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0日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军由镇江渡过长江，至扬州整理一周，补充新兵三个团，各师、旅稍见充实，然后开往浦口，参加南京保卫战。
豫东迎战土肥原师团（1）
豫东迎战土肥原师团
1937年11月底，胡宗南率第十七军团（实际只有第一军）经过整补的部队，进驻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至滁州一线地区。
这时，日本侵略军正从上海沿太湖两岸，从苏南与浙皖边分头并进，从东、南、西三面，向中国的首都南京迅速包抄围攻过来，只留下北面浦口一条通道，尚未形成合围之势。南京形势危急。蒋介石于1937年11月23日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又任命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七十一军王敬久部、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教导总队桂永清部、第二军团徐源泉部、第六十六军叶肈部、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江防军刘兴部等，在南京布置外围与内廓两道防线，阻击日军，保卫南京。中国军队多是刚刚从上海战场后撤，残缺不全，仓促整补一些新兵，战斗力不强，但都以保家卫国的热情投入战斗。
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打算让胡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指挥南京保卫战，后因故未成，只是让胡率所部归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担任浦口至滁州一线的防务，保卫南京的后路北大门。
胡宗南知道大战在即，南京不保，特地去拜别中山陵，心中生出无限悲凉与感慨。据一位当时在南京鼓楼附近第一军办事处里见到胡宗南的人回忆说，他见到胡宗南：
一个人静悄悄地两手插在裤袋内，在来回踱方步，西式的头发梳得很整齐，草绿色华达呢的军常服，也是笔挺的。……胡先生所给我的直接印象，依然是那么丰神俊朗，意态轩昂。……（胡对我说）：“你总看到报纸了，这次日本人在上海是集中了最炽热的火力，会出乎他们想象的，是我军在上海的英勇抵抗，壮烈牺牲！”突然语气一转，说：“我刚从中山陵来，忽然想起李后主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们真是愧对总理，愧对领袖。”刘醒吾：《别时容易见时难》，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卷第6期。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开始。7日晨，蒋介石飞离南京。8日，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攻抵南京城墙边内廓阵地，战况空前激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死守南京的决心，下令撤走长江中所有的船只，并“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刊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核准刊行：《南京卫戍战史话》，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年刊行。南京保卫战进行了约八天，打得激烈而又悲壮。胡宗南率部驻防浦口，未能参战，只是在12月12日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掩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与部分部队渡过长江北撤。据唐生智回忆，在12月11日中午，顾祝同从扬州打电话给他，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南京保卫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豫东迎战土肥原师团（2）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失守后，胡宗南率部在浦口、滁州一线坚持约十日，直到12月下旬才奉命西撤，年底至安徽寿州，以后经阜阳、固始、潢川，于1938年1月初至河南信阳待命。
胡宗南部在西撤至安徽时，蒋介石曾打算将该部拨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但胡宗南拒不向李宗仁报到，继续西进，引起李宗仁的愤恨。据李宗仁说：“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胡宗南向来以天子门生自居，只听从蒋介石一人的指挥。他不愿隶属李宗仁部下，是国民党内多年形成的派系观念所至，也是国民党军队后来四分五裂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胡宗南率部到达信阳后，蒋介石打算令胡部移师武汉外围担任卫戍。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向蒋介石提出，关陇居川蜀上游，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东隔黄河与山西日军相峙，北防中共陕甘宁边区军队南下，屏障西北与西南，卫护四川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目前关中兵力空虚，急需增调有力部队驻守。胡宗南部为中央军嫡系精锐，久驻西北，人地相宜。蒋介石听从了蒋鼎文的建议。1938年1月中旬，胡宗南奉命率部进驻关中。第十七军团部先驻凤翔，后移西安永宁门外荐福寺，即俗称小雁塔者。胡宗南本人开始住西安建国公园内，后移住东仓门之下马陵董子祠，乃汉董仲舒墓前祠屋，屋仅三间，陈设简陋。
在这期间，胡宗南正式组建第十七军团部，并解除自己的第一军军长兼职，由第一师师长李铁军兼任。军团部主官编制如下：
军团长胡宗南，参谋长罗列。
军团部参谋处处长傅维藩，副官处处长袁杰三，军需处处长蔡翎祺，机要组长王微。
胡宗南作长期驻军关中的打算，一方面整补军队，同时着手筹建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与西北干部训练团等机构，以培训军队基层军官与干部。
但到1938年5月下旬，胡宗南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郑州发来的紧急军令，要胡率所部立即开往豫东，参与阻击与“围歼”渡黄河南犯的日军精锐的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
原来，在1938年4月初台儿庄战役后，日军集中主力向徐州进围。李宗仁率第五战区部队，于5月18日突围退向皖北。日军于5月19日占领徐州，然后以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从丰县沿陇海铁路西进。与此同时，日军在豫北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于5月9日至13日间，在濮阳一线强渡黄河，击破中国防军，迅速占领郓城、荷泽等鲁西要地，然后分兵两路南下，向考城、兰封挺进，企图截断陇海线，与东路日军第十六师团配合，“围歼”中国军队主力于豫东地区，接着占领开封、郑州，与沿平汉线南下之日军会师，直下武汉。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认为：“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
豫东迎战土肥原师团（3）
中国方面也知道中原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于1938年5月中旬亲临郑州指挥，决定发动兰封战役：以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以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组成东路军，以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组成西路军，共同“围歼”进抵仪封、内黄、民权、考城间的土肥原师团；另以黄杰率第八军据守归德，阻挡从徐州西进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增援。
土肥原
中国军队自5月21日向土肥原师团发起攻击，但进展不利。土肥原师团为日军精锐，虽被四面围攻，仍勇猛顽强，向黄河岸边且战且退，并突然发起反击，突破中国军队阵地，于5月22日、23日先后占领罗王车站、罗王寨、曲兴集，向兰封城逼近。5月23日夜，第二十七军桂永清部第八十八师龙慕韩竟擅自放弃兰封城。土肥原师团当即占领兰封，截断陇海线，威胁开封，郑州震动。
在这危急之时，蒋介石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赴开封指挥督战，急调在关中的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实际上只有第一军），在汉口的邱清泉装甲部队以及两个新兵师等，开赴豫东增援，务求全歼土肥原师团。
这时，土肥原师团有步、炮兵四个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共约两万多人。土肥原将其主力集结于兰封北面的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这三个据点，因这里临近黄河，以期能从黄河北岸，经南岸陈留口、柳园口，获得日军后方物资的支持；同时，土肥原又在兰封城与罗王车站留置一部分兵力，互成犄角之势，滞迟与防御中国军队的进攻，等待从徐州方面西进的援军日军第十六师团到达，再行反攻。日军第二十师团则在黄河北岸策应。
中国方面重新制订了“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以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由开封以东兴隆集一线向曲兴集、罗王寨、陈留口日军主阵地进攻；以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向罗王车站一线日军进攻；以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向三义寨、丁寨日军进攻；以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进攻兰封城；以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从兰封北向三义寨一线进攻。规定各部于5月25日晨同时发起全线进攻。
胡宗南率部于1938年5月24日到达郑州，除留下一个团任郑州卫戍，主力迅速开赴开封以东兴隆集一线。胡宗南除指挥第一军外，还有配属的第三十六师蒋伏生部。蒋伏生曾与胡宗南在1924年2月一道从上海乘日本海轮“嵩山丸”号去广州，又一道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一期生。
豫东迎战土肥原师团（4）
1938年5月25日晨，胡宗南根据薛岳的命令，率部向曲兴集、罗王寨进攻。这里是日军的核心阵地，防守坚固，火力猛烈。胡部血战数日，占领外围何集、段寨、谭寨、郭李庄各据点，在28日凌晨终于攻占罗王寨。在这前一天，5月27日，宋希濂部攻占收复了兰封城。日军向曲兴集、三义寨退去，顽强防守。胡宗南指挥所部，冒着敌机轰炸与猛烈炮火，在5月28日分三路向曲兴集进攻：以第七十八师为右翼，进至青龙集；以第三十六师为中路，正面进攻曲兴集；以第一师为左翼，迂回欧潭。三路激战终日。日军竟施放毒气。胡部官兵不顾伤亡，终于突入曲兴集。但进攻三义寨之友军俞济时部虽经激战却始终不得进展。正在两军胶着激战之时，5月29日黄杰部失守归德。从徐州西进之日军第十六师团迅速向兰封推进，使在豫东作战的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胡宗南部与各友军被迫转为守势。
豫东兰封会战失败。当时，被压迫围困于黄河岸边的土肥原师团，经多日激战，伤亡严重，后方补给线又被截断，物资补给全赖空投，除飞机助战外，始终并无增援部队。中国方面参战部队多为国民政府军精锐主力，有十三个师近15万人，从5月21日开始，到5月29日，围攻敌人达九日，结果竟未能“围歼”土肥原师团2万余人，“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蒋介石致程潜函》（1938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究其原因，除日军有强大空军支援，土肥原师团战斗力特强外，最重要的还是如蒋介石所训斥的，中国参战各部队的指挥官多“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都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自战局迁延。”《蒋介石手令》（1938年5月27日，5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所斥责的“指挥无方，行动复懦”的指挥官，自然包括失守兰封的桂永清、失守归德的黄杰，此两人在这次战役后都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更包括擅自退出兰封城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此人在战役后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以上三人都是胡宗南的黄埔同学，是黄埔系的骨干分子。
那么，胡宗南是属于哪一种指挥官呢？看来蒋介石是把他放在少数“作战奋勇争先者”之列的，因为在这次战役后，胡宗南与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获得蒋介石颁发的干城甲种奖章。《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93页。
豫东迎战土肥原师团（5）
商震
兰封会战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十师团与第十四师团等部队分路向河南中部迅速推进，企图攻占兰封、开封与郑州，截断平汉线。形势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1938年6月2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下达命令：“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并保持尔后机动力之目的”，决定以商震、孙桐萱等部担任掩护，“主力宋希濂军、胡宗南军团、李汉魂军、桂永清军、黄杰军、俞济时军分向禹县、郏县、氾水、巩县、密县、洛阳、襄城、叶县、沁阳转移”《薛岳命令》（1938年6月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撤向平汉线以西地区。
胡宗南奉命率领所部第十七军团及归其指挥的桂永清第二十七军、蒋伏生第三十六师等部，于6月7日退至孙阁、荥阳南北一线，占领既设阵地。
在胡宗南等部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后，日军迅速西进，于6月4日重新占领兰封，6月6日占领开封，6月7日占领中牟、尉氏，进逼郑州；其中有一支日军快速部队迂回穿插到郑州以南的新郑一线，截断了平汉铁路。郑州即将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阻止日军西进，确保平汉线郑州南段安全，赢得时间部署武汉保卫战，乃秘密指示第一战区蒋在珍的新八师在6月4日至9日间，于郑州之东，两次决开黄河南岸大堤。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派胡宗南担任决堤的监督指挥工作。后胡部调归陕西，改由商震负责。”晏勋甫（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5页。
黄河掘堤后，“横决的河流，淹及豫省东南大平原的中牟、尉氏、扶沟各县以及皖、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使日军的车辆、战车、重武器等类陷入泥淖，进退维谷。”(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91页。日军被迫“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不过，如由安徽陆路进军则非得穿越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不可。”同上。
于是，胡宗南部不久就奉命南下，至信阳、罗山一线部署防御，狙击由安徽越大别山西进的日军，参加武汉保卫战。
防守信阳的功与过（1）
防守信阳的功与过
1938年6月初，胡宗南率部从豫东前线撤至平汉路西休整。未及两月，由于武汉保卫战战事扩大，胡宗南奉命率部至平汉线南段豫、鄂交界处的信阳、罗山一线担任防御。胡部从第一战区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自1938年6月9日黄河决堤阻止了日军西进夺取郑州再南下武汉的战略意图后，日军大本营迅速改变进攻武汉的路线，从6月中旬开始，以主力沿长江两岸，一部沿大别山北麓，分三路西进，会攻武汉。日本大本营与日本政府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因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日本大本营在1938年夏、秋间，调动几十万大军，重点进攻武汉与广州。日军进攻武汉的最高指挥官是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其中沿大别山北麓进攻的是日军第二军，“司令官为稔彦王中将，辖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同上书，第112页。
中国政府军事当局很早就判明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意图与三条进攻路线，其中第二条路线就是：“由合肥经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而南下进逼武汉……”《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军委会在部署保卫武汉作战时，决定：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以陈诚的第九战区，指挥约二十七个军的兵力，担负长江以南防务；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指挥约二十三个军的兵力，担任长江以北防务。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根据长江以北安徽、湖北与河南一带的地形特点，判断日军在长江北岸西向进攻武汉的通道必是两条：一是沿大别山南麓到长江北岸间的长条地段，溯长江西上。二是沿大别山北麓，溯淮河西上，占领潢川、商城一线，然后分兵，一路西进攻占信阳，遮断平汉线；另一路南下经麻城，穿过大别山的腹地，走捷径，出武汉东北方。以上三路协同夹攻汉口与汉阳，与江南西进日军会师。因此，第五战区令李品仙率十三个师在沿大别山南麓到长江北岸间的长条地段布防；令孙连仲指挥八个师担任大别山北麓正面防御；而以胡宗南部担任大别山北麓的后路纵深防御，在罗山到信阳间布防，作为前方孙连仲部的后卫力量。
胡宗南部在1938年8月间开抵信阳、罗山一线。
信阳城位于河南省南部，紧邻湖北北境，是平汉铁路线上的重镇。在其北面为河南大平原，南方则是蜿蜒起伏的鄂北山地。在信阳南方约四十公里处有著名的三关险要：武胜关居中，东侧的九里关和西侧的平靖关与它互为犄角。桐柏山绵延于三关之西，大别山横亘于三关之东，中间是著名的鸡公山，山中有一条狭长的平坦通道，平汉铁路就建筑在这条通道上。
防守信阳的功与过（2）
在信阳以东数十里就是罗山城。
胡宗南率第十七军团，实际只是第一军的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进驻信阳后，蒋介石又下令调来一些部队，统归胡宗南指挥，以增强信阳一线的防守力量。计有董钊的第二十八师，川军陈鼎勋（字书农）的第四十五军两个师，以及邱清泉的第二○○师，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还有炮兵第十五团等。其中董钊的第二十八师，后来成为胡宗南的基本部队，而董钊则成为胡宗南部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董钊，字介生。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陕西省长安县西郊的东桃园村（今属西安市莲湖区）。自幼读书，毕业于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函荐，与关麟征、杜聿明、张坤生、何文鼎等一起，赴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被编入第一期学员一队，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年底毕业后，北上河南，投奔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任连长。1926年北伐军占领南京，董钊前往南京谋职，经黄埔军校同学会介绍去北京，以《军事杂志》编辑名义，搜集北京方面的军政情报。1930年，他被派往驻汉口之国民党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任党务特派员。1932年，董钊参加复兴社，曾任复兴社陕西小组组长。是年，驻江西万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师师长王懋德（陕西武功人），请求蒋介石派董钊到该师任职，蒋准其到江西任第二十八师参谋长。1934年，因王懋德辞职回陕，经陈诚推荐，董钊被提升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奉命从湖南邵阳出发，追击长征途中的红军。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董钊奉命率部向陕西潼关开进，作为“讨逆军”进攻西安之前卫师，曾在华县附近与东北军对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该师开赴陕西蒲城待命。1937年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调第二十八师进驻西安城，担负城防守备任务，董钊兼任西安警备司令。抗战发生后，董钊率所部第二十八师，在1938年年初，担任潼关要隘的守备，阻日军渡黄河。1938年3、4月间台儿庄战役时，董钊率部开赴台儿庄增援，奉命在山东郯城地区，阻击由青岛登陆西进之敌，打退日军坂垣师团山田联队，缴获大量战利品。该师官兵伤亡三千余人。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后，董钊率第二十八师向苏北且战且退，在日军占领区沿津浦、淮南各线迂回穿插，于8月撤回汉口，驻扎横店地区。10月，董钊奉命率第二十八师，参加罗山、信阳战役，归胡宗南指挥。
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胡宗南的防御部署是：
以董钊的第二十八师为第一线，担任罗山以东约三十华里的竹竿铺防御；以川军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二五师增援竹竿铺一线，第一二四师固守罗山城，第四十五军军部设罗山与信阳之间的栏杆铺；胡宗南第一军的两个师及炮兵第十五团防守信阳城与城东高地；以机械化师第二○○师担任第二线防守。
防守信阳的功与过（3）
日军第二军所辖三个师团于1938年8月20日开始，从合肥等地大举西犯，于8月底攻占六安、霍山，9月上旬突破富金山防线，于9月16日占领商城，然后沿商城、麻城间公路南下，企图突破大别山正面，出黄陂，攻武汉，但遭到孙连仲与宋希濂等部的顽强阻击，激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迫使敌军改变了进攻路线--即敌军增加部队，攻占潢川、罗山后，向信阳进攻的作战方针。”《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张自忠
于是，防守潢川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与防守罗山、信阳的胡宗南部就成为北路日军的主攻目标。
早在1938年9月初，当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向大别山正面富金山阵地进攻时，其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就由叶家集北趋固始，另一股日军约3000多人由正阳关溯淮河西上，与濑谷支队配合，于9月6日攻占了固始。1938年9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集中力量向大别山北麓进攻，一部于9月18日突破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的防线，占领潢川，9月20日陷光山；另一部则向罗山、信阳一线的胡宗南部进犯。
9月17日，日军一部迂回绕过潢川城，先向潢川与罗山之间的竹竿铺进攻。这里是胡宗南部防区的前哨阵地，由董钊的第二十八师防守。后来川军第一二五师王仕俊部赶来增防，沿竹竿镇东之竹竿河布防。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数日，到9月22日，日军才冲过竹竿铺。在日军猛烈的攻势下，防守罗山城的川军第一二四师师长曾甦元怕被敌“围歼”，竟自行弃城撤逃，使日军顺利占领罗山城，并乘胜深入到罗山与信阳间的五里店，直逼信阳，威胁平汉铁路。
情况危急。胡宗南立即指挥第一军两个师与董钊的第二十八师等部，在炮兵与装甲兵部队的支持下，在罗山与信阳之间正面设防，阻击与反攻日军。川军两个师在第一军的左、右两翼展开。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董钊的第二十八师一位团长屁股被弹片炸伤，一直侧卧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坚持三天后打电话给董钊，请求到后方休息。董钊回答很干脆，说：“死也要给我死在阵地上！”那位团长只得继续留在阵地上指挥。湛先治：《罗山参战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武汉会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胡宗南又指示部队在一个夜间，乘敌人不备，袭击罗山城南之小罗山日军阵地。夜袭部队先将敌哨兵杀死，然后钻进敌人阵地，一阵冲杀，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生擒三人，虏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五支，掷弹筒一枚和其他一些军用品。熊顺义：《信罗战役简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武汉会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日军由于进攻屡遭挫折，竟不顾国际公法，每当风向有利时，在阵地前向胡部官兵施放催泪性与喷嚏性毒气，有时一天多达五六次之多。胡部阵地上第一线官兵有多人中毒，部分人中毒死亡。胡宗南指示官兵做好防护措施，同时在防御中实施短促反击。在一次反击中收复浏苔村时，缴获日军大批毒罐，装了几卡车运回后方，作为向国际上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的罪证。湛先治：《罗山参战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武汉会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在胡部有力的抗击下，日军进攻信阳十余天未得逞，只得退回罗山待援。从9月17日开始到10月初，胡部在罗山、信阳防御战中，杀伤日军数千人。
防守信阳的功与过（4）
1938年10月初，日军援军第三师团的主力进抵罗山，协助第十师团攻打信阳，并企图在这地区“围歼”胡宗南部。日军以第三师团主力对信阳正面进攻，而以第十师团的骑兵部队为基干，配属步兵与一部分炮乒，从隆光寺出发，经青山店山间小道迂回，直趋平汉线上信阳以南、武胜关以北之柳林车站。胡宗南忽视了这一线山间小道的防守，使日军骑兵钻隙迂回获得成功，顺利占领柳林车站，截断了信阳至武汉间的铁路线。占领柳林车站的日军派出一部继续西进，迅速攻占平靖关、郝家店至淅河一线，切断了花园至襄樊的公路，对信阳形成包抄之势。
为了收复柳林车站，打通平汉线，歼灭西进日军，胡宗南奉蒋介石、李宗仁令，率部从信阳向南攻击，与罗卓英部的方靖第十三师、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的第二十二师等配合，夹击柳林一线日军。经数日激战，歼灭日军2000余人，并一度收复柳林车站。但日军主力仍占据柳林车站以北的铁路东西两侧高地，固守待援。日军援兵也源源向这里推进。向信阳正面进攻的日军第三师团则从东、北两面进逼信阳。信阳即将陷入日军合围的险境。
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为保存所部实力，未经请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自行决定其所指挥的各部队撤离信阳至罗山一线，只留下马戴文不足一个团的兵力留守信阳城。胡部撤至信阳西北的铜柏山区布防，掩护西（安）荆（州）公路。马戴文团在日军再次向信阳发起进攻时，迅即撤逃。1938年10月12日，信阳失守。
信阳的失守，使中国军队在平汉线上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日军从这缺口突入，切断平汉线，以一部确保信阳附近，而以第十师团配合南面攻击武汉的日军，迅速向平汉路西的应山、安陆、花园等地突进，于1938年10月24日占领应山，25日占领武汉，26日占领安陆，从而在平汉路西形成一个包围圈。中国第五战区尚留在平汉路东的近10万部队，立即陷入日军包围圈中的危险境地。
日军迅速收拢包围圈，企图全歼被围的第五战区部队。胡宗南率部擅自撤离信阳的行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幸而，在信阳南部三关一带防守的罗卓英、刘汝明等部，凭险固守，与日军反复争夺，依据有利地形迟滞日军南下，掩护路东第五战区部队撤往平汉路西。直到10月28日，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平靖关与武胜关一线，完成了包围圈。但这时尚留在路东的中国军队已不多，而且日军兵力不足，网眼过大，路东的中国军队仍能分散退往路西的铜柏山与大洪山区。日军合围歼灭路东第五战区部队的目的未能实现。
防守信阳的功与过（5）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胡宗南擅自撤离信阳十分愤恨。他说：“10月12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铜柏山平静关（本书著者按：应为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应该说，胡宗南在10月上旬末曾经遵令率部向南进攻柳林车站，并歼敌2000多人，但未能驱走日军与恢复平汉线交通。于是胡就令所部不再南进平靖关，而西去南阳，以致造成严重后果。
1937年，抗日战争中的李宗仁。李宗仁由此联想起去年年底，胡宗南率部从南京西撤途经安徽，不向李宗仁报到，不愿归第五战区指挥，自行西去；今夏保卫武汉，胡宗南部调往信阳，军令部明令胡部隶属第五战区，但胡从不向李宗仁报告敌我两方情况。李宗仁对胡宗南更加愤恨，在他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退居樊城后，就将胡宗南不听从命令、擅自撤离信阳、造成鄂东10万大军陷入日军重围之事，电告重庆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
但是，李宗仁控告的结果，“军委会竟不了了之。”李宗仁对此感慨系之，说：“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但是，“于此均可见中央政府的治军、治政，全依人为依归。凡中央‘嫡系’部队，或与中央可以发生‘通天’关系的，因不听将令，不受指挥而失城失地的，都可不了了之，实在不成个章法。如此上行下效起来，对敌抗战的效能也就大大地减低了。”同上书，第538页。
坐镇关中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
坐镇关中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0月中旬，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所部第十七军团，从豫南回驻陕西关中。胡宗南与军团部先驻凤翔，10月底移驻西安。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地处陕西中部，四周山川险峻，中间沃野千里，西接甘新，南邻巴蜀，北控塞北，东瞰中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汉著名的谋士张良称：“关中左潼涵，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汉纪三。
西安城位于八百里关中平原的中心，北临渭河，南靠秦岭。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在其著名的《两都赋》中，称它“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身；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东汉)班固：《两都赋》。自古以来，西安曾是周、秦、汉、唐等11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
西安与关中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抗战时期更显突出：其东隔黄河与山西日军对峙，其北紧邻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其西越甘肃、新疆就是苏联与外蒙，而在宁夏、青海与甘肃一带，多年盘踞着根深蒂固、桀骜不驯的马鸿逵、马步芳等回族军阀武装。西安与关中地区可谓是“三面临敌，内部不稳”的形势，屏障着四川，卫护着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政府。诚如胡宗南的密友、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所说：“保陕西即所以保四川。”张其昀：《追念胡宗南先生》，刊《革命人物志》第11集，台北出版，第52页。
因此，蒋介石决定，一定要以最亲信最重要的将领，率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进驻与控制关中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地区。蒋介石选中了胡宗南。
当时西安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是西安事变后成立的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行营主任先是顾祝同，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以蒋鼎文继任。1938年6月，蒋鼎文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是西安行营下辖的最重要军事力量。
蒋介石决心迅速大力扩充胡部军队，更快地提拔重用胡宗南，使其从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成为一员坐镇关中、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统帅，成为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成为自己在西北的代表与代理人。
蒋介石首先全力支持胡宗南迅速扩充军事实力。
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原来只有第一军这一支基本部队。胡部回师关中后，胡宗南一方面大力扩充第一军，一方面利用蒋介石赋予他的让其监督进入关中地区整补部队的机会，迅速控制了多支部队，使其直接指挥的部队增加到五个军之众。
坐镇关中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2）
首先是胡宗南的起家部队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为胡的亲信将领，原只辖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胡宗南将川军第一六七师赵锡光部编入该军，使第一军辖三个师，兵员充实，装备精良，一直成为胡部的王牌部队，后成为胡部三大主力之首。
原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在豫东兰封战役后被撤职查办，其所辖的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亦去职。胡宗南立即向蒋介石推荐第一军副军长范汉杰继任该军军长，黄祖壎为第四十六师师长，并调整充实该军官兵，编入第四十五师刘进部、预备第八师诚书农所部，合为三师六旅之众。该军遂为胡控制。
第九十军在信阳战役后被调到关中整补，胡宗南调升此军军长彭进之任第十七军团副军团长，而以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师长、胡的亲信将领李文任该军军长，胡的另一亲信将领刘超寰任该军第一九六师师长。这样该军也成为胡的基本部队，并在后来与第一军、第三十六军成为胡部的三大主力部队。
信、罗战役后，董钊的第二十八师与钟松的第六十一师随胡宗南移驻关中。胡宗南乃以此两师与预备第七师等部合编为第十六军，以董钊任军长，后又调派自己的亲信陈鞠旅、冯龙到该军任师长，逐步控制了该军。
第八师陶峙岳部原是湖南部队。该师进入关中整补时，胡宗南以该师与第二十四师等部合编为第七十六军，以陶峙岳升任军长。不久以后，胡宗南以自己亲信、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与陶峙岳对调军职。李铁军任第七十六军军长后，对该军进行“改造”，使该军第一军化、胡宗南化。
以上五个军成为胡宗南部的最基本部队。
以后，胡宗南用类似的方法，抓住一切机会，不断地吞并、改造与消化其他派系的部队，包括中央军其他部队，使其军事实力不断扩大。
在胡宗南急剧扩充军事实力的同时，蒋介石就不断抓住时机，一次次破格提拔胡宗南的军职与官阶，使胡能够名正言顺地统率与指挥更多的部队。第一次时机就是1938年12月召开的武功军事会议。
在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于1938年年底分别召开了长江南、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总结抗战一年来的军事得失与经验教训，研究第二阶段抗战的方针与计划，同时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队的编制与主官。长江以南各战区的会议于1938年11月在湖南南部的衡山召开，蒋介石亲往主持。长江以北各战区的会议初在洛阳召开，后由于蒋介石到了西安，会议就于1938年12月中旬移陕西武功农学院内继续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代表赵戴文，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朱绍良，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等。
坐镇关中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3）
胡宗南以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的身份参加了武功会议，胡的部属或归他督训、指挥的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等也参加了会议。
胡宗南是与宋希濂一道乘火车从西安前往武功的。他们两人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同为黄埔系的骨干分子。那天天下着雪，天气寒冷，一向有说有笑的胡宗南坐在包厢里，却显得精神抑郁，闷闷不乐。因为这时正是武汉会战失败后不久，胡宗南已得知李宗仁向军委会控告他擅自撤离信阳引起严重军事后果，要求军委会严办他。胡宗南对宋希濂说：“老宋，我不干了！这次到武功，我要向校长请求辞职。”宋问为什么，胡宗南答：“桂系捣乱，他们控告我，我不能使校长为难。”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先由蒋介石发表关于抗战第二阶段的长篇讲话，重点强调政治重于军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全国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接着由各战区，依部队番号次序先后，报告一年来长江以北各次战役情况与得失，再按军政、军令、军训、政训几项通过小组审查报告，最后由蒋介石作总结性训话。唐奇：《蒋帮武功军事会议一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会议进行中，蒋介石在住所分别召见与会的各将领进行个别谈话。胡宗南在被召见时，报告了所部历次作战情况与最近的督训整补情况，陈述了对时局的看法与建议，并乘机以桂系与他为难为借口，请求辞职。蒋介石自然不允，对胡宗南说，一切事由军委会替你负责，你不必顾虑。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蒋介石又召集胡宗南等嫡系亲信将领举行了一次小型秘密会议，专门研究防范与对付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蒋介石对胡宗南等说：“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队牺牲是这样大，但是共产党却利用了这个机会，大大扩充势力。它们的军事力量，不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他们政治的渗入更是厉害，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也是大力发展组织，大量吸收青年到陕北去。这样下去，我们不是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会亡于共产党。”同上。蒋介石要求胡宗南驻防关中，不仅防范日军西犯，还要防堵中共力量在西北的发展。
在武功会议上，决定重新划分战区，减少部队指挥级数。蒋介石下令，撤销委员长西安行营，改设委员长天水行营（先暂驻西安），以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为行营主任。天水行营名义上下辖河南的第一战区（卫立煌继任司令长官）、山西的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兰州的第八战区（朱绍良继任司令长官）和在西安新设的第十战区（由原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冀察战区、苏鲁战区共六个战区，但实际上有名无实，各战区都由军委会直接指挥。
坐镇关中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4）
胡宗南部隶属蒋鼎文的第十战区。
武功会议决定，在军队编制中撤销军团与旅两级指挥机构。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扩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蒋介石原意提拔胡宗南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因胡宗南资历尚浅，战功不高，新近又因信阳事件遭受李宗仁控告，恐遭非议，就接受何应钦的建议，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名义上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而以胡宗南任副总司令兼代行总司令职权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此项任命在1939年1月14日公开发布。
果然，在武功会议上，胡宗南不仅未因擅自撤离信阳事件受到处分，反而得到提拔重用。
过了仅半年，到1939年8月4日，胡宗南就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不再兼职。
这年胡宗南虚龄44岁。
刘文辉
胡宗南又成为黄埔毕业生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成为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拥有最高军职的带兵将领。其直接控制与归其督训、节制的部队，除有第三十四集团军建制下的第一军（军长陶峙岳）、第十六军（军长董钊）、第九十军（军长李文），另还有第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第十二军（军长刘元瑭，为川军刘文辉旧部）、新七军（军长曹大中）、骑兵师（师长马禄）与第十九补训处。驻军遍及关中、甘肃与晋豫。
胡宗南向蒋介石保荐宋希濂为第三十四集团军的副总司令，集团军参谋长由罗泽闿担任。
胡宗南的军事实力迅速扩大。以胡宗南为首领的军事集团在迅速形成与发展壮大。胡部大军成为蒋介石最重要与最依赖的军事力量之一，尤其成为蒋介石控制与经营西北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军事支柱。蒋介石根据西北的地理形势与战略位置，秘密交给胡宗南十六字的战略任务与方针，这就是“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其轻重次序是东、北、西、内。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又见罗泽闿：《胡宗南先生盖棺论定》，刊(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62页；但第四句为“内服四马”，意同。
根据蒋介石的上述指示精神，胡宗南将所辖各军作如下布防：
以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守卫黄河河防，其中第一军，以第一师守备潼关，第七十八师与第一六七师控制于华阴、华县之间；第十六军担任朝邑至宜川以东河防；第九十军控制于韩城、郃阳一线；另以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六军、第七十六军等为机动部队。不久第二十七军开往晋南中条山；第四十二军驻防甘肃。
以陕西与甘肃的地方保安旅协同部分主力部队封锁中共的陕甘宁边区。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1）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
胡宗南自带兵以来，在扩充自己军事实力的同时，一贯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军政干部与培训、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被人称为“训练万能”。以前胡宗南曾举办过都办过各种形式的军官训练班，如在1931年驻军开封期间，创办了“第一师军官训练班”，在1934年到1935年驻军天水期间，创办了“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在1936年驻军长沙期间，创办了“第一军军官暑期训练班”，在1937年驻军徐州期间，举办了“第一军军官短期训练班”等。现在，他驻节西安，手握重兵，成为方面大员，更加重视此道。
首先，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允许与支持下，利用抗战军事急需大批军政干部人才，主持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以培养部队的军事政治干部。胡宗南曾对亲信部下说：“委座统一中国，靠办黄埔；我们要继承大业，就一定要办好七分校。”胡宗南的主任秘书、第七军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余纪忠称胡宗南办第七军分校是“煞费苦心”、“席不暇暖”、“一饭三吐哺”。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95～96页。情况也的确如此。
抗战前，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并在洛阳、武汉、成都等地设立分校。抗战开始后，南京中央军校本部迁到成都，与成都分校合并。另以洛阳分校为一分校；武汉分校迁到湖南武岗，称二分校；在江西广丰成立三分校；广州分校迁到贵州独山，称四分校，在云南昆明成立五分校，在广西桂林成立六分校。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就依次称七分校。以后在湖北草店还成立了八分校，在新疆迪化成立了九分校等。
第七军分校筹建于1938年初，由胡宗南呈请蒋介石批准，以胡宗南、罗历戎、吴允周、袁杰三、张研田、洪轨共六人组成建校筹备委员，借凤翔师范学校为军校校址，初步建校。1938年5月，由吴允周等人负责，将校部迁移至在西安以南约二十公里的王曲，正式建校，第一期学生入学。该校照例以蒋介石兼校长，由成都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任胡宗南担任负责校务的主任，并先后委派顾希平、邱清泉、周嘉彬、张卓等人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学校工作。在校部下面设六大处，吴允周任教务处处长，袁杰三为总务处处长，曾扩情、王超凡先后任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编篡出版校刊《王曲杂志》。
1938年4、5月，第七军分校招收第一期学员，其生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胡宗南在1937年底率部从上海西撤过程中，下令收留沿途青年，如在滁州收容了当地青年组织“随军服务团”的人员，在安徽北部收容了徐州中学教员赵观涛率领的四百多青年，在寿州收容了安徽童子军教练官徐康民率领的流亡学生五百余人，以及从上海、南京流亡出来的大批青年学生。胡宗南将这些青年学生都随军带往西安。
在1937年年底，胡宗南派刘钊铭到长沙招考了六百多名青年学生。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2）
在1938年2月，胡宗南派人到淮海沦陷区招考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
还有，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答应他们：“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我一定邀请你们参加第一军，并希望青年们投笔报国。”抗战发生，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时，就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先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一批青年与学校童子军，成立抗日宣传队，支持上海前线抗战。后来，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有五十多人，由李兰芳任团长，在1937年12月底从长沙前往武汉，经胡宗南亲自面试，到河南信阳正式加入胡宗南的第一军。后来，胡宗南将其中一些人送入七分校，其他人送到胡军各部队中作政治工作。1938年8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解散。
胡宗南从以上这些青年学生中，考选了千余人，作为创办第七军分校第一期学员。
后来七分校又奉命接受了康泽在王曲所办的“特种训练班”的学生与顾希平带往西安受训的一批江苏省籍青年；又从冀、鲁、豫等地沦陷区招录了一些青年学生。胡宗南指示将这些青年学生经考核后，选送合格者入七分校，编为几个学生总队，以李正先等人为总队长。
第七军分校对入校学生与受训人员分科施教。其中设几个步兵学生总队，专门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培养初级军事指挥人才与参谋人才；两个政治训练队，专门施以政治教育训练，培养政工干部；一个边语训练班，是专门施行外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外文人才与外交人才；一个特科总队，培养军事情报、保卫等特工人才；两个军官大队，专门调训部队中下级军官；两个军士教导团，则是培养训练部队基层政工人员，即所谓“政治军士”等。学校另有一个练习团与一个输送营。每期学生的学习培训时间约一年。全校官兵师生最多时达到两万余人，不仅超过其他各军分校，也超过成都中央军校本部。
胡宗南将在1938年5月进入第七军分校、1939年3月毕业的第一期学生，按照黄埔军校创办后所毕业学生的序列，编为黄埔第十五期。从这期开始，胡宗南在七分校共召了五期学生，到第十九期结束，共培养毕业学生三万八千余人。胡宗南统称之为黄埔大家庭成员，源源不断地充实到胡部各军中，成为胡部中、下级军官增补的最主要来源。胡宗南对这些七分校毕业学生与受训人员十分重视，视之为自己的门生与亲信，往往优先安排工作与提拔职务。过去，胡宗南在其部队中用人的标准是“黄陆浙一”，即是黄埔出身、陆大深造、浙江籍贯与有在第一师从军的经历；自七分校创办后，改为“黄陆浙一七”，即加上了在七分校毕业或受训。胡宗南利用七分校不仅培养了大批青年军官，通过他们进一步控制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而且还培训了不少杂牌部队的行伍军官，使他们黄埔化，消弥了部队中的一些矛盾，并在无形中逐步改造与吞食了各非嫡系部队，有力地推动了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建立与发展。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3）
直到1947年，因国民政府下令停办各地军分校，西安第七军分校就将第二十期学生合并到成都总校。七分校遂告结束。
胡宗南在创办第七军分校的同时，又创办了专门培养文职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该校校址设在西安城西南隅原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遗址。胡宗南以该校招收那些因体力不合格不能入第七军分校的男知识青年与女学生，加以教育训练，培养成军队与地方的政工干部。后来该校还招收陕、甘、豫的地方干部加以培训。胡宗南援例请蒋介石兼任“战干四团”的团长，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任副团长，胡自己任教育长，先后任命周士冕、葛武棨等任副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在团部下设教务处、政治部等机构。该校经常受训的学生与干部达两三千人。
汤恩伯
后来，胡宗南又在西安南七十里之翠华山太乙宫，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联合举办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训练游击干部。因为汤恩伯曾在1938年冬担任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有这方面的经验。胡宗南与汤恩伯约定，该训练班的教育训练由汤恩伯主持，事务由胡宗南派员主持，学员亦由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与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两部队军官中，逐次抽调参加学习。后来扩大到绥远、察哈尔、甘肃、宁夏等地的部队。训练班的主任援例由蒋介石兼任，以军委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任副主任，蒋鼎文为教育长，胡宗南为副教育长，汤恩伯为总教官，办公厅主任由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列兼任。1940年蒋鼎文他调，先后由胡宗南、陈大庆、陶峙岳、缪徵流等人担任。训练班规定，每期学员学习受训六个月。第一期成立了四个学员队，以后有所扩大。该训练班共办了十二期，培训出来的学员被派遣到沦陷区开展活动，组织敌后部队，配合中国正规部队作战。
此外，胡宗南还在兰州设立“西北干部训练团”，轮训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地方军政人员，其性质同于西安的战干四团；在西安、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相继开办了军医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财会学校等，都成为日益壮大的胡宗南军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胡宗南所办的这些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与培训了为数可观的各种军政人才，不断补充到胡宗南的各部队与其他各部队中以及地方党政机关中，充实了中国抗战力量，也扩大了胡宗南个人的势力与影响。但由于这些学校的机构过大，发展过快，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党、政、军机构普遍的腐败，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种种官场恶习。如第七军分校在各地招生中，为了追求数字，以及拉关系、开后门等原因，竟每期都招收进许多身体过弱、文化过低、年龄过大的人进校作入伍生，根本不适合培训。仅在第十五期第二总队学员中，三四十岁以上的学员约占学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年龄最大的学员竟至50岁，而年龄最小的学员却只有15岁。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4）
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6页。这就必然要影响第七军分校的学习与训练。这些情况传到重庆的军训部。这是在1940年，正是白崇禧任军训部部长，他有权管中央军校及其各分校，就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七分校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甄别。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又极爱面子的人，为了应付军训部检查，竟指示部属，利用七分校学员人数多、驻地分散的特点，要求军训部主持考核的人员采用轮流考核甄别的方法，然后就在七分校中组织一批体格强健、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后来还将西安市内的一些中学生也拉来代考。白崇禧发现了这些情况，就规定在考核甄别时，要对照学员的照片，而且不仅考学科，还要考术科。这就使得那些冒名顶替者破绽百出，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结果淘汰了一二千名不合格的学生，白崇禧下令遣散。但那些被遣散的学员不愿离校，游行示威，在打砸了七分校校本部后，又向西安市区进发。西安为之戒严。胡宗南急派亲信部将张新等人去劝阻学生。胡对张新等人说：“你们赶快去收容这些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张新等人就对那些被淘汰的学员们说：“应该打的是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发给你们！保证大家都有工作。”许久，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胡宗南后来对这批被淘汰的学生用“补考”、“试读”、“旁听”等名义，仍将他们留在七分校，后来都发给毕业文凭，分发到各部队中去。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胡宗南的弄虚作假不止这一次。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到潼关检阅第一师部队，胡宗南竟令将七分校的一部分体格强健的学生用全副崭新的装备，编成一个团，冒充第一师的官兵演习，接受华莱士检阅。还有一次，军政部巡回检阅团到天水点验第四十二军部队，胡宗南又令以第四十八师最满员的第一四三团轮回受点好几次。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本是中国数千年官场的恶习与顽症。到民国时期，这种“官场病”依然盛行。好大喜功而又虚荣心极强的胡宗南更是热衷于此道。我们将在以后可以看到他在1947年率部攻占延安时更为恶劣的弄虚作假的表演。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1）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
就在胡宗南迅速扩充军事实力，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之时，他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他这位手握重兵的国民政府军事大员，在密切地观察，认真地研究，并开始切实地对他进行着多方面的工作。
中共方面对胡宗南进行秘密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由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派遣中共的一位年轻的情报人员，掩盖身份，取得胡宗南的信任与赏识，打入胡的身边，担任至关重要的胡的贴身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借以长期获取胡的各方面机密情报。
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抗战发生后，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期间，曾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后，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到第一军服务。此消息传到了正在武汉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团那儿，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人，曾长期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的形势很好；但以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国共两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势必要发生，因此他主张中共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在抗战初期就要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军政要害部门与党政军各要人身边，安插进中共的各种秘密情报人员。在周恩来等人的秘密策划布置下，中共秘密情报人员谢和赓担任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余湛邦担任了张治中的机要秘书，赵荣生担任了卫立煌的机要秘书，等等。
胡宗南是蒋介石军事嫡系黄埔系的首领，手握重兵，抗战开始后军政地位急剧上升。周恩来对他更加重视。因此当周恩来听到胡宗南部将接受“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中共代表团中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迅速选拔一名年轻中共党员到长沙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周恩来还根据他所掌握的胡宗南的个性特点，提出选拔这个青年党员的一些条件，即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以能适应在胡宗南部工作。
蒋南翔经考查，最后选定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并由他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熊汇荃。
熊汇荃，17岁就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长达12年。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