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1页。
社会主义政党要把不接受整顿自我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号召与要求的企业和农村公社登上黑榜，把它或者列为病态企业，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使它健全起来，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关闭，并且把它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院审判。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而且还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做的所以这样少，就是因为各个企业、各个公社中过去不让人知道的东西，现在仍然照旧是一个秘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却荒谬绝伦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发挥作用的示范力量，在废除了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社会里会起巨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在这里人们也许要仿效卓越的典范，而且因为组织生产的卓越典范必然会减轻劳动和增加那些采用优秀组织方法的人员的消费额。上面谈了报刊在改造经济和教育群众方面的作用，现在我们也应该谈谈报刊在组织竞赛中的作用。组织竞赛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任务中应当占有显著的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止一次地批评社会主义，说什么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作用，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里，或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在他们的建立社会的计划里，是不容许竞赛存在的。不用说，这种指责是十分荒谬的，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受到社会主义报刊的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组织竞赛的另一种形式混为一谈。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抨击过这种竞赛，他们只是抨击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竞赛，是各个生产者争夺面包、争夺市场上的势力和地位的斗争。消灭竞争不过是消灭生产者争夺市场而引起的斗争，而决不意味着消灭竞赛，相反，正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可能为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开辟了道路。目前在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奠定了政权的基础，而经济特点是俄国的幅员辽阔，具备极多种多样的条件等等，因此，正是现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应该是我们的一项最重要而又最有成效的改造社会的任务。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188—189页。
有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认为竞赛是布尔什维克的一种例行的时髦花样，既然是时髦花样，就一定会随着“季节”的结束而消失。这些官僚主义的“同志”当然是错了。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用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扭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另外一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被竞赛的巨浪吓倒了，他们企图给竞赛制造一个人为的框子，把竞赛加以限制，把竞赛事业“集中”起来，缩小它的规模，从而去掉竞赛中最重要的东西——群众的主动性。不用说，官僚主义者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无论如何，党是会采取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企图的。
不能把社会主义竞赛看做办公室里的事情。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凡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应该作为我们伟大事业的障碍而被丢在道旁。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活力、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没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它不让我们利用这些后备力量去同我们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社会主义竞赛的任务在于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为发挥群众的活力和创造主动性开辟广阔的场所，发掘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并把这些后备力量投入天平盘去同我们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有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混为一谈。这是很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
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
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
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1929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8—99页。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和根源
应当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某些特点。
首先令人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地开始的，由下面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行政方面的任何推动。不仅如此，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锯木工人穆辛斯基同志不知受了多少罪，他背着经济组织，背着检验员，暗中作出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斯达汉诺夫本人的遭遇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在他前进时不仅需要防御某些行政人员，而且需要防御某些因他“标新立异”而讥笑和攻击他的工人。至于布塞根，那末大家知道，他由于自己的“标新立异”，几乎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幸亏车间主任索科林斯基同志出来千涉，这才把他留在厂里了。
由此可见，如果要说我们各企业行政上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过什么作用，那末这种作用不是为了加速运动的发展，而是为了阻碍它。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运一动。正因为它是自行产生的，正因为它是来自下面的，所以它是现代最富有生命力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
其次，还应当讲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地，而是像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呢？斯达汉诺夫把采煤的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甚至更多。布塞根和斯美塔宁也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而另一人是在制鞋工业方面。报纸报道了这些事实。于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焰就立刻燃遍了全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传播得这样快呢？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是两个大组织家，在苏联各州各区有很多关系，而且亲自组织了这件事情吧？当然不是！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居心要成为我国伟人，而亲自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星散布到全国各地去的吧？同样不是。你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他们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谦虚朴实的人，没有任何想作全苏伟人的野心。我甚至觉得，他们看到这个运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在我国发展成这样的规模，还有些发窘。虽然这样，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两人点燃的火星，也已经足以使这件事情发展成了熊熊火焰，那就是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只有完全成熟的、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运动，才能这样快地传播，才会像雪球那样愈滚愈大。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上），第50—51页。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就在于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为什么是新的更高的阶段呢？因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形式，比社会主义竞赛的旧阶段优越。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关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像斯达汉诺夫、布塞根、斯美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都是新的特别的人才。
其次，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超过现有的设计能力，突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所以要打破这些定额，是因为它们对现在来说，对我们的新人才来说，已经是陈旧的了。这个运动打破了对于技术的旧观点，打破了旧的技术定额，旧的设计能力和旧的生产计划，而要求规定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新的更高的设计能力和生产计划。它负有在我国工业中进行一场革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其实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
这里有人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表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否则，就不要想会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并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上），第46一47页。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
有些人以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消灭，可以在脑力劳动者、工程师和技师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达到。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在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所必要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因而，从这方面看来，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正是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虽然是幼弱的萌芽，但毕竟是这样的萌芽。
真的，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准确工作和认真工作的榜样；他们在工作中善于珍惜时间的因素，他们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改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一定会增加十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上），第45—47页。
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这个运动传播得这样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有哪些根源呢？
原因至少有四个。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失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舒服，不愉快，那末我国是决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鼓掌。）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幸福生活的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只有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末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们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我国已经没有剥削现象了。在我国，人们不是替剥削者做工，人们做工不是为了让不劳而获者发财致富，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正因为如此，劳动在我国是有社会意义的，它是光荣和荣耀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做得多些，你就多赚些钱，自顾自地生活吧。谁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替资本家．做工吗，你是替他们赚钱吗？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你就是要你去替剥削者赚钱。你不愿意这样干，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里去，随你的便挨冻受饿去吧，而我们随时都能雇到别的更驯服的工人。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是不受重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产生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可是，在我们苏维埃制度条件下，那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劳动者是受人尊敬的。在这里，他不是替剥削者做工，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社会做工。在这里，劳动者不会觉得自己是无人过问的孤苦伶仃的人。恰巧相反，在我们这里，劳动者觉得他是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种社会活动家。如果他好好做工作，把一切献给社会，那他就是一位劳动英雄，就会十分光荣。显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
（3）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三个根源应当认为是在我国有了新技术。斯达汉诺夫运动与新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没有新技术，没有新工厂，没有新设备，我国就不会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如果没有新技术，那末至多只能把技术定额提高一两倍。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那是因为他们全依靠了新技术。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工厂的改造，我国有了新技术和新设备，是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4）但是，单靠新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尽管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工厂，如果没有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人才，那末这些技术就不过是技术而已。为了使新技术能够产生效果，一定还要有能够操纵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才，有这样的男女工人干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在我国男女工人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干部。大约两年以前，党说过：我们虽然建成了新工厂，给了我们各企业新设备，但我们只做了一半事情。党在当时说过？除了有建设新工厂的热情以外，还要有学会运用这些新工厂的热情，只有这些，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显然，这两年来学会了运用这种新技术，新干部产生了。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干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新人才，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所以，男女工人中那些学会了运用新技术的新人才，是一支形成和推进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力量。
这些就是产生了和推进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条件。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S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上），第51一54页。
我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像大水决堤一样突然爆发式地发展起来的。显然，这个运动曾经必须克服某些障碍。有人妨碍过它，有人压制过它，然而，在它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以后，它就冲破这些障碍而传遍全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谁妨碍过它呢？
妨碍它的，是旧技术定额以及站在这些定额背后的那些人。几年以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男女工人当时的技术落后性规定了某种技术定额。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几年了。在这几年中，人才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而技术定额却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些定额现在对于我国的新人才来说是已经陈旧的了。现在大家都在责骂这些现行的技术定额。但是，这些定额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当时把这些技术定额规定得太低，而首先在于现在，当这些技术定额已经陈旧的时候，有人企图把它们当作现代的定额保留下来。他们死抓住我国男女工人的技术落后性不放，只考虑这种落后性，一切都从这种落后性出发，最后，竟玩弄起这种落后性来了。但是，既然这种落后性已经成为过去，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应当崇拜我们的落后性，把它奉为偶像，奉为神圣吗？既然男女工人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旧技术定额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况，而我国男女工人已在事实上超过它们五倍、十倍，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发过誓说一定要忠于我们的落后性吗？同志们，我们看来没有这样做过吧？（大笑。）难道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男女工人永远落后吗？我们好像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吧？（大笑。）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我们某些工程师和技师的保守主义，打破旧传统和旧定额，给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以广阔的活动场所吗？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资料，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试问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资料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像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托勒密的陈腐不堪的地心宇宙体系说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那些远远落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能够不再抱住旧的技术定额不放，认真地、用科学的精神，用新的斯达汉诺夫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人会对我们说：好吧，那末对整个技术定额怎么办呢？技术定额究竟是工业需要的呢，还是完全不要任何技术定额也可以过得去呢？
有些人说：我们再也不要什么技术定额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没有技术定额，就无法进行计划经济。除此以外，所以需要技术定额，是为了促使落后群众赶上先进分子。技术定额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它能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所以，我们需要有技术定额，但不是现行的定额，而是较高的定额。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上），第54—56页。
第四节 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和内部差别的缩小
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分裂着，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状况动荡不定，而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8月），《斯大林文选》（上），第237页。
最后，我们来说知识分子问题，来说工程技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的问题。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企图把自己看作超阶级的，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替地主资本家服务的顽固的旧知识分子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第一、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80一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
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
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上），第87页。
虽然党对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而与党的立场不能相容的观点。大家知道，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确，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发展时期，无论是在成分方面或地位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接近人民，而且和人民真诚合作，这是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可是，这些同志看来并没有顾及到这一点。他们依然弹着老调，错误地用旧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持这样的观点和态度在从前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在从前，即革命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首先是由有产阶级，即贵族，工业家、商人和富农等出身的人组成的。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也有小市民、小官吏、甚至农民和工人出身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在那种情况下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整个知识界都是由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因此，当时我国的革命分子，首先是工人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固然，旧知识界也产生了个别的甚至几十个勇敢而革命的人物，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知识界中毕竟为数太少了，所以他们并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界的面貌。
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胜利以后，当剥削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已创造了实际条件，使国家能够制定和实施新宪法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召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却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绝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旧知识分子中的这一类人，大部分都已经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其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人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须要补习，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进行了补习。但是，与旧知识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形成、动员和积聚力量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薄弱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休戚相关，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结果，我国现在便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
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就是说必须不信任他们，必须与他们进行斗争。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就是说必须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必须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以便为工人阶级和农民谋福利。
这看来是很明白的。
尤其使人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虽然知识界的状况发生了这一切根本的变化，可是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笑声。）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学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学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大笑）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错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
关于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8月），《斯大林文选》（上），第256—259页。
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领会这个政策并决心老老实实地实现这个政策的那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苏联工人阶级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苏维埃政权注意到这种情况，为工人和劳动农民打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高等学校的大门。你们知道，现在有几万名工农青年在高等学校里学习。从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等学校是公子哥儿独占的场所，而现在在苏维埃制度下，工农青年却是高等学校里的统治力量了。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能从我们的高等学校得到几千名新的技师和工程师，我国工业的新的指挥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将不仅是由读过高等学校的人所组成的，而且是由我们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熟练工人、工厂和钻井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来补充的。竞赛的发起人，突击队的领导者，劳动高潮的实际鼓动者，各部分建设工作的组织者，——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的阶层，这个阶层也应当和读过高等学校的同志一起组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核心，组成我国工业指挥人员的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要排挤这些来自“下层”的有创造性的同志，要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使他们有可能充实自己的知识，并且要不惜金钱来为他们造成适当的环境。
在这些同志中问有不少是非党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应当特别关心他们这些非党员同志，应当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真正相信党是重视有能力和有本事的工作人员的。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提拔党员同志去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往往排挤那些有能力和有创造性的非党员同志，而把那些即使能力较差和没有创造性的党员提到首位。不用说，再没有比这种所谓“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动的了。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政策”只能破坏党的威信，使非党工人离开党。我们的政策决不是要把党变成闭关自守的帮会。我们的政策是要使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相互检查”的气氛（列宁）。我们党在工人阶级中强大有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总之，使苏联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1—63页。
我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们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增加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建立新的工厂。苏联工人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劳动功勋。
我国知识分子正在技术和文化革新的道路上勇敢前进，有成效地向前发展现代科学，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为红军生产武器。苏联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的劳动，对击溃敌人做出了极宝贵的贡献。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1944年11月），《斯大林文选》（下），第394—395页。
医药界人士以前对工人阶级也曾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他们也曾幻想过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现在，他们已经相信，只有同无产阶级一起，才能把俄国引向文化繁荣，只有科学界人士同工人合作，才能够消灭贫困、疾病和肮脏这全部压迫。这一点是能够作到的。
在科学界、无产阶级和技术界的联盟的面前，任何黑暗势力都是站不住的。
列宁：《在全俄医学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67—368页。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待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该根据这种情形而改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干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如果在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条件下还继续实行旧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合辩证法的。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在我们这里，“反专家主义”向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被看做有害的和可耻的现象的。
总之，改变对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多多关心和照顾他们，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年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6页。
第五节 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成员自身的多方面发展
工人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
……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和有识别人的本领、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天才在工人阶级的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迫于饥饿贫困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中间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打破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8年1月7—10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3页。
工人阶级的未来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
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
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535页。
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
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897年底），《列宁全集》第2卷第413页。
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引起的生产新发展，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
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当十八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371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1页。
因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1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1815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7页。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8卷（发表于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塞》第25卷第926—927页。
编者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