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56页。
因为工人政党的选举策略只应当是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则运用于个别情况。选举只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自由、为消灭一切剥削而进行斗争的舞台，而且远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尤其在革命时代）舞台。除了用选票进行斗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斗争，这种斗争在革命时代势必会激烈起来。
列宁：《“听一听蠢人的评判”……》（1907年1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441页。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就不应当局限于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地，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虽然不要忽视工会运动，不要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但是你们应当在革命时代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完全战胜沙皇制度、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度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策略。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8月7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07页。
我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并且联合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组织的时候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利用一切民主成果，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由，以便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来反对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必然企图磨平革命的锐角，不让革命进行到底，不让无产阶级能够充分自由地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迫使资产阶级力求保存旧政权的某些工具和机构，以便用这些工具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6月25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443页。
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经济和政治的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特性，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要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95页。
而任何一次有工人参加的合法的大会，任何一个有无产阶级参加进去、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灌输进去、能够利用来公开维护劳动者利益和民主要求的合法机关，都可以使力量团结起来，使整个运动得到发展。政府的任何迫害，它的同盟者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消灭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有时是意想不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每一步都训练和团结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加强他们的愤激情绪。
列宁：《论统一》（1910年2月2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48页。
第四节 工人运动的发展
工人运动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那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是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进口货，捣毁机器，放火烧毁工厂，他们力图用强方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处、因为相互竞争而联合不起来的人群。这时候，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联合，而仅仅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曾经不得不发动、并且暂时还能够发动整个无产阶级投入运动。所以，在这个阶段上，无产阶级还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余孽、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这些人作斗争。因此，这时的全部历史运动都操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胜利。
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集合成为广大的群众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
工人们有时也得到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实成果并不是直接得到的成效，而是工人们的越来越大的团结。促进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有了联系。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只在地方范围内发生而性质又都相同的斗争汇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的斗争了。本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中世纪的市民因为交通梗阻而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因为铁路交通便利而只消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因工人们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生，并且每一次都显得更加强大，更为坚固，更有威力了。它乘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互相争执的机会，迫使他们用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们的个别利益。英国颁布过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免要向无产阶级呼吁，不免要向无产阶级求援，因而不免要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授予了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就是已经提高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1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4—476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4页。
工人的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采取同样形式的。
有过一个时期，工人和厂主作斗争就捣毁机器，烧掉工厂。那时工人说：机器，这是贫困的根源！工厂，这是压迫人的地方！既然如此，就捣毁它，烧掉它！
这是一个没有成形的、无政府主义骚动式的冲突时期。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些情况：当工人对纵火和破坏的效力感到失望时，就改用“更激烈的形式”，如杀死厂长、经理、主任等等。那时工人说：机器和工厂是毁坏不完的，而且这种毁坏对工人也没有好处，但是用恐怖手段吓唬吓唬经理，使他们驯服总是可能的，既然如此，就得揍他们，使他们心惊胆颤！
这是一个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实行个人恐怖的冲突时期。
工人运动断然否定了这两种斗争形式，把它们抛弃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无疑地，工厂确实是剥削工人的地方，机器至今也还在帮助资产阶级扩大这种剥削，但这并不是说，机器和工厂本身就是贫困的根源。相反地，正是工厂，正是机器使无产阶级能粉碎奴隶的锁链，消灭贫困，推翻一切压迫，只是必须把它们从各个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变成人民的公共财产。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若我们当真捣毁并烧掉机器，工厂，铁路，那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要知道，那时生活就会变成一片荒漠，而工人首先就会没有饭吃！……
显然我们不应当捣毁机器和工厂，如果我们真正渴望消灭贫困，那末一有可能，我们就应当占有机器和工厂。
这就是工人运动摈弃无政府主义骚动式冲突的缘故。
无疑，经济恐怖能使资产阶级惧怕，所以它也有某种表面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惧怕是一时的，瞬息即逝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经济恐怖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即使只从这一点来看，一也可以明白这种惧怕只能是一时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们背后没有工人的强有力的群众组织随时准备为工人的要求进行斗争并能保持住已争得的让步，那末资产阶级一时的惧怕以及因此而作的让步又能给我们什么呢？而且事实很清楚地证明，经济恐怖会取消工人对这种组织的需要，会消除工人对团结一致和独立行动的热望，因为他们有实行恐怖的英雄可以替他们行动。我们是否应当发扬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呢？我们是否应当增进工人要求团结的愿望呢？自然是应当的！但是，既然经济恐怖会扼杀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团结愿望，那末，我们能不能使用经济恐怖呢？
同志们，不能！我们不应当暗中用个别的袭击去吓唬资产阶级，这种“事情”让那些有名的打手去干吧。我们应当公开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应当时时刻刻使资产阶级感到惧怕，直到最后胜利为止！要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不是经济恐怖，而是能引导工人去斗争的坚强的群众组织。
这就是工人运动摈弃经济恐怖的缘故。
斯大林：《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1908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07—109页。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8页。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广大无产阶级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都没有达到像英国那种程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极端贫困和巨大财富之间的这种显著的对比。虽然如此，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当然，在1825年以前还是秘密的但从1825年起就已公开的工人联合，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一个厂主的临时性的联合，而是反对整批厂主的永久性的联合，是许多劳动部门、许多城市的联合，最后是全英国境内无数工人的联合，所有这一切联合以及它们所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无止境的斗争，它们所举行的引起了各种暴行、报复性破坏、纵火、武装攻击和杀害等等的罢工，——所有这一切都不外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爱的证明！
已经延续了八十年之久的工人反对厂主的整个战争，从破坏机器开始，经过联合，经过对个人以及对厂主的财产和少数忠于厂主的工人的个别攻击，经过各种大小规模的发动，经过1839和1842年的起义，发展成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自觉的阶级斗争，——宪章派即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政党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的整个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巴黎的六月战斗那样，引起极其可怕的流血冲突，可是它的顽强性、群众性以及斗。争的范围都要比六月战斗大得多，——这种社会性的内战，对于《科伦日报》和它的沃尔弗斯来说，当然不过是英国无产阶级对于统治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爱的一种证明。
恩格斯：《<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2—333页。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干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517页。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发展的特点是三个很特出的过渡。第一是从狭隘的宣传小组过渡到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经济鼓动，第二是过渡到大规模的政治鼓动和公开的街头示威；第三是过渡到真正的国内战争，过渡到直接的革命斗争，过渡到人民的武装起义。其中每个过渡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准备起来的：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按着一个主要方向所进行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整个心理状态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工人阶级更多的阶层被唤起来进行更自觉，更积极的斗争。这些变化有时是无声无息的，无产阶级聚集力量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因而常常使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的巩固和生命力感到失望。后来，转变关头一到，整个革命运动好像一下子就上升到更高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面前，实际地提出了新任务，为了解决这些新任务，转变前夕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力量，好像从地缝里钻了出来一样。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这里并不是没有动摇，社会民主党内各派别之间并不是没有斗争，也并不是没有人要倒退，回到陈腐的、看来早已死灭和被埋葬了的观点上去。
列宁：《新的任务和薪的力量》（1905年8月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182页。
随着无产阶级密谋家组织的建立就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conspirateurs d’occasion，即参与密谋，同时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们仅仅参加集会和时刻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到达集合地点，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且以此为生。他们是工人和领导人之间的中间阶层，甚至常常钻入后者的行列。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这说明他们对habits noirs（黑色燕尾服），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但是，因为后者是党派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Habits noits有时也会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因此非常明显，密谋家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追随革命党派的发展。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本身开始作为一个党派不断走向前列，这些密谋家就开始失去领导作用，内部开始瓦解，他们在无产阶级秘密组织里遇到了危险竞争，因为这些组织所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起义，而是组织和壮大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20—323页。
工人运动的童年时期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1—502页。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36页。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9页。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充分实现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占压倒优势，非熟练工人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使特殊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还竭力要把它保留下来。例如，我们看到，英国的学习时间定为七年的学徒法，直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末期还完全有效，大工业才把他们废除。由于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6页。
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的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2页。
十七世纪，反对所谓Bandmtihle（也叫做Schnurmuhle或Muihlenstuhl）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平民的暴行。十八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十万名失业者焚毁了。五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8—469页。
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1一332页。
资本想先发制人，但是失败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1848年5月1日生效。但同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信仰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不仅公开起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对1833年以来企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16—317页。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与自由党”、“民意党”），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仍然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随后，俄国社会民主派就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还不够觉悟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脱离自己的绝望境地，总想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他们竭力发扬工人的觉悟性，竭力把个别工人集团反对个别业主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派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限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派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材。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派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散布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里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了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1897年至1898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派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派清清楚楚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使工人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团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以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的试图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末俄国工人在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这个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派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用全力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些思想的。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年11月—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13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
目前，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人阶级都动起来了！在那些工厂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更加团结一致的组织，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带有最尖锐的性质。
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资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带有地方性质；但是资本却由于新的工业发明而日益强大起来，国家范围内的协会在许多场合都暴露出自己软弱无力。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
希望全体工人注意研究对于问题的这种新的观点，希望他们相信，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就能保住自己的面包和自己孩子们的面包。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手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1867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07—608页。
1．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手段达到破坏旧社会——推翻资产阶级，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经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同盟始终是整个运动的利益的代表者，同样，它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它们组织起来，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未达到最终目的前不得解散。
2．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的人才能成为同盟的盟员：
（1）不信仰一切宗教，平日不参加任何宗教团体和一切仪式（民法规定必须遵守的仪式除外），
（2）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的，
（3）拒绝参加任何组织，拒绝支持任何敌视同盟的宗旨或可能阻挠实现这一宗旨的个别要求，
（4）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
（5）严格遵守同盟一切活动的秘密。
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50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26页一627页。
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而欧洲工人对协会仍然记忆犹新。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不能存在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他们不了解或不顾及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杜绝了任何想借国际名义进行无谓盲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个联合会的纽带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0—121页。
它（指第一国际。编者）在巴黎公社之后有了巨大的成就。吓得魂不附体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的会员群众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久继续下去。我们深深知道，气泡是定要破灭的。各种废物都钻进到国际里来。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们，已变得厚颜无耻，公然滥用着自己是国际会员的身份，并希望大家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笨卑鄙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点。我们很清楚，气泡在将来定会破灭，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延缓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瑕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在海牙大会上，气泡破灭了，而你知道，大会参加者大多数都怀着沉重失望心情分别散回原地去了。而须知几乎所有这些失望的人，满以为他们在国际中定会找到博爱和协调理想的人，在自己家里是进行了比在海牙所发生的更为剧烈的争吵的！现在，搞宗派闹意气的人们在宣传协调，并叫嚣说我们是好动口角的人，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表现了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抹煞了业已成熟的分裂——那末会有什么后果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多有一年的时间，来以国际的名义干更愚蠢龌龊的勾当，最发达各国的工人，就会厌恶地离去了，那时气泡便不会破灭，它会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收缩，而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仍然必定会爆发危机的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最卑鄙而丑恶的私人争吵，因为原则会在海牙早已牺牲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却有另一种作法，即光荣地摆脱开了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社员们说，从没有一次公社会议像这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的审判会一样留给他们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十个月中间竭力扯谎、诽谤，施行阴谋，而结果是怎样呢？这些冒充代表国际大多数的人们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的那篇文章）。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来作；策略上的错误自然随时都是可能犯的。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76—477页。
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人为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离开正确的道路。今后，它的命运将同人类复兴所系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1868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5页。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决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论主义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应该阐明若干总的原则。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0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页。
根据章程第一条，接受“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
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
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通过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报刊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直按讨论，也将逐步为整个工人运动创造出共同的理论纲领。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5页。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1871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7页。
关于国际，卡.马克思说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防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国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罗马帝国就要灭亡。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7—468页。
一旦总委员会停止行使作为维护国际共同利益的工具的职能，它就会完全无所作为和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总委员会本身是协会中为保持协会的统一和防止敌对分子篡夺所必要的有效力量之一。尽管现今的总委员会有种种缺点，但它面对共同的敌人而赢得了道义上的影响，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自尊心，这些人一向把国际仅仅看成是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工具。
首先，不应当忘记，我们的协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绝不是为推选一些清谈家而建立的团体。目前，毁坏我们的组织就等于放下武器。资产者和各国政府所盼望的莫过于此。请读一读“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杜弗尔法案的报告。协会最使他惊叹和害怕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它的组织”。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2年8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36页。
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会和互助会、合作社商业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3—684页。
当巴黎公社遭到“秩序”的捍卫者所策划的残酷的大屠杀而陷于失败的时候，胜利者决没有想列，为时还不到十年。在遥远的彼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它经过斗争，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他们也没有想到，在普鲁士国王由于包围巴黎而迫使当权的资产阶级去武装人民、从而给公社的建立作了准备以后过了十年，这同一个普鲁士国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会党人包围起来，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严才能保住他的王位。
另一方面，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公社失败以后采取了迫害手段来迫使国际工人协会放弃它的正式的、外在的组织，它们以为它们能够用法令和非常法来摧毁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可是它们决没有想到，过了十年，这同一个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不但席卷了欧洲的工人阶级，而且席卷了美洲的工人阶级，为了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将把工人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自发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愈来愈超过协会的任何外在形式。
总之，旧世界的当权者们认为已经彻底消灭的公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公社万岁！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1681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0一271页。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和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878年2月中—8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43—144页。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为了说得确切起见，我应当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不是机会主义在形式上的统治，而只是机会主义在事实上的统治。在形式上，当时领导第二国际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占统治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正统派”的政策已经完全结合起来了。
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所谓战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的那些毁灭性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工会还比较“正常地”发展着，当时用选举斗争和议会党团还能收到“冲昏头脑的”成效，当时人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并想用合法手段来“打死”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5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1一72页。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5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8页。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做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5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2页。
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社会主义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是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教会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广泛创办工人的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产生了一种倾向，否认阶级斗争，宣传社会和平，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上否认秘密组织，承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工人贵族。资产阶级把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而得来的利润，分了一点给他们）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就是无产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机会主义的有害影响，在战时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上表现得特别鲜明。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实行“国内和平”政策，在合法性不存在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组织，这就是撕毁第二国际的最重要的决议，直接背叛社会主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1915年2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9—140页。
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
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5月发表），《列宁选集》》第8卷809-810页。
第五节 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6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页。
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暴力、迫害、禁止和镇压。这基本上是农奴制的、中世纪的方法。各国都有一些资产阶级的阶层和集团（在先进国家比较少，在落后国家比较多）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在一定的时期，特别是在工人反对雇佣奴隶制的紧急关头，全体资产阶级都主张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9年和1871年就是这样的历史时期。
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分化工人，瓦解工人队伍，收买无产阶级的个别代表或个别集团，把他们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种不是农奴制方法，而是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方法，是适应发达的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应民主制度的方法。
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中最纯粹最完善的一种。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是极活跃、极广泛、极鲜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尽量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狡猾的伎俩，“从思想上”影响雇佣奴隶，其目的是要引诱他们脱离反对雇佣奴隶制的斗争。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8页。
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的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0页。
工人运动中产生机会主义的一翼是必然的
有人会问，英勇无比地进行过斗争的强大的英国无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怎么竟不是出卖工人就是怯懦畏缩，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样的领袖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他们是从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上过培养英国工人首领的一定的学校，上过那样一个时期的学校，当时英国资本攫取到超额利润，能够笼络工人首领并利用他们来和英国工人阶级取得和解，这些工人阶级首领既然在生活和地位方面近似资产阶级，也就脱离了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背道而驰，不再了解工人群众了。就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的首领被资本主义的光辉晃得眼花缭乱，为资本的威势所压倒，梦想“出人头地”，梦想和“富裕的人”结成一体。毫无疑问，这些所谓首领是旧时代的渣滓，已经不适合新环境了。毫无疑问，他们将来必定让位给那些符合英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新领袖。恩格斯把这样的旧首领称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级领袖是很对的。
斯大林：《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1926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44一145页。
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3年8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9—60页。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
恩格斯：《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1885年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1页。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财政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养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狭隘的行会习气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9页。
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同“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走狗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颈。
（谁要是像健忘的依万那样来对待工人自己的运动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成为有觉悟的工人。）俄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列宁：《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1914年5月4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6页。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自然也把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带进了现代民主派的队伍；于是在议会议员、新闻记者和联合会的官吏这个阶层当中，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生存的特点，因而也造成其政治“方针”（方向，意向）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在工人．阶级当中，或隐或现地、程度或大或小地产生出一种官僚和贵族。
拿占领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来说吧。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的是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者以及高级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等能够得到这些“大块蛋糕”的一点碎屑。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在殖民地和特权的利益当中“享用”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就有过，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承认过和指出过。但是在当时，只有英国才有这种现象，而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占领大量的殖民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0页。
不战胜机会主义，无产阶级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会成为危险，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马克思：《致阿.洛里亚》（1879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0页。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190页。
在工人运动产生以前，风行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事实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摆脱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幻想。同俄国一样，世界各国的自觉的工人运动不得不同这种符合于小业主的地位和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顽强的斗争。
列宁：《民粹主义和雇佣工人阶级》（1914年2月18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94页。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月—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3—244页。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清除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战胜罗曼诺夫王朝。
列宁：《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1911年1月26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1页。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被“披上议会外衣的军事专制制度”（这是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统治的国家，在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着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主义观点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庸俗化和用庸人观点缩小工人运动的规模。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19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7页。
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准备新的革命斗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开展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像听话的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9月14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17页。
不论在宣传、鼓动或经济上的群众活动等等方面，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倦地进行工作，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改良和利用改良的“机会”，同时，他们不但不否认而且还支持和注意发展任何一种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年O月12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尖锐化，完全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的上述变化的必然结果。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使一定数量备受资产阶级思想奴役的、竭力要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反复陷入这种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投到工人运动方面来。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没有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在这个革命以前的原则上的鲜明分野，没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内的完全决裂，是不能设想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9月14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13页。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阻止不了的。因此，他们并不出来反对工人运动，不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一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动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在“俄国全民革命”上面刻下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下无产阶级一贯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用尽千方百计，通过书籍，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拚命劝导工人要（资产阶级的）头脑清醒，要（自由主义的）实事求是，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要办（希尔施一敦克尔式的）工会，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来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的问题上，在工人运动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自动性等等的问题上，往往说出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不经心的读者和无见识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作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105—106页。
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议会代表团照例总要比各工人政党本身具有更多的机会主义成分。不难看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第一、资产阶级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选举制度，实际上不是用年龄（俄国要年满二十五岁），就是用居住和固定工作地点的期限（在俄国半年）等等来限制工人的选举权利。通常最受这种条例限制的正是年轻的最觉悟、最坚决的无产阶级阶层。
第二、工人政党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如工会官僚、小业主、职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任何选举制度下，都最容易（由于他们的职业，“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精通“议会”职业。
列宁：《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1912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433页。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领袖和议员。列宁说：“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问的代理人……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22卷第182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6页。
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批判
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里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作为同盟（指正义者同盟——编者注）特使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
恩格斯：《关于共产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页。
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良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这本小册子（指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编者）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1887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