2000年9月做出的调查结果。我们现 在的工
作是对2005年4月一位参议员提出的担忧作出回答。
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自己并没有做任何调查。
这绝非偶然。强大的华盛顿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起草了规范资金发放的农业
法案，它们还对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施加影响，力挺任 命支持商业化农业的官员，以
此来确保对它们有利的政策的实施。1921年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事实上已
经成为一纸空文。
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游说团在1996年获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
《农业法》。正如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明确表述 的那样，自1933年来，美国的
农业政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授权农业部长通过空闲农田、实施商品储备计划、为
某些农作物设定 市场配额、鼓励包括食品救济计划在内的商品出口、销售产品换取
软通货等手段来平衡需求与供给。然而，在1996年和2002年的农 业法中，从1996
年开始农业部长的这些权力被中止了。
1996年以前，通过空闲农田和粮食储备计划缓减了剧烈的价格震荡。平抑物价
的代价与1997年后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小很多。1996年 的农业法在1996年短暂的经济
兴盛期开始执行，剥夺了农业部长在管理粮食储备方面的所有职权，为全力生产主
要农作物提供了机 会。闲置资源的权利是产品过剩时每个CEO都必须拥有的权利，
现在农业部长失去了这个权利，即使大量的证据证明农业生产能力 远远超过了市场
所能容纳的能力，不得不以难以接受的低价格销售农业产品。由于政府的力量被削
弱，人们指望市场来调节农业资 源的合理使用，这就给农业综合企业低价收购大片
农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对于家庭式农民来说，代价就太惨重了。
正如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所总结的：
由于1996年的《农业法》剥夺了政府通过闲置土地来平衡供求的权利,粮食价格
急剧下跌。粮食生产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所有土 地都不被闲置时，农业产量增加，
粮食价格下降，农田的价值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致农田越来越贫瘠,粮食生产的
利润率越来越 低。市场挤干了农田土壤的最后一滴油,造成产粮地区单位成本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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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导致这些农田要么改种别的农作物,要么变成牧场。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过程都浑然不知。到2005年，肥胖、过敏以及沙门氏菌、
中毒、大肠杆菌等罕见疾病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 变得司空见惯。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把这种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
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
1998年时，戈德伯格虽然已是77岁高龄，但仍然十分活跃。他身兼很多大型农
业综合企业如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董事， 还为世界银行就商业化农业在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咨询。那一年，他在哈佛组建了一个新的大学研究团队，对
基因革命将如何影 响世界粮食体系开展研究。
这位商业化农业的创始人正在准备把基因革命整合到商业化农业革命之中。他
规划出了三十年后世界粮食体系的转型。
他通过计算得出：“传统的商业化农业系统（不包括制药业、卫生和生命科学部
门）到2028年将成为产值8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 。农业部门的附加值比例将从1950
年的32%降低到10%……而食品加工和分销占1950年代附加值的一半，到2028年它的
比例将超过 80%。”戈德伯格认为，农民在未来世界农业巨大的产业链中作用甚微。
戈德伯格计算了加上由基因工程最新进展所创生的全新部门（他把这些部门统
称为“生化农业系统” ）所增加的产值，其中包括通 过转基因技术创生的转基因植物
药品。他宣称：“到2028年，在新的生化农业系统中加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衍生
的各个产业， 该系统的整个附加值将超过15万亿美元，农民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缩
减到7%。”他满腔热情地宣布“基因革命正引领食品、健康、 药品、纤维和能源产业
的融合。”
也许他还应补充说,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
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 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
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
性的作用。他们甚 至能做到让全世界断粮。
第七章 技术霸权
Food is Power
粮食就是权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同时投入了数亿美
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1984年，基金会 发起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计划，
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作金水稻的品种，
并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A。通过由基
金会控制的国 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新品种。值得
注意的是，优先推广的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确定的地缘政治 目标相重合。事实上，
农业跨国公司利用基因革命在强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控制。
“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称作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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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并不想为此进行辩解。”
凯瑟琳·贝尔蒂尼，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美国农业部前部长助
理
抓住了水稻金饭碗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
究。那时候他们将其称为“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 的主要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
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 因革命。在随后的20年中，洛
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
应用，直接投资了 一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好几亿美元 。由此可以看出，基
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
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1984年12月，基金会 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
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全球大多数人的主要食
物—— 的育种方面 。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他认为这是大力推进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新
右派经济措施的大好时机，这项计划早在十多年前就 由约翰三世和其他人提出过。
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乃至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
力方面跃上了一个 新台阶。这正是启动控制未来世界粮食供应转型的大好时机。
“新优生学” ：反证法的应用……
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基因工程项目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
起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产物。在30年代后期， 早在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
“第三帝国” 的优生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
科，他们把这个 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基金会发展分子
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 学所面临的社会
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 。
20世纪30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沃伦·韦弗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与马克
斯·梅森共同领导着基金会的这一新的生物项目。在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
慷慨地为科学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因为在
资金极为稀缺的 时候，他们将手中的基金分配给顶尖的科研人员。在1932～1957
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 持建立分子生物
学这一新学科 。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完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
炮制的。
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
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 了分子生物学。1938年洛克菲
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发明” 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
他们对这一研 究的支持，即应用符号逻辑技术和其他科学学科使生物学更“科学”
的研究，这一想法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的生物学家雅各
希·洛布提出。他从实验中得出结论：未受精的棘皮动物类的动物幼虫可以在化学
的刺激下发育，因此科学将最终 控制生物学的基本进程。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
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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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刚刚在这一领域启动历时25年的项目时，他们似乎已
很清楚，生物与医学科学已经做好了接受物理学向这 一领域进军的准备。正如沃
伦·韦弗尔所说：
“在分子行为这一严谨、精确的层面上，探索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机理和人
类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方式的工具都已经准备 就绪了……这项研究除了能够获
得一些思维、大脑以及身体之间关系的知识外，它的实用价值也可能无比巨大。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 获得有关我们行为的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明智有益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
的中心。洛克菲勒研究院（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三 个科学家艾弗里、麦克劳德和
麦卡锡识别出了基因看似从一个细菌细胞传输到另一个细菌细胞的过程。他们的同
事，后来洛克菲勒 大学的著名研究员、基因学家西奥多·多布然斯基当时兴奋地指
出“我们正在进行用特定方法产生基因特定变异的真正试验，这对 于基因学家来说
是一项壮举，因为他们在用更高级的生物进行试验时遭到了失败。”到1941年，洛克
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 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刚刚结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
基因学家就在1946年初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 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
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 的大型科学年会 。
减化生命
洛克菲勒集团并不在意这个项目带来的风险。他们应用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勒
奈·笛卡儿的“简化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即 生物都是以基因复制为唯一目
标的机器——一个化学和统计学的问题。洛克菲勒的方法论是复杂生命形式都可以
简化为基本的构建 模块或者叫做“基本种子” 的信念的延伸，这种信念认为生命形式
的所有特征都可以被演绎出来。韦弗尔和洛克菲勒的其他科学家 并不在意简化论曾
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他们认为“谁花钱，谁点戏” 。他们制定了一个社会计划，而他
们的简化论的基因学是这一 计划的理论支撑。
菲利普·瑞格教授对转基因研究的风险问题持批判态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
港的班伯里会议中心组织了第一次由顶尖大学生态 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来自工业
部门的基因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参加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定义了分子生物学简
化论的瑕疵：
就DNA来讲，这种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稳定
的。我们不能把活体生物中的DNA活动简化成它在试 管中的化学性质！在活体系统
中，DNA至少会通过变异、基因流动、重组和自然选择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稳定” 。
这样说来就很 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当然都把变异
和自然选择视为抽象的事实，但是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并没有 意识到它们的作用
。
一旦他们让美国科学界广泛认定生物可以简化为基因，他们就可能得出生物没
有固有的属性的结论，芸芸众生都可以任由他们“摆 布” 。但是自然界要比数字计算
机复杂得多。正如生物学家所指出，给定的DNA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在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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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中是高度 不稳定的，它们以极端非线性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生命并不是一
个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正如传统生物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验 证的，生命之所以令
人赞叹不已就是因为它的非线性和复杂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是有意识地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科学
错误——简化论——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科学家用“ 基因编程”这个词把它同计算机
的运行机理进行类比，但是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从基因编程中造出一个生物来。正
如英国生物学家 布莱恩·戈德温教授所说：“仅仅知道基因产品不足以解释生物形
状与形式的产生。”
洛克菲勒的优生学家们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摇身一变成
了基因学家。很多获得洛克菲勒研究经费的生物学家 和科学家后辈很可能满心喜
悦，不愿意知道优生学和基因学是紧密联系的。为了获得稀缺的研究经费，他们使
出浑身解数，而通常 情况下这些研究经费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附加的条件。
基金会的研究目标是想方设法找到把生命的无限复杂性简化为简单的、决定论
的和可能预测的模型。沃伦·韦弗尔醉心于运用科学 （糟糕的科学）并按照洛克菲
勒的模式来塑造世界。基金会的新分子生物学鼓吹者执意要描绘出基因的结构图谱，
并用这些信息来 “解决包括犯罪、贫困、饥饿和政治不稳定在内的社会问题和道德
问题” （菲利普·瑞格语）。而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几 十年来却秘而不宣。
瑞格把洛克菲勒的愿景描绘成：
从一个简化理论者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可以简化为简单的生物学问题，通过
对土壤、大脑和基因的化学处理加以解决，这是合乎 逻辑的。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
全力以赴，运用它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促进这种优生哲学的发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运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来宣传这样的思想：
社会大众应该耐心等待科学发明来解决社会问题， 没有必要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制
度。耐心和对简化学研究进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梅森和韦弗尔协助建立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摒弃了活体
生物和生物群的传统知识。他们对简化论和决定论抱 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拥有乌托
邦式的理想，学会了使用乐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科研经费和地位。
这跟培根在《新大 西岛》以及启蒙运动提出的愿景不谋而合：通过掌握大自然的规
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建立一个没有麻烦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是否该进行DNA重组研究，即后
来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目前无 法预计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
成的威胁和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自动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
因工程的主要技 术都是在实验室中开发的。
奥克兰大学的退休高级讲师、生物学家罗伯特·曼博士强调，洛克菲勒的简化
论的确可能产生社会风险，“任何对基因工程进行风 险分析的尝试都注定带来更多
的误导” 。他指出：
“活体细胞系统，即使没有病毒或外来质体(更不用说朊病毒)的侵入，也要比核
反应堆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想象它究竟会出现什么 问题，……很多的基因拼接不会
产生任何结果；有一些可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几率很小的事故也会像
核能一样产生灾 难。权衡再三，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和生命为好。”
曼为分子生物学家敲响了警钟，但这也只是淹没在大张旗鼓的商业化农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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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无数科学警告之一。这些商业化农业宣传机器与 幕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大
力鼓噪转基因生物。
阿比盖尔·塞勒斯教授在著名的科学期刊《微生物评论》中警告说：
“用于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中有一些称为质体的DNA小片，它们被描述成简单的
可预测的转基因载体。根据传统的看法，用于把基 因导入转基因微生物的质体可以
被描述为不可转移的……相反，世界上没有任何‘安全的’质体……为了生存我们必
须解开一个谜 ：我们如何阻止或减缓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的转移。但是一些基
因大师像上帝一样，可以预测出人为地将人的基因转移到羊的 身上、把牛的基因转
移到西红柿中诸如此类的进化结果。”
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与通过同一植物的两个品种杂交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从而
产生植物杂交品种的长期有效的方法不一样，它包括 把外来的DNA注入特定的植物
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称为重组DNA或rDNA。一个例子就是转基因甜玉米或者叫做
Bt甜玉米。它是把 土壤中的一种细菌——苏芸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也叫Bt，注入玉米的染色体以预防欧洲玉米螟。1961年，Bt 注
册成为一种杀虫剂。然而它防御害虫的能力却值得怀疑。1999年的一份科学报告警
告说：
害虫抗药性的进化是Bt毒素持续效力的最大威胁……每年种植数万公顷产生毒
素的Bt转基因植物，除非我们迅速制定并落实有效的 对策，否则其他害虫有可能很
快进化出Bt的抗药性。
基因改变通常需要进行一种组织培养或者再生，即从经过激素或抗生素处理的
被迫进行变态发展的单细胞再生出完整的植物。为了 把外来基因植入植物细胞，通
常会附加一个转基因细菌，即根癌土壤杆菌，这个细菌被称为“计程车”或者“基因加
农炮”，这种 方法也叫做生物弹道学。基因加农炮是1987年由康奈尔大学的约翰·桑
福德发明的。与动植物杂交不同，植物基因工程完全绕过了 有性繁殖，也不受物种
壁垒的限制，自然的物种壁垒可以“一跃而过” 。
生物学家、伦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侯美婉博士强调，“全新的基因和基因组合在
实验室中产生，然后被植入到生物的基因组中形成 转基因生物。与赞同转基因的科
学家所讲的不同，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精确的。由于其结果不可预知，这个过程是
不可控的和不可 靠的，通常会对宿主基因组造成损害和扰乱。”
无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它所资助的科学家们或与他们合作的转基因农业
综合企业，他们对检测这些风险完全不感兴趣。不言 自明，他们会让世界相信这种
风险是非常小的。
第一次基因拼接发生在1973年，伴随着关于误用新技术的潜在风险的激烈辩论，
重组基因技术在研究实验室中迅速普及。科学界强 烈关注着由于物种变异导致“人
间大浩劫” 的境况。“人间大浩劫”这个词源自迈克尔·克莱顿1968年的一部科幻小说
《天外来菌 》，它描写了一种致命疾病会使血液迅速凝结，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物
的生命安全。
1984年，在美国研究实验室中对在自然界中种植转基因植物的危害并没有达成
共识。然而，尽管人们仍然对此疑虑重重，洛克菲勒 基金会还是决定将其主要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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