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克劳塞维茨之后，西方战略思想的进步即相当迟缓，战略著作固然已经很少，而其内容又是教条多于理论，直到20世纪前期似乎也仍然如此。不过，到1950年代后期，却开始出现转机，科学方法的引用，理论体系的建立，可谓相得益彰，遂使现代化的战略研究能够突破传统的境界，而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
最初在战略研究领域中受到重视的科学方法即所谓系统分析（systems analysis），由麦克纳马拉引入美国国防部而大行其道，其结果是PPBS（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System）预算制度的推行。当时也有很多知名之士表示反对，认为此种科学方法并不适当，甚至有害无益。诚然，任何方法或制度都非毫无缺点，但又不应因此完全否定其价值。布罗迪的意见似乎是持平之论：
系统化的现代方法通常都能产生比较可以信赖的结果，而且在许多种类的问题上也不可缺少。在适当的应用之下，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此种战略算术（strategic arithmetic）。诚然，数学化推理的结论应能用非数学方式来表达或解释，但还是必须首先进行数量化的分析。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p．462． ]
很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孙子在2500年以前，早已有与布罗迪类似的看法。孙子在“计”篇中提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观念，“计”就是量度（measurement），也就是数量化的分析。“索其情”就是判断（judgment），也就是非数学方式的解释，用来处理不能量化的因素。孙子坚持先作量化的比较，然后再作非量化的判断，可以显示其重视科学方法的精神，的确是超越时代，值得后世敬佩。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p．43。 ]
有人批评现代战略研究过分重视逻辑和系统，于是也就会有忽视战略问题的非理性方面的毛病。此种批评实乃似是而非。诚然，战略研究者不应忽视非理性因素，但又不应因此就不用科学方法，或认为其分析可以不合理。事实上，非理性或不确定因素在现代战略研究中所受到的重视，其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其原因是在方法学中已经吸收了许多新观念，遂使战略研究在实质上变得更多彩多姿。最重要的是决策（decision–making）理论的引进，使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都受到新的重视。而所谓MSG（Models，Simulations and Games）技术的采用，也使研究工作更接近现实。再加上资讯科学的发展，电脑的进步，更使战略研究在方法上达到过去所难以想象的境界。
不过，尽管战略研究在方法上、工具上都已高度科学化，但战略本身仍然还是艺术。固然有人企图建构一种战略科学（a science of strategy），但那似乎是不仅愚蠢而且危险，实际上也更是徒劳无益。我们还是引述布罗迪的话来作为结束：
今天有人希望创立一种真正的战略科学，充满不变的原则。但此种愿望只表示他们对于主题的本身具有根本误解。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p．451． ]
结语
综而言之，经由学科间整合的路线，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战略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能使他们达成下述四种任务：
1．整合（integration）。对于已有的资讯能作有效的整合处理。对于性质加以分类（classification），对于观念加以澄清（clarification），然后建立完整适当的资料库（data base），以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
2．解释（explanation）。对于已经存在的事实和现象，包括历史经验在内，现代战略研究者应能提供合理而有意义的解释。换言之，对于现实不至于产生错误的认知。
3．推测（speculation）。战略研究并非纯正科学，自不具有预测能力。简言之，即不能预告未来的事情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但也像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是能够作出相当可靠的推测。资料库愈充实，对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解释愈精确，则对未来发展的推测也愈可信赖。
4．处方（prescription）。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与医道相同。一位医师医学高明，诊断正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开出有效的药方，必须如此始能药到病除。战略家也一样，尽管他对于世局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精确的推测，但若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计划、解答），则还是不会有人三顾茅庐来向他求教。
因此，现代战略研究在半个世纪之内，发展成为独立学域，并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各国政府的尊重，并非没有理由。从冷战开始（1947）到冷战结束（1991），战略研究在这一段时间内，蓬勃地发展：研究机构的成立有如雨后春笋，研究人才的培养更令人感到后生可畏。此种现象的形成，似可归之于下述两种原因：
1．政策需要（policy need）。冷战期间，东西对抗，各大国均有其假想敌，其国家安全也经常受到威胁。所以，各国政府对于战略环境的评估、战略知识的积累，都无不深表重视。政策制定者又都知道除非聘请战略学者充当顾问，否则不能发现其本身的无知和错误。简言之，决策的需要，政府必须仰赖文人战略家的协助。
2．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的进步真是日行千里，尤其是在某些方面，已经对全球环境、人类生活产生了莫大的冲击。此种冲击在政策领域中形成若干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迫使官僚体系不得不向专家学者寻求援助，否则面对不断的技术创新，不但不能获致利益，反将坐受其害。
过去在所谓平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很少考虑到战略问题，而所谓战略，又几乎都还是采取传统的解释，即仅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大家对于战略都已逐渐采取广义的解释，而且在平时，战略与政策也都已结合为一体而不可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客官僚必须求教于战略学者。用商业术语来表示，战略研究这种行业似乎已成卖方市场（seller's market），战略专识（strategic expertise）的需求是远超过供应。战略研究遂成为非常热门的学域，战略学者也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
1991年苏联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战略家可能即将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说法虽只能算是笑话，但也显示出一般美国人是如何无知。冷战虽已结束，但后冷战世界并未变得比过去较为安全或安定。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甚至要比两极化的国际环境还更复杂多变，并且将会带来更多新的难题。各国政府在决策时由于无成例可循，也许就更需要战略研究学者和机构提供建议，以帮助他们了解新的环境，采取适当行动。
因此，在后冷战情况中，战略家不但不必害怕失业，反而可能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当然，战略家也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在新的战略环境中，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引进新的工具。尤其是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之际，人脑更必须与电脑作不断的激烈竞赛。
西方古谚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在今天的世界上，知识不仅是有力（powerful），而且本身即为一种权力（Knowledge is the power）。战略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知识，换言之，亦即为创造权力，诚如曾在美国国防部中任职的安德鲁斯（D'uane Andrews）所指出，信息已经是一种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sts）。
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研究将会比冷战时期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达到真正的大战略的境界。其目的有如李德哈特早已预言的，不是想要赢得战争，而是想要获致较好的和平。这又正符合孙子永恒的教训：全国为上，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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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略研究的基本假定
引言
国家意识
功利意识
理性意识
忧患意识
结语
引言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足以传世的战略理论著作还有如风毛麟角。具有现代意义的战略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尚未萌芽。但自从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战略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以战争和军事为其范围，也不再是可以容许职业军人垄断的领域。诚如李德哈特在1960年所说：
战略的旧观念和旧定义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变得不仅已经陈旧，而且也已毫无意义。若再以赢得战争、获致胜利为目的，实则无异于疯狂。 [ 注：B．H．Liddell–Hart，Deterrent or Defense（London：Stevens，1960），p．66． ]
大致说来，从1950年代开始，战略研究即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学域，目前在全世界以研究战略为专业的人，不仅在数量上相当众多，在素质上更已有空前的改变和提升。战略这一门行业居然如此发达，对于世界前途而言，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战略所关心的主题为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都在内。战略研究的专家愈多，战略教育愈普及，则整个世界也就应该会因此而愈趋于安全和安定。反而言之，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无知即为送命的错误。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战略研究的范围已经如此扩大，其内容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从事此种工作的人员和机构又已经如此众多，所以在此领域中可能产生若干困难，甚至导致不利的后果。最显而易见的危险即为同行之间在意见沟通上会发生困难，并因此引起误认或曲解，还可能造成其他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正当战略领域迅速扩张之际，战略家，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战略思想家，在他们之间实有建立一种共识（consensus）之必要。换言之，当他们在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前，在思想领域中必须先有若干共同观念，以作为基线（base line）。
此种共同观念，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一种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此种假定应该是先验性的，所以也就无须求证，但事实上，此种共识还是经由经验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在战略研究的学域中，早已走向集体化和多元化的途径。不同的人员和组织经常各有其不同的努力目标：或为理论的探求，或为问题的解决，或为计划的作为，或为人才的培养，但彼此之间又必须分工合作。因此，共同的基本假定也就成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也许最重要的即为所有的工作者在开始其工作之前，以及在其工作过程之中，都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心态，即对于一切外在事物或环境，都必须具有类似的认知（perception）。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此种要求尤其重要。若无此种基本假定之存在，则对战略研究也就根本不可能建构理论体系，自然不可能进入大学之门并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
概括地说，作为一个战略家，尤其是现代战略家，在思想领域中至少应保持若干共识，来作为其工作的基本假定。尽管结论可能会有差异，但其假定却应彼此一致。因此，战略家之间在思想上能用同样的波长（same wavelength）交换讯息，即令彼此意见不一致，但在沟通上还是不会发生误解。
基于经验的评估，逻辑的推断，可以发现在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确已有其作为基本假定的若干共识之存在。现在就逐项讨论如下。
国家意识
在人类的社会组织中，国家（state）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和实体。甚至在有正式历史记录之前，原始化的国家也许早已存在。既有国家之存在，则国与国之间也就一定会有关系出现。所谓关系，大致又可分为和战两途，因此，战争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事务。首先对于此种事实作理论化阐明的人可能即为我国的孙子，他在其十三篇的第一篇中，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孙子所说的“兵”具有多种意义，包括现代语言中的战争、国防、战略等。为什么“兵”是国之大事？孙子曾作非常简明扼要的解释：“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为战争是决定人民生死的场所（地），决定国家存亡的途径（道），所以自然要算是国之大事。既然是如此重大的事务，孙子才会明确指出“不可不察也”，简言之，即为对于战争（包括战略）是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考虑（察）。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p．41–42。 ]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都认同孙子的意见，所以，在战略领域中，“国家至上”的观念也就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基本假定。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人类为什么要研究战略，其最基本的解释即为这是“存亡之道”，任何现代国家在列举其基本价值（values）时，也都无不把生存（survival）列为首要项目之一。如果国之不存，则所有一切的价值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所有一切的利益也都将化为乌有。
尽管有史以来，国家观念即早已存在，但国家本身在形式和实质上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举例言之，在古代的希腊是以所谓城邦国家（city–states）为主流，而在近代世界中，几乎所有一切的国家都已经变成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于是民族与国家在一般的使用中也就几乎变成了同义词，因此也就很容易导致名词和观念的混淆。
首先必须指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民族与国家仍然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仅在近代的西方始有民族国家之形成。但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在当前的世界中扮演主角，所以民族与国家也就事实上不可分。于是只有在非常严格的学术分类中，才有辨别二者之间差异的必要。
在英语中许多本应为“state”的形容词，也往往与“national”通用。因为从西方现代人的眼中看来，他们的民族就是国家，所以自无区分之必要。譬如说，“national interest”本应译为民族利益，但实际上也正是国家利益。不过，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对于同样的“national”，却又必须注意其两种不同的意义。“national interest”必须译为国家利益，除非那是指国家之内某些个别民族的利益而言，始可译为民族利益。“nationalism"应译为民族主义而不应译为国家主义，因为那是代表民族要求独立建国的意愿，甚至是代表民族扩张其生存空间的野心。
我们现在所要分析的“国家共识”之中的国家，是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不同形式或性质的国家都包括在内，而非仅以民族国家为限。因此，我们对于“nation”是采取广义的解释，即为国家，而非采取狭义的解释，即以民族为限。这样的国家意识是古已有之，并且也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早已形成一种传统观念。
虽然如此，但在传统战略思想领域中还是缺乏其必要的理论基础。直到核时代的来临，战略研究新学域的出现，此种现象才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现代战略家都已认清必须首先建构理论体系，然后始能解决新的问题，迎接新的挑战。不过，要想迅速有效地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又绝非易事，但非常侥幸，恰好有另外一个新学域，那就是所谓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同样的工作。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在时间上比较领先，所以当战略研究学者试图在其学域中建立理论基础时，自然会以国际关系的经验为借鉴，甚至可以说是范例。
当然，这又并非认为战略研究只是国际关系学域中的一个分支，而是认为这两个学域的发展在时间上虽有先后之差，但彼此之间还是有密切关系之存在。事实上，此种关系的存在非仅限于现代，还可以回溯到远古。因此，在尚未谈到本题之前，又应首先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作一概括的阐述。
西方学术思想的演进，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即大致采取两条平行的路线，其一为历史，其二为哲学，彼此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基本差异。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为人事的经常变动，即所谓“人事无常”；历史学家也企图解释个别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所采取的则为叙述的方式。在另一方面，哲学家所寻求的目标是人类经验中的不变因素。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致说来，都是以哲学为其根源，而逐渐演变形成的。
不过，有关国际关系的学问，就传统而言，却又是以历史的研究为其根源。到20世纪，才逐渐有人把国际关系的研究视为一种社会科学。所以，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国际关系有其比较特殊的思想根源。像社会学、政治学这一类的社会科学，其思想根源可以回溯到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国际关系则应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为其思想根源。修昔底德不仅是哲学家，而更是史学家，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到今天仍为任何国际关系学者所必须熟读的经典。 [ 注：R．C．Kent and G．P．Nielsson ed．，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France Pinter，1980），pp．I–Ⅱ． ]
这样的演进路线对于战略思想的发展也完全适用。在整个先核时代，所有一切研究战略的人几乎都无一不视历史为其根本。修斯底德一直都被认为是古代西方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而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也被尊称为西方第一部战略经典。简言之，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两个学域不仅有其共同的根源，而且也有其类似的发展。
今天，国际关系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广大的学域，其中学派前后不下十余种之多，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更是不可胜数。但此种蓬勃发展的现象只是最近才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关系仍无有系统理论之可言。固然从远古开始即早有外交家（diplomats）的存在，但他们也像传统战略家一样，是行动多于思考，实践多于理想。即令已有若干理论，还是散布在许多不同的资料之内。诚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所云：“国际关系理论分散、无系统，而且大部分是外行人所不能了解的。” [ 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ril，1980），p．17． ] 惟一值得称道的即为所谓权力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的观念。但事实上，那又常仅为外交家的微妙运用，与学术研究殊少关系。严格地说，只能算是经验的累积，而并非真正的理论。
概括言之，从1643年到1914年，这一段时间在欧洲历史中可以算是外交、权力平衡、同盟和国际法的黄金时代。所有一切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几乎都是以外交史和国际法为焦点，似乎很少有人以国际体系的本身来作为研究对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理论研究的国际关系学科才开始萌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中，有少数国际关系教科书出版，尝试把有关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战略等因素的知识融为一体，并企图用此种方法来建立理论基础。同时也对国际政治现状、各国外交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国际关系这一门学问才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取得正式学科的地位。
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在大学中仍为冷门学科，一直未能受到广泛的承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一学域才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原因可能有二：（1）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刺激，使人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关切日益增加。（2）在此学域中的研究方法有长足的进步，有利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成长。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0． ]
在这样的有利环境之中，所谓现实学派（realist school）遂脱颖而出，并且一枝独秀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国际关系思想的主流。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到 1960年代中期为止，整整三十年间，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学域是受到现实学派的支配，而尤以1950年代为其全盛期。
在此阶段中，可谓名家辈出，而被尊为一代宗师的学者则为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他虽然早已逝世，但其传世之作《国际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到今天仍被公认为此一学域中的经典。摩根索对于现实主义（realism）的理论曾提出六大原则：
1．政治关系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而此种规律的根源又深入在人性之中。
2．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则又被界定为权力，一切历史经验都可证明此种假定的正确。
3．国家利益即为国家生存，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利益为最高观念。
4．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应用于国家的行动，它必须适应具体的时空环境。
5．政治现实主义不认为个别国家的道德意愿与管制宇宙的道德律完全一致。
6．政治领域有其自主权，政治行动必须根据政治标准来判断。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99–100． ]
摩根索的这套原则迄今仍为现实学派所接受。其思想中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观念：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而此二者又几乎已成同义词，因为照摩根索的想法：“利益可能被界定为权力。”（Interest may be defined as Power）所以，他总结说：“政策所追求者不外乎保持权力，增大权力，表现权力。”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99–100． ]
战略研究发展成为独立学域的过程与国际关系的经验颇为类似，而当战略研究开始走向理论化的途径时，又恰好是现实学派的全盛时期（1950年代）。因此，战略学者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把现实学派的基本观念予以完全吸收，也就似乎绝非偶然。
到1960年代中期，现实学派在国际关系学域中的势力开始盛极而衰，有许多新学派陆续出现，形成百家争鸣的现象。但在战略研究学域中却似乎并未受到此种思想演变的影响。诚如格雷所云：
战略学家可以称之为“新现实学派”（new–realists），而他们也应坦白承认而无愧色。他们的一切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都是以一种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为其架构。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2），p．188． ]
何谓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虽然不同的学者可能有其不同的构想，但概括言之，似可分为下述七点：
1．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仍为国家，而且将来亦复如此。所谓超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最多只能扮演配角。
2．国家对于其外在环境企图保持合于成本效益考虑的控制，他们试图影响其他国家，那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的。
3．由于缺乏超国家的权威，所以每一国家对利害争执也就是最后的仲裁者。换言之，要凭实力来判断是非。
4．道德原则和正义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殊少价值。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无事不可为。
5．国际关系虽非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但危机和冲突却经常可能发生。
6．假使国家发现有能用合理成本以影响他国的机会，它也许不会放弃。
7．当世界分成许多务求自保的国家之后，人类也就必须永远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2），p．191． ]
简言之，尽管在国际关系学域中，新的学派不断出现，并使现实学派原有的正统和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但战略研究学域中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战略学家仍以新现实学派自居，并坚持新现实主义者的范式。
所谓国家意识就是他们建构理论体系时所用作架构的基本假定之一。战略学家所认知的世界是一个国家至上的世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对于其本身的决定享有最高权威，不受任何其他组织的控制。当然，现代学者不可能相信国家为有机体、有其独立意志这一类的神话，他们也知道真正作决定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此外，在任何国家中，尤其是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政府的一切决策又必然会受到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战略思想家在建构其国家战略理论体系时，还是假定确有所谓国家利益之存在。
这一整套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可以用简图表示如下 [ 注：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4），p．109． ] ：
国家系统（states system）
↓
无政府结构（structural anarchy）
↓
安全第一（primacy of security）
↓
自助（self–help）
↓
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个别国家是组成整个系统的单位，国际系统的结构是无政府的，换言之，国家之上更无较高权威之存在。在国家政策中，安全为首要的考虑。若欲维持安全，则必须自助。孙子有一段话对于所谓自助的观念可以提供极佳的印证。孙子在“九地”篇中曾经这样说：
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孙子所谓的“信己之私”就是相信自己的国力，换言之，不可妄想依赖他国的援助，而必须自力更生。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142。 ]
最后，现实主义者所想象的国际关系经常徘徊于和平与战争两个极端之间，所以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但可能有暂时的安定。国家若确保安全，则必须努力维护权力平衡，而权力平衡又是以国家为其运作的单位。
以上所阐述的国家至上观念，其根源是出自欧洲的历史，再由国际关系学域中的现实学派将其建构成为有系统的理论。当战略研究步国际关系的后尘，也发展成为独立学域之时，此种观念立即被采纳，而成为此一学域中的第一条基本假定。任何战略家都必然具有此种共识，否则即不成其为战略家。
功利意识
作为新现实主义者的战略学家都确认有真正国家利益的存在，那是超越所有一切其他利益之上。诚如摩根索所云：“国家利益即为外交政策的北斗星。”所以当政府决定其政策或战略时，其主要的考虑即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句话虽然立即引起孟子的反感，但若就字面上来解释，也正是任何政府在决策时所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
孙子的话则说得更明确：“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在战略领域中，无论其层级的高低，都必须恪遵此种原则。因此，战略研究学域的第二项基本共识即为功利意识。所谓功利在此又分别代表两种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观念，所以必须分别加以检讨。现在就从“利”说起。
在人类的思想中有利害观念之存在，其原因可能是出于人性。但何谓利害，却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牵涉心理学的知识，而且更可能要深入到哲学的领域。但不管利害究竟应如何认定，人类都会根据其自己的判断以趋利避害，又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个人固然如此，国家也应该如此。
今天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都已接受国家利益的基本观念，此种观念经过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解释，其意义已至为明显，不可能再发生任何误解。诚如摩根索一再强调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生存不可分，任何国家若忽视其国家利益，即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任何政治家（大战略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必须以国家利益的考虑为基础，简言之，即孙子所说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这也正是历史的教训。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外相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已有此种了解。他的名言曾为人一再引述，而且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真正的原文却如下述：
要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是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那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 注：Sir A．W．Ward and C．P．Good，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vol．II，p．1602． ]
斯派克曼（Nicholas J．Spykman）是被世人公认为与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齐名的地略学家，实际上，他也是国际关系学域中早期开山大师之一。斯派克曼对于“义利之辩”有其特殊的见解，他说：
政治家在指导外交政策时，固然应重视正义、公平和容忍的价值，但却仅以它们对权力目标有所贡献而不构成损害为限。它们可以用来作为权力追求的掩护或理由，但当其应用会带来不利时就应立即舍弃。政治家不是为获致道德价值而追求权力，而是利用这些价值以便利权力的追求。 [ 注：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Harcourt，Brace，1942），p．18． ]
斯派克曼相信每一个国家对安全的寻求必然会导致其与他国之间的冲突，因为甲的“安全边际”（security margin）即为乙的“危险边际”（risk margin）。所以，有同盟就有反同盟，有军备就有反军备。权力斗争是一种永无休止的竞赛，在历史中的任何时代都是这样。 [ 注：同上书，p．24。 ]
摩根索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一般的道德原则不能够依照其抽象的理想应用在国家行动之中，而必须透过具体时空环境的过滤。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国家所需要遵守的道德原则，与个人在人际关系中所应遵守者有所不同。若把个人的道德观念与国家的观念混为一谈，则结果将足以招致国家的灾难。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Knoff，1973）Fifth Edition，p．11． ]
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体系固然是由国际关系学者首先建立起来的，但在战略领域中，诚如孙子所云，“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变”篇），可以显示这也是一种传统的智慧。
概括言之，在所谓大战略的范畴中，一切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必须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在国际环境中，国家不止一个，利益自非一致，所以利害关系也自然非常复杂。因此，权力运作是一种非常微妙而困难的工作，必须有精密慎重的计划，不可轻举妄动。若从利害关系的观点来加以分析，则权力运作应可分为下述四种模式：
模式1 损人利已
模式2 利己利人
模式3 损已利人
模式4 损人不利已
第一种模式在战略领域中是正常的模式，也代表正常的权力斗争。用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的观念来表示，即“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双方的利害互相抵消，若不损人也就不能利己。甲方所获利益即相当于乙方的损失。
第二种模式是一种最合理想的模式，也就是所谓“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双方均有得无失，即“双赢”。这样的权力运作所代表的不是斗争而是合作。若能如此，自然皆大欢喜，天下太平。
第三种模式只能存在于宗教思想之中，甚至只能算是神话。在国际关系中，此种模式不可能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损己利人，不仅古今中外无此前例，而且也违反了人类的本性。诚如俗语所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第四种模式是第一种模式的变质或恶化。换言之，本来是想损人利己，但由于研究判断的错误，或运作的不当，结果变得事与愿违，损人而不利己。此种两败俱伤的情况在历史中不乏前例，所以战略家对于利害之虑也就十分慎重。
以上所分析的还只是一个“利”字，然则“功”字又应如何解释？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即成本效益（cost–effect）的观念。简言之，国家固然应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又必须重视“功”的观念：成本应力求低，效益应力求高。必须从成本效益的观点作精密的计算，然后始能判断其所作所为是否真正有利。
时常可以听到有人说，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应该排除万难，不惜付出任何成本。这种说法固然显示发言者的爱国热忱和豪情壮志，但从战略家的观点来评论，则大有商榷之余地。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大家所常说的话。要想达到任何目的，完成任何工作，都必须付出必要的成本，此乃自然之理，在政策或战略的领域中，也不可能有所例外。若说为了追求某种国家利益而不惜付出任何成本，则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有害无益。这样的例证在中外历史中真可以说不胜枚举。除必须考虑成本，而且应该力求降低以外，还必须尽量提高单位成本所能发挥的效益，尤其是每一元钱都必须用在刀口上，绝不可假国家利益之名，作漫无限制的浪费。
综合言之，所谓功利意识，其意义为一切战略思考不仅应求有利，而同时还应力求有功。事实上，功乃利之先决条件，若劳而无功，则结果很可能为未见其利而实受其害。西汉大儒董仲舒曾经说过：
正其谊（与“义”通）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当然是代表儒家的正统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功利意识。若从战略观点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两句话改为：
正其义先谋其利，明其道必计其功。
在战略范畴中并非完全不讲道义，但在讲道义之前应该先考虑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尤其对于成本效益必须作精密的计算。
功与利密切相关，俱为一体，但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中，“必计其功”的观念又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今天的世界变得比过去远较复杂，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可运用的权力（资源），就种类而言也比过去远较繁多。但任何国家的资源又总是有其限度，而国家权力愈大，则运作的范围也会随之而愈大，所以国家资源的有效分配已成为现代战略家的首要考虑。这也正是作业研究、系统分析这一类的方法技巧会受到普遍重视的主因。不过，必须指明，所谓功利又并非完全是物质性的，同时还有许多精神的或无形的因素也包括在内。因此仅凭计量的方法还不够，所以，孙子在2500年前已指出，不仅要“校之以计”，还要再加上“而索其情”，真乃超越时代的高见。
最后，战略家固然必须具有功利意识，但并不是急功好利。事实上，急功好利乃战略家之大忌，此种心理病态必须彻底革除。战略家应有远大的眼光，宏大的度量，所计者应为百年之功，所谋者应为万世之利，而万不可只计较一时的得失，所以必须深谋远虑。孔夫子所说的名言：“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对于常有急功好利倾向的西方战略家，实在是一服对症下药的清凉剂。
理性意识
战略家的思考既然是以明辨利害为起点，这也就暗示一项重要的推论：战略是讲理的。概括言之，所有的战略家都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他不仅认为自己是如此，而且相信或假定他的对手，在正常情况之下，也同样是如此。仅仅有此种基本假定之存在，战略才可以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
然则何谓理性（rationality）？以研究决策理论而负盛名的斯奈德（C．H．Snyder）教授曾将其意义界定如下：
首先对于可能的得失，以及敌方行动的几率作冷静的计算，然后再根据计算结果来选择一条对于自己可能最为有利的行动路线。 [ 注：G．H．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p．25． ]
因此，所谓理性也就表现在选择之上。假使某人能作合理的选择，则可以说他具有理性。
然则又何谓合理的选择（rational choice）？这样一个圈子又会回到原来的起点上。简言之，必须能够明辨利害，然后始能作成合理的选择。所以，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趋利避害。
不过，天下之事又都是有其利亦必有其害，不可能百分之百有利，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有害。因此，合理选择其意义又为如何能使利最大而害最小。用现代术语来表示，也就是一种包括两项基本因素在内的计算。这两项基本因素：（1）为效用（utility），（2）为几率（probability）。当战略家决定选择某种行动路线时，他一定是对于此种路线的效用作最高的期待（anticipation），同时又对于其失败的几率作最低的期待。
这样的思考方式可以代表所有战略家的正常心态。如果他不具有这样的心态，他也就不可能从事这一行业。从这一个观点来看，战略研究的确与经济学非常类似。在经济学的理论中，可以假定有所谓经济人（economic man）的存在，即假定他是一个完全（perfect）的理性主义者，其所作的选择应该是百分之一百的合理。在战略研究领域中，就理论而言，当然也可以假定有这样一个战略人（strategic man）之存在。
不过，经济人也好，战略人也好，都只是一种抽象的模型，他们都只能存在于纯粹学理范畴之内。在现实世界中，不讲理的事情多的是，战略家的思考有时也并不一定都能符合理性的要求。李德哈特曾指出：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细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以 1939年的波兰外长贝克（Joseph Beck）为例，指出贝克在一支香烟都还未抽完的时间内，即已作出断送其国家命运的决定。所以。李德哈特说：
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作决定时的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冲动，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 1971），p．142． ]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发起人之一的布尔也曾指出：
政府对于有关和战大事所作的决定，经常没有经过精确评估和远程思考……政府所注意者常为眼前的事务，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则几乎是视而不见。 [ 注：Hedley Bull，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1），P．49． ]
这些根据历史经验而发出的警告固然值得重视，但又并不影响战略家以理性主义者自居的共识。战略家在思考、计划、决策时，仍然必须强调理性因素的重要。同时，战略家又必须假定敌我双方都同样有其利害的考虑，而且对于利害者，双方也大致有类似的认知。必须以此种认知为基础，始能进行合理的战略分析。
不过，在进行战略分析的同时，战略家又必须认清在现实世界中，随时随地都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对于这些因素不仅必须慎重处理，而且还应将其纳入合理计算之内。换言之，战略家应根据理性的原则发现和了解非理性因素。
因此，可以断言，在任何战略思考、分析或研究之中，必须以理性假定为基础。但又必须认清，此种假定的应用价值是在解释（explanation）方面，而不是在预测方面。它可以显示出战略逻辑（strategic logic）之所在，但并不保证所有的战略家，尤其是非战略家，都一定会遵守这种逻辑。在战略分析中，理性主义虽为必要的假定，但在制订战略计划时，若不承认非理性因素的可能冲击，实乃愚昧的妄想。
克劳塞维茨对于非理性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深有认识。他指出：“战争是机会的领域……战争是不确定的境界。”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01． ] 他又说：“在战争中事物的变化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出乎意料之外。”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rt，p．102． ] 因此他也就非常推崇天才，他甚至还这样说：
凡天才所为即为最佳规律，而理论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解释应该如此的如何（how）和为何（why）而已。 [ 注：同上书，p．136。 ]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重视理性和逻辑，并且对于理论的价值和功用曾作非常正确的说明：
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上研究战争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照亮他的前途，加速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帮助他避开陷阱。 [ 注：同上书，p．141。 ]
由此可知克劳塞维茨不愧为先知先觉，他的思想的确非常现代化。
总结言之，战略家必须分别在两个层面上来进行他的工作：首先是在纯理性层面上，换言之，那也是战略人的理想天堂；然后再降入现实层面，那也就是回到了人间世上。在现实层面上，必须同时注意到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交相为用。战略家也是凡人，他在作决定时还是会受到许多外在环境和心理动机的影响。不过要想了解和控制非理性因素，并加以操纵和利用，还是必须以理性的共识为基础。
忧患意识
正因为战略家是理性主义者，所以他也必然是悲观主义者（pessimist）。因为以理性为基础，他们也就要比一般人更能较深入地认清人性中阴暗的一面，甚至会如宗教所说，相信人类在出生时即已带有所谓原罪（original sin）。这大致是与我国先秦的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相似，简言之，即假定人类具有自私、自大、贪得无厌、易于冲动等劣根性。
基于此种观点，战略家也就很易于以悲观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惯于报忧不报喜，他们在作任何研究判断时，也经常是以最坏情况（the worst case）为基本假定。
早在16世纪，号称近代战略思想之祖的马基雅弗利就曾经指出：
任何政府都不要以为它能选择完全安全的道路，它必须了解只能采取非常有疑问的道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当企图避免某一种困难时，往往就会遭遇到另一种困难。所谓谨慎只不过是知道如何辨别困难的性质，并选择祸害较少的途径而已。 [ 注：Ni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52），p．120． ]
英国学者奥克肖特（M．Oakeshott）曾经这样说：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和无底的海面上航行。既无港口，也无庇护；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在做这样的航行时，其要领即为能在海上安全地漂浮。海是友也是敌，航海之道即为善用机会，以求能化敌为友。 [ 注：M，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Methuen，1962），p．127． ]
而摩根索的话也许更较有力，这位现实学派开山大师说：
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完善，但那又是由人类天性中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要想改善世界，则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应与其对抗。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4． ]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凭其卓越的学问，艰辛的经验，终于在《后出师表》上作结论时，说了一句千古同慨的名言：“夫难平者事也。”若译为现代语，即事情的变化难于预测。战略家的一切思考都必须具有未来导向，简言之，他今日之所为都是为了替明天作准备，但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又是未来的事，有许多是谁都无法预知的。
我国有一句古话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虽然有一点言过其实，但这正是历史经验的教训和战略家的共识。不仅在天行和人事之中，随时都可能会有偶然的意外因素出现，而且人性又有其内在的弱点。因此，当战略家在进行其一切工作时，必然也必须经常抱着高度戒慎恐惧的心情，而绝不敢轻易地表示乐观。有如围堵主义的创始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形容的：“政治家是一场悲剧中的演员，而此种悲剧既非出于他们的创作，也不容许他们修改。” [ 注：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78． ]
不过，所谓悲剧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希腊悲剧（Greek tragedy），另一种是“基督悲剧”（Christian tragedy）。依照奥登（Wystan H．Auden）的解释，希腊悲剧是一种必然的悲剧（the tragedy of necess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的感想是：“它不得不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而基督悲剧则为一种可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possibil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的感想是：“它本可不如此，但却毕竟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 [ 注：Arthur Schlesinger，Jr．，“Orga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Fall 1967。本文转载于钮先钟译，《美国外交季刊五十周年选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p．192。 ]
每当某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历史学家也就惯于假定那是必然会发生的，这种解释虽然很简单，但并不一定正确。经过精密的分析，常可发现某些事情虽确有发生的可能，但却并非不可设法补救，而使其不至于发生。如果坐视不救，则可能的悲剧才会转变成为必然的悲剧，这才是历史中真正的悲剧。
所以，战略家虽必须具有忧患意识，但他的态度还是应该悲观而不消极。他们虽不敢相信“人定胜天”，但却如欧阳修所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 注：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
简言之，战略家不能仅以忧时为满足，而更必须以救世为己任。他必须努力从事深谋远虑的思考，以寻求长治久安的对策。若能如此，则能如范仲淹所期望，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注：范仲淹：《岳阳楼记》。 ] 的理想境界。
结语
任何学问的研究都必然有其起点，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都必须首先建立其基本架构。本章所列举的四种观念——国家、功利、理性、忧患四种意识——即为在战略学域中企图建立理论体系时所必须首先采取的基本架构。就逻辑而言，此四者实乃基本假定，必须以这一套假定为基础，然后始能逐步发展，而终于完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心理而言，此四者又正是任何战略家所必须保持的基本态度。若不具备此种共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战略家，甚至也不能从事这一行业。
此种基本假定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本身还是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所以万不可因为其简单而就予以轻视或忽视，尤其不可以视之为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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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略思想的取向
引言
总体取向
主动取向
前瞻取向
务实取向
结语
引言
战略研究是一门范围相当广大，层面相当众多的学域。若作概括的分类，可以分为三大部门：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在此三者之间又有连贯关系之存在。思想不仅是全部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而且也是全部过程的基础。若不思又焉能计，若不计又焉能行？博弗尔认为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方法（a method of thought），这句话不仅是空前的创见，而且的确是至理名言。
战略家必须知道他之所以被人尊称为战略家，其主因就是由于他有一套特殊的思想方法。有了这种思想方法，战略家才能完成其任务。依照卡恩（Herman Kahn）的说法，此种任务即为想入非非（thinking the unthinkable）。简言之，战略家凭借其有所独到的思想方法，才能思考那些一般人所认为无法思考的问题。这也正是战略值得深入研究的理由。
过去的传统战略家所思考的范围相当狭窄，即纯军事问题。现代的战略家早已扩大其研究范围，战略的内涵早已不仅限于军事，更不仅限于战争。从传统的战略观念变为现代化的战略观念，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上要算是一大跃进。此种跃进也就必然在许多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在过去的世界中，战略思想只能算是一种偶然的产品。战略思想的产生并非由专业性的研究人员来负责，而且也根本没有以制造战略思想为目的的研究机构。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战略思想的发展不仅断断续续，而且杂乱无章。前人的思想遗产中几乎大部分都只是实用性的行动准则，而真正具有理论体系的著作是少之又少。
现在的情形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不仅已有专业化的战略思想家，而且更有以战略思想为专职的研究机构。战略研究已经正式学术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多的创新和进步。现代战略思想家正面对着两大任务：（1）对于已有的思想遗产进行有系统的重整；（2）替未来的战略研究建立思考架构。此种工作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而且非常艰巨，不过其意义又是非常重大，值得有志之士去努力钻研。
今天已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场所中从事战略研究，他们的背景不一致，工作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沟通和协调上势必会有若干困难出现。要想增强合作和效率，在思想层面上也就有保持共同取向（orientation，亦译导向）之必要。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基本假定（共识）好像竞赛中的起跑线，其目的是要保证所有的选手在起点上的一致。不过仅有一致的起跑线，还是不足以保证他们在起跑之后，仍能维持方向上的一致。因此，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有的工作者在思想上还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取向。简言之，共识是消极的、静态的、保守的，取向是积极的、动态的、进取的。所以后者的重要性有过于前者，而且其内容也远较复杂。
现代战略家在其思想的范畴中，究竟又应采取哪些共同的取向？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无绝对正确的答案。不过，依据历史经验的教训，以及某些战略思想大师的著作，似乎还是可以提出一套比较适当的答案。为了分析和解释的方便，现在首先列举下述四项共同取向：（1）总体取向，（2）主动取向，（3）前瞻取向，（4）务实取向。
然后再来逐项加以讨论。不过，在此又必须声明，这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列举，而并非认为除此之外，即不应有或不可能有其他的模式。
总体取向
何谓总体取向（total orientation）？简言之，其意义即为当战略家研究其问题时，必须认清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总体性，同时又必须以总体性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学术领域中，决定研究方法的主要因素通常即为问题的本质。因为现代战略问题都具有其总体性，所以战略家的思想体系也就必须具有总体取向。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出生于两百年前的古人，但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时代。有一次普鲁士参谋本部曾向他请教一个战略问题，因为该部不曾附带说明政治（国家）目标，于是遂遭其拒绝。他在回信中这样说：
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治）所使用的不同手段的延续，所以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都是政治性的，而当计划应用到整个战役和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时，则其政治性也将随之而增大……基于此种观点，所以不可能对于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的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 注：见1827年克劳塞维茨致罗德尔（von Rooder）的信函。转载于（战争论）英译本，p．7。 ]
诚然，克劳塞维茨在他那个时代所用的名词以及名词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用者多少有一点差异，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们对于其思想主旨的了解和赞佩。他所谓的“政治性”即为总体性，他所强调的不可能有纯军事的研究判断和计划（解答），其意义又非仅限于军事，而是可以推广到非军事方面，换言之，即同样地不可能有纯政治性，或纯经济性的研究判断和解答。
自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学术园地中，崇尚专精的风气日益流行。这固然也是一种自然趋势，但天下事又往往都有其一定的限度，若超过此种限度，则不仅可能害多于利，而且更会激起某种相反的趋势。所以，近年来，所谓“科际整合”的风气遂又盛行。简言之，许多分科之研究都出现由分而合的新趋势。专家（specialist）固然不会丧失其重要性，但通才（generalist）却可能已经变得更为重要。学域的范围都已日益扩大，所应重视的又不仅为深入的专精研究，而尤其应重视整合的发展，分工合作实代表了现代学术思想演进的主流。
现代战略家应以通才自命。因为战略研究所包括的范围实在是太广大，各种不同的专家在学域中都可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其特殊的专长对于战略理论的建构、战略问题的解答，也都可能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尽管如此，但对于战略学域中的研究工作，又必须由在思想上具有总体取向的战略家来负其总责。只有在战略家的总体指导之下，各种分门别类的专家，始能分工合作，发挥协力作用（synergitical effect），并作出最佳的贡献。
因此，战略家本身并不一定要精通某一门学问，但他却必须对于多种不同的学问都有相当的了解，而尤其更重要者是他在思想上绝对不可钻牛角尖，这也正是专家们在思想上所易犯的通病。换言之，战略家的眼光必须是宏观的（macro）而不是微观的（micro）。
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本来就是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思想方法的最大特点即为其所采取的步骤与一般人（包括专家在内）所采取者恰好相反。那是从合到分，从大到小，从远到近，从上到下。简言之，即为先考虑总体，而后考虑部分。所以，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程序，以最后目标和最高路线为起点，此即总体取向。
一般人的通病是往往只见有树而不见有林，作为通才的战略家则必须先见有林而后见有树。甚至还可以说，只要能见林，则虽不能看清每一棵树，对于战略家的任务而言，也不一定会产生过分严重的阻碍。
美国战略思想家勒特韦克（Edward N．Luttwak）曾指出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不利于战略思考。他说：
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是实际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有系统或远见的思想家。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最好是把复杂的现象加以简化，把个别问题孤立起来，然后再来寻求解决方法。但战略所要求的方法恰好与此相反，战略要求把许多个别问题纳入一个系统之中，并拟定长期计划以解决整个问题。
勒特韦克又指出：
把问题分开来处理，那只能算是战术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战略思想具有综合性（synthetic）、整合性（integrative）和全体性（holistic）。它是一种辩证法，使似乎是分离的和矛盾的因素能合而为一。因此，不要单独地只想解决某一问题，或对某一事件作孤立的思考。不要只寻求部分的解决，而不考虑其对于整体的影响。 [ 注：Edward N．Luttwak，“On the Need to Reform American Strategy”，Planning U．S．Security，ed．by Philip S．Kronenberg（Pergamon Press，1982），pp．13–29． ]
战略思考的总体性又会带来另一种要求，那就是当战略家在思考任何问题时，又都必须保持“朝大处想”（think big）的心态。诚如《前进战略》（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一书中所云：
大战略仍然还是一种“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最后目标并非一蹴可致，而必须一步一步地来达到。但所谓可能又不应仅以眼前所能见者为限，而拟定行动范围时又必须具有勇气、魄力和想象力，对于某一大目标的坚持和信心实为任何大战略的焦点。 [ 注：Robert Straus–Hupe，William R．Kintner and Stefan T．Possony，A Forward strategy for America（Harper，1981），p．38． ]
我国宋代司马温公（光）在其《谏院题名记》一文中曾有一段名言更值得引述：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温公之言固然以谏官为告诫目标，但对于现代战略家，也完全适用。
战略家的思考必须是所见者大，宁可失之于大，而不可失之于细；其眼光宁可失之于远，而不可失之于近；宁可受到“大而无当”的批评，而绝不可以“小儿科”！战略家必须经常记着大战略这个名词中的“大”（grand）字，他必须心胸广大、眼光远大，然后始能识大体、顾大局、成大事。
学者吴如嵩认为《孙子兵法》的核心是一个“全”字。大致说来，他的意见相当正确。孙子的思想方法确有一种求全的趋势。“全”字在十三篇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一共仅十次，而其中七次都是在“谋攻”篇中。“谋”的意义即为战略，似可暗示孙子的战略思想是采取一种“求全”的途径（holistic approach）。
“全”字在孙子书中又有广狭二义。从狭义观点来解释，“全”即为“破”的相对词。从广义观点来解释，“全”就变成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于是又有三种可分而又不可分的意义：（1）为总体（total），（2）为综合（comprehensive），（3）为宏观（macro）。在思想方法领域中的“求全”途径即表示此种思想途径同时具有此三种趋势或方向。孙子本身即为模范，读其书自能体会其心胸的宏伟和视野的高远。
孙子在《谋攻》篇中说：“必以全争于天下。”翻译成现代语，即“必须采取总体战略以争取天下”。“总体战略”是博弗尔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相当于西方人所常用的大战略，和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采用的国家战略。名词虽有所差异，但观念并无任何不同。孙子所说的“全”，其意义也是一样，即认为必须对于各种不同的权力因素加以综合运用。
若能如此，则孙子的结论即为“兵不顿而利可全”。“利”即利益，也就是胜利，“而利可全”即为完全的胜利（complete victory）。然则何谓完全的胜利？即为没有任何不利后遗症的胜利，也就是李德哈特所云，能导致“较佳和平”（better peace）的胜利。这也正是现代战略家所追求的目标。总结言之，孙子“四求”中的“求全”即为认定战略思想必须具有总体取向。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新论”，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pp．275–278。 ]
主动取向
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战略家所研究的主题即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如何行动。一切战略理论，就概括的意义而言，也都是行动学（praxeology）。战略学的研究以思想为起点，以行动为终点。无思想即无计划，无计划也就自不能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反而言之，若不是想要采取某种行动，则自然不需要计划，甚至也无思考之必要。战略家未尝不可以作纯学理性的研究，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并非为思想而思想，而是想要透过思想的途径，解决所面临的战略问题。简言之，即为对战略行动提供综合指导（comprehensive direction）。
在较早的时代，人类的生活不像今天这样复杂，所以战略的含义也远较含混。所谓思想、计划、行动，时常都是由一个人负其总责，亚历山大或拿破仑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切分类也自然没有必要。概括地说，过去的战略家都是行动者（man of action），他们的思想发源于行动，甚至用行动来表达。因此，若说过去根本没有专业性的战略思想家，并非言过其词。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逐渐向专精化的方向发展，于是专业性的分工日趋细密。以战略这一门学术而言，开始出现创立理论和专心著作的战略思想家。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即为最早的大师。不过，他们的专业化程度，若用现有的标准来衡量，似乎只是象征性的而已。
战略思想家的真正专业化是核时代来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之一。今天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已有许多以思考为专业的战略家。这些人在战略领域中几乎毫无经验可言，最多也只有非常有限的经验。于是就带来了另一种新现象：在战略领域中，思与行遂有分道扬镳的趋势。若干文人战略家几乎忘记了战略主旨即为行动，尤其是自从核武器的威力日益增大之后，吓阻理论一枝独秀，于是对于西方国家的行动意志产生了瘫痪作用。
诚然，核武器的存在已是无可否定的事实，在核阴影之下，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确已饱受限制。但这并不会改变战略主旨在于行动的基本观念。这又可分两点来解释：（1）核吓阻绝非万能，也不能吓阻所有一切军事行动，即令军事行动自由确已缩小，但并非无行动之余地；（2）战略行动又非仅限于军事权力的运作，而除军事权力之外，还有许多非军事权力因素都可以使用。事实上，在非军事领域中仍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而那几乎不受核吓阻的影响。反而言之，由于军事行动自由的缩小，在非军事领域中的行动自由可能会相对地增大。
核吓阻不能取消行动，也不能代替行动。若干西方战略家沉醉在核吓阻的迷思中不能自拔，实乃大错。在总体战略的范围中，仍有相当巨大的行动自由，可供战略家去加以巧妙运用。战略行动并非仅限于军事，军事行动也非仅限于战争，而战争也不一定就要使用核武器，同时也不一定会受到核武器的吓阻。
进一步说，即令在某些情况中，行动自由确已受到限制，但那不足以构成可以或应该不行动的理由。反而言之，正因为自由受限，行动困难，于是更相对地提高了行动的价值，并更显示出行动的难能可贵。同时也说明更有努力争取行动自由和扩大行动自由的必要。换言之，战略家不应消极忍受某种行动限制，而应积极争取行动自由。
博弗尔深知行动的重要，为强调此种认知，所以特以《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为其书名。他指出战略家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历史潮流的趋势。所以，既不可坐以待变，也不可以应变为满足，而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行动，以求控制世局的演变，诱导历史的走向。
“行动”在英文中，名词是“action”，形容词是“active”。后者不仅具有行动的意义，而且更含有主动的意义，与被动（passive）相对。所以，在此处所用的名词是“主动取向”（active orientation）。其目的是要特别强调，战略家的思考与行动应具有积极主动的精神，而非消极被动的反应（reaction）。
在思想、计划、行动三个层次之中，以思想的境界最高，最具有抽象性和总体性的意识。思想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甚至还会深入到哲学的境界。思想的目的在于创造（creation），而创造又可能需要历经三个步骤，那就是：整合（Integration）、想象（Imagination）、创新（Innovation）。此三者的英文都是以“I”为首，所以可简称之为“3I”。创造又必须超越常智（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所以，对于已有旧观念又必须经常加以修正（Revising）、重组（Recombination）和再排（Reordering）。由于此三者的英文都是“R”为首，故又可简称之为“3R”，简言之，必须首先经常采取3R的方法来不断地检讨已有的思想遗产，然后再经由3I的步骤，以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若能如此，战略思想才能算是真正具有创造性。 [ 注：Grnat T．Hammond，“Paradoxes of War”，Joint Force Quarterly（Spring，1994），p．10． ]
战略思想必须具有主动取向，也正是古今中外战略大师的共同教训。孙子在“虚实”篇中明确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即为应该力求主动而切戒被动。在“势”篇又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所谓“动敌”，即采取主动作为而使敌方陷于被动，以至于一切行动均在我方控制之下。孙子在其全书中又非常重视求先，所谓先，也就是在时间方面的主动，亦即俗语“先下手为强”。
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教条趋势。他曾大声呼吁：“应研究理论而非教条。”这也足以证明他非常重视主动。因为教条只会教你怎样做，而不教你怎样想。理论的目的则是培养学者的主动精神和思考能力。从表面上看来，孙子重智，克劳塞维茨则重勇，事实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远较复杂。他曾指出：
在较低阶段所最需要者为勇，而需要用智力和判断来解决的问题却很少……但阶级愈高则问题愈多，而在统帅阶层也就达到最高点。在这样的阶层，几乎所有的解答都必须委之于有想象力的理智。 [ 注：克劳塞维茨原文的引述均见《战争论》第三篇。 ]
不过，他又指出：“单独的智并不是勇，我们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反而言之，“勇敢可以替理智和见识添翼。这种翅膀愈强，也就可以飞得愈高，看得愈远，结果也愈佳”。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理想中的天才是智勇兼备。前者为慧眼，后者为决心，二者配合始能发挥主动，因时制宜。
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有其特殊的商标，即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这是他毕生所提倡的观念，并且宣称：“必须对全部战争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艺术的真意。”事实上，诚如他所解释的：“此种间接性虽常是物质的，但却一定是心理的。”然后又作结论说：“敌人心理平衡的动摇，实乃胜利的主要条件。”事实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意义即为发挥主动精神。必须主动始能使敌方陷于被动，于是始能产生奇袭作用并使敌方心理丧失平衡。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70–172。 ]
博弗尔在思想上与李德哈特确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李德哈特提倡“间接路线”，博弗尔则首创“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这样的新名词，这两个名词在观念上很容易发生混淆，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于博弗尔本人也曾这样地说：“‘间接战略’这个名词似乎有一点模糊不清。”接着又说：“李德哈特曾发展一种间接路线的理论，并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9． ] 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说明：李德哈特所讨论的战略还是传统意识上的军事战略，他所提倡的间接路线也是用在此一领域中，其目的则为获致军事胜利。博弗尔所讨论的战略是现代意识的大战略，他称之为总体战略。在核时代的新战略环境中，博弗尔又把总体战略一分为二，即吓阻战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和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再进一步，他又把行动战略分为直接战略（direct strategy）和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两者均属于行动战略的范畴，但前者以使用军事权力为主，后者以使用非军事权力为主。因此，可以认定间接路线是用在直接战略之中，而与间接战略无关。博弗尔的全部战略观念系统可以图解如下：
吓阻战略虽已为核时代的战略主流，但并非所有一切行动都已受到吓阻。反而言之，吓阻的效力愈大，则行动自由也愈可贵。于是如何利用行动自由以达到国家目标也就成为战略家所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概括言之，吓阻是防御的、消极的、被动的，行动是攻击的、积极的、主动的。吓阻虽然重要，但最多只能维持现状，并不能开创新局面。战略家欲达到改变现状，以利吾国的积极目的，其思想必须以主动为取向。
前瞻取向
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战略的最终目的即为采取行动以改变历史的演进趋势。但任何行动都需要时间，从开始到完成，其间必然会有一段时差，用术语来表示，即先导时间（lead–time，或译前置时间）。行动愈艰巨，则所需时间自然也就愈长。简言之，在战略领域中，行动很难求速效。概括地说，我们对于眼前的情况，几乎毫无影响的能力，但对未来的趋势，却可能发挥远较巨大的影响作用。正因为今天所采取的行动也许只能影响明天，所以博弗尔才会以《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为其最后一本书的书名。博弗尔在1974年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次年（1975）即逝世。以内容而言，这本书似乎远不如他其他的著作那样精彩，但值得重视的却是其书名，而尤其是书名中的“for”一词。战略不是为今天（for today）而设计，而其一切都是为明天（for tomorrow）着想。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for Tomorrow（Crane，Russak and CO．，1974）。该书的内容仅以欧洲防卫为讨论范围，还不如博弗尔其他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宽宏。 ]
但是当前的事实真相却很令人深感失望。因为“火烧眉毛顾眼前”本是人类的通病，大家都希望能够首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至于未来的事情，自然会被认为可以暂时不必考虑。诚如阿龙所云：“我们已经给20世纪忙得头昏脑胀，哪还有时间来考虑21世纪？”阿龙说此话时是在 1966年，那时距离21世纪还很遥远，但今天引述其语时，我们已经步人21世纪了。 [ 注：Herman Ko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 Introduction，p．xxv． ]
重视现在，忽视未来，固然是一般人所常有的心态，所以也毫不足怪，这可以归罪于人性的弱点。但作为战略家，又自不应以常人自居，战略家之所以成为战略家，并且受到世人的尊重，其主因之一就是他们在思想领域中有其异于常人的特点，而所谓前瞻取向（forward–looking orientation）或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即为其中之一点。
1806年普鲁士为法国所击败，遂使克劳塞维茨认清了一项重要的教训：战前数十年的国家政策即已决定战争的胜负。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具有启发性的教训。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47． ]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前局势的形成，过去一代应负很大的责任，因此，未来局势的形成，现在这一代又焉能逃避他们所应负的责任？所以战略家所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即应为如何创造历史，控制未来。
孙子强调“先知”，孔子强调“远虑”，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根本意义完全一样，简言之，即认为思想必须要有未来导向。先知与远虑又是交相为用。不能先知者也自不能远虑，反而言之，若无须远虑则也自无先知之必要。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曾有一句名言：“不再有任何所谓战略之存在，而只有危机处理。” [ 注：Coli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P．112． ] 这虽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显示出其战略无知，但又可以唤醒世人对于危机处理的重视。事实上，深谋远虑比危机处理远较重要。若能如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则危机应能在尚未形成时即予以化解，也就自然不需要那样紧急迫切的危机处理。这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去薪” [ 注：司马相如之言见《上书谏猎》；“扬汤止沸，不如去薪”见《昭明文选陈孔璋（琳）为袁绍檄豫州》。 ] 。
也许还是卡恩所说的话更为明确，而且最值得引述：
假使我们想对于危机和困难能够预防、避免，或有较好的准备，假使我们想设计较佳的安全体系，则需要一种较佳的安排以从事前瞻的思考（forward thinking）。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316． ]
任何国家或个人，都不能像天方夜谭中的阿拉丁（Aladdin）一样，可以凭借神灯来立即创造奇迹。古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今天的情况而论，培养高级人才，发展精密武器，大致需要三十年的先导时间。今年毕业的中学生大约为十五岁，要到四十五岁时，始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2025年的主要武器系统在1995年即应开始设计，否则就会赶不上预定的时间表。至于想建立一种新制度，开创一种新思想，则所需时间当然会更长，甚至一百年都不一定能完全成功。
曾为美国资深众议员的罗德（John J．Rhodes）指出：
当我们把当前的问题放在一种较长久的时间架构之内来加以思考时，今天被认为是极重要的问题也就可能会迅速地变得不再那样重要，尤其是若干现在似乎是正确的政策也会变得明显地不正确。反而言之，那些不曾认真考虑的答案也可能就会自动显示出来。 [ 注：John J．Rhodes，“The Far Side of the Hill”，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1983），p．366． ]
试以波斯湾为例，今天美国决心不惜一战以保护此一石油来源。但五十年之后，中东石油将日趋于枯竭，到那时，美国对于波斯湾地区的战略价值也自然可能会作不同的评估。
前瞻的思考即为远程思考，其首要的心理条件即为养成完整的未来意识（a sense of the future），必须如此，始能把握正确的观念方向（conceptional direction）。远程思考不能仅以现有经验为基础，有时必须以假定为基础。简言之，传统的思考习惯必须彻底改变，所应重视者是明天而不是今天，是求新而不是守旧、所以，从事思考工作的人必须有广博的见识，敏锐的心灵。
未来本是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境界。任何情况都有发生的可能，而其形态和时机也常出乎意料之外。听以，从事远程思考者，不可把眼光只集中在某一定点上，而必须同时考虑多种不同的变局（alternative sceneries）。他必须尽量放大思考范围，不企图作任何精确预测，而只希望把一切可能发展的方向都列举出来。某些发展也许可能性较高，但冲击也许较小；某些发展也许可能性较低，但冲击却也许非常巨大。所以，无论哪一种趋势都应同样列入思考范围之内，而不可有所疏忽。一方面，固然不应故意危言耸听，只提出最坏的个案（the worst case）；另一方面，又必须运用智慧以寻求新的途径。不仅要发现新问题，而且还应对旧问题寻找新答案。
对未来问题寻求答案时又不应假定所能使用的工具仅以现有者为限。即令在当前的世界上，也还有若干潜力（potential）不曾受到应有的重视，或未能作合理的开发。而在明日世界中，可以发挥的潜力则更难预料。举例来说，三十年前又有谁能料到电子科学、信息科学、海洋科学、生物科学等，会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因此，在前瞻的思考中必须考虑如何发挥新的潜力。
总而言之，深谋远虑必须有方。既不能安于故常，又不能徒托空谈；既不能与现实脱节，又必须发挥高度想象力。所以，这实在是一种高难度的工作，主其事者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始能达到“先知”的目的。
战略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及早采取适当行动以改变未来的历史走向，换言之，即为企图控制历史的演进或发展。即令不能控制，也应努力适应历史的潮流，或至少也应设法缓和历史洪流的冲击，并使其不利影响减到最低限度。但如何能达到控制、适应、缓和的效果，其先决条件即为必须能够认清历史的趋势（the trend of history）。
在此特别提出一条常为人所忽视的真理，那就是“欲知未来，先知过去”。霍华德说：
假使不首先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则对于今后应向哪里走的问题，也就会根本无从考虑。 [ 注：Michael Howard，“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Western Defense in the 1980's”，Foreign Affairs（Winter 1982／1983），p．308． ]
所以，任何从事远程思考的学者必须有充分的历史知识，然后始能掌握历史的未来脉搏。
历史的趋势又非完全命中注定，至少有一部分是人力可以扭转的。欧阳修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马基雅弗利曾指出：“人类前途一半受机会支配，一半受人力支配。” [ 注：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Chapter 25． ] 卡恩则认为：“人固然不能预测未来，但有权选择未来。” [ 注：Herman Kahn，The Year 2000（Macmillan，1967），p．2． ] 博弗尔的话也许说得更为恳切：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Cassell，1967），Forward，p．xiv． ]
在古今中外的战略思想家之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在思想中所保持的前瞻（未来）取向在分量上能够与博弗尔相比拟，甚至于连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也不例外。博弗尔是一位饱经忧患的人，他亲身经历法兰西悲剧，也亲眼看到西方的衰颓。过去的惨痛经验自然增强了其未来意识。他的书中充满了感想和教训，对于任何想要从事战略研究的青年学子，其著作应列为必读书。博弗尔指出：
现代战略也像整个人类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技抱着跑，所以我们的思想习惯必须彻底改变。应重视未来而非现在。准备比执行更重要。世界正在迅速演变，战略家不能依赖任何历史先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标准原则。战略家必须经常考虑改变中的现实，而且还不仅限于可以想见的未来，连多少年后的可能发展也应包括在内。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5． ]
他很风趣地打了一个比喻：
战略家好像是一位被请去替病人开刀的外科医师。那个病人身体内的病原体正在不断地高速成长，对其详细解判位置无法确定。他的手术台处在永久运动状况之中，而他必须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医疗工具。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除理论著作之外，博弗尔还有两本个人回忆录：其一为《1940：法国的沦陷》，另一为《1956：苏伊士远征作战》。书中有很多名言警句，但可惜并无中译本，而且知道有这两本书的人可能也不多。因此，现在就分别引述如下。在《1940：法国的沦陷》一书中，博弗尔指出：
1940年的最大教训即为疾病只有在初起时尚可治疗，只有在最初阶段，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过此之后就会太迟（too late）。
控制必须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人类和国家若不能察知正在发展中的威胁，并立即采取对抗行动，则也就会变成命运的玩偶。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215． ]
在《1956：苏伊士远征作战》一书中，博弗尔又说：
拜占庭曾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狂澜可以被控制达一千年之久，所以决定命运的是人的决心和智慧。不幸，这二者常感缺乏，于是帝国崩溃不是由于敌人的打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基本观念为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但过此之后，就会变成无可改变的命运。
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预防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扫描未来。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非治疗。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 1956（Praeger，1969），p．155． ]
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详地引述博弗尔的名言？其主因即为他的话足以强调说明未来意识和前瞻取向的重要。
务实取向
战略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学域，战略思想家也已堂堂地步入大学之门。因为过去所谓战略缺乏理论基础，其思想也缺乏有系统的架构，所以，现代战略家，尤其是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文人战略家，也就自然会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偏重理论的趋势。诚然，要使战略研究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学域，理论化的努力的确非常重要。不过，天下事又往往物极必反，理论化的努力也同时会带来若干流弊，尤其是过度的理论化，不但无益，而更可能有害。
克劳塞维茨在古典战略家中可能要算是最具有理论化倾向的一位。他的《战争论》有很多深入的思考，直到今天仍能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现在就摘要引述几段如
1．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都是澄清观念和思想，否则它们会变得混乱和纠缠不清。
2．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中研究战争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它将照亮其前途，加速其进步，训练其判断，并帮助他避免陷阱。
3．应知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框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依赖其支持。
4．任何用来产生现成战略计划的方法，好像都是从某种机器中制造出来的一样，必须完全予以拒绝。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89，141，140，154． ]
克劳塞维茨的这四段话，前两段足以说明理论的目的和价值，后两段足以说明理论化应有其限度，而绝不可完全依赖理论。
在此必须郑重指出，所谓理论化者，主要是在方法学的范畴之内，而与战略的本质无关。战略始终还是一种“经世之学”，战略思想必须能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可流于空洞的玄想。尽管时代和环境可以改变，但此种基本观念却并无任何改变。布罗迪曾明白指出：
战略思想家的参考架构是纯粹实用的（pragmatic）。他不像科学家是以发现最后真理为目的，而是志在帮助军事和政治领袖来准备他们的心灵和装备，以便能有效和成功地应付其敌人。在危机发生时，此种敌人具有其特殊性格，而并非符合概括的模式。战略思想家的看法也许要比军人较深远，但并非完全不同。 [ 注：Bernard Brodic，War and Politics（Macmillan，1973），p．46． ]
布罗迪又说：
今天有人希望创建一种真正的战略科学或理论，其中充满了不变而具有深义的原则，但此种愿望只能表示他们对于主题本身具有基本误解。 [ 注：同上书，P．451。 ]
现代战略思想虽有高度理论化的趋势，但即令是在大学校园中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在他的思想上也还是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务实取向（pragmatic orientation）。尽管他的治学方法是着重理论途径，甚至还试图建立理论体系，但他还是不可因此忘记战略仍然是一种实用艺术。
战略思想必须具有务实取向，这又似乎是一种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虽然明知不可与现实脱节，但在探索理论时又往往很难避免愈陷愈深，而终于钻入牛角尖。然则如何才能确保思想的务实取向？概括言之，应该随时随地坚持下述五条原则：
1．战略思想固然必须是抽象的（abstract），但却又不可过分抽象。如何可以达到思想抽象化的目的？其途径不外两点：（1）简化（simplification），（2）推广（generalization）。简化就是要清除与思想主流无关的混杂因素，必须将那些因素清除，否则不易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推广就是要把个案发展成通案，这样才能获得综合的结论。简化和推广对于思想的抽象化都是必要的步骤，但又都不可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如果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则将使思想变得毫无实质；如果过分推广（over–generalization），则将使结论空泛，毫无意义。简言之，抽象化的思考固属必要，但绝不可过度，否则就会言过其实，甚至于有名无实。
2．必须认清时空背景，否则战略思想就会不切实际。阿龙曾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
战略思想在每个世纪，或在历史的每一时刻经验本身之中吸取其灵感。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Praeger，1978），p．25． ]
换言之，在不同时代应有不同战略，最严重的危险即为把旧时代的经验不假思索地用在新时代中，此即时代错乱（anachronism）。同样地，人类生活和思想莫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斯派克曼曾说：
地理虽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构成条件。它对人类提供可能性。人的惟一自由即为对此种可能性做好的或坏的利用，把它变得更好或更坏。 [ 注：N．J．Spykman，“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32，1938），p．20． ]
综合言之，战略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必须适应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会与现实脱节。
3．战略是长期的（long–range），战略不是“速溶咖啡”（instant coffee），可以现冲现喝。所有的战略计划都是长期设计，所有的战略行动都是长期斗争。战略不能求速效，所以战略思考必须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博弗尔曾经指出：
我相信战略思想是连续的，包括正常（normal）期和非常（exceptional）期都在内，只有这样的分析方法，才能先知可能来临的危险，并适时加以预防。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132． ]
博弗尔又特别强调，虽然国家并非天天都要采取战略行动，但却必须连续不断地作战略思考。所以，“战略行动是周期的，战略思想是永恒的”。（Strategy action，therefore，is periodic；Strategic thinking is permanent．）
4．战略必须具有弹性（flexible）。战略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仅未来的变化很难预测，而且对方的意图也不可控制。此外，所谓意外（accident）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所以，战略（包括思想、计划、行动都在内）必须保持充分的弹性，能够随机应变。克劳塞维茨曾作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战争不像一块麦田，那是不管其个别的麦秆情形如何，都可用镰刀将其割刈……战争像一片由大树所构成的森林，所以必须正确地依照每一棵个别树干的特性以决定如何使用斧头。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53． ]
蒋百里先生有一句名言：“骨头要硬，头脑要软。”“骨头要硬”是表示为人处世必须要有坚强的性格，而“头脑要软”是要求思想必须具有适当的弹性。
5．战略有其目标，但要想达到某一目标，则所能采取的手段又并非经常只限于一种。所以，战略的意义又即为选择。假使同时有几种战略可供选择，则又应如何决定取舍？概括言之，有三种测试标准（test criterion）：
（1）适合性（suitability）：简言之，此种战略能够达到预定或理想的政策目标。（2）可行性（feasibility）：不可行的战略当然不能采取，否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更将招致大祸。（3）可受性（acceptability）：那就是其财政成本（financial cost）是可以接受的。任何国家的财力，任何政府的预算都自有其限度，战略家必须学会如何打算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