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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战略
第二章 现代战略研究
第三章 战略研究的基本假定
第四章 战略思想的取向
第五章 战略思想的背景因素
第六章 战略研究的单元
第七章 战略与情报
第八章 战略计划作为
第九章 核战略
第十章 行动战略
第十一章 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
第十二章 为何研究战略
后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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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52年《军事译粹》杂志创立，我出任总编辑。我就是这样偶然地走入战略研究园地的。在此以前我对战略虽非一无所知，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知半解。从此时开始，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园地。从1952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实行我的“三书主义”，也就是“读书”、“写书”、“教书”，而所读、所写、所教几乎完全是以战略为范围，或至少也是与战略有关。我常自我嘲笑着说，对于战略我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无师自通”了。
虽然读书千卷，著作等身，而桃李满天下也并非过誉，但我却又时常自问：我究竟是否已经通晓战略？尤其是我教了这么多的学生，是否已经能使他们了解何谓战略，何谓战略研究？
战略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其内涵和意义随着时代而演进，战略研究是一个现代名词，并且已在大学中成为一种正式学科。在今天的世界上，以战略研究为专业的人和组织已经日益众多，而对于其内容和功能也有多种不同的认定。战略研究究竟是什么，也就变得日益难于解释。
我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常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好像瞎子摸象。往往只是摸到部分，而未能了解全体。又好像走进了“八阵图”，走进去固然并不难，但却会愈走愈模糊，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去。古人说“歧路亡羊”，所形容的即为此种现象。所以，书读得愈多愈会感到无所适从，书写得愈多愈会感到一无是处。
我尚且如此，我的读者和我的学生可能更会如此。于是也就使我联想到，我实在应该写一本专著来指导我的读者和学生如何研究战略，引导他们走入战略研究学域的窄门。因此，我才决定放下其他的工作，来写这一本书。
这本书以我个人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其中有若干资料过去曾经在其他著作（书或论文）中发表，不过现在都已整合。全书内容所包括的是三个问题及其答案：（1）何事（what），（2）如何（how），（3）为何（why）。简言之，即为要想解释：（1）什么是战略和战略研究，（2）怎样从事战略研究，（3）为什么要研究战略。
读了这本书，至少应能了解上述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也就可以无忧无惧地进入战略天地，学习做一位战略家。简言之，路还是要你自己去走，但这本书可以充任向导；带着你顺利地达到理想的目标。
全书共为十二章，在结构上又可分四段：
（1）第一和第二两章分别说明战略的定义以及现代战略研究的内容。
（2）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以研究方法为主题。
（3）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分别讨论战略研究的实际问题。
（4）第十一章阐述战略研究的四个境界，第十二章说明研究战略的理由。这两章也共同构成全书的总结。
就全书设计而言，重点是放在如何研究战略的问题上。诚如博弗尔的名言，战略就是思想方法。研究的意义即为深谋远虑。
早在1974年，我曾写过一本名为《国家战略概论》的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并曾获得1975年的“国军”军事著作金像奖，而那也是我在战略领域中所写的第一本专著。在那本书的“引言”中我曾这样写道：
我不是职业军人，但却曾花了二十年以上的时间来从事战略的研究。我的研究是无所师承，经过多次的尝试与错误之后，自问总算找到了一点门径。所以我现在愿以“识途老马”的心情来引导青年人走向战略研究的道路。
光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二十余年了。我的书读得比过去更多，我的著作也增加了不少。照理说，这匹老马似乎应该要比二十余年前更能认清前往战略天地的道路。
所以，请年轻一辈的学子相信我，这本书应该是能够帮助你们学会如何研究战略，至少也能引导你们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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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笨熊谨以此书奉献给全世界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人们! The greatly stupid bear offers sincerely by this book for the world opposed the war peace-loving people!
第一章 战略
引言
名词的定义
大战略
国家战略
总体战略
结语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战略似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战略这个名词也都经常出现，有时甚至有滥用之嫌。反而言之，尽管这个名词是如此流行，但其真正的意义和内容又似乎并非一般人所能完全了解。或许此即所谓习焉而不察，但也显示出世人对战略无知的真相。
战略不仅是非常流行的名词，而且也是非常悠久的观念，甚至名词的本身也有其非常久远的来源。不仅在西方，在中国也一样可以发现战略的观念源远流长。
照理说，一定是先有观念而后有名词，等到名词出现时，观念应该早已相当成熟，并且也已开始形成一种共识，而不至于发生误解。一般的名词既已通用，也就很少有人去对它的意义作认真的考虑，所谓名词必须有明确的定义，那只是现代学术界的流行想法而已。
地球上究竟何时才有人类，固然还是一个谜，但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所谓战争，就广义而言，是在史前时代即早已存在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有人类就有战争。最初，战争只是单纯的斗力，但不久，斗力之外又加上了斗智。等到斗智的思考和行为逐渐形成时，最早的战略观念也随之而产生。简言之，最原始的战略观念即为斗智。
此种观念的起源是在何时，当然已不可考，而其逐渐成熟更是一种非常长久而复杂的过程。等到人类已有历史时，此种观念自然会留下其记录，于是为求表达的方便，专用名词也随之开始出现。
我们现在所通用的战略一词发源于西方。在现代西方语言中分别为：
英语 strategy
法语 stratégie
德语 strategie
意语 strategia
其词根则同出于希腊。
古代希腊语中有“stratos”这样一个词，其意义为军队，从这个词所衍生出来的“strategos"，其意义为将军或领袖。再进一词又有“strategeia”，其意义为将道（generalship）。此外还有“strategama”，其意义为战争中所用的诡计，译成英语即为“strategems”。在希腊文中还有“strategike episteme”和“strategon sophia”二词，前者意义为将军的知识，后者的意义为将军的智慧，这又都已把现代战略的广义解释包含在内。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p．15。 ]
希腊和罗马都无正统的战略著作传世，但是在若干哲学和史学著作中含有很多战略观念。直到东罗马（拜占庭）时代，才有莫里斯（Maurice）皇帝曾著一书以教育其将领。书名为Strategikon，其意义即为“将军之学”。大致成书于580年，可以算是西方的第一部战略学著作。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57。 ]
西方自从进入中世纪之后，所有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名词和观念都已为人所遗忘。直到18世纪，才有法国人梅齐乐（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1719–1780）把这些思想遗产又从古书中发掘出来。梅齐乐在其所著的《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e）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并将其界定为“作战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而其灵感的来源则出自莫里斯皇帝的书名Strategikon。 [ 注：同上书，pp．168–169。 ]
梅齐乐的《战争理论》出版于1777年，在战略思想史上应该算是值得纪念的大事。他的书很畅销，曾一再重印，并被译为德文和英文。从此，战略一词遂逐渐变成法国的军事术语。在日耳曼（德国），梅齐乐的书有很多读者，所以这个名词也很快地被接受。到19世纪初期，战略在欧陆诸国中已成通用名词，但在一水之隔的英国，却并不那样流行。1802年在英国出版的一部军事术语词典，查理?詹姆士（Charles James）的New and Enlarged Military Dictionary，尚不曾把“strategy”列入其中。 [ 注：Robert O'neill and D．M．Homer ed．，New Directions in Strategic Thinking（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81），p．2． ]
拿破仑战争在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对于战略思想而言，可以算是古今之间的分水岭。自从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和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两大师的著作问世之后，战略才开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虽然这两位大师都不曾以“战略”为其书名，但在其书中还是曾经对战略作了相当详尽的分析。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中期，传统意识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已有充分的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战略这个名词在西方世界中的正式使用到今天不过两百余年，但并非意味着战略的观念在过去不存在。事实上，战略观念是古已有之，只是不曾使用现有的名词而已。古希腊人另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名词“taktike techne”，是现有名词战术（tactics）的根源。但古代并无战略与战术的区分，所以这个名词的含义也把所有一切有关战争的知识都包括在内。在罗马时代，译成拉丁文，就变成“ars bellica”，再译成英文，又变成“art of war”，也就是“战争艺术”。这个名词的出现不仅较早于战略，而且也已把战略的观念包括在内。16世纪的马基雅弗利（Nicoló Machiavelli），17世纪的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都曾以“战争艺术”为其书名，甚至于19世纪初叶的若米尼也是如此。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15。 ]
我国古代有西晋人司马彪（生年不详。死于晋惠帝末年，大约为306年），曾以战略二字为其书名，这可能是此一名词在我国文献中的最早出现。该书现已不存在，但从散见于其他书的佚文上看来，可以发现其内容似乎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战略思想并无太多关系。因此，无论就名词或观念而言，我们现在所用的战略并非以司马彪及其著作为源头，而是来自西方，其原文即为“strategy”，而战略只是一个译名而已。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pp．357–358。 ]
我国古代虽有作为书名的战略，但并无作为军事术语的战略，不过这并不表示我国古代没有战略观念的存在。不仅《孙子》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古老也最伟大的战略著作，而且古人所用的若干名词，例如兵、谋、计等，也都具有战略的含义。所以，此一名词虽发源于西方，但战略观念则并非西方所能独占，而应视之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最初把“strategy”译为“战略”的人可能是日本人，而我国从日本引进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正确的时间则很难考证。设在北京的陆军军官学堂成立于1906年，那也是当时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以后改名为陆军大学。有了这样的军校之后，战略也必然会列入教学内容之中。1908年有任衣洲所译的《战略学》出版。但其原文是怎样一本书，译本又是由谁出版，则都不可考。稍后，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曾编译《大战学理》一书，出版时间和出版者也不详。这本书即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On War）。《大战学理》是日本人译该书时所用的书名，很显然，此书是由日文转译而成，应该是《战争论》的第一种中译本。在译书时当然一定会用战略这个名词。总而言之，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又仅此而已。我们还是不知道最初用战略二字来译“strategy”的人是谁，以及我国是在何时才开始使用此一译名。不过，根据上述的考证，还是可以认定作为“strategy”译名的战略一词，至少在我国军事学术圈中是已经使用了九十年之久，而且也早已成为我国通用的军事术语和名词。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546–547。 ]
战略是法定军事术语，也是通用名词，但还有两个其他的名词，也常被一般人使用，一个是谋略，另一个是策略，这两个名词都有一个“略”字，也就常与战略混淆，并引起误解。因此，有加以辨正之必要。
上文中已经说过希腊文中有“strategama”一词，译成英文即为“strategems”。其意义并非战略（将道），而是战争中所用的诡计（ruses de guerre），也就是孙子所谓的“诡道”，那只是战略的应用，而非战略的本体。近来常有人用谋略来译“strategems”，并创造了谋略战这样一个新名词。简言之，在战争中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造势或欺敌，那都可以总称之为谋略。但谋略并不等于战略，二者之间也不能混用。
目前工商界又常把“strategy”译为“策略”，这也未尝不可，但他们却似乎不知道“strategy”本来是军事术语，而把“strategy”译为“战略”也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strategy"本来的意义是纯军事性的，将其推广及于非军事领域，只是最近的发展。西方人将战略观念应用到非军事领域时，仍保持原有名词不变，并未另创一新名，只是扩大其解释而已。所以，我们若用“策略”来代替“战略”，则不仅会一名两译，徒增困扰，而且也显示出一般社会人士对于战略原义缺乏了解。
所以，诚如老夫子所云，必也正名乎？我们所说的“战略”，其原义即为英语中的“strategy”。我们只使用这一个名词，也只有一种解释。其他的名词则最好不用，以免导致误解。此外，还有一点也应附带说明，过去有人在翻译外文著作时，常用“策略”来作为“战术”的译名。例如他们所说的“两手策略”，实际上就是“两手战术”。
名词的定义
古人治学和著书时，其态度远不像现代学者那样严谨。我们必须知道，所谓科学方法是18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所以，万不可用今人的心态和眼光来评论古人的思想。事实上，在古人的思想遗产中，许多观念都相当模糊，尤其是所谓名词者，更是经常缺乏明确的定义。许多名词所含有的观念虽代表悠久的传统，但其定义则仅为近代的产品。
18世纪后期的梅齐乐不仅在其著作中首先推出战略这个名词，而且也给它下了一个概括而简单的定义，他的定义，战略即为作战指导，就基本意义而言，到今天仍然有效，尽管后人曾加以各种不同的扩张或补充。
19世纪初期，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曾在其著作中分别说明其对于战略观念是如何作的界定。若米尼在其《战争艺术》中对于战略下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定义：“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并且包括整个战区在内。” [ 注：若米尼：《战争艺术》，钮先钟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72。 ]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对战略所作的解释和分析则远较复杂，而且也的确较难了解，因此，值得加以较深入的讨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二篇“论战争理论”的第一章“战争艺术的分类”中指出：
就根本而言，战争艺术就是在战斗中使用指定工具的艺术；
对于它没有比“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更好的名词。
接着他又说：
战争指导包括战斗的计划和指导……于是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活动：一种是个别战斗本身的计划和执行；另一种是协调个别战斗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战争的目的。前者称为战术，后者称为战略。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a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28． ]
根据上述的分类，克劳塞维茨遂提出他对于战略和战术所下的定义：
Die Taktik ist die Lehre von Gebrauche der Streitk?teim Gefecht，die Strategie die Lehre von Gebrauche der Gefechte zum Zwecke des Krieges．
此乃德语原文，在英语中又有各种不同的译法：
Tactics teaches the use of armed force in the engagement；strategy，the use of engagements for the object of the war．
这是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帕雷（Peter Paret）的译文。 [ 注：Car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a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28． ]
Tactics is the theory of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s in combat．Strategy is the theory of the use of combats for the object of the war．
这是格雷姆（Col．J．J．Graham）的译文，而为《战争论精华》（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所采用。 [ 注：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edited by Roger Ashley Leonard（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7），p．89． ]
Tactics is the concept of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in battle，strategy is the concept of the use of battles to forward the aim of war．
这是法国已故大师阿龙（Raymond Aron）的译文。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m Strategy（Praeger，1970），p．14． ]
若把上述三种英语译文作一比较，则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若干差异之存在。霍华德的译文最新，也最受推崇。但德文所用“die Lehre”本是名词，意为教训或学问，霍华德在英文中却用“teaches”，那是动词，于是使原文的结构也必须改变，所以，这种译法应该不算是太适当。
另外两种译文除用字上略有差异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区别。格雷姆用“theory”，阿龙用“concept”。前者中译为“理论”，其意义比较确定；后者中译为“观念”，其意义则比较空泛。理论固然也是一种观念，但观念却不一定是理论。此处用“theory”来译“die Lehre”似乎比较适当。
因此，克劳塞维茨的定义可以译为：
战术为在战斗中使用军事力量的理论。战略为使用战斗以达战争目的的理论。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精华》，钮先钟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110。 ]
接着在《战争论》第三篇“战略通论”的第一章“战略”中，克劳塞维茨对其战略观念又作了较深入的解释。
战略为战争目的而使用会战（战斗）。所以战略家必须替战争的整个行动拟定目标，而那又是以战争目的为根据……战略理论处理计划事宜，又或企图解释战争的组成部分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精华》，钮先钟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110。 ]
此处所谓“战争的组成部分”（the components of war）也就是会战。简言之，克劳塞维茨认为如何使用会战以达到战争目的的学问（理论）就是战略。
在先核时代的西方战略思想史中，克劳塞维茨不仅是一代大师，而且还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之后，虽然战略论著已日益增多，但其后辈还是无人能与他比拟，连被誉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也不例外。
李德哈特可以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他对于战略所下的定义可谓言简意赅：
战略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The art of distributing and applying military means to fulfill the ends of policy．）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335． ]
几乎所有比他晚一辈的战略思想家都认为他的定义下得很好。霍华德则指出那至少是像任何其他定义一样好，而且要比其中大多数都较好。 [ 注：Michael Howard，“The Classical Strategists”，Studies in War and Peace（The Viking Press，1970），p．154． ]
事实上，李德哈特的定义还是脱胎于克劳塞维茨。“会战”只是“军事工具”中之一种，换言之，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推广而已。所谓“政策目标”在战争的情况中，亦即为“战争目的”。因此，他们两人对于战略的认知，就本质而言，并无差异，只是在范围的广狭上略有不同。
加尼特（John Garnett）在《当代战略》一书中曾指出李德哈特的定义有一优点，即不曾提到战争字样，那也就无异于暗示战略也一样可以用于平时，而不受传统观念的拘束。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犯了以后人眼光来观察前人著作的老毛病。只要把李德哈特的代表作《战略论》仔细读一遍，即可发现在其心目中，战略这个名词的意义还是采取传统的解释，并未超出战争的范围。 [ 注：加尼特的意见见Contemporary Strategy，ed．by John Baylis（Holmes and Meier，1987），p．4。《战略论》为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中译本之书名（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 ]
不过，李德哈特的定义，除简明扼要外，还另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但并未受到多数评论家的注意。在其定义中包括了“分配”（distributing）的观念在内，这是任何其他定义中所未有者。其他的学者几乎都只注意到“使用”（applying）的观念，到现代也还有人注意到“发展”（developing）的观念，但除李德哈特以外，似乎从未有第二个人曾把“分配”的观念纳入其战略定义之内。
李德哈特的定义中缺乏“发展”的观念，那也许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可谓美中不足；但他能注意到“分配”的观念，实乃独具慧眼，足以证明他确有过人的见识。战略本来就是一个选择问题（problem of choice）。任何国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如何作最佳的分配也就自然成为一项优先的考虑。假使对于工具未作适当合理的分配，则即令能作最巧妙的使用，结果还是不一定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
从梅齐乐到李德哈特，相隔约两百年，虽然战略一词已有很多的定义，但概括言之，又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
1．战略的适用范围为战争。
2．战略所用者为军事工具（手段）。
3．战略所追求者为胜利。
简言之，就传统意识而言，战略的观念和解释都限制在战争领域之内。因此，用“战略”来翻译“strategy”非常合理。“战略”本来就是“战之略”，也就是“战争艺术”（art of war）。李德哈特称此种战略为纯战略或军事战略（pure，or military！ strategy）。换言之，直到李德哈特写他的《战略论》时，对于“战略”一词都还是采取传统的解释。
大战略
李德哈特在其《战略论》中所讨论的主题大体还是这种传统战略观念，换言之，战略即为军事战略，与过去其他战略家（包括克劳塞维茨在内）所认知者并无区别。若从这种观点来看，则李德哈特的战略定义除增加了一个“分配”观念之外，似乎并无其他的特色。不过，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还另有一项非常伟大的贡献，那就是他对于所谓大战略（grand strategy）观念的提倡和阐释。
大战略这个名词究竟是谁发明，或谁首先使用，似乎已不可考，但至少可以断言并非李德哈特。不仅在他之前已有人使用这个名词，而且更令人感到惊异的，这其中的一个人竟然就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在1830年曾经这样说：“有人说政治不应干涉战争指导，而那也是如此常见的说法，但这种人根本不知大战略为何物。” [ 注：Carl von Clausewitz，“Betrachtungen über einen küfti gen Ktiegsplan gege Frankreick”（written c．1830），reprinted in Carl von Clausewitz，K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ed．Werner Hahlweg（Osnbrück：Biblio Verlag，1979），p．547． ]
因此，可以确定这个名词绝非李德哈特所首创，至少在19世纪初叶即早已存在。李德哈特虽非这个名词的创始者，但在20世纪初期，他是知道重视大战略的观念，并对其作相当深入探讨的学者则毫无疑问。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他虽对于战略的意义曾作明确的界定，但对于大战略又并未同样地给予一个认真的定义。尽管如此，在其书中还是有一专章（第二十二章）讨论大战略，并且在全书中也一再提到这个名词。此外，对于大战略与战略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也曾作相当周详的分析。
李德哈特所谓的战略即为军事战略，而大战略则为较高级的战略（higher strategy）。他说：
正像战术是战略在较低层面的应用一样，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在较低层面的应用。虽然实际上与指导战争的政策意义相同，但又与管制战争目的的基本政策有别。“大战略”这个名词含有“政策在执行中”（policy in execution）的意识。因为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国家资源（或若干国家的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则由基本政策来决定。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p．335–336． ]
李德哈特指出他的书是以战略为主题，而非以大战略为主题。大战略是一个内容远较宽广的领域，欲作适当的讨论，则不仅需要远较巨大的篇幅，而且还必须另外写一本书——因为虽然大战略应控制战略，但其原则又时常会与战略领域中的原则相抵触。不过，又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研究战略时，对于大战略研究所导致的若干较深入的结论也必须有相当了解。这也就是其书中对大战略辟有专章的理由。 [ 注：同上书，p．336。 ]
李德哈特在此章中说：
战争中的目的即为获致较好的和平（a better peace）——即令那只是你自己的观点认为是如此。所以，在进行战争时，必须经常记着你所想要获致的和平……国家若把其实力用到耗竭之点，则将使其本身的政策和前途归于破产。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336． ]
他又说：
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几乎可以断言这样的和平是不好（bad）的和平，其中可能含有另一次战争的种子。此一教训有许多经验可供佐证。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 1967），p．335． ]
基于以上的分析，李德哈特又得出两项概括的结论，其一是对于“胜利”的意义必须予以拓宽。
胜利的真意暗示和平的状况和本国人民的状况，在战后要比战前较好。欲获致这样的胜利，只有两种可能的途径：其一是能够迅速获得结果，其次为虽作长期努力，但在经济上能与国家资源成比例。换言之，必须调节目的以适应手段（The end must be adjusted to the means）。 [ 注：同上书，p．370。 ]
由于相信国家决策者（national decision makers）的主要任务即为使目的与手段互相配合，于是又直接引至第二项结论，即大战略所包括的范围远比战略所包括者较为宽广，而非仅为会战的指导。于是李德哈特又说：
大战略应计算和发展国家经济资源和人力，以支持战斗兵力。同时还有精神资源，因为培养人民的战斗精神与保有其他具体力量同样重要。大战略也应管制不同军种之间，以及军事与工业之间的权力分配。此外，军事仅为大战略工具中之一种，大战略又必须考虑和使用财政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道义压力，以削弱对方的意志。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 1967），p．336． ]
最后，李德哈特总结指出：
战略的眼界是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与战略不一样，大战略的领域大部分还是未知境界（terra incognita），仍然有待于探索和了解。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London：Hutchinson and co．1932），pp．218–219． ]
我们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来引述李德哈特的言论，是因为目前为止，似乎还未有其他的学者曾经对大战略观念作如此详尽的解释。所以，尽管李德哈特虽未对“大战略”这一名词提供正式的定义，但其贡献仍应予以高度肯定。
不过，李德哈特毕竟是前辈，他的时代与我们已有相当距离（他逝世于1970年），所以，他的观念和认知到今天有若干部分已经不合时宜，至少有两点必须特别指明。
1．他始终认为战略就是军事战略，其范围以战争为限，其所使用仅为军事工具（手段），这就是他所谓的纯粹战略。至于大战略则为较高级的战略，但其范围仍限于战争，不过手段则非仅限于军事。二者之间有层面的差异，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彼此之间不能通用。
2．大战略也像战略一样是用来达到战争的政策目的，这也暗示先有战争，后有战略的传统观念。尽管李德哈特强调大战略的眼光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但他并不曾指明即令在“平时”也应有大战略的运作。因此，他所认知的大战略观念，其范围要比我们现有的认知较为狭窄。
与李德哈特齐名，同被尊为20世纪前期两大师之一的富勒将军（J．F．C．Fuller），不仅年长资深，而且与李德哈特的关系是介乎师友之间。富勒不曾写过一本以战略为书名的著作，但并不表示他对战略缺乏研究。事实上，他早在1923年就曾对于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责任作过下述的详尽分析：
大战略家的第一职责即为评估其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地位，并发现其优劣之所在。第二，他必须了解其国民的精神特性，其历史、其社会，以及其政府制度。凡此一切的数量和素质都构成军事组织的基础。事实上，大战略家必须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敏锐的战略家。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素质与数量，人力与物力，都同样重要。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London：Hutchinson and co．，1932），pp．218–219． ]
把这一段话与上文中所引述的那一段李德哈特所说的话作一比较，即可以发现富勒与李德哈特在思想上是多么类似。
富勒最后的传世之作出版于1961年，书名为《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这个书名似乎比较古老一点，但其内容则完全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战略分析。在其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最发人深省：
战争指导，像医道一样，是一种艺术。因为医师的目的是预防（prevent）、治疗（care）或缓和（alleviate）人体的疾病，而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亦为预防、治疗或缓和危害国际体（international body）的战争。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London：Rutgers，1961），p．11． ]
李德哈特以战略为书名，其内容以军事战略为主体，对于大战略则只用了一章的篇幅，虽然其分析相当深入，但并非其全书的重心。对比言之，富勒所谓“战争指导”实际上就是大战略，而且把层次提高，范围扩大。其范围不仅限于战争，而且延伸及于平时。其目的不仅为赢得战争而更企图预防战争的发生。因此，其思想的境界似乎要比李德哈特还略高一筹。
总而言之，大战略这一名词和观念都是早已存在，其起源则不可考。不过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李德哈特绝非其发明者，尤其是他也并未对“大战略”这个名词提供一个正式的定义。
在李德哈特逝世之后，美国预备役海军上校柯林士（John M．Collins），在1973年曾以《大战略：原理写实践》（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为名出版了一本书。严格说来，这一本书的内容实在是杂乱无章，虚有其表。虽以大战略为书名，但书中却混合使用多种不同的名词，尤其是对于大战略这个名词所用的一个定义更是令人难于了解：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mploying national power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to exert desired types and degrees of control over the opposition by applying force，the threat of force，indirect pressures，diplomacy，subterfuge，and other imaginative means to attain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 注：John M．Collins，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s（U．S．Naval Institute Press，1973），p．14． ]
勉强译成中文则为：
大战略是在所有一切不同的环境之下，使用国家权力的艺术和科学，其目的为应用武力、武力的威胁、间接压力、外交、诡计，及其他富有想象力足以达到国家安全目标的手段，以对对方施加我方所欲的各种不同种类和程度的控制。
此一定义不仅词句繁琐，语意晦涩，而且更有画蛇添足之嫌。一本以大战略为名的书，居然对大战略采取这样一个定义，其水准如何似乎也就不难想见。
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美国人一向比欧洲人落后，甚至于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除马汉以外，美国几无合格的战略思想家。不过，天下事总还是有例外。曾经来中国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将军似乎就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他在1940年代初期还是一位校官，但在当时他的思想即已令人感觉到有先知先觉的意味。他在1943年1月到北非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即已想到：
在我们现有的复杂世界中，军事、经济、政治、心理等因素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所以一种远较宽广的战略观念对于生存是有所必要的。 [ 注：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Henry Holt，1958），p．81，79 ]
若干年后，魏德迈已官至上将，当他前往美国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演说时，才把上述的观念具体地表达出来：
大战略是使用一切国家资源，以达到国家政策所界定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 注：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p．81． ]
尽管魏德迈的回忆录是在1958年出版的，但他在书中所用的名词还是大战略，而非美国官方所早已采用的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不过，他对于大战略所用的定义又几乎和官方的国家战略完全一致，甚至他所用的词句更为简明。
国家战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战略思想几乎可以说大致都是接受英国的引导。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国际地位远在英国之上，于是自然就会产生“耻居人下”的心理，不仅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且更要创造一套自己的名词。因此，美国官方不想再用英国人所惯用的大战略，而另创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新产品，战前及战时都不存在。事实上，这个由美国官方所创出的新名词，一直都不太流行，而且在观念上也与大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CS）1953年再版的《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辞典》（Dictionary of U．S．Military Terms for Joint Usage）对于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有如下述：
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权力，连同其武装部队，以确实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到1979年，美国国防部所出版的《军事及有关名词辞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又作了比较简明的界定：
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等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后者不仅比前者较简明，而且也较为适当，因为前者所用“武装部队”（armed forces）只是“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的一部分而非其全体。
柯林士的书虽无可取，但其所附的战略名词表（Strategic Terminology）中对于国家战略却有一较简洁的定义值得引述：
在一切环境之下使用国家权力以达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 注：John M．Collins，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s（U．S．Naval Institute Press，1973），p．273． ]
概括言之，美国官方虽创立了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新名词，其目的似乎以表示战略思想的独立性为主，就实质的意义而言，与过去所惯用的大战略并无太多的差异。尽管如此，在美国官方所颁布的名词与以李德哈特为代表的英国惯用名词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几点差异。
1．美国名词定义中明确指出包括平时和战时都在内，而李德哈特的观念则仅限于战争。
2．美国的定义都确认战略是艺术和科学，而英国人则仅认为战略是艺术。
3．美国官方定义中已把“发展”观念包括在内，而不仅限于“使用”，但还是不曾将“分配”的观念纳入，而“分配”仍为李德哈特所独有的观念。
有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值得注意，美国文人战略家对于战略的意义，往往都是继续采用狭义的解释，也就是传统的解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军事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应用。尽管美国早已有国家战略这样的名词，他们却很少使用，甚至于也不太重视此种较高层面的战略观念。此种现象到今天还是很普遍。
从另一角度来看，所谓国家战略这一套名词、定义，以及其观念架构、思想体系，都是由军方（其最高代表即为JCS）所建构。只有在美国军方所编著的教范和词典中才能找到这一类的资料。至于民间所出版的书刊，则很难发现国家战略这个名词的存在。甚至与美国国防部关系颇为密切的作者，在其书中也都未使用这个名词。例如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Maxwell D．Taylor）所著的《危险的安全》（Precarious Security），前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所著的《思考国家安全》（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西点军校教授乔丹（Amos A．Jordan）所著的《美国国家安全》（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都是如此。美国文人战略家在思想上如此“武化”，国家战略这个名词如此不受重视，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
此外，最近还有人使用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这样的名词。事实上，战略的主题本来就是国家安全，所以也自可不必如此叠床架屋，另创新词。
最后，还有人认为大战略是同盟战略，位在国家战略之上，那更是完全错误。首先必须了解所谓国家战略中的国家（national），是指此种战略超越军事范围并把非军事因素包括在内，所以，是在国家政府全面指导之下。换言之，也就是国家阶层的战略，包括所有不同权力的运作都在内。对于军事之外的其他国家权力也是一样，军事、政治、经济、心理、技术等战略都包括在国家战略之内并受其指导。国家有其主权，对于其国家战略保有完全的控制。国家基于其利益，可以与其他国家结盟，但国家并未放弃其主权而听命于同盟。所以，国家战略是永恒的，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同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所谓同盟战略只是一种简称，仅代表结盟国家在某种环境之下，对战略所作的合作安排。国家并不一定要与他国结盟，若无同盟，自然也就没有所谓同盟战略。但国家仍有其本身的国家战略，也就是英国人所惯称的大战略。总而言之，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新创的国家战略，即为欧洲人所早已惯用的大战略，这两个名词之间实际上可以画等号。大战略绝非同盟战略，而同盟只是一种临时安排，也不可能有永久性的战略观念。大战略又并非超越国家战略之上而位置于较高阶层。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名异实同，只不过在出现的时间上有先后之别。
总体战略
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是法国已故战略大师博弗尔（André Beaufre）将军所首创的名词。过去，德国的鲁登道夫（Eric Ludendolff，1865–1937）虽曾提倡总体战争（total war）的理论，但从未提到总体战略。 [ 注：关于鲁登道夫的理论可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428． ] 很明显，博弗尔在思想上曾受鲁登道夫的影响。当他谈到总体战略时，曾一再提到总体战争。他在其第一本也是传世之作的《战略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中这样指出：
总体战略位于金字塔的顶上，而且也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其任务为决定应如何指导总体战争。
在同书同页的注释中，他又说：
当应用于总体战争时，我认为总体战略这个名词似乎要比英国人（尤其是李德哈特）所常用的大战略，或美国人所用的国家战略都较为明确。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30． ]
博弗尔在战略思想方面一共写了三本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三书”。第一本书为《战略绪论》，已有中译本。第二本书为《吓阻与战略》（Deterrence and Strategy），以分析吓阻与战略之间关系为主旨。第三本书为《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讨论在核阴影之下的行动方针，并构成其思想的总结。很可惜，后两本书迄今尚无中译本，而其第三本对于现代战略的研究颇有价值。
博弗尔在作这样的解释时，其词句中有一小毛病，似乎是他本人所不曾注意的。即一再强调总体战略与总体战争的关系，很容易令人误解而以为此种战略仅只适用于战争。事实上，在博弗尔的思想中，所谓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明确界限早已不存在，早在1939年，他就曾经首创平时战争（war in peacetime）的观念。 [ 注：博弗尔在1939年曾发表一篇论文，其命题为《平时战争与希特勒的战略》（La Paix–Guerre on la Strattgie d' Hitler，Revue des DeuxMondes，15th August，1939）。 ] 他还进一步指出：“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意识的和平可能要一同下葬了。”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04． ]
博弗尔在《战略绪论》中并未对总体战略提供明确的定义，但对于战略却曾先后提供两种定义，一种比较具体，而另一种则比较抽象。不过在其第三本书《行动战略》中，又指出那就是总体战略的定义。由此可知在博弗尔的心目中，战略即为总体战略，也可以说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简称，二者实乃义同词异。
博弗尔指出：依照军事战略的传统观念，战略的意义应该是“使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策所指定目标的艺术”。这也是李德哈特在1929年即已形成的定义，与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殊少差异。阿龙在其近著中也几乎是照抄旧文章，但他又指出这个定义未免太狭窄，因为它只注意到军事力量。所以，他建议应将其修改如下：
使用力量以求对政策所指定目标之达到能作最有效贡献的艺术。（The art of applying force so that it makes the most effective contribution towards achieving the ends set by political policy．）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22． ]
博弗尔在其原文中所用“force”一词的意义颇为模糊。固然可以解释为“力”或“力量”，但又常被人认为是专指“武力”而言。若换用“power”（权力）则可以避免此种误解。
博弗尔又反过来说，这个定义未免失之过宽，因为对所有一切的战争艺术都能适用。因此，他又提出第二种定义。他认为战略的本质是一种“抽象的互动”（abstract interplay），诚如福煦（Ferdinand Foch）所云，是出自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基于此种理念，战略的定义即为：
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决其间争执的辩论艺术。（The art of the dialectic of two opposing wills using force to resolve their dispute．）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30． ]
博弗尔认为此一定义具有高度抽象性，适用范围极广，可以作为任何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过，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却会感到不易了解。尤其是“dialectic”一词我们译为“辩证”早已成惯例，用在此处实在是很难表达其用意。事实上，博弗尔的用意只是表示双方相互发生影响作用，好像所谓辩证法的程序一样，彼此正反对立而已。
博弗尔的总体战略，概括言之，实际上即为美国官方的国家战略。但在用语上反而令人感觉其内涵比较狭窄。博弗尔强调总体战略与总体战争之间的关系，在其思想中实乃重大缺失。事实上，二者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总体战略不一定要用于战争，尤其更不是只用于总体战争。反而言之，虽为总体战争，但也不一定就非用总体战略不可，至少在历史中不难找到例证。
此外，博弗尔的思想固然具有高度未来导向，但在其定义中并未提到“发展”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也像李德哈特一样，坚信战略是艺术而非科学，尽管他并非不重视科学方法。最后，他的思想虽与李德哈特有很深的渊源，但他在其战略定义中还是不曾引入“分配”观念，似乎更是美中不足：
李德哈特虽可算是20世纪中最先提倡大战略观念的人，但他在此领域中的思想还只能算是处于启蒙的阶段，不仅很空泛，而且也相当肤浅。他只是说明战略与大战略之间有层次之差，但对于大战略并未作有体系的深入研究。博弗尔可谓青出于蓝，其最大贡献即为其对于战略体系运作所作的分析。现在就将其原作节录如下：
1．就目标与方法而言，战略为一整体，但应用时必须将其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一类别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
2．战略好像金宇塔（pyramid），有其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但又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所有一切行动之间都有良好协调，并指向同一目标。
3．总体战略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它决定每一特殊领域中的目标，并整合其行动。
4．位置在总体战略之下，每一领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都各有其“全面战略”（overall strategy），其功能为在此领域中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
5．在每一领域之内，又有若干不同的活动，它们也都应有其特殊战略，这也就降到第三层面。在军事领域中早已有德国人所谓的“作战”（operation）。事实上，其他非军事领域中也同样需要此种作战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p．30–31． ]
此种战略金字塔的观念实为博弗尔在战略思想方面的创见，对于思想体系确能发挥澄清作用。不过，其所用名词还是有少许商榷之余地。
博弗尔对于每一特殊领域中的战略，称之为全面（overall）战略，这个形容词很易于和总体（total）发生混淆，所以似乎不如改称为分类（categorical）战略较为适当。事实上，博弗尔之所以用全面，其目的本来只是强调此种战略在某一分类领域中提供全面指导，而并非意味着此种指导应超越类别的分界。
在军事术语中，“operation”译为“作战”本已成惯例，而且用在军事战略领域中也无任何不妥。不过，若将此一名词推广到非军事领域，仍译为“作战”多少有些不太适当。最近有人将“operation”改译为“运作”，似乎不失为一种较佳的译法。不仅其所表达的意义较为抽象，而且用在非军事领域中也比较自然。所以，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中，都应有其运作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的存在。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换言之，除军事战略之外，其他非军事战略本来均为有名无实，至于各分类之中的实际运作则更是毫无战略之可言。
我们现行军事术语把运作战略称为野战战略，似乎是过分狭隘。“野战”二字，严格说来，只能用于陆战，连海战和空战都不适用，若再用在非军事领域中则更是文不对题。英国人过去把作战称为大战术（grand tactics），那更不适当，因为战略与战术各有其不同的性质，自不可混为一谈。
结语
讨论至此，似应作一总结。“战略”一词本是军事术语，照逻辑来说，其应用不应超出战争的范围，所以，李德哈特称之为纯（Pure）战略。在战略中所用的为军事手段（工具），故亦称军事战略。从梅齐乐到克劳塞维茨，再到李德哈特，对于战略意义所作的界定都是采取此种传统的解释。但是到今天，仍有人继续坚持此种观念，并包括所谓文人战略家在内。
大战略这个名词的出现，开始使传统观念发生改变，承认在战略之上还有较高级的战略。不过，所谓改变者又仅限于下述两点：（1）在战争中除军事手段之外还可以使用非军事手段；（2）视线应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至于大战略本身的应用还是只限于战时，平时并无所谓大战略的存在。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所新创的国家战略在定义中首先明确地打破了战时与平时之间的分界，确立了平时战略，这种观念值得称赞。此外，其内涵也最完备，可以分述如下：
范围：平时、战时。
运作：发展、应用。
工具：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
性质：艺术、科学。
惟一美中不足之点仅为在运作方面而未把“分配”列入而已。
博弗尔的最大贡献是他的金字塔模式，把战略分为三个层面而又能构成一个整体。此种模式可以图示如下：
总体战略居高临下，由点而线，由线而面，透过分类战略，而达到运作战略，构成完整的战略体（strategic body），对于任何环境均能适用，可谓真正的创见。
战略、大战略、国家战略、总体战略，四个名词之间，若依照其定义，多少有些差异的存在，不过由于使用日久，这些差异也就不太受到重视，于是在日常使用时，这些名词已几乎变成同义词。
目前大家使用战略这个名词时，大致都是作广义的解释，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中才会作狭义的解释，即专指军事战略而言。大战略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名词，今天仍继续为人所惯用，不仅是欧洲人，连美国人也一样，不过在意义上则采取较宽广的解释，即不仅以战时为限。国家战略虽是美国军方所首创，但并不太流行，甚至连美国军人在著作时也不一定使用。总体战略除与总体战争在观念上略有混淆外，应该是一个很适当的名词，但自从博弗尔逝世之后，他的名词，甚至他的思想，也很少有人重视了。学术界也有“人亡政息”的现象，实在很令人感慨。
总而言之，在当前战略环境中，这些名词所代表的实为同一观念。但由于使用者的时代、国别和个人好恶有所不同，遂造成同时并用、各说各话的现象。不过因为在观念上已有共识，此种现象最多只带来少许不便，尚不至于导致思想的分歧或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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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战略研究
引言
新学域
理论体系
科学方法
结语
引言
无论就名词或观念而言，战略都有其悠久的源流，但在20世纪中期始出现的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则不仅为新名词，而且也是新观念。在内容上，这两个名词之间存在着若干重要差异。战略研究虽只有五十年还不到的历史，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域（academic field），并且在大学校园中形成一种新的学科（discipline）。目前在国内虽常有人高谈战略，但对于战略研究不仅乏人问津，甚至学术界和教育界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战略研究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工作，绝非一般纸上谈兵之士所想象的那样轻松简单。
1958年，“国际战略研究学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在伦敦成立，这是此一名词的首次正式使用。该学会首任会长巴肯（Alastair Buchan）对这个名词所作的解释为：
对于在冲突情况中如何使用武力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in conflict situation，） [ 注：Philippe Gariclue，“Strategic Studies as Theory”，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 1979），p．277。 ]
简言之，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还是仅以军事为范围。不过，以后范围又逐渐扩大，不再仅以军事和武力为限，而把许多有关国际事务的问题都包括在内。
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成立十年之后，其创始人之一布尔（Hedley Bull）对于战略研究的性质曾综述如下：
战略研究不再仅注意对战争的有效指导，不再只是军人的专利，它具有抽象和推测的性质，并显示出高度的技术化倾向。 [ 注：Hedley Bull，“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World Politics（July 1968）p．605． ]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战略研究终于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同，成为高级学府中的一门学科。从传统的战略观念，到现代的战略研究，其间的过程相当艰辛，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也真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即使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尚不知有战略研究这样一种学域之存在，或不了解战略研究与传统意识的战略之间有何种关系及异同。
首先必须指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域，战略研究的确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观念。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已有战略、战略家、战略思想之存在，但严格地说，却并无真正的战略研究。美国已故战略思想家布罗迪（Bernard Brodie）曾经这样慨乎言之：
当我们就战争问题向过去寻求智慧时，可以立即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以战略为主题的著作是何其稀少。过去不乏伟大将才，军事史中也充满辉煌战绩，但成为对比者则为战略理论著作有如凤毛麟角。正因如此，所以极少数理论家也就变得物以稀为贵了。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Macmillan，1973），p．452． ]
古代战略家几乎都是名将，西方历史中被尊称为“四大名将”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撤、拿破仑，都可作为典型。他们的成就都只是立功而非立言，也都无任何著作传世。反而言之，有著作传世而被后世认定为战略思想家的人大致都并非名将。克劳塞维茨即为最明显的例证。他虽有《战争论》传世，但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却很平凡。
诚如布罗迪所云，真正的战略思想家是少之又少，而能够把个别的战略观念，综合成为有体系的理论者则更屈指可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若米尼的《战争艺术》出版于1839年。因此，可以证明比较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战略著作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出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西方出版的战略著作还是很少，而且在内容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赶得上克劳塞维茨的水准。无怪乎博弗尔在其书中讨论传统军事战略时，曾经有下述的感想：
对于传统军事战略，应该是有最佳的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52． ]
所谓传统战略，也就是古典战略，其最大弱点即为理论零碎（theoretical fragmentation），观念空洞（conceptual vagueness），甚至到今天也仍然如此。简言之，过去所出版的战略著作大致都缺乏理论基础，也都未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 注：Philippe Garique，“Strategic Studies as Theory”，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 1979），p．258．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把人类送入核时代，而且对战略思想也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冲击，在战略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可以说真正的战略研究是从这时才开始萌芽。过去，战略是军人的专利品，非军人而从事战略思考或著作者，即所谓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只能算是特殊的例外。战略所包括的范围仅限于战争，所使用的工具仅限于武力。所以，这个名词是军事术语，在非军事领域中很少使用，最多也只能算是假借，到今天，这种传统的认知仍然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过去战略家者几乎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其中虽有极少数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但也都曾充任军职，或参加战争，例如若米尼。这些人又并非以研究战略为其专业。有些人是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著作，例如希里芬和福煦，有些人则因为仕途不得意才退而著书，例如克劳塞维茨和富勒。这些传统战略家大致都是独来独往，无所师承。其治学方式，也是以个人为中心，其最高学术成就即为能成一家之言。
那些研究战略的人几乎都是先有经验而后有思考，其著作都是以实用为主，很少深入到理论的深度。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战略根本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即令有少许著作能有足够的深度和完整的系统，还是不会受到正统学人的重视或认同。因此，战略也就永远被排斥在学术之宫的门外，这样的情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新学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核时代来临，旧有情况发生巨变，战略研究始异军突起，形成新的独立学域，虽然还是以传统的战略为其源头，但却能发扬光大，超出过去的范围，开拓新的园地。为何核时代会有战略研究新学域出现？其理由和过程可以解释如下：
1．核时代的开启在战略领域中带来许多新问题，使其范围变得比过去远较宽广，性质变得比过去远较复杂。欲解决这些新问题，仅凭旧有的传统观念，显然是不够，必须另觅新的途径。自从战略观念把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之后，现代战略的思与行也就早已不是职业军人所能垄断。至少可以说，对于战略的研究，军人的学识和经验已经不再是惟一的必要基础。
2．要想解决新问题，则又必须有新人才。现代战略领域中真是人才辈出，尤其是他们的出身更是复杂。其中虽然也还有职业军人，但文人却有后来居上之势。现代战略研究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新的学域，文人战略家之功实不可没。大致说来，他们都非军事院校毕业，而且也几乎都无战争经验。反而言之，他们尚未从事战略研究工作之前，又多已学有专长，并获得高级学位。近数十年来，参加战略工作的学者真已多如过江之鲫。此种现象又并非仅限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整个世界对战略问题深感兴趣的学者也日益众多。事实上，若无文人战略家，则新的战略研究即可能无法推动，反而言之，战略研究的发展又足以鼓励更多的学者投入此一学域，并积极培养新人才。
3．新人才之所以能作出重大贡献并深受重视，其主因是他们不仅能把新的理念引入战略领域，而且还更能使用新的方法和工具进行研究，解决问题。新方法的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已开始，不过其范围只限于作战的层面，尚未能达到较高级的战略层面。例如所谓作业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简称OR）对于反潜战曾作出重大贡献。核时代的来临使战略领域突然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于是新的研究方法也就随着文人战略家一同涌入此一领域。由于拥有新方法，并且还使用新工具（主要代表为电脑），文人战略家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同时带来一种新的发展。职业军人也不甘落后，开始到高级学府去继续深造，这样也就会培养出真正的文武全才。此种文武整合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并将会对战略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4．在此种趋势之下，战略研究又必然会走向集体化的方向。在此种范围广大、内容复杂、问题繁多的新学域中，任何人无论天资多高，用力多勤，也还是不能包办所有一切的工作。现代战略研究必须有赖于群策群力，这样又带来新的组织问题。今天至少已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战略研究机构之存在：（1）政府本身所主办的研究机构，（2）替政府或企业承包研发业务的民间研究组织，（3）大学中的研究院所。组织上的分工合作，使研究范围扩大，层次提高，尤其是精深的程度实非古典战略家所能想象。
基于以上四点分析，即可以解释古典战略与现代战略研究虽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同一主题，但在范围上、内容上、层次上、深度上，还是都有相当重要的差异。有人以为战略研究并无任何奥妙，只不过是把新酒瓶装旧酒而已。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现代战略研究不仅面对的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而且在人才、方法、工具、组织上更有其特殊的要求。其中又以组织最为重要，必须先有适当的组织，然后研究工作始能顺利展开。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开拓新境界和建立新学域。
战略研究组织的发展和演进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政府中的组织，其次是民间的组织，最后才是学府中的组织。三者固然各有其不同的任务，但彼此间还是密切相关，分工合作。必须如此，始能对战略研究作出适当的贡献。
所有的政府，无分古今中外，就本质而言，都是一个大官僚体系，由不同层级的官吏所组成。他们都长于办公，短于思考，尤其是面对史无前例的新问题，自然会缺乏适当的解决能力。因此每当政府面对新的问题时，若希望其官僚体系能够很顺利地提供解答，一定会大感失望。尤其是战略领域中的新问题，更是完全超出那些官吏的学识和能力的限度。
最初，政府还是依照老办法，命令其公务员把战略问题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其结果自然是答非所问。于是进一步的考虑即为在官僚体系之内成立研究单位，来负责新问题的思考和求解。但是受到官僚体系的传统影响，这种研究单位往往有名无实，并不能发挥其理想的功效。简言之，做官是一件事，治学又是一件事。官僚不可能从事研究工作，而研究组织也不能官僚化。因此，除非有特殊的理由，例如保密，才不得已把研究单位纳入官僚架构之内。
由于在政府体系之内设立战略研究机构，所能发挥的功效颇为有限，所以必须另觅途径。于是政府开始寻求与民间学者的合作，成立民间机构，改用“包工”的方式，来替政府从事战略研究。其主要目的即为对官僚体系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提供适当的答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科学家都曾出力帮助政府解决战争中所面临的难题。不过其范围都是仅限于作战层面的技术问题，而尚未达到战略层面。战后进入核时代，作为超强的美国在面对新的环境时，也就自然会把战时的经验加以改进应用。也许最早通过此种方式来为美国政府从事有关核时代军事问题研究的机构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 注：“RAND”为“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发展）的缩写，“兰德”为我们所已惯用的音译。“Corporation”本应译为“财团法人”，但通常都译为“公司”。事实上，公司只是财团法人中之一种。 ] 。它在组织上采取民营事业的形式，但却接受美国空军的资助。
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此种民营战略研究机构在美国的发展有如雨后春笋，而其他的西方国家也群起效尤。最初，其工作仅限于接受政府委托，从事专案研究。但不久之后，又开始进行其本身的独立研究。
当民间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之际，文人战略家也随之红极一时。在1960年代中，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新方法来替美国当局分析有关核战略的难题，并提供传统战略家所难以想象的解答。文人战略家在此阶段中的成就，至少有一部分满足了美国国防部的迫切需要，而且也使不懂得这一套科学把戏的军人，不敢以战略家自居。等到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出任国防部长时，他又把那些出身“RAND”的青年才俊带入五角大楼。这可以算是科学战略家（scientific strategists）的全盛时期。
此种号称智囊团（think tank）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虽然能满足政府决策者的需要，替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但仅凭此种成就，还是不足以使战略研究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直到1970年代，战略研究才开始进入大学校园，于是以纯粹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目的的院、所、科、系纷纷成立。战略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才逐渐趋于稳固。尽管如此，甚至于到今天还有人继续表示出怀疑的态度。
有人指出战略研究不符合传统大学学科（conventional university discipline）的典型。实际上，这只是代表狭隘的眼光和落伍的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学问都不符合传统典型，但都已毫无疑问地取得学科的地位。然则如何始能被公认为一学科？著名的经济学家博尔丁（Krenneth Boulding）对于某一新学科的建立，曾经提出下述的简单测试标准：
也许一个学科必须通过三种测试：它是否已有一个书目（bibliography）？你能否在其中开设课程？你能否就其内容举行考试？也许还应加上第四项标准，它是否已有任何专门化的期刊？如果这四项条件都能符合，则其取得学科的地位即应属毫无疑问。 [ 注：Kenneth Boulding，“Future Directions in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22，1978），pp．342–344． ]
假使根据这四种标准来测试，我们也就可以列举下述各项事实，以证明战略研究的确已经具备构成一门新学科的资格。
1．诚如我们所早已指出，在先核（pre–nuclear）时代，理论性的战略著作非常稀少。但自从世界进入核时代之后，此种情况即已完全改变。战略理论著作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阿龙在其所著《现代战略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一文中曾经这样说：“没有任何人敢于宣称，他对于1945年以来，在美国所出版的有关战略问题的文献都能完全吸收。至于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出版者更不在话下。”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Alastair Buchan（Praeger，1970），p．13． ] 阿龙所云是指1970年代初期而言，与今天已有一段距离。假使在2000年想替20世纪后期的战略文献编一完整书目，那可能将是一本厚达数百页的大书。
2．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大学中开设有关战略研究的课程早已非常普遍。这些课程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内容则大致相同，都是以战略研究为主题。而且这类课程的开设又非仅限于专设的研究所，甚至在大学本部的国际关系或政治等科系中也常设有这一类的课程。
3．研究生可以在战略研究范围之内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而国际关系、外交、政治等科系的研究生，也可能从事有关战略问题的研究。所以对于战略理论或问题的课程，可以举行考试，自然是不成问题。
4．目前世界上专以战略研究为主题的期刊已经不少。以美国为例，即已有《战略评论》（Strategic Review）、《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等。英国也有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所出版的《生存》（Survival）季刊，此外还有直接以战略研究为名的《战略研究》（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至于其他以军事、外交、国际关系为主题的期刊，也都经常刊载与战略研究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论文。所以，博尔丁所列举的四种测试标准是都已完全达到。战略研究在大学校园中有资格取得与任何其他学科完全平等的地位，照理说，是不应该再有争议。
理论体系
过去的古典战略家始终是以战争和军事为其思考和行动的范围，到今天，还有人谨守此种传统界限。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大战略仍为未知领域，有待于探勘和了解。”虽然在传统战略领域中，也不乏伟大思想家之存在，但他们似乎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而且也很少能对治学之道提供普遍的经验。
简言之，过去的战略大师都是天才，其经典之作也高度艺术化，但都只能供后人欣赏，很难学习。它代表神来之笔，既无法教授，也没有研究方法，因此，战略也就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也不能在大学校园中占一席之地。这正是古典战略的最大弱点，而此种弱点又限制了其发展和应用。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早已显示传统战略思想有许多观念都已赶不上时代的进步。核武器的出现，冷战时期的来临，更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那超出了传统战略所能应付的限度，而必须采取新的途径，然后始有求得解决的可能。于是，战略研究遂脱颖而出，后来者居上。
传统战略家的思想和著作缺乏理论基础，其本身也多不能构成有系统的理论。所以，从现代观点来看，那自然是不能列入学术之林。对比言之，当前的战略研究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更进一步，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其基本目的。这又似乎有解释之必要。成立战略研究机构，本是为了对核时代的新问题寻求解答，为何又会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基本目的？
这的确是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理论，其次必须了解理论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有何重要性，然后始能解释战略研究为何要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其基本目的。
任何学术研究，其原始动机都是求知。我国“兵圣”孙子深明此理，从其十三篇中即可发现他是把“知”列为其在为学时所追求的第一目标。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 ] 现代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似乎也都像孙子一样地重视求知。理论是什么？理论即为一种求知的工具（intellectual tool）。它组织知识，决定其导向，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排列研究的优先顺序。理论使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得以有秩序地应用。当理论变得日益具有综合性时，也就能够使不同领域中的知识得以整合，并且增强学者了解和解释现实的能力。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arper and Row，1981），p．23． ]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具有非功利主义倾向的工作，学者若无对知识的热爱，则不可能有所成就。进一步说，若无必要的理论知识，也就很难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当学者在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就会发现某些问题的解答似乎自然成为其工作的副产品。
古典战略家之中，克劳塞维茨实不愧为先知先觉。他曾指出：“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都是澄清观念和理想，否则它们就会变得混乱和纠缠不清。”他又说：“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上研究战略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它能照亮其前途，加速其进步，磨练其判断，并帮助其避免陷阱。”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89），p．132，141． ]
不过，理论并非准则（doctrine），也非公式（formula）。理论的功用不是教人怎样做，而是教人怎样想。理论只是提供概括的假设，而并不提供固定的结论。博弗尔曾经明确指出：
战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其目的为整理事象，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不同的情况应有不同的战略。此乃基本真理（basic truth）。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 ]
任何学术的研究都必须以理论为基础，都必须建立其本身的理论体系，否则便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并被排斥在学府门外。最初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都是各凭其专长，而投入此一行业。其工作仅限于向政府当局提供意见，以备咨询。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感觉到有增强理论基础、扩大研究范围之必要。于是其工作也就日益集体化、多元化，并同时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仅替政府包工，而且更从事自主的研究。最后，由于学术合作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又进一步向学术之宫进军，并企图在大学校园中建立新基地。到了这个阶段，战略研究的学术化已经完成，并被公认为独立学域或学科。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代战略研究已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体系之内，又可分五大类，虽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但彼此之间又互赖互动，并整合成为一体。
1．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y）。其内容为研究者所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其来源是出自经验，并包括他人的经验在内，而后者又常已被整合为历史。
2．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其内容为根据某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而形成的知识。换言之，此种知识受到某种规范的限制。
3．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其内容为根据合于理性（逻辑）的分析而获致的结论。这也是科学化的理论，为学术研究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4．推测理论（speculative theory）。其内容为对于现在尚不存在的事实所作的推测（speculation）。战略研究并非纯正科学，不具有预测（prediction）能力。不过，虽不能对于未来作出精确的预测，但对于未来的趋势还是可能作出大致合理的推测。比较精确的推测又可称之为预报（forecast）。
5．实用理论（useful theory）。被公认为真实（true）的理论不一定有用，而有用的理论也可能并不真实。人类往往会相信或盲从某种理论，但经过思考和研究之后，却会发现其错误的一面。人类对于其所不知的事物有寻求解释的迫切心理需要，但对于解释的真伪则又很难断定。因此，在提供理论时往往会重视其实用价值而忽视真伪之别。
上述五者又并非严格或硬性的分类，事实上，大多数理论都常同时具有几种性质或功能，而且相互沟通，几乎不可分。因此，从理论的分类上来看，战略研究确为一种科际整合的学域。
理论体系的建立，其主要贡献又可分为三点：（1）理论能够简化（simplify）复杂的现实，不过又必须避免过分简化（over simplification）；（2）理论能够推广（generalize）所获得的结论，不过又必须避免过分推广（over generalization）；（3）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求新”的工具（heuristic device），使研究者保持敏锐的眼光，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看法。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理论的本身也许并不重要，甚或还有错误，但若能透过它而获得新的途径或新的解答，至少也可以算是功过相抵。 [ 注：Patrick M．Morgan，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Transaction Books，1981），p．1，5． ]
科学方法
为何现代战略家能建构理论体系，其主因即为他们有古典战略家所未有的研究方法。不要小看了方法学（methodology），现代各种学术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主要都应归于研究方法的改进。简言之，也就是能够使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要想了解什么是科学方法，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科学。事实上，科学与科学方法并无标准定义。采取最广义的解释，科学即为有系统的知识和发现新知识的途径。拉斯特鲁奇（Carlo Lastrucci）所提出的定义也许要算是相当适当：
科学可以界定为客观的、逻辑的、有系统的现象分析法，其设计足以容许可信赖知识的累积。（Science may be defined as an objective，logical，and systematic method of analysis of phenomena，devised to permit the accumulation of reliable knowledge．）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s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6． ]
依照此一定义的前段，则只要研究方法合于客观、逻辑、有系统三种条件，即可以取得科学的资格。因此，要想确定某种学问是否为科学，其所依据的标准不是其内容，而是其研究方法。
不过，若再依照此一定义的后段，则又还要加上另一条件，即其设计应能累积可信赖的知识。何谓“可信赖”，其意义即为此种知识可以作为预测的依据。仅当其知识可信赖且又具有预测能力时，这种学问才可以算是正确的（exact）或纯粹的科学。
这当然是比较严格的标准。事实上，今天有许多号称科学的学问都并不具有预测能力。大致说来，所有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都不具有预测能力，甚至在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领域中，也并非每一种科学都有预测能力。举例言之，气象学就属于这一类。所以，气象学家对于未来天气的变化，所能提供的只是“预报”（forecast）而非“预测”。
基于上述的定义和解释，可以认定所谓科学者，实际上具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任何学问只要使用科学方法即可称为科学；就狭义而言，则必须具有预测能力，才能算是纯正的科学。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是一种广义的科学，还可以将其视为社会科学大分类中之一类。
不过，又必须指明所谓科学者仅以战略研究为其范围，而并非意味着战略本身也是科学。战略本身是艺术而非科学，但以战略为研究主题的战略研究却可以算是广义的科学。战略研究虽以战略为源头，但在内容上与传统战略有相当差异，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因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对国家战略的定义中说它是艺术也是科学，实颇有检讨之必要。
首先要提出两个问题：（1）战略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2）战略是否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这两个问题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论，但实际上，那些争论都是由于误解而引起，答案很简单，而且也无争论之必要。
就其本质而言，战略是艺术，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艺术，又是常见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证。绘画是艺术，但画家必须了解投影几何学的原理，而那却是科学。作曲是艺术，但即令是贝多芬也不能全凭天才，必须学习必要的基本音乐知识，否则他也写不出一首交响乐。依此同理，尽管战略的本质是艺术，但研究战略可以使用科学方法，又应该是毫无疑问。
尝试使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战略的人是古已有之，而此种尝试，又经常受到反对或驳斥。也许第一位作此种尝试的人是18世纪末叶的普鲁士战略思想家比洛（Heinrich Billow）。他企图在战略领域中利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解释和预测的工具。换言之，他是希望把战略变成科学，但他的理论实在很粗浅，所以受到了19世纪两位大师的驳斥。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80–184。 ]
若米尼说：“最戕贼天才和最容易误事的，莫过于那些书卷气过重的理论。其基础为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其中一切都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决定。” [ 注：若米尼：《战争艺术》，钮先钟译，p．16。 ] 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战略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可以接受数学分析的力量，只要是我们的智慧所能发现的一切能为军人服务的资源，也都应一律纳入军事艺术的范围。”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148． ]
概括地说，克劳塞维茨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曾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他又说：“任何艺术的理论都可能包括若干个别科学在内。”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10． ] 因此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实在是非常现代化。他不但不反对科学方法，而且对于科学方法的使用也很内行。《战争论》的第二篇第五章专论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实际上那也正是一种科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