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当世界革命实现的时候，当不再需要第四个同盟者——农民的时候，情况会怎样呢？对农民的看法又将怎样呢？”
第一、说“在世界革命以后”就不再需要农民了，这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在世界革命以后”，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必然一日千里地前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农民是不行的，同样地，农民要摆脱贫困，没有无产阶级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西方革命胜利以后并不会削弱，相反地，一定会加强起来。
第二、“在世界革命以后”，当我们的建设工作百倍加强的时候，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集团势必消失，变成土地和工厂的劳动者，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地位将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将逐渐变成一个融合物，变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变成一个由过去是工人和农民后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就是我们对“世界革命胜利以后”的农民的看法。
在我的演说中所谈到的并不是我们党将来怎样看待农民的问题，而是在此刻，在目前，当西方资本家开始稍微恢复元气的时候，四个同盟者中间哪一个是工人阶级最直接的同盟者和最直接的助手的问题。
为什么我在演说中要这样提问题呢？因为我们党内有些人愚蠢地糊涂地认为农民不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党内有这种人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种人是有的。我的演说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人，并因此证明：目前农民是工人阶级最直接的同盟者，那些散布不信任农民的思想的人会不自觉地断送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说，既会断送工人的事业，又会断送农民的事业。
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1926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89—90页。
第九章 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问题
必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解决同社会主义变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后一个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个帝国主义联盟间的长期战争摧毁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威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达到了极点，殖民地和附属国也随同“宗主国”的工人阶级加入了解放运动，民族问题转变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开始变为实际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成了当前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能满足于前一时期的政策，他们认为必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党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帝国主义军队从殖民地和附属国境内驱逐出去并保证殖民地和附属国有分离和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消除民族仇视和民族主义并巩固各族人民间的国际联系，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和在这个基础上树立各族人民间兄弟般的合作，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条件下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最好办法。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ro11卷第302页。
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年2月10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页。
未必用得着证明，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1917年），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1917年），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蒙古、中国某些领土的野心等等，那末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4页。
如果我们只是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斗争，那末这一斗争就会遮盖住鞑靼等等沙文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后-一种斗争正在各地展开，而且在现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是特别危险的。我们不能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只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同我们建设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同地方沙文主义作斗争——我们才能取得胜利，不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和其他民族的工农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团结。不这样，就会助长地方沙文主义的气焰，造成奖励地方沙文主义的政策，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让我在这里引证一下列宁同志的话。我本来不想这样做，但是因为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随便引证列宁同志的话，歪曲了他的话。那就让我来读一下列宁同志的一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的几句话：
“无产阶级应当要求被‘它的’民族所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阶级团结就不可静实现。”
这可以说是统治民族或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者的义务。其次，列宁谈到过去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或共产党员的义务时说：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特别坚持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无条件的（包括实现组织上的）大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诡计、叛变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
可见，如果要追随列宁同志前进（在座的有些同志是向他宣过誓的），那就必须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和同地方沙文主义作斗争这两个提纲保留在决议案中，并把它们看做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看做同沙文主义作斗争的提纲。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7—218页。
在现有一切压迫形式中，民族压迫是最精巧最危险的一种形式。所以精巧，是因为它便于掩盖资产阶级的强盗面目。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挑起民族冲突来巧妙地使资产阶级免受打击．过去欧洲的掠夺者所以能够把工人抛到世界屠场上去互相残杀，至今他们所以还能够使这种屠杀继续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麻醉欧洲工人头脑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力量还没有枯竭。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把它打出这个阵地。但是不谈民族问题，忽视和否定民族问题，像我们某些同志所做的那样，这还不就是摧毁民族主义。远远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只能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利。要摧毁民族主义，首先必须提出并解决民族问题。但是要公开地、用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把它放到苏维埃的轨道上来，使它完完全全服从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击落资产阶级手中最后的精神武器。现在建立鞑靼一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就是实际解决对我国整个革命很重要的这一总问题。让这个自治共和国成为给东部伊斯兰教民族照耀摆脱压迫道路的活的灯塔吧！
斯大林：《在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鼻筹备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84页。
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
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醒过来的鲜明标志。
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1918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53页。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充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奥匈帝国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都十分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问题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问题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逻辑的结局。
外国干涉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锐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作革命搏斗的地区。
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这样，民族问题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7页。
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里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运动才特别发展了起来，民族斗争才特别尖锐了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和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融合起来。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月—2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5页。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现代俄国民族问题极其困难的地方），是无法预先估计到的。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月—5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41页。
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月—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54页。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8月5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
社会变革不能是各国无产者的一致行动，理由很简单，就是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开始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关于这点我们在我们提纲第6节中已经提到了，但是，皮.基也夫斯基由于不注意或者不善于思考，根本“没有觉察到”我们提出这一节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相反地，这恰恰是为了驳斥那些讽刺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皮.基也夫斯基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一封信《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中可以读到对一种实在的而不只是许愿的“思想”的具体说明：幻想“各国无产者采取联合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束之高阁，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
不是各国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才会用联合的行动实现社会主义。正因为皮.基也夫斯基不懂这个道理，他才犯了错误。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性早已消失不见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性，确立阶级共同性。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我们提纲第6节）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这些民族在客观上还具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
恩格斯曾拿印度作为这些民族的范例，他指出，印度可能完全反对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因为恩格斯同可笑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大不相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认为，在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必采取一定的民主措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除各个地方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在哪些国家取得了胜利，就会改造那些国家。但是，这种改造不能一下子实现，并且“战胜”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得到的。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月—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52—53页。
社会主义开辟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马克思 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
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488页。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月—2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20页。
苏维埃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消灭民族压迫、确立民族平等、保证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条件。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年2月10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国家建设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他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独存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月—5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6页。
从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上所提出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
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精神，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平“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精神。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精神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月—5月），《列宁全集》第20卷411页。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的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精神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化。要无产阶级表现“实际精神”，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把它们当作绝对的东西。而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应当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权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是最能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只是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这种要求的“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月—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9—410页。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一个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总是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总是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才能广泛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为国家的统一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和它在一起的还有它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分别团结起来，消灭一切老旧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界限。
关于民族自决权，即关于民族有分离和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要专门来谈。但是，只要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除了通过这种国家（同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事业的暂时成就，就放弃—了两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交往、融合、同化的利益，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十足的资产者的行为，而且还是近视的、狭隘的、愚蠢的资产者即市侩的行为。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跟随他们的尤尔凯维奇和董措夫先生等等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而我们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可以保证劳动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可以保证民主的利益，没有民主，无论乌克兰的自治或乌克兰的独立，都是不可思议的。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4—15页。
我们夺得政权之后，必须立刻承认芬兰、乌克兰，阿尔明尼亚以及一切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利。但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决不愿意分离。我们希望有一个尽量大的国家，尽量紧密的联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毗邻而居；我们这样希望是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为了尽量多地吸引各民族劳动人民来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希望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联合，而不是分离。我们希望的是革命的联合，因此我们不提一切国家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因为社会革命只把已经过渡到或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在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国家等实行联合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我们希望的是自由的联合，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分离自由（没有分离的自由就无所谓自由的联合）。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大俄罗斯人一概仇恨、一概不信任的阴影，要消除这种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
列宁：《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19—2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6页。
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再没有比野蛮的成见和迷信更加可恨的敌人了，而工人阶级的敌人却在愚昧无知的群众中散播这些毒素。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压迫。
工人阶级应当用自己对于必须实行完全平等、完全和彻底摈弃任何民族的任何特权的信念来反对黑帮的宣传，黑帮企图用这种宣传转移工人阶级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黑帮对异族人的迫害。
列宁：《民族平等》（1914年4月16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32—233页。
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真正的民主派举起了各民族完全平等的旗帜，发出了各民族工人在他们的阶级斗争中融合起来的号召。我们就是持着这种观点反对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文化自治是要把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按照民族划分开来，或者把教育事业从国家管理分出来交给各个单独组成的民族联盟管理。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省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省和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省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毫无条件地承认各种语言的充分自由，否认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一个民主国家不容许在社会事业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门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或对其他民族妄自尊大的现象。
列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914年4月19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8页。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在估计这个社会时，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要使这种承认不致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就应该极严格地只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的东西，——应该使这种承认不致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过来，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争取人民自主，争取民族自主，这是进步的，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坚持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职责。这主要是一项消极任务。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资产阶级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积极”活动。
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某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18页。
要求承认每个民族具有自决权，这件事本身仅仅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反对各种各样企图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人民自决权的行为。我们一直履行着自己这种否定的义务（对暴力进行斗争和提出抗议），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样做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权。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每时每刻都必须实现的总的基本纲领，应当只要求公民（不分性别、语言，宗教、种族、民族等等）的完全平等和公民的自由民主的自决权。而支持民族自治要求，则决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只是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支持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对于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特殊情况并不存在，这是“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自己也承认的。
列宁：《论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1903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95—296页。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联盟（指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编者）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宣言中说：“鉴于俄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而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又各不相同，要保障这些不同民族的利益，只有广泛发展地方自治，因此我们认为将来自由的俄国必须建立一个联邦制的（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共和国。至于高加索，由于它的居民分属于很多的民族，我们将努力团结各地不同民族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我们将努力建立一个统一而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便更有效地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在将来的俄国，我们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因为我们只把民族自由看作是一般公民自由的一种形式。根据这种情况，同时考虑到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高加索民族很多，各民族之间又不存在地理上的界限，因此我们认为把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政治自治的要求列入我们的纲领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求文化生活方面的自治，即语言、学校、教育等方面的自由。”
我们衷心祝贺“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宣言，特别是祝贺它在正确提出民族问题方面所做的卓越尝试。我们殷切希望把这种尝试进行到底。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问题上都应当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联盟都拟定得非常正确。这就是：第一，不是要求民族自治，而是要求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完全平权，第二，要求国内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但是“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还没有完全贯彻这两个原则。事实上，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能不能提出成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要求呢？联邦制的前提是存在着自治的、民族的、政治的整体，而联盟却拒绝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联盟如果要立论前后完全一致，就应当从纲领中删去成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要求，而只是提出成立一股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鼓吹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提出这类必然导向要求成立阶级自治国家的要求，也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各民族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列宁：《论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1903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294一295页。
第三节 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组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组织
我们还应当解决如何把各个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组成一个共同政党的问题。有一种方案主张按民族来组织工人，就是说，有几个民族就有几个政党。这个方案被社会民主党否决了。实践表明，把同一国家的无产阶级按民族组织起来只能使阶级团结的思想归于毁灭。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所有无产者应当组成一个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
总之，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条：
（甲）承认各民族有分离权；
（乙）留在同一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实行区域自治；
（丙）为少数民族制定特别的法律以保障它们的自由发展；
（丁）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组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月代表会议）》（1917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51—52页。
鲍威尔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其实就是暗中企图把巴枯宁的学说改头换面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任何这样的企图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产的因素。
至于鲍成尔竭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如果民族自治是从这种可疑的原则出发，那就必须承认民族自治只能有害于工人运动。
固然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如此明显，因为它是用社会主义的辞藻巧妙地伪装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无产阶级就更加有害。公开的民族主义总可以对付，因为它是不难识破的。要和伪装的不易识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那就困难得多。它既然装上社会主义的铁甲，也就较难攻破而更加顽强了。它既然存在于工人中间，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离的有害思想，也就把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了。
但是民族自治的害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分裂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基础。民族自治的思想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的政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前提。党一分裂，工会就跟着分裂，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离。统一的阶级运动就这样分成一些单独的民族细流。
奥国，“民族自治”的故乡，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惨痛的例证。奥国社会民主党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从1897年（党的维表大姆堡代表大会）起它就开始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党。从党的布隆代会（1899年）采纳了民族自治以后，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后竟使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的政党分成了现在的六个民族政党，其中捷克族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愿和日耳曼族的社会民主党打交道。
但是工会和党是有联系的。奥国党内和工会内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工人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这就令人耽忧党内的分离主义会使工会也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而陷于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工会也按民族分开了。现在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坏日耳曼族工人的罢工，或在选举市政局时和捷克族资本家一起反对日耳曼族工人。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25—326页。
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工贼行为，社会民主党内的精神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主义的结果。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国际主义原则来进行组织。
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团结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集体团结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55页。
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阿尔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正轨，那末，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自己的别族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因此，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
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主义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独存的精神。
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
……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主义，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那末崩得就要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他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阔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之，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j6—358页。
在同专制制度、同全俄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成为统一的、集中的和战斗的组织，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依靠由于经常共同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建立各行其事的组织，不应当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政党而削弱自己进攻的力量，不应当散播隔膜和分散，然后又用声名狼藉的“联邦制”的膏药来医治自己故意造成的疾病。
列宁：《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1903年2月15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302页。
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愈疯狂地企图镇压或分裂它。用暴力来镇压和用资产阶级影响来分裂，这两种方法正在全世界、在各个国家中经常地运用着，统治阶级的各个党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而采取那种方法。
在俄国，特别在1905年以后，当最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地看到单靠使用暴力没有指望的时候，各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与集团就越发经常地宣传各种各样的能够削弱工人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用这种方法来分化工人。
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鼓吹无产阶级实行分裂。
觉悟的工人正用全副力量反击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不论是粗暴的、暴力的、黑帮的民族主义，还是鼓吹各民族平等同时又要……按民族分裂工人事业、分裂工人组织、分裂工人运动的最精致的民族主义。觉悟的工人正在执行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一九一三年夏天）一次会议的决议，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不同，不但坚持各种民族和各种语言必须有最完全、最一贯、最彻底的平等，而且还坚持各个民族工人必须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融合起来。
列宁：《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1914年5月10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87页。
觉悟的工人已经懂得，“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是教权派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管他们所指的文化是大俄罗斯的，乌克兰的，犹太的，波兰的，格鲁吉亚的，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当民族还没有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可以作为向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进行斗争的统一而完整的口号的。但是后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到处都燃烧起来了。“统一的”民族分裂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
只有教权派或资产者才会谈论一般民族文化。劳动群众只会谈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国际）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标志着各民族之间完全的、真正的、真实的平等，才标志着民族压迫的消除和民主的实现。只有把一切工人组织中的各民族工人团结和融合起来，向资本进行斗争，才能“解决民族同题”。
列宁：《尼康主教是怎样维护乌克兰人的？》（1913年9月13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80一381页。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语言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争吵不休，而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都无条件地团结起来，并且完：全汇合在一起，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民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对资本（它已经成为国际资本，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保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
列宁：《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1913年9月6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55—356页。
已经开始的革命高潮，群众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街头示威游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众的公开革命斗争，都将有助于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不分民族的、亲密无间的团结和溶合，从而加强对压迫俄国各民族的沙皇制度的冲击，加强反对联合起来的俄国各族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的通报和决议》（1913年2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458页。
我记得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中间呈现出一片兄弟般团结的景象，当时阿尔明尼亚工人、格鲁吉亚工人、阿捷尔拜疆工人和俄罗斯工人兄弟般地团结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而现在，当我到达梯弗里斯之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南高加索各民族工人之间过去的那种团结已经没有了。民族主义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增长了，对其他民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绪加深了：反阿尔明尼亚的、反鞑靼的、反格鲁吉亚的、反俄罗斯的和其他种种民族主义现在极其盛行。旧的兄弟般的信任的关系破裂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削弱了。显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政府（孟什维克）、阿捷尔拜疆民族主义政府（木沙瓦特党人）和阿尔明尼亚民族主义政府（达什纳克党人）存在三年之久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民族主义政府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政策，向劳动者灌输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致民族主义的仇视气氛包围住了这些小国中的每个国家，使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得不到俄罗斯的粮食和阿捷尔拜疆的石油，使阿捷尔拜疆和俄罗斯得不到经过巴土姆运来的商品。至于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的战争）和互相残杀（阿尔明尼亚和鞑靼的互相残杀），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民族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毒素的环境里，原有的国际主义关系破裂了，工人的意识遭到了民族主义毒素的侵害，这是不足为怪的。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残余在工人中间还没有被铲除，这种情况（民族主义）就成了使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活动方面联合起来的极大障碍。我已经说过，没有这种联合，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格鲁吉亚在经济上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因此，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当前的任务就是：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恢复孟什维克民族主义政府出现以前原有的那种兄弟般的国际主义关系，从而造成一种使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得以联合起来并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得以恢复所必需的相互信任的健康气氛。
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1921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6—78页。
第四节 一国内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同化是进步的
反对乌克兰人谋求解放的愿望的是大俄罗斯和波兰的地主阶—级以及这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什么社会力量能够抗拒这些阶级呢？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已经提供了一个实际的回答：只有率领民主农民的工人阶级才是这样的力量。真正的民主力量如果获得胜利，民族暴行就不可能存在，而尤尔凯维奇既力求分裂并以此削弱这种真正的民主力量，因此他不仅出卖了一般民主的利益，而且出卖了自己祖国乌克兰的利益。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谈不上这一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限制的。南部的即乌克兰的更为迅速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完全确定已经有几十年了，乌克兰把大俄罗斯几万几十万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庄、吸引到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方面，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一事实无疑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的愚蠢、落后、定居和极不开化的农民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破坏了大俄罗斯的也破坏了乌克兰的独特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会出现国家疆界，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灭具有进步性一样。乌克兰和大俄罗斯愈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广泛愈迅速，到那时资本主义将会更加有力地把国内各区域和各邻国（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了邻国）中所有民族的工人即劳动群众吸收到城市、矿山和工厂里去。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一14页。
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一个国家内各民族的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如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和教育组织等等中融合起来。
列宁：《1913年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决议》（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5—427页。
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谁就不能不看到各个偏僻角落，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的民族保守状态破坏的事实。
就拿俄国和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来说吧。自然，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者了，都会坚决反对对乌克兰人的那种骇人听闻的侮辱，都会要求使他们完全平等。但是，如果削弱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现有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甚至从乌克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任务”来看，这也是愚蠢的政策。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2—I3页。
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
列宁：《关干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i9页。
第五节 自觉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
自觉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氏族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他们在同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是最精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不仅要坚持在同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使各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而且还要坚持使他们融合起来。我们的任务不是使各个民族分开，而是使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写在我们旗帜上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主义（国际）文化，因为这种文化能使一切民族在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中融合起来，现在这种文化已经由于国际资本的联合而形成起来。
列宁：《再论按民族分校》（1913年12月17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2—553页。
资产阶级唆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千方百计地分裂他们。觉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们竭力去启发落后国家的同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列宁：《资本主义与工人移民》（1913年10月29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456页。
如果历史解决问题是有利于大俄罗斯大国资本主义的，那末，可以得出结论说：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的社会主义作用将更加巨大。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民族完全平等和友爱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因此，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看，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来坚持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隶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英国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半个英国人，他为了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仍然要求保障爱尔兰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我们俄国土生土长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一些人，在我们所谈的第二种假定的情况下，不仅会成为自己祖国的叛徒，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的叛徒，而且会背弃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即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86—87页。
在一些文明国家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在整个国家结构和国家管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瑞士）的条件下才有的那种同民族和平十分近似（比较地说）的局面。彻底民主制（如共和国、民警、人民选举官吏等等）的口号，正在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每个民族的一切先进分子联合起来，为争取彻底消除民族特权的条件而斗争，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一般“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可以把无产阶级和各民族的先进民主派（那些不要求隔绝，而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各民族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分子）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把它同各个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起来。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241页。
第六节 不同国家的工人实行最密切的亲近和融合
每一个头脑清醒的工人都会“想一想”：正是这位皮.基也夫斯基教我们工人喊“从殖民地滚出去”的。就是说，我们大俄罗斯工人应当要求本国政府滚出蒙古、土尔克斯坦和波斯，英国工人应当要求英国政府滚出埃及、印度和波斯等等。但是，难道这就意味我们无产者要同埃及的工人农民，同蒙古、土尔克斯坦或印度的工人农民实行分离吗？难道这就意味我们要劝告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去同觉悟的欧洲无产阶级实行“分离”吗？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一贯主张各先进国家的觉悟工人应当同一切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奴隶实行最密切的亲近和融合。我们无论在过去或将来，总是忠告一切被压迫国家（包括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不要同我们分离，而要尽可能地同我们亲近和融合起来。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5年8月—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61页。
各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愈是拚命分裂工人，挑拨工人自相残杀，愈是为了这个崇高目的疯狂地采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制度（甚至目前在战争时期，对“国内”敌人的迫害也远比对国外敌人的迫害厉害得多），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愈要负起责任，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匪帮的沙文主义叫嚣，维护自己的阶级团结，捍卫自己的国际主义，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觉悟的工人放弃这项任务，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解放的和民主的要求，更谈不到坚持社会主义的要求了。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10月11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一12页。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受压迫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沙皇政府不仅使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1849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光是照顾宫廷狗党的利益。
列宁：《中国的战争》（1900年12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338页。
第七节 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既然坚持民族文化的口号，并且想根据这个口号制定一个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完整计划和实际纲领，那末他们事实上就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中间去。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9页。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图借攻击“异族人”来离间和腐蚀工人阶级，以便于麻醉工人阶级。觉悟工人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在实践中坚持各族工人的完全平等和团结。
民族主义者先生们在宣布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异族人的时候，忘记补充一句，大俄罗斯人（唯一的非“异族人”）在俄国至多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这就是说，“异族人”占多数！少数不给这个多数好处，不给这个多数实现政治自由、民族平等，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的好处，怎么能控制多数呢？
民族主义者攻击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说他们实行“分离主义”，说他们力求分离，企图这样来捍卫大俄罗斯地主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对“自己”国家的特权。工人阶级是反对任何特权的，因此工人阶级捍卫民族自决权。
觉悟的工人并不宣传分离；他们知道大国的好处和广大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的好处。但是，只有在各民族真正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大国才可能是民主的，而要有这样的平等，就必须有分离权。
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民族特权的斗争，是同捍卫分离权密切联系着的。
列宁：《再论“民族主义”》（1914年2月20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98一99页。
对于无产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最大的信任。那末需要什么呢？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而且需要这样或那样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过去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员，这是用不着多作详细解释的。我想，在这里，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取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如果一个格鲁吉亚人蔑视事情的这一方面，轻蔑地滥用“社会民族主义”这个指责（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这个格鲁吉亚人就在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对待民族不公平更能阻挠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侮辱”的民族的人对平等感、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同志破坏这一平等（哪怕是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是最敏感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比让步不够、温和不够要好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要形式地对待民族问题，而要估计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的必然有的差别。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31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632页
任何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间起极大的腐蚀作用，都会使争取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31年10月—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5页。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会进行争取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哪怕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月—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96页。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笼统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谈去反对兼并和赞成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某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月—2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
从民族问题的角度看来，压迫民族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实际地位是不是一样的呢？
不，是不一样的。
（1）在经济上有区别。压迫民族的资产者用一贯加倍盘剥被压迫民族工人的办法掠取超额利润，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中分享一点残羹剩饭。此外，经济资料表明，压迫民族工人当“工头”的百分数要比被压迫民族工人当“工头”的百分数高，压迫民族工人升为工人阶级贵族的百分数也大。这是事实。压迫民族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被压迫民族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勾当。
（2）在政治上有区别。与被压迫民族工人比较，压迫民族工人在许多政治生活方面都占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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