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桐先生就是章士钊，他不是“来革命”的，革命已由共产党领导工农完成了（经过千百万人的牺牲才完成的），他是来“拥护革命”，享受革命的。
可惜鲁迅死得早，没见到革命的完成，他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从事革命（当然限于文学方面）工作，并不期望有一天会享受革命，他早说过如下的话：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
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
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
这种事……”
革命成功了，革命文学家吃不到牛油面包，这不是由于无产阶级对待革命文学家的无情，而是正如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上所说，“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于是他们统通给清算掉了！吃牛油面包的，甚至吃鱼翅席的，另有其人，章士钊之类便是，他们懂得“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
鲁迅对革命也实在悲观，他说：
“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说鲁迅如果活着，会用评价刘半农章太炎的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人，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鲁迅，更不懂得章士钊的。
附：论冯道
葵 堂
（一）
上一个月，有几个人好像得了什么指使，竟不约而同的骂起冯道来。最巧的是在七月七日那一天，竟有两家报纸都把冯道抬出来痛骂一番。
站在中国人民立场，冯道是应该骂的。尤其是当时对入侵中国的辽国主耶律德光，他摆出了奴颜婢膝、苟且贪生的一副谄媚恭顺的奴才相，更令人痛恨。他的对外恭顺柔媚，竟给异族侵略者耶律德光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而特别信任他，特别赏识他的奴才的温顺。耶律德光入汴，责刘继勋为后晋出帝谋绝两国之好，刘继勋胆小怕死，委罪于冯道，说冯道是宰相，是他为出帝谋议，遂致“南北失欢”。可是耶律德光对冯道的奴才德行早有好感，因说：“此老子不是好闹人，无相牵引！”
像这样的媚事外族的冯道，甚至今天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三民主义”也好，“反共”也好，只要投靠外国势力，谄事异族而有冯道之行的，都当鸣鼓而讨之！
我们不妨抄下一段“和尚骂贼秃”的妙文，以供大家欣赏：
“契丹灭晋，冯道朝见辽主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他事变无能，冯道不能
对。又问何以来朝，冯道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讥之，问：‘你是
何等老子？’德光喜其恭顺，以之为太傅。只看这一个故事，便活现出一个无耻
糊涂腐臭的家伙，只要有官做，便什么都没有问题了，耶律德光正需要这样的走
狗，也便把他当狗来豢养。”
读报纸的人都记得：有一个姓任的曾一如事实真相而毫不掩饰地指出蒋集团是美国人的最忠顺的看门狗。就此说来，试把上边所抄的一段文章，把冯道换上另一个名字，把耶律德光换上“美帝国主义”，那该多么合于而是多年来的历史事实！
“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门张二不曾偷”，痛骂冯道的那几个人，首先请你们照照镜子！看看今天，在中国神圣的领土——台湾省——上，究竟还有谁依然做着走狗，被人“当狗来豢养”？
（二）
过去历史上，评议冯道、认为最不能加以恕免的大罪是说冯道的历事“五朝八姓”，对他所事的国主“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因而讥之为无廉无耻。例如：
薛居正“五代史”论冯道说：“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这里有褒美，认为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也有贬斥，斥之为有如一女嫁六夫，不够贞节。
“通鉴”（二九一）引欧阳修“新五代史”的论冯道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大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司马光的评论也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责？大节已亏故也。”
以上都是过去封建专制社会时代地主阶级史论家的议评。
站在进步的、人民的立场来看，我们认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统治阶级内部的互扬家丑，倒是要拍手称快的。
同时在以家为天下的古代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史论家口中的所谓廉耻、大节、忠贞……其实都是谎言一句耳！
像严复这样的遗老，由于他略读过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著作，所以对于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如此的分析：“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人民特奴婢之易主者耳……”（“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
人民对冯道的事沙陀李家，或是事石家、刘家、郭家、柴家倒没有兴趣，因为归了包堆这些东西都是残害、剥削、压迫人民的豺狼祸水！
做了一家的奴才就高洁过做了两家的奴才吗？不见得，其为奴才者一也！如果从这里分定什么名节的高低，那正是由于笃信“奴才家法”的缘故。就人民的立场说，评者被评者都是一丘之貉，二者只有程度之差而无本质之别。
再说封建社会历史上，又岂止一个冯道！多得很。就在和冯道的同时，就有张昭远其人，历仕唐、晋、汉、周，以迄北宋，为“五朝元老”。试问，有谁曾指斥其不当？
同时尚有郑韬光。“五代史”本传称：郑韬光“自襁褓迄于悬车，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仕无官谤，无私过。”此外还有很多，无法尽举。
这还是五代时的历史，试上溯汉魏以来以迄隋唐，又是怎样情形？
“陔余丛考”（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称：“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歧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不必其以身殉也。”
这又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互扬家丑，不止五代如此，甚至汉魏以迄隋唐也莫不如此。
再往上追溯一下，儒家素以“先儒”称之的叔孙通，据“汉书”（四十三）本传称：叔孙通首为秦博士事秦始皇，又事秦二世；陈涉起义兵起，欲降于薛，不成，又投靠项梁；项梁兵败定陶，叔孙通转而从怀王，怀王徙长沙，又回头事项王；汉王入彭城又转而降汉王。后为汉王刘邦谋立朝仪，派人赴曲阜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来，则斥叔孙通说：“公所事者十主，皆面谀亲贵。”
“身事十主”的叔孙通能为刘邦定朝仪，为统治者帮了大忙，极得后世儒家人士的颂美，冯道的事唐、晋、汉、周等四朝十君，也不过向先儒叔孙通看齐而已！
薛居正和司马光的以女事夫比作臣的事君，这正是出于儒家孔孟的道德观，所谓“忠”、“贞”、“节”又全是儒家的主张。就历史事实证明，也正是由于儒家孔孟的学说思想尊君上、抑臣下的奴才思想，才产生了历史上如此众多的冯道。
冯道者，也正是行孔子之道、孔子之教而已。
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除了鲁定公外，他还想重作冯妇，再改嫁事人，向七十余君求官作；不过列国之君不想纳这个冯妇而已。孔子不得已才返鲁讲学。其一生所讲的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事君”的学问。“学而优则仕”，这是孔子高门子夏的话。子路也有“不仕无义”之言。孔子弟子学好“事君”的本领，大都做了大官僚、封建贵族统治者的帮凶和帮闲。尊称孔子的所谓“万世师表”者，实际是官僚政客之万世师表而已！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中庸，其行为是，“圣之时者也”，主张“无可无不可”，正因为孔家思想的主张中庸、调和、折中、骑墙，于是在后来的历史上才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冯道！试看“通鉴”所描述的冯道面目：“为人清俭宽宏，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这不是一个行孔子之道、实践孔子之教的纯儒的最好典型吗？薛居正“五代史”对冯道的褒美，称之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这不也正是孔子教为官僚政客的最高的目标吗？
试细读冯道本传，冯道青年时代“不耻恶衣恶食”，“负米养亲”作孝子之外，“惟以批诵吟读为事”，好一个孔孟儒家学派的好弟子。
及至作了官，口不离“仲尼圣人”，所秉笔为文，“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口口声声自称“儒臣”，自以“在孝于家，在忠于国”自许。在推广、弘扬孔孟之道上也极为出力，为同州镇官时，出俸钱修孔子庙；又以诸经纠谬，乃“取西京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通鉴（二九一）还为此大书一笔：“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清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胡三省并于此注曰：“史言圣人之道所以不坠者，以其有方策之传也。”冯道对孔孟儒家的功劳该多么大？像冯道这样的尊孔崇圣、印“九经”，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于不坠，“继承中华文化”，倒是和今天蒋集团是很好的一伙！
那少数几个文人骂冯道，却正骂到蒋集团他们自己的头上了！
我们认为：冯道这类人物，正是孔孟儒家、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产物。不论今古，凡是崇拜十三经，自以为是负了什么“道统”，大倡保存国粹、继承封建文化之辈，他们身上大有可能附着“冯道型”的鬼，远的有叔孙通，近的有曾国藩、袁世凯、段祺瑞和今日的一小撮人。
孔孟儒家思想，也正是培养、制造“冯道”的最好温床！与其痛骂冯道，不如提出彻底的办法：打倒孔孟封建反动文化思想，这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反共”者敢于如此的彻底解决冯道问题吗？
再举一个极富于讽刺性的好例，以见尊孔读经的儒生颇多无廉耻的“冯道”，反而是不读诗书，不明史法的人民群众，却能够明黑白，辨是非，其识见、见义必为的胆量往往决非熟读经书的孔孟儒生所能比。就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评论里所说：
“予于五代得全节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
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
人哉！”
欧阳修的慨叹自是历史的实情。批儒者之服，以学孔孟之道自居的，颇多不免做“冯道”！一为儒者，那就很难陷入“冯道”的污泥潭里而难于拔出脚来！
欧阳修也是儒者，因为他生在一姓之主的“太平之世”，暂时作稳了奴才，所以没有出过丑，但在他的裔孙欧阳玄身上却显了原形。
“元史”（一八二）“欧阳玄传”称：“其先家庐陵，与文忠公（欧阳）修，同所自出。……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弱冠后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原委，尤为淹贯”。这些儒家学问，也正是“事君”的资本，只要能“事君”，谁又管他是什么“君”，甚至是哪国之君！于是在蒙古朝照样赴考（仁宗延佑十二年中进士），照样作官。“元史”本传称：欧阳玄“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即国子博士——引者），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屡主文衡，两知贡举”。
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丁卯八月十二日，欧阳玄这个国子博士，有授业生两人分别于左右榜进士第一名及第，你看他乐得什么样子，竟作“喜门生中状元”诗以纪其荣。其中两首：
“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临轩。小臣报国无他技，馆下新添两状元。”
“都人举手贺升平，不羡黄金遗子赢，进士从今成典故，唱名才罢拜先生。”
真是肉麻当有趣，使欧阳修裔孙丧失其本心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孝经”、“论语”这些玩意儿！
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暴露其阶级内部的丑，我们是愿意从旁欣赏的，因为革命人民就是要在巩固、发展自己的革命新文化的同时，全力扫荡封建孔孟反动文化，封建史学家的暴露与其互扬臭史，是对人民有利的。
实可以仿老子的话改成这样的一句：“圣贤不死”，冯道不止！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结什么果。只要依然是尊圣崇古、提倡家天下的封建孔孟奴才思想，力倡拜孔读经，那就一定源源不绝地造出大批的冯道！
有人于爱国拥护革命的章士钊老先生来港医病之时，妄以冯道作比附，足见其毫无历史知识，幼稚无知的可笑，可怜！又有人任意诬人“你有资格当冯道”！这简直是无赖！在今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线而言，确可仿“孝经纬”的话说：欲求“冯道”，必于“反共”之门！眼前暂未解放的台湾省正是“冯道”的大本营、无廉无耻的官僚政客的培养所！而在某些报纸上恬不知羞耻地骂冯道的少数几个人，照照镜子吧，看看自己是不是披着孔孟皮而实为冯道骨的奴才！
至于革命的新中国，正努力彻底、干净地消灭产生“冯道”地封建文化与封建社会思想根源。
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
附：鲁迅评价人物两例
葵 堂
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在文艺创作和文学思想理论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更在评事论人，褒贬善恶，臧否人物这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足以学习取法的正确原则。
鲁迅一向主张“党同伐异”，在评事论人的褒贬善恶、评价人物上要有分明的是非，热烈的爱憎，要有政治标准，要旗帜鲜明。
在鲁迅文集里，有两篇评价人物的精彩文章，一是“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集”）；一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鲁迅取人论人的正确原则和标准。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刘半农到西北和内蒙进行考古和方言调查，不幸染上回归热症，医治无效，病死于七月十四日。
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半农的一生作了极不公正的论评，有人批评他“浅”；有人特别拿了刘半农的生活上的趣事，打诨取笑，奚落刘半农；更有些陷沙鬼对刘半农进行诬蔑，要把刘半农拖入烂泥的深渊。
鲁迅先生却独排众议，以正确的革命历史观点，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对刘半农的一生作了极为公正的评价。
首先就革命历史，肯定了刘半农早期在“新青年”撰文时代，在当时的新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功绩。肯定了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又赞扬他是“好伙伴”，在对敌人进行战斗之际，是可信赖的好战友。
其次也批评了刘半农的“浅”。但是鲁迅的批评又不同于一般的含混的批评。鲁迅又以分析的方法，客观的立场，得出刘半农的“浅”的可爱处。他说：“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不如浅一点的好。”
于是，鲁迅就运用了正确的历史观点，把刘半农的一生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十年前“新青年”时代的作为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员猛将的刘半农；一是十年后躲进研究室、成为专家教授而渐据要津、脱离时代，不问政治，“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的刘半农。因而作出这样的评价：“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吧，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鲁迅又运用了同样的观点和立场对章太炎作了极为公正的评价。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病逝苏州。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各地官绅、以及章氏门人纷纷为章太炎开追悼会，编印遗著，颇为热闹了一阵，事后也就终归寂然，无人再提。至于纪念、追悼章太炎的，无不众口一词地推尊之为“纯古文学家”，“清代朴学押阵大师”，又是什么“余杭之学，可谓汇合浙西经学浙东史学二大派而自成新派者”（邵祖平“治学刍言”）云云，对章太炎一生的真精神、真价值从无人道及。
鲁迅特为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对章太炎一生作出了最精当而正确的评价。
鲁迅首先肯定章太炎一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又肯定章太炎主持“民报”时代的革命战斗文章，以为这“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纪念章太炎的最好办法，是校印、流布章太炎的这些战斗文章，这才使章太炎和后生相印而永久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鲁迅也批评了章太炎入民国以后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一段历史时期，但也认为这只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而颂美章太炎的早年革命历史，并予以高度的评价说：“考其升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像这样抉发了章太炎真精神，评定了章太炎一生事业的真价值的大文章，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并世并无第二篇！
综观以上两篇文章，可以得出鲁迅评价人物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标准：
一、鲁迅论人以政治为首要标准，以革命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在革命历史阶段中，凡拥护革命、提倡进步事物的，都予以称许，予以肯定。
二、鲁迅评价人物决不沾有主观主义色彩，绝不片面，决不一成不变的看人论人。就如分析刘半农的历史为十年前、十年后两个时期；论章太炎又把他区分为民国前、民国后两个时代的言行而下评定。
三、鲁迅评价人物全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站在人民民主革命的立场，定是非，别善恶，对善有热烈的爱，对恶有热烈的憎，决不模棱两可，决不吞吞吐吐，含含混混。
此外，鲁迅对人，即或对待正面相对的敌人、也从不采取横暴手段，把敌人一棍子打死。例如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特别揭出这样革命者对待革命敌人的态度：“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南腔北调集”）
这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曾定下判断人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大标准，那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些标准全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所作出的论人，评是非的政治标准。
写到此处，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假使鲁迅今天还在，假使他看到了当年和他敌对并站在和他相对抗的战线上的章士钊转变而成为拥护革命，并对中国人民的团结作出贡献，他又该是怎样评价章士钊呢？
那毫无疑问地，鲁迅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地原则，一本其政治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
章士钊的一生确实走了许多曲折的弯路。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拥护中山先生，赞成革命；可是后来正如鲁迅所评论的某些人一样：“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致章川岛的书简），这便是一九二五年前后的章士钊。但是章士钊并没有老死于黑暗中，他中年迷途，老闻真理，他有这种幸福活到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时代，终于他成为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钊。试看逝世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所作的盖棺论定，称之为“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郭沫若在追悼会上所作悼词），这就是今日的章士钊不同于昔日的章士钊的具体表现。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有这样的话：“要注意‘变’为世界基本的现象，不变只是变的一个抽象的特殊情形”。（王浩“谈中国之行”）
世界在变，一切的事物在变，人也在变！章士钊就是从变中变过来的随时代而前进的爱国人士。
“变”的道理说来似乎新鲜，其实也不新鲜，因为人类的社会历史就是遵循“变”的常规不停地向前发展的。例如在封建社会历史，有名的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四十岁之前是一个“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宋史”本传）的人，可是四十岁后，当德佑初年，江上报急，恭帝诏天下勤王，文天祥奉诏，尽以家财为军费，最后计穷被俘不屈而死。
假若以四十岁前德文天祥作为文天祥的一生来评价，这样的人若不是昏虫也必定是神智不清的呆鸟。
又如明末的李定国，他本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养子，在明朝统治者眼中，他是“叛贼”、是“流寇”，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永历帝展转黔贵西南大后方，李定国却成了独支明朝暂时不亡的唯一支柱，保卫明朝社稷的忠臣。最后竟和明朝的命运相终结！
假若以崇祯时代的李定国来论定永历时代的李定国，那么这样的人也难免昏虫之讥的！
早些时候，章士钊来港探亲，有人说：“你歌颂五四的领导者鲁迅，但你歌颂五四的‘反动者’章士钊……”。最近又有什么“鲁迅笔下的章士钊，却是一个杀学生的军阀走狗，无耻政客……然则是鲁迅对呢？抑或鲁迅不对？……这到底是怎样解释呢？”
像这样的，把历史人物都看成一成不变的僵石，看文天祥，只知道有一个“声伎满前”的享乐者，看李定国，只知道是张献忠起义军反明的余部……那又有什么办法！也惟有一任其充昏虫、做呆鸟而已！
鲁迅与托洛次基
鲁迅晚年所写的二封信，影响非常大，一封是致托派的，他应用一生所痛恶的“卢布”说，诬托派是“卢布”党，另一封是给徐懋庸的，指斥他们动辄诬人为“汉奸”，为“托派”之不当。这二封信至今仍广泛为当权的共产党所利用，但从没有人劳神去说明二封信之间的矛盾。
我曾用当时的政治背景说过鲁迅致托派信的事实经过，迄未有人给以任何驳复，我现在要谈鲁迅在一九三零年之前直接所受托洛茨基文学观点的影响，这又是一般谈鲁迅的人所讳言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立刻波及到全世界，中国共产党跟着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国民党也于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鲁迅参加编辑的《新青年》向左右分裂，可是他既不跟着陈独秀李大钊向“左”，也不跟着胡适之向“右”，他站在中间阵地，先加入“语丝社”，随后又和几个青年人发起“未名社”，印行《莽原》和《未名丛书》，没有什么政治思想，也不标榜什么主义，但由于出身关系，对旧社会的了解非常深刻透彻，所以他自以为只是和“黑暗”斗争，他并不想像未来是否是个光明世界。
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期间，他和“正人君子”及章士钊面对面的斗争，真不愧是个虎虎有生气的斗士，可是这种向漫天黑暗的个人斗争，终竟使他疲倦而旁皇了，他从火热的北京走出，投向了荒凉的厦门。
他的立场虽属于中间阵营，思想上仍不免受十月革命的侵袭，当“创造社”在提行浪漫主义时，他已在“未名社”介绍了《苏俄文艺论战》（一九二五年），介绍了《十二个》（一九二六年），介绍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九二八年）。
《文学与革命》的译本虽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但他受这本巨著的影响，则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日记》：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往东亚公司买《革命ト文学》一本（按：应为《文学ト革命》）。”
《十二个》出版时，鲁迅从《文学与革命》中译出第三章“亚历山大·布洛克”，当作附录，而且介绍托洛茨基说：
“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与武人，
但看他这篇，便知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这篇纪念文中，又说到托洛茨基。他说：“托洛茨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题，也不是革命的艺术。”
这当然是《文学与革命》中的意见。
《文学与革命》是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的，从一九二六年起，鲁迅在与李霁野的通信中就已不断地谈到这本书的翻译，我们从他的信里知道，此外傅东华也译过这本书，登在《中央副刊》上。“未名社”出版这书时，他已经在广州目击过残酷的历史大事变，不料初回上海，却给革命文学家骂作“有闲阶级”，痛加围剿了。
鲁迅是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到广州的，担任中山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真实的在职期间甚短，到八月二十九日他向大学“辞一切职务”，十月三日就已回到上海。前后八个多月，他曾在广州和香港演讲多次，但保留的讲辞只有五篇，三篇在清党之前，二篇在清党之后，清党之前的三篇，二篇在香港演讲，即《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另一篇则在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说》，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在黄埔军校讲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主要论据都是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这本书上借来的。
《鲁迅日记》：“四月八日，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演讲，夜归。”
（应修人早年是湖畔诗社的诗人之一，后来成了共产党员，他牺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那时从苏联回来上海不久，立三路线正得势，他担任经济方面的任务，据他的好友谢澹如对我说，这任务主要是变卖苏区“打土豪”得来的金银珠宝。可是当时的白色恐怖委实厉害，他时时为这样一个问题烦恼，即如果被捕该怎么办？他是和丁玲潘梓年等人同一天被捕的，结果完全不同，丁玲后来证明“政府在养她”，潘梓年徒刑十年以上，在南京军人监狱服刑，抗日战争发生前出狱，应修人则挑选了自杀一途，他从很高的旅馆窗口跳下来，肝脑涂地。）
四月八日距离十五日只有八天，李济琛继蒋介石之后动手杀人了。
鲁迅回到上海后，鉴于当时和他论争的人，攻击往往“未中腠理”，所以他译了《文艺政策》，陆续发表在《奔流》上，这是苏联文学论争的结集，有各派不同的意见，主要的脉络，也可说是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派与托洛茨基一派的对立，所以鲁迅在“编校后记”中说：
“托洛茨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 喷沫四飞。但那结束的预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
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
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
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这问题看去虽然
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这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以后不断爆发为中国文学上的争论。在当时，则鲁迅时时引用托洛茨基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张目，如：
“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
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又如：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托罗兹基曾以对于‘
死亡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又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差
不多的。……”（《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对于当时苏联内部为了中国革命引起的托史之争，自然不会清楚知道，但对于失败了的托洛茨基则还没有势力之见，关于他在没落两字上加了引号可知。大约在一九二八年末，有几个留苏学生回到上海，他们都是托洛茨基派，我认识其中一个，当时革命失败，共产党内完全受盲动情绪支配，一经托派分子把当时托史的争论介绍过来，对于苦闷无出路的革命者，恍如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我参加过这种讨论，记得冯雪峰也参加过一次，我和雪峰的认识是由谢澹如介绍的，他们都是湖畔诗社的诗人；雪峰已和鲁迅来往，鲁迅当时正在译苏联的文艺理论，虽从日文重译，但遇有难解之处，则用俄文参考，雪峰常常衔鲁迅之命，把某一段文章请我找留俄回来的托派代译，每条不过几十字或几百字，但鲁迅一定给与稿酬一元或二元，当时翻译一千字的稿费不过一、二元，所以说来无人相信，鲁迅和托派并不是毫无渊源的。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讲，题目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有云：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
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
‘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所以巨大革命以前所谓革命
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
者。……”
“政治先行，文学后变”，鲁迅说得多么好，多么简单明了。但如果你读过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那么便知道鲁迅不过在阐述托洛次基的基本观点罢了。
可是到了一九三零年，以鲁迅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界限，他从此不再提及托洛次基和他对于文学的观点，因为三零年代起，史大林已是全能的神，苏联的历史得从头写过了，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他却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之一，也是受到某种符咒禁制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认为鲁迅用间接的批评，反对对于托洛次基的无耻诬蔑。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次基特别推崇革命诗人别德纳衣，可是在反托狂潮中，别德纳衣写了首长诗《没有功夫唾骂》，登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十四日苏联出版的《真理实报》，从托洛次基的祖宗三代骂起，全篇都是用最下流的“粗口”组成的。托派在中国既已生根，成长，发展了，给王明打下了台，在悔过书上自称为“无耻的机会主义者”的瞿秋白，便以反托工作自效，他把这首长诗译了出来，登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周扬主编的《文学月刊》上，接着有人模仿别德纳衣的笔调，也是祖宗三代的骂胡秋原了，鲁迅立刻写了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批评这种下劣的文风。其中所说，都可以移用作者对别德纳衣的批评的，如果你还保存得有《瞿秋白文集》，大可以覆按一下。至于瞿秋白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定为叛徒，连尸首都从八宝山烈士公墓移走了。
到鲁迅晚年，在O.V笔录的致托派信中，他用讽刺的笔调，对托洛次基本人加以挖苦和诬蔑，有云：
“……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
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
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
因为那时怕连送一斤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 ……”
鲁迅是懂得读历史的，这种成王败寇，出主入奴之见，我相信决不是鲁迅固有的衡人衡事的标准，但他宁愿做个“势利小人”，不仅诬蔑中国托派为汉奸，而且诬蔑托洛次基本人不得不用“敌人金钱”，他和周扬还能有什么分别？难道为了托派这个共同敌人，必须唱一样的调子么？这调子在鲁迅一生骨梗的斗争史上，在他和周扬的最后决裂上，又何其不协调？
鲁迅在反托论调，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他在不利的情势下，必须与敌手竞争对于所属政治派别的忠贞，于是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连平日最最痛恶的“卢布说”都用上了，他之堕入这种恶劣的政治派系斗争，和他的思想弱点也有联系，即他虽然信从了阶级论，思想上始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九二五年说过“……主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与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任何手段……”这是主观唯心论，但可以说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尚未服膺科学的唯物论，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已受过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洗礼，但他在答杨邨人的公开信上仍是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以为是不错的……”基于此，他自然成为势力之徒，即成为成王败寇论者了，其实，“为目的不择手段”，这只不过是马嘉唯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后者是主张目的与手段互相依存的，用正当的手段，才能达到正当的目的。
鲁迅写致托派的信时，正在病中，连写简单的日记都不能了，但不论O.V（雪峰）能给他多少影响，这封信总是鲁迅本人认可的；到他病愈后能亲自回答徐懋庸时，他仍变为虎虎有生气的斗士，到他拒绝加入文艺家协会，就有“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了，而一摆脱派系的拘束，他就公然反对共产党“不念旧恶”的联合战线政策了。
“沉滓的泛起”
本年（一九七三）七月廿五日《大公报》第一版刊登了两篇文章，无独有偶都和鲁迅生前有关，我们且摘引一下。
第一篇是王芸生写的，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他看见一位翩翩潇洒的老者，和其他一行人进入北京饭店，就是章行严先生。据他说，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他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涵育中，经常在一起学习党的路线政策……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章行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他在写作《柳文指要》一书，王芸生在座，因此结了文学因缘，他认为这部近百万言的巨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版，实在是一件盛世。他说“行严先生曾深自谦抑地说：‘吾之此一臃肿庞大之陈旧述作，分明一无价值。’却自设一题‘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就与当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盛治相联系了。此文列举柳有八长，说‘子厚即以当日养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虑。’从而断言：‘子厚生在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亦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疑者。’就是说，柳宗元如生在今天，以他的学行修养，也必然热爱伟大的毛主席，热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其一分力量。行严先生以此诩许柳子厚，也正是他的‘自道’。……”
王芸生说得好，章行严拉着柳子厚的皮盖着自己，只有一个目的，让“社会决不觉多此一人”而已。至于说他临死前还在“怀念台湾的故旧，关心祖国的统一”，那是“官话”。“祖国的统一”寄托在与章行严同时代行将就木的那些“故旧”身上，不寄托在台湾被压迫的工农无产阶级的自求解放身上，这就说明了成立政权二十四年的“祖国”的实际蜕变的政治状态：对外“和平共存”，对内“和平演变”。
说到“故旧”，我们就得引用第二篇文章：《访奉化溪口有感》，作者毛翼虎，前国民党立法委员，当今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宁波市委员会副秘书长，这样的官衔，当然比不上章士钊的显赫。但他所怀的故旧中，有一个和鲁迅很有关系，而且在鲁迅的斗争历史上，其作用不下于章士钊的，那就是一九三零年前后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的许绍棣。
文章说：“最近看到旧同事许绍棣‘集唐’感时诗云：‘几多人物在他乡，
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许兄长期漂泊异乡，
‘白首思归’之情是可以想而知的。但所谓‘归不得’的想法，又未免太消极
悲观了。祖国的大门对一切爱国者始终是敞开的。”
这是公开的“招降纳叛”吗？不，这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国策，欢迎一切国民党人来归，如果你以前残杀革命者越多，便越欢迎，因为这就表示你两方面的业绩更重要，李济琛在四一五，章士钊在三一八，都是卓著的人物，一旦识时务，生得崇敬不必说，死了还可以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里呢。
为此，我们得从旧籍中搜罗些许绍棣的业绩，以便为他有朝一日归来后替他作起居注者的参考。
鲁迅谈到《语丝》“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这个人，就是许绍棣。
接着是《萌芽》在浙江被扣留。
一九三零年二月，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主其事者也是许绍棣。
鲁迅以后的“隋洛文”笔名，出典就在这里。
加入“自由大同盟”的有郁达夫，那时他正深恋王映霞，而上海的白色恐怖也日益加甚，郁达夫退缩了，他想和王映霞隐居到杭州去，鲁迅写了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达夫不听，卒在杭州建了“风雨茅庐”和王映霞同住。可是过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在乱离中王映霞移情别恋，郁达夫痛哭流涕写了“毁家诗纪”，这次弄得郁达夫家破人亡的，也是这位浙江省党部委员老爷许绍棣。
后来郁达夫在星洲作“回忆鲁迅”一文时，就后悔不听鲁迅的忠告。
鲁迅曾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写过一篇《沉滓的泛起》，说：
“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
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
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但鲁迅没有更深一层地讨论这个臭池塘，沉滓是寄存在臭池塘里的，如果沉滓堆积得太多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否有变成臭池塘的危险？专爱用棍子搅起沉滓的人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鲁迅和他的小说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常常引用一句成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于鲁迅小说的批评，真是多极了，但鲁迅大多不加理会，有时不得不回答几句，目的也不在乎反驳或申辩，不过借此说明当时创作的动机，至于这种创作能造成何种影响，更不是他事前事后所能计及的。只当一九二八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风起云涌，而且宣布阿Q时代已经死亡时，他才非常有意识地主张他的创作，在当时实在是一种“革命文学”。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
这一运动，先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是一个革命
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
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鲁迅认为他所作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出现，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践”的，因为《新青年》初出版时，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开辟了用白话创作的风气，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那时“颇激励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他认为这篇《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所以他自己看重这篇作品。
虽然如此，鲁迅自己却深深苦于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了”。但因那时的主将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也“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珍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鲁迅最出名的小说自然是《阿Q正传》，这小说引起的毁誉也最多。他在北京参加《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时，“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确乎已有了好几年”，由于孙伏园催促，他在晚上逐渐写了出来，在《晨报》揭载之后，便引起人们猜测，以为鲁迅在揭发他们的阴私，借阿Q骂他们。过了四年，鲁迅在替俄文译本作序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