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南同学：
黄埔分手后，不想竟以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表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叨在旧知，略陈鄙见，如不以为无当，还望惠我好音。纸短心长，怅望无既。专此。顺致
戎祺！
恩来
九月一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页。
胡宗南接到此信，当是在1936年10月前后。胡宗南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但胡宗南对周恩来个人是尊重敬佩的。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将周的这封信一直珍藏在身边。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红军将领徐向前
1936年10月18日，毛泽东又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名义，专门给胡宗南写去一封信，并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电》（1936年10月18日），藏(北京)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在信中以徐向前与胡宗南为黄埔一期同学的关系，回顾黄埔情谊，陈述当前形势，规劝胡宗南弃嫌修好，再次发出两军停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呼吁，有理有节，有打有拉，有感情，有文采，写道：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4）
黄埔一别，今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长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诶唐突也……
学弟徐向前手上毛泽东：《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452页。
胡宗南是个有爱国热情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在当时全国抗日爱国热潮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周恩来、毛泽东数次文笔纵横、亲切热情的规劝与引导，自然不可能不对他产生一定影响。只是内心所动，不为外人所知。但在很快到来的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中，胡宗南即有各种非同一般的表现。
山城堡之败（1）
山城堡之败
1936年9月25日，胡宗南率军从咸阳出发，沿西兰公路，向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线进发。胡宗南又一次开始了他在西北的军旅征战生活。
1936年10月初，胡宗南率部到达甘肃秦安地区，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取得联系，约定二部协同作战。
关麟征原名志道，字雨东，1905年生，陕西省户县人，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比胡宗南小九岁。
当时，张学良给他们来电，告诉他们，从川西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有从天水以西地区北上的企图，要他们万勿停止，速向通渭城前进。关麟征向胡宗南建议：关、胡二部联合起来，在静宁、通渭、会宁间截击与“围歼”北上之红二、四方面军。关麟征认为红军连年转战，损失严重，疲惫不堪，只能算三等战斗力。胡宗南不同意关麟征的判断，认为红军虽经艰苦转战，仍是一等战斗力，不可轻估。而且胡宗南在这时缴获到一份红军在9月份制订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南、北两路红军配合，在通、庄、静、会地区夹击消灭行军到这里的胡宗南部，将主要攻击矛头指向胡宗南。因此胡宗南拒绝了关麟征的建议，率部谨慎地向静宁、通渭地区前进。胡宗南此举遭到关麟征的嘲笑。覃异之：《伪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20页。
胡宗南缴获的红军《通、庄、静、会作战计划》是真实的。这份计划是陕北的中共中央与在甘南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于1936年9月中、下旬通过电报反复协商而制定的。后因张国焘多次延拓，致使战机丧失。1936年9月底10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地区北上；与此同时，陕北的中央红军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派出一支突击部队飞速南下，于10月2日抢在国民政府军王均第三军前，袭占了甘肃会宁城。1936年10月7日，南北两路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实现了会师。接着，在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计划》，指示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短期休整后，从10月中旬起，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集中力量向北攻取宁夏，企图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而以一部兵力向南组织扇形防御，迟滞胡宗南等追击部队北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509页。依据此计划，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九军与红五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在甘肃靖远的虎豹口陆续渡过黄河，企图与黄河东的红军主力配合，协同北攻宁夏。
山城堡之败（2）
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感到震惊。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0月18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西北剿总”第一路军司令朱绍良向第一路军各部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德）徐（向前）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朱绍良指挥入甘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分为东、中、西三路，向会宁、静宁、通渭地区的红军大举进攻，其中以胡宗南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二纵队为东路军，从秦安一线进攻静宁，然后经海源、打拉池向宁夏、陕北追击；以王均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一纵队为中路军，以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为先头部队，进攻通渭，然后向靖远地区追击，控制黄河渡口，阻红军西渡；以毛炳文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三纵队为西路军，向会宁县城及其以西地区追击。
10月22日，蒋介石飞到西安督战。
10月21日开始，三路部队同时向红军发动猛烈进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他们“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509页。其中西路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在飞机配合下，经过两天激战，于10月22日攻占毕家岭，23日进占会宁城。红四方面军阻击部队损失1000多人，副军长罗南辉阵亡。中路军王均的第三军，以及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占领通渭城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靖远突击，于10月30日攻至黄河边，控制了黄河渡口，并一度占领了靖远以东约六十华里的打拉池，切断了红军渡到黄河以西的部队（红军西路军）与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联系；接着，该师迅速穿插到宁夏中卫与定远营，协同马鸿逵部，控制了红军北进宁夏的通道。
与中、西两路军的攻势凌厉相比，只有胡宗南的东路军进军迟缓谨慎，在占领静宁后，比中路军先头部队关麟征师落后了近两天路程。本来应属于胡部攻占目标的打拉池也被关麟征部抢先占领。为此，关麟征得到蒋介石的来电嘉奖与奖金五万银元。姚国俊:《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回忆》，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14页。胡宗南对此不能不受到刺激。
西北战场的形势迅速发生了严重的变化。由于国民政府军迅速控制了黄河渡口，切断了红军渡到黄河以西的部队（红军西路军）与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联系，同时加强了中卫与定远营的防守，控制了红军北进宁夏的通道，迫使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在1936年11月中旬决定暂缓宁夏战役计划，准备先集中力量击破南面的追击之敌。但他们在打拉池、麻春堡、关桥堡等地多次设伏，企图诱歼胡宗南等部，均因故未能达到目的。11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作战新计划》，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红军三个方面军经陇东退入陕北，机动作战。11月12日，红军逐步从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于11月15日撤至萌城、甜心堡、石堂岭、豫旺堡一线休整待机。
山城堡之败（3）
而在后面追击红军的国民政府军各部队去向不一：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已穿插到宁夏中卫与定远营；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准备西渡黄河，协同青海马步芳军“追剿”红军西路军；王均的第三军，因王均在11月8日飞机失事死去，由曾万钟升任军长，在进占同心城后暂停前进；在平凉、固原一带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因已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行动消极。
只有胡宗南指挥的以第一军为核心的第二纵队，因以前进军谨慎迟缓，战功平平，现见红军一路向东退却，以为红军已被击败、企图逃回陕北根据地，遂一改以前的谨慎态度，在占领同心城后，即分路向豫旺堡一线红军追击。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沿甘、宁交界地区向东疾进，直插定边、盐池，威逼陕北红军根据地中心、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并与在陕北的李仙州、高双成等部配合，夹击歼灭红军。
在追击途中，胡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李正先部的第二团团长、黄埔三期生杨定南被红军的冷枪打死。
胡宗南当时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将他对红军的错误估计告诉部属，说：“共军由南到北，已是精疲力竭，弹尽粮缺，而且人员损失大半，已成惊弓之鸟，没大力量了。乘此他们跑得不远的机会，只要我们一刻不放松地穷追，一定把当面这股共军消灭在黄河东南地区。”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67页。
胡宗南的轻敌冒进、孤军突出，正好给擅长伏击“围歼战”的红军创造了战机。红军虽艰苦转战，但战斗力仍很强。1936年11月15日，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前线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指示红军从豫旺堡东撤后，应“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县、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设伏歼敌，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1936年11月15日），藏(北京)中央档案馆；转引自《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649页。北路纵队就是胡宗南的第二纵队。从11月16日起，红军前线各部队即向山城堡南北地区运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山城堡位于甘肃省东北部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的中间地带。这里川原相交，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很便于大部队设伏。
1936年11月17日，胡宗南在占领豫旺堡后，将所部四个师分为三路，从豫旺堡向定边、盐池一线追击前进：左路为第一师第一旅李正先部，向宁夏南部的灵武县惠安堡、大水坑前进；中路为第一师第二旅詹忠言部，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为第七十八师两个旅，由西田家塬向山城堡前进。另以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与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为第二梯队，在后跟进。
山城堡之败（4）
在11月17日当日，中路第二旅詹忠言部进至萌城以西地区，就遭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的伏击。这次伏击红军是利用平地之间的深沟作掩护。当詹旅前卫第三团刘超寰部进抵两道深沟之间时，隐伏的红军突然发动袭击，封锁前后两道沟口，以一部兵力牵制后面的旅部与第四团李友梅部，而以主力“围歼”刘超寰团。团长刘超寰一开始就被击伤腿部，官兵伤亡数百人。但该团是胡宗南部的精锐，战斗力强，在一度慌乱后，终于稳定下来。中校团副陈鞠旅代替团长指挥，命令各营将重机关枪集中由营长掌握，轻机关枪集中由连长掌握，统一使用，集中火力；步枪兵则准备好刺刀、手榴弹，等待白刃肉搏；并令各连、排长带领士兵呼喊口号：“第一师不打败仗！第一师不当俘虏！共军抓住第一师官兵要活埋！”借以鼓舞士气。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67～168页。经过激烈的肉搏拼杀，到黄昏时红军退去。该团与第四团共伤亡600多人，却未被红军全歼。
但胡宗南并不以第二旅中伏为失败，相反他认为自己部队战斗力强，红军已是不堪一击。恰在这时，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在11月18日的来电，催促他率部速向定边、靖边“进剿”。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弟部到达定边后，应即派队至安边（与八十六师高双成部）联络，即可向靖边‘进剿’。”蒋介石并告诉胡：第二十一师李仙州部在陕北东部建筑封锁线，“自横山经石湾、安定，瓦窑堡、清涧至延川一带，已筑成封锁线，匪不能东窜，横山阵地亦甚坚固。”《蒋委员长致胡军长宗南电》（19361118），转引自《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出版，第64页。要胡部迅速向前进逼，与李仙州、高双成等部前后夹击，摧毁陕北中共根据地。因此，胡宗南下令，调第二旅到后方休整，以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接替中路，各路追击部队继续向东追击前进，气焰颇盛。
1936年11月20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李正先部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跟进至大水坑；中路第四十三师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进至山城堡、小台子、凤台堡一线。
山城堡一线，正是红军以主力设伏的所在地。11月20日第七十八师先头部队第二三二旅廖昂部先行进入山城堡，发现这一带“居民逃避，十室九空，给养柴草，无处购买，而地区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以严重问题也。”《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1936年10月至11月诸战役战斗详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且这一带饮水奇缺，只有山城堡虽住户很少，却有一股笔孔大的、在这干旱地区难得的泉水。廖旅当晚住山城堡休整。
1936年11月21日，第七十八师的后续部队第二三四旅李用章部也有部分军队开入山城堡。
山城堡之败（5）
这天中午时分，正当廖昂旅准备开拔继续向前追击时，突然发现红军大部队正从东、南、北三面向山城堡运动接近，有包围山城堡的态势。廖昂立即下令各部准备作战。他发觉山城堡地形不利，想让全旅后撤至曹家阳台山地固守。但廖旅第四六四团团长晏俭反对。晏俭，江西修水人，黄埔四期毕业，跟随胡宗南征战多年，争强好胜。廖昂虽为旅长，却缺乏主见与果断，对是否转移阵地因晏俭的反对而迟疑不决。约下午2时，红军向山城堡发动了猛攻，并迅速完成了对山城堡至哨马营地区的压缩包围。廖旅队伍大乱，伤亡严重。廖昂与两个团长晏俭、徐保指挥所部拼命抵抗，方将阵地稳定下来。激战至黄昏时分，廖昂方下令部队从山城堡向曹家阳台山地撤退，凭借山上工事顽抗。山城堡遂为红军占领。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听到廖昂旅在山城堡被红军主力围攻的消息，急忙派遣李用章旅第四六八团谢义峰部赶来增援。丁令廖旅与谢团配合，在阵地上坚守一夜，候明天天明胡宗南所派援军赶到，再行反攻。
然而，未等第二天天明，廖昂旅当夜就遭到红军歼灭性的攻击。这夜夜色漆黑一团。擅长夜战与近战的红军乘黑暗掩护，冲入廖旅阵地，勇猛穿插分割与肉搏拼杀。廖旅官兵在开始还抵抗一阵，很快就全部瓦解，向山腰溃退逃跑。当时参加这场夜战的红军一师十三团政委魏洪亮回忆说：“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如了。特别是被冲垮以后，兵离了官，官没了兵，完全变成了散沙一把，乱石一堆。有的士兵知道红军的俘虏政策，跑一阵，跑不动了，干脆找个坑坑蹲起来；有的夹在人群中，呼吁奔跑，不知天南地北。天亮，一看全是红军，把枪一丢，一屁股坐下去，不动了。……所有的俘虏兵，个个脸发白，嘴唇出血，他们除了惊吓以外，据说是两天多没喝一滴水了。”魏洪亮：《夜战山城堡》，刊(北京)《解放军报》1975年12月4日。
经过一夜战斗，到11月22日上午9时左右，战斗结束。廖昂旅几乎全部被歼，团长晏俭阵亡，只有廖昂、徐保带少数人突围逃脱；李用章旅也损失严重。第七十八师的大量武器弹药为红军缴获。
与此同时，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李正先部在行至大水坑地区也遭到红二十八军的有力阻击，被迫向后撤退。
胡宗南听到山城堡的败讯后，被迫令各路追击部队暂停前进，向后收缩撤退。
山城堡之败是胡宗南从军以来，特别是从1930年年底担任第一师师长以后，第一次遭受的沉重打击。过去他参加东征、北伐、新军阀内战与“围剿”红军，多是扮演战胜者的角色，好像“天下无敌”，助长了他骄傲自负的情绪；即使在松潘草地拦截红军，包座失利是他指挥的杂牌部队所造成的。而这次山城堡之败，则无可置疑地是胡宗南多年培训与指挥的第一军嫡系部队整个旅的完全覆没。而且，这又是胡宗南在数月前升任第一军军长后遭到的当头一棒。胡宗南感到这是他与第一军的奇耻大辱，为此痛心疾首，闷闷不乐多日。
胡宗南令全军收缩集结于惠安堡、同心城一线，进行整训。胡给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与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以撤职处分，升任原第一师副师长李文为第七十八师师长，任命周士冕接任第二三二旅旅长。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1）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
胡宗南在山城堡丧师失利以后，将属下各部西撤到惠安堡、豫旺堡、韦州、同心城一线，进行休整补充。南京军政部派容克飞机专门为胡部投送子弹和食物等给养物资。
这时，全国形势急剧发展。在胡宗南部于11月22日在山城堡失利后的两天，11月24日，国民党晋绥军傅作义部在绥远百灵庙战役中取得抗日重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派遣陈诚到太原与阎锡山筹划乘胜出兵进袭察北日伪军；另一方面他本人于12月3日再次飞到西安，住郊区临潼华清池，督促“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加紧“进剿”陕北红军，准备于12月12日颁发第二次进攻红军的命令。12月上旬，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钱大钧、蒋作宾等军政大员云集西安。当时西安城里风传，蒋介石为贯彻“剿共”决策，准备发表蒋鼎文为“西北剿总”的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函》（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页。显然，这是蒋介石不满意“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剿共”不力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张学良与杨虎城
而在这同时，张学良与杨虎城经过多日的酝酿与准备，正加紧策划与实施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军政大员，胁迫他们答应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要求。
远在甘、宁边界同心城与惠安堡的胡宗南，全然不知道西安城紧张而微妙的局势，更没有感觉到一场震惊海内外的事变即将发生。他只是全力执行蒋介石与“西北剿总”下达的军事“剿共”计划。山城堡丧师失利后经休整补充约十天时间，在1936年12月初，胡宗南又奉令率军向红军发起进攻追击。
当时，胡率所部第一军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与曾万钟的第三军为中路，向吴起、保安前进；东北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等部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企图三路合击，与陕北东部的汤恩伯第十三军之第二十一师李仙州部及陕西地方部队高桂滋部等配合，“围歼”陕北红军总部。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2）
正当胡宗南率军向陕北进击时，12月12日，他突然接到西安张学良电示：所有“剿共”部队停止待命。胡宗南感到十分疑惑。接着，他又接到部下报告：第一师第三团遭到西安空军的袭击。到12月13日，他才从宁夏马鸿逵与驻甘其他中央军部队来电中得知：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联合发动兵变，扣押了在西安的蒋介石与中央军政大员陈诚、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钱大钧、蒋作宾等人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并发表八项声明，要求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等。不久，胡宗南又得到报告，胡部第一军留在兰州的西北补充旅两个团，亦为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武力包围缴械，蔡、徐两位团长及部分官兵因抗拒缴械进行抵抗而被打死。
胡宗南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大为震惊。他既为蒋介石的生命安全百般担心，抱头大哭不止，又对张、杨劫持“领袖”的“叛逆”行为颇为愤恨。他尤其对自己部队的行动感到为难：若立即回师进攻西安，则不仅要受到东北军的阻击与红军的夹击，而且可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若原地待命，则东有红军威胁，南有东北军敌对，北有宁夏马鸿逵部队，在这动乱危急之际，难以信任。胡宗南痛苦不安，“不吃饭，不会客，终日在屋内转。”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后来形势逐渐明朗。胡宗南也与南京军政部、黄埔系将领的核心组织力行社与复兴社以及在陕甘宁地区中央军各部队将领取得了无线电讯联系。胡宗南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们在如何处理张、杨事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力主武力讨伐，并明令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与宋子文、孔祥熙、李烈钧、冯玉祥、孙科等人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心，主张与西安方面和平谈判解决事变。宋美龄派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飞赴洛阳转西安，先期看望蒋介石。
胡宗南还了解到，在南京的黄埔系青年将领们意见也不一致：以邓文仪、贺衷寒、桂永清为首的一些人主战，拥护与支持何应钦出兵“讨逆”，向西安进攻；戴笠与郑介民等人则遵从宋美龄、宋子文的意图，以保全蒋介石的生命为第一要义，因此，不能轻易出兵动武，而应先派代表与张、杨和平谈判。
蒋介石致何应钦的关于停止轰炸的信函。
胡宗南是黄埔系青年将领的首领、复兴社的首要骨干，又在西北握有重兵，离西安与兰州较近，因此特别受到南京各方面的注意与重视。何应钦给他发来电令，要胡的第一军今后行动直接与何取联络，目前应先由现地出发，向驻固原之东北军进迫并严密监视。而主和派首领宋美龄、宋子文等对胡更是抓紧不放，通过胡的密友戴笠与胡密切联系，传达指示。据戴笠的副手、当时担任复兴社书记的郑介民说：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3）
复兴社开不成会，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握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按：指何应钦）之命是听。老戴和我以宋部长、蒋夫人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文强等：《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刊《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
胡宗南的看法与宋美龄等主和派不谋而合。胡宗南是一位较有政治头脑的国民党军将领，与蒋介石的关系又特别深，深知凭武力讨伐，不仅不能使西安方面屈服与释放蒋介石，而且可能逼使张、杨顽抗到底、走上联合红军对抗南京政府的道路，这样，蒋介石的生命必不能保，全国内战也将扩大。胡宗南想到不久前刚收到的周恩来密信，认识到内战扩大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现在，胡宗南又得到宋美龄等的指示，因而更倾向主和了。
1936年12月14日，以胡宗南领衔，黄杰、李默庵、孙元良、李延年、贺衷寒、邓文仪等275名黄埔系青年将领并“代表全体七万余同学”，发出了《忠告张学良电》与《告袍泽书》，一方面声称蒋介石“为我全国唯一之领袖，亦我国家生存所托命，委座之革命意志及其精神，久已普及于全国爱国同胞之脑筋，尤深刻灌注于吾军校同学每一个及全体将士之血液，此决非任何恶劣势力所得而劫持。”另一方面又对张、杨发出武力威胁：“执事试自审地位力量，究有几何？”要求张、杨绝对保证蒋介石安全，“万一委座稍有差池，则吾全体同学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决不与执事及与执事有关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此世。”《胡宗南等等275名黄埔系青年将领忠告张学良电》、《胡宗南等等275名黄埔系青年将领告袍泽书》，(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1983年版，第372～373页。在忠于蒋介石与急于营救蒋介石出险这一点上，胡宗南与整个黄埔系是保持一致的。由于黄埔系是当时国民政府军中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因而胡宗南领衔发出的这两份电文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傅斯年说：“最有力量安慰的人是青年将领的表示，他们的积极的迅速的有步伐的行动是保持蒋公安全、维护中国全局的主要因素。”(台北)《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1983年版，第79页。
但在12月14日同一天，胡宗南又参与列名以刘峙领衔的三十八位国民党军领兵将领的《箴劝张学良、杨虎城电》，在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回京时，提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刘峙等三十八位将领箴劝张杨电》（1936年12月14日），(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1983年版，第375页。这种明显倾向和平谈判的态度，是与主战派有很大区别的。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4）
胡宗南在行动上，也对军事讨伐张、杨持消极态度，驻军惠安堡、同心城一线，一直按兵不动。胡宗南还给驻军宁夏中卫与定远营的第二十五师师长、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去电，希望胡、关两部协同行动。他在电文中向关提出两部应付西安事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两部就近占领一块根据地，如宁夏，站稳脚跟，静观形势，等待南京与西安的谈判结果，再图大举；中策是两部从宁、甘边界向甘肃境内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与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靠拢，配合全国黄埔系将领出兵讨伐张、杨；下策是以胡、关两部为主力，配合宁夏马鸿逵军，立即向西安进攻。覃异之（时任关麟征部团长）：《伪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23页。很明显，胡宗南是主张“上策”，而不主张下策的。
但关麟征却是个强烈的主战派，力主立即出兵进攻西安讨伐张、杨。他回电答复胡宗南说：“兄之下策，即弟之上策也。尊意以为如何？”胡宗南自然不同意关的意见，再次去电向关详细说明不能立即出兵进攻西安的理由，指出这将危及他们的校长蒋介石的生命。胡宗南在电文中颇动感情地对关呼吁：“校长处于危险之中，雨东，雨东（关的别号）！何去何从……”。没想到关麟征看了这封电文大为恼火，立刻复了胡宗南一封很长的电报，坚持立即出兵讨伐张、杨，还对胡宗南反唇相讥，说：“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姚国俊（时任关麟征师参谋长）：《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的回忆》，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17页。关麟征丢开胡宗南，准备引所部从宁夏南下，同时发电报令归他指挥的驻甘肃东部秦安的第四十九师师长李及兰、副师长余程万，与驻陕南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先行向宝鸡一线集结，他本人拟乘飞机到宝鸡指挥这两个师向西安进攻，迫使张、杨释放蒋介石。
胡宗南继续按兵不动。他认为关麟征等主战派的行动莽撞，不仅不能救蒋介石，反而会害蒋介石。胡宗南与第一军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於达及原第一师副师长，后调任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等协商，认为张学良东北军主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驻扎在甘肃平凉、固原一带，“如使其不得东归，张必有所顾虑，”乃令第七十八师李文部绕驻瓦亭、平凉、洷川一线，堵其东南去路；胡宗南本人亲率第一师（胡兼师长）进驻黑城镇，对王以哲部取钳形包围态势，监视其行动。《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76页。同时静待南京消息。
1936年12月16日晚，胡宗南接到南京“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来电，告知已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从东、西两面发兵夹击西安。胡宗南部隶属顾祝同的西路集团军。接着，顾祝同也来电，要胡宗南统一指挥第一军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曾万钟的第三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等部，向西安进击。在这情况下，胡宗南才率所部出发，但行军迟缓而谨慎。胡宗南为与关麟征解释前嫌，特派副官处长王应尊持其亲笔函，到海原关麟征处联络。关麟征送胡宗南良马两匹，表示友好。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5）
南京国民政府在12月16日明令对张学良、杨虎城讨伐，“讨逆军”东、西两路军向西安进逼的同时，根据“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辑》，刊(北京)《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的原则，于12月22日又派遣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偕同澳籍顾问端纳飞到西安，宋子文
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正式谈判。
在12月23日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六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给共产党合法地位等。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周恩来的主张。他们在要求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时，对力倡武力讨伐西安、担任“讨逆军总司令”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都非常厌恶，称之为“亲日派”头目，心欲去之。
宋子文同意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因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全国团结抗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则改组南京中央政府，去掉西安方面憎恶的一些“亲日派”，换上一些各方都满意的人物进入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何应钦是西安方面要求去职的第一人，那么由谁来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掌握全国军事指挥大权呢？这必须是一个既有军事资历与军事实力、又为南京、西安与中共等几个方面都能接受、都能看重的人物。
宋子文在谈判中提出由严重或胡宗南接任军政部部长。
据周恩来在12月23日当夜从西安发给陕北保安中共中央的电报记载：
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宋子文之所以提严重长军政部，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内资深望重的老一辈军事将领，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陈诚的长官，在大革命与北伐时期任第二十二师师长，与中共方面有良好的关系，在大革命失败后受蒋介石排挤，脱离军界多年。
宋子文之所以提胡宗南长军政部，则因为胡是黄埔系的首领，国民党年轻一代将领的代表，既是蒋介石特别信任与宠爱的学生与部下，又为共产党方面所看重，尤其是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一直通过戴笠与宋子文、宋美龄保持密切的联系，支持两宋与张、杨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脱险的方针，因而深受宋子文与宋美龄的赏识。
宋子文的建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实现。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胡宗南在全国政局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他成了被国内几种政治力量都看重的人物，成了中央政府军政部长的人选。他已从军事进入政治，成为一颗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的新星。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6）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南京。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中的随行人员合影。
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势变化。蒋介石一方面扣留了张学良，于12月31日将其送交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另一方面不仅不从陕甘地区撤出胡宗南等中央军，反而在1937年1月初，集中了近四十个师的中央军部队向西安进逼，企图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策略解决西北问题。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代表他指挥五个集团军围攻西安：第一集团军以顾祝同兼任总司令，集中于西安以东华阴、华县一线；第四集团军以陈诚任总司令，部署在渭河以北；第五集团军以卫立煌任总司令，部署在陕南商、洛方面；第二、三集团军分别以蒋鼎文、朱绍良为总司令，部署在西安以西，威胁在甘肃的东北军，并从西面向西安进逼。--形成了从东、北、南、西四面包围进逼西安的军事态势。
胡宗南的第一军隶属于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奉令从甘肃东部向陕西关中推进。不久，因1937年2月2日西安东北军发生内讧，形成二二事件，顾祝同直接指挥的东路中央军于1937年2月8日得以进驻西安。杨虎城部被迫移往三原。东北军各部则陆续被调往豫、皖两省缩编。胡宗南率第一军从宝鸡入驻凤翔。这时，从潼关到宝鸡的陇海铁路沿线关中地区全部被中央军控制。
移驻徐海，对日备战（1）
移驻徐海，对日备战
1937年2月西安事变解决后，胡宗南率所部第一军从关中回驻陇东，分驻平凉、泾川、静宁各县，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对军队作短期训练。
1937年4月，因日本侵华加剧，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胡部奉命东移徐州、海州（今连云港）一带，守备苏北海防与徐州战略要点，接替原驻徐州的第二师郑洞国部与驻海州的税警总团黄杰部；同时武装监视从陕甘东移进驻豫、皖、苏一带的东北军进行整军缩编。
1937年4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在开封设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以刘峙、于学忠、王树常、商震、陈诚、胡宗南等人为委员，刘峙为主任委员。(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4月28日。对开抵河南、安徽与苏北的东北军按南京军委会的规定进行整军缩编，东北军被整编为五个军，分属不同绥靖区。从此东北军再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武装集团。
1937年5月初，胡宗南率第一军主力抵达徐州。军部及第一师驻徐州近郊九里山营房，一部开往海州；第七十八师驻豫东归德（今商丘），担负海防与津浦、陇海两铁路干线的警备任务。只留西北补充旅，仍留驻兰州，归兰州绥署主任朱绍良节制指挥。
胡宗南利用驻军徐州之机会，对第一军编制机构进一步调整充实，加强控制。因为上一年9月第一师刚扩编为第一军，编配未竟，就奉命匆匆入甘，以致军部未能成立，仅以第一师师部兼军部指挥机构，胡宗南以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这次调整充实，胡宗南乃辞去第一师师长兼职，专任军长，并新成立了第一军军部，同时对各师、旅长官也作了一些调整。
新的第一军军部主官编制如下：
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於达。
军部参谋处处长胡长青，副官处处长袁杰三，军需处处长蔡翎祺，特别党部书记长沈上达。
军下辖两师，每师辖两团。
第一师。胡宗南辞去第一师师长后，其职由李铁军继任，原第一旅旅长李正先升副师长，旅长由刘超寰升任，下辖第一团团长王应尊，第二团团长杨杰。原第二旅旅长詹忠言调任为师参谋长，由曹日晖升任第二旅旅长，不久改为严明，下辖第三团团长陈鞠旅，第四团团长李友梅。
第七十八师。原师长丁德隆因山城堡失利去职，由原第一师副师长李文接任，副师长仍为罗历戎，参谋长仍为吴允周。下辖第二三二旅，原旅长廖昂亦去职，由周士冕继任；第二三四旅，旅长仍为李用章。下辖的四个团长，只有晏俭在山城堡战役中阵亡，以文于一继任，其余许良玉、谢义峰、徐保仍旧。
胡宗南率部驻防徐州时，国内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逐步形成，国内各派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抵御外侮的局面即将出现。
移驻徐海，对日备战（2）
在这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一步加剧。在这时期，日本军阀与政府将侵略重点继续指向华北。一方面，他们迫使中央军撤出冀察平津地区，策动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实行所谓“华北中立化”；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加强驻华北的军事力量。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以贵族的身份与军阀、财阀的支持，出任日本首相，受命组阁。日本朝野上下更发出了一派疯狂的侵华叫嚣。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当时美国驻北平记者拉铁摩尔说：“这太像1931年了……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1947年版，第65页。
宋哲元
胡宗南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关注政治形势，从政治着眼进行军事准备，是胡宗南治军带兵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过去率军入甘驻军天水，为准备与红军作战，就加紧部队的山地作战训练。现在他看到日本向中国步步紧逼，十分愤慨，“尝以不得参与淞沪、长城作战为憾，至徐州后，官兵习闻日本侵我种种暴行，极为愤慨，对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为憎恶，敌忾心特强。”《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0页。胡宗南认识到“中日必出于一战”同上。，而他的第一军这四年来一直驻在西北对红军作战，从未与日军交过锋，缺乏对日军作战经验与知识，就积极进行与日军作战的训练与准备。
胡宗南接受了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吴允周的建议，举办全军军官短期训练班，将全军营、连长以上军官集中训练班学习训练，并特派吴允周到南京聘请陆军大学教官冯龙、曾继远、伍培英等四人与中央军校教官四人，到训练班讲解对日作战的战术知识与日军的情况。在学习中，以日军为作战对象，根据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研究对日作战战术，特别是对付日军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战术。不但学习战术原理与图上作业，而且还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陆空联合作战的实兵演习，提高将校的指挥能力与士兵的作战能力。参见王应尊：《血溅杨行、刘行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第一军中自旅、团长到班长、军士，分别编队实施战术战斗等研练。这种训练班从5月开办，一直到9月奉令准备开赴上海抗日前线才结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移驻徐海，对日备战（3）
胡宗南为了提高第一军的军事素质与指挥水平，还设法招揽军事人才来第一军工作，为其所用。例如来第一军讲学的冯龙等教官后来都被胡宗南邀请留下工作。胡听说他的黄埔一期同学与浙江同乡宣侠父这几年南北奔走，对与日军作战颇有研究，便多次设法邀请宣侠父来徐州第一军考察与讲学。胡宗南知道宣侠父过去思想左倾，在政海中几度浮沉；但他又深知宣侠父是文武全才，亟欲得之。1937年8月下旬，在华北与上海中日军队正在进行激烈战争之际，宣侠父来到了徐州胡宗南的军部。当时胡宗南正发动全军积极准备开赴前线，见宣侠父来到，极为高兴，待宣如上宾，朝夕陪伴，与宣一道视察第一军的部队与防地，畅叙自黄埔军校分别后的各自情况与乡情私谊，讨论对日作战军事。应胡宗南要求，宣侠父阐述了怎样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对付日军必须采用游击战争的建议。胡宗南听了十分高兴，并请宣侠父将所讲内容写成一篇抗日游击战争专论，以作为对第一军部队官兵教育的教材。宣侠父欣然同意。他因对这些问题思虑已久，胸有成竹，故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向胡宗南交上一份《游击战争概述》文稿。胡宗南阅后，当即批示印发第一军官兵学习参考。胡对此文称赞不已，更急切热诚地要求宣侠父留下辅佐他治军，许以军中要职。宣侠父婉言谢绝。他对胡宗南说：在这中日开战、民族危亡的时刻，自己因为久未领兵，无意当官。他劝胡宗南说：“当官就应该像林则徐那样，领兵就应该像关天培那样，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宣在胡军出师赴沪前离开徐州。直到1938年8月初，当胡宗南率部回驻西安时，宣侠父的《游击战争概述》一文在西安《救亡》周刊第五期上发表，引起国内军事界的称道与文化界的注目。胡宗南这时正着手筹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他试图再次邀请宣侠父来他部工作。
胡宗南不知道，宣侠父早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秘密为中共做地下工作，尤其是利用他黄埔一期生的身份，对国民政府军中的黄埔师生展开工作，其中胡宗南是他策反的重点对象。参见：（1）宣侠父夫人金铃整理《宣侠父传》；（2）《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宣侠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引起蒋介石的极大警惕，密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秘裁宣侠父！1938年7月31日，正当胡率部在河南、湖北前线与日军作战时，在西安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任“高级参议”的宣侠父，被蒋鼎文令军统西北区负责人张毅夫派人暗杀。张严佛：《宣侠父被暗杀案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蒋介石、蒋鼎文都将此事瞒着胡宗南。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对宣侠父痛下杀手，主要是怕他策反胡宗南。
移驻徐海，对日备战（4）
胡宗南驻军徐州时，还有意结识与联络一些战略要地的军政实权人物。如对河南中原之地，胡宗南分外重视，因为这里既是徐、海地区的后方，南北的交通要道，又是西安与大西北通往全国的前进基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胡宗南熟读中国史书，深知历来用陕西者，一要争向洛阳以东、取得中原，方能发展，二要取巴蜀为后方求生存，如此方能进退自如，大事可图。胡宗南已经预计到，抗战一旦发生，沿海地区势将不保，中国军队将退往西北、西南，河南地区发挥出比历史上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胡宗南有意识地联络河南一些人，培植自己势力。胡宗南见黄埔系将领肖作霖领导的河南复兴社分社势力很大，威望颇著，就屈尊就交，曲意相接。一次他因事过开封，特地去访问肖作霖，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不久，肖作霖因事从开封去南京，事先并未通知胡，但胡宗南早得到消息，在肖作霖车过徐州时，胡宗南亲自到车站接肖作霖下车，强留肖作霖在其军部住了一天，接待甚隆。从此胡宗南与肖作霖就交谊日深，过从特密，相约永远合作。参阅：肖作霖：《复兴社述略》，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页；肖作霖：《西北青年劳动营成立前后》，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67页。胡宗南就这样将其势力与影响伸向了河南。
1937年7月7日，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蓄意挑衅，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胡宗南的抗日爱国热情很高，他在赠给友人何浩若《文文山集》上，以钢笔在卷首题张苍水诗一首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4期，第35页。：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这是张苍水在明末领导抗清失败、被俘不屈英勇就义前写的一首诗，在历史上很有名，历来为有爱国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传诵。胡宗南在日本侵华加剧、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时，向友人赠送文天祥的文集，书写张苍水的诗篇，表明了他多年读书所形成的文学史学修养，更表明了他此时决心杀敌报国的悲壮心情。
血战淞沪（1）
血战淞沪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抗战爆发。消息传到徐、海地区，第一军官兵抗日热情高涨。胡宗南应召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在8月上旬赶回部队，在全军团、营长以上军官短期学习班的毕业典礼上，传达了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抵抗的决定，令各军官迅速回到所在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完成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这实际是胡宗南向全军下的动员令，全军官兵受到极大的鼓舞。王应尊：《血溅杨行、刘行记》，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
正当胡宗南军枕戈待旦之际，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开始，中国中央军精锐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等部，在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指挥下，主动进攻，企图一举扫荡驻上海之日本海军陆战队，但因指挥不当，竟未能奏功。8月22日深夜至8月23日晨，日本援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等，在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在长江口南岸川沙口、狮子林直至吴淞口、张华浜等地强行登陆成功。日本援军在日海、空军的强大支持下，向宝山城、月浦、罗店、浏河镇一线发动猛烈进攻，企图包抄中国上海守军的后路，重施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故技。中国方面也鉴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教训，早就在这一线部署有力部队：以陈诚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左翼作战军总司令，指挥第十八军等精锐部队，向登陆日军发动反击，双方展开激烈残酷的攻防争夺战。这使得主战场从黄浦江畔的上海市区逐步移向长江口南岸的吴淞、宝山、江湾、杨行一线地区。陈诚率部在这里奋勇抗击多日，到8月底9月初，由于日军援军源源投入，加强攻势，中国军队装备低劣，虽以血肉之躯与日军拼杀，终不能支持，守军杨步飞的第六十一师溃退，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阵地难保，战场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时，胡宗南等援军赶到。“幸我六师、六十一师及一军等部适时赶到，即对在吴淞登陆之敌施行猛攻。”《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在1937年8月底在徐州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全军立即开赴无锡待命。胡宗南立即下令全军紧急出发。8月30日，胡宗南率第一军军部及第一师李铁军部由徐州上火车；第七十八师李文部由河南归德上火车南下。沿途老百姓自发组织慰劳队到车站给第一军官兵送茶水与慰劳品。
胡军路过南京时，因军参谋长於达他调，胡宗南特邀请陆军大学的上校兵学教官罗列来部继任军参谋长。罗列，号冷梅，190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26年1月入黄埔军校四期，10月毕业即参加北伐。1935年到南京陆军大学第一期深造，毕业后留校任兵学教官，精通参谋业务。罗列入胡宗南部后，为胡宗南重用，成为胡宗南最忠实、最得力的干部。
血战淞沪?2）
胡宗南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是集结无锡待命。但当胡部到达无锡尚未下车，就接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因为宝山一线防线危急，要胡宗南部立即东开宝山增援。
1937年9月初，胡宗南率部乘火车抵达南翔，准备增援宝山城。因白天日机不断空袭，部队只能利用夜间行动。当胡部进抵刘行、杨行一线时，宝山城已于9月6日失陷，守军姚子青营全部壮烈殉国。日军占领宝山后，向前疯狂猛扑。胡宗南立即令第一军各部就地占领阵地，在杨行、蕴藻浜和纪家桥之线组织防御，奋勇阻击由宝山、吴淞扑来的日军。
杨行血战开始了。
日军每次都是先以空军轮番侦察与轰炸，又以黄埔江的军舰猛烈炮击，接着以步兵猛烈冲锋，实行陆海空联合作战。胡宗南第一军官兵面对装备先进、进攻凶猛的日军毫无畏惧，同仇敌忾，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攻击，几乎每一块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使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胡宗南军由于防地狭窄，又无既设工事，日军利用海空优势，施放军事气球，狂轰滥炸，经过几昼夜血战，胡军两个师伤亡惨重：
第一师李铁军部，第一旅旅长刘超寰与第一团团长王应尊负伤，第二团团长杨杰与第四团团长李友梅牺牲，营长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达80％。
第七十八师李文部伤亡基本上与第一师差不多。营长中除留下一个严映皋，其余全部阵亡。王应尊：《血战杨行、刘行记》，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中校科长刘劲持回忆胡宗南军在这期间作战情况时，说：“胡宗南部接防后，士气旺盛，作战顽强，对敌人寸土必争，每屋苦战，打了一个星期，始终守住阵地，因此伤亡惨重。胡宗南一声不叫。顾祝同知道了，在电话中说今晚派某部来换防，胡才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为了减轻日本海军炮火的威胁，胡宗南根据蒋介石转移阵地、逐次抵抗的作战方针，于9月中旬初从杨行一线向南撤至刘行、顾家宅和罗店一线，继续防御作战。日军于9月11日占领杨行后，立即沿金（山）刘（行）公路向胡军阵地猛扑过来。战斗更趋激烈。这一带因多系棉田旱地，少水田，道路网又良好，桥梁坚固，有利于日军炮兵与坦克行动，加上靠近江海，日军补给容易，附近的江湾跑马场被日军改作临时飞机场，因而日军以这里为主攻方向。胡宗南指挥第一军及新增援上来的湖南部队第八师陶峙岳部，协同左翼的第十八军罗卓英部，奋勇抗击日军。胡宗南在多日指挥作战中，总结出日军的活动规律与我军的防守经验，对部下指示说：“现在对日作战，敌人火力占优势，我们不能单凭勇气，必须在白天少活动，利用夜间修补，加强工事，才能减少损伤，持久与敌周旋。”沈治：《寸土不让，尺地必争》，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血战淞沪（3）
胡宗南军在刘行一线激战二十余日，于1937年9月底奉命撤到昆山附近进行整补，将后方开来的新参战部队成团成营地编入第一军两个师的序列之中；对伤亡的旅、团长与营连军官进行调补。在这期间，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电令，第一军扩编为第十七军团，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长，所辖部队除第一军两个师外，增加湖南部队陶峙岳的第八师，共三个师。
1937年10月1日，刘行一线的中国军队奉命撤至蕴藻浜、陈行、大场一线。日军立即集中主力“向蕴藻浜进犯，企图占领大场，以威胁我九集团军之侧背，而达其占领上海之目的。”《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战斗酷烈，中国守军第八师官兵几乎伤亡殆尽，10月6日防线被日军突破。正在昆山附近整补的第一军奉命紧急开往前线支援。这次战斗较前更加激烈。几天下来，全军官兵伤亡达80％以上。胡宗南在这次战斗中吸取以前教训，要各部注意保护重要指挥官安全，因而伤亡较少，但仍阵亡团长二人。营、连长以下干部则所剩无几，士兵伤亡更为惨重。胡部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回忆这次蕴藻浜之战说：
我们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无论官兵，思想上只有国家民族，个人安危均已置之度外。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在蕴藻浜与敌人周旋了21个日日夜夜，阵地安如磐石。部队每天处在战火硝烟之中，休息和进餐只有在战斗的间隙里进行。战斗之频繁激烈为前所未见。我们由于缺乏空军和重武器，除偶然夜袭外，主要是防御，以免消耗实力。后来有人问我，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能坚守21个日夜的？我说，就是两个字“死守”。陶峙岳：《第八师在蕴藻浜的日日夜夜》，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第一军因伤亡惨重，又被调至后方黄渡进行第二次整补。1937年10月25日因大场失守，中国军队被迫后撤到苏州河南岸防御。胡宗南部被令守御北新泾一带河防阵地。官兵们沿河岸挖掘战壕，构筑工事，阻止日军渡河。胡部第一师第四团一营少校营长贾亦斌两次负伤不下火线。他回忆说：“当日军乘汽艇、木船开始渡河，起初我们也不射击，当他们渡到河中间，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把日军打得人仰马翻。由于双方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无法轰炸，大炮不能射击，其优势无法发挥，几次渡河都是这样被我们打退的。”贾亦斌：《自告奋勇参加淞沪抗战》，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这次作战已没有前几次激烈，伤亡也不太严重，一直坚持到11月初，日军一度从第一军两翼友军阵地突破，越过苏州河，胡宗南分兵前去堵截，打退敌军。日军在这时并不急于向前推进，原因是他们正等待援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后，前后夹击中国军队。
血战淞沪（4）
在数十天的淞沪血战中，胡宗南作为军长与军团长，始终在前线指挥，“日夜在战场指挥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2页。第一军撤退到沪西苏州河南岸作战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劲持到第一军军部了解情况，第一军参谋处长傅维藩对他说：“该军已补充兵员四次，接防换防五次，总算能顶住。以第一师为例，旅长两个，先后伤了三个，团长四个，先后死伤五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他们住在竹林村庄内，白天隐蔽不动，敌机投弹扫射，不予理会。这样沉着应付，1937年，日军由上海攻向南京途中，将中国百姓绑在柱子上。
守多攻少，反可持久。”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正当胡宗南指挥所部与友军在苏州河岸苦战之际，1937年11月5日晨，日军援军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卫等处登陆成功，并迅速推进，相继攻占金山、松江，切断了沪杭线，从南面向上海包抄。在淞沪的中国军队即将陷入被敌人全面包围、前后夹击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与各友军接到南京大本营命令，放弃苏州河阵地，全线撤退。
胡宗南部与各友军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了。胡部与各友军伤亡惨重，为保卫国土抗击侵略作出了重要贡献。胡宗南在率部即将离开这片洒满中国将士热血的土地，眼看大好河山将沦入异族之手，内心十分悲愤。他打电话给正率部抗敌掩护中国军队撤退的第八军军长黄杰，呜咽欲泣，一开头就说：“失败了，我们将撤退，向南京转进。我不能来看你……”黄杰在电话中与胡宗南以长期抗战互相勉励。黄杰：《我与胡宗南将军》，刊(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55页。
上海中国军队在后撤过程中，由于南京大本营举棋不定，贻误战机，指挥不当，再加上日机的轰炸与日军的追赶袭击，致使各撤退部队拥挤在上海到青浦的公路上，混乱不堪，一度失去了控制。胡宗南随军撤退到青浦西北，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李日基：《第七十八师血战蕴藻浜》，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这一带是苏南水网地区，河渠多而深，桥又多被破坏，部队撤退过河全靠泅渡。第一军特别党部书记长、胡宗南的孝丰小同乡沈上达与许多不会游水的官兵，因过河时不识水性，又遭到日军水上挺进队袭击而牺牲。
第一军部队一直撤退到苏州才陆续收容集结。各师、旅都残缺不全。因日军迅速向前推进，而中国军队未做好纵深防守的准备，致使既设的吴福线弃而未用。胡宗南率第一军于11月16日退至无锡，暂归上官云相指挥，在无锡、常州之间组织防御，与进攻日军苦战三昼夜。
胡宗南对近三个月的淞沪血战感慨良多，对各部撤退混乱、损失严重更是忧愤不已。他在11月20日致信密友戴笠说：“弟刻又在无锡进入阵地矣。此次前方撤退各军，秩序纪律毫无。官无斗志，士多伤亡，吴福线尚不能守，澄锡线更无论矣。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撑持，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矣。第二期革命已失败，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也。”《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北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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