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了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
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 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
鲁迅的自白比之那种八股的机械的阶级分析论者，使我们更易了解他思想的变迁之迹，要解释鲁迅思想的发展，一定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与时代，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到一九二二年止，他虽然参加《新青年》，作了小说和杂感，自说“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也止于呐喊而已；一九二四年以前，《新青年》的主将已从议论进于实践，但鲁迅却“减少了热情”，自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了；一九二五年底，他作《华盖集》题记，说“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所以他在一九二四年写《我的失恋》那样的讽刺诗，与此后和章士钊及正人君子的论争相比，不过是开开玩笑吧了，真称不得大阵仗！如果要在这里去找“阶级意识”，那么鲁迅说得好：“大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乎革命文学之慨……了。”对于这种恭维，鲁迅一定“敬谢不敏”的。
鲁迅诗的曲解（三）
——“自题小像”——
鲁迅的旧诗，和毛泽东的词，在旧文学中自然是了不起的作品，最主要他们都是言之有物，但诚如毛泽东所说，如果当作倡导一种文学形式来说，那么怕会是“谬种流传”了，因为没有“寒窗十年”的功夫，谁也做不出旧诗词来的。时代距离得太远了，即使旧词章也能表现得新思想，毛泽东也未必把他的指令写在他的诗词里，诗词总是表达个人感情的。
鲁迅年轻时候的诗，意境都很平凡，直到二十一岁时，他写的诗才脱出了因袭的窠臼，有他自己的感情，这首诗就是《自题小像》（这题目一定不是原有的，而是人家给他安上去的）。
二十一岁是一九零一年，这年他在南京路矿学堂毕业了，他已接触到新思想，第二年就去日本留学了。奇怪的是，从曹聚仁起，到做《鲁迅时新解》的那位先生止，都派这首诗是鲁迅一九零三年所作，因为他那年写这首诗在小照上送给许季茀。实则鲁迅另有手写的这首诗稿，明明写着“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为什么到五十一岁时再写这首诗，我想也许和柔石等被捕杀有关，他身处危境，想起当年自勉自誓的句子，觉得“此志不渝”吧，这首诗是：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因为每个人都把这首诗安排在一九零三年（作《鲁迅旧诗笺注》的张向天则推定为“一九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先生二十一岁生辰之后，述志抒怀之作。”），所以引起了《新解》作者如下的议论：“鲁迅是一九零二年四月到东京留学的。当时中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时期……章炳麟、蔡元培等在日本创立了‘光复会’……鲁迅……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一九零三年他毅然决然地剪去了象征满清统治的辫子以后，照了一帧小照送给朋友许寿裳，并写了这首诗，满怀着热爱祖国的激情，感慨祖国同胞的还没有觉悟，立下了献身于民族革命的誓言。”
这种解释包含了几重错误，“光复会”创立于一九零四年的上海，发起人为蔡元培与龚胞铨，那时章炳麟尚在狱中，他的加入“光复会”，大约是去了日本以后的事。他一到日本便主持当时革命刊物《民报》（八月出版的第六号，即章所编）；鲁迅受教章氏之门，则是一九零八年的事。鲁迅虽认识许多革命者，并不为献身于民族革命运动，他不是有行动的革命党人，这都有鲁迅本人的文字可稽的。解诗的人如果预先安排鲁迅是个革命家，然后给他戴上这顶纸糊冠，那就永远不会符合历史的真实，可是人们最喜爱做这种鲁迅生前痛恶的事！
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
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廿五分，在四个月之前，即六月五日的《日记》上，他记有下列文字：
“自此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
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
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记。”
以后鲁迅仍记日记，自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其中七月七日《日记》云：
“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
这是陈仲山给他的第二次信。第一次是六月三日写的，在日记上无记载，因为鲁迅接到这信一定在六月五日之后，他已因病不能记《日记》了。他的回信写于六月九日，O?V笔录。这封信曾广泛为共产党所利用，发表时用××代陈仲山名字。陈仲山当然不是真实名字，他的真名是陈其昌，河南人，曾是北大教育学系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工作。他那时非常崇拜鲁迅，后来他变为托派，在鲁迅与上海共产党文艺领导人发生龃龉时，他以为鲁迅政治上改变了，对他有了幻想，便写信寄刊物给他，不知他此时已在病中。当时称得上他入室弟子的，便是从瓦窑堡会议后回到上海的冯雪峰。陈其昌和冯雪峰、张光人（胡风）、赵平复（柔石）等人那时期都在北京（按：当时称北平），但陈其昌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从事文学的青年，还不是共产党员，陈其昌是共产党员，可是与文学无缘。
冯雪峰代鲁迅笔录的复信，当然有他对鲁迅一定的影响。因为复信中主要的二点：可认为当时共产党反托的公式，都与鲁迅平日为人不符的：（一）他以成败论人，“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鲁迅常从历史反面论断人物，这种势利观点，非他所有；（二）鲁迅深恶“卢布说”的，现在反过来用“卢布说”诬蔑托派，且以之诬托洛茨基本人，这只是共产党人诬蔑托派的末技。后来王明发明了“陈独秀接受日本人每月三百元津贴”之说，引起陈独秀的朋友、学生和许多人的愤慨，发起保陈运动，就是实例。鲁迅平日对于此类谣言，本来排斥不遗余力。鲁迅病中病后是否看了陈仲山寄去的刊物，我们无法知道，除掉这封信外，他在第二天也由O?V笔录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也带上一句托派，他以后自己写的文章中再没有提到陈仲山和托派了。他在八月三日至六日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托派，那是他反对共产党“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之不当的。我们知道，鲁迅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共产党，他临死前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是冯雪峰和胡风二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从鲁迅对胡风的批评，知道胡风“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可见他和鲁迅是有若干距离的，不似雪峰那样是鲁迅家中的亲密的常客。鲁迅胡风和雪峰都是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反对派，因此是共产党文艺领导人的眼中钉。他们诬蔑胡风为“内奸”，所以鲁迅为胡风辩护。雪峰则是共产党和鲁迅之间的桥梁，他两方面关系都好，四条汉子攻击胡风为“内奸”，为“托派”，矛头从不曾针对雪峰，他们甚至误认O?V为胡风，可见尽管鲁迅如何诬蔑托派，也不为周扬辈所谅解，因为直接骂胡风，也就间接骂鲁迅，逼得鲁迅病后不得不亲手奋力还击。
鲁迅在病中，当时转向了的纪德正在第二次转向，他访问苏联后，公开了他对苏联的观感，他批评史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所谓托派只不过是一种批评精神。书一出版，一夜之间，他从“苏联友人”变为“法西斯走狗”。鲁迅很重视纪德（在他书单中，最后买的一本书是纪德的《新粮》）。这件事大大震动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开动了他们所有全世界的宣传机器，无所不用其极的谩骂纪德。他的书《从苏联归来》，则为人争着译出，上海立刻出了三个译本，鲁迅对此不则一声。据楼适夷后来对我说：鲁迅曾对人表示，如果他到了苏联，眼见纪德所见到的那种情形，他也会和纪德一样说出来的。当时鲁迅在病中，有人劝他到苏联休养，他拒绝了。
这是真正的鲁迅，具有纪德同样精神的鲁迅。所以我说O?V笔录的鲁迅致托派的信，违反鲁迅平素为人之道，这只是政治斗争中的一次小手段，利用“造谣诬蔑”的小手段。陈仲山看到了鲁迅的信，大为痛苦，因为他写这信出于个人对鲁迅的敬仰，以为一向硬骨头的鲁迅，一定会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第二次投降，脱离共产党影响的。鲁迅和共产党正在发生龃龉，二个口号之争从暗地里引起很大风波，公开出来已是以后的事了，鲁迅也许和胡风一样被骂为“托派”，现在忽然有个真正的托派写信寄刊物给他，很可能他要借机会给反对他的人一个反击，先洗清人家给他的“诬蔑”，就不得不用“诬蔑”的手段来骂托派，以后共产党就利用他的信作为反对托派的工具，可是因为鲁迅发表时附了陈仲山的原信，往后的历史发展，愈益证明陈仲山所说的正确。至于当时代表了王明路线的周扬，以及代表了史大林路线的王明，以后都和鲁迅的门下弟子——胡风、冯雪峰等一样，被斗倒斗臭了。
陈仲山给鲁迅的第二封信，没有得到答复，自然也没有发表。托派的领导人陈独秀当时尚在国民党的南京狱中，他知道了这事大发雷霆，他认为鲁迅之对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对于国民党，我记得他在信上甚至用了“红色老狗”字样。陈独秀的话也许有感情用事的成分，我总觉得鲁迅对于当时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是反对甚力的，他不从政治上或理论上反对，而从他一生的经验上反对，在《女吊》的结尾，他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没有被包袱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所谓人面东西，鲁迅指的不可能是国民党蒋介石，他们没有用这种格言去招降，而是史大林所操纵的中国共产党，正从“左倾机会主义”退向“联合战线”，企图对国民党进行第二次阶级合作，采用“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去说服国民党压迫下的革命者的。鲁迅沉痛地写出这几句话时，是否想到这点，或者无意中同意了托派陈仲山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确知他是至死反对国民党的，他在遗嘱中说：他“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
陈仲山（其昌）于一九四二年因抗日工作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所捕。据后来一个不知名的同时被囚的人对他太太讲述，仲山被捕后受刑惨酷，一星期伏在木板床上不能动弹，有一天拉出后就再没有回来。对于共产党借鲁迅之笔诬蔑托派的话，陈仲山以生命给予了最好的答复。
杂谈鲁迅和他的日记
最近国内外的文坛上，正大谈鲁迅，谈鲁迅有捧有贬，捧的不必说，仿佛他生前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实行者，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之中最忠实于毛泽东的人，忘记了他生前反对周扬正因为周扬是正统的共产党第二次联合国民党政策的执行人之一，鲁迅死后二年，毛泽东正写着《论新阶段》，肯定“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它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可见那时毛泽东与王明之流奉行的都是史大林在生前决定的“联合战线”政策。鲁迅只是根据他对革命的观察与经验，深恶痛绝那些“人面东西”，他们是??“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这种帮闲的工作，在劝诱别人“犯而勿校，勿念旧恶”，以此去出卖革命。
毛泽东与王明的政策分歧，一个在抗日战争中保持“独立自主”，一个则主张“一切经过联合战线”，毛泽东到六中全会结束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才确定地提出这个立场，精神上才算和鲁迅早已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相符合，这口号包括有严格的阶级意识，而“国防文学”口号只是王明的“一切经过联合战线”政策在文学上的应用，它的实质是投降主义。
那么鲁迅确有政治上先见之明么？他不可能见得那么远，也无从了解共产党中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有什么不同。他所反对的周扬，以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刽子手，要到一九六七年他才算倒了台。鲁迅死后，他和周扬的争论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何况，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精神上是反对鲁迅作风的。
今天鲁迅之忽然行运，只是毛泽东利用其争论打击新敌人，和鲁迅全无关系。
但相反，有一部分人则从鲁迅的《日记》上，证明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战争时，托庇日人，有不可告人之处，像老吏断狱，深文周纳，甚至以鲁迅后来写的一篇文章《我要骗人》为证，证明鲁迅在《日记》上早已骗了人，这种论据，真是别有用心的。
鲁迅的《日记》，本来不是为死后发表而写的，所以他记的都是零星事项，为自己备忘之用，他在《日记》中有时流露出好恶的感情，但绝对不记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都在所写的杂文中，完全与人以共见，我们今天看重他的《日记》，正因为他在《日记》中豪不伪饰，从他的《日记》中更可见他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有时简直和我们一样的庸俗，他在杂文中那种剑拔弩张的斗志不见了，他骂人是狗，在孔庙中陪祭，和孩子上屋顶放爆竹，给母亲买才子佳人的小说，为稿费请律师，帮朋友的儿女找医生，如果把他失记补记的《日记》，认为是他自己或别人有意作伪，那么作此种论证的人，他一定是富有机心的人，我读这种论证时，常常为之悚然的。
纪德是非常内省的人，读他的日记正如读他任何一本小说，那种剥茧抽丝一样对思想感情的解剖，使人觉得他具有的一片至诚，引导人去重走他已走过的人生历程，托洛茨基只当他没有机会让他发表文章时，才把他的斗争思想倾泻在日记里。他们的日记生前都亲自发表了，这和鲁迅的《日记》不同，如果鲁迅生前有习惯记零用账目，死后给人发表了，我们也一样欢迎的，因为这可以供后人查考当时的物价和生活程度。《鲁迅日记》并不是自愿发表的，用不着在当时预先作伪，至于说有所不记的事就是他内疚神明的事，那是可笑的“莫须有”，你尽可以说只因为他和日本人做朋友，在日本杂志上做文章，不必说他在《日记》上没有记上许多不可告人的事。
鲁迅在一·二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这是从上一年九月十八日进攻沈阳，席卷东北所发生的一次测探性的战争，国民党正在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把剿共看得比抗日更重要，但出乎日本和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竟不愿做亡国奴，出力抵抗，战事迁延到三月才停止，日本军知道并吞全中国的时机尚早，仍回头先去经营东北和华北了。
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和闸北的民众，在战事将起的时候，仓皇逃离，狼狈不堪，租界人满为患，也有无法逃走的，仍在战火下讨生活，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小部分人就是如此，闸北则已十室九空了。
鲁迅是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与日本军司令部相近，我想他之不逃，不是不愿逃，也许估计战争暂时不会发生，因为九一八以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并不准备抵抗。
从鲁迅的《日记》看，他过的日常生活很从容安闲，写信、赠诗、买书、带孩子看病，直至二十八日，他才觉得《附近颇纷扰》，二十九日他才觉得“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了”；三十日下午，他才“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内山书店和他的住处不远，但托庇内山，不是为的避免战祸，因为内山书店和他住处一样不安全，我想理由应该避免日本军的骚扰。
在这样的情形中，从二月一日至五日的《日记》失记，是可以想见的，鲁迅也是会和平常人一样，在仓皇逃避中弄得心神不安得，很难说他得失记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但从六日起直至三月十九日他仍记《日记》的，大概因为临时记在身边的小本子上，所以十九的《日记》上说：“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这是一本固定的日记本。
二月六日是阴历元旦，他又在“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这才真正脱离了战火。于是他又恢复了日常生活，讨版税、饮酒、卖书、胃痛、看朋友，甚至因为饮醉了酒，居然到四马路青莲阁去饮茶，化了一元“邀一妓略来坐”。
如果不为了海婴生疹子，他急急和建人去找旅馆，一定会“席地而卧”直到战事停了才回家为止。他全寓十人在三月十三日移住到“大江南饭店”，至十九日“海婴疹已全退”，上午遂俱回旧寓，逃难生活才告了段落。
鲁迅所说的全寓十人，应该带同建人一家。
鲁迅以后给朋友写信，说到逃难的有详有略，私人通问和打报告不同，尤其是并不准备在死后搜集了来发表的，发表《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与鲁迅生前写日记写信的本意毫不相干，鲁迅书简未发表的数量之多，一定超过现已印行的几十倍，如果说他在一二八前后的生活行动有不可告人之事，需要在《日记》上或《书简》上作伪，那么只有早就判定他和日本人有默契做“汉奸”，而日本人不论内山或山本实彦，不是间谍就是军国主义走狗的人，才会如此用心在他的《日记》和《书简》上找证据，以证明对他的定谳之不诬。可是这种证据是不能折服人的，因为失记日记并不能构成罪状，对朋友通信有详有略，更难说是隐瞒罪状。
作此种想法的人，和自命左倾无微不至捧鲁迅者的所失一样，那都是处于忮心，他们爱给鲁迅戴上一顶他生前痛恶的高帽子，这顶高帽子一面写的是“革命家”，一面写的是“汉奸”。
但鲁迅对于一二八战事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又如何呢？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政治关系。经历过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七年清党的他，他自命为本阶级的“携贰分子”。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因为中国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了。共产党虽然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联合抗日，但第三国际的世界政策仍是“第三时期”，在中国则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从瞿秋白盲动主义——立三路线——过渡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时期，这时期要到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才算结束，以后全世界进入“人民阵线”时期，在中国则为“统一战线”时期。鲁迅对一二八的态度，一方面是共产党政治态度的反映，一方面则是他自己对统治阶级一贯的认识，他不相信国民党政府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他对国民党不断残杀爱国青年的反动行为，用文字力予鞭挞，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就是一端，但即使在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之后，他也再三提出警告：“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作自己人的奴隶好。’”
鲁迅说了这话以后，不久就逝世了。
事后证明，鲁迅的话是符合共产党里面毛泽东一系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他们主张“独立自主”；而代表史大林的王明一系，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鲁迅的认识和当时他所提出的文学口号有关，这口号却和毛泽东与王明后来的分歧无关。他们的分歧，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发生，那时毛泽东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公开与王明对立。文学上的两个口号之争，以后时时在新的政治斗争中提出来，仿佛鲁迅当年早已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这是神话。冯雪峰传给鲁迅听的瓦窑堡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只是毛泽东和王明一致奉行的第三国际七次大会决定改变的政策，那时尚未发明“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
历史的发展往往受统治者所利用，被加以歪曲的解释，我们从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已懂得很清楚了；个人的历史发展亦然，“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对鲁迅和为人的解释，就是阉割了或夸张了鲁迅的。
可是，今天忽然有人起来从反面“丑化”鲁迅了，说鲁迅“有不可告人之事”，那也一样是“神话”。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杂忆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我和李白英、蒋蘅、宋易四个人去旁听，我们不是作家，但在当时的一部分作家的眼中，我们却是“异端”分子，所以我们一露面，本来相熟的冯雪峰，就非常紧张地跑过来，我笑着对他说：“我们只想来旁听，并无别意。”他去商量了以下，准许我们坐在后面。鲁迅演讲之前，有几个人演讲，现在都记不起来。只是潘汉年演讲地姿势，到今天还灵活地现在眼前。他是模仿列宁的，有许多列宁演讲的照片，当天登在杂志上，那是身子向前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的姿势。潘汉年演说的大意是：“红军正在盛大发展，谁说现在不是革命高潮到来了？”他的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国革命的史托之争，已因几个俄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回到中国，在党内引起了争论。我们几个人对这种争论正在研究中，但已被视为“异端”。
我见到潘汉年，很觉奇怪，大约一年之前吧，我曾和适夷到过他的家。他和叶灵凤这二个创造社的小伙计，正住在霞飞路上一家临街的洋楼，他们的住家有个名称，叫“听车楼”，他们自称“听车楼主”，落地的玻璃长窗，用粉红色的丝绸做幔，两只写字台对角摆着，这听车楼主之一的叶灵凤正在写文章骂鲁迅，用“十二个铜子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至于潘汉年，鲁迅不久之前称之为“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的，忽然变成党的领导人，在公共集会上代表正式的党致“训词”了，怎不叫人惊异？
不久，轮到鲁迅上台了，他说的不疾不徐，深沉有力的绍兴官话，说不上三句，当说到“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句话时，满堂一下子爆发了哄堂的笑声，为什么这句说来相当沉痛的话，在别人听来是那样可笑？我去旁听之前，遇到“诗人”徐迟正和我的一个朋友在路旁谈天，朋友问他参不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他颇自信的回答，“当然去参加，难道还会右倾的？”对于这样天然的左倾分子，我很是怀疑，现在听到鲁迅一说，我觉得好像一支利箭射中了那种天然的左倾分子的心，但结果不过引起一场哄笑罢了。
以后鲁迅在演讲途中，还多次引起哄笑，现在重新读他的演词，他的真知灼见，确是照见了此后许多左翼作家的前途。尤其是那一位模仿列宁姿势的潘汉年先生，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被称为“堕落为反革命分子的”。我长久怀疑，当一九四九年末，他在香港的地下党中，是多么炙手可热，不必说，他是预定的上海市长，而新民主主义正在向所有由上海逃港的资本家招降，我亲见许多资本家钻洞觅缝地要和潘汉年见上一面，见面之后，颇有“相公厚我”的滋味。后来，潘汉年果然真做了上海副市长，但不久，便跌下了台，和饶漱石一同长期关在监狱里了。我无法知道他的罪名，最后还是问了曹聚仁兄才知端的，据说，还在汪精卫时代，他潜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偷偷去过一次南京，解放后中共查到了真凭实据，他就被捕入狱了，可是始终没有宣布罪名，他的被捕虽和高饶同时，却与高饶无关。
鲁迅的演讲一完，冯雪峰便走来要我们退席，说现在要进行决议了，我们自然遵命。记得走出大门时，风日正丽，我们精神上非常愉快。
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演说之后，直至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写了《连环图画辩护》一文时，对于这种“哄笑”，才表示了公开的不满，他说：“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他又说：“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这真是慨乎言之了！
鲁迅说的虽然是另“一个小小的经验”，但我相信他的经验一定是很多的，而那次左翼作家成立大会上的“哄笑”声，在他经过几年“围剿”之后，对他一定有更深的影响，决不会轻轻过去。
鲁迅加入“左联”之后的战绩，有他七八本的杂感集在，我们不必细说。只是他逐渐和“左联”对立起来了，不是和“左联”的成员对立，是和“左联”的领导者对立，“左联”的成员一部分死了，一部分如他所说的，变成了右翼分子，连他作诗悼念的丁君（丁玲），后来也证明“政府在养他”，他的落寞可知，但这是后话，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谈。
再谈鲁迅在一·二八
要了解鲁迅在一·二八对抗战的态度，必须了解日本侵华当时的政治环境，近日读故友曹聚仁兄的《我与我的世界》，其中有云：
“……本来，抗日战争的谣传，从‘九一八’以后，就时起时伏，到了第二
年一月中旬，更是飞飞扬扬；但在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已经完全接收
了日方所提出的几个条件，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也已封闭了，显然不作抵
抗的打算了。那时，洪达兄，兼任吴市长的秘书，他的家正住在新木桥头的东边， 该属于消息灵通方面，连他们都不搬家，我们更不必惊惶了。那位住在梁家花园
的徐名鸿兄，他是十九路军的秘书长，他听了全面屈服的消息，气得上床睡觉去
了。……”
曹聚仁兄的话，证明了鲁迅仓皇逃离的情景，又证明十九路军的抗日，违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本意，我们更从史乘上摘录有关九·一八以及一·二八前后内忧外患，政治变化及民众抗日运动的形势，和鲁迅对这个运动的反应。
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讨伐阎、冯，中原大战。
一月六日：与日本订立关税协定，日本享受最惠国待遇。
二月：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
三月：鲁迅加入“左联”。
四月：邮局扣留左翼刊物——《萌芽》。
七月：红军进攻长沙。
十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失败。
十一月：开始对红军第一次围剿。
十二月：国民党军剿共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杀，第一次围剿失败。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名文学家被捕，鲁迅被牵涉。
一月三十一日：南京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二月七日：柔石等被杀（同案三十五人，被杀二十四人，由何孟雄领导，反对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党的领导，共产党史上称为“右倾调和主义”），鲁迅赋诗悼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化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淄衣。”
三月：进行第二次围剿。
五月：围剿失败。
六月：进行第三次围剿。
九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沈阳，席卷东北。
二十三日：蒋介石对南京市党员大会演说，“此时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同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
二十四日：上海学生罢课没，三万五千码头工人反日罢工。
二十六日：上海反日大示威。
二十八日：京沪学生去京请愿。七千余学生押回上海。
十月十日：广州学生反日示威，军警开枪，被杀十余人。
二十三日：鲁迅发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十一月七日：瑞金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抗日”。
十四日：中国与日本为天津事件缔结协定，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撤防御工事。
三十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十二月十七日：到京请愿学生，在珍珠桥被杀三十余人，伤百余人，国民党谓为“自行失足落水”。
二十五日：鲁迅发表《友邦惊诧论》。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鲁迅发表《答中学生问》。
一·二八事件发生，十九路军抗敌。
三月二日：日军浏河登陆，十九路军撤退（五月调闽剿共）。
九日：满洲国成立。
六月十八日：鲁迅答台静农信，论抗日运动：“抗得轻浮，杀得切实。”
一九三三年一月：开始第四次围剿。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
二月：日军进攻热河。
十一日：鲁迅发表《论“赴难”和“逃难”》
五月：与日军订立“塘沽协定”。
六月二日：杨铨被杀。鲁迅临吊，并作诗悼之：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十月：开始第五次围剿。
鲁迅写《九一八》一文，无处发表。
十一月：十九路军发生“闽变”。
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
五月十五日：鲁迅致杨霁云信，有云：“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
十月十三日：史量才被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
六月四日：与日军订立“何梅协定”，华北特殊化。
十一月：红军抵达陕北，长征结束。
…………
我们的“大事记”到此为止。以后国民党“抗战”了，在武汉尚未沦陷前，表面上抗战也似乎有声有色，共产党和国民党“共赴国难”。但据郭沫若说：“当时有人作这样的解释，这是‘共产党在赴国民党之难’”。而且他们自己都认为做了“傀儡的傀儡”。即使到了重庆，蒋介石仍未忘情和谈，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试探与日本讲和。
一·二八前后，鲁迅是无法拥护“抗战”的，要抗战，先须打倒国民党；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没有第二条道路。
但是“地火在地下运行”，“抗战”毕竟实现了，经过短短几年的“胜利陶醉”之后，国民党又毕竟埋葬了自己（接收，对共军事失败，经济崩溃）。
鲁迅之被视为“汉奸”，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说，他是“异端”；以后共产党袭用故技，把“汉奸”的头衔给了托派和陈独秀，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于共产党说来，托派和陈独秀也是“异端”。诚如鲁迅慨乎言之的，这是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的老法子。但想不到鲁迅死了三十八年之后，还有人骂他是“汉奸”，那就未免出奇了。
鲁迅和毛泽东
以“野百合花”出名的王实味，他是北大学生，胡风的同班同学。他与鲁迅的关系不如后来胡风与雪峰等人之深，但和鲁迅的交往则早于他们。他是共产党员，后来又成为托派，和写信给鲁迅的托派陈其昌交谊甚厚，陈其昌在同志中被亲昵的称为“大哥”，对这个小弟弟是尽情招拂的。王实味性情耿介，不通世故。在上海时期（一九三零年前后）生活穷困潦倒，后来得徐志摩介绍，替中华书局译了几部长篇文学名著。
三零年代的文学青年，大多受鲁迅精神的感召和影响的，所谓鲁迅精神：反抗黑暗、蔑视权威、批评传统、同情弱小。后来因时代的推移，鲁迅精神的思想基础移行到马克思主义，所以它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合流了。
而坚实的年青一代，他们思想上的改变早于鲁迅的，又勇于实践，他们加入了共产党，甚至变为托派，鲁迅则至死仍不过是一个“同路人”。
鲁迅死得早，正当他的左倾作用发挥到顶点的时候，他死了，他死之前，对于以周扬为代表的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表示了厌恶，这厌恶对共产党可能发生负的作用，但因有助于党内以后的政治斗争，所以鲁迅始终被认为是一个前进的完整的文化战士。
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便是这样称颂鲁迅的：
“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
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
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
方向，也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说得很正确，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即相隔二年，当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被围剿时，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不同了。
“野百合花”本身实在不足以构成这样的大事件，但因为王实味代表了一种倾向，所以才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字大狱，这种倾向就是鲁迅精神。后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也不提王实味，而直接攻击鲁迅精神。
为什么被毛泽东称颂的“硬骨头”，和毛泽东所代表的共产党竟发生了矛盾呢？这得从毛泽东当时已取得一尊地位来说明，这种一尊地位需要造成以神话领袖为象征得官僚集权制度，而鲁迅精神却以反权威、反压制、重批评、倡民主为内容，两者之间是决不相容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首当其冲，就不得不被全力加以扑灭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对人性论，人类爱，反对文艺作品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反对暴露；他认为在延安，杂文时代已经过去，鲁迅笔法已不需要，刻画无产阶级“黑暗”的作品必定渺小，应该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不然，便是“对人民事业并无热情，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这种人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必须加以消灭的。
谈话发表之后，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确定的路向，主持这个路向的，便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以吓唬别人，定人罪名”的周扬一流人，以后曾经以为鲁迅所保护，多少保持着鲁迅精神的胡风、雪峰、巴人，甚至萧军、丁玲、黄源等人，无一不为王实味之续，在饱受折磨、清算、凌辱之余，在文坛上逐一消失。
谈话以后一年，便产生了“东方红”那样民歌体的颂词，表示“天命有归”了。
共产党是容不得鲁迅那样的人的，他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又认为一个不落伍的改革者，对于时代环境应该是始终抱者不满的。那么受过鲁迅精神熏陶的人，即使在“黄金世界”中，也一定会成为“叛徒”。他说过：“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数十年来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鲁迅这样的预言。
但是今天歌颂鲁迅的人，就不会懂得鲁迅精神的所在，而且也不会懂得毛泽东当年阉割鲁迅真精神的所在，毛泽东称赞鲁迅的“硬骨头”，但他的政制必须折断文学家的硬骨头，他不允许独立的批评，不允许在文艺园地里生长出一株野百合花，文艺只能替政治服务，跟着政治的变动，随时改变其内容，文艺追随着政治行情，为某一时期的政策作诠释工作。
鲁迅精神虽屡被摧抑，但又时时重生，杂文仍被用作表现批评的工具。批评的矛头所指，往往是思想上的专断，政治上的一尊。纪德说过：
“……若是国内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这对统治者自然很便利。但在这
个贫乏前面，谁还敢说什么‘文化’呢？没有对抗力量，‘精神’则能不偏向一
方发展呢？……消灭反对党派，——这点，幸而无疑，史大林并没有多大成功。”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句：消灭鲁迅精神（它有时超出文艺范围，成为对官僚政制的直接弹劾），幸而毛泽东没有多大成功。
折断文学家的脊骨是容易的，当年王实味就是如此，一九四四年五月，有一个记者团访问延安，记者赵超构回来写了《延安一月》，其中有云：
“有一天下午，交际处通知我和国民公报记者，请我们到文协晚餐，到那边
的时候，有一个瘦长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绍过来，才知道这就是王实味，
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说‘野
百合花’吧，深恐有伤他的自尊心，可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王实味却先开口
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 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谈话继
续了一小时之久，我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头，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再说者与听者两方
面都会感到不舒服。……”
从此以后，公私记载方面，再也不见王实味了，也许折断了脊骨之后，他不再在人世（注）了。
类乎王实味的事，以后发生了好多次，我们自不必一一叙述。毛泽东的文艺园地，号称百花齐放，其实都不过是“样板戏”吧了，没有一部作品值得真正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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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毛泽东思想万岁》所载：他忙于行军期间被保安机关所杀，年份不详。
冯道·章士钊·鲁迅
为了章士钊，引出了正反两种议论，正面的议论，讥他为冯道，反面的议论，说他不是冯道，据论证：“欲求冯道，必于‘反共’之门”，爱国的，拥护革命的章士钊，不可能是冯道。
时代变了，历史条件不同，人物评价的标准当然也不同了，我们不可能从变乱动荡的五代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冯道，比喻二十世纪的章士钊。史上有毁冯道的，固然说他历事“五姓八朝”为寡廉鲜耻，奴颜婢膝，但当时也有誉冯道是孔子复生的，孔子不是圣之时者吗？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如果个个人能“大节不亏”，那真是“盛世”了！我们对历史人物，应该了解他的时代，不在表示个人爱憎。
以章士钊比冯道，未免看重了章士钊，他虽短短地贵为总长，其实他的大半生不过做做“食客”。在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名下做“食客”，和在“现代孟尝君”杜月笙名下做“食客”，实质上并无什么分别，他那有冯道那样的“位高而势尊”。
章士钊是以柳子厚自况的，这却无人说过。这种自况，我也以为拟于不伦。他自己设问：“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他举出“八长”以证明柳子厚“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处”，因为他是“为民打算”的，这样的一个“子厚生于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疑者。”
这样的一个柳子厚，不正是章士钊的化身？他怕的是诚恐社会觉得多此一人，致生龃龉而已。
我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章士钊认为“倘中唐绝无柳子厚，而此时欲得一士，作为承先启后，并裨辅毛主席著作之天然准则，势将通涉历史，旁皇无可措手足……”好了，幸而有个柳子厚，幸而有个深通“柳文”的章士钊，为这“文化革命”得大时代“指要”，只此一点，已足证我的说法不诬了。
有人引郭沫若的悼词，说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我也深不以为然，这方面，章士钊并无贡献可言。如果有人认为“印九经，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于不坠，继承中华文化的一伙”是冯道之流，难道章士钊竟在和冯道们谈统一大业吗？招降纳叛，国共双方本来都有一手，但如果必须招冯道之流来完成统一大业，那不是诬蔑毛主席为五代的耶律德光吗？这算什么话？
章士钊和杜月笙关系之密切，二十余年前他来香港“招降”的故事，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这种事当然不会写入有关他的任何“行述”，但写《杜月笙传》的人并不讳言这一点。幸而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证明了革命的公道，章士钊的“招降”不过是徒劳。
“这一场斗争旷日持久，经年累月，认真说来，它应该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
二日算起，一直算到民国卅九年，共产党占领上海一年后，露出狰狞面目，全面
搜捕反共分子，其中多的是黄杜张一系列人物，逮捕人数据中共报道即达三万余
人，市郊刑场，血迹不干，共产党终于血债血偿了。”（《杜月笙传》第二卷第
九六页）
我不禁要问，章士钊是否有光荣参加过这个业绩，反共时期和镇压反革命时期的两种业绩？
固然，又有人会辩护说：人是会变的，“在人民革命胜利的时代，终于他变成为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钊。”
这种人物太多了，李济琛、杨虎、杜聿明、李宗仁……从第一流的到第×流的，长长一大串，他们“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生则在北京颐养天年，死了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他们如果今天还在台湾，按照某种说法，应该都是冯道，要是今日台湾的冯道，能共同来完成统一大业，那就一变而为“章士钊”！
又有人引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章太炎的文章做标准，认为如果鲁迅还活着，“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原则，一本其政制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
也许是见仁见智，我觉得说到鲁迅的“政治标准”，首先得了解他的革命观点，早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他已有了这个观点，他说：
“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
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
这是一般的说法，他还有更具体的话：
“只要青天白日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
这句话应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那时青天白日旗完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