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古到今，有许多战略思想家都认为研究战略应从历史入门？其理由为何？李德哈特在他所写的《为何不向历史学习？》一书中曾作简明的解释：
俾斯麦曾经说过，“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就这一点而言，研究历史能够提供最大可能的机会。它是一种宇宙性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无限地较长、较广和较复杂多变。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p．2． ]
事实上，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几乎很少能以其个人的经验为基础。许多职业军人甚至于一生都不曾上过战场，战略家的工作与医师很相似，但他在学习或研究的过程中却远比学医较为困难。医师在尚未正式开业之前，可以有很多和很长的临床实习机会，换言之，他可以累积其个人经验。研究战略的人则不是如此，他的知识几乎完全是从书中得来，能获致丰富的个人经验者只可以算是例外。
概括言之，所有一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若与自然科学作一比较，也都有同样的弱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常可用试验方式来进行研究。简言之，即能控制情况，并能使同一现象重现。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此种方法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有限。通常都只能对已有的现象（经验）来加以观察，而这些现象既不受控制，也不能改变。尤其是过去已成过去，任何人都无法使其重演，因此，也更增加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的主题为过去，但战略家研究历史，其目的又非仅限于要想了解过去，然则他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博弗尔对此有其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
对于过去的变化作精密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学会如何操纵把我们包括在内的现在，以及支配我们前途的现象。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Praeger，1969），p．14． ]
这也正是战略学家与纯正历史学家之间的主要差异。史学家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战略家为战略而研究历史。老一辈的富勒将军说得更恳切：
除非历史能教导我们如何看过去，否则战史只不过是一种流血的浪漫故事（bloody romance）。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Conduct of War（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p．1． ]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功能和战略家的责任有一种非常伟大庄严的想象。他认为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current），改变历史的趋势（trend）。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然则如何始能控制历史的演变，其首要步骤即为研究历史，诚如罗马史学家波里比亚（Polybius）所云：“从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对于实际生活在一切教育方式中是最佳的。”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p．3． ]
李德哈特的意见似乎要比博弗尔的较为消极。他认为作为指标（guiding signpost），历史的用途有其限制；但作为警告牌（warning sign）的价值则比较值得肯定。历史虽不一定能教导我们应做什么，但至少能指示我们不应做什么。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人类所最易犯的错误。 [ 注：同上书，p．1。 ]
历史的研究有其叙述的部分，又有其解释的部分。前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事（what），后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why）。历史是一种经常的流动（constant flow），也经常不断地在改变。历史学家从不承认“决定主义”（determinism），而相信天命与人事交相为用。所以，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历史中只有最抽象和最广义的观念始能维持不变。他又指出历史显示人类的行为从不遵从固定规律。他说：“同样的政治目标可使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反应，甚至于同一人在不同的时候也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历史必须当作个案来研究，且必须对其作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
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可以扩大学者的经验，当缺乏经验时可以代替经验。但他同时强调历史不是模范书，并无教训或规律可以贡献，而只能扩大学者的知识，并增强其判断力。 [ 注：《战争论》：第二篇，第五、六两章。 ]
历史研究是以利用前人经验为起点，但虽起于经验而又不囿于经验。换言之，历史研究并非仅以过去的记载、解释和分析为满足，而是有如英国已故史学大师汤因比所强调，历史的任务是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并赋予此一有机连续体（organic continuum）以意义。 [ 注：Peter Calvoeoressi，“Arnold Toynbee–A Memorial Lecture”，International Affairs（January，1976），p．2． ]
这也正是我国汉代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样也就达到了本章第一阶段的结论：
战略研究的第一种境界是历史境界。研究战略必须从研究历史入门。在历史境界中，研究是以经验为主题，而其理想目的则为“通古今之变”。
科学境界
从历史的途径来研究战略固然有其非常古老的传统，但尝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战略，甚至于认为战略本身即为一种科学，这一类的观念也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所谓科学化，其中心观念就是计量，战略家重视计量，我国的孙子也许是历史中的第一人。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对于这一点曾作非常精辟的评论，值得引述：
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于现实所采取的科学研究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于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于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第一本书。其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当然，孙武所用的分析方法并不能令现代学者感到完全满意，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他却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24。 ]
在我国历史中还可以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实例。张良在向刘邦分析战略情况时，曾经“借箸代筹”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中国古人在尚无算盘之前惯于使用算筹，张良因为一时找不到算筹，所以只好使用吃饭的筷子（箸）来代替，于是也就留下这一段千秋佳话。虽然当时的计算也许还很简单，但就原则而言，与今天使用电脑在意义上并无二致。
第一位企图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解释和预测工具的西方战略思想家是18世纪末叶的比洛（Heinrich von Billow）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80–184。 ] 。但他的理论却受到19世纪两大师的驳斥。若米尼说：“其基础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其一切行动都可用计算方式来决定。”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战略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可以接受数学分析的力量。” [ 注：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之言均见本书第二章。 ]
但很讽刺，若米尼本人却又相信所有一切的战略都受到不变的科学原则的支配，而且他也宣称他已找到这些原则 [ 注：John Shy，“Jomini”，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146． ] 。克劳塞维茨虽认为不可能建立一种抽象化和合理化的行为准则，但也不反对科学方法。事实上，他对于科学方法的运用相当熟练，其所谓“精密分析”实际上即为科学方法。
到了20世纪，科学的地位如日中天，许多早已存在的旧学问都先后被加上一个新的“科学”头衔，例如政治、经济等等。于是战略科学化也自然成为一时风气，并且也引起很多争论。至少有下述两套问题是必须予以澄清：
1．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
2．战略是艺术还是科学？战略可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
在本书第二章中，对于上述的问题都已曾作相当详尽的探讨，并且也已经获得公认的结论，所以在此已无再检讨之必要，而只需将结论（答案）简述如下：
1．客观的、逻辑的、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即为科学方法。
2．凡使用科学方法的学问都可称之为广义的科学。
3．但必须是其理论对于未来能有预测能力，始可算是正确或纯粹的科学。
4．战略是艺术。
5．战略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
6．现代战略研究可算是广义的科学。
总结言之，战略研究有其科学境界，不过科学方法只是战略研究的一个层次。既不应认为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战略研究的全部范围，更不可认为除科学境界之外，即已无其他境界之存在。
战略研究的第一种境界是历史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主题是经验，而研究者的目的则为通古今之变。但战略研究又不仅以历史境界为限，假使是如此，则将只有历史而无战略。所以，遂必须进入第二种境界，即科学境界。事实上，这两种境界之间不仅具有连续的关系，甚至于有时也几乎不可分。
19世纪初期，日耳曼有一伟大史学家出现，那就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率先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旧史，开风气之先。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是他的再传弟子，他是第一位把科学方法用在战争史领域中的学者，而这也是他对战略研究的最大贡献。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367。 ]
科学所追求的目标为知识，而知识又是以经验为起源。反而言之，经验的累积，经过长期的精炼，也就会升华为知识。历史的流程是由经常在变的事件所组成，但事件虽经常在变，事理却往往不变。如何从多变的事件中发现不变的事理，则必须使用科学方法，所以战略研究的科学境界是以“识事理之常”为其理想。更进一步说，必须先通古今之变，然后始能识事理之常。而为什么要想通古今之变，也正是因为想要识事理之常。
在此，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并非直到有了近代科学之后，始有科学方法。事实上，在科学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之前，人类早就已经使用科学方法，甚至于当人类知道思考和推理时，科学方法即已存在。尽管古代不曾有科学这个名词，但中外学者，例如我国先秦诸子和希腊哲人，在其著作中都已多少表现出科学精神。
艺术境界
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若能同时采取历史与科学的途径，而终于达到通古今之变，识事理之常的目的，应该算是已有相当不错的成就。一般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能至少要花十年以上的辛苦工夫，始能有此成就。即令如此，他也还是尚未能够达到战略研究的较高境界。
为什么仅凭历史与科学两种途径还不够呢？主要理由是战略本身为艺术，艺术有艺术的本质，战略家本身必须是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他必须有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缺乏此种天赋的人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但反而言之，若仅有天才而不好学，也同样不可能有杰出的成就。现在就要进而讨论战略研究的第三种境界，即艺术境界，这也是一种比较微妙的境界。
克劳塞维茨是19世纪初期的人，他是一位职业军人。他所写的《战争论》，严格说来，并非是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学术性著作，而其理想中的读者是准备充任高级将领的职业军官。尽管如此，其书中还是充满了智慧（wisdom），有许多见解真可谓前无古人，对于现代战略研究者仍然不乏参考价值。
他指出科学的目的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这表示他深知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关系。所谓创造能力即为智慧，也就是拿破仑所形容的“天才火花”（the spark of genius）。智慧固然必须以经验和知识为基础，但仅凭经验加知识而无天才，其结果还是不一定能够产生智慧；而且同样多的经验和知识，所可能产生的智慧也不一定相等。这也正是所谓艺术的最大特点。
假定有两个人同时学画，其所受教育完全一样，所下的功夫也一样深，但两人的成就却可能会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其作品的风格更是必然会有相当差异。这也就是说，艺术的境界有其巨大的弹性，而想在艺术的境界中获致杰出的成就的确是很不容易。
艺术境界中没有任何一定的法则可供遵循，这也正是其与科学境界之间的最大差异。博弗尔曾经指出没有一位艺术家是根据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律来作画，假使他那样做，则他的作品就会充满匠气而缺乏灵性。反而言之，尽管艺术家在创作时并不有意地考虑到任何规律，但名家之作大致还是与规律暗合，即令偶然有所不合，也一定是自有其理由。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克劳塞维茨也曾举一例以说明科学与艺术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
战争不像一块麦田。不管麦田中麦秆的个别情形是怎样，都可以用镰刀将其割刈，其效率只是依照镰刀的质量而有高低之别。战争像一片由大树所构成的森林，所以在运用斧头时，必须正确地依照每一棵树的个别特性和发展来下手。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53． ]
这个比喻非常有趣，镰刀刈麦象征科学，那是没有个性的，斧头砍树象征艺术，必须考虑个性。克劳塞维茨认为知识必须转变成为智慧，然后始能发挥创造能力，若不能如此，则一切理论研究也都毫无意义。
博弗尔的想法几乎与克劳塞维茨若合符节。他认为战略不可以是单纯的教条，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不过，博弗尔至少有一点似乎比克劳塞维茨还更为深入，那就是他特别重视未来，而这一点又更增强了战略研究的艺术性。博弗尔认为战略家必须考虑未来，战略研究不再可能仅以客观的演绎为基础，而必须根据假定来作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思考。于是他说：“在企图对于想象中的未来情况使用新工具以寻求未来的解答时，根本无成规可循。”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科学与艺术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但它们都只是一种相对性的观念，而且其间也无绝对的分界线。艺术中固然含有科学的成分，而科学也同样含有艺术的精神。假使不是这样，则科学也就不会有创新的能力。
不仅是西方的战略大师都特别重视战略的艺术境界，包括思想、研究、行动都在内，我国古代的“兵圣”孙子在二千余年之前，也早已有此同样的观念，甚至于还可以说他的思想似乎是更高明和更微妙。
孙子在其书中曾经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他又以水为喻，指出“兵形象水”和“水无常形”。
“无形”这两个字有其高度的艺术含义。有形的因素可以用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来处理，但无形的因素则必须凭借高度的智慧始能探索。尽管今天在科学领域中的进步是日新月异，但科学只能对艺术提供最佳的服务，而并不能代替艺术。
于是也就可以对这一节作一小结。战略研究除历史和科学两种境界以外，还有第三种境界，那就是艺术境界。在此境界中，以运用智慧、发挥创造能力为主题，而其理想目的则为“探无形之秘”。
哲学境界
战略研究能够达到艺术境界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此种成就虽可谓尽美矣，但尚未尽善也。因此，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还应有更上层楼的雄心，即企图进人另一层更高的境界。这个第四种境界即为哲学境界。在战略研究的领域中，这不仅是最高的境界，而且也是最后的境界。首先要说明此一境界非常难于分析或解释。因为那不仅是“无形”，甚至于还是“无言”。所以，只能用比喻或间接的方式来说明此一“无言的结局”。
在尚未作任何分析之前，首先要引述一段古书，即为《庄子》“养生主”篇中的一段妙文：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日：“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也，所见无非牛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日：“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在我国古代学者中是有高度天才的一个人，他这段文章真可以说是下笔有神，极富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对于战略研究可以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启示。我们也许应该像文惠君一样地感叹着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战略焉！” [ 注：文惠君即为梁惠王。庖丁是姓丁的庖工。 ]
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即为哲学境界。我们也应像庖丁一样，所好者“道”（哲学）也，进乎“技”（艺术）矣。战略虽为一整体，但在治学程序上还是应分为四大阶段：由历史（经验）到科学（知识），再到艺术（智慧），而最后才到哲学（灵感）。必须达到此一境界，始可谓尽善尽美，
庄子假借庖丁的话来对所谓道的境界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什么是道？道就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换言之，即趋向于天人合一的意境。必须如此，始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又必须如此，始能目无全牛和游刃有余。战略的最高境界亦复如此。
艺术虽然奥妙，但还是人的境界。哲学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家虽能探无形之秘，但还是有“我”的。哲学家则余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所以他是无我的。方东美先生曾指出：“每一种哲学之后都暗藏着一种更重要的哲学。”而“此种潜藏而更重要的哲学”即为“不言之教”。 [ 注：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1986），三版下册，p．259。 ]
所有的思想家，无分古今中外，不管其所研究的是何种学问，但其最后和最高的阶段必然是走入哲学的境界。
孙子的书虽然简短，但其中却含有极深奥的哲学思想，这也正是其深受后世景仰的重要理由。冯友兰先生对《孙子》曾作简评如下：“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那是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又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其所能应用的范围并非仅限战争，而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27。 ]
西方战略思想家已经达到哲学家水平者也自不乏人，而且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任何思想家等到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克劳塞维茨虽为后世称为战争哲学家（Philosopher of war），甚至于阿龙还以此为其书名。 [ 注：Raymond Aron，Clausewitz：Philosopher of War（Routeledge and Kegan Paul，1976）． ] 但很讽刺，克劳塞维茨本人却提出警告说：“任何理论家以及任何指挥官都不应钻进心理学和哲学的牛角尖。”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37． ] 不过，他说这句话的动机并不难解释，因为他写《战争论》具有实用性的目的，他只准备教导未来的将领，而无意对思想作更深入的研究。
李德哈特不仅著作极多，而且名满天下。但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又非仅限于军事思想，甚至于也非限于任何学术领域。李德哈特不仅为战略家和史学家，而更是一位通儒，一位哲学家。诚如霍华德所云：
李德哈特是古代圣贤（sage）中最后的一位，他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正像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英国的罗素（Russell）和爱尔兰的萧伯纳（Bernard Shaw）。李德哈特不仅是位战略家，正像罗素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萧伯纳不仅是一位剧本作家。 [ 注：Michael Howard，“Liddell–Hart”，Encounter（June，1970），reprinted in The Causes of Wars（Temple Smith，1983），p．199． ]
及其晚年，李德哈特所发表的言论有时看来似乎很粗浅，但实际上则为至理名言，值得回味。现在就引述一段以代表他对后世的永恒忠告：
研究战争并从历史中学习，尽可能保持坚强，且无论如何又都应保持冷静。要有无限的耐心，不要欺人太甚，经常帮助他人维持面子。万事都应替对方着想，必须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 [ 注：B．H．Liddell–Hart，Deterrent or Defence（Praeger，1961），p．24． ]
真正了解战略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哲学对战略的重要性，在现代西方战略思想家之中，博弗尔实为第一人。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出深远的哲学思想，这又与他的时代背景有其微妙关系。
博弗尔是一位亲身经历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的人，此种经验足以促使他作深入的思考，并对于西方的衰颓作出独到的解释，这也正是将其思想引入哲学境界的关键。
博弗尔认为西方之所以衰颓是由于两个交相为用的原因：（1）缺乏一种指导原则，那就是哲学；（2）缺乏一种运作观念，那就是战略。缺乏哲学（也就是生活方式和价值意识的基础），西方人遂无法对抗思想攻击；缺乏战略，西方人遂又无法了解其敌人的行动，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用在错误的方向上。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aeger，1967），pp．47–53． ]
博弗尔又指出：
战略只是一种用来达到目的手段。决定目的者为政策，而政策又受到基本哲学的控制。人类命运的决定一方面要看所选择的是何种哲学，另一方面又要看他选择何种战略以使其哲学理想得以实现。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50． ]
于是在其主要著作《战略绪论》的结尾处，博弗尔不禁深有所感地指出：
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而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8． ]
博弗尔之言完全正确，研究战略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想达到超凡入圣、学究天人的境界。那是哲学的境界，也是灵感（inspiration）的境界。最后还是引用太史公所云“究天人之际”为警语，并完成此一四阶段的思想系统。
结语
战略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想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不应以浅尝为满足。不过，上述四种境界若欲融会贯通，则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历史和科学两种境界尚可凭功力达到，至于艺术和哲学两种境界则必须有赖于天才。
为帮助学者的了解，现在再把全章的要点用图解方式综述如下：
哲学境界 → 究天人之际 → 灵感
↑ ↑ ↑
艺术境界 → 探无形之秘 → 智慧
↑ ↑ ↑
科学境界 → 识事理之常 → 知识
↑ ↑ ↑
历史境界 → 通古今之变 → 经验
最后，必须说明，本章所讨论的主题为研究战略的方法，其所提出的基本观念为在全部研究过程中应分为四种不同的境界，而并非认为战略本身同时是历史、科学、艺术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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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为何研究战略
引言
求知
改进政策
创造权力
引导历史
结语
引言
这本书已经写完了十一章，在这十一章中所讨论的，主题，大致说来只有两个：其一为战略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其二为如何从事战略研究。简言之，所讨论的都是“what”与“how”的问题。现在写到了第十二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于是“图穷匕见”，所要讨论的改变为另一种问题，那就是“why”的问题：为何研究战略？
事实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甚至于也是一个应该首先提出的问题，假使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战略，则又何必去考虑战略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从事战略研究？不过，从分析和解释的观点来看，若不先了解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就很难说明为什么要研究战略，而且即令能够说明其理由，也似乎还是很难令人信服。因此，必须先讨论“what”和“how”，然后再来解释“why”。于是，这一章遂应在全书中居于殿后的地位。
自从1950年代开始，战略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且成为一个正规的学域以来，也就有很多人对于为何应该研究战略、战略的研究为何值得重视等等问题提出其意见。当然，见仁见智，是各有所见，不过若综合言之，则可以归纳成为下述四点，而这也构成研究战略的基本目的和理由。
1．研究战略的第一基本目的即为求知。
2．研究战略的第二基本目的即为改进政策。
3．研究战略的第三基本目的即为创造权力。
4．研究战略的第四基本目的即为引导历史。
因为此四种基本目的都值得追求，都具有其重要性，所以也就共同构成研究战略的主要理由。
求知
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之言则可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最佳（the best），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second best）。”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231，241． ]
为什么古今中外对于孙子都如此景仰，其主要原因就是孙子有其特殊的思想方法。所以，他的书才会那样合乎逻辑而又有系统。《孙子》十三篇不仅言简意赅，而其精义更是深藏不露。真正需要深入探索者不是六千字左右的文章，而是隐藏在字句后面的奥秘。因此，孙子之不可及是在于其无言之教。
孙子的书，从表面上来看，只是教你去怎样做，而并未教你去怎样想。但他的书也同时暗示他自己是怎样想，此即所谓思想方法。假使能了解他是怎样想，于是也就应该能够学会他的思想方法，此即所谓无言之教。
若能对《孙子》全书作反复的诵习，并同时作深入的思考，则又能获得何种无言之教呢？照我个人的体会，《孙子》全书内容能够反映出孙子在其写作全程中都在追求四个理想目标，可总称之为“孙子四求”，即为：（1）求知，（2）求先，（3）求全，（4）求善。这四个目标都具有抽象的意义，但也都在行动上有其实质的表达。它们不是个别的或独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其互赖互动的关系。简言之，孙子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并非在某一点上追求某一目标，而是经常同时追求四个目标。甚至于有时这四个目标也根本不可分，在追求某一目标时，也就必须同时追求其他三者，这也自然使孙子的思维途径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奇妙景象。尽管不可分，但在研究孙子的思想方法时，还是必须先作逐项的分析，然后再合而论之。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 ]
在研读孙子十三篇时，几乎可以立即发现有某些字眼特别触目，此即方法学中所谓的关键字（keywords）。“知”字在《孙子》全书中出现次数非常频繁，共七十九次。此外与“知”字有密切关系的字也很多，例如“智”（七次），“计”（十一次），“谋”（十一次）等。由此似可显示“知”在孙子的思想方法中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
孙子的战略思想同时具有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但若欲远虑则必须先知，若欲行动具有效率和理性，则又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总结言之，知实乃思与行的基础。知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知的意义即为知识（knowledge），无知即为缺乏必要的知识。作为动词，知的意义即为如何获致知识的动作或步骤；其目的又非仅只是知道（know）而已，而更应深入到了解（understand）的层次。此种层次的最高表现即为“智”（wisdom）。智也就是知的结果，有智慧的人遂被称为“智者”（wise man）。
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不可能全知，换言之，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智者。孔子对此有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好学近乎智。”好学即为求知的必要途径，但仅只好学仍不一定就能产生智慧，因为知识的累积并不等于智慧，所以好学仅能近乎智，换言之，智乃知的极限（limit）。孙子论将，把智列为五德之首，足以充分表示他对于智的重视和崇尚。但智只是一种抽象的境界，其具体的表达还是知。所以，若能经由好学的途径，获致必要的知识，于是也就可以近乎智了。
孙子所研究者是兵学，所著作者为兵法。“兵”字有很多的复义，包括战争、军事、国防，而尤其是战略都在内。所谓战略者又是三位一体，简言之，即同时为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但无论为思想、为计划、为行动，又都必须以必要的知识为基础。无知固然不能行，无知甚至于也不能思，而尤其是无知则更不能计。思是行的起点，行是思的终点，而计则介乎二者之间，并构成两者之间的桥梁，若无此一桥梁则三者也自不能形成一体，而此思、计、行三位一体的总基础又还是知。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无论其所专精的是思想、是计划、是行动，或三者兼而有之，其入门的途径都是相同的。即有如孙子所昭示的，那就是求知。如何求知？其总诀即为孔子所说的好学。所谓好学在此又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即指对于知识具有一种追求不舍的热爱。必须如此，始能从事彻底认真的研究。这样的治学，不仅能获致充分的知识，而且还可能将知识转变为智慧。
孙子“四求”除以“求知”为第一项以外，还有“求先”、“求全”、“求善”三项。事实上，此三项又都与第一项密切相关，甚至于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以第一项为基础。孙子不仅重视求知，而更强调先知，而且还希望能够全知。知识固然重要，但知识的获致若赶不上时间的要求，则自然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求知固应同时求先，但若所获致的知识并不完全，则还是不能发挥其功效，所以全知和先知应受同等的重视。如果不仅能够求知，而且又还能先知和全知，则也就会达到孙子所欣赏的最高标准：“善之善者也！”
孙子与孔子都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人，其所言到今天仍然构成永恒的教训。现代战略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正式学域，其内容比之过去所谓兵学或战略也早已扩大，其所包括的知识更是种类繁多，难以枚举。但孙子的求知、孔子的好学，仍是不二的法门。
事实上，不仅是战略研究，所有一切的学术研究也莫不皆然。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所著《人间词话》中有一段名言，具有深意，值得引述：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 注：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台北：大夏出版社，1990），p．165。曾引述《人间词话》原文。 ]
研究学问必须有如此苦苦追求的精神，然后始能豁然领悟，获得其理想的成就。
战略研究自从进入大学校园，成为正规学域之后，其任务已经不仅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更必须建立理论体系。所以，求知应列为治学的首要目的。
改进政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进入核时代和冷战时期，战略研究才开始日益受到重视。首先倡导者为政府，随声附和者为民间，最后始进入大学校园。假使没有美国政府的重视和倡导，则战略研究似乎也就不可能如此发扬光大，形成新的学域。
为何美国政府会领先倡导战略研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新时代带来了新问题，仅凭旧的传统观念不能解决，而必须另觅新途径；（2）要想解决新问题，则必须有新人才，并使用新方法和新工具；（3）战略研究必然走向集体化的方向，必须有新的组织。
在政府之后，民间也起而效尤。于是战略研究在组织上遂逐渐形成三个层次：（1）政府本身所主办的研究机构；（2）民间研究机构，以替政府或企业包工为业；（3）大学中的研究院所，虽以纯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也替政府工作。 [ 注：可参看本书第二章。 ]
以上所云是以美国的情况为主，不过事实上，其他的国家也都只是步美国的后尘而已。简言之，战略研究之所以蔚为风气，主要是应归功于政府的倡导，政府之所以要倡导战略研究，和战略研究之所以会受到重视，又是因为战略家能替政府工作，使其政策获致改进。
简言之，仅由于有新战略家的支持，政府始能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使其政策的品质获得改进，而不至于变成时代的落伍者。因此，改进政策遂成为战略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事实上，战略研究组织又因此而与政府之间发展出互赖关系。政府需要战略家的协助以改进其政策，而战略家也需要政府的协助，否则其研究工作也就很难顺利地进行。所以，不仅有许多研究者以替政府工作为专业，甚至于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战略家也仍然还是会以替政府工作为副业。
战略家基于其研究专长，又能对政府组织和决策者作何种有益的贡献？概括言之，战略家所能作的贡献可以分为下述七项：
1．革新政策。所有的政府都是大官僚组织，具有天然的惰性，也就是所谓官僚作风。政府中的官吏都宁愿守旧而不愿创新，所以，政府在政策领域中要想求新求变，经常会遇到阻力，而难于成功。尤其是政府中人常常缺乏必要的知识，对于新环境缺乏认识，于是也就根本缺乏创新的观念。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国家面临新环境时，都会感觉到非变法无以图强，但变法的诱因又经常是出自学者的建议和鼓励，若缺乏此种诱因，则变法往往失败。商鞅变法成功是由于国内无人反对，王安石以学者身份提倡变法，其所以失败是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其他学者的反对。因此，可以断言战略学者对于政府决策的最大贡献，即为提供求新求变的观念，鼓励政府经常改进其政策，并增强政府内部改革派的势力和威望。
2．解决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环境，政府以及其各部门都会经常必须对于各种困难问题提供解答。以一般政客官僚而言，其所受的教育和累积的经验都不足以使他们具有此种能力。正好像一位普通的医师，要他包诊各种疑难杂症是一样地不合理。现在在医学领域早已有相当精密的分科，各种不同的病都会由不同的专家来处理。但是在政府组织中却并没有那样多的专家来分别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在新的环境中，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所以，政府必须仰赖战略专家的协助，始能对各种新的战略问题提供适当的解决。
3．提高工作效率。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一切的官僚组织也都同样地只重形式而不重效率。官僚组织愈巨大，机构愈复杂，其工作效率也几乎必然愈低。反而言之，学术研究机构则只重效率而不重形式。如果研究机构官僚化，则其工作必然失败。换言之，战略学者对于政府组织的一种间接贡献，即为将他们讲求效率的精神注入政府组织之中，使其官僚气息减轻，工作效率也随之而改进。
4．为官吏辩护。从某种观点来看，做官实在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官吏只要小有差错，就会立即变成群起而攻之的目标。所以好官难做，臭骂难挨，讲一句公平话，官吏也应该有人替他辩护。假使能有文章道德都受到社会尊重的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讲几句公道话，则对于政府全体和官吏个人都应该是一种贡献。
5．深谋远虑。政府在决策时欲求速效，实为人之常情，但因此而作草率的决定，则又是害莫大焉。老夫子所提出的警告“毋欲速，毋见小利”真乃至理名言，政治家应深以为戒。所有的战略家都知道深谋远虑的重要，必须顾大局、识大体，不汲汲于眼前的得失，而从事于深远的考虑。此种思想方法对于执政者也是一种重要贡献。简言之，政治家应向战略家学习如何深谋远虑。
6．善意批评。学者治学以诚信为本，他只会讲老实话，既不逢迎，也不隐瞒。这对于经常不讲老实话的官场具有非常巨大的矫正作用。政府组织中经常是官官相护，瞒上欺下，几乎是一个骗子世界，所以，学者所作的善意批评，至少可以使主政者能够认清事实真相，并教导政府为政也应像治学一样，必须尊重诚信的原则。
7．学人风范。从事战略研究的工作者，尽管他们是在替政府打工，但其本身还是学者，他的本行是治学，他对于学有其天然的爱好，并希望以其所学贡献给社会。此种学人风范可以产生示范作用，也可以使与其接触的人受到感染，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贡献。 [ 注：Coiln S．Gray，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2），pp．180–184．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认定研究战略的第二种基本目的即为改进政策，而这也构成研究战略的第二种理由。
创造权力
在英语中“power”一词同时具有“国家”和“权力”两种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意义。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权力，也就被称为大国或强权（great power）。究竟权力是什么，许多人又可能仅有模糊的认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富国强兵即构成大国的条件。事实上，在复杂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所谓权力者，其内容早已变得并非如此简单：不仅有军事权力，而且还有非军事权力；不仅有硬权力（hard power），而且还有软权力（soft power）。换言之，现代化的权力观念具有非常微妙的含义。 [ 注：Joseph S．Nye，Jr．，and William A．Owen，“American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6），p．21． ]
权力并不等于能力（capability）。依照霍尔斯蒂的解释，权力的观念又应分为三个要素（elements），即为能力（capabilities）、行动（acts）和反应（responses）。 [ 注：Kal 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Hall，1983），pp．164–168． ]
1．能力是某一国家可以用来影响另一国家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在内）。
2．行动是一个行动者（actor）在企图影响其对方时所采取的步骤和关系。
3．反应是对方受到影响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此三者又可用公式表达如下：
权力 ﹦ 能力 ＋ 行动 ＋ 反应
所以在国际社会中所谓大国，其意义即为该国享有巨大权力，而其要件也就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
1．该国拥有大量和各种不同的资源，可以用来影响他国。
2．该国正在采取多种不同的行动（action）来影响他国。
3．作为目标的国家将采取该国所欲的反应行动。 [ 注：Richard J．Stoll and Michael D．Ward，ed．，Power in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89），p．2． ] 任何国家的能力又都非固定的，必须有战略来加以运作，即采取必要的行动，于是能力始能活用，而变成国家权力。
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为20世纪中期的德国战略思想家，由于逃避纳粹迫害，才前往美国讲学，并对于美国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战略曾经下了一个独特的定义：“战略为权力的综合指导。”（Strategy is the comprehensive direction of power．）自今日视之，罗辛斯基的观念是既不新奇，而且也不够完全，但在当时却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 注：Mitchell M．Simpson，Ⅲ ed．，War，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Rutgers Press，1994），p．57． ]
罗辛斯基虽然对于权力的意义采取与霍尔斯蒂所见略同的解释，但他对于战略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却缺乏完全的认知。他似乎还是认为先有权力而后有战略，战略所综合指导者只是现成的权力。此种观念即令到今天也仍为许多人所认同。
不过，最近以《核战略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一书著名于世的英国战略家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对于战略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战略为创造权力的艺术。”（Strategy is the art of creating power．） [ 注：Lawrence Freedman，“Strategic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Power”，War St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larendon Press，Oxford，1992），pp．280–294． ]
弗里德曼对于权力虽未作详细解释，但他却认为战略的运作不仅限于使用权力，而更以创造权力为目的。所谓创造者，实际上，即为将潜力发展成为可立即使用的权力（严格说来应称为能力）。一个国家可以立即使用的权力可能有限，但能够发展的潜力则也许无法估计。尤其在未来的世纪中，信息将日益代替领土和物资，而变成重要的财富与权力的来源，如何创造新的权力，将成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 [ 注：Walter B．Wriston，“Bits．Bytes，and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77），pp．172–182． ] 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和机构，除追求知识和帮助政府改进政策以外，还有一个较广大的目的，即为研究如何创造新的权力，以适应新的世界环境。
引导历史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功能和战略家的责任有一种非常伟大庄严的构想。他认为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改变历史的趋势，换言之，不是被动地随着历史走，而应主动地引导（guide）历史随着我们的理想走。
历史的根本形态就是变，我们既不能假定历史演变的趋势一定是有利或一定有害，更不应断言人类必须追随历史的潮流而不可抗拒。事实上，此种巨大的改变力量并非完全有利，有时会带来重大的危险。对于有利的趋势固应设法加以利用，而对于有害的趋势，则应努力加以抗拒。
所以，战略行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因为其目的是想要影响全面的和连续的历史演变。战略家的思考不一定要追随历史的趋势，而是应该预知正在发展中的演变趋势，然后因势而利导之，使此种趋势变得有利无害，或至少是利多害少。
博弗尔的此种引导历史观念除分别见于其战略三书之中以外，在他所写的两本回忆录中更是有非常令人感动的表达，因为那都是出自其本人的经验，所以其言论也自然充满了感情，真是值得一读再读，令人赞叹不已。
在《1940：法国的沦陷》中，博弗尔非常沉痛地指出：
1940年的最大教训就是疾病在初起还可以治疗。只有最初阶段，还可能采取有效行动。过此之后就会太迟（too late），那些不幸的人，不管他们有何种能力或弱点，假使到这一点时才尝试采取行动，则终将为命运所压倒。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ⅹⅳ． ]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同前注。 ]
这要求有先见之明（foresight），诚然当时也有许多人不乏先见之明，但那又必须有精力（energy）来作后盾，而这却是当时政府所缺乏的。他们太受现在的牵制，以至于无心考虑未来。此一经验的教训即为古语所云：要控制就要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最坏的就是观望（wait and see），那经常是无为的借口。因为在现代世界中，一切经济和军事计划都要有时间始能完成，所以不再可能有短期的想法。必须经常再检讨情况，发现萌芽中的危险，并即时作出决定，以制止未来的危险。
一个最有价值的教训：人类若不能察知正在发展中的威胁，并立即采取对抗行动，则他们也就会成为命运的玩偶。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以上三段见pp．214–215。 ]
在另一本《1960：苏伊士远征作战》一书中，博弗尔又有下述的警语：
除1944年至1945年的卓越战役以外，我们这一代，无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所经历的几乎都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此种长期不利的趋势也就可能会产生宿命主义（fatalism）的心态：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不管一般趋势是有利或不利，但在舞台上的演员对于情况的发展还是能发挥相当影响作用的。
对于过去作精密的研究，即可以使我们能够操纵当前的现象，而那又能控制我们的未来。
拜占庭曾证明扫荡罗马帝国的狂澜可以控制达一千年之久，所以决定命运的是人的决心和智慧。不幸，常感这二者缺乏，于是帝国的崩溃往往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而是由于其内在的矛盾。
基本的观念是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过此之后，就会变成无可改变的命运。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危机尚未形成之前即能发现其征兆，这样也就可以来得及采取有效的对策。
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了防止再犯此种错误，必须扫描未来。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1956．以上引述分别见pp．13–14．pp．145–146，p．156。 ]
为什么要一再，甚至于重复地引述博弗尔之所言，因为他的话可以充分解释为何研究战略的最重要理由：研究战略能够让我们学会如何引导历史。
博弗尔像所有的伟大战略家一样，重视历史的教训，他认为历史的最大教训即为人必须寻求先知，必须能先知始能控制未来。他反对宿命主义，认为人必须向其自己的命运负责，人并非命运的俘虏，而应凭其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来争取行动自由。要想影响历史的潮流，导引历史的走向，关键就在今天，否则就会太迟。
结语
为什么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从事战略研究？为什么战略研究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为什么战略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综合言之，研究战略的基本目的、理由和价值不超出上述分析的范围之外。
战略本身即为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就学术的观点而论，战略值得穷毕生之力来深入研究。一位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他本来就是为研究而研究，并无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研究就是求知，知识本身即为值得终身追求的目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若能容许他专心求知，则对于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最大的享受。进一步说，必须有人如此专心求知，学问才会有进步。
在现实世界中，战略研究又必然会有其实用的方面，也就是研究机构会被雇用去替政府工作。就短期而言，他们能够协助政府改进其政策；就长期而言，他们还应能创造新的权力。这对于纯粹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应该要算是不务正业。但它又还是有其必要性，否则战略也就不会受政府或社会的重视，甚至于研究机构也难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最后，战略研究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引导历史。战略家希望能凭其所学，控制历史的潮流，引导历史的趋势，使人类前途日益光明，这也正是宋儒张载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为万世开太平！
这当然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在此还是再度引述博弗尔的名言来作为全章的结束：
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引导力量必须是理想，但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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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语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再予以强调。总体战略（即大战略或国家战略）就本质而言，也是一种长期计划。此种战略的运作是不能求速效的，而必须有足够长久的先导时间。换言之，凡今日之所为都是替明日着想，所以博弗尔也将其称为“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而在此一名词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for"字。以《热核战争》一书闻名的美国已故战略家卡恩也提倡同样的观念，他特别强调人类虽不能预测未来，但却能选择未来。战略本来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基辛格也曾以“选择的需要”为其书名。
卡恩以战略家出身，后来却成为未来学家中的开山大师。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说，下述公式，即为战略思潮的未来趋向：
未来学 ＋ 行动学 ﹦ 战略
Futurology ＋ Praxeology ﹦ Strategy
上述的这两段话并非专为本书而写的，而是我在 1985年由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的《现代战略思潮》书中所写的，也是十余年前的旧话。
所谓战略研究所研究的战略即为这样的战略。然则所谓“研究”，其意义又是什么？博弗尔在《行动战略》书中曾指出：“研究就是了解和解释。”（To study is to understand and to explain．）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并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即符合研究的条件。
决定国家前途的不是天命而是人事，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和研究战略的理由，我在我写的第一本书《国家战略概论》中曾经发明一个公式：
3C ＋ 3V ＋ 4W ﹦ S
现在就将其原有的解释照抄如下，以作为本书的总结：
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表示，但却包含本书所有一切观念都在内。现在就逐项加以简单解释。
三个“C”所代表的为Change（变化），Chance（机会）和Challenge（挑战）。天下一切的事物都在变，这也是佛学中所谓的“无常”，没有任何东西会永恒不变，因为有变化，于是也就会带来机会。换言之，变化是无穷的，机会也是无穷的。但是每一个机会又都代表一种挑战，所以必须具有接受挑战的能力和决心，然后才能不丧失机会和善用机会。
三个“V”所代表的为Vision（眼光）、Vitality（活力）和Venture（冒险）。如何才能接受机会的挑战，所需要者即为这三个“V”字。必须要有眼光，有眼光才发现机会，仅有眼光还不够，又还要有活力，这样才能不仅坐而言，还能起而行。与眼光相反的是盲目（blindness），与活力相反的是惰性（inertia）。这两种毛病足以招致一切失败，必须慎之戒之。有了眼光和活力，才能冒险。冒险的观念非常重要，天下没有万全的事情，人只有睡在棺材里才最安全，所以要想成功则必须敢于冒险。不过冒险又还是谋而后动，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上述的三个“V”又必须以下述的四个“W”为基础，它们分别为Will（意志）、Wisdom（智慧）、Work（工作）和Wait（等待）。意志为一切行动的基础，无意志即无行动。仅有意志还不够，必须再加上智慧。智慧的作用即为先知，战略的一切运用都是以此为焦点。为什么要对战略作深入研究，其原因亦在此。有意志和智慧，其结合即为工作。工作也就是努力，也就是行动，也就是发展（也就是创造）。
不过还必须能够沉住气，不轻举妄动，知道如何隐忍以待时。不可急，急则颠；不可愤，愤则败；不可躁，躁则陷。所以必须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变化。这样周而复始，就完成了战略思想体系的循环。
把三个“C”加上三个“V”，再加上四个“W”，其结果即等于“S”。“S”是什么？它可以代表战略（Strategy），也可以代表成功（Success）。必须了解此一公式的深意，始足以言战略，必须接受此一公式的指导，乃可以获成功。
以上的引述都是取自《国家战略概论》。虽然那是代表我在二十余年前的思想，但自今日视之，我仍认为其观念是完全正确，可以战略研究学者的参考。
读者读本书时，一定很容易发现书中有若干重复之处。对于此一事实必须加以解释。重复并非由于疏忽，而是自有其用意。大致是基于两种理由：其一是某些观念或词句确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所以才会一再出现；其二是各章均有其独立的主题，在讨论时对于同一信息来源遂自然难免重复引用。此外，重复也具有强调的意义，可以提醒读者对某些特殊的观念和引述，给予着重的注意。
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也是一本很少见的书，其所分析者不仅是理论，而更是理论的理论。博弗尔认为战略就是思想方法，所以研究即为思考，但博弗尔对于如何思考并未作有系统的论述，这本书似乎可以补博弗尔之不足，至少对于战略研究的思考方法提供了入门的途径。
钮先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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