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必然会越来越穷，因为他们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财富的生产力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生产力来占有。……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资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80—181页。
生产力提高的后果一般是：
（a）工人的状况与资本家的状况相比，相对恶化，享受的价值也是相对的。要知道享受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的享受、关系、对比；
（b）工人成为愈来愈片面的生产力，它要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熟练劳动愈来愈变成简单劳动；
（c）工资愈来愈以世界市场为转移，而工人的状况也愈来愈不稳定；
（d）在生产资本中，用于机器和原料的份额的增长要比用于工人approvisionnement[生活费]的份额的增长快得多。所以，生产资本的增加并不使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
工资取决于：
（α）生产资本总量；
（β）生产资本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
工人对前者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没有工资的波动，工人就不会从文明的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他的状况就会始终不变。）
一切商品都减价，而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却不减价，其结果便是：工人穿上破衣烂衫，他的贫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马克思：《工资》（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41—643页。
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扩大大企业的数量、规模和经济作用，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手艺人）的处境日趋恶化，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变成资本的奴仆和纳贡者，把另一些人排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
技术愈向前发展，资本家就愈能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劳动力就愈供过于求。生活贫困和失业，受剥削的压制和各种屈辱，成为愈来愈多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引起的工业危机，使这个过程更为加剧。一方面是群众的穷苦与贫困，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商品找不到销路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可见，社会劳动和日益社会化的劳动的生产力在大力发展，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利益却为极少数居民所垄断。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是私有者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加深和扩大。
列宁：《关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1902年2月7日—8月8日），《列宁文稿》第1卷第80一81页。
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三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三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15—716页。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2—493页。
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b卷第246页。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1页。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发表于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6—457页。
我们认为必须把“贫困、受压迫、受奴役、受卑视、受剥削的程度不断增加”这句话加到纲领中去，理由是：一、这句话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的和重大的特性，说明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明了产生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二、它概括了工人群众最难忍受和最为愤慨的许多现象（失业、微薄的工资、吃不饱、挨饿、资本的严酷纪律、卖淫、奴仆的增加等等，等等），为鼓动工作提供了大量材料；三，这样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致命的后果以及工人愤慨的必然性，我们就能够同不彻底的分子划清界限，这些人虽然“同情”无产阶级，要求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但是力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专制政府和革命者之间采取“中庸之道”。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05—206页。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末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末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月），《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05页。
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
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率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活劳动加到全部积累起来的劳动上去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增殖资本的比率，即按利润比工资增加的比率增长的。
可见，即使我们单只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范围内观察问题，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交换价值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末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6—498页。
第七节 产业后备军
相对过剩人口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693页。
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造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别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达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会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2页。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变成了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1页一472页。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706页。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6页。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一百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十分之八。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像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71—772页。
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
资本的积累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聚，本身就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物质手段。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增加已经包含工人人口的增加，包含同剩余资本相适应、甚至大体说来总是超过这个资本的需要的工人人口的创造，即过剩工人人口的创造。剩余资本暂时超过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这会发生双重的作用。一方面，这会提高工资，从而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使结婚变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另一方面，这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相对过剩人口，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又成为使人口实际上迅速增加的温室，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贫困会产生人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集》第25卷第243页。
可见，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必然得出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作为真正的资本的资本，和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相比，会不成比例地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工人只得在彼此之间分配跟生产资本总量相比日益减少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所以，他们的竞争便日益加剧。换句话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工人的就业手段或生活资料就相对地愈减少，换句话说，和就业手段相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就愈快。而且，这种不均衡现象总是和一般生产资本同等地增长的。
为了消除上述的不均衡现象，生产资本就必须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为了以后在危机时期再消除这种不均衡现象，它还要增长得更多些。
资产者把这个不过是由工人和资本的关系产生出来的、甚至使对工人最有利的状况——生产资本不断增加——变为不利的状况的规律，由社会规律变成了自然规律，硬说根据自然规律，人口比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增长得快。
他们不懂得，生产资本的增加包含着这种矛盾的增加。
马克思：《工资》（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4页。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8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干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4--695页。
“资本的积累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资本关系，那就是在一端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另一端再生产出更多的雇佣工人……所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论》第1卷第600页[第771页]）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衰落或平常的时候，是在劳动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0—271页。
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9页。
在资产阶级农业中使用机器，同在资产阶级工业中使用机器一样，其必然结果就是失业后备军的形成。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t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450页。
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定量的工人当作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力的贬值了。过去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结合——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当作使活劳动变为过剩劳动的手段。在另一种形式的条件下，必要劳动时间是发展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里则相反，人们盘算的是，在掌握一定量必要劳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获得一定量的剩余劳动。
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因为，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剩劳动力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量》第47卷第564页。
人口过剩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知道，如果生产资本增长（经济学家们所假设的最有利的情况），如果因此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长，那末，根据现代工业的性质并根据资本的本性所得出的结论是：工人的就业手段不会以同等程度增长，引起生产资本增加的那些情况会使劳动的供求不均衡现象更快地加剧，——一句话，生产力的增长同时也使工人人数和工人的就业手段数量之间的不均衡现象加剧。就其本身来看，这既不取决于生活资料数量的增加，也不取决于人口的增加。这是由大工业的本性以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所必然产生的现象。
但是，如果生产资本的增长总是很慢，如果生产资本始终不变或者甚至还减少，那末对劳动的需求来说，工人人数永远都是太多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最有利和最不利的情况下，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从资本本身的本性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工人的供应总是超过对劳动的需求的。
①更不用提这样一种谬论了，这种谬论说什么整个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一个不生小孩的决定，相反地，它的生活状况会使性欲成为它的主要享乐并使它片面地发展。
资产阶级在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后，还想把工人的再生产也限制在最低限度以内。
②可是，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对待这些话和劝告是多么不认真。
第一，现代工业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就是对生育的真正奖励。
第二，大工业经常需要未就业工人后备军以备生产高涨时期之用。因为资产者对工人所抱的主要目的一般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钱得到劳动这一商品，而这只有在这种商品的供应大量超过需求的情况下，即有极多的过剩人口的时候，才有可能。
可见，人口过剩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对工人好言相劝，是因为它知道这种劝告是无法实行的。
③资本既然只有在它能给工人工作的时候才能增长，所以资本的增长就包含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并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按照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本性，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必定还要相对地快一些。
④同时前面提到的理论，即竭力说人口比生活资料增加得快是自然规律的理论，所以更受资产者的欢迎，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慰了他的良心，责成他把冷酷无情当作一种道德义务，它将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级大批饿死，另一方面，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张因此惩罚它。它说什么无产阶级可以用理智抑制自然的本能，并用道德监督的办法来限制自然规律的有害发展。
马克思：《工资》（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55—656页。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自己的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过反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7—698页。
……资本使工人阶级所处的生活状况是：集结，没有其他一切生活享受，完全没有希望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保持某种体面，他们的整个生活毫无内容，工厂中异性混杂，工人本身孤独，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导致工人早婚。由于减少或几乎完全废除了必要的学习时间，儿童年龄很小就可以当生产者，从而缩短了必须抚养他们的时间，由于这一切，大大刺激了人类加速生产，如果一代工人的平均年龄缩短了，那么在市场上就总是会出现过剩的、寿命很短的一代人，而且他们的人数还会不断增加，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一个国家越多，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人数就越多，财富的增长通过贫困的增长表现出来。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45页。
8．农业工人的状况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像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连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4—455页。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5页。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58--760页。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来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足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553页。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末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二十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但是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一千零三十四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一千二百零五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页。
9．女工和童工的状况
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十岁以下的）以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符合它的总账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2页。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十三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七十二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黑奴每周劳动四十五小时以上！
但是资本毫不体谅，却掀起了一个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动运动。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儿童的年龄标准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且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十岁，或者至多到十一岁就结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1836年——越接近，工厂主这帮恶棍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1835年建议把儿童年龄的界限从十三岁降为十二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十三岁的儿童扔在资本拍札格纳特车轮下每天被压榨八小时以上。1833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1844年6月一直没有变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10--311页。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随着商业复苏而来的是企业扩大，机器采用增加，成年工人日益为妇女和儿童所代替，以及工作日延长。在工厂里做工的母亲和儿童愈多，入学人数就愈少。
马克思：《工人问题》（1853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20页。
实行大工业制度的有：
（1）真正的工厂；
（2）现在仍然是部分地使用机器的工场手工业；
（3）农业。
在所有这些生产制度中，生产都是大规模地进行的，所有这些生产领域加在一起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相比，相对来说是不多的。因此，许多工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在他们的阁楼里受到赤裸裸的剥削，他们在那里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真正发展上，而只是建立在过度劳动和工人生活的极度穷苦之上。这就是伟大的制度所游离出来的人身材料，他们被迫屈从于任何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制度的可怕后果比它本身内部直接表现出来的更为严重，多余的人口首先当然被抛到同种的手工业企业中去，然后，一般是被抛到旧的劳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资本在形式上进行剥削，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4页。
第三章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一节 阶级觉悟的含义
“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我认为，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不如用“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1页。
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觉悟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觉悟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和觉悟完全或主要地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不仅在理论上……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在理论上，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明确了解现社会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所谓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这种宣传，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甫、显宦和农民、学生和流氓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处和弱点，就应当理解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各种诡辩，就应当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着和如何反映着这些或那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从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只有根据具体的情况，只有把现在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大家都按自己的方式谈论着或者只是私下谈论着的、表现于某些事件、某些数目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之中的一切情形都就地立刻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获得这种认识。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381—382页。
第二节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
工人阶级自身的意识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对于无产者说来，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的。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存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现在无产者自己已经意识到了，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7页。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组织了各种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工人们所议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所应有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各种需要。工人们组织这些团体，就表明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拥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韵想象，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铲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抽象的我”，并把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加以鄙弃，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把实在的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的“精神”，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它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6—67页。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1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7页。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肋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2—13页。
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 men》[“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29页。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页。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她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阶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编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地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1页。
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1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3—404页。
大工业和大城市在推动工人阶级意识发展中的作用
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7—409页。
不同国家、不同队伍的工人的认识发展水平必然是很不相同的
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5页。
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8—659页。
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智越是发达和普遍，无产阶级就越是会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那种盲目的、无益的、在血泊中被扼杀的起义上面，至少在运动的初期是这样。无产阶级如果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那它就会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意志，认为全部有效的办法就在于使用暴力，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法国无产阶级最初的起义就是证明。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于是他们的政治理智就把社会贫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就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他们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们的社会的本能。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6页。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12页。
卡尔.马克思谈到雇佣劳动和资本，并且极为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怎样创造了资本，别人怎样靠工人亲自劳动的产品而使工人处于奴隶地位，以及资本怎样被系统地利用来给工人更紧地钉上镣铐。的确，所谓的自由工人有一种感觉，感到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但是事实上他却处于资本的权力之下，因为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好赚得一点可怜的工资以满足自己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自由工人的物质状况比奴隶和农奴还差。对工人阶级来说，用不着消灭个人的财产，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地还在被消灭，而真正应该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为它是全靠欺骗得来的。
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方面德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的。第一，德国人比别国人更多地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说；第二，他们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经过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的阶段；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迫使他们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势力都是从那里即从亚洲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工人的政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讲演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04—605页。
但是，如果“普鲁士人”站到正确的观点上，那他就会看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
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西里西亚起义的进程本身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被毁掉的不仅是机器——这些工人的劲敌，而且还有账簿和财产契据。其他一切工人运动首先只是打击工业企业的老板，即明显的敌人，而这次运动同时还打击银行家，即隐蔽的敌人。最后，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这样勇敢，这样有计划，这样坚强。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现在我们来谈谈宪章派这个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他们为之而斗争的宪章里的六条，所包括的内容不外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只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口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宪章派》（185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0—391页。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在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丧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1892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80页。
这样大量的农村小剥削者乃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所以可怕，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者实行各个击破，牢牢地束缚他们，使他们毫无挣脱的希望；其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剥削在农村的愚昧的情况下（这是由于该体系所具有的低微劳动生产率和缺乏交往的现象而引起的）不仅是对劳动的掠夺，而且是农村中常有的亚洲式的对人格的侮辱。如果你们把这种现实的农村和我国资本主义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我国资本主义的作用看做是进步的。这是因为它把这些分散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造就少数的巨大的“祖国栋梁”来替代无数善意的小吸血鬼，它使劳动社会化并提高其生产率，它使劳动者不受本地吸血鬼的支配而使他们受大资本的支配。后一种支配虽然引起种种惨状，使劳动者受压迫、死亡、粗野化，使妇女儿童受到身体上的摧残等等，但它比前一种支配还是进步些，因为它唤起工人的思想，把模糊不清的不满情绪变成自觉的反抗，把零星的无意义的骚动变成全体劳动大众求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从这个大资本主义存在条件的本身中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可靠的成功。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为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14页。
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的确，反对奴隶占有制的战争的胜利结束已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这个时候起，美国也产生了独立的工人运动，旧党派及其职业政客都对它冷眼相看。但是，要使这个运动产生效果，还需要多年的和平；而要扑灭这个运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则是最可靠的办法。
国内战争的直接的可以触及到的结果，当然是美国工人境况的恶化。不论在美国或欧洲，国债的重担总是被一手转一手，最后压到工人阶级的肩上。你们的一位国家活动家说，从1860年以来，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78％，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50％，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60％。
他抱怨道：“目前在美国，赤贫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况且，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贵族、暴发户贵族和其他因战争而出现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如何，国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结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对你们本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可是，没有崇高目的和社会需要的、跟旧世界历次战争一样的另一次战争，其结果将不是粉碎奴隶的锁链，而是为自由的工人锻造新的镣铐。新战争所带来的贫困的增长，马上会给你们的资本家找到借口和手段，好用常备军的无情的刀剑来迫使工人阶级放弃他们勇敢的和正义的愿望。
因此，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马克思：《致合众国垒国劳工同盟的公开倍》（186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2—403页。
美国工人在他们目前还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高工资和短工作日）水平上取得过快的成功，那是并不理想的。这可能会过分地加强片面的工联主义思想。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886年5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8—479页。
空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还处于不很发展状态的理论表现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五十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像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他，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一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气的、行会手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宣传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0—421页。
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一21页。
无产阶级试图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和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欠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因为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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