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分歧，只有单方面的叙述，说李立三“污蔑毛泽东统治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决议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共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接着开的是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纲，他已是党内永远不犯错误的“神”，李立三指摘他的话，我们只能从《决议案》的引用中见到，所以无从判断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点是否如毛泽东事后所说，因而也无从判断他们之间的分歧点谁是谁非。
立三路线的可笑可悲，作者是身受的，那时上海的工作，便是占领马路，起初是大马路，即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调动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两两地散立在马路两侧，时间一到，就散传单，喊口号，演说，过不多时，人高马大的大批巡捕坐车到来了，动手捉人，最积极最勇敢的最先被捉，一个英国三道头（这里叫帮办）用手叉住了我的后颈，我跌倒在地，几个工人同志从后袭击他，等我爬起，他们已打倒几丈远。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时都留着发辫，被捕时给包打探（这里叫杂差）一手拉住两条辫子，两手四个，捉进捕房去，大多判六个月监禁。示威次数越多，参加人数越少，地点也逐渐改变，最后只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举行，只要有一个人被捉，其他就悄悄散去，那时接触的省委区委时时换人，他们大都已关在监狱里，所以领导也越来越薄弱，等于把革命者送给敌人去监禁。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立三路线的时期并不长，据《决议》所说，不到四个月时间，一九三零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及其后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线。但这次会议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如说它的错误只是“策略上”的，不是路线上的，实际在国际的“第三时期”哲学下面，谁敢反对这个路线？所以接着来的，“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就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陈绍禹（按：即王明）同志领导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
‘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
了立三路线的‘右’，……在革命形势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
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
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
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决议案》指出王明路线的错误，是在“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两句话表示王明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冲突，和王明依仗史大林的撑腰，在党内篡夺党权的事实，虽然毛泽东不敢正面指斥史大林。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止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据刘少奇在八届代表会议上说，“在王明路线下城市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三十万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五千人”。
反革命局势下的革命民主运动
以上的叙述，主要根据共产党及毛泽东的文献，但完全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所述的符合，现在还应该谈一个问题：在反革命局势之下，革命政党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从事革命工作？
六大决议说中国局势处于“两个高潮之间”，那么在新的浪潮未起之前，共产党是否应该不断暴动，不断起义，以促成这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取得绝对胜利之后，作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出了批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之外，对这点也是不置一词的。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从井冈山起，到延安止，始终从事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的建立，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放弃“第三时期”理论，在全世界采取“人民阵线”路线后，才一转走到“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大好时，史大林拒绝成立苏维埃，到革命失败，他又拒绝革命的民主运动及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次基认为一个革命党底“最大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地，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革命的局势了”。在反革命局势下面组织苏维埃，托洛次基比之为“事后挥拳”的勾当，史大林与布哈林将一次革命底尾巴当作了另一次革命底头，由此确定了暴动路线，希望依靠在由革命余波所激起的农民身上，单凭军事行动，造成大革命，并保证其胜利。结果，大量流了中国者底血，又延缓了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对于“革命高潮”的解释，如果以一九四六年算作中国新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那么他所谓“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竟逾时十六年方始诞生。
托派陈仲山的信中，并没有正面提出在“两个高潮之间”，托派主张的“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这策略之符合现实的政治形势，在共产党中，至少是毛泽东本人，确有同样的认识，而且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过。
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
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 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
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
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
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
循。”
不消说，毛泽东这个要求是落空的，“民权革命的政纲”早已为史大林所排斥（他指托洛次基提出民主口号为取消派）但“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仍为史大林所保持，亦为毛泽东所信奉，所以托洛次基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阿拉木图充军地预言过：
“……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倾向于左的政策。对于
那些喜欢‘民族联合战线’的人们将来还有许多引诱的机会。如果今天告诉中国
共产党员说：一九二四——二七年，你们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完全是正确的，但现
在它已经确定地跑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所以这联合现在不适用了，这种说法，
是于将来客观环境发生转变及资产阶级必然左倾时，要第二次解除共产党之武装
。”
这预言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地国际七次大会中应验了。
共产国际地世界性地策略改变
七次大会提出了“联合战线”策略，以代替“第三时期”，基于这个改变，王明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作了瓦窑堡报告，开始了第二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
我们现在引用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的第二段如下：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
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
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
‘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
、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
，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大林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为要证实这段话，我们仍须从旧文献中找出真凭实据，首先是王明在莫斯科假借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它指出：
“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
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
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
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
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
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
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
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为此，宣言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的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延安立刻表示拥护《八一宣言》，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对资产阶级有如下的分析：
“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
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
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
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
可是什么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左”翼呢？据毛泽东的说法，那是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真是奇妙的阶级分析，可是后来“全面抗战”时，毛泽东又转而大喊“蒋委员长万岁”！
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说法，正是“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不管他用正面反面的说法，总是美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为了安慰资产阶级起见，他又郑重作出如下的保证：
“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
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 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
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
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毛泽东和史大林王明不同的地方，在乎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党内所占的地位，以及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党和军队业已恢复了自信，所以另一方面他对党内反对“联合战线”的左翼分子说：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验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 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
极大的困难。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
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道路
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之后，毛泽东不仅战胜了蒋介石，而且也战胜了王明和史大林，因为他走的是“独立自主道路”，他以第二次革命中国共合作的前事为鉴，不让史大林再次出卖中国革命，他确实是懂得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去对付他心目中的一切敌人。
但这是后话，在一九三六年，王明和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并无岐见，即使有，毛泽东也阳奉阴违。
最有教训的一回事，毛泽东采用了托派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和国民会议的口号，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
“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
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
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
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
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
论、集会、结社自由。”
可是毛泽东不管如何采用了托派的策略，他总是一贯地反对托派的，他在瓦窑堡会议中，为了杜塞托派及共产党中来自左翼的批评，特别说：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次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
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
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 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到于全国最多数人民有
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
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
变之时，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托派分子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才是“瞎说”，一九二七年以后，托派说资产阶级已完成了反革命，但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由此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中共在三重冒险政策之下进行苏维埃运动，到后来反而政治上投降了资产阶级，如果毛泽东不违反史大林的意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当然只能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听凭资产阶级的再次屠杀，新四军事件就是显著的例子。
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所指出的就是这个前途，事后证明毛泽东扭转这个失败的前途，王明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历史的讽刺是，毛泽东后来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断革命论者”。
关于转变论，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另一种说法，基本上也是符合托派战略的：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
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
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的开始。……”
刘少奇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指不断革命论）来指导革命的”，确是坦白而诚实的承认。
鲁迅回答托派的信，并没有正面回答陈仲山提出的论断，只是用中共惯常的诬蔑骂托派是“汉奸”，而且用势力眼光夷落托洛次基的被逐，这都不合鲁迅平素论人论事的准则。这封信虽然至今仍为中共所利用，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鲁迅的言行，以他文学家的敏感，他确已见到托派陈仲山所指出的是事实，而且又以有病之身力加反对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所说：“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没有革命的。”这是国民党的反革命取得胜利的时期，也就是瞿秋白进行盲动主义的时期。
一九三六年他死前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
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
先觉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 的光明事业。”
这种话，几乎都可替托派陈仲山的信作注解的。
* * *
反托专家石中英先生虽说研读鲁迅致托派的信已有十余次之多，但我认为他仍是一无所得的，因为他不从活的历史事变去对证托派所指出的共产党的错误，这错误经过毛泽东一系的胜利，已经被用“决议”的方式，批准了托派致鲁迅的信所提出的指斥，是铁一般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了。
一九七四，十，四。
封底后记
我不是一个“作家”，但在一九五八年读了周扬一系对鲁迅的诬蔑，忍不住写了“文学史家的伪造”为鲁迅辩诬。事隔八年，周扬被批判，落井下石的文章，无一不引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诗经一九四二年毛泽东解释后，便成为众口一辞了。我认为这解释是不确的，我又写了篇“鲁迅诗的曲解”，在报上发表。故友曹聚仁兄对我说：这文章写得很好，他完全同意，他就是这个意见。以后我陆续写了关于鲁迅的长篇和短篇，记得长篇在某杂志发表时，编者称我为“鲁迅专家”，但这顶高帽戴得并不太久，曾写过“鲁迅内传”的李欧梵博士，说我的作品并无新意；另有一个读者说已有了曹聚仁的“鲁迅年谱”和“鲁迅评传”，我的作品是多余。编者这时不再捧我做“鲁迅专家”了，我察觉这个转变，自动要求“腰斩”，并多谢编者好意，因为他给我的稿费尽够买糖食。不久，我的短篇和长篇的段落（因无法再以长篇形式发表了），又在别的杂志出现，我对编者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要增减一字，编者都能遵守这个允约。但有两篇的遭遇不妙，因为编者干脆给没收了，最后在“左翼评论”上发表，这就是“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和“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前一篇也曾投寄过“抖擞双月刊”，来信极表欢迎，但过了半年不见刊登，我去信查询，终于退了回来。碰壁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打探到了我是个异端分子，所以前恭而后倨。
这许多异端的文章中，我最惬意的是一篇“冯道、鲁迅、章士钊”，并不是文章是自己的好，对于自命左派的犬儒主义者，我给与了一个重重的打击，现在特意把这位先生的两篇高论附在后面，供读者参考。我又写了“鲁迅与毛泽东”、“鲁迅与托洛次基”，让那些借鲁迅之名进行反托大业的先生们看看，我写的这些文章很具挑战性，可惜石中英先生噤不做声，现在他大概已成了四人帮余孽，没入黑暗中去了。但我仍期待有人写文章反驳我，论争没有对手，确实使人寂寞。
另一个异端分子李克曼先生，他是比利时人，说得一口好国语，他曾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天，他来沙田探访我的儿子，我问他在研究什么，他说在研究鲁迅，他拿出一本杂志“东南风”，说有人告诉他，研究鲁迅一定要看一丁的文章，这可巧合，我告诉他，我就是一丁，于是大家说得很投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和他的研究相印证。他所写有关中国的文章也很具挑战性，但我们只是要说出真相，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在我，不管人家如何诬蔑，我的一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天生的不是一个附和主义者。写鲁迅传记和阐释鲁迅文章的人多的是，这些人的命运多么奇特，冯雪峰、周扬、姚文元、石一歌，都是如此，他们本是“毛泽东思想”的不贰之臣。我愿以一个异端者的资格，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鲁迅，再重复一句话，我的文章具有挑战性，我很希望有人提出不同的论据来反驳我。
以一个不懂文学的人来写这样的一本书，虽然僭妄，但我是充满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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