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必然促使工人同政府发生冲突，同时政府本身竭尽全力向工人证明，只有进行斗争，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工人才能影响国家政权。1885—1886年俄国发生的大罢工，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政府不得不立即重新审查工人条例，立即颁布关于工厂制度的新法令，向工人的顽强要求实行让步（譬如当时施行了限制罚款和合理支付工资的条例）。目前（1896年）的罢工也同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政府已经懂得：只是逮捕和流放工人是不行了，再用颂扬厂主高尚为怀的愚蠢训令（见财政大臣维特1896年春季发给各工厂视察员的通令）来款待工人，就太可笑了。政府已经看出，“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能不估计到的力量”，于是它就重新审查工厂法，在圣彼得堡召开工厂视察长代表大会，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对工人的让步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现在的确已在影响国家政权，获得政治意义。但是工人运动越向前发展，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工人根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影响国家政权的情况，就越清楚、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感觉出来。因此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争取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取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成了“工人的迫切事情”，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人鄙视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如果现在，当工人的斗争和团结还刚刚开始，政府就急于向工人让步，借以阻止运动的继续发展，那末毫无疑问，当工人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迫使政府投降，一定会为自己、为全体俄国人民争得政治自由！
列宁：《社会主义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89—90页。
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我们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存在着而且要进行政治活动。向工人的党鼓吹放弃政治，就是破坏国际。单单是对形势的估计、为社会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迫，就迫使工人从事政治，鼓吹放弃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在巴黎公社已经把工人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而我们不应当从事政治吗？所有主张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O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6页。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粉碎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5—76页。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谁就会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阴谋家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款待工人才是可能的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系统的坚决的斗争。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331页。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这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最不开展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接近他们，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且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在说明经济斗争的条件时，这样做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具有中下等知识水平的群众中不开展的工人也是掌握不了总的经济斗争思想的。能够掌握这种思想的，是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跟着他们走的；是受本能和目前切身利益支配的群众。
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如此。能够掌握总的政治斗争思想的，当然只是有知识的工人，群众会跟着他们走，因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正如基辅委员会在《Profession de foi》的某个地方所承认的那样），最切身的日常利益，经常使他们和一切政治压迫现象发生冲突。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阶级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俄国工人运动也不能例外。因此，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降低到知识水平较低的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经常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且为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
列宁：《论
》（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56—257页。
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8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
对工人最为重要的，不单是要从书本上获得法律知识，而是要在生活中熟悉法律，这样他们才会了解，这些法律是为谁制定的，那些运用法律的人是为谁服务的。任何一个工人一旦熟悉了法律，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法律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私有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还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法律的执行以前，永远也不能根本改善自己的景况。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65页。
由此可见，由业主和工人双方选出相等的代表组成的工业法庭，对工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工人有许多好处，如工业法庭比普通法庭更接近工人；工业法庭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要少些，工业法庭的审判员了解工厂生活条件，做出的判决比较公正，工业法庭可以让工人熟悉法律，使他们养成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参与国家大事的习惯；工业法庭可以使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公之于世；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对工人客气一些，使他们用平等的身分同工人进行合理的谈判。正因为这样，所以欧洲各国工人要求设立工业法庭这种机构，而且要求不仅为工厂工人（德国和法国已经有这种法庭），而且为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设立这种法庭。政府委任的一切官吏（法官也好，工厂视察员也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这种有工人亲自参加的机构。在我们作了上面的说明以后，这一点就不必再谈了。何况每个工人根据切身经验也都知道，他们会从官吏那里得到什么，每个工人也都清楚地了解，说官吏会像从工人中选出的代表一样关心工人，那就是撒谎和欺骗。这种欺骗对政府是非常有利的。政府希望工人仍然陷于无知和无权的状态，希望他们不声不响地当资本家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经常从袒护厂主和政府的官吏或著作家那里听到这种骗人的鬼话。
工业法庭对于工人的必要性和好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甚至俄国的官史也老早就承认了。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68—269页。
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管理，那末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社会主义者参加城市自治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事实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40页。
工业复苏为危机所代替，这不仅教导工人必需经常不断地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时也破除了在工业繁荣时期形成起来的有害的幻想。某些地方的工人采取罢工的手段比较容易地取得了厂主的让步，因此开始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忘记了工会（行会）和罢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使出卖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条件稍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经常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代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工业危机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对这条真理已经深信不疑了。
列宁：《新的激战》（1901年6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12页。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用任何方式”来帮助工人改善处境。例如，我们现在不能照祖巴托夫的方式来帮助工人改善处境，甚至将来也不能在祖巴托夫腐蚀的条件下帮助工人改善处境。我们只是争取能提高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的那种改善，就是说，改善条件不会腐化工人政治意识、不会使工人受警察监管、不会使工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不会使工人受“行善者”的奴役、不会使工人的人格受到侮辱，等等，等等。正因为在俄国，专制制度非常喜欢（并且愈来愈喜欢）用各种小恩小惠和虚假的改革来赎免革命，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同一切“改革家”划清界限。我们也同样为改革而斗争，但不是“用任何方式”，而只是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按革命的方式为改革而斗争。
列宁：《给“北方协会”的信》（1902年4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145页。
危机证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末，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多得无比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证明，工人的斗争不应局限于取得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地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夺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大大降低工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一天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
列宁：《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74页。
我们认为，只有由群众亲自登场、由群众的情绪引起的事件，而不是由某个组织“抱着特殊目的”去演出的事件，才能够起到真正重大的“鼓动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并且不仅仅是起激励人心的、而只是（这重要得多）起教育的作用。我们认为，要起到这种激励人心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作用，就是成百地暗杀沙皇也根本无济于事，这只能靠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集会，讨论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同这些利益的联系，只能靠他们参加斗争，去真正唤起无产阶级的愈来愈多的“没有触动过的”阶层投入更加觉悟的生活、投入更加广泛的革命斗争。
列宁：《新事件和旧问题》（1902年12月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47页。
工人同志和你们所有给资本家干活的人！你们都已看到，当政府扼杀自由幼苗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夺取工人取得的一切胜利果实，又开始延长工作日，减少工资，增加罚款，加紧进行各种压迫，压制或开除觉悟的工人。工人和职员们只有取得自由，才能保证自己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胜利果实，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才能取得较高的报酬和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只有领导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和英勇忘我的斗争，才能给全体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
列宁：《告选民书草案》（1906年11月23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286页。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0页。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它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但是它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5页。
社会民主党不害怕正视真理。它知道资产阶级叛变的本性。它知道，自由带给工人的不是安宁，不是和平，而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更伟大的斗争，是与现在自由的资产阶级朋友作斗争。但是（而且正因为如此）自由是工人一定需要的，工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自由。只有工人能够领导人民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民主共和制度，而工人也一定会为此进行生死斗争的。
列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7月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07页。
工人运动的有觉悟的代表者社会民主党所抱的目的，是使全体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没有政治自由便不可能设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不可能设想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也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和团结。这就是为什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一向把坚决争取充分的政治自由，争取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任务。
给自己规定这种任务的不光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需要政治自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代表们很久以前就举起过自由的旗帜，多半出身于这些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曾为争取自由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但是，整个说来，资产阶级不可能坚决地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因为它害怕在这个斗争中会失掉使它和现存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财产，它害怕工人过火的革命行动，因为后者从来不会只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上，他们要力争社会主义变革，它害怕和官吏、官僚制度完全决裂，因为有产阶级的利益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特点是胆怯、一不彻底、半途而废。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向全体人民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口号，独立而大胆地实现这些口号，一句话，在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中起先锋队，先进队伍的作用，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
列宁：《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1905年6月1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79—480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不容对这个阶级作丝毫让步，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溶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突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推进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与目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89—290页。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毫无用处，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另一方面，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的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也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派的民主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在向前行进着，并且正在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随便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定的“条款”（如斯塔罗维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之类）来定出一个界限，把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之友或叛卖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之友划到这个界限以外，必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团烈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变更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见风驶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向右，老是在讨价还价，老是在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批判不断发展的政治形势，揭露资产阶级的花样翻新的、难以预料的妥协背叛。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109—110页。
劳动人民除了靠自己，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做工的人如果不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为了解放自己，工人就应当在全俄国组成一个联盟，组成一个政党。可是，如果专制的警察政府禁止一切集会，禁止出版一切工人报纸，禁止一切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那末几百万工人就不能联合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各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不能立刻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己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
在人民已经争到了政治自由的欧洲各国，工人早已开始联合起来。那些既没有土地又没有作坊、终生替别人做雇工的工人，在全欧洲都叫做无产者。五十多年以前就有人号召工人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在最近五十年来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这句话在成千上万次工人集会上重复着，这句话你们在社会民主党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千百万种书报中都可以读到。
自然，把几百万工人组织成为一个联盟，组织成为一个政党——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时间、决心、毅力和勇气。工人受着贫困的折磨，祖祖辈辈替资本家和地主做苦工，人也变笨了，工人没有功夫去想，他们为什么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怎么才能熬出头。官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工人不能联合起来，或者干脆用野蛮的暴力手段（譬如在俄国这种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或者不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人做工；或者用欺骗和收买的办法。可是，暴力也好，迫害也好，都不能阻止工人无产者为全体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和压迫的伟大事业而斗争。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数目总是在增加。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334—335页。
只有取得了政治自由，当政府几乎直接成了资产阶级某个阶层的“委员会”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才会在历史舞台上与做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相对立。只有“冒牌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不了解，他们的职责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资产阶级，不论是他们的行动，还是他们的思想，不论是在他们成熟的时期，还是在他们喜欢幻想的青年时期。
列宁：《民粹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惶失措的民粹派》（1903年11月18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94—9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注意到：
（1）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专制政体，
（2）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选举活动的完全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战利品……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9页。
经济斗争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切实的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中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为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在职业范围内进行（西欧的工会、俄国的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43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要求，在这种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渊博的学者（和“渊博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早就认识到了并且到现在一直在实现着“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早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于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律，为依靠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则只是包含着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那种传统的倾向！
列宁：《怎么办？》0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373页。
代表会议宣称，俄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将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关心这个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发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这个斗争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联系；竭力利用这个斗争的各种表现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吸引他们参加政治斗争。
代表会议宣称，首先只在经济方面进行鼓动，或者认为一般经济鼓动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广为适用的手段，是绝对没有必要的。
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的报告》（1902年8月5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86页。
工人完全明白的东西，自由派却感到“奇怪”。只有资产阶级及其大批利润的捍卫者才会嘲笑“增资”的要求。而工人却知道，正是这种增资的要求的广泛性，正是罢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大量新的参加者，最能保证进攻的力量并取得社会的同情，最能保证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运动的全民意义。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年5月31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73页。
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3页。
我们看到，撇开伸缩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2页。
有这样一种慈善家，甚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对“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种能保证固定平均工资额的方法。由于具有各种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这类平均额——这一点且不去说它。我反对这种观点，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为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曾是中世纪市镇的来源，而中世纪的市镇又是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摇篮。
马克思：《俄国对土尔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185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90—191页。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为了提起大陆上那些在工厂法方面经验较少的协会会员的注意，我们还要补充说明：如果不精确指明这八小时劳动安排在一天中的哪些时间里，则任何法定的限制都不能达到目的，而会遭到资本的破坏。这一时间的长短应规定为劳动八小时，外加吃饭的时间。例如，各次吃饭的时间共占一小时，法定的一天时间就应该是九小时，比如说，从上午七时到下午四时或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五时，等等。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生产行业或生产部门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须力争完全废除夜工。
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谓成年是指年满十八岁的人。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5—216页。
为规定工作日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遵守的并不多。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标准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法律规定一切妇女和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儿童每日只许劳动十小时（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十小时半，星期六只做工七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子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十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整个工业，至少推广到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中来了。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9页。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4页。
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人可以向（而且应当向）他们的业主提出，这种要求是行业性的要求，是个别工种工人的要求，而八小时工作制则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要向个别业主提出，而是要向国家政权即整个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代表提出，向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一项声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明。我们应当让工人们了解这种差别，使他们不要把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降低到像要求免票或开除监工那样的水平。一年来，这里那里的工人们经常向业主提出各式各样的局部要求并为其实现而斗争，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援这种斗争，同时时刻指出这种斗争要同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列宁：《<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90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324页。
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不仅使工人满足了身体上必需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由于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了健康，另外它还使工人不与温情的空想家为伍，不与英国一切反动阶级合作。自从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主要内容以后，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宗法的空谈，艾释黎勋爵这种人保证同情别人的动人言词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全集中力量来走改造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即工人不久以前的同盟者，作为工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反对工人。
恩格斯：《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185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9—280页。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于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志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组织里的成分既然很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一方面需要有广泛的成员，同时又需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怎样才可以解决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内是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人说的那样——非常lose，使秘密性对于会员群众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实现了，并且我们的迅速增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一定会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是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自己和自由派知识分子。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424—425页。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刨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1850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264页。
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
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注①。
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8一169页。
对于社会主义者说来，经济斗争是把工人组织到革命政党中去的基础，是团结和开展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孤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的气味，欧洲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不仅存在着大批社会主义的工会，而且也存在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工会。
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经济斗争去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政党的胜利。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基辅委员会《Profession de foi》的含糊说法，为伯恩施坦思想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对经济斗争的狭隘得不能容忍的看法合法化了。
列宁：《论尔.姆.“号召”俄国工人进行“局部的”“政治”斗争（在这里，政治斗争不是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只是指“争取改善全体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退一步，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人从而抛弃欧洲和俄国所取得的一切经验！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主义者。在一切国家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41页。
俄国在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纲领时，究竟产生了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处境）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也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以此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极力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会议这些权利，那末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稳固可靠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
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188—189页。
“无产阶级的解放应该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的训示。所以无产阶级为要争得经济解放，就应该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将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就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两国之间的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结果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阿尔明尼亚人及其他任何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的关系，——只有这样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的灾难，使欧洲一切反动势力削弱，并且使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加起来。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1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他们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办法，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不仅应当根据经济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马尔丁诺夫却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力求使政治斗争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争取改良的所谓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374—375页。
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末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年11月—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页。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总罢工中产生的，是由于罢工，是为了罢工的目的而产生的。是谁进行了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罢工呢？是整个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幸而是少数）非社会民主党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呢？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全体工人，部分地甚至关系到全体劳动者，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政治目的关系到全体人民，确切些说，是关系到俄国各族人民。政治目的在于把俄国各族人民从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无权状态和警察专横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
列宁：《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11月15日—1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页。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官方对工人，对这些一般说来是俄国公民，特别是最受压迫最无权利的阶级的工人所施行的欺压手段，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像。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能够根据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来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顾及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而由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发抖。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85—286页。
随着政治斗争的活跃而来的是工人经济斗争的活跃。政治罢工造成经济罢工，反过来，经济罢工也造成政治罢工．工人运动像汹涌的洪流，后浪逐前浪地冲向沙皇君主制和资本独裁的堡垒。觉醒起来追求新生活的工人阶层日益扩大。投身于新斗争的群众日益增多。连纳惨案所引起的罢工、五一节的罢工，抗议剥夺工人选举权的罢工和抗议处死黑海水兵的罢工吸引了大约一百万人来参加。这是革命的罢工，罢工的旗帜上写着：“打倒罗曼诺夫君主制，打倒整个陈旧的、腐朽的、扼杀俄国的地主制度！”
斯大林：《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1912年12月—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65页。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经济斗争琐碎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普通一次小小的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政治经济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企图，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企图，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旧有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1900年哈尔科夫五一大运动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经济罢工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正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年11月—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6一17页。
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感到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这个问题。”（马尔丁诺夫，第44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拿来重复一次，而只是要来对马尔丁诺夫特别表示感谢，因为他发明了所谓“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说得真是妙极了！真是有独到的天才。他极其巧妙地除掉了各经济主义者间的一切局部的分歧和细微的差别，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做“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上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也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却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376—377页。
最高斗争形式——武装起义
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像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我们并不认为赤手空拳同警察搏斗是最好的斗争方式。相反地，我们经常向工人指出，为了他们的利益，要斗争得更冷静更沉着，力求化愤懑为力量，支持革命政党的有组织的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汲取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众的这种反抗精神，工人被压迫和暴力手段逼得走投无路，这种反抗精神有时不能不爆发成为殊死的暴动。这些暴动唤起受贫困和蒙昧压抑的广大工人阶层自觉地生活，使他们普遍地对压迫者、对自由的敌人产生正当的憎恨。正因为如此，我们听到像5月7日奥布霍夫工厂发生激战的消息，会情不自禁地高呼：“工人起义被镇压了，工人起义万岁！”
列宁：《新的激战》（1901年6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11-12页。
革命的本能立刻使彼得堡的工人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坚持不懈地继续斗争，利用新争得的阵地继续猛攻，真正消灭专制制度。于是斗争在继续着。集会愈来愈经常，也愈来愈多。由于取得第一个胜利而产生的欢乐和正当的自豪感并没有妨碍进一步组织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吸引人民中更广阔的阶层到自由事业方面来，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工人阶级以全俄政治罢工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我们还要做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建立工人民兵（这是革命的唯一可靠的支柱），准备迎接新的更坚决的斗争，坚持实行自己的旧的口号，但是同时还应该特别注意军队。沙皇被迫让步必定会在军队中引起极大的动摇，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吸引士兵参加工人集会，加强兵营中的宣传工作，扩大同军官的联系，从而在建立工人的革命军队的同时，也在军队中建立有觉悟的革命者的基干队伍，这些军队在昨天还只是沙皇的军队，而现在已经处于转变成人民军队的前夕了。
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总罢工的伟大日子里使军队瘫痪了，争取到军队保持中立。现在应该力争军队完全转到人民方面来。
革命的无产阶级引导城市的革命取得了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它现在应该扩大和加深革命的基础，把革命扩展到农村去。唤起农民自觉地保卫自由的事业，要求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极重大的措施，准备农村运动，——和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农村运动一定会粉碎专制制度，争得完全的和真正的自由，这就是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迫切任务。
列宁：《革命的第一个胜利》（1905年11月7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20—421页。
武装事业尽管遇到难以想象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困难，但是毕竟在向前进展。个人恐怖活动这种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的产物，正在成为过去。人们不再花费几万卢布和动员大批革命力量去刺杀某个谢尔盖（他甚至比许多革命者更能使莫斯科革命化），不再去“代表人民”实行暗杀，他们已经开始同人民一起采取军事行动。只要武装斗争的先驱者不仅仅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群众结合起来，成为无产阶级义勇队和战斗队的领袖，用内战的火和剑培育出几十名人民领袖，到了明天，当工人起义的时候，这些人民领袖就会以自己的经验和英雄行为去帮助千千万万的工人。
列宁：《由防御到进攻》（1905年9月26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267页。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没有激发群众和提高他们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组织，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死抓住安乐椅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剥夺了你的选票而交给你枪支和最新式的速射炮，那你就把这些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按过来，不要去听信那些害怕战争的多愁善感的颓丧者的话；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0页。
只有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人，只有醉心于空谈深刻有力的言词的知识分子，才会在1906年的9月杜撰什么“起义的新因素”。在我们俄国，真正的而不是滑稽的起义的因素难道还少吗，真正的而不是假造的，虚构的群众情绪激昂难道还少吗！滑稽的选举永远不会激发群众。但是罢工、游行示威、军队哗变、学生的重大发动、饥饿、动员或国家杜马中的冲突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倒能每时每刻真正激发群众。不仅虚构“起义的新因素”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甚至事先只指出某一种而不指出其他真正激发群众的因素的想法也是不明智的。凡是比较自重的人，比较严肃对待自己言论的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臆造“起义的新因素”。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1905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51—352页。
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因此，要废除现行的劳动组织，并用新的组织来代替它，就需要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不仅用于抵抗而且用于进攻的力量，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力量，就需要组成一支拥有足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以同敌军进行斗争的军队。
马克思：《工人会议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1854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26页。
鉴于，
（1）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地位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因而它负有使命在俄国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
（2）这个运动目前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
（3）无产阶级一定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而它的参加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4）无产阶级只有在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其斗争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实现领导作用，
（5）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有最便利的条件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16—29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43页。
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应当抱任何幻想。只有无产阶级，只有获得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举行武装起义，只有他们高举“不自由勿宁死”的旗帜所进行的殊死斗争；才能保障俄国真正摆脱整个农奴专制制度。
列宁：《宪法交易》（1905年4月30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25—326页。
工人报刊在推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杂志和报纸怎样就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题目和问题进行分工，将完全根据两者篇幅和性质的不同而定；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但是，无论在杂志上或报纸上都必须反映运动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反对工人报纸只发表一些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直接有关的东西，而把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科学、政治、党的组织问题等等方面的东西统统交给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机关报。相反地，我们认为必须把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具体事例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必须从理论上阐明每一个事件，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目前，在我们这里差不多还占着绝对优势的鼓动方式，也就是利用地方小报进行鼓动的方式，已经显得不够了，因为这种鼓动方式的范围狭小，只涉及到地方问题，而且主要是经济问题。必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鼓动方式，即通过报纸定期登载工人的控诉、罢工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以及全俄国一切政治压迫的表现，并且从每一件事实中，做出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明确结论。
列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1900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289页。
我们已经走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进行“经济的”和工厂方面的揭露的热情，我们现在还应当再前进一步，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间激起从事政治揭露的热情。决不要因为现在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惶惑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从事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演人说话并且鼓舞讲演人精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见值得向它控诉“万能的”俄国政府的那种力量。而现在这一切都在迅速地变化着。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已经有了，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已经证明它不仅愿意听从和支持政治斗争的号召，而且决心勇敢地投入斗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俄国工人阶级与俄国社会其他阶级和阶层不同，它对政治知识经常感到兴趣，它经常地（不仅在发生特别的风潮的时期）迫切要求阅读秘密书刊。
在有这样巨大的要求的条件下，在已经开始培养有经验的革命领导者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的集中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实际上成为大城市工人区、工厂区和小工业城市的主人的条件下，创办政治报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完全办得到的事情。而通过无产阶级，报纸还可以深入到城市小市民、乡村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去，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报纸。
列宁：《从何着手》（1901年5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8页。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职业性的斗争（经济斗争）栏，这大概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工会运动的增长，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已成为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一切说明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关于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地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记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职业性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职业性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我们收集起来的那些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而这些材料现在却简直散失在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里，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区纺织工人的要求），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某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关于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册的地方的工人一次又一次进行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担负起最先把工会斗争综合起来的责任，并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加强，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正确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动员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正确的比例时就永远不会感到困难。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360-361页。
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90年4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59页。
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
革命者从不放弃为争取各项改革而斗争，从不放弃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和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只有永远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每一个“前进”步骤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在前进的路上不致失足和不犯可耻的错误。
列宁：《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901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57页。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等4卷第225页。
政治战略也和策略一样，是同工人运动有关的。但工人运动本身又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是客观的或自发的因素，另一种是主观的或自觉的因素。客观的即自发的因素，就是不以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和调节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过程。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旧政权的瓦解，无产阶级和它周围各阶级的自发运动，阶级之间的冲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不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的现象，这是运动的客观方面。战略对于这些过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战略既不能取消它们，也不能改变它们，只能估计到它们并以它们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纲领应当研究的范围。
但是运动还有它的主观的即自觉的方面。运动的主观方面，就是运动的自发过程在工人头脑中的反映，就是无产阶级走向一定目标的自觉的和有计划的运动。其实，运动的这一方面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就是因为它不同于运动的客观方面，它完全是受战略和策略支配的。如果说战略不能改变运动客观过程中的任何东西，那末在这里，在运动的主观的自觉的方面则相反，战略的运用地盘是广阔的、多种多样的，因为它，即战略，可以加速或延缓运动，也可以把运动导入捷径或引向更艰苦的道路，这是以它本身的完善或欠缺为转移的。
……
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工人阶级运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最有利于无产阶级对敌人进行基本打击，以求达到纲领所提出的目标。战略计划是组织能够最迅速地获得最大效果的决定性打击的计划。
……
政治战略的任务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出发，估计到世界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强验，正确地规定某个国家无产阶级运动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方向。
……
策略的任务首先是遵循战略的指示并估计到世界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规定最适合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斗争情况的斗争形式和方式。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3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2—136页，138页。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就是同离开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统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大规模工人运动的五十多年来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这两种离开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是常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表现出来的，不过带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罢了。
单从这个事实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于个别人或集团犯了错误而产生的，甚至也不是由于民族特点或传统影响等等而造成的。经常引起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4页。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仅从进行有组织的领导来说，而且从实现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说都是如此。这是一切的基础。“削弱”这个唯一合理的策略基础，就是一种罪恶的轻率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现在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的形势下，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却是荒谬的；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逐步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争取旧工会内部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样，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我们都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而在事情发生极其有利的变化的情况下在短时期内侥幸“取得胜利”，这是傻瓜也能办到的。
列宁：《对为共产国际第兰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策略提纲草案的意见》（1921年6月10日），《列宁文稿》第9卷第35—36页。
工人运动的增长这个事实本身，是经常引起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运动，而是把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在一批一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群一群新的劳动群众被卷入运动的同时，也必然会发生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复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经常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跳到另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恶意的人“唆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平改良的政党”来妄自安慰。应当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它们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情况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像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一样。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348页。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那些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的群众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内部没有分成比较发达和比较不发达的阶层，没有分成同乡、职业、有时甚至分成宗教以及其他等等集团，那末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策略。全部问题在于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