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提倡翻译，并不主张凡翻译必须硬译，他自认硬译是不得已，在和朋友谈到自己译《死灵魂》的困难时，他就非常婉惜瞿秋白的死，“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全国解放以后，文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翻译的忠实可靠，凡是硬译、乱译都一扫而空了，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所见到列宁著作的翻译，是每出一次新版本就改译一次的，的确可说是力求达到“信、 达、雅”这三个标准的。
＊ ＊ ＊
在文学方面，鲁迅严厉而彻底地排击民族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兴起在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之后，国民党政府既然抱着“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安内第一态度，那种御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实际上不过是卖国文学，这种文学不可能发生大作用。真正的民族主义文学，首先必须是被压迫阶级力求民族解放的文学，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文学。所以只有最彻底的革命阶级，才能负担起民族主义革命文学的任务。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同生共死的，反映到意识上来，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统治着奴隶的奴隶主，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就是这种意识的暴露。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
登载在当时《前锋月刊》上的这篇作品，据编辑者说，它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实际描写”。鲁迅分析说：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
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
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
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
打死。 ……”
黄震遐的另一篇作品，是《黄人之血》，写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的西征，“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汉族，当然是参加西征的联军的一部分，作者说：“黄祸来了！黄祸来了！”鲁迅认为作者忘记了“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他所描写的“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其实就是蒙古人征服中国人的实际情形，一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们就携手西征了。日本人东征了东三省，那是诗人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只有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才能赶他打仗，将来的主子是否肯信用优待忠勇的奴才，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这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共存共荣”的大关键。
鲁迅批评的是民族主义文学，但这批评洞澈了未来的历史发展，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力图与日本主子共存共荣的汉奸，与抗战之后把沦陷区人民当作被征服者的劫收大员们，正如鲁迅所说：“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彻底的扫荡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有十九路军的抗战，这是出乎国民党政府意料之外的，三月一日，战争终于在政府压力之下结束了，过了一年，日军席卷内蒙诸省，进窥平津，同一作者写了《大上海的毁灭》，其中有云：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话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这就是民族主义文学所泄露的统治阶级的心声，他们的“民族英雄”在指挥战争，战争计划则“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
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订立塘沽协定，这期间东北成立了伪满国（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国民党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二年六月），共产党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引致此后红军的军事失败；全国白色恐怖横行，托派领袖陈独秀被捕（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
鲁迅虽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但据他后来自述：由于“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处去考察”，所以他“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而已”。
一九三二年，大约由于逃难与压迫，他写的文章非常少，蒐集在《南腔北调集》的只有九篇，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上说：
“‘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 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
又说：
“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见而惯，故旅社或人家被
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
菽而已。……”
但到了一九三三年，鲁迅所写的文章特别多，当时黎烈文新从法国回来，主编申报《自由谈》，以郁达夫介绍，鲁迅不断写稿，除《南腔北调集》所载三十九篇外，蒐集于《伪自由书》的有三十五篇，《准风月谈》的有六十四篇，在他一生中这是从所未有的丰收。因为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所以招致了许多敌人，尤其是所谓“第三种人”。
在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侯，小资产阶级常常觉得自己处于“两把火”之间，所谓“第三种人”，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杨邨人、杜衡、施蛰存、章克标等等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已失去历史的生存条件，所以文化上及文学上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民族主义文学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没落的反动。杨邨人特别举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但这不过是空洞的大话，到施蛰存提倡“庄子与文选”时，则已是拾读经复古的余唾，没有什么生气了。
“第三种人”这个名词，创始于一九三二年，提出这名词的不是鲁迅，而是苏汶，但在一九二九年，鲁迅与“革命文学家”论争时，在他看来，这些自以为革命丈学家的人，不过是脚踏两头船的小资产阶级吧了。当时还没有发明“第三种人”，可是气昂昂，凶纠纠的革命文学家中，尽多后来提倡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杨邨人那样的人，所以鲁迅在燕京大学演讲《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时，对这批人不客气的指出：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
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
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 ……”
为什么当时发生了革命文学？鲁迅也有解释：
“……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
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
将来的理想；或是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
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
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
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鲁迅否认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代表无产阶级，他可是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与梁实秋争论的重点就在这里，他认为“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卒”，所以即使“喜怒哀乐，人之情也”，阶级不同，感受自异。文学家“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至于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忽翻筋斗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的”，他们忽然一天晚上“突变”过来，不久又突变回去了。
他只希望有“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出现；他以为他们是生长在灭亡着的阶级中的，对这阶级有“甚深的了解，有甚大的憎恶，所以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但这种作品终于没有出现，那是由于革命文学家一只脚踏在革命的船上，另只脚踏在文学的船上，“环境好的时候，作者在革命这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得不过是文学家了”。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当然不会认真革命，也不会有认真的文学作品。
鲁迅所分析的“革命文学家”，岂不就是后来的“第三种人”？也许“第三种人”更坦白些，因为他们至少不自称为革命文学家。
“第三种人”的出现，是在文学革命家喧喧嚷嚷的三年之后，这三年中，既有左翼作家联盟，也有国民党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同时又兴起了一批可称之为“现代派”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穆时英，苏汶（杜衡），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蓬子都是这一派的中坚人物。左翼作家里面，也不断有人分化出去，如鲁迅所说的，“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譬如“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其名其妙的踩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叶灵凤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上发表了许多“歌德派”的文章，署名“霜崖”，我曾加以批评，请参看拙著《直言集》。）
“第三种人”冒头诉苦的理由是：左翼文坛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左翼作家则是“左而不作”。他们主张“真的，永久的文艺，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文艺，为将来的文艺”。但因左翼作家的批评严酷，害得他们只好搁笔。
鲁迅承认“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不仅有“左而不作的”，而且有“由左而右的”，但也有“被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的”；他不敢必左翼批评家是否会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拉着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的左翼作家，后来鲁迅自己也亲身领教了，至于以“辱骂和恐吓”来战斗的，鲁迅也立即予以批评），但“第三种人”是不可能有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为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第三种人”自己所想像的那样的“第三种人”，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依违于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戴望舒援引法国的纪德作为“第三种人”的同志，当时纪德刚刚转向，他从游历非洲法属殖民地刚果回来之后，写了《刚果旅行》，深深痛恶这种帝国主义的不人道的剥削；一九三三年，希特拉在德国上了台，纪德于是面向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人类的公平、正义和希望，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叛离本阶级的行为，和鲁迅一样，和其他三零年代世界伟大的智识分子一样，他们一叛离本阶级，没有不向社会主义苏联去寻求人类的希望的，可是只有纪德在游历苏联之后能把感受到的真实说出来，但说出来之后，他仍回到自己的阶级去了，最后接受了他原本看不起的院士的尊崇的地位，否定了共产主义。
鲁迅否认纪德是戴望舒所说的“第三种人”，因为他憎恶法西斯在德国进行的恐怖，而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他却见到了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中国的“第三种人”却是反对“左翼作家同盟”的，当然和纪德不同调。
鲁迅认为事实上并无“第三种人”，等于人体有胖有瘦，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决不会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纪德向左，有的人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
当然，事实如此，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人，后来向左的有蓬子，戴望舒等，向右的甚至做了汉奸的，有穆时英，刘呐鸥等。
鲁迅虽然否定有“第三种人”，其实“第三种人”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别名，而这个阶级实际上是存在的。杨邨人就不自称为“第三种人”，他揭起了“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立。鲁迅说他在《自自》中，有“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但仍“不过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而不是“奸商”，他“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杨邨人不是这种人，“有些投机是无疑的”，他不过竭力要做“第三种人”，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但还是受到左右夹攻，连“第三种人”也做不稳的。
如果有什么“第三种人”，杨邨人要算是最好的“类型”了。
对于这种类型的行径，鲁迅称之为“二丑艺术”，二丑一名二花脸，“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
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
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
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
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
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二丑艺术就是帮闲艺术，鲁迅认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有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就是帮凶”。帮闲的例子，有“女婿问题”，话说诗人邵洵美的书店，出版了一本《十日谈》的杂志，在第二期上，邵洵美谈到“文人无行”，认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的，便来做这种“无本钱”生意，而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这话触怒了鲁迅，他写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于是牵涉到女婿登文坛的问题，他说：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
虽然会侥幸……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
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但其为文也，必须是唯美派，……”
鲁迅的文章一出，帮闲者纷纷反攻，说这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最恶劣的，又牵涉到“卢布，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鲁迅曾应日本改造杂志之请，用日文写了三篇文章：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邵家恶辣的谋士，就在这甜葡萄棚里产生出来的《人言》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出了《谈监狱》，并由编者加以附注：
“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而托庇于外人权威之下的论调的例子。”
鲁迅认为提出“军事裁判”这种字样，是含有甚深的杀机。他说见到这些富
家的鹰犬，更深知明季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的阴险了。
＊ ＊ ＊
但“第三种人”又提倡青年人读“庄子与文选”。
鲁迅是主张“少看中国书”的，他感慨于光绪末年的新党立志维新，而没有染过八股毒的新青年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他以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这就引起了施蛰存的反攻，他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会写到现在那样好。……”
这种论据在五四运动时早已有过：“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
鲁迅认为这是“永远反刍”，是读透了《庄子》的话。
主张读“庄子与文选”的还有一种理由，说从这些书里可以找到“字汇”，作为描写“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用。鲁迅反驳说：“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吧——找着了‘幺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没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
鲁迅说得好：“人生却不在拼揍，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这是历史的真理，苍白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看不见这一点真理的。
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见人家大吹大擂地推荐《柳文指要》，又将如何说？诠释鲁迅的人多的是，但绝无人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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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以后所写的文章，每篇都换上一个笔名，否则便不易登出，约略计之笔名多到五十以上，然而善用嗅觉的检查官们，对于可疑的文章还是不准刊登。检查官中也有“第三种人”。检查之外，更有暗杀，但鲁迅仍以其匕首的一击，继续其再接再厉的斗争，他认为“一群流氓，几枝手枪”，并不能治国平天下的。可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可见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外的奴颜婢膝，对内的凶残压迫。
鲁迅的矛头，主要针对国民党政权“攘外必须安内”的剿共政策，所以他的文章，像杜甫的诗一样，反映的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鲁迅也有诗，不多，他的诗也可称为“诗史”。华北快要特殊化了，古董南迁，这都不再引起人们的反抗，故无人请愿，也无人游行，于是有人骂北京的大学生不爱国了。因为他们“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一种新办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鲁迅剥崔灏黄鹤楼诗以吊之：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这时共产党在华北已恢复了地下工作，由刘少奇领导的大学生多半潜入了各种抗日团体，不是真的各自走散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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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已约略把鲁迅反对的“类型”举了出来，鲁迅虽然如此向四面八方战斗，但由于时时改换名字，许多人简直摸不清楚，所以他说：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
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辨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
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
（按：指《且介亭杂文二集》），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
年中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中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
鲁迅所说的近三年，是指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时代多艰，作者更不潜心于“鸿篇巨制”，他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他忙于“为现在抗争”，认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鲁迅自觉他的文章虽然不是‘诗史’，却有“时代的眉目”的，但是他的话不过引起许多人的憎恶，要到“不幸而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他说：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
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
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 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
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 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鲁迅出力奋斗的三年中，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头，一方面，日本军队侵占了东北诸省，华北变色，另方面蒋介石加紧剿共，迫使红军长征。对于民众的爱国运动，则效法史大林希特勒的特务统治，尽根创除。但使鲁迅悲哀的，不在压迫的加紧，而是同志的叛变与暗箭，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对朋友就不断诉述这点。
鲁迅与左翼的齟齬，不仅仅在私人通讯上发发牢骚而已，他在公开文字上加以痛斥，这就是《答〈戏〉周刊编者信》，在说过关于阿Q剧本的意见之后，他不禁声色俱厉地说：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狗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 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 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
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
之富于调和性。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
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
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
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
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
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
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
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类乎这样的暗箭，是不一而足的。
鲁迅为要应付内外的敌人，只得“横站”着战斗，逐渐，周扬一伙布置了围剿阵，终于和鲁迅完全决裂。
有一时期，鲁迅是在病中战斗的，他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年终，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起至十月十七日绝笔，都断断续续地在病，《日记》上记载热度、病象及就诊的情形相当详尽，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病后大瘦，义齿已与齿龈不合，因赴高桥医生寓，请其修正之。”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至三十日，简直病得无力记日记。但他在病中写作不辍，病严重时甚至口述由别人笔录。第一次病后他给友人信说：“近半年来，因为生了一场病，体力颇减，为各种碎事，仍不能不做，加以担任译书等等，每天真像做苦工一样，很不快活。……”
在这几年中，他虽说为了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使他寒心、灰心，但“大抵休息一会，或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在这样的处境中，他比之为穿了一件湿布衫。
他向来非常爱护青年，最后几年，此种爱护之忱更笃，从他致萧军肖红的信，和致曹白的信，可见一二。他曾向“左联”提议，“当今应务之急，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尽管他如此用心，却总是“人微言轻，终无效果”。但他自己是竭力做到这一点的。他以同样的感情对待徐懋庸，却不料他代表了共产党的联合阵线政策，给予鲁迅以致命的打击。
鲁迅和“左联”的齟齬，看似个人问题，实际上是领导问题，最后则完全是政策和路线问题。我们已说过他和绍伯（田汉）之间的公开冲突，但暗中他对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更为不满。他回答萧军说：“……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对于这样的“官僚主义”，他不仅焦烦，而且反感，官僚主义另有一面，这就是他所说的：“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在冯雪峰带着瓦客堡会议的决议，到上海见鲁迅时，“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周扬早已遵从了“八一宣言”，解散“左联”，宣传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倡导国防文学了。对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鲁迅只能自认“落伍”；而且承认脾气也的确愈来愈坏，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冯雪峰认为这些不过是牢骚，而周扬所犯的不过是宗派主义错误，这是曲说。他为了政治利益，当托派给鲁迅信时，的确在鲁迅病中，影响他用生平最嫌恶的卢布说去诬蔑托派，以此掩盖鲁迅对共产党改变政治路线的反对意义。托派致鲁迅的第二封信（《日记》：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迄今仍未发表，但第一次信中对于共产党再度投降国民党的批评，证明以后毛泽东与王明的长期斗争（通过“联合战线”与“独立自主”之争），最后更承认自己及党为不断革命论者，则是非曲直之谁是谁非，已有历史做见证，不必在此多说了。
鲁迅从此不再与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为伍，“左联”既然解散，他不再加入以国防文学为中心口号的任何文艺组织，他在遗言中斩钉截铁地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写《半夏小集》骂“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写《女吊》骂反对报复的人为“人面东西”，可见他至死都是共产党投降政策的反对者。
写鲁迅传的人，说到鲁迅这段斗争史时，都是无从下笔，含含糊糊过去的。因为毛泽东虽然崇扬死了的鲁迅，他却任用鲁迅的死对头周扬做他文艺政策的刽子手，以此清算鲁迅生前所爱护的青年朋友，简直无一能够幸免。周扬倒台后，鲁迅的书信有若干部分解了禁，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当时斗争的真相，但一定还有更多的信不能公开的，因为他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一般的政策。
鲁迅死后，周扬为洗刷自己过去的错误，在重新刊印《鲁迅全集》时，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著名的文章，加了如下的注解：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
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
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1939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
‘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
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
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
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
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
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由此可见，当周扬替天行道，炙手可热时，是如何颠倒黑白，伪造历史，诬蔑鲁迅！在共产党严密的“文网”之下，许广平周建人为了自保，只能默不出声。鲁迅的铜像巍巍然，可是“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党官僚自然可以随意利用鲁迅，阉割鲁迅了！
鲁迅就是这样死于战斗中，死前他说：
“我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写完
短篇
文学史家的伪造
中国历次的政治斗争，在文艺斗争上都有集中的反映。代表中共文艺政策的周扬，即周启应，因在解放以前在上海的宗派主义领导，受到鲁迅最彻底的攻击，这斗争更似一条红线，贯穿了反胡风反雪峰的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官僚周扬，千方百计要抹去鲁迅用风力的笔尖给他画下来的肖像。唯有在打击当年属于鲁迅门下的胡风和雪峰时，来间接证明鲁迅本身的错误。
鲁迅死了之后，共产党把他捧成偶像（他自己倒是愿意死掉拉倒的）。鲁迅让中共利用的地方固然多，但他对于共产党宗派主义及过去实行阶级合作政策所表示的抵抗（集中在他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及答徐懋庸的信中），即成为中共御用文学史家的障碍，无法掩饰或调和鲁迅和当时党的文艺政策的矛盾。
在《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一月号中，御用文学史家刘绶松提出了这样的论据，他说当时鲁迅病中受了胡风和雪峰的欺骗。企图以此改变当时争论的真实内容。可惜无论如何化尽力量，也无法驳倒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种种对人对事的论点。（在反胡风时，周扬即使应用特务手段证明胡风为“内奸”，但仍是无法使读者信服的。）
刘绶松说鲁迅受欺蒙，是因为他在病中。雪峰在“鲁迅将要逝世的时候，利用他的党员的身份对鲁迅进行蒙混和欺骗”，现在他为了“保卫伟大的鲁迅先生，也有必要把这一椿历史公案弄清楚”。
怎样弄清楚呢？他说徐懋庸信是“出自‘共产党员’冯雪峰的手笔”，“也幸而由冯雪峰代笔的这篇长文的原稿也还留在人间”，就可“对这次争论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而这时间的真相也大白了。”
好一枝曲笔！不从反驳鲁迅信中的论据去证明，而从这信是雪峰的“代笔”去证明——证明鲁迅写这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只是被雪峰的反党活动所利用。这等于在泥塑的鲁迅偶像上去镀金，可是手艺太拙劣了，反而把泥塑的底子暴露出来了。
原来他们如此铺张崇奉的鲁迅，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斗争化身的晚年，竟然病得昏聩糊涂了；原来这只虎虎有生气，至死也不肯饶恕敌人的大虫，不过是一只易受欺骗受人摆布的死狗。
（刘绶松这个发明，在以后别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已采用了作为正式的史实。）
据《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说，这本书是鲁迅生前自己编的，致徐懋庸信当然在内。但在该后记中并未说及这信是冯雪峰代笔的。鲁迅文章由冯雪峰代笔的有《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病中答访问者》。鲁迅全集印行了许多版，没有人敢否认这封信不是鲁迅自己的，只是在较后来的注释中，把徐懋庸致鲁迅的信说成是“徐懋庸个人的行动，而雪峰替鲁迅拟稿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刘绶松比这更进一步，说鲁迅病中受了欺蒙，才如此颠倒了黑白。厚诬鲁迅，孰有甚于此者！
不论怎样说法，即使以雪峰的原稿来作证，对于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论据，后来没有人敢于正面驳覆，甚至坐在中共宣传部高位上的周扬也不能。在对付胡风和雪峰的斗争中，只证明鲁迅之憎恶周扬确有先见之明，周扬终不过是个“白衣秀士”王伦！
御用的文学史家不敢引用鲁迅别的文字的，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鲁迅致胡风的信中说：
“……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人出
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中坐了……
“……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
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正不知何时才见晴朗……”
一年之后，他在致徐懋庸信中说：
“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启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
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证据，则说
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
目瞪。再经几度问答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信！……”
鲁迅说：他是由于看事看人的结果，才下这个断语的。鲁迅已死，自不可能替被清算的胡风辩护了，可是他所写的信，对于此后胡风的罪状，却是永远有力的辩护状，并足以指控中共历次文化冤狱的罗织罪状之不实的。
此外鲁迅生存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共领导下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风的信中也可想见的：
“就是近几年……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
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 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今天
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
这里所说的“元帅”、“工头”，究竟是指谁呢？根据刘绶松的文章，那时上海党的文艺方面的领导人，是周启应。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那时有过“牢骚”和“忧郁”，不是没有根据的。幸而《鲁迅书简》中保有了这两封信，正直无偏见的文学史家将来一定不会说鲁迅曾受了欺蒙。
实际上，不论周扬运用什么部长的地位，把胡风、雪峰、黄源、孟十还等鲁迅生前所爱护的人加以如何打击，或御用的文学史家刘绶松之流怎样用曲笔玩弄文字，说鲁迅如何受了欺蒙，说雪峰以自己的意见和文章，强使鲁迅为他利用，达其反党目的，但有一条最确实的证据，使他们的千言万语失去了立足之点，那便是《鲁迅日记》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所记的一句话：
“夜治答徐懋庸文讫”
伪造历史，厚诬前贤，是史大林派在党争中惯用的手法，他们假借保卫鲁迅之名，对文学宗派主义进行护短护私之实，只不过在鲁迅的战斗精神照耀之下，暴露出他们的侏儒伎俩而已。
（一九五八年四月）
鲁迅诗的曲解（一）
鲁迅有两句诗，现在给人广泛引用的，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的是好诗，和他的另一首诗“悼柔石”正可媲美，而且永远可以写进文学史去的。这两首诗都表示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读了能使“懦夫立”的。
可是鲁迅写“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的感情只不过倾注在他的儿子海婴的身上，这个“兴风狂啸”的战士，也常常“回眸时看小於菟”的。这首诗题名《自嘲》，书赠柳亚子，而且附有款识：“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鲁迅时时以牛自况，对于文学家也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他给李秉中的信里说：“只得加倍努力，为孺子牛耳”。但他虽以牛自况，并不是光给人做工，而且老了还给人杀了吃的。他说：
“譬如一匹瘦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
耕一弓之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
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
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
只要出卖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
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功夫，要专指是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
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
自明，无须细说。倘若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
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
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上当。”
由此可见，近人把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广义解释，认为“孺子”是指人民大众，鲁迅“甘为孺子牛”，是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使不是曲解，也是一种穿凿，或者只不过用鲁迅的话，来为一种政策注解，或者甚至不过假借“人民大众”名义，要人服从某种领导罢了。把鲁迅的诗作广义的解释的，始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孩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以后，这么解释便成为不可移易的正统的解释。最近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倒了掌权十七年的鲁迅所不齿的周扬，替鲁迅反了个身，于是这两句诗更为每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所必引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鲁迅所说的“孺子”当作了“人民大众”来解释，那是完全违反鲁迅精神的，鲁迅韧性的战斗，矛头常常指向黑暗社会，但大半生他只是孤军奋斗的，在晚年他算左了，但他首先遇到的“元帅”却正是现在的“反革命黑帮”周扬，这就使他“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而且使他痛苦地感到“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
即使在这样的“苦境”中，他还是干，“今天我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以上引文均见致胡风信）
鲁迅也许明白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但他一定不明白共产党领导之中，有王明的领导，也有毛泽东的领导，抗战时期，这两种领导之间的矛盾，常常表面化的，但鲁迅死前，即使有冯雪峰从瓦窑堡带来的指示，他对于两个口号之间的斗争，还是由于他一生对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而来，而不是基于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改变。他在“致徐懋庸信”以后所写的《女吊》中，说得明白，“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及其追随者周扬（何止他一个人？）是否宣扬过“勿念旧恶”的格言，他广泛推行“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出卖了西班牙革命，也几乎出卖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勿念旧恶”的是史大林，中国共产党以及王明和周扬，不过奉行史大林的世界政策罢了。鲁迅的文章中很少用“人民大众”字样（自然也用过大众文学，大众语字样），至于用“孺子”来代替人民大众，我相信鲁迅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把人民大众看作孺子，“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孟子说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孺子，这是毛泽东的想法，他是红太阳，普照万方，普照子民的。这和国民党训政一样，把四万万人民看作是阿斗，才能让他们做诸葛亮。毛泽东也只有把人民大众当作孺子，他才能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一九六六?一二?二二）
鲁迅诗的曲解 （二）
——“我的失恋”——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鲁迅写了一首拟古的打油诗——《我的失恋》，因为排版后给晨报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副刊编辑孙伏园气得辞了职。据鲁迅后来的解释，他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呀，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现在有人解释这是鲁迅“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潮流，施予尖锐的嘲讽。”写“阿呀阿呀，我要死了”的诗的人，当然属于小资产阶级，但鲁迅可并没有分明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讽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诗，这是解释鲁迅诗的作者硬派给鲁迅的“阶级意识”。他似乎不知道，或者故意不知道鲁迅之获得“阶级意识”，乃是一九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之后的事，而且也不是一天获得的，还的经过当时所谓“革命文学家”围剿之后，“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这才获得的。直到一九三二年，他在《二心集》的序言里才这样说：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
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
得最凶的，倒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