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
剖刀来。……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恢谐的时候。他对于官
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走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
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夏丏尊很真切地描绘出了鲁迅当年的形象。
在绍兴中学做学监的一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却集中表现在一条辫子上，因为“……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所以当“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的时候，他连忙禁止，学生举出代表诘问他：“究竟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他就不假思索的答复：“没有辫子的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
鲁迅说：“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
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
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
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
常走，然而忘却了。”
鲁迅谈到这件事，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底，他只是为了“舒愤懑”而写的，但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剪辫这一幕，我觉得非常符合当时的环境。鲁迅自己一回国，就曾在上海装上了假辫，但为了种种的不便，索性不装了，于是他得了“里通外国”的恶名，而他所受的无辫之灾，据他说以在故乡为第一。他爱护学生，不顾他们为辫子受苦，却落得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一方面也表示他毕竟已通达世故，年青人忘记了血的教训，才有向前冲的勇气，否则都会成为“全躯保妻子”的安分良民了。鲁迅教导学生的哲学是“不为物先”，然而在事变发展中，这种哲学往往会使一个人“落伍”的。
辛亥革命发生了，这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一辈知识份子，党徒，不久便和旧式的地主官僚相妥协，反动势力占了优势，专制皇朝虽然倒了，民主政治却从未建立。但革命本身还是有一种潜力的，所以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皆不旋踵而失败，可是这时帝国主义的政治控制和经济侵略日益加甚，真正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更难成功了。
绍兴城里革命的悲喜剧，是全中国革命的缩本，即小可以见大，后来鲁迅写《阿Q正传》，便是革命舞台上所有演员的写照，其中也有鲁迅自己在内，因为“我回到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
……
“假洋鬼子”与“里通外国”的人，在《阿Q正传》中这角色是分配在钱太爷的大儿子身上的，他是长子，日本留学，鲁迅对这个角色很有些自我嘲弄的意味，自然他只是写小说，写辛亥革命这个未完成的革命的本质。
鲁迅在革命中出了什么力，尽了什么责，幸而他的弟弟周建人有所记述，至于周作人，据他自述：“卒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件事，也没有出去看过，……”时代的脚步，说这样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了，和他毫不相干。
“这时候，城内的一个寺里就开了一个大会，好像是越社（按即南社的绍兴
分社）发动的，到了许多人，公学鲁迅做主席。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
例如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励革命情绪等。关
于人民的武装，他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
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他每一提议刚要说完而尚未说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坐在
前排的头皮精光的人，弯着腰，作要站起来但没有完全站起来的姿势，说一句‘
鄙人赞成’！又弯着腰坐下去，提议就很快的通过。这人不是别人，便是后来鲁
迅文章里曾经说起的孙德卿。他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对于推翻满清
政权这件事是热心的。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
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的。他并且向农民说明，清朝
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对于这主张，农民都赞
成，愿意起来去打。《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这时候也流行到民间。这孙
德卿在秋瑾案发生时，曾一次下狱，但不久就出来了。
“但是鲁迅提议的武装讲演等，大家虽然都赞成，可是缺少准备，力量也不
够。第一件是缺少枪械。府学堂里虽然有些枪，但没有真的子弹，有一些也是操
演时用的那种只能放响的子弹，只有在近距离内大概能伤人。于是人民终于恐怖
起来了。有一天，鲁迅从家里出去，到府学堂去，到了离学校不远，见有些店铺
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惶的从西往东奔走。鲁迅拉住一个问他为什么，他说
不知道究竟什么事。鲁迅知追问亦无益，不如到学堂去了再说。他走进校门，已
有一部份学生呆在操场里讨论这件事，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有败残清兵要渡江过
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于是鲁迅主张整队上街解释，以镇定
人心。手脚很快，一歇工夫就印好了许多张油印的传单，大概是报告省城克复的
经过，和说明决没有清兵进来的事情。即刻打起钟来，学生立时齐集于操场，发
了枪，教兵操的先生也跑来了，满头是汗；他还没有剪掉辫发，把它打了一个大
结子。他不拿平常用的狭细的指挥刀，挂上一把较阔厚的可以砍刺的长刀，这无
非防备万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长，抖零零的到操场上来讲话，想设法拦阻，但没
有用处。在路上，鲁迅一班人分送传单，必要时更向人说明，叫他们不要无端恐
慌；的确这很有用处，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
了。时间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来了。
“离这事情不久（案大概就是第二天吧），就有人告诉鲁迅，说王金发的军
队大约今晚可以到绍兴，我们应当去接他和他的军队，这回仍在府学堂里会集，
学生也去的。晚饭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走到西郭门外。到了黄昏，不见什么动静，
到了二更三更，还是不见军队开到。学生穿的操衣很单薄，夜深人静时觉得很寒
冷，于是只好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贴还些茶钱，叫他们
烧茶来喝。这时候才看见穿制服的学生们之外，还有头皮精光的孙德卿，头戴毡
帽的范爱农，好像和徐伯荪一起捐道台出洋的陈子英也在内。但是夜深了，不特
冷，而且也饿；学生们大家摸钱袋，设法敲开店门买东西吃。孙德卿拿出钱来，
叫人去买了几百个鸡蛋，大家分吃了。这以后不久，有人来报信，说军队因为来
不及开拔，大概须明天才可开到，今晚不来了。
“于是第二晚上再去，这回不往西郭，却往东边的偏门，人还是这一大批。
黄昏以后，月亮很皎洁，正盼望间，远远的听到枪声响，以后每隔一定的时候枪
声响一下。不多时看见三两支白蓬船，每支只有一个船夫摇着，然而很快的摇来。 船吃水很深，可见人是装得满满的。各船都只有一扇蓬开着，过一歇时候，船中
就有兵士举起枪来，向空中放一响。先前的兵队老是这样做，在有开仗可能的情
势下，常常一响一响的放着枪。不多时候船已靠岸，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 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色的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
黄色的枪，都是崭新的。带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军睬，戴着
帽子，有的穿淡黄色的军服，光着头皮。
“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
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灯， 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点着火把的。小孩在有， 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地方，还有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
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兵士身体都不甚高大，脸上多数像饱经风霜的样子，一
路过去，整齐、快捷。后面跟的人，走得慢一点的便跟不上。不久到了指定驻扎
的地方，去接的人们有跟了进去，也有站在门外面，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中
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不久就有人来叫让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进
去，是慰劳兵士去了，外面的人们也就渐渐的散去了。”
玉金发做了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他是和秋瑾早有联络的强盗头子。军政分府里的行政司长是什么铁路的股东，军械司长是什么钱店的掌柜……还是几个旧乡绅。这位王都督不久就被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
军政府里有三个姓王的，颇弄权敛钱，人民倒不大怪王金发，大家都责备“三王”；他们利用一句“戏文”上的句子，唱道：“可恨三王太无礼”以泄愤。可是府学堂的学生办了一张《越铎日报》，用鲁迅、陈子英和孙德卿的名义出版的，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鲁迅和王金发是熟人，王金发请他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给了校款二百元。用鲁迅他们名义办的《越铎日报》在骂了十多天之后，就有一种消息传到鲁迅家里去，说都督因为他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他们。
鲁迅相信王金发虽然绿林大学出身，杀人却很不轻易，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鲁迅从范爱农那里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是指另送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学生们为此开了会议，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鲁迅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负责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他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他就不说下去了，倘使再说下去，而且说出这事会连累他们的话，就会被面斥他怕死，不肯为社会牺牲……
这时候正好许季茀写信给他，要他去南京教育部做事，临时政府刚成立，做教育部长的是蔡元培。
范爱农凄凉地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鲁迅幸得及早去了南京，两三个星期之后，报馆给一群兵士捣毁，陈子英在乡下，得免于难，孙德卿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
鲁迅辞去师范学校校长后，孔教会会长接了他的后任，原来的学监范爱农给他撤了职；县署里的教育科长孙几仲，也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柿油党，挂着一块银桃子的徽章的，此外也有罗飏伯朱幼溪等人。
以上所述，主要采自鲁迅《朝花夕拾》中《范爱农》一文，和周建人的一篇记事连起来看，辛亥革命时的阶级关系也就表现得很清楚了。从地主移转过来的孙德卿，从新台门官僚家庭蜕化出来的鲁迅，背景约略相同的范爱农陈子英都是参加过革命组织兴中会或与革命组织有关的，他们所要求的民族的（排满）民主的（共和）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他们的阶级基础太脆弱了，在革命中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也掌握不到实际的政权，政权一时落在以会党、草莽英雄为代表的脱离生产的破落农民和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手上，他们一接近政权，很快就腐化了，一时处于下风的原来的地主官僚阶级就起而代之。革命仿佛昙花似的一现，社会秩序给扰动了一下，便都恢复原状。直到一九二七年，辛亥革命之后逐渐长成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工农无产阶级的帮助，才大规模的走上了政权。但革命的任务和要求——民族独立，土地革命，民主政治——仍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很快反革命，屠杀工农，外则屈服于帝国主义，内则厉行法西斯政制。以后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内战，这才结束了这个落后的妥协的资产阶级统治。
鲁迅的思想和行动，密切地和这个历史发展相符的。
北京生活（一）—— 教育部佥事
南京的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新兴的革命势力就屈服于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由他在北京做大总统了。鲁迅自然要跟着政府北迁，根据他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起直到他死前（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为止）的全部日记，我们不仅可以考见鲁迅大半生的行谊，也可约略了解二十多年中历史时间的变迁推移，这是弥足珍贵的。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前后达十四年三个月另三天，根据他的《日记》，这“小京官”的经历如下：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上午一时舟抵天津，下午约七时抵北京。
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
十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八月二十二日，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
十一月二月，得袁总统委任状。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见袁总统，见毕，述
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午前见策令进叙四等。
二十日，部令给四等奉。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收到文官甄别合格证书一枚。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受五等嘉禾章。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我之免职令发表。
三十一日，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
鲁迅之去北京教育部任职，为的是蔡元培做教育总长，蔡是光复会的发起人，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南北议和，袁世凯做大总统，北京的政治斗争，已是波谲云诡，蔡元培于六月二十一日辞职，七月二日再辞，由范源濂继任，以后三年之中，教育总长更迭频繁，据《鲁迅日记》所载者如下：
“自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
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范总长辞职而代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下午到部演说少
顷，不知所云。
九月十五日，上午总长汪大燮到部，往见之。
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大燮辞职，严修代之，未至部前，以蔡儒楷署
理。
五月四日，上午教育总长汤化龙到部。
五月十二日，上午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
往后有关教育部长的更迭，不再见于日记，但据郑学稼的统计，在鲁迅任职的十四年中，教育总长换了二十七人，如果加上章士钊在内，几乎每半年换一次总长。
鲁迅后来所说的，“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的佥事”，在北京政府里面有时也是灾官，例如一九一三年《鲁迅日记》：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
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
二十六日，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
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
至于欠薪达半年以上，时时借债度日，大约从一九二零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鲁迅在任职期间，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必须每年一次，陪祭孔子，这是反动的标志，读经与祭孔二者是相并而行的。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星期休息，又云是孔于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句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晚国子监送来牛肉一方。”
这牛肉当然是祭孔后的散胙。
十月十日《日记》：“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在这样的时代，祭孔当然是理当的节目了。
一九一四年三月二日：晨往郢中馆要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
也自一九一五年起，《鲁迅日记》中对祭孔一事，只当例行公事记载，既无感慨，也不悼叹了。如：
三月十五日：“赴孔庙演礼。”
十六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
十七日：“黎明丁祭，在崇圣寺执事，八时毕，归寓。”
以后每年有照例的记载，一九二二年没有记载，一九二三年是最使一次记载；可是一九一八年他的《狂人日记》已在《新青年》登载，一九一九年发生五四运动了，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鲁迅为了并不区区的佥事职位，直至一九二三年还在祭孔这“荒陋”的滑稽剧里当配角，也许不免给人讥为“言行不一致”吧。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的“不为物先”的处世哲学，使他随波逐流；另方面也由于他的思想消极，即使在和《新青年》发生了关系之后，他所写的随感和小说，只不过揭露过去的疮疤，现在的廱毒，并不倡导未来的新生，必须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和章士钊开始面对面的斗争时才从消极转为积极，而且免了佥事之后，才算是“言行一致”了。
鲁迅自己描述过这一时期的心情，在日本当时预定出版《新生》失败之后，他就：——
“我感到未曾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
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
独有叫喊在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于毫无边际
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大一大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会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
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
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
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
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
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撞死过一个女人的，现
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来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
了，这也就是我的唯一的愿望。夏天，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
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鲁迅就是这样在寂寞与悲哀中渡过了辛亥革命以后继起的二次革命（绍兴军政分府的王金发——王都督就在这时候给袁世凯爪牙朱端所诱杀的），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时间长达十余年，其中他说“亲历或旁观过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首先当然是他在北京时所听到范爱农自杀的消息：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记》：“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
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
二十二日《日记》：“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录存于此：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鲁迅曾有一篇关于范爱农的回忆，说他是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东京别后，他们在绍兴重见，他头上已有白发了，穿着布马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自从回到故乡之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
革命以后，鲁迅做了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做了监学，但不久鲁迅交出了一角又两铜元的帐目，去了南京，爱农也丢掉了监学。鲁迅想在北京替他找点小事，然而没有机会。他常常说：“也许明天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在一个熟人家里寄食，景况愈困穷，写给鲁迅的信言辞也愈凄苦。鲁迅接到了他自杀的消息，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
早几月，鲁迅在东京时的老朋友陶成章，为同盟会的陈英士所忌，派遣蒋介石把他刺杀。陶是革命勇士，章太炎戏呼之为“焕皇帝”或“焕强盗”的，革命阵营中的相残，一定也使鲁迅痛苦。
于是他就躲在山会邑馆里抄古书古碑，不仅因为寂寞和悲哀，也为了在教育部里无事可做。
但这一时期的鲁迅，心境也并不宁帖，有时简直在小事上纾他的愤懑，譬如《日记》：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白，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八月十二日，半夜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
九月二十日，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十月七日，晚邻闽又嗥。
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车夫误碾他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
及常服者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鲁迅不懂闽语，说闽客大嗥如野犬，未免有地域观念作祟，也许有人视鲁迅为“伟人”的，认为我这话说得不对，试再举两条《日记》以实吾言：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
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
“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
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出属发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骂，且以英语
杂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后知此人姓吴，居松树胡同，盖非越中人也。”
鲁迅遇见此种恶客，不仅以“狗”视之。似乎心平气和了，但两则《日记》中的吴越之见，不免令人觉得可哂，“吴人所为，那有好事！”这是什么逻辑？“盖非越中人也”，难道越中人高人一等？
但据周作人说：“鲁迅是不肯承认是绍兴人的，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他说理由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说三者到处都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的缘故。”
鲁迅所住的山会邑馆，宣统年间已改称为“绍兴县馆”，传说有女人吊死过的那棵槐树，在补树书屋外面，鲁迅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下午，才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居住，因为是一个独院，再没有什么闽客之类来扰他，但那时又有猫，因为“它们在配合时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鲁迅于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作人搬了小茶几，在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前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
鲁迅的抄古书和古碑，这可说是一种自小的习惯，从他识字以后，他便欢喜描绘。回国以后，辛亥革命起事前后几个月，作人便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 鲁迅去了南京，也在图书馆借抄《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所以他到北京以后的抄古书，不过是他原已开始的工作的继续，和袁世凯的要做皇帝，特审陆建章派爪牙侦查党人无关，这不是鲁迅借此韬晦。袁世凯称帝不成，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据《鲁迅日记》：
六月十五日，上午部派赴总统府吊祭，共五人。
二十八日，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
可见鲁迅在袁世凯统治之下，自做他的佥事，自抄他的古书，并未受到干扰。在章士钊做教育总长时，因女师大事件受到干扰，他在《日记》中就有记载的，还是后话，暂且不谈。
鲁迅一到北京，就蒐集古书，拓本，佛典。一九一四年他买的佛学书最多，一九一五年以后则买的拓本最多，这有他《日记》中的书帐可考，直到一九二三年，他仍未放弃这种工作。
我们可以说，鲁迅从事这个工作，也许小部份的原因是为了麻醉自己，大部分原因则由于他确实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工作。他那时所抄的古书古碑，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有帮助，可惜他的工作成果，后来只影印了一部《嵇康集》。
许季茀说：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
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厌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
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至于他的搜集和抄古碑，据许季茀说：
“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
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约略言之：（一）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
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着手
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
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
于我国的汉画呢。（二）搜集并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笺谱》等。（三）奖励
中国木刻家，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使他们得以学习；创开各国
名画展览会，使他们有所观摩；对于本国新进者的作品，鼓舞批评，不加客气。
（四）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例如精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位
有丈夫气概的女子作品实在伟大，这本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只要一翻这集子， 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杀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
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
和奋起…… ’”（《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许季茀对于鲁迅抄古书古碑的论断，说得很对，对于鲁迅此后骂人为事的发展，尤其说得深中肯綮。
也许鲁迅在当时是为了消遣寂寞的一种方法，无所为而写的，后来则发现了其中妙处，变成有所为而为了，鲁迅对于此后中国木刻的提倡扶助，继往开来，厥功甚伟，而且把艺术领向现实的斗争，使它成为打击反动势力的一支尖兵，这都得推源到北京绍兴县馆中历时数年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周作人的话不尽合乎事实，专制压迫的空气会使人趋于躲避，甚至颓废，当时酒馆中尚且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只有声名盖世的章太炎，才可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章太炎的学生，都不是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家（鲁迅尤其不是），自无韬晦的必要，只是处在这个反动的环境中，虽不行动而有思想的人，必须设法麻醉自己才能活得下去，所以鲁迅埋首在古书古碑当中。
要了解鲁迅抄的是什么古书，我们举几本重要的为例，如：
“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
二十七日，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巷，约十余万字。
二十八日，夜写定‘谢承后汉书’一卷。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写孙志祖‘谢氏后汉补逸’起。
三月十四日傍晚‘写谢氏后汉书补逸’毕，计五卷约百三十叶，四万余字，
历二十七日。
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午后同关来卿先生往图书馆，并还所假书，别借宋本
‘易林注’二册……夜写‘易林注’。
七日，夜写‘易林’。
九日，夜写‘易林’残本卷三，卷四一册毕。
十日，夜写‘易林’少许。
十一日，夜录‘易林’。
十二日，夜抄‘易林’卷第十三毕。
十三、十四日，夜抄‘易林’。
十五日，下午写‘易林’卷第十四毕。
八月十四日，续写宋残本‘易林’起。
十七日，星期休息。终日在馆写书。
二十五日，夜续抄‘易林’毕，计‘卷七之十’四卷，合前抄共八卷。
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昨今两夜从‘说郛’写出‘雪谷杂记’一类，多为聚
珍版本所无，惜颇有伪夺耳，内有‘辨上虞五夫村’一则甚确。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晚录‘云谷杂记’起。
二十二日，夜写张清源之‘云谷杂记’毕，总四十一叶，约一万四千余字。
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夜写‘石屏集’序目毕。
十六日，夜影写‘石屏诗集’卷第一毕，计二十七叶。
二十四日，下午写‘石屏集’卷第二毕，计二十二叶。
十月一日，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
吴匏庵丛书堂写本。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
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思中，可哀也。
十月九日，夜抄‘石屏集’卷四毕，计二十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