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家住湖北武昌，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刑庭庭长，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与名望。熊汇荃本人于1919年生，在1935年才17岁就考入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在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任“民先”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后又由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人出身官宦，仪表不俗，年纪较轻，又聪敏精细，受过高等教育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锻炼，知识面广，记忆力强，能随机应变，完全符合周恩来的要求，能适应在胡宗南部队中长期潜伏进行情报工作。抗战发生后，熊汇荃正在迁移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就读，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郭见恩，与蒋南翔重新接上了关系。蒋南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熊汇荃留在长沙，不要暴露中共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争取进入胡宗南部工作。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是湖南一位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李芳兰。此人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与国民党上层一些人物有些往来，在湖南略有些名气。当时自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约有五十多人，其中有从南京中央医院西撤的医生、护士，有从上海西撤的爱国青年，还有一位画家赖少其，另外还有二十多名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北平、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洪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等人。熊汇荃按照蒋南翔转述的周恩来的指示，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身份，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胡宗南更是重视，自江苏前线来电表示欢迎，还特地派来一位姓陈的政工人员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当指导员。
1937年12月底，熊汇荃随“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武昌。
1938年1月初，胡宗南来到武昌，亲自分三批接见与考察“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每次接见时，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然后提出三或四个问题；回答时，胡宗南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胡宗南在名册上记下他的印象与观感的符号。--胡宗南用的仍是中国传统官场的面试目测法，此法虽简便，也有一点效用，但对一般被试者尚可，对胸有城府、善于做作者则不灵，对那些怀有特殊使命的大智大勇者，则尤不可用了。如他这次面试熊汇荃时，就完全被熊汇荃所迷惑了。关于熊汇荃到胡宗南部进行情报工作情形，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熊汇荃为着完成中共方面交给他的使命，达到顺利进入胡宗南部，并取得胡宗南的关注与赏识的目的，认真思索了胡宗南的个性特点与提问方式。他发现，胡宗南对前几个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要到本军来？”熊汇荃当即萌生出一个念头，要使自己的回答与言谈举止迎合胡宗南的个性与爱好，要使胡宗南这个令常人“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给胡宗南留下崭新而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胡宗南点到熊汇荃的名字时，熊汇荃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这一手果然使胡宗南很惊讶，瞪着眼瞧着熊汇荃。
胡宗南问：“贵庚？”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3）
熊汇荃答：“再过三个月零四天满19岁。”
胡宗南又问：“熊先生为何到本军来？”
熊汇荃作惊人之语：“参加革命！”
胡宗南听了一怔，问：“熊先生到本军来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汇荃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汇荃答：“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除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汇荃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汇荃话音刚落，胡宗南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汇荃脱口而出说：“杀！”
熊汇荃的回答十分符合胡宗南喜欢倡言革命、鼓吹抗日又热衷于识拔青年才俊的特点。胡宗南对熊汇荃的这番精心“表演”十分满意，在名册上熊的名字旁画了四个圈。这是绝无仅有。胡宗南对其他人名字旁多画一个圈，少数人名字旁画两个圈，至多画三个圈。
在对熊汇荃面试的当晚，胡宗南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其侍从副官唐西园约熊汇荃来其住地进行个别谈话。胡表情不再矜持，先与熊漫谈，问熊的学历，称赞熊汇荃“十七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胡就用轻描淡写的方法，对熊汇荃进行政治盘查。
胡宗南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汇荃早做好思想准备，回答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学生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华北自治。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在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胡宗南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熊汇荃答：“有‘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熊并说明他曾是清华大学“民先”的负责人之一。熊认为“民先”是当时北平学生的一个公开抗日爱国组织，而他曾担任清华大学“民先”的负责人，清华大学的许多学生都知道。胡要调查，很容易就能了解。因而，不如对胡明言为好。
胡宗南听了又问熊汇荃：“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汇荃答：“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熊汇荃在谈话中故意多提孙中山的言论著作，使胡宗南对熊汇荃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面露喜色，称赞熊汇荃“对总理遗教有研究！”
胡宗南接着又问熊汇荃：“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4）
熊汇荃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熊汇荃说得既有分寸，恰到好处，又慷慨激昂，不露痕迹，使得一心要为第一军识拔青年人才的胡宗南信以为真，满心欢喜，特地站起来与熊握手。
胡宗南转而问起熊汇荃的家庭情况。胡宗南得知熊汇荃家就住在武昌，熊汇荃的父亲在武昌高等法院任庭长时，就要熊汇荃写出家庭住址。第二天胡宗南特地派副官唐西园将熊汇荃的父亲请来，设宴招待。胡宗南向熊父表示对熊汇荃很器重，夸熊汇荃是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要熊父放心地把儿子交给他。胡宗南向熊父保证，他一定要将熊汇荃培养成党国栋梁之才。
胡宗南自信他慧眼识才，发现与选拔了一位青年才俊到自己部队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亲手将中共的一名秘密情报人员召到身边。
就在这期间，熊汇荃在一天晚上，秘密地从武昌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周恩来不在，由董必武听取熊汇荃的汇报，并将周恩来对熊汇荃潜入胡部的指示详细传达给熊。周恩来要熊汇荃到胡部后应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中共组织联系。当时中共方面只有周恩来、董必武、蒋南翔三个人知道熊汇荃潜入胡宗南部的特殊使命，以后将由周、董等查明胡宗南部的新驻地，再设法与熊汇荃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熊汇荃都要耐心等待。在取得联系前，熊汇荃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要甘于做冷棋子。第二，隐蔽中共党员身份，不发展中共组织，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若胡反共，则在表面上同他一致，不要怕人误会，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要谨慎，谨慎不是畏缩。既要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要发扬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等等。
董必武最后对熊汇荃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周恩来与董必武送熊汇荃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熊汇荃随“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加入胡宗南部后，在1938年2月到达陕西凤翔，随服务团向附近居民进行抗日宣传与医疗工作。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5）
胡宗南经再次考察后，对熊汇荃更加信任，决定进一步培养他。1938年5月，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熊汇荃单独谈话，对熊汇荃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中的一员。”胡宗南让熊汇荃在次晨离开服务团，随他同车去西安。胡宗南亲自将熊汇荃送进刚刚开办的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军分校，接受国民党军校的正规培训，成为正规的“革命军人”与“黄埔大家庭的一员”，还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8年8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被解散。这年10月底，胡宗南从前线回师西安。他一直关注着正在第七军分校学习的熊汇荃，很快传见熊，表示关心，说熊汇荃“已经像个革命军人”，还询问熊汇荃的家庭情况。胡宗南得知熊汇荃的父母这时已从武汉逃难到四川，不久就安排他们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胡宗南还专门去探望熊汇荃的父母。
熊汇荃也在巧巧地对胡宗南进行观察与思考。他一度认为胡宗南是夏伯阳式的军人，可以做工作，将其争取到中共方面来。夏伯阳原是旧俄时的军官，勇猛善战，后参加苏联红军，成为杰出的红军将领。但熊汇荃很快发现胡宗南对蒋介石忠心耿耿，遂放弃了争取之心。不久他听说中共情报人员宣侠夫在西安被国民政府当局秘密杀害，就企图暗杀胡宗南。当他将此想法向来与他联络的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德峰汇报时，遭到吴德峰的批评。吴德峰对他说：“你不仅不能暗杀胡宗南，还要设法保护胡宗南的生命安全。因为你在他身边的地位与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
1939年3月，第七军分校首届学生毕业，胡宗南指定熊汇荃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礼毕，胡宗南找熊汇荃谈话，说，他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最终选定了熊汇荃，决定委派熊汇荃担任他的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熊汇荃为坚胡宗南意，欲进先退，故意表示他以前在清华曾加入“民先”，有“左”倾嫌疑，现在到胡先生身边担任这样的重要工作，恐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自信地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胡宗南赠送给熊汇荃一支精致的手枪与一只瑞士手表。
就这样，熊汇荃成了胡宗南最亲信最重要的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他身处胡宗南的总司令部中，每天都紧随胡宗南的身前马后，协助胡宗南处理军中各种机密文电与胡宗南的日常事务，以及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等。熊汇荃在工作与生活中，也表现得异常勤恳忠心。“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对熊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加以很好的照顾，为对其他部属之所未有。”张佛千：《〈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读后》，刊(台北)《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第54页。有一次，胡宗南去西峡口会汤恩伯，轻车简从，只带熊汇荃与一个卫士。中途夜宿村塾，熊汇荃竟通宵警戒，被胡宗南无意中发现，留下极深的印象。胡宗南经多年考察，对熊汇荃深信不疑。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6）
熊汇荃在胡宗南身边工作，长达约十年之久，直到1947年5月胡宗南将熊汇荃送往美国留学才为止。在这十年中，胡宗南总部的几乎一切军政机密、胡宗南个人的心态情绪与人事交往，以及国民政府中央下达给胡宗南部的各项核心机密文件，都被熊汇荃周密掌握并及时通过中共地下情报网报给中共中央。胡宗南总部及其全军，对中共方面来说，几乎无密可保。而胡宗南本人及其总部却始终对此毫无觉察。
在熊汇荃打入胡宗南总部的同时，中共情报部门又先后安排陈忠经、申振民等情报人员打入胡部或西安其他国民政府军政机关。
陈忠经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是江苏仪征人，1916年生，比熊汇荃大三岁。1934年他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抗战爆发后，他与熊汇荃一道南下长沙，加入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他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毕业后到西安，进入胡宗南部工作，长期担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的组训组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共，并被中共情报组织吸收，参加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工作。
申振民又名申健，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的学生活跃分子。他是河北大城人，1915年生，比熊汇荃大四岁。1937年10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抗战开始后撤往陕西，与别的高校合并为西北联大）参加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民先”，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抗战期间，他在西安长期担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等；同时，他又是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秘密成员。
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利用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经常获取到国民政府的各种情报。延安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先后派遣许立群、吴德峰、曾三、王中等重要人员来西安与他们取得联系。到1941年夏，中共情报部门专门派遣高级情报人员王石坚到西安长住，负责联络与领导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等人的情报工作，建立西安情报组织。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原籍山东文登，1911年生，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十年，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进入中共情报部门工作。不久，王石坚通过陈忠经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开办书店与商行等，赁屋长居，建立秘密电台，迅速而及时地将熊汇荃等人提供的情报报告延安中共中央。对熊汇荃在胡宗南部的情报工作，毛泽东曾赞扬说熊汇荃的作用“顶几个师”；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周恩来则将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誉之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后三杰”，可与中共情报工作的“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相媲美。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所谓“前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在1928年到1931年，由周恩来指挥的中共中央特科部署，潜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及其他国民党要害部门，活动近四年之久，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7）
钱壮飞
熊汇荃在胡宗南司令部潜伏、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并不是没有引起胡宗南部任何人的怀疑。如在1937年12月熊汇荃在长沙刚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时，团长李芳兰就曾当面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以后熊汇荃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后，李芳兰又旧事重提，但都被熊汇荃巧妙地顶回去了。胡宗南部的特工部门也曾收到匿名信，检举熊汇荃是“匪谍”，但都没有引起胡宗南的重视与追查，使熊汇荃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胡宗南之所以将中共的情报人员挑选为自己的机要秘书与随从副官，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而毫无觉察，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原因除了中共情报人员部署周密、精明机警外，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机关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组织人事制度与政治审查制度。各级人员的任免多凭长官的好恶与亲友的介绍请托，事前既无严格的审查，事后又无认真的考核。长官决定一切。长官决定的人事任免往往要受个人认识与情感的局限，却又不允许别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千方百计的打入创造了条件。熊汇荃能打入到胡宗南身边，就像谢和赓打入到白崇禧身边，赵荣声打入到卫立煌身边，余湛邦打入到张治中身边一样，其共同原因即在此。
第二，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的严重缺点。胡宗南性格与为人粗豪而不精细，轻率而不谨慎，志大才疏，过分自信，特别是在他事业顺利、官运亨通、手中的军政权力急剧膨胀以后，更是自傲轻狂，自以为天纵英明，形成好大喜功、粗率浮躁、独断专行、言莫予违的作风，对部下无知人之明，更无警惕之心与审察之道，也不容别人提出异议。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的长期潜伏提供了可能。1939年年初，中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西安，接触过胡宗南，虽然当时胡宗南位高权重，颇负盛名，但彭德怀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志大才疏！”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计篇》。保守机密为军队的第一生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在组织人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以及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上粗疏自傲等致命弱点，导致熊汇荃等中共情报人员长期在胡宗南身边卓有成效地进行情报活动。这正是胡宗南部在未来与中共斗争中屡遭挫折并最终失败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本书后面章节我们将要看到。
筑起“防共长城”（1）
筑起“防共长城”
不出周恩来所料，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转向紧张。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当权派对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日益忧虑与恐慌，纷起要求进行限制、防范与打击。
胡宗南，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影响扩大感受尤深，越来越不安，思虑着防范与应对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师关中坐镇西安后，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就日益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担心与不满。他在与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绪。他常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范汉杰：《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对防范与打击共产党作了许多指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正式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决心更加坚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中共的发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战线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就专门去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中共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提出多项防共、限共与反共的建议。蒋介石一改常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胡宗南陈述意见。胡足足谈了两个钟头。他说：“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而且还伸入到了江苏、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他们也到处发展组织，进行种种宣传，破坏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筑起“防共长城”（2）
这是多么可怕！”因此，胡宗南提出：“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同上书，第91页。
胡宗南对中共的看法与态度，与蒋介石完全一致。蒋介石让胡宗南坐镇关中，给他的战略任务，除了“东御日寇”，第二项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开始，胡宗南指挥所部，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多年严密的包围、封锁、摩擦、挑衅，直至挑起内战。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力图在西北筑起一道“防共长城”。
第一，建立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线。
陕甘宁边区，原是在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指定陕西洛川以北、绥德以南以及甘肃、宁夏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延安为中心，划归中共方面管辖，称陕甘宁特区。该地区地广人稀，地瘠民贫。但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竟将此地建成中共领导的第一重要的根据地，成为中共各解放区的总后方。
国民政府方面对陕甘宁边区日益增大的影响越来越不安。在抗战开始阶段，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很稀松的，“所谓陕北封锁线，在抗战初期，原不过少数陕西省保安部队在有限之交通隘口，清查行人，照料衣食。‘匪’方亦复如是。”《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48页。但在193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密电朱绍良与胡宗南，令他们“利用涵潼及黄河天险”，在各战略要点布置重兵，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严防“陕北奸伪”，还令胡宗南在双石铺设预备指挥所。《蒋介石致朱绍良、胡宗南等电》（1939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汇报”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指导陕、甘、宁、绥四省各部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首先是建立军事封锁线，这主要由胡宗南部承担。
当时天水行营规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陕北榆林一线，由高双成、邓宝珊部负责；在宁夏一线，由马鸿逵、马鸿宾部负责；胡宗南部则担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省的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铜官（今铜川）、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东部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与马鸿逵部的封锁线衔接，总长达700余华里。无疑，这是对中共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一段封锁线。
筑起“防共长城”（3）
在建立军事封锁线的过程中，胡宗南根据当年“围剿”苏区时的办法，先根据地形绘制了军队布置图，以胡部正规军为骨干，各地方保安团队为辅，规定各部设防位置，修筑纵深五道的封锁沟墙与堡垒群。封锁沟墙与碉堡群均须依照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石印的《碉堡构筑位置要图》修筑。碉堡群位置多选择在便于发扬火力的高地上与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个母碉与几个子碉组成；碉堡形状，分四方形与五角形；母碉多系两层，设有重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轻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班兵力防守；一个碉堡群一般可容一连兵力；碉堡与碉堡之间用交通壕联系，壕上加掩盖；碉堡外围面向边区一方，设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设置吊桥。这样，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一切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线控扼。胡宗南在陕西三原与甘肃庆阳分设两个军事封锁指挥部。褚静亚（时任胡部第十六军参谋长）：《蒋军第十六军对陕甘宁边区设置障碍封锁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第二，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封锁与文化渗透。
胡宗南利用军事封锁线割裂开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检查与阻挠双方人员的往来，扣留与逮捕投奔边区的全国各地青年与边区进出人员，限制与扣阻各种军用与民用物资进入陕甘宁边区；在这同时，他又力促与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在各地建立严密的保甲组织，编组地方武装，建立军民统一、全面动员的指挥体制等；在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关键地区，如关中北面的黄龙山区，则设立一种特殊的党政军一元化的行政机构，称“黄龙山设置局”，以加强对国统区人民的控制，配合胡部军队的军事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封锁。
胡宗南为加强他个人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与影响，在抗战期间，先后调派与推荐自己的亲信干部到陕、甘地方行政上担任要职，如以梁干桥任耀县地区专员，蒋坚忍任大荔地区专员，赵寓心任彬州地区专员，傅云任榆林地区专员，胡受谦任天水地区专员，胡公冕任岷县地区专员，赵龙文任甘肃省民政厅长等。同时，胡宗南对陕、甘两省地方上的国民党党政骨干分子，如彭昭贤、李犹龙等，加意拉拢，终为胡所用。
1940年10月间，胡宗南报经重庆军委会同意，在西安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作为陕省组训民众的最高领导机构，以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兼总指挥，但蒋从不过问，胡宗南以驻军首长身份兼任副总指挥，实际主持之，胡宗南之下，陶峙岳任参谋长，彭昭贤任副参谋长，梁干桥任参谋处长，蒋坚忍任组训组长，唐奇任总务处长。后来在其下设两个区指挥部：一个是商、同区指挥部，以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任总指挥；另一个是彬、洛区指挥部，以第十六军军长董钊任总指挥。“战干四团”的大批学生被派遣到各地任乡、保长与指导员。胡宗南通过这个组织庞大的机构，更公开地与更大量地插手、干预地方行政工作，任免地方行政人员，从乡、保长直至县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参见沈云龙等：《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访问记录》，刊(台北)《口述历史》总第2期。
筑起“防共长城”（4）
为了与中共的宣传活动相对抗，胡宗南与陕西省当局以西安为中心，创办各种报纸刊物，重要的有《西北文化日报》《抗战与文化》《文化导报》等，编印多种反共书籍，如《延安归来》《延安剪影》《延安实况》等，进行反共宣传。对一些叛变中共的理论家，如叶青（任卓宣）、柳宁、刘一宇（刘仁静）、丁逢白、张涤非等，胡宗南将他们迎养在西安，让他们写文章，办刊物，专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批判。
第三，在1939年底，侵犯“囊形地带”，参与发动了第一次国共军事摩擦高潮。
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千里封锁线上，在陕、甘交界处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地区，形成了一块向南突出的地带--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胡宗南及其部属习惯地称这块地带为“囊形地带”。这块地带一直使胡宗南坐卧不安。因为在胡看来，这块地带的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中共非法霸占；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囊形地带位于洛川侧后。插入国统区，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威逼甘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一直想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并可将从宜川到固原的封锁线拉成一条直线，节省许多兵力。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将约一年前五中全会制订的“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发展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接着，在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形成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国共摩擦高潮，在山西、河北、河南、湖南等地都发生了国共武装冲突与流血事件。在这次摩擦高潮之前，在1939年5月，胡宗南已出兵占领旬邑县城。在摩擦高潮中，1939年12月10日，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一个团，联合宁县保安队，夜袭宁县县城，原驻该城的八路军罗营在伤亡400余人后突围撤走；12月14日，驻平凉的第一九一师配合保安队，又袭击了镇原城的八路军某营，占领镇原，并向西峰镇、马渠、屯子镇一线的八路军发动攻击；在12月底到1940年年初，胡宗南又调派第七十六军李铁军部的两个师、第八十军孔令恂部的两个师及预三师等部，攻占了正宁，淳化两城。胡宗南部在占领囊形地带五座县城后，乃集结兵力，准备向北推进，威逼延安。这时国共两党的关系，正如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所说：“从这一年开始，两党的摩擦纠纷，在各地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十二月，胡宗南部又进驻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县，更加剧了两党关系的恶化形势。”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75页。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从晋绥地区调回主力第三五九旅，协同留守部队，对胡宗南部的北犯，采取了不夺回胡部占领的五座县城，而是控制以马栏为中心的五县广大乡村地区，并防止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方针；同时，把主要打击矛头指向延安以北的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军政齐下，迫使何绍南于1940年2月5日逃离绥德，中共军队控制了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及其50万人民。陕甘宁边区向北推进与扩大了一大片土地，并与黄河对岸的晋绥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筑起“防共长城”（5）
胡宗南所指挥的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武装进犯到1940年3、4月间停止。1940年3月5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程潜与胡宗南，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一度和缓下来。在这次国共军事摩擦中，胡宗南得到了旬邑、淳化等五座县城，但囊形地带的广大乡村地区仍在中共手里，同时却失去了整个绥德地区。胡宗南进攻的结果得不偿失。
陈立夫
1940年秋，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从重庆来到西安视察教育。陈立夫是胡宗南的浙江湖州同乡。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曾任胡宗南中学时的兵式体操教师。陈立夫生于1900年，比胡宗南小4岁，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地位与政治经验都在胡宗南之上，而且与蒋介石关系特深，胡宗南一直以师礼待他。陈立夫到西安后，胡宗南邀他晚餐，还让陈检阅部队。陈立夫称赞胡的部队“军容肃穆而壮大”，并向胡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说：“蒋公以北伐第一军之基本部队授兄，并以最佳美援武器补充兄，兄宜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以报之，则今后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绪。兄如有此魄力，我愿共负其责。我告以计划。”陈立夫的“计划”，陈立夫建议胡宗南去做的这件所谓“轰轰烈烈之事”，乃是要胡率部袭击陕甘宁边区与中共中央。
但是，陈立夫的“计划”非同小可！在当时全国抗日的形势下，胡宗南没有蒋介石的命令，绝不敢去做这件将遭国人痛骂的所谓“轰轰烈烈之事”。当时国民政府的其他一些军政大员也不会同意陈立夫的这种书生之见与冒险主张。胡宗南的顶头上司、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1941年12月2日就秘密地指示胡宗南：“现时收复囊形地带，亦殊不当。”胡宗南：《胡宗南日记•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陈立夫为此感叹不已，说：“宗南兄不敢冒此险，我知其虽有大志而无大胆，不可以有为矣。”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65页。
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在西北筑起的所谓“防共长城”，给中共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却不能阻塞中共的迅猛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