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虐待人民，对于迫害异教徒和鞭笞农民，对于书报检查局的为非作歹，对于拷打兵士，摧残各种最无辜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革命的积极反对态度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感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使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能得到“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把自己的过错加在别人头上，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思想）加到工人群众头上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没能极普遍，明显而迅速地揭露这一切黑暗现象。假使我们已经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连最平凡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欺压学生和异教徒的，欺压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对这一切有所表示，就会今天向书报检查官抗议，明天在镇压农民骚动的省长门前举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对异教徒横加摧残的身穿袈裟的宪兵。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揭露出来的新的罪状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自己应尽的这个责任，而只是自发地尾随在那种单以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为限的“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过分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赞美我们的缺乏锻炼和落后的状况，为这种状况辩护。
列宁：《怎么办？》（1902年4月1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382—383页。
无产阶级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与革命的民主派的利益不同，需要组成有严格独立性的阶级政党。但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决不会由于对空洞幻想负有批判的责任，因而忘记自己的积极的任务：全力支持革命民主派同旧政权，同旧制度的斗争，告诫人民提防自由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同革命的农民达成战斗协议以减少这种不坚定性的危害。
列宁：《立宪民主党、劳动团和工人政党》（1906年5月24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27—428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问题”决不在于自由派应该怎样进行“社会斗争”（我们知道，尔.姆.认为这种斗争就是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而在于应该怎样建立为推翻专制政体而斗争的革命工人政党，这个政党能够依靠俄国的一切反对派分子，能够利用反对派的一切活动来进行革命斗争。为此，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因为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坚定不移的民主战士，因为没有这种政党的积极推动，自由派分子“就会依旧萎靡不振，沉睡不醒”（引自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23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38页。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1．全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武装全体人民。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者阶级支配。
14．限制继承权。
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3—254页。
我们的党是阶级的党，它的任务比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任务要高得多。由此得出结论：不要避开其他阶级，而是领导它们，不是对资产阶级革命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最大胆地将它进行到底。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的两个大纲》（000s年7月10日以前），《列宁文稿》第1卷第405页。
新生的民主力量在俄国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中间不是每日而是每时地增长、壮大起来。城乡无产者的人数比过去增加得更快，他们的组织性、团结性和被群众性罢工的经验证实了的他们的必胜信心，也日益提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把这个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领导无产阶级为实现我们原来的革命要求而进行革命的搏斗。
列宁：《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的通报和决议》（1913年2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447页。
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关心使广大群众更深入地考虑和更切实地领会我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丰富的政治教训。向专制制度进攻的时期，无产阶级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学会了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指出了唯一能争得重大改善的直接的群众斗争成功的条件。数十万工人之所以能起来给俄国的旧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是因为事前在长时问中培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组织的工作。真正的群众斗争之所以爆发，这种爆发之所以有条件转变成革命，是因为事前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疗面，在建立巩固的坚定不移的政党方面，进行了长期的、不显著的工作。所以，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先进战士，现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清除自己身上的一切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污点，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像以前那样坚定的顽强的工作。
列宁：《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102—103页。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且，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他们用的是本国语言，并且大多数人都不大懂得美国通用的语言。但是，如果说这个党是起源于外国，那末，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这种理解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这对美国无产者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阶级伙伴在四十年斗争中所得到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到来。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的整个战斗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负有在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占绝大多数的而且是本地人的美国人靠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
恩格斯：《美国工人阶级》（1887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9—390页。
同志们！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即无产阶级争取俄国各阶级和各民族的自由，争取无产阶级趋向社会主义的自由而斗争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严酷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俄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觉悟程度和成熟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统一和坚定。让我们更勇敢更协调地进行工作，为了使各民族的无产者能够在真正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获得自由，让我们贡献出我们可能贡献的一切！
列宁：《告犹太工人书》（1905年5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465页一467页。
第三节 党的组织原则
只有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才能加人党组织
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的积极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漠视和遗忘的表现。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247—248页。
托洛茨基同志说党不是一个阴谋组织（我和其他许多人也反对它是这样的组织），这是完全误解了我的《怎么办？》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他忘记了我在书中提出许多不同的组织形式，从最秘密最狭小的起到比较广泛和“自由的”（Iose）止。他忘记了党应当只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工人阶级全体（或者几乎是全体）在党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工人阶级并不是全体也不应当是全体都参加“党”。现在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同志由于他的基本错误而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工人被捕，而这一切工人都说自己不是党员，那末我们的党将是一个奇怪的党了！不恰恰相反吗？托洛茨基同志的议论不很奇怪吗？他把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革命家都只会感到高兴的事情看做可悲的事情。如果几百个几千个因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而被捕的工人都不是党组织的成员，这只能证明我们的组织很好，证明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把人数极少的领导者隐蔽起来，而又吸收尽可能多的群众参加了运动。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月—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456—457页。
整个整个车间甚至整个整个工厂的工人希望入党，这是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革命热情大大提高的标志，是党的政策正确的标志，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热烈拥护这个政策的标志。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接收一切希望入党的人入党。在车间和工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有暗害分子。因此，党应该继续采用个别对待每个希望入党的人和个别接收入党这一经过考验的方法。我们不仅需要数量，而且需要质量。
斯大林：《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1930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5页。
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以为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熟练的极广大工人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倍受压迫、愚昧无知的时候，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那末我们就是安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二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把每一个罢工者宣布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是或者真正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之流才能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在口头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量齐观。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月—5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249页。
注意党的工人成分
鉴于，
（1）我们党内的右翼现在还在继续他们从经济主义时期就已开始的各种活动：在工人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之间散布敌视和不信任，把我们的党组织描绘成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组织（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责备社会民主党组织力求用党的纪律来束缚工人阶级的主动性，炫耀选举原则的口号，但多半缺乏实现这一原则的认真措施，
（2）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选举原则可能而且必须居于完全的支配地位，在专制制度下这是无法实行的，——不过，如果不是党组织形式上的暧昧状态和实际上的瓦解状态（这一切党应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造成了障碍，就是在专制制度下也能在比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运用选举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通过一系列的组织上的改革为以后几届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以便在党内生活中尽可能地具体实行选举原则；代表大会再次提醒社会民主工党有觉悟的拥护者要全力巩固党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把更广大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提高到具有充分的社会民主主义觉悟的水平，发挥他们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注意通过工人群众选拔更多能够领导运动和党组织的工人，作为地方领导机构和全党中央的成员，尽量建立更多准备加入我党的工人组织，努力使不愿意或没有可能加入党的工人组织至少要靠近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380一381页。
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帮助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构。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改造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构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代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很好地改造机构一般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新型国家，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应是都该为了改善机构。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重建我们的机构。起初应该起这种作用的工农检查院，结果干不了，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们的助手。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总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出席政治局各种会议，阅读中央各种文件，能够成为忠心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二、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估》（1922年12月26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620页。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群众。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说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虚，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支部里调人出来担任经济、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末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们从支部调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末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党工人，即使是很进步的非党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吗？正因为党没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党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办法来改善我们支部的质量，那末它们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须在支部里尽量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往往在接收工人同志人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党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使产业工人易于入党。
第七、必须加强非党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须指出，我们的组织对吸
引非党工人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现在正在进行的奠斯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人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太少。。据说组织上决定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当选，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实际上他们当选的人数要少得多。据说群众似乎拚命想选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非党人士表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非党人士就会相应地对我们的组织表示很大的不信任。同志们，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促使共产党员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不要老是说只选共产党员，要鼓励非党人士，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因此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一定能因此得到非党人士的相应的信任。莫斯科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怎样不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去逐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开始闭关自守起来。
斯大林：《关于党的任务》（1923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98—299页。
首先来谈党的成分问题。1924年4月1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总共有四十四万六千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不包括在内）。其中工人十九万六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农民十二万八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二万一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1925年7月1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已经不止四十四万六千人，而是九十一万一千人了，其中工人五十三万四千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农民二十一万六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六万人，占百分之十七点六。1925年11月1日以前我们已经有一百零二万五千名共产党员。
工人阶级（如果拿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有百分之几已经加入了我们党呢？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组织报告中说过，我们国内总共有四百一十万工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我当时没有统计小工业中的工人，因为他们是无法统计的，当时社会保险还不普遍，而统计机关又没有从事这项工作。我当时所举的是1924年1月的数字。后来到了已经有可能统计小工业中工人的人数时，我们才知道1924年7月1日以前我国的工人总数为五百五十万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其中入党的工人有三十九万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七。1925年7月1日以前工人总数已经是六百五十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三万四千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八。1925年10月1日以前我国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小工业和大工业内的产业工人统统包括在内）的总人数为七百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七万人，占百分之八。
我所以讲这一切，是为了指明那种关于要在一两年内使我国工人阶级全体成员中入党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的说法是多么无知。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共（布）党内工人党员在标准工业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国营工业和非国营工业，还包括军事工业、主要铁路修理厂和主要机车修理厂）中的固定工人（不是季节工人）的人数，1924年1月1日以前为一百六十万零五千人。当时我们有十九万六千工人党员。这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二。如果拿产业工人党员来说，并且确定一下他们在大工业工人阶级总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那末我们可以看到，1月1日以前有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他们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这都是1924年1月1日以前的情形。1924年6月1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七十八万人，当时有三十八万九千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当时有二十六万七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1925年1月1日以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八十四万五千人；当时我们工人党员的总数（包括产业工人党员和非产业工人党员）为四十二万九千人，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当时有三十万零二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1925年7月1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二百零九万四千人，当时有五十三万四千工人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当时有三十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二。
你们可以看到，在那里，在整个工人阶级方面，入党工人数目的增长比工人阶级本身的增长要慢些，在这里，在大工业方面，情形就恰恰相反，工人党员的百分比的增长比大工业工人数目的增长要快些。这一点必须指出来，以便我们在谈到党内的工人成分时能知道我们党的面貌究竟怎样。党内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大工业中的工人。
既然如此，现在我们能不能说要在一年内把产业工人党员的人数增加到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呢？不，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愿意陷入空想。因为：既然我们有三十八万产业工人党员，那末为了使其余的——约七十万非产业工人党员——组成百分之十，就必须使党员的人数在一年内增加到七百万人。可见，某些同志根本就没有去计算一下，只是随便提出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而使自己出丑。
党在工人阶级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在增长呢？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未必还用得着证明。你们知道，我们的党实质上是由工人阶级中所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过的。单是这一事实就已经说明，我们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占独占地位。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287页。
有一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很少。当时它带有知识分子的性质，还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当时党的政策是由某几个人执行的，无产者党员群众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今天却完全两样了。今天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的党员达二十万之多，它使无产阶级的斗争逐渐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把全俄国的革命民主派都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并使“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感到恐惧。而这个伟大的党之所以特别伟大和卓越，在于它的舵柄掌握在党员群众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个别的“有教养的人物”手中。这一点在选举杜马时表现得最为清楚。当时党员群众抛弃了“权威人士”普列汉诺夫的提议，不愿和立宪民主党人有一个“共同纲领”。固然，孟什维克同志们仍旧称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这大概是因为这个党就其大多数来说不是孟什维克的缘故吧。可是，既然在一千八百万无产者中仅拥有四十万党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权叫做无产阶级政党，那末在俄国九百万无产者中拥有二十万党员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有权称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未来，批判地对待它的旧“领袖的吩咐。
最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代表会议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工人都起了决定作用，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工人都占代表总数的十分之九。两个代表会议都摈弃了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旧领袖”的陈旧而不适宜的“指示”。两个代表会议都公开承认布尔什维主义是必需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就这样表示了对孟什维克策略的不信任，承认了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
斯大林：《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3—34页。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和西方工人政党组成时的条件不同。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环境中，在有资产阶级国会的情况下，在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和无产阶级对垒着的时候，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待发生的时候形成的。当时，一方面，党的组织中充斥了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他们渴望利用工人阶级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党的优秀工作者被沙皇宪兵抓出了党的队伍，而自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要求有一个坚固的、团结的、十分秘密的、能够引导运动去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家的战斗核心。
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解决问题很简单：既然在西方工人政党是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无党无派的工会中产生的，那末在俄国也应当尽可能这样做，就是说，暂时只限于各地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不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等以后……以后，如果到那时还没有工会出现，就召集一个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并且把它宣布为党。
孟什维克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计划”在俄国条件下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预定要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来贬低党性思想，消灭党的干部，使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使工人阶级听凭自由主义者去宰割，——这一点，孟什维克，而且恐怕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那时是未必料想到的。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莫大功绩在于：还在孟什维克的组织“计划”刚刚萌芽，甚至这个“计划”的编造者自己都很难明显地想象出“计划”的轮廓的时候，他就揭穿了这个“计划”的全部危险性，并且在揭破它以后，就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把实际工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是党的生存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1920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3—274页。
但是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生活和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一个实际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矛盾，关于这个矛盾我想说几句话。我指的是团内存在着两种倾向：工人倾向和农民倾向。我指的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可以感觉到的，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在各个发言人的讲话中是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大家都说，必须广泛吸收工人入团，但是谈到农民，谈到吸收农民的问题时，大家就吞吞吐吐起来了。连那些不故作聪明和不耍手腕的发言人也对这个问题吞吞吐吐起来了。
很明显，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很明显，既然共青团是工人和农民的团，那末团内的这两种倾向，团内的这种矛盾今后仍然会存在。有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工人，对农民却只字不提，另一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农民，对团内的领导成分即无产阶级成分的作用却估计不足。团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内部矛盾也就使得发言人吞吞吐吐起来了。人们在讲话中拿共青团和党相比拟。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比拟实际上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的党，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党，而共青团却是工人和农民的团。正因为如此，共青团不可能只是工人的团，它应当既是工人又是农民的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目前这种团的结构下，团的内部矛盾和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说应该吸收中农青年入党，这是对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不能站在工农党的立场上，可是甚至某些负责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转到这种立场上去的。许多人大声喊道：“你们吸收工人入党，为什么不在同样的程度上吸收农民入党呢？让我们吸收十万或二十万农民入党吧。”中央反对这种意见，冈为我们的党必须是工人的党。工人占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非工人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这就是党内成分应有的大概比例数。共青团的情况和党却有些不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工农青年中的革命分子的自愿和自由参加的组织。没有农民，没有农民青年群众参加，共青团就不成其为工人和农民的团了。但是同时应当这样提出问题：领导作用要属于无产阶级成分。
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9—61页。
不能说是这样还是那样。必须在这两方面都进行工作。必须尽可能把全部工人青年以及贫农和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青团里来。但同时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共青团积极分子教育新团员上。加强无产阶级核心是共青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共青团走正确的道路。但是共青团不仅仅是工人青年的组织。共青团是工农青年的组织。因此，在加强无产阶级核心的同时，应当进行吸收农民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工作，应当进行保证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同农民青年结成巩固联盟的工作。不这样，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就不可能领导农民青年。
斯大林：《论共青团的任务》（1925年10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02页。
在党内发展无产阶级的民主
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也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月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70页。
但是，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
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自我批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发扬他们的战斗精神、巩固他们的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自我批评。
有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需要劳动纪律，就可以丢开工作，光来胡扯乱谈。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工人阶级的嘲弄。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破坏劳动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劳动纪律，为了使劳动纪律成为能够抵制小资产阶级松懈现象的自觉的纪律。
另外一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再需要领导，就可以离开船舵，一切“听其自然”。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耻辱。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削弱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使它从纸上的和威信不高的领导变成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自我批评”，它会破坏党性，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建设工作，腐蚀经济工作干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产生关于蜕化的空谈。托洛茨基反对派昨天叫我们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批评”。不用说，党和这种“自我批评”是毫不相干的。不用说，党将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来反对这种“自我批评”。
必须把这种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具有破坏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捌门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的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加强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武装工人阶级。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6—117页。
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
斯大林：《和德国怍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2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5页。
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2—113页。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如果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不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用私人情面来处理问题，互相包庇错误，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那末谁来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呢？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3页。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看做是一种暂时的、瞬息即逝的东西。自我批评是一种以革命发展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特殊方法，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说过，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至于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它在布尔什维主义在我国开始出现的时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开始成为工人运动中一个特别的革命派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1页。
我们期待干自我批评口号的首先是什么呢？如果自我批评口号得到正确的和诚实的执行，那末它会给我们产生什么结果呢？它至少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我们缺点的注意，使这些缺点容易纠正，使我们的建设工作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培养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的工作》（1928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1页。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揍”，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的工作》（1928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页。
党的纪律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原则上给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概念下了定义。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实际的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活动之所以重要，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能使人前进而不是后退，它们能从思想上团结和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没有思想原则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把工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可怜仆从。所以，没有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承认行动的一致。所以，觉悟的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严重违反原则就一定会破坏一切组织关系。
列宁：《对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301—302页。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统一的和团结一致的党，必须是没有派别组织和派别组织中央而只有一个统一的党中央和统一的意志的党。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要求自觉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要求党员群众自觉地对待党的领导，批评党的缺点，批评党的错误。但列宁主义同时又要求全体党员在党的决议既已通过并经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之后，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托洛茨基主义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种看法。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党是一种各有派别组织中央的一些派别集团的联盟。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党的无产阶级纪律是不堪忍受的。托洛茨基主义不能忍受党内的无产阶级制度。托洛茨基主义不了解，没有党的铁的纪律，就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3页。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的？是依靠什么来检验、来加强的？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6—7页。
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前后对党员不同成分的要求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党在国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前两个时期，党是破坏旧制度和推翻俄国资本的杠杆。而现在，在第三个时期则相反，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从前党吸收优秀工人是为了冲击旧制度，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做好粮食、运输和各基本工业部门的工作。从前党吸引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是为了打倒地主，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改善农业，巩固劳动农民和执政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从前党吸收各落后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是为了同资本作斗争，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根据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合作的原则来安排这些民族中劳动者的生活。从前党摧毁军队，摧毁旧的将军的军队，现在党必须建立为保卫革命成果免受外敌侵犯所必需的新的工农军队。
斯大林：《党在取得政救以前和以后》（1921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85页。
第四节 工人政党的发展
由于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废除，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一样，都失去了在大陆上建立合法组织的可能性。更何况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袖们都已被逐出自己的国境。但是，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如果说在自由资产阶级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那里，它们的社会地位、它们的物质优势以及它们的成员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日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代替这类组织的话，那末，没有这种社会地位和资财的无产阶级，便不得不在各种秘密的联合中寻求这种组织。正因为如此，无论在法国或者在德国都出现了许多秘密团体，这些团体从1849年起就被警察当局一个个地破获了，并且被扣上阴谋家组织的罪名而遭到迫害。这些团体中，有许多的确是阴谋家的组织，的确是为了推翻现存政府而建立起来的，——谁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动手组织密谋，那他就是胆小鬼，同样地，在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那就是胡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团体，它们抱有更远大更崇高的目的，它们懂得：推翻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中的过渡阶段，它们竭力把以它们为核心的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训练党去进行最后的决战。这一决战或迟或早将必然在欧洲不仅永远消灭“暴君”、“专制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统治，而且永远消灭无比强大的极端可怕的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
德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就是这样。这个政党根据它的“宣言”（发表于1848年）的原则以及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载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所阐明的原理，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似乎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它研究了1848年革命运动的起因及其失败的原因。它认为，阶级问的社会对抗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因此它去探究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社会阶级能够而且必然要担负起代表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使命，也就是担负起在政治上领导该民族的使命。历史向共产主义政党表明：继中世纪的土地贵族之后，后来也夺取了政权的最初一批资本家的金融实力怎样成长起来；这个金融资本家集团的社会影响和政治统治怎样被工业资本家的日益增长（从使用蒸汽时起）的威力所排挤；另外两个阶级中小资产者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目前在怎样要求统治权。1848—1849年的实际革命经验证实了一种理论观点，从这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首先必须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当政，然后它才能指望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消灭使它处于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雇佣奴隶制。
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1852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1页。
从1848年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部分是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本国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相反地，必须首先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status quo（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生存的总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而status quo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环节，同时，即使跟它搞得筋疲力尽，也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民主。。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而是一个秘密地进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igni et aqua（必需的生活条件），被剥夺了出版、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团体也进行秘密活动，那末，这只有在蒸汽和电进行反对status quo的秘密活动的意义上才会发生。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521—522页。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制尚未建立、三十六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他们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革命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活动不同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他们；第二，无产阶级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渴望的对像；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随在民主派之后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终于把事情引到了尽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的震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都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作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45页。
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大事情，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就是建立工人政党。工人要自主，工人要影响自己的党团，工人要自己解决自己政党的问题，——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正在我们眼前变成事实。
列宁：《谈话》（1913年3—4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页。
工人阶级的秘密党是存在的，它即使像现在这样遭到极大的极端的削弱，大部分组织遭到瓦解，也不会不存在。一些小组一次又一次地把革命的地下组织恢复起来。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组织力量，什么样的思想传统，什么样的党，能够而且一定会影响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和各科，合法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的公开发动，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机会主义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
列宁：《合法派和取消派的对话》（1911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71—172页。
第五节 对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斗争
党内不容许存在派别组织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当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保证党内统一和党内铁的纪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
列宁说：“在目前紧张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最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有近乎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只有使党的中央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关，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185页）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27页）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是可以容许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内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8—160页
为了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还必须使共产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决定性力量。必须揭露和粉碎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的极少数的地位。不然就休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工人能够获得胜利，必须用统一的意志去鼓舞他们，必须由一个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真正信任的党去领导他们。如果工人阶级内部有两个力量相等而彼此竞争的党，那末，即使外部存在着有利条件，也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是十月革命以前第一个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人，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最必需的条件。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1925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3页。
工人阶级政党是在同内部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0一371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我们的同志（不仅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可是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获得它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坚固性。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党的分子进行斗争才能发展并巩固起来。拉萨尔说得对，“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起来的。”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1920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5页。
我们是带着全党早就知道的两条策略路线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对于工人政党来说，掩饰分歧和隐瞒分歧是不明智的、不体面的。我们要把两种观点更清楚地对比一下。我们要表明这两种观点在我们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是怎样应用的。我们要对党的经验作出明确的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到我们的责任，结束无产阶级政策中的动摇。（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中派鼓掌）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5月21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438页。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派，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有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政纲和纲领，在工人阶级面前它不隐瞒，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相反地，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开诚布公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派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派，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派。
能不能说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如说，1936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派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害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害怕向工人阶级公开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在工人阶级面前力图隐瞒自己的政治面貌，担心工人阶级一旦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就会骂他们是异己分子，把他们赶走。单是这一点就说明，现在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8月），《斯大林文选》（上），第118—119页。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5年8月18日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19-一120页。
例如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在本国工会运动中已经有了真正据点，已经为自己开辟了走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道路，并且已经开始取得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是相当多的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可是德国在这方面还很弱，这种众所周知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呢？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派”还很强，他们对工会、对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掌握工会的口号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大家知道，不久以前“极左派”还坚持“退出工会”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反无产阶级口号的余毒，直到今天在“极左派”中间还没有完全消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德国共产党能够迅速而坚决地扫除“极左派”在群众工作方法问题上的偏见，彻底粉碎萧列姆集团，从思想上粉碎它，或者是德国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末党内危机就会朝着极危险的方向发展。
有人说，在“极左派”那里有诚实的革命工人，不能也不应当把他们推开。这是完全对的。我们并没有提出要把他们推开。
因此，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并没有提出关于把任何一个“极左派”分子，尤其是工人，推开或开除也党的任何建议。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工人提高到列宁党的觉悟水平呢？怎样才能使这些受了“极左派”领袖的错误和偏见影响的工人走出迷途呢？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治上否认“极左派”的领袖，揭露“极左派”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把诚实的革命工人弄得糊里糊涂并阻碍他们走上广阔的大道。在党内思想斗争和群众政治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容许玩弄陈腐的外交手腕和掩饰错误呢？不，不能容许。要是容许，就是欺骗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只有一条：揭露“极左派”领袖的错误，从而帮助诚实的革命工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斯大林：《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1926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7—8页。
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根源
德国党内的争吵，并没有使我惊讶。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5年8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25页。
我想，无产阶级党内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离而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极左派”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
工人阶级的这后两个阶层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养一般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养成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则养成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机会主义。“极左的”情绪和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往往是一致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奇怪。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什维克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极左派”主张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盼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碍，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胜利，他们一定会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
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12页。
无产阶级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中的最伟大的武器。从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中，可以得出一个同样不容争辩的结论：当那些足以妨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混入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时，同这些分子讲统一，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极其有害的。现代的事件恰好表明：一方面，帝国主义（即与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最后的阶段相适应的）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时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垃圾。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异己分子问题，在德国从有名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算起（而在很多国家还更早些），提到日程上来已经将近十五年了，现在未必找得到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再以各式各样的借口否认机会主义者是真正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一社会成分，如合法工人联合会的官老爷，议会议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在群众性的合法运动时期生活得舒舒服服的某些收入优厚的工人、小职员阶层等等，毫无疑问，在近几年来有了特别迅速的增长。战争清楚地表明s在危机时期（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各种危机的时代），受到资产阶级支持、有时还受他们直接指挥（这点特别重要！）的大批机会主义者，跑到资产阶级那方面去，背叛社会主义，危害工人事业，葬送工人事业。在任何危机中，资产阶级总是帮助机会主义者，不惜采取极端非法、极端残酷的军事手段来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
列宁：《以后怎么办？》（1915年1月9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90—91页。
托洛茨基硬说，集团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没有官僚主义制度，也就不会有集团了。同志们，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这里所以有集团出现而且将来还会有集团出现，是因为我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从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到中世纪的形式。这是第一。其次，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容许恢复私人资本和恢复相应的思想，这种思想渗入党内来了。这是第二。第三、因为我们党内有三种成分，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集团的原因，这些集团我们有时应当用外科手术来割除，有时却应当通过争论从思想方面来消除。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0—21页。
第六节 工人阶级政党执政后面临的危险
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给财政人民委员部》（1922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僚机关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界”）都与官僚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僚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皇朝政府的官吏，变为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自慰的官吏，变为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替自己阿谀刑棍皮鞭政府的行为辩护的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僚；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底），《列宁全集》第2卷第290—291页。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性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所有这些人的工资，也像付给所有“国家”官吏的工资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估计到了已经由公社实际开始了的试验（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月一9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212—213页。
如果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不良现象，那末我们决不隐瞒这种恶劣现象，而是要揭发它和消灭它。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中的不良现象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想，信口胡说。
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6页。
把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工人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内部）任务和“建设”任务。
列宁：《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提要》（1921年8月4日和7日），《列宁文稿》第4卷第49页。
此外，还必须同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在这方面也需要取得胜利。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提高工人群众本身的觉悟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