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基本任务
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必须同那种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管理国家的偏见作斗争。无产阶级应当把国家的管理工作担当起来。
资本家正在竭力阻挠工人阶级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摆在每个工人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面前的任务，就是从经济上给以坚决的回击。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一切，实行全面怠工，企图搞垮工人革命。因此，组织生产的任务就完全落在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要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工人不能管理国事，不能管理银行和工厂的偏见。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日常的巨大的组织工作。
必须组织产品交换，实行统计，监督制度，这是工人阶级的任务，他们的工厂生活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实现这些任务的知识。
列宁：《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1917年12月4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42页。
工人一直在进行一件重要的工作，即培养无产阶级的领袖。千百万英勇的工人从我们当中涌现出来，奋勇反击自卫将军们，我们一步一步地从我们敌人那里把政权夺取过来。以前工人没有完全掌握这一事业；现在我们正陆续地从我们敌人那里夺取一切部门。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正不顾一切困难，陆续地夺取一切部门，把无产阶级群众吸引过来，让他们在各个地方，在每个管理部门，在每个小单位，从下到上亲自在实际生活中学会建设，亲自造就千百万能够独立进行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全部工作的人材。
列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11月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1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引导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要说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的行为都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不仅要揭露那些实际上等干在工人运动内部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倾向的表现，而且要在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旧的领袖。在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愈长久、愈彻底、愈巩固，资产阶级就愈能把他们培养的、浸透了他们的观点和成见的、往往是他们直接或间接收买的人物安置在领袖的地位上。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从他们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的群众有联系，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职务，不然工人政府的权力就会没有力量，而这种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7页。
苏维埃国家组织便利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集中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8月8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g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表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舒适的、不愁温饱的生活，但是这只有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上层分子才能做得到。另一种倾向就是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用革命去推翻整个资本的统治。很明显，当第二种倾向取得胜利，当资本已被推翻并且必须开始建立全民的社会主义合作社时，我们对合作化运动的任务和条件的看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就像同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一样。我们用不着害怕。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如果害怕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那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执政者。我们需要这样的协议，以便找到切实可行的、方便的、对我们适合的形式，从部分的、零散的合作社过渡到统一的全民合作社。我们既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用不着害怕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因为这种协议必然使它们服从我们。同时，我们应当了解，我们是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代表，现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因此，工人合作社应当领导使各个合作社转变为统一的全民合作社的运动。工人阶级不应当脱离其他阶层的人民，而应当毫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把他们全部联合到统一的全民合作社里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哪些实际的、直接可行的过渡措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应当明确地意识到并且断然地决定，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实际的过渡，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应当着手做这项工作，应当试验一切改革措施，并且无论如何要实现这个过渡。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8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8页。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年12月至192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9页。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月—4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509页。
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任务上去。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我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要善于运用我们的胜利。另一方面应当懂得，这个过渡需要大量的牺牲，即我国本来就已经忍受得够多的那种牺牲。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8月29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67页。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20年12月2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99页。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这些先生们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页。
只有随着恢复工业的实际成就，随着建立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工人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会加强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信赖。
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9页。
把旧的劳动组织改造成新的组织是相当长期的任务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鼓舞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的普遍联合结合起来。
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绝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为社会主义大生产所代替，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源泉，才能是巩固和扩大这种胜利的唯一保证。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4—385页。
要像在军事战线上那样取得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用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战胜自由贸易也是不可能的。这里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这里需要一寸一尺地进展，这里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实现了自己的专政，成为全体劳动者（包括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内）最伟大而有组织的组织力量和道德力量的时候，才能在这方面取得胜利。既然我们曾经顺利地解决了并且还将同样顺利地解决第一个最简单的任务，镇压直接企图去掉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那就能够提出第二个较为复杂任务，组织无产阶级力量，学会作一个良好的组织者。应当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创造新的形式来吸引群众参加劳动，使他们遵守劳动纪律。资本主义解决这个任务也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在这方面，常常会犯最严重的错误。在我们敌人中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他们的完全无知。当我们说政权可以夺取时，他们说我们是空想家。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我们完成组织劳动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做好几年的工作。这是胡说八道。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也许还要不顾全世界的反对，但是靠工人的热情，政权是可以保持住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建立公共纪律的新形式，这是几十年的事情。资本主义也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才把旧的组织改造成新的组织。如果有人期待我们或者向工人和农民宣传我们能在短期内改造劳动组织，那在理论上完全是荒谬的。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4月8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5—466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1页。
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泉源
推进我国工业，提高工业生产率，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积累，合理地使用积累来满足工业的需要，建立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整顿国家机关，使它精简廉洁，清除国家机关在我国建设时期所沾染的恶习和污秽，经常对贪污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人作斗争，——所有这些任务，如果没有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直接的和经常的支持，任何政党都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任务就在于吸引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来参加我国的全部建设工作。需要使每个工人和每个诚实的农民都帮助党和政府实行节约制度，对贪污和分散国家后备的现象作斗争，驱逐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盗贼和骗子，健全并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生产会议会给予不可估价的帮助。有一个时候，生产会议在我国非常盛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却不听说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无论如何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在生产会议上需要提出的不仅是小问题，比方说，卫生问题。必须使生产会议讨论的内容更广泛些，更丰富些。应该在生产会议上提出工业建设的基本问题。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提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工业建设的参加者。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127—128页。
我已经讲过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的问题，讲过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来参加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参加工业建设事业的阿题。可是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是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要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首先必须使党本身积极起来，必须使党本身毅然决然走上党内民主的道路，必须使我们的各级组织吸引那些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广大党员群众来参加我国建设问题的讨论。否则就谈不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化。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列宁格勒组织不久以前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某些领导者不愿谈党内民主，不然就是带着嘲笑的口吻来谈它。我所指的是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时、代表大会期间以及代表大会刚开完之后的那个时期，当时在列宁格勒不许党组织集会，当时党组织的某些领导者对于党组织俨然一个小警长（请原谅我的直率），禁止党组织开会。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所谓“新反对派”就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的。
如果说，我们中央委员们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帮助下，两周内就能把你们这里那个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反对派挤到一边并使它孤立，那末，这是由于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运动符合民主趋向，这种趋向在列宁格勒组织内曾经有过，它竭力要表现出来，而且终于表现出来了。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接受不久以前的这个教训。我希望你们接受这个教训，忠实而坚决地实行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吸引他们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并说服他们相信我们党中央四月全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正确性。我所希望的就是你们要说服党员群众，因为说服的方法是我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0—131页。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
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8页。
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推动力是取得利润，那是对的。说取得利润既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那也是对的。既然如此，究竟什么是我国工业的推动力呢？
首先是这个情况。我们这里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资本家的，管理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仆从而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量。
应当指出，我们这里绝大多数的厂长是工人，他们是由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取得工会的同意而任命的。并且任何一个厂长如果违反工人或有关的工会的意志就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其次，应当指出，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工厂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并监督着企业行政方面的活动。
最后，应当指出，每一个工业企业都有本企业全体工人参加的工人生产会议，工人在会议上检查厂长的全部工作，讨论工厂行政的工作计划，指出错误和缺点，并且有可能通过工会、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来纠正这些缺点。
不难了解，所有这些情况根本地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和企业中的各种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别人的财产，甚至把它看做牢狱，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已经不把工厂看做牢狱，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们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
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06—107页。
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才是可能的
党比所有的反对派加在一起都更了解，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进展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才是可能的。党现在和将来都要采取一切办法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是，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跑到大街上作煽动性的声言，说要马上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反对派明明知道把工资提得这样高，目前工业还、负担不起，明明知道这种煽动的目的不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而在于助长劳动者的落后阶层中的不满情绪，造成反党即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不满情绪。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结论》（1926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6页。
问题在于，不加紧剥削工人阶级，不使大多数劳动者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不加紧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资产阶级各帝国主义集团间不发生冲突和纠纷，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展：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苏维埃国家全体劳动者的状况，世界各国工人日益接近和联合，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周围。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80页。
一切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都有责任关心如何组织工业生产，使工业能够迅速而充分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应当随着这方面所获得的成绩的大小，增加产业工人工资，改善他们生活。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28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0页。
任何一种真正的改革，都会大大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
任何一种真正的改革，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组织基础和活动自由的任何扩大，都会大大地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规模。但是，正为了真正扩大运动的范围，正为了达到局部的改善，就不应该向无产阶级群众提出削减了的、缩小了的斗争口号。局部的改善只能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物（这是历史上常有的情形）。
列宁：《斗争是为了什么？》（1910年4月5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67页。
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工业和运输方面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还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手里。同时土地已经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况表明，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2年1月12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5页。
第二节 工人阶级与国家的经济管理
管理国家的主要意义不是政治而是经济
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现在所说的（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管理，主要的意义不是政治而是经济。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管理”这个词同主要是，或者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和实质，正如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一样，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因此，现在特别是有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存在四个多月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应当非常清楚地理解到，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的经济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搞好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
可以说，这一任务分为两个主要项目：（1）在全国各地以最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2）提高劳动生产率。任何一个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集体或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地造成了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前提时，才能够解决这些任务。没有大机器生产，没有比较发达的铁路网和邮电网，没有比较发达的国民教育网，无论哪项任务无疑都不可能在全民范围内系统地得到解决。
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8月23日一28日），《列宁文稿》第8卷第47—48页。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页。
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社会主义才能形成和巩固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而经常出卖或部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全部国家权力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8月6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2页。
在我看来，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建设的最重要的总结，就是关于建设工人政权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只有让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们才能在这样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下去，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会得到完全的胜利。
列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11月7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8—109页。
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群众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就不过是一个愿望。因此，我们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矛盾的步骤，不彻底的步骤，但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在不要剥削者和反对剥削者的情况下，亲自担当起这个大国的伟大工业建设事业来。同志们，谁直接地甚至间接地参加了这一建设，谁受过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压迫和摧残，谁就学到了许多许多东西。我们知道，取得的成就还很小。我们知道，在这个遭到极大破坏的、极端落后的国家里，工人阶级面前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要学会管理工业，就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可贵的，就是工人已经亲自进行管理，我们已经从一切主要工业部门中的必然是混乱的、分散的、手工业式的、不彻底的工人监督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工人管理工业了。
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1月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3页。
如果你们的工会建立起来，成长起来，发展起来，遍及全国，如果它同城市工会极其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我们就会通过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困难任务，就会摆脱四年战争给各族人民和我们带来的困苦，我们一定会摆脱这种困苦，但我们不是走向必然使人们无知、贫困和分散的各干各的旧农庄，而是走向公共的共耕制的大农庄。那时人类科学、人类技术的一切成就，一切改进，专门人材的一切知识，都要为联合起来的工人服务。工人应当成为一切的主人，应当学会自己管理，学会管理那些一直替资本家当走狗来反对工人的人（例如很多农艺师）。
列宁：《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1919年8月14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23页。
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无论第一次警报，甚至第二次警报，都还没有促成必要的转变。已经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术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个过时的不干预技术的旧口号而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的时候了。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6页。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列宁：《关于对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给莫洛托夫的信》（1922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0一221页。
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提出一般的决议，而以很内行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说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管理制的时候，我们就会逐渐相信，我们在管理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正在开始根据经验学习一些东西，权衡每一个步骤，提拔每一个多少有些能力的管理人员。
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8月15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4页。
消除官僚主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尽可以责骂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尽可以羞辱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可是，如果广大的工人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可能、愿意并善于从下面用工人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监督国家机关，那末官僚主义无论如何还是会继续存在的。所以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文化——不仅仅在开展识字运动方面（虽然识字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而首先是在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和本领方面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是改善国家机关和任何其他机关的主要杠杆。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就在这里。
1922年3月，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列宁在致中央的一封由莫洛托夫同志收的信里讲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同志们，列宁的这段话是决不能忘记的。（喊声：“对！”）
因此，党的任务就是加紧为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文化而斗争。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76—277页。
谈一谈和实现自我批评口号有关的问题，就是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以及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
不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发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缺点并推进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这种技能和本领呢？显然不能。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的工作》（1928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2—33页。
工人们常常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使人民摆脱压迫，并不需要马上消灭阶级，而最觉悟和最有组织的工人应该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工人应该成为国内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你们大多数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以前写成的并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已看到的真理。到处显示出这样的真理：在人们还愚昧无知，不相信新制度的时候，为了战胜资本家，要使有组织的城市工厂工人在同剥削制度作斗争时成为统治阶级。你们在自己的工厂委员会里开会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工厂委员会里只注意技术性的，或纯经济性的工人利益，那末，革命就保持不住任何一点成就。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过去不止一次地夺到过政权，但是他们没有一次能把政权保持住。要保持住政权，工人们不仅要有进行英勇斗争和推翻剥削制度的能力，而且在周围一切都在动摇，自己受到攻击，滔滔：不绝的荒诞的流言蜚语日益增多的时候，还要有从事组织工作、遵守纪律、坚忍不拔和研究讨论的本领——就在这种时候，在各方面和广大的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工厂委员会担负着一项最伟大的全国性的任务，即自己首先要成为管理国家生活的机关。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6月27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45页。
列宁说：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也一定会灭亡。这就是说，同我们机关中的因循习惯、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坚决的和有系统的斗争，是我们党、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斯大林：《论控诉局的意义和任务》（1932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22页。
学习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
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
如果不是抱着把社会主义“教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幼稚目的，我们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授，而是应该剥夺（这种工作，在俄国正在异常“坚决地”进行着），他们的怠工行为应该粉碎，应该使他们这个阶层或集团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小孩子和幼稚无知的人，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办理可以为几千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学习，向工程师领导者学习，向技师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所以比较缓慢，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制革工人，却不像丧失了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他们不害怕“国家资本主义”，不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总厂”、“中央纺织工业管理局”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托拉斯，办“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6月5日），《列宁选集》第8卷第555—556页。
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多么需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们想用两句骤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来说明：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应当是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任何人只要想一想下面的事实，就不难相信这并不是奇谈怪论。正是大工厂，正是大机器工业把对劳动者的剥削发展到了空前规模——正是大工厂，是唯一能够消灭资本统治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个阶级集中的中心。因此，当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提到日程上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我们就必须吸收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实际组织过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人，首先也就是那些组织过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的人，来协助苏维埃政权，这是毫不奇怪的。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的这项任务，当然需要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鼓起干劲，发挥首创精神，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决不会把旧的地位，即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这个地位给予所谓工业领袖的。从前的工业领袖，从前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应当担任技术的鉴定人、指导人、参谋和顾问等职务。应当解决一项新的困难的、但是会收到极好效果的任务，即把这些剥削阶级分子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性、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桥梁。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8月23日—28日），《列宁文稿》第3卷第53页。
当然，在劳动者的民主组织和苏维埃实行必要监督的同时，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指导，将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向任何困难低头，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没有通向更高级的生产组织的别的出路。
我继续讲下去：最大的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方面建立了这样一些制度，这种制度在居民群众受剥削的情况下，是少数有产阶级奴役劳动者，榨取劳动者的额外的劳动、体力、血汗和神经的最残酷的形式，但这种制度同时又是科学地组织生产的最新成就。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学会这种制度，并且为了实行我们对生产的计算和监督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应当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造。例如，在美国广泛流行的著名的泰罗制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它达到了极端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最高峰。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制度引起工人群众这样大的愤恨。但同时，丝毫也不应忘记，泰罗制体现了科学上系统分析生产过程的巨大进步，这为大大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开辟了途径。在美国，由于实行泰罗制而开始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像美国人所说的，对动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可以用来训练劳动居民掌握无比高超的劳动方法，特别是组织劳动的方法。
泰罗制中消极的一面就是，它是在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环境下实行的，它是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用来从工人身上榨取两倍三倍的劳动量的手段，它根本不管雇佣工人是否能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身体不受损害而提供这两倍或三倍的劳动量。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面临的一项任务，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应当在全国实行泰罗制和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方法，把这种制度同缩短劳动时间，同在劳动居民的劳动力不受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和组织劳动的方法结合起来。如果劳动者有足够的觉悟，那么，由他们自己正确运用泰罗制反而会是一种最可靠的手段，用来进一步大大缩短全体劳动居民的必要劳动日，使我们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一项大致是这样的任务：每个成年公民每天从事六小时体力工作，四小时管理国家的工作。
向这种制度过渡要求具备很多新的技能，建立很多新的组织机构。毫无疑问，这种过渡会使我们遇到不少困难，提出这样的任务甚至会使劳动者的某些阶层感到困惑莫解，也可能引起他们的反对。但是可以相信，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将会了解这种过渡的必要性，而且，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现在刚刚在城乡显露出来，当数百万脱离生产的人从前线归来，第一次看到战争把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这无疑在劳动者中为实现这个方针准备舆论基础，而我们在上面所大致考虑的这种改变，将被现在已站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劳动阶级中的全体有觉悟的分子作为一项实际任务提出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8月23日28日），《列宁文稿》第3卷第55—56页。
以前的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人不能保持牢固的专政，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当工人第一次从事管理工作而以不友好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昨天还在当大老板、榨取万千钱财和压迫工人的专家、资产者和资本家的时候，我们说，大概你们大多数人也会说，这些工人只是刚刚接触到共产主义。如果用那些不浸透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就可以建设共产主义，那就太容易了，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长出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诚然，这些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因此，应当把幻想这种空想共产主义的人从任何实事求是的会议上赶出去，而把那些会用资本主义遗物来办事的人留下来。这样做困难很大，但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因此，任何一个专家都应视为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产，没有这份财产，就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
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8月），《列宁全集》第第30卷395-一396页。
“由于恢复了资本家的领导地位”，请看“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什么样的话来“辩护”。这种辩护是毫不中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在有工人代表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形下，这些工人代表或工人委员会在监督领导人的每一行动，学习领导人的领导经验，他们不仅能够对领导人的措施提出控告，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的机关来撤换领导人。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只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执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由它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做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家。工人们也知道得很清楚：真正的大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技师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材。因为工人们在跨出能被“左倾”词句或小资产阶级放荡性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利用资本家来领导托拉斯，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每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即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散漫和涣散现象。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23—324页。
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莫名其妙地就有了，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我们看看这个例子。资产阶级刚胜利时，它是用另一个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理工作的，否则它就无人可用。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而我们现在也就有同样的任务，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所以我们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了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由什么证书所能证明，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
资产者在还不善于管理时获得了胜利，他们是这样保障自己的胜利的：宣布新宪法，从自己的阶级中征募行政人员，开始学习，同时并利用旧阶级的行政人员，教自己的新人做行政工作，为了这件事，运用了全部国家机构，而封闭旧的封建机关，让富家子弟进学校，这样经过了几十个年头，他们把本阶级的行政人员培养出来了。现时在统治阶级按自己的面貌组成的国家中，也应采取过去所有的国家都用过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愿站到纯粹空想和空谈的立场上去，那我们就要说，我们应当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我们应当保障革命所夺得的宪法，但是要管理，要建设国家，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我们只有从旧阶级中才能找到。
关于集体领导制的议论，往往贯串着一种极愚昧的精神，即反对专家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是不能达到胜利的。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也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这个基本问题应当提得十分明显，应当提作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借助于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浸透了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同时，我们应当从本阶级队伍中选拔自己的管理人员。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实际训练等等，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进行工作。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8月29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70一171页。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使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节省劳动的办法，探求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老老实实全面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10月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99页。
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干部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学，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同志们，应当了解现在的斗争条件和国内战争时期不同。在国内战争时期，可以用冲击的方法，可以凭勇敢和大胆，可以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去夺取敌人的阵地。现在，在和平经济建设的条件下，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只会把事情搞坏。现在也和从前一样需要勇敢和大胆。但是单凭勇敢和大胆是成不了大事的。现在要打垮敌人，必须善于建设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必须抛掉对待商业的高傲的老爷式的态度。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一些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渊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现在我们需要金属、纺织、燃料、化学、农业、运输、商业、会计等等方面的布尔什维克专家。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快速度。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4—66页。
培养工人阶级和一股劳动者出身的、能够在社会政治方面和生产技术方面领导企业的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干部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不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能使苏联由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由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变为电气化和金属的国家，变为机器和拖拉机的国家。
斯大林：《给工农学院第一期毕业生》（1930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1页。
在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有组织才干和能力的人比有鼓动才干和能力的人多得多，因为这些阶级的整个劳动生活环境要求他们具有多得多的本领来安排好共同的劳动，安排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相反，过去的生活条件从群众中极少造就出有鼓动或宣传才干的活动家。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职业的宣传鼓动家或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的人不得不担负起组织者的任务，不得不处处都感到自己不大适合于解决这些任务，不得不感到工人农民的失望和不满。从国内敌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级那里，从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或那些在我们这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通常却热衷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人，如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这些错误和失败幸灾乐祸。事实上，历史地来看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很显然，这方面的缺点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成长中的毛病。要重新学习，以便把有实际经验的鼓动家提到他应有的重要地位，这样重新学习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够做到。但这需要时间，只有犯错误的实际经验才能使人认清改变的必要性，才能造就出许多甚至一大批适于解决新任务的人才。工人和农民中间有组织才干的人无疑比资产阶级想象的要多，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里，这些人才绝不可能涌现出来，绝不可能站住脚和获得自己的地位。
相反，如果我们现在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广泛吸收新的有组织才干的入来管理国家，如果我们正是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出发，不断提拔在这方面经过实践考验的活动家，那么，我们将成功地．在短时期内，使一批新的实际生产组织者涌现出来，获得自己的地位，取得与之相适应的领导位置。这都是根据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根据拿到群众中去并在代表群众的苏维埃机关成员监督下由群众加以贯彻的原则来做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8月23日—28日），《列宁文稿》第8卷第57—58页。
任何一种任务，特别是像我国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如果没有活的人，没有新的人才，没有新的建设干部，那就不可能实现。从前，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建军和作战的指挥干部，需要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些出身下层和因为有才午而提升起来的新的指挥干部，我们就不能建立军队，我们就不能战胜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敌人。是他们这些新的指挥干部当时挽救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家，——当然这是在工人和农民共同支持之下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材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因此，任务就在于从工人和苏维埃知识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跟我们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中，造就大批的工业建设干部。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6页。
现在来谈谈保证我国工业有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干部的问题。
这里谈的是我们工业方面的困难，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出来的困难。
从改进工业的观点来看，沙赫特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沙赫特事件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在保证我国工业有一定数量的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家方面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后，落后得不像样子。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那些不按苏维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产党员而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专家。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后还将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在建设我国工业方面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非党专家，非党技术人员。我们决不要求他们立刻抛弃或立刻改变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我们只要求一点：既然他们自愿地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那他们就要老老卖实地合作。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旧专家是相对地愈来愈少了。问题在于以新的一代年轻专家来替换他们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党认为，如果我们不愿意遭到新的意外，那就应当加速造就新的一代专家，并且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从劳动人民中造就这种人材。这也就是说，要造就能够满足我国工业需要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1928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86一187页。
老的经济工作干部必须重新学习，有时要让位于技术上更有训练的新干部
老的经济工作干部是在我国恢复时期，即在充分利用技术落后因而不能提供很多技术经验的旧工厂时期成长起来的，这难道不对吗？在采用现代新技术的改造时期，老的经济工作干部必须重新学习，有时要让位于技术上更有训练的新干部，这难道不对吗？在充分利用旧工厂和使旧工厂开工时期成长起来的老的经济工作干部，不仅在新技术面前，而且在我国新的发展速度面前，常常显得简直束手无策，难道你要否认这一点吗？
斯大林：《给沙屠诺夫同志的信》（1930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页。
领导生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并不总是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领导企业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往往以为领导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有时不禁令人想起谢德林小说中的彭帕杜尔。你们记得彭帕杜尔太太是怎样教导小彭帕杜尔的：不要埋头学问，不要钻研业务，让别人去干这些事情吧，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签署公文。应当承认，可耻的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至于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管。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干过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是解决了建立现代工业的重大任务的人，是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可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会屈服于一纸公文呢？
原因就在于签署公文要比领导生产容易。于是很多经济工作人员就走上了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这里也有我们的过错，中央的过错。十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既然共产党员还没有很好地懂得生产技术，既然他们还需要学习管理经济，那么就让旧的技师、工程师、专家去管理生产，你们共产党员不要去干预业务，虽然可以不干预，但是你们要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管理生产的科学，以便将来和忠实于我们的专家一道成为真正的生产领导者，真正的内行。”当时的口号就是这样。可是事实怎样呢？这个公式的后一部分被抛弃了，因为学习要比签署公文困难；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预曲解为放弃研究生产技术。结果就变成胡闹，有害和危险的胡闹。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愈快愈好。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4—35页。
第三节 用新的态度对待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监督来管制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日—28日），《列宁选集》第8卷第393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资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又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
城市工人在每人工作时间之外再为社会做几小时的义务工作，这就叫做星期六义务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举行的。苏维埃政权有一次号召说，红军战士在前线忍受着空前的牺牲，他们虽然受尽一切苦难，还能获得空前的胜利；又说，我们要最终地取得胜利，就必须使这种英雄气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只是表现在前线上，而且也表现在后方。莫斯科工人就以星期六义务劳动来响应了这个号召。毫无疑义，莫斯科工人经受的艰难困苦要比农民厉害得多，如果你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想一想他们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开始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末你们就会同意，有些事情，只要运用莫斯科工人所运用的这种办法，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以做到的，决不能借口条件困难而加以拒绝。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又在实际上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做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但是，我们说，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作。
这种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在每个大工业城市中推行起来，现在党要求每个党员都参加这种工作，对于不执行这种要求的党员给予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如果你们也在公社中、劳动组合中和协作社中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你们在最坏的条件下也能够而且一定会使农民认识到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每个协作社的特点不在于它领取公家的补助金，而在于这些组织中都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参加，这些人不仅向别人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善于身体力行，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共主产义方法经营农业，并且尽量帮助附近农民。对于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来推诿的，这里决不能借口商品、种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检验，至少能使我们精确地判断，我们实际上对所面临的困难任务领会如何。
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2一113页。
必须把劳动纪律提高到最高度
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提高到最高度，这样我们才会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在全俄玻璃磁器业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4月3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2页。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但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无知的雇佣奴隶或贫苦农民，备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自善良的愿望，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代表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1—382页。
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刚刚建设，新的纪律应该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要在改造和重建中吸取经验。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说：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要求人与人之间有新的关系，新的纪律。过去有一个时期，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那时唯一的纪律就是棍棒；过去在资本家统治的时期，饥饿就是纪律。而现在，从苏维埃改革起，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起，纪律应该建筑在崭新的基础上，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农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式的纪律，是相互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7月4—10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1页。
最后，我们必须进行一个运动来消灭工厂里的旷工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我们企业中的劳动纪律。旷工现象使工业丧失几万以至几十万个工作日。因此，白白地丢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卢布而使我国工业受到损害。如果旷工现象不停止，如果劳动生产率停留在一点上，我们就不能推进我国的工业，我们就不能提高工资。应该向工人们特别是向才进工厂不久的工人们说明，要是听凭旷工现象存在而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实际上就是损害共同事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损害我国工业。为了我国工业的利益，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对旷工现象作斗争，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务就是如此。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5页。
在劳动者中间建立纪律，组织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强度的监督，成立专门的工业法庭来规定劳动标准，对任何恶意破坏这种标准的行为追究责任，对多数人经常进行教育，以便提高这种标准，——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极其迫切的任务，现在已经提上了日程。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23—28日），《列宁文稿》第3卷第59页。
反对平均主义
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在规定工资等级制时注意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之间的差别。钢铁备料工和扫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火车司机和抄写员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和列宁说过：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要来发给。但是，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中的平均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这种差别已经消失了。究竟是谁对呢？是马克思和列宁对呢，还是平均主义者对？应当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是对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谁现在不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来规定工资等级制，谁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54页。
“左派”糊涂虫有一个时候把农业公社理想化到这种地步，甚至企图在工厂里建立公社，在公社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厂各按自己的职业工作，但是必须把工资交出来混在一起，然后再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涂虫的这些平均主义的儿戏使我们的工业受到了多大的损害。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5—316页。
可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党既然宣布了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远离了社会主义，从公社即从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后退了。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在劳动组合里没有平等，因为在劳动组合里还保存着组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而在公社里却有平等，因为在公社里社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状况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公社了。实践证明，如果公社不放弃平均主义，不在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那末它们就一定会灭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这种谬论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但是不适合于按照马克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样，所有的人的个人生活方式都一样。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是保存着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比农业公社社员距离社会主义更远呢？
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也不承认的。
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食，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鄙的平均主义”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3—3“页。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几乎用不着怀疑，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在目前我国建设中，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各个不同角落的整个整个工厂的竞赛，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竞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的竞赛，这种群众性的生产上的互相呼应在劳动者的专门合同中固定下来，——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展开了。
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1929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7页。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群众心理上和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根本改变了我们工厂的面貌。不久以前，在我们这里还有人说什么竞赛和突击运动是“臆造”的，“没有根据”的。现在这些“聪明”人甚至不值一笑了，他们简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聪明人”。现在竞赛和突击运动是已经争得的和已经巩固的事情。我国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人已经有两百多万，而参加突击队的工人也不下一百万，这都是事实。
竞赛中最突出的地方是：竞赛使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使过去被认为是可耻而沉重的负担的劳动变为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他们资本家那里，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收地租，靠利息生活，不从事劳动，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情。相反地，在我们苏联，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能够成为备受千百万劳动者尊敬的劳动英雄，突击英雄。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5页。
我们过去受尽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所以现在不可能确切地设想，在劳动群众中，在这个大国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中，在一向死气沉沉、忍气吞声地执行资本家的计划的知识分子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还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如果我们把组织竞赛的任务作为我们国家的任务提出来，那末，在实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条件下，在废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条件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会给我们提示出未来的建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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