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的目的不在于赔偿损失，而在于建立纪律，也就是使工人服从厂主，强迫工人执行厂主的命令，上工的时候听从厂主。罚款法就是这么说的：罚款是“工厂经理为维护制度而以私人权力所施的现金处分”。因此罚款的多少不是由损失的大小，而是由工人工作草率的程度决定的：工作愈草率，对厂主的反抗愈厉害，对厂主的要求违抗得愈厉害，罚款也就愈多。如果谁替厂主做工，那末很清楚，他就成了不自由的人，他必须听从厂主，而厂主可以惩罚他。农奴给地主干活，受地主惩罚。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受资本家惩罚。所有的差别只是在于，不自由的人从前是挨棍子打，而现在是受卢布鞭笞。
也许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他们会说：工厂里没有纪律，大量工人就不能进行共同的工作：必须有工作制度，必须遵守这种制度，惩办违反这种制度的人。他们会说：因此，课处罚款并不是因为工人是不自由的人，而是因为共同的工作需要一种制度。
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虽然初看起来它也能使人迷惑。只有故意不让工人知道自己是处于不自由的地位的人才会发表这样的意见。确实，进行任何共同的工作都需要一种制度。但是，难道工作的人服从厂主的任意支配，即服从那些自己不工作，只不过因为霸占了全部机器、工具和原料才有势力的人们的任意支配也是必要的吗？没有制度，不要求大家都服从这种制度，就不能进行共同的工作，但是不要求工人服从厂主，也可以进行共同工作。共同的工作确实要求监督大家都遵守制度，但是决不要求把监督别人的权力永远交给自己不工作而依靠别人的劳动过活的人们来掌握。
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4—17页。
课处罚款并不是因为人们进行着共同的工作，而是因为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群众都毫无财产：所有的机器、工具、原料、土地、粮食都掌握在富豪手里。为了不致饿死，工人必须把自己出卖给他们。工人一旦出卖了自己，当然就必须服从他们，必须忍受他们的惩罚。
每一个要想知道什么是罚款的工人，都必须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这一点，才能驳倒这种常见的（并且是非常错误的）论调：罚款是必需的，因为没有罚款就不可能进行共同的工作。必须了解这一点，才能向每一个工人说明罚款和赔偿损失有什么区别，说明为什么罚款意味着工人的不自由的地位，意味着工人服从资本家。
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7页。
我们现在可以再来看一下在开始时提出的问题：罚款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产物：这时人类分成了两个阶级，即土地、机器、工厂、原料、器材的所有者，和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而必须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并且替资本家做工的人。
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49—50页。
科学和技术也被用来反对劳动
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被用来反对劳动了。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哈格里沃斯、克伦普顿和阿克莱发明棉纺机尤其是如此。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现，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因而就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而引起的，这个发明使机器做的工作增加了一倍，从而减少了一半的手工劳动，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个发明破坏了工人们对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和资本坚持作实力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第二卷）。诚然，经济学家说，归根到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减低生产费用，因而能替产品开拓新的更广大的市场，这样，机器最终还能使失业工人得到工作。这完全正确，但是劳动力的生产是受竞争调节的，劳动力经常威胁着就业手段，因而在这些利益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的竞争者在等待着，于是有利的情况变成了泡影，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剥夺生活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却决不是虚构出来的，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发明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因而这种不利的情况将永远继续下去，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发展起来，在这样情况下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从事一小部分固定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至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4—625页。
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3页。
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页。
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用盖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页。
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竞争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的，而因为机器生产比手工生产便宜，所以和机器竞争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最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竞争的话，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谁会来担负这种损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愿意受到损失，对死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祝》（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25—426页。
经济危机对工人的打击
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困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从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它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3页。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7页。
法律只关心工厂主，但不保护工人
显然，法律只关心厂主，好像都是因为工人不好才处以罚款似的。其实谁都知道，往往工人没有任何过失就被厂主处以罚款，譬如说，厂主为了强迫工人更紧张地工作。法律只保护厂主，不让工作草率的工人给厂主带来损失，但是不保护工人，不管吝啬成性的厂主怎样盘剥工人。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从别人那里是得不到援助的。他们应该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和跟厂主斗争的问题。
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年11月），《列宁全集》第2卷第31页。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而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甚至在柏林也可以看到。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而且一旦人们要“互相扼住脖子”，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却不是以“精神”的身份，而是用刺刀武装起来出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18页。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1360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7页。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二先令七点五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71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1796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1813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8～809页。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5—806页。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5页。
因此，只要俄国还保存着现行政治制度（即人民毫无权利，不对人民负责的官吏和警察横行霸道），工人就不可能指望设立对他们有利的工业法庭。政府明明知道，工业法庭会很快地促使工人提出更基本的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参加工业法庭，就会马上看出，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剥削工人的地主和厂主可以把他们的代表派到许多更高级的国家机关中去，工人就一定会提出召开全民代表会议的要求。工人使工厂事务和工人的需求在法庭上公开出来，就会马上看出，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现在只有报纸和人民集会才能使这些东西真正公开，为此工人就要提出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政府才把在俄国设立工业法庭的草案埋葬掉了！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71页。
我们只得也在这里提醒一下，社会民主工党所要求的不是这种法庭，不是由官吏仲裁，而是建立由工人和厂主各选出一半代表组成的职业法庭。在政治上自由的国家制度下，只有这种法庭，才能在解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在预审关于发给残废工人恤金问题的控诉和要求方面，给工人以稍稍满意的仲裁。
列宁：《关于发给遭受不幸事故的工人恤金的法令》（1903年9月1日），《列宁文稿》第1卷第131页。
①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储蓄，以备在伤残、疾病、年老、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时，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的需要。因此，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工人实行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决定的改革。
②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病、年老、残废，女工还有怀孕和生育，养育者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要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
③国家杜马通过的政府法案是与合理的保险制度所有这些基本要求根本抵触的，这个政府法案（一）只提到两种保险——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二）只包括一小部分（最多也只有六分之一）俄国无产阶级，许多地区（西伯利亚，政府的修改方案中还有高加索）和许多特别需要保险的部门的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邮电工人、店员等等），都被抛到保险范围以外；（三）规定的补助费少得可怜（完全伤残的补助最多，也只有工资的三分之二，并且工资是按低于实际工资计算的），同时保险费用的绝大部分都由工人负担：草案规定，不仅疾病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负担，而且“小”——实际上是最经常的——伤残的保险费也由工人负担。这个新制度比现行的法律还要坏：现行法律规定，伤残的补助费完全由企业主负担，（四）保险机关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处于官吏（“机关”和保险事务委员会的）、宪兵、警察（他们除了一般监视，还有权指挥它们的活动，调换它们的组成人员等）、企业主（实行事故保险的公司的所有企业主，实行疾病保险的工厂形式的伤病互助会，企业主有规章保证的对它们的影响，等等）的重重监视之下。
④在反动势力猖獗的现在，在反革命势力统治的时期，政府和资本家的代表经过多年预先谈判取得协议以后，也只会产生这样极端粗暴地嘲弄工人的最迫切利益的法律。只有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会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1912年1月），《列宁全集》第17卷448—450页。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9页。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五百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0页。
在同警察国家斗争方面富有各种各样经验的西欧民主主义者早就把警察国家的这种政策叫做糖饼和鞭子。糖饼——这就是对各革命阶级施以小恩小惠，就是在经济上作一些让步，目的是在——这些阶级中引起纠纷，将其中一部分拉拢到自己方面来，迫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的诚意和友爱。鞭子——这就是对所有自己不信任政府、而且还散布不信任的人实行警察迫害。鞭子——这就是对所有谋求工人阶级及其团体、集会、报纸、政治机构和机关的充分自由和完全独立的人实行控制。
列宁：《关于发给遭受不幸事故的工人恤金的法令》（1903年9月1日），《列宁文稿》第1卷第125—126页。
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工人、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在经济方面是不自由也不平等的。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5页。
工人受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谷物法的废除、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印度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被排挤、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全世界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迅速增长以及其他的次要原因，引起了英国大工业这样巨大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工业状况同这种巨大的发展相比，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188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293页。
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189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313--314页。
这种由于多数人（雇佣工人）被剥夺而造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形，既向我们说明了这一行业内小生产者对包买主（大工业家就是包买主）的依赖，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行业中对劳动的压迫。由此可见，劳动者被剥夺和被剥削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关系本身。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为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92页。
要是资本不拚命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抵挡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率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竭力工作，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面这样过度紧张，结果他方面必然会削弱。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无以为生，人们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长时期来英国就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处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摇摆得更加厉害（这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那末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6页。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经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8—300页。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3—634页。
因此，虽然在G～A行为中，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仅仅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因而就这方面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只是处在单纯的货币关系中，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生产资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换句话说，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劳动的卖者是作为别人的劳动力而和它的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当他们在G—A（从工人方面看是A—G）行为中互相对立时，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发表于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页。
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
现代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一小撮资本家的阵营，一个是大多数人的即无产者的阵营。无产者日夜工作，而依旧贫穷。资本家不从事劳动，却总是富有。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无产者仿佛缺乏智慧，资本家别有天才，而是因为资本家夺去了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为资本家剥削无产者。
为什么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的正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自己呢？为什么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呢？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到处都是买卖原则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你们不仅能买消费品，买食品，并且也能买人们的劳动力，买他们的血汗和良心。资本家知道这一切，于是就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他们。而这就是说，资本家成为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主人。无产者却失去支配这种已经卖出的劳动力的权利。就是说，由这种劳动力造成的东西已不归无产者所有，而只归资本家所有，只落到资本家的口袋里。也许你们卖出的劳动力一天能生产值一百卢布的商品，但这和你们无关，不归你们所有，这只和资本家有关，归资本家所有；你们应得的只是你们一天的工资；这工资也许能满足你们必不可少的需要，当然你们要过得很俭省才行。简言之，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无产者，因此资本家也就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此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
但是，为什么是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呢？为什么是无产者被资本家雇佣，而不是资本家被无产者雇佣呢？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因为工厂、土地、矿藏、森林、铁路、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变成了一小撮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是因为无产者被剥夺了这一切。所以资本家为了使工厂开工必须雇佣无产者，否则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所以无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这一切都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质。第一，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是什么统一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它完全分散成各个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第二、同样很明显，这种散漫的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生产出卖的商品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因为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想多得利润，所以他们都尽量多生产商品，结果市场上商品充斥，物价下跌，普遍的危机就随之发生。
由此可见，危机、失业、生产中断、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无组织性的直接结果。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3—305页。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一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7—678页。
商品价值的第二个部分，是雇佣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它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是决定了的，是和劳动力所要进入的生产过程无关的，在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它在流通行为中，即在劳动力的买卖中已经固定下来。雇佣工人通过执行他的职能——耗费他的劳动力——生产出一个与资本家为使用他的劳动力应支付给他的价值相等的商品价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这个价值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货币形式把它支付给工人。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只是他应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这部分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商品价值，它和剩余价值一样，都是由劳动力的以往的耗费构成的。同样，这个事实也不受下述情况的影响：资本家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对工人来说，采取收入的形式，由此不仅劳动力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雇佣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发表于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0页。
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一方面是资本家，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垄断者，另一方面是工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要这种社会组织存在，工资规律就依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锻造锁链，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的，却被资本家所垄断的产品的奴隶。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1881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7—279页。
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
因为劳动是工人本身的活动，是他自己劳动能力的实现，所以他作为劳动的人，作为工人进入这个过程，并且，对于买者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具有正在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的存在以外，不具有任何其他存在。因此，这不是一个从事劳动的人，而是活动的人格化的劳动能力即工人。富有特征意义的是，在英国，根据工人的劳动能力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器官——即他们自己的双手，把工人叫做“人手”。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5页。
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93页。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十三岁以下的只准劳动六小时的童工叫做“半日工”。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71页。
劳动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窑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十一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屯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十二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十二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假如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77页—478页。
劳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地，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私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却属于它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工人使他不能再获得利益或者不能使他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为其工资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资产阶级中间寻找一个买主，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8—479页。
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谈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愈多的“帮手”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帮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帮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的竞赛中，劳动不仅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冢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1881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4—275页。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4页。
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7页。
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5页。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像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无关的无谓消耗。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7页。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和对立
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5—456页。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劳动使用上必要的程度。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所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9—210页。
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6—627页。
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无非是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创造较多的产品，从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条件，——这一事实，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定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噬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财产，即有机的社会躯体。使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在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第360—361页。
只要工人创造财富，他就因而成为资本的力量，同样，劳动生产力的全部发挥也就是资本生产力的发挥。工人自身出卖的而又总是获得等价物补偿的东西，就是劳动能力本身，是一定的价值，它的量可能在一个较大或者较小的范围内波动，但是，按照概念来说总是可以归结为维持劳动能力本身即工人能够作为工人继续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过去的物化劳动就统治现在的活劳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如果实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物的条件，从而现实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工具、材料、生活资料，在工人面前表现为异己的、独立的、反过来把活劳动当作保存并增殖自身（工具、材料、生活资料之所以交给劳动，只是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的权力，如果这种情况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那么，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颠倒就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上更多地表现出来。劳动的物的条件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而如果从交换价值方面来考察这些条件，它们就只是物化形式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年—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23—124页。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7页。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持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9—630页。
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679页。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7页。
在机器体系中，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从下面这一方面来看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析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
但是，这并不是机器体系产生时一般所经过的道路，更不是机器体系详细改进所走过的道路。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关于力的节省问题。）因此，在这里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由于这种转移，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贬值了。由此产生了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过去是活的工人的活动，现在成了机器的活动。所以，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像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劳动的资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第216—217页。
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事情，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干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价值增殖过程，这一点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它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在作为机器体系存在的固定资本中，资本这一把创造价值的活动占为己有的价值的关系，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与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第208—209页。
机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对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像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对机器的运转，对机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第208页。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2—463页。
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8页。
我们将放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极其精细的研究，而来谈一谈讨论资本积累的那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因此，存在着这种情况：一方面经常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经常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活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殖起来，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无产的工人阶级。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0页。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3页。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表现，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4页。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就愈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但是他们又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还能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如同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也不免要受到竞争方面一切偶然情况的影响，也不免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增加，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属品，他所担任的只不过是一些极其简单的、极其单调的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也就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命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都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但如此，机器的采用范围愈广，分工愈细，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操作过程的加速，等等。
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本厂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横制度愈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那末它就愈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
手工劳动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的工业愈发达，那末男工劳动也就愈受到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排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是劳动工具，仅仅因为他们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需要有多寡不一的费用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2—473页。
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灭亡。资本若不剥削劳动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资本就得购买劳动。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殖愈快，也就是说，产业愈繁荣，资产阶级愈发财，生意愈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愈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愈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所谓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一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90—491页。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已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2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36页。
第六节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只要对积累，即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初步考察，就可以看到，全部剩余劳动表现为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和剩余劳动（利润、利息、地租）。因为在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中显出：剩余劳动本身采取资本的形式，工人的无酬劳动作为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总和同工人相对立。在这种形式中，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总和作为他人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以致作为工人劳动的前提的资本看来似乎和这种劳动无关。资本表现为现成的价值量，而工人只是必须增加它的价值。至于说到剥削，则不是指工人过去劳动的产品（也不是指以下任何情况，这种情况影响或提高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而与这种过去劳动所进入的特殊劳动过程无关）或这种产品的补偿，而始终只是指工人现在劳动被剥削的方式和程度。只要单个资本家按原有的（或扩大的）规模继续生产，资本的补偿就好像是一种对工人没有影响的行为，因为即使劳动条件归工人所有，他自己也必须用总产品的一部分补偿这些劳动条件，以便按原有的规模继续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而后者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是必需的）但是，资本的这种补偿在三个方面影响工人：（1）劳动条件作为不属于工人的财产，作为资本的永恒化，使工人作为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恒化，从而使工人始终要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白白为他人劳动的命运永恒化；（2）这些生产条件的扩大，换句话说，资本的积累，使得靠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数量和人数增多，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的状况恶化！（3）最后，由于劳动条件以愈来愈庞大的形式，愈来愈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在单个工人面前，所以，对工人来说，像过去在小生产中那样，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88—389页。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罨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708页。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3页。
……劳动价格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这里涉及到下列各点：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生活资料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定量人口供资本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力贬值了。从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家庭的成年家长的工资不仅不需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劳动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量，——既有必要劳动，也有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力总量就贬值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59—560页。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05页。
工人阶级的状况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
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57—358页。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1885年2月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28—229页。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农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4页。
生产力提高后，工人的状况与资本家的状况相对恶化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问，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3—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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