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过去看纸窗，挂着的
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
鲁迅的笃于家庭感情，不只对作人如此，对两个弟妇，和作人建人的孩子都是如此。《日记》上这种关心随处可见。在小说《呐喊》中，《兔和猫，鸭的喜剧》所写的孩子们，仲密太太，三太太，一望而知是他们一家人的写照，他写得如此娓娓动人！
北京生活（二）——新青年——语丝——未名社
袁世凯的帝制梦成空，于一九一六年六月，且以身殉后，曾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任了北大校长，而且延揽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已在编辑一本《青年杂志》，这是《新青年》的前身，文字用文言，并没有什么革命的主张，但鲁迅注意到这本杂志，他买了寄给作人。
钱玄同是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大家问学于章太炎之门的，有一天，他在绍兴县馆访问了鲁迅，据鲁迅事后说：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
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
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
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热睡的人们， 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
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是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
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
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得钱玄同信”；十月八日，“钱玄同来”，以后他就是鲁迅的常客了。在《狂人日记》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登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这是用白话作小说的第一篇，以反对吃人的旧礼教为主旨。前乎此，《新青年》已发表了陈独秀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和吴虞反对孔子的文章，对于五四运动尽了推动作用。鲁迅的参加虽然较迟，但一经参加便也成为一员战士，他的杂感和小说，都可以独树一帜。他说：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
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
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者悲哀，是
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
来传染给也如我那青年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自谦在《随感录》中所写的多是小问题，当时的《新青年》正在四面受敌，他所对付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声明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鲁迅想用热风去驱除寒冽空气的，在《新青年》之后，他永远坚持着这点，而且热风越吹越烈，但始终是吹吹而已，要真正驱除寒冽的空气，得用革命手段，但鲁迅不是一个革命者。
《新青年》的大将们，一部分变成了革命者，《新青年》的时代使命一完结，他们便转进到另一个更高更现实也更彻底的阵地；至于另一部分呢，有的停在原地点，以教授终其身；有的学而优则仕，至终做了“过河卒子”。
《新青年》一共出了九卷，从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过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与原来的《新青年》实质上完全不同了。第九卷共出六号，鲁迅和《新青年》的关系，维持到九卷一号为止，第四号以后，实质已变，内容尽为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参加者已多为社会主义者了。这分化是必然的。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才逐渐成为这方面的同路人。
俄国的一九零五年革命，影响了鲁迅，使他同情东欧的被压迫民族；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的革命，则影响了中国几辈代广大的知识分子，从理论走向实践，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鲁迅虽然从消极转到积极，但他并未积极到成为共产党员，得经过更多的道路，他才放弃他的进化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
但鲁迅的积极不过是他消极的反面，他的消极甚至走到虚无，他的壮年时代，就是在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精神互相作用之下渡过的，所以他非常矛盾，简直在过着两重生活。
鲁迅参加《新青年》之后不久，《新青年》的骨干分子实际上已预兆了分裂，《新青年》是月刊，偏于理论，无法反映当时的政治要求，于是由《新青年》的一部分人发起出版《每周评论》，它是四开的报纸，分四版，有重大事件出增刊，内容分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新文艺、文艺时评、国内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通讯、读者来论、新刊批评、选论、名著等栏。这份周报影响深远，五四以后各地新出版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杭州的《浙江潮》和《钱江评论》等，都是模仿周报的。
《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的，这两个人后来是共产党一南一北的领导人；撰稿有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张申府、胡适等。《每周评论》既以评论政治为目的，所以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在二十五期以前只写了四篇关于文学的文章。《每周评论》对于当时的内忧外患，抨击得非常凌厉，北洋政府自然视之为眼中钉，又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剑及履及，直接引致了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亲自在香厂分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拘留了八十天，影响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出版，而且由此发生了内部的分歧。
《新青年》因陈独秀被捕而停刊四个月，到十一月一日才在上海复刊，这就是第六卷第六号。《每周评论》从二十一期起至二十五期止，全部或大部分报道五四发生的事情，反对日本的侵略，斥责北洋政府卖国，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以锐利的文笔，对群众起了鼓动、宣传和领导的作用，等到陈独秀被捕，李大钊亡命，编辑责任落在胡适之手上，对于继五四而发生的六三爱国运动，就采取漠不相干的立场；二十六、二十七两期的评论，充塞了“杜威演讲录”之类的学术性文章。
三十一期的《每周评论》，胡适发表了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是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宣告，在意识形态上左右派已是分道扬镳了。
鲁迅对于《每周评论》并未参加，在任何有关当时记载的文字，和纪念鲁迅的文字，连《鲁迅日记》在内都找不出他曾经参加过这一有充分政治作用的杂志的迹象。他在《新青年》登过的文章，收集在《热风》、《呐喊》、《坟》等内的，篇幅不算多，除《狂人日记》较有战斗性，《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新的观点外，其他如《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小说，都偏于描写落后的农村生活中小人物的愚昧，照见过去，自然可以洞烛未来，但这种写实主义的小说还是带有消极性的，即使后来最最有名的《阿Q正传》，也是笑中见泪，鞭挞中含有悲哀，和鲁迅当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不可分离，这就是他所说的大毒蛇一样缠住他灵魂的寂寞，和在寂寞中反省出来的自己——他“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正由于此，他在“五四”，“六三”那样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能一贯保持冷静，继续在补树书屋摩挲他的古碑拓本。
倒是那时的周作人比较得站在前进的行列，据《回想录》中的记述：
“《每周评论》预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创刊，我乃写了‘人的文学’，于十二
月七日脱稿，送了过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
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
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
一实物批评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学’，是二十日做成的，此
外又写了一篇‘论黑幕’，这两篇文章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登载了出来。 此后在二月十四日又写了‘再论黑幕’，不晓得发表在什么时候……比较得至今
还记得清楚的，是两篇别的文章，因为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 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 ……
“‘五四’的情形，因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遇见‘
六三’事件，我却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周评论》上反映了出来。五
四是大学生干预国政运动的开始，所以意义很是重大，六三则是运动的扩大，中
小学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学生，出来讲演游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脚，连忙加以镇
压，可是对于幼小学生，到底不好十分乱来，只好遇见就拘捕起来。那一天下午， 我在北大新造成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
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
法科那里，于是陈伯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 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
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
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
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边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
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像她孙儿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
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反动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
无理的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本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
解并同情于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
“这一天就在混乱中过去了，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时至第二院理科赴
职教员会，没有什么结果，又回至文科，三时半出校，步行至前门内警察所门前， 有学生讲演不能通行，大队军警包围着他们；我们正想挤过去，马队便过来冲散
行人，有一老翁忽然大怒，说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马队拼命，好
容易由旁人劝止；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证明，和平的小市民怎么的被激动而引起
反政府的感情，这全由于北洋政府自己的行动，并不单是学生的讲演所能造成的
。”……
鲁迅确实没有参加这个运动，他的《日记》：
“五月四日，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
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两册，是丸善寄来者。
六月三日晴。下午云。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
“五四”过去了，“六三”也过去了，《每周评论》被封，陈独秀系狱未释，李大钊躲避在乡下，《新青年》停顿着。鲁迅在一九一九及二零年两年中没有写杂感文章，他在《热风》题记中说：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
灭的了。…… ”
也许他以后在《华盖集》题记上说的话，一样可以说明当时他所以不写什么文字的理由：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
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
一九三五年，鲁迅死前的一年，他回忆到北京当年时说：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
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得寂
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但是《新青年》在停顿了四个月之后，仍然出版了，它转移了阵地，跟随着陈独秀到上海出版。
第六卷第五号是在北京出版的最后一期，这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但也登有鲁迅的小说《药》。
第六号中则登有鲁迅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从第六卷第一号起，本已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墨，六人轮流主编的。移沪出版之后，这计划当然不能实现，鲁迅并未参加过这种主编职务，但他是参加编辑会的，他在《忆刘半农君》文中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新青年》分裂了，这也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的分裂，胡适之既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发生争论，自然一方面撑着杜威实验主义的大旗，一方面抡着马克思主义的棍子，无法合作下去的。但陈独秀并不想独占《新青年》，也许当时意识形态的斗争尚未到剧烈的阶段，所以他们采取调和态度。他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六夜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
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
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文学哲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
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
个重大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
一段已检存望道兄处（望道兄已移住南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胡适之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
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希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俟到粤再谈。弟独
秀十六夜。”
胡适之提出的答复是：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
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手
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极为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
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
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
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
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
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
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种办法。但
此法与《新青年》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
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
前两案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
独秀接到此信后，反应极坏。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胡适之分函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他说：收陈十二月十六夜信后，复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奉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胡适在回信中又说：“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第二条办法，豫才、启明和孟和都‘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
信中又说：独秀对于另办一杂志的办法，“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
结果赞成胡适之主张的，有张慰慈、高一涵、王抚五。
赞成第一条办法的，有李守常。
赞成分裂的，有周氏兄弟。
周作人说：“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
鲁迅的意见相同，但他补充一点：“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钱玄同的话，说得更是透彻：“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衍变至此，《新青年》确乎只有分裂一途了，二月十五日，独秀致函胡适之，就是分裂的正式宣告。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印刷所受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搜查，稿件被没收，所以这一期迟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才能出版。以后虽移粤出版，但九卷四号起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独秀的信如下：
“六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
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
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 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
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
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
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弟独秀白。”
陈独秀所担心的好朋友书呆子，后来办了《努力周报》，自命为不谈政治的提倡了“好人政府”，本来鼓吹文学革命的钻进了国故堆中，只有当时站在中间立场的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保持独立，并未加入《努力周报》。到他们第三势力的刊物《语丝》出版，和继承《努力周报》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为敌，可说是开辟了第二战场。
过了许多年之后，鲁迅时时回忆到五四这个时代：“……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当然指的是胡适之一流人物。
但说到当时的文风，鲁迅对胡适之也很佩服的，“……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有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确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继钱玄同之后，刘半农却也是绍兴县馆的一个常客。
鲁迅对陈胡文风的评断，也即是对他们人格的评断，有道是“文如其人”。陈独秀从参加辛亥革命，到领导五四运动，建立中国共产党，加入托派，直至发表《我的根本意见》，离开托派为止，他都是开着大门，让人家看清楚他的武器的，这是一个作为革命家的他的伟大处，和那种只知玩弄政治手段的阴谋家、阳谋家不能相提并论的。
鲁迅当时亲近的主要是钱玄同和刘半农，对于前者，鲁迅评论到：“……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为。（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破大’耳。）”
对于后者，鲁迅的评论相当多，但这确实是对于一个朋友的评论，这和鲁迅对于章太炎的评论一样，师友相处之道，鲁迅给予了一个模式，确实值得人们效法的。所以我尽量把鲁迅后来有关刘半农的文章引在下面：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
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
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
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
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
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
……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
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
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
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
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那些人
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
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
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
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
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 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 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 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
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
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 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
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鲁迅这篇《忆刘半农君》写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他早已转移了斗争阵地，和刘半农与钱玄同的生活意识相去甚远，他所说的看了刘半农的打油诗为之长叹，岂止长叹而已，他且起而加以抨击：
“……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先生‘自注自
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
上发现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
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
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
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
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
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个错字，错而已矣， 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
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 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
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
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
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
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
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 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
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
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
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
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
在那一面呢？”
鲁迅写这文章时，距离刘半农的死约莫十个月，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虽然抨击，文字却写得婉而讽。这诚如鲁迅所说：是“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之别罢。鲁迅并非辩护青年人可以有资格写错字，鲁迅的用心非常“忠厚”，他对老朋友也是不得已而道的。其实刘半农写那样的打油诗，仍不过显示他的“浅”而已。
刘半农死后，鲁迅不仅写文追悼他，而且再三表出他是文学革命中的战士，反对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为“复古的先贤”，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
鲁迅在《趋时与复古》这篇文章中说：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
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
‘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
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
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
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
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
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
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
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
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
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
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
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
鲁迅的悼念刘半农，也可说是悼念五四这个时代，惋惜半农，也就是惋惜后来自认“没落”的那一辈战士。历史无情，不前进就后退，所谓朋友也就因此失去了了解，譬如钱玄同吧，鲁迅是由他的劝诱起而与之并肩作战的。当一九二九年五月间他在北平时，给许广平的信上说：“……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那简直连对刘半农那样的感情都没有了！
鲁迅说过：“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北京’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他自己呢，诚如一九三三年在《徬徨》的题诗所说：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
徬徨虽然徬徨，但他并没有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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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回头来谈谈鲁迅的小说，特别是谈谈别人已经谈了很多的《阿Q正传》了。
我们先让鲁迅谈谈他“怎么做起小说来？ ”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
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
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
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
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
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
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
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
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
，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
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
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 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 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
《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
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
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
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
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
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
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说得很清楚，他写小说的目的：（一）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二）小说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他又自认他的小说，在当时可以称得是“革命文学”，因为《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的运动，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运动。他虽然对于“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尤其是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使得他怀疑、失望、颓唐了，他又觉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虽然缺少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却出于对热情者的同感，故在寂寞中也想喊几声助助威……但为此，必须与前驱者取得同一步调，而且还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得显出些亮色，这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
他又自认为这是“遵命文学”，是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的命令，也是他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