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索科里尼奇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11月7日），《列宁文稿》第8卷第317页。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对我们的任何帮助，——不管他怎么称呼自己，只要他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让步”（带引号的让步），不管对我们提出怎样挑衅性的声明，我们还是要“让步”，因为我们知道，工作是多么困难。而解散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管理总局，我们是不能照办的。有人说我们不信任工人阶级，不让工人参加领导机关，这完全是谎话。工人中只要有多少能够做些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我们都要把他们找来，并且乐于使用他们，锻炼他们。如果党不相信工人阶级，不让工人担负重要职务，这样的党是应该打倒的，—一把你们的话都说出来吧！我已经指出，这是谎话，我们苦干力量不足，对多少有些工作能力的人的微小帮助，尤其是工人的帮助，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人。因此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对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支持，——而这是需要几十万人的。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8月8日—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94页。
有些同志来到莫斯科以后常常竭力拿“商品的外表”给人看，说在他们的农村中一切都很顺利。这样官僚主义地谈顺利有时简直令人作呕。其实很明显，没有而且也不会有顺利。显然，缺点是有的，但是不要害怕批评，应当揭露这些缺点，然后加以消除。要知道，现在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我们全党让非党的农民和工人来批评我们，或者是他们用暴动的方式来批评我们。格鲁吉亚暴动是批评。唐波夫暴动也是批评。喀琅施塔得暴动为什么不是批评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不官僚主义地谈顺利，处理问题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害怕批评并且让非党的工人和农民（要知道，他们亲身体验着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来批评我们，或者是我们不这样做，让不满情绪逐渐积累逐渐增长起来，到那时批评就会采取暴动的形式。
斯大林：《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1925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页。
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生活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青年团组织、工会组织或经济组织。人们说到官僚主义分子的时候，通常是指那些非党的旧官吏，这些人在我们的讽刺画中通常被画成是戴眼镜的。（笑声）同志们，这是不完全对的。如果问题只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末反官僚主义斗争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糟糕的是问题并不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同志们，问题足在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问题是在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最后，问题是在共产党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给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就拿我们党组织来说吧。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斯摩棱斯克事件、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等等。试问，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激起党员群众对这些腐化分子的愤恨并且让他们有可能把这些分子撵出去，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或者拿青年团来说。你们当然不会否认，在青年团的某些组织里有些彻头彻尾的腐化分子，向这些分子展开无情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暂且不谈腐化分子。我们就拿最近的事实来说，青年团内存在着以个人为对像的无原则的小集团斗争，弄得团内乌烟瘴气。为什么在青年团里“柯萨列夫之流”和“索波列夫之流”要多少就有多少，而要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打着灯笼去找呢？（鼓掌）这个事实不是说明青年团上层机构的某些环节正处在官僚主义的僵化过程中，又是说明什么呢？
而工会呢？谁会否认在工会里有的是官僚主义呢？在企业中我们有生产会议，在工会中我们有临时监察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任务是：唤起群众，揭发我们的缺点，指出改进我们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这些组织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呢？为什么这些组织不是生气勃勃的呢？工会里的官僚主义加上党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使工人阶级的这些极重要的组织不能发挥作用，这不是很明显吗？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0一61页。
反官僚主义斗争问题。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埋没了潜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使我们不能利用，它力图打消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用文牍主义束缚它，结果使党的每一新的创举都变成琐碎无聊的小事。其次，官僚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反对检查执行情况，企图把领导机关的重要指示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空文。有危险的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我们机关留用的那些旧官僚主义分子，而是——特别是——那些新官僚主义分子，即苏维埃的官僚主义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也决不足扮演末等角色。我指的是那些把文牍主义的命令和“指令”奉为偶像的“共产党员”，他们力图用这样的命令和“指令”来代替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
任务在于击破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官僚主义，消灭官僚主义的“风俗”和“习惯”，为利用我国制度的后备力量，为发挥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扫清道路。
这个任务是不轻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我们国家，那就无论如何应该解决它。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党进行着四方面的工作：开展自我批评，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清洗机关以及从下面提拔工人阶级中的忠诚的工作人员参加机关工作。
斯大林：《联共（布）巾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6—287页。
首先，党开展了广泛的自我批评，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建设工作的缺点上，集中在我们各组织和各机关的缺点上。
……
其次，党组织了广泛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提出了把异己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从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的口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30年3月16日关于提拔工人参加国家机关和吸收广大工人监督苏维埃机关（工厂自愿辅助运动）的著名决议就是这个运动的继续。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激起了工人群众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加深了，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党，整个整个的车间和工厂的工人通过决议要求入党。最后，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我们的组织清除了许多保守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摆脱了旧的机会主义的领导。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8月），《斯大林垒纂》第12卷第273—271页。
如果有一个中央委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藐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那就不能要求工人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有两种纪律：一种是工人的纪律，另一种是要人的纪律。纪律应当只有一种。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页。
你刚才问我，在我们这里是否由一个人决定一切。我们的工人现在决不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一个人专政。在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完全垮台，就会一钱不值。普列汉诺夫曾经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脚，工人就把他忘记了，就离开他并且把他忘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当然还不如普列汉诺夫那样。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2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8一99页。
同志们！你们应当记住，我们党是执政的党，那些不可靠的、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企图升官发财的分子往往整批整批地钻进我们党来，或者竭力设法钻进来，因而把腐化和守旧思想带进党里来。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护党，不让这些分子钻进党里来。必须永远记住，政党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的坚定和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
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1921年7月6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9页。
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本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本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始终做领导者，它就应当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应当改正自己的政策，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纠正这种错误。只要从我们党的历史中援引一件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例如在废除余粮收集制时期前，工农群众显然不满意我们的政策，当时党就公开而诚恳地重新审查这个政策。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9页。
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他。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次扩大会议》（1926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
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上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机关和工会组织，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
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74一175页。
最近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由于“面向农村”的口号而渐渐把工人忘记了，他们忽略了在面向农村的同时，我们不能背向城市，首先不能背向无产阶级。这同样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新事实。应当记住，近来工人阶级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特别增长和加强了。这就是我国统治阶级的主人翁感的增长。同志们，这是我们整个工作中最巨大的成就，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感到自己不仅是劳动阶级，而且是领导阶级，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哪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注意到无产阶级的这种主人翁感，他就是一点也不了解新环境，严格地说，他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就一定会失败。因此，我们在讲到“面向农村”的口号时应当同时记住：工人阶级是负有实现这个口号的使命的基本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真正的领导力量，这个口号才能实现。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终究会懂得：绝对必须用最关心和最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一切需要。
斯大林：《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1925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77一178页。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把民主问题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某种绝对的、超出时间和空间以外的东西的问题。我想以此说明，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为了使这种党内民主成为可能，就需要有两个条件或者两类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没有这两类条件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
第一、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增长起来，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在质量上也增长起来。必须使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也在质量上，而且首先是靠吸收国内无产阶级分子增长起来。为了能够提出真正实行党内民主而不是在纸上实行党内民主这个问题，这些内部性质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每当我们党的机关把自己的触角仲进国家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时，它往往不得不使这些机构中的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路线相适应。具体地说：党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时也要征收粮食税，进行某种运动，因为没有运动，没有党的帮助，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处于两条火线中间：一方面必须纠正按旧方式活动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路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同工人的联系。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往往自己也官僚主义化了。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年7-1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一11页。
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求成发号施令的旧习惯，依然存在于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
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3页。
第七节 党和工人阶级
加强党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们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1930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4页。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末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实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0一151页。
党的威信是由工人阶级的信任来维持的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个国家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一定包含暴力概念。如果按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来了解，那末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列宁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就是“直接凭藉暴力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23卷第84页）。因此，说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并把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那就等于说党不仅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并且应当是对本阶级使用暴力的一种专政者，这种说法当然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谁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默认可以把党的威信建筑在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基础上，而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是和列宁主义完全不相容的。党的威信是由工人阶级的信任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任却不是用暴力所能取得的（用暴力只能丧失工人阶级的信任），而是要靠党的正确理论，要靠党的正确政策，要靠党对工人阶级的忠诚，要靠党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要靠党有决心和本领说服群众相信它的口号的正确，才可以取得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1页。
（一）列宁使用党专政这个词并不是指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凭藉暴力的政权”）而言，而是指其转义而言，即指党独掌领导而言。
（二）谁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曲解列宁的意思，就是错误地给党加上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
（三）谁给党加上这种党本来所没有的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谁就是违背了先锋队和本阶级间、党和无产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起码要求。
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党和本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工人阶级中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关系问题了。
按列宁所下的定义，这种相互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的相互信任”（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2卷第189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说，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群众的革命本能，应当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它不仅应当教导群众，而且应当向群众学习。
第二、这就是说，党应当每天每天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应当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当命令群众，而首先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经验来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所以它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
违背这些条件就是破坏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就是损害“相互信任”，就是既破坏阶级纪律，又破坏党的纪律。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2—43页。
……必须努力提高党对群众的领导的质量，从而更顺利地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来参加我们的整个建设工作。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来表现自己的领导意志的。以一个不好的党为首来领导建设是不可能的。要使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就必须使它的党真正担负得起群众的最高领导者的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怎样呢？那就必须使党的领导不是形式主义的领导，不是纸上的领导，而是实际的领导。那就必须使党的领导具有最大限度灵活性。
有人说，如果不把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不能在我们的建设战线上取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使广大群众参加我们的建设事业，就必须正确地、灵活地、稳番地领导这些群众。应当由谁来领导群众呢？应当由党来领导群众。但是，党如果不考虑到近几年来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变化，它就不能领导群众。现在不能用老一套办法了，不能仅仅用命令和指示来领导了。这样领导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简单的形式主义的领导只能引起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需求提高了，工人们对我们工作的缺点更敏感了，工人们的要求更严格了。
这好不好呢？当然好。我们是一直想做到这一点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更复杂了，而领导本身也就应当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过去，有时踩了他的脚也不算什么。同志们，现在这可不行了！现在甚至对最不重要的小事情也要极其细心，因为工人的生活正是由这些小事情积成的。
对农民来说也是如此。现在的农民不是两三年以前的农民了。他们也更敏感并且更有觉悟了。他们阅读所谓领导者的文章，讨论这些文章，仔细研究每一个领导者，并得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你们不要以为农民是愚蠢的，像某些聪明人有时候对我们所形容的那样。不，同志们，农民比城市里的许多聪明人还要聪明。他们也要求更细心地对待他们。这也和对待工人一样，不能只是做做决议就算了。这也和对待工人一样，必须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耐心地仔细地进行解释，使他们了解党要做些什么，要把国家引到哪里去。今天不了解，明天再努力解释。明天不了解，后天再努力解释。现任不这样，就不会有而且不能有任何领导。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43—144页。
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在阶级和党之间，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划上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从来没有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在党和阶级之间有许多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背后则站着无产阶级的全体群众。忽视这些非党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视工人阶级全体群众的作用和比重，并认为党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以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那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度官僚化，使党变成不容指责的力量，在党内培植“涅恰也夫主义”、“阿拉克切也夫制度”。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第二、这就是说，不是像列宁同志那样从转义上、从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而是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上，即以暴力代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什么呢？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依靠暴力的政权，因为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上看，没有暴力的因素就没有专政。党能不能成为暴力对付本阶级，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呢？显然不能。不然，这就不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
党是本阶级的导师、领导者、领袖，而不是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不然，就谈不上说服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谈不上党应当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信服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谈不上党只有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才能认为自己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不然，党对于无产阶级势必以命令和恐吓代替说服的方法。这是荒谬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完全不相容的。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2—73页。
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藉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的。没有这些“引带”，就不能有稍微巩固的专政。
列宁说：“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引带’，就不能实现专政。”（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2卷第3页）
“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要实现这些职能，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也是新式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同上，第2页）
例如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如何说明这一点：
“坦纳说他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过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和我们所了解的一样。他说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觉悟的少数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即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其人类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们所能包括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像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些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并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是个反对政党的人，但同时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出道路，那末我要说，我们之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歧的。”（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201页）
然而这一点决不应了解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可以划一个等号，可以把前后二者看做一个东西，可以用后者代替前者。例如索凌就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这个论点显然是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如果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种混同的看法是正确的呢？不，不可以。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一第8卷第36—37页。
（一）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并不是建筑在群众对党的恐惧上，也不是建筑在党的“无限”权力上，而是建筑在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工人阶级对党的拥护上；
（二）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不是一下子取得的，不是靠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来取得的，而是靠党在群众中的长期工作，靠党的正确政策，靠党善于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靠党善于保证自己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并善于引导工人阶级群众来取得的；
（三）没有以群众斗争经验为基础的党的正确政策，没有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没有而且不能有党的真正领导；
（四）如果党享有本阶级的信任，如果党的领导是真正的领导，就不能把党及其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因为没有那深为工人阶级所信任的党的领导（党“专政”），就不可能有稍微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不是空话就是夸大和侥幸。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5—46页。
说服的方法是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基本方法
说服方法是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基本方法。
列宁说：“假如我们现时在俄国，在取得了对俄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的两年半的空前胜利以后，竟以‘承认专政’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做了蠢事，破坏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帮助了孟什维克。因为共产党人的整个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而不是凭空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来和他们隔绝。”（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36页）
这当然不应该理解成为：党应该说服所有工人，直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只有到那时才能着手行动，只有到那时才能开始行动。绝不是这样！这只是说，党在采取决定性的政治行动以前，应当进行长期的革命工作，以保证自己得到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至少取得本阶级多数的善意的中立。否则，争取工人阶级多数到党方面来是胜利的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列宁的原理就毫无意义了。
可是，如果少数不愿意，如果少数不肯自愿服从多数的意志，那对他们该怎么办呢？党既已得到多数的信任，它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当强迫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应当的。领导是以说服群众的方法（党用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为保证的。可是，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要实行强迫，只要这种强迫有工人阶级多数对党的信任和拥护做基础，只要这种强迫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对少数使用的。
应当回想一下我们党内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关于这一点的争执。当时反对派的错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于反对派当时认为可以实行强迫呢？不是的，不在这里。当时反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既不能使多数相信他们的立场的正确，既已丧失多数的信任，却还实行强迫，坚持“整刷”那些获得多数信任的人。
请看列宁当时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发言中的一段话：
“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那末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信任，就必须纠正这个错误。可是，当有人开始为这种错误辩护时，这就会成为政治危险的根源了。如果我们看到库图佐夫在这里所表现的那种情绪而不采取尽可能的民主办法，那我们就会陷于政治破产。首先我们应当说服，然后强迫。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先说服，然后强迫。我们没有能够说服广大群众，于是破坏了先锋队和群众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2卷第189页）
列宁在他的《论工会》这本小册子里也这样说：
“只有当我们善于先为强迫奠定说服的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迫。”（同上，第14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任何领导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党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内行动的一致，就整个阶级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阶级行动的一致。否则，工人阶级的队伍就会分裂、涣散并解体。
党对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的原则大体上就是如此。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51一53页。。
某些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要做一个“革命的”手势，只要来一个耸人听闻的举动，就足以摧毁反动首领的势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和这种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另一些人认为；只要共产党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就足以使广大工人群众在转瞬之间离开反动的改良主义者并在转瞬之间团结到共产党的周围。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只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这样想。事实上，从党制定正确路线到群众领会这条路线并接受它作为正确路线，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为了使党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仅仅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还不够，为此还必须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确信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必须使群众接受党的政策和党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口号，并开始实行这个政策和口号。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具有正确政策的党才变成阶级的真正领导力量。
斯大林：《关于英俄委员会》（1926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80页。
列宁说：“单从提出‘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这一问题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人们的思想糊涂到了难以置信的不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数情形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较为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如果一般地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那就荒谬愚蠢到令人发笑的地步了。”（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24页和第25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个正确的原理所根据的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本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它所根据的假设是：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是正常的，是保持在“相互信任”的范围内的。
可是，如果先锋队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被破坏了，如果党和本阶级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被破坏了，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党这样或那样使自己和本阶级对立起来，破坏了自己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基础，那又怎么办呢？
这种情形一般说来是否可能呢？
是的，是可能的。
这种情形在以下的场合是可能的：
（一）如果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建筑在它的工作和群众的信任上，而是建筑在它的“无限”权力上，
（二）如果党的政策虽然不正确，而党又不愿意重新审查并纠正自己的错误，
（三）如果党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但群众还领会不了它的政策，而党又不愿意或不善于等待一下，让群众有机会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却企图强迫群众接受它的政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各种集团和派别所以土崩瓦解和烟消云散，就在于它们犯了这三条中的一条，有时甚至这三条全犯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只要在以下的场合，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领导）对立起来看，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一）如果不把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这个名词的本义的专政（“凭藉暴力的政权”），而了解为党的领导，正如列宁所了解的那样，了解为决不容许对整个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大多数使用暴力的那种领导，
（二）如果党有根据做本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就是说，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政策是符合本阶级利益的，
（三）如果本阶级，如果本阶级的多数都接受这种政策，领会这种政策，并由于党的工作而确信这种政策的正确，信任党和拥护党。
违背这三条就一定会引起党和本阶级的冲突，引起它们之间的分裂，引起它们彼此间的对立。
可以不可以用暴力强迫本阶级接受党的领导呢？不，不可以。无论如何，这样的领导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党如果想始终做无产阶级的党，它就应当知道，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48一49页。
第八节 党与工会组织
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3页。
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今天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明天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这样用双重性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资本家有其私人的职业的利益。他们的经济组织就是专为保证这些利益而存在的。但是，除了私人的职业的利益以外，他们还有共同的阶级的利益，即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为了这种共同利益，他们需要进行政治斗争和成立政党。俄国资本家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看见了唯一“公开大胆”保证他们利益的政党是十月党，所以就决定团结在这个党的周围，并服从它的思想领导。从那时起，资本家就在这个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利用这个党来影响现在的政府（这个政府封闭工会，但同时却急忙地批准资本家联合会的成立），把它的候选人选进杜马，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依靠联合会进行经济斗争，在十月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总的政治斗争，——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今天所采取的形式。
另一方面，现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无产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业的利益，就建立工会来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等。但是，除了职业的利益以外，无产者还有共同的阶级的利益，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无产阶级作为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还没有夺到政治统治时，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这里无产阶级既需要政治斗争，也需要一个能对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实行思想领导的政党。当然，工会大半是非党的和中立的组织。但这不过说明，它们只是财务上和组织上不依靠党，就是说，它们有自己的基金会，有自己的领导机关，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在形式上不必服从某一政党的决定。至于工会在思想上依靠某一政党，那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工会的有各政党的党员，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政见带进工会里去。很明显，既然无产阶级不能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它也就不能没有某个政党的思想领导。不但如此，无产阶级自己还必须寻找一个足以引导它的工会走上“乐土”即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党。然而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应当随时警惕，谨慎从事。它应当细心研究各个政党的思想内容，不受约束地接受一个能勇敢地彻底地保护它的阶级利益、能高举无产阶级的红旗并大胆地把它引向政治统治、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思想领导。
到目前为止，这种使命都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担负的，所以工会的任务就是接受这个党的思想领导。
大家知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由此可见，依靠工会来进行经济搏斗，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政治冲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今天所采取的形式。
毫无疑义，阶级斗争将更加剧烈。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的斗争成为有系统有组织的斗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工会并且把它们统一起来，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一定能大有帮助。为了使无产阶级组成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非党工人代表大会”，而是工会代表大会。同时无产阶级应当把那个能对它的阶级斗争实现思想政治领导的党竭力巩固和加强起来。
斯大林：《阶级斗争》（1906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59—281页。
党不能正式给工会发任何指示。但是党可以给在工会里工作的党员发指示。大家知道，在工会里，也像在苏维埃、合作社等组织里一样，是有共产党的党组的。这些共产党党组的责任就是力求在工会、苏维埃、合作社等组织里用说服的方法通过各种符合党的指示的决议。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在群众中得到莫大的信任。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要不然，在工人阶级这些组织的工作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各自为政的现象。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年0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4页。
代表大会坚决谴责新火星派所执行的在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内散布工人和知识分子间互不信任和敌视的政策。代表大会提醒觉悟的工人回想一下，几年前他们是怎样经受党内工人事业派的同样的斗争手段，并且又怎样否定这些手段的。新火星派尽是空谈工人的主动性和选举原则，对我们各地组织的工作丝毫不作实际的改进，并且恶意地许诺办不到的事情。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我们党可以而且也会完全建立在选举原则的基础上。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对于参加党的成千工人群众来说，这一点是无法实现的。
代表大会再次提出社会民主工党的有觉悟的拥护者的任务：全力巩固这个党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经常把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更广泛的阶层提高到具有充分的社会民主主义觉悟的水平，发挥他们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注意通过工人群众本身选拔更多完全能够领导运动和一切党组织的工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1905年2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167页。
第八章 工农联盟
第一节 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利益的异同
工人民主派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雇佣工人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固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状况与小业主、农民阶级的状况根本不同。因此谈不到把二者结成一个政党。
工人的目的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来废除雇佣奴隶制。农民的目的是要实现民主要求，这些要求能够消灭农奴制及其一切社会基础和表现，但是根本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
工人和农民的共同任务正在使目前俄国的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互相接近起来，他们虽然不能不分道扬镳，但是为了取得胜利，是能够采取也应该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一切违反民主主义的现象的。如果这种一致行动或共同行动不能突现，如果农民民主派不能摆脱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监护，那就谈不上俄国真正的民主改革。
列宁：《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1912年5月8日—9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1一22页。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议员、砦堡领主、榨取十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地主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三个月统治，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武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即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的、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那种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的阶段。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e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6—597页。
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革命将由人民来完成，而人民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显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担负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制裁反动势力、武装人民等等的责任。为此，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临时政府中就需要有保护自己利益的人。无产阶级和农民将在街头占统治地位，他们将流血牺牲，自然他们在临时政府中也应当占统治地位。
有人向我们说：这都是对的，可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有什么共同点呢？
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憎恨农奴制的残余，他们都在和沙皇政府进行决死的斗争，他们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忘记一个真理，即他们之间的差别比他们的共同点要大得多。
这代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无产阶级是私有制的敌人，仇恨资产阶级制度，他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国只是为了聚集力量，然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农民对私有制却恋恋不舍，拥护资产阶级制度，他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国则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
不用说，只是在无产阶级想要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农民才会反对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只是在无产阶级想要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农民才会拥护无产阶级。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它不触犯私有制，因而农民今天没有任何理由掉转自己的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况且今天的革命是要根本推翻沙皇政权，所以农民愿意坚决向无产阶级这个先进的革命力量靠拢。很明显，无产阶级同样也愿意援助农民，愿意同农民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政府。无怪乎伟大的恩格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同小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现存的制度。如果在革命的敌人还没有被完全制裁以前，我们的胜利不能称为胜利，如果制裁敌人和武装人民是临时政府的责任，如果临时政府应当负起完成胜利的责任，那就不言而喻，除了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应当参加临时政府而外，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的无产阶级代表也应当参加临时政府。假如负责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单独地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太不明智，那就是背叛自己。只是不要忘记：反对私有制的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并且一分钟也不应当走偏了路。
斯大林：《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1905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26一127页。
……有一匹马的农民有一半已经不是业主了，这一半变成了雇佣工人、无产者。因此，这样的农民就称为半无产者。他们也是城市工人的亲兄弟，因为各种业主也在用各种方法剥削他们。他们除了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去反对一切富人，反对一切业主外，也同样没有出路，没有生路。修铁路的是谁？工头掠夺的是谁？砍伐和浮运木材的是谁？做雇农的是谁？做短工的是谁？在城市里和码头上当粗工的是谁？都是农村贫民。都是没有马的和只有j匹马的农民。都是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这样的人在俄国可真多啊！有人算过，全俄国（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每年发出八百万张有时九百万张身份证。这些都是季节工人。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实际上是雇佣工人。他们都应该同城市工人结成一个联盟；而投入农村的每一线光明和每一点知识，都会加强和巩固这个联盟。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8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350页。
在雇佣工人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部分雇佣工人同自己的业主联合起来反对整个的雇佣工人阶级。但这也只是阶级的一部分同自己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本阶级。群众的福利不提高，群众同统治现社会的资本、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对抗不尖锐化，决不能设想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佣工人的状况会得到改善。相反，作为一个阶级的小农的状况有所改善，正是小农和地主联合在一起，共同向社会索取高额的地租，同全部或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处于对抗地位的结果，这却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而且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典型现象。
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15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85—86页。
进城的乡下人，现在已经好奇和关心地注视着他所不了解的工人斗争，并且把斗争的消息带到一些穷乡僻壤去。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使这些旁观者不是好奇，而是了解（即使不是完全了解，至少也要模糊地了解）工人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使他们变得日益同情工人的斗争。到那时候，革命的工人政党战胜警察政府的日子就会到来，而且会快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列宁：《工人政党和农民》（1901年2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381—383页。
我们认为先谈一谈有条件地“支持”农民是很必要的，因为一般说来无产阶级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保护小有产者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在这个阶级具有革命性的条件下才给以支持。既然现在专制制度体现着俄国的一切落后现象，体现着农奴制、无权地位和“宗法制”压迫的一切残余，那末就必须指出，工人政党支持农民，只是因为农民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这一论点看来好像是同“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论点抵触的，该草案说：“专制制度最主要的支柱是农民不问政治和思想落后。”但是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因为农民的特点就是具有两重性（小有产者阶级一般都是如此）。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15页。
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全体人民的领袖，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农民除了遭受压迫和暴力外，从专制制度方面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而从人民的朋友资产阶级那里也只能得到背叛和出卖。无产阶级由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使它能够比一切其他阶级更早了解到，伟大的历史问题最终只有用强力解决，不经受巨大的牺牲自由是得不到的，沙皇制度的武装抵抗应当用武力粉碎和击溃。否则我们就会得不到自由，否则俄国就会遭到土耳其一样的命运——经受长期的衰落和瓦解的痛苦，这对所有的劳动群众和被压迫群众是更加痛苦的。让资产阶级去低首下心，奴颜婢膝，讨价还价，乞求恩典以取得可怜的、滑稽可笑的自由罢。无产阶级要进行战斗，率领受尽最卑鄙和无可忍受的农奴制度及愚弄政策蹂躏的农民前进，争取完全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凭借革命政权才能保卫得住。
列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7月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06页。
觉悟的无产阶级全力支持农民争取全部土地和充分自由的斗争，但是他警告农民不要存任何妄想。农民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能够推翻地主的整个政权，能够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官僚制的国家。农民甚至能够消灭一般的土地私有制。所有这些办法都会给农民、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民带来很大的好处。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最齐心协力地支持农民的斗争。但是，就是最彻底地推翻地主和官僚的政权，也丝毫不会破坏资本的权力。只有在没有地主和官僚政权的社会中，才能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伟大斗争，即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列宁：《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1906年6月1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
俄国无产者的先进部队一一产业工人工会的最伟大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帮助自己的弟兄农业工人。组织农业工人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很明显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也都证实了这一点。
列宁：《论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1917年7月7日）。《列宁全集》第25第109页。
只要商品经济在发展，我国的农民也同任何小生产者一样，是属于小资产者范畴的：他们分化出少数的企业主和大批的无产阶级，这种无产阶级通过半工人和半业主的许多过渡阶段（这种过渡形式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切工业部门都存在着）同“小业主”保持着联系。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1902年11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236贾。
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力求把所有劳动者从一切剥削下完全解救出来并支持反对现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最坚决地支持现在的农民运动，拥护能够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为了这些目的剥夺地主的土地。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一贯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且要时刻记住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敌对的，向它说明，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全体农村贫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371—372页。
所有这些阶层的，即全体农民的总的特点无疑也会使整个农民运动成为民主主义的，不管它们的这种或那种不自觉性和反动性有多么大。我们的任务是永远不要离开阶级观点和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的最亲密的联盟。我们的任务是要向自己和人民阐明要求“土地和自由”的普遍的，然而是模糊的意向后面所隐藏的真正民主的和革命的内容。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最坚决地支持这种意向和推动这种意向，同时也在农村中培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因素。
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1905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09页。
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整个任务在于，一方面，决不放弃支持资产阶级劳动农民的进步的和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向农村无产者说明反对这种农民的未来的斗争的必然性，要向他们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平均使用的幻想。与资产阶级农民一起反对农奴制残余，反对专制制度、神甫、地主，与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农民——这是农村无产者的唯一正确的口号，这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唯一正确的土地纲领。
列宁：《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1905年1月2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66—67页。
在没有进行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之前，不论是什么是激进的和最革命的土地改革的措施，都不能消灭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幻想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小资产者的念头，既反动又庸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现在努力发展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自觉，使他们建立独立的阶级组织。城市罢工的浪潮能够也应该波及农村，农村不仅应该有农民起义，而且也应该有真正的工人罢工；特别是在除草和收割之前。纲领中我们的工人部分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城市工人对他们老板的要求，这些要求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生活条件作相应的改变，成为农业工人的要求。俄国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法律（如果不算擅自离职法的话）来降低农业工人的地位以别于城市工人，这一点应当加以利用。应当关心使无产阶级高涨的浪潮在雇农和短工中产生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情绪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
列宁：《自由派的土地纲领》（1905年4月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90页。
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产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1923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81页。
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的主要的和一定要完成的任务总是：巩固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为了这个联盟，我们要马上使人民得到完全的政治自由，使农民得到完全的平等权利和消灭农奴制盘剥。而当这个联盟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戳穿资产阶级用来诱骗中农的各种东西，那时候我们就能很容易而且很快地从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政府一切势力而往前走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一步，那时候我们就能一直往前走，走向胜利，并且会很快地争得全体劳动人民的完全解放。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383页。
总之，要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就必须没收全部的地主的士地，这些土地应由农民收归己有，并按照本身利益来自行分配。
党的土地纲领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和农民有关的，可是你们对农村无产者打算怎么办呢？我们回答他们说：如果农民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那末对于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则有反映其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的日常利益则在最低纲领讲到改善劳动条件的十六条中照顾到了（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至于目前我党所进行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工作，其具体表现是党在农村无产者中间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把他们团结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组织里，并使他们和城市无产者结成一个单独的政党。党经常和这一部分农民发生关系，并向他们说：你们既然实行民主革命，就要和战斗的农民保持联系，反对地主，你们既然向社会主义前进，就要坚决地联合城市无产者，无情地反对一切资产者，不管他们是农民或是贵族。和农民一起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和工人一起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就是党对农村无产者所说的话。
如果无产者的运动和无产者的社会主义纲领会煽起阶级斗争的火焰，藉以永远消灭一切阶级性，那末农民运动及其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就会在农村煽起等级斗争的火焰，藉以根本消灭一切等级性。
斯大林：《土地问题》（1906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04—205页。
不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触动资产阶级制度
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层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