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进驻西北的中央军（4）
胡宗南又在节日庆典，举办盛大的文娱与游艺活动，举办阅兵、演剧、舞龙、舞狮、旱船、武术、高跷、抬阁及提灯晚会，请航空四队进行飞行表演，让骑兵部队举行马术表演等，既促进了市面繁荣，又装点了升平气象。胡宗南还有意识地推行公历节日，在1934年1月1日在天水举行元旦庆祝活动等，借以推动陇南的近代化。
协助地方行政改革。西北落后，地方行政更是窳败。陇南各地县政犹袭逊清时六科房旧制，县政府内仍有捕皂衙役，陈腐野蛮。胡宗南取得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支持，着手改革陇南地方行政。胡指定第一师特别党部成立“地方行政设计委员会”，指派亲信周士冕、王微等人为委员，负责规划与指导陇南的地方行政改革。又指派王微筹办陇南印刷所，改进《民声日报》。惩治贪官。改进中小学教育。设立“陇南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班”，招考陇南各地青年，培训半年，实习一个月，派充各县行政官员。举办“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提高教师素质。收容流浪儿童，成立军中童子军。
胡宗南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还积极地与西北及四川各地的军政大员、地方军阀进行联络交往，多方邀请张其昀、林文英等著名专家学者来天水讲学与游览。“四方宾客来天水者日众。”《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56页。胡宗南在天水城内设三个招待所接待。胡宗南借着这些名流学者的口与笔，宣传自己的政绩与功业。
胡宗南驻军天水两年，取得了一些政绩，更取得了比实际政绩大得多的名气与影响。其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与兰州绥靖公署主任的朱绍良无实际兵权，唯一依靠的中央军就是胡宗南的第一师。因此，天水的地位与作用实际超过了省会兰州，隐然成为甘肃乃至西北的一个军政重心。而胡宗南的影响也日益超过朱绍良。平心而论，胡宗南的军政影响不断扩大也有他个人的原因。胡宗南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确有超过其他国民政府军将领的地方：他关心军事，但也热衷于政治；他入官场宦海多年，但仍保留一些理想与追求；他渴盼在西北建功立业，但又能较冷静地把握住全国的形势，并未雨绸缪，早作准备，积极实践，身体力行。这有他的雄心，也有他的野心
在这期间，胡部第二旅旅长袁朴去职，胡宗南任命李文继任第二旅旅长。
遣部入川激战广昭（1）
遣部入川激战广昭
在1933年年初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陇南后，到1934年年底，这两年时间中，在川陕边大巴山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四川政局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中共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冬进入绵延千里、地势险峻的大巴山区后，连续击退四川各路军阀与陕军杨虎城部的多次“进剿”，建立起川陕根据地，主力军队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达八万余人，另有赤卫队等地方部队数十万人。特别是在1933年12月到1934年9月，四川军阀倾其全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历时十个月的六路围攻，遭到惨败，震动了全川。蒋介石利用四川军阀的困境，在1934年年底，一方面部署“川陕会剿”，一方面调派中央军分路入川。其中，令胡宗南的第一师从陇南进入川北，接替川军邓锡侯部在广元、昭化的防务，防堵红军北上。
胡宗南在天水接到蒋介石命令援川的电报后，想起两年前川军阻挠胡师入川的事，仍气愤难平，对亲信部属说：“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他对自己的军队很自信。确实，胡宗南师是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之一，现又经在陇南近两年的高原山地作战训练，军力充实，战斗力提高，远非川军等地方杂牌部队可比。
不久，担任第九十五军军长的川军将领邓锡侯亲自来到天水胡宗南师部请援。胡宗南排列师部仪仗队欢迎，胡宗南本人亲自站在仪仗队前列，以接待长官之礼接待邓锡侯。胡宗南的谦抑儒雅使邓很为高兴。胡、邓商定了胡师接替邓部在广元、昭化地区防务的日期与具体事宜。
1935年1月初，胡宗南调派部队开往广元、昭化。他当时轻视红军，将第一师主力仍留在天水，先派遣驻防川、甘边界碧口的独立旅丁德隆部开往广元、昭化。
1935年1月18日，独立旅到达广元、昭化后，接替了川军防务。丁德隆率独立旅旅部与一、三两团驻守广元城内，以第二团甘竟生部驻守昭化。
不久，胡宗南听说红军大部队正向广元、昭化逼进，情况日益紧张，又抽调第一旅李铁军部的第一团（团长李正先）与补充旅廖昂部的第一团（团长罗克传）和两个游击支队（相当于营）前往增援。以上部队统归丁德隆指挥。丁德隆令李正先团防守广元西门外的乌龙堡，这里与广元城隔着一条嘉陵江，有浮桥可通，控制着制高点，俯瞰广元城西。李正先团又抽一个营防守三磊坝据点。补充旅第一团罗克传部则防守羊模坝。两个游击支队活动于川陕边界的得胜关、转斗铺等地，以固广元、昭化的侧背。
此外，胡宗南又以其第二旅第六团李用章部进驻广元以北陕西属的阳平关，遥为呼应。
显然，由于胡宗南的骄傲轻敌，所派进驻广元、昭化地区的部队不多，驻地又分散，且因中央军与川陕地方军阀部队互相隔阂，多有矛盾，胡部入川部队显得单薄与孤立。
丁德隆率各部进驻广元、昭化地区后，立即指挥官兵加强工事，筹集粮草。
遣部入川激战广昭（2）
1935年1月22日，即独立旅等部进驻广元、昭化地区刚两三日，部署刚定，工事还未完备之时，丁德隆就得到各处告警，红四方面军主力对广元、昭化的攻击开始了。
原来，在川陕根据地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在1934年9月粉碎川军的六路围攻以后，休整了三个多月，于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作战会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也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在会上提出新制订的“川陕甘作战计划”，规定红四方面军今后的作战计划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主要打击胡宗南部，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在甘南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为贯彻清江渡会议精神，并策应正在贵州作战的中央红军向西北前进，决定组织广元、昭化战役。战役目的是歼灭胡宗南部的丁德隆旅等部，夺取广元、昭化两战略要点与川北通道，以利日后向甘肃南部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寻歼胡宗南部主力，从而粉碎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使川陕边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边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297页。
1935年1月22日开始，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三十一军、第九军及第三十军、第四军各一部共约十八个团的兵力，向广元、昭化地区发动进攻。
1935年1月22日，丁德隆亲自驻守的广元城被红四军第十师等部团团包围后，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首先遭到红军猛烈攻击：
1月22日，驻守转斗铺的胡部两个游击支队遭红三十一军攻击，第一游击支队全部及第二游击支队大部被歼；
1月23日到24日，驻羊模坝的补充旅第一团罗克传部被围攻，激战一夜又半天。该团成立不久，除各级军官及军士外，多是新兵，战斗力不强。到24日中午，除一部逃往乌龙堡外，大部被歼。但羊模坝地势险峻，该团在顽强激战时，给进攻的红军很大杀伤，红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红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战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驻三磊坝的第一旅第一团的一个营惧怕被歼，竟弃防逃往碧口。
广元、昭化的外围各据点被红军扫清后，从1月25日开始，广元、昭化两城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昭化的独立旅第二团甘竟生部遭到红九十三师围攻；广元城则遭到红军主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的围攻。战斗异常激烈。丁德隆为防红军夜袭，下令每到夜间，即以火把紧紧围绕各个据点以照明，在城墙四周也密布灯笼，通宵点燃，给红军攻击造成很大困难。
遣部入川激战广昭（3）
红军将攻击重点指向广元城西的乌龙堡。这里是广元城的制高点，与广元城隔嘉陵江相望，地形险峻，为李正先团防守。李团是胡宗南部第一师的第一旅第一团，号称“天下第一团”，为胡师最精锐的部队，顽强抗击红军的猛攻。1月27日广元飞机场被红军攻占。1月29日乌龙堡部分阵地被红军突入。李正先指挥所部拼死顽抗并进行反击。丁德隆也从广元城派兵增援。双方短兵相接，肉搏争夺，战况惨烈。最危急时，丁德隆恐乌龙堡不保，危及广元城，竟下令拆除广元城通乌龙堡的浮桥。李正先团孤军奋斗，终将失去的阵地夺回。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在这同时，广元与昭化两城守军凭借险要地形与优势火力，也多次成功地抗击了红军的进攻。
胡宗南在天水听到广元、昭化战况的报告，先很为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全部失守感到震惊，后见红军进攻广元、昭化两城数日无进展，断定在目前情况下，红军无重武器，断难攻进广元、昭化两坚城，且红军利在速战速决，不会持久攻城，不久必会撤退，因而决定不派兵增援，以免援军在行军路上中伏。他还下令驻守平阳关的第二旅第六团撤回碧口。胡宗南打算凭借广元、昭化坚城以疲红军，然后配合川军聚歼之。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4页。
果然，红四方面军鉴于广元、昭化多日攻击未下，无法大举西进，长期屯兵坚城之下，亦非所宜，乃放弃原定战役意图，于1935年1月30日主动撤广元、昭化之围。同时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因而决定暂停对胡宗南部的角逐，集中主力准备西渡嘉陵江。
广元、昭化战役历时八天。胡宗南部据守两城顽强抗击，终使红军未能攻克。红军北进陇南的“川陕甘计划”受挫。这是胡宗南部与红军作战取得的一大胜利。战后胡宗南报蒋介石对守卫部队论功行赏，丁德隆与李正先等人都受到表彰。
但是广元、昭化战役也暴露出胡师内部的严重弊病与深刻矛盾。战役中补充旅罗克传团与两个游击支队的大部被歼，使胡宗南认识到轻视红军战斗力的错误。丁德隆独立旅在战役中的自私与自保，弃别部于不顾，更引起胡师内部各部队间的重重矛盾：首先是补充旅罗克传团多系新兵，初上战阵，战斗力弱，丁德隆不将其置于广元城内驻防，却令其单独驻防羊模坝，落得几乎被红军全歼的下场，此事引起补充旅廖昂部的很大气愤；其次是第一旅第一团李正先部被丁德隆部署在广元城外最危险的乌龙堡担任防守，战况危急时，丁德隆为保住广元城，竟下令撤掉乌龙堡通往广元城的浮桥，陷李正先部于孤军苦战、进退无路的险境。第一旅是胡宗南的起家部队，独立旅是由杂牌部队改编而来，双方本来就有矛盾，经此战役，第一旅对丁德隆部更为恼火，连日争吵不休。王应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胡宗南为解决这些矛盾，多次训话，事态难以平息。
与长征红军血战草地（1）
与长征红军血战草地
广元、昭化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2月先行向陕南出击，虚晃一枪，后迅速回师西向，扑向嘉陵江边，准备渡江西进；与此同时，长征到达黔滇地区的中央红军也向川西挺进。
刚在重庆建立委员长行营的蒋介石接到上述报告，就判断两路红军有在川西会师后北上，进出甘、青、新，打通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的企图。蒋将此判断电告胡宗南。
胡宗南十分同意蒋介石的判断。胡驻军陇南两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堵红军北上或西进。他一直在研究川陕甘与西北地区的地理人事，特别认真搜集与研究红军的情况与动向。他早在接到蒋介石电报前，就得出了与蒋介石大致相同的判断。他对幕僚与部属们说：“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马步芳
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页。胡怒斥盛世才在1933年夏阻胡师派兵入驻新疆，“误国不浅”。
1935年2月间，蒋介石为了防堵红军北上，“围歼”红军于川西地区，重新作了军事部署：在以前任命何健为“剿共”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刘湘为四川“剿共”军总司令的基础上，2月1日又任命龙云为“剿共”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剿共”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督率大军从黔、滇尾追红军北上；在2月24日任命朱绍良为“剿共”军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副之，督率指挥陕甘地区的国民政府军杨虎城、邓宝珊、胡宗南、王均、毛炳文部以及马鸿逵、马步芳等回族部队，从北面堵截红军。
胡宗南被任命为朱绍良第三路军的第二纵队司令，除指挥所部第一师外，还指挥从各地调来参战的一些其他部队，计有原驻芜湖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驻开封的第六十师陈沛部、驻保定的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驻赣东的中央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驻北平的第二师独立旅钟松部等，共计二十七个团，约七八万人。在各部将领中，伍诚仁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钟松是黄埔二期同学，王耀武则是黄埔三期同学。蒋介石严令胡宗南督率各部迅速开赴川西北阻击红军。
1935年4月初开始，国民政府军政部正式给军事长官授军衔。1935年4月9日，胡宗南被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
1935年4月初，胡宗南督率第二纵队各部陆续开抵甘肃最南部的碧口、文县一线集结。
这时，红四方面军已全部放弃川陕边根据地，于3月28日开始强渡嘉陵江西进，迅速控制了嘉陵江西岸的广大地区，并于4月10日攻占青川城，在青川城北川甘交界的摩天岭布防，企图凭险阻挡胡宗南部从甘南南下。所谓摩天岭，即古称阴平道，纵横数百里，形势极为险要。
与长征红军血战草地（2）
1935年4月中旬，胡宗南令补充旅第一团留碧口担任警戒，接应尚未赶到的第六十师与中央补充第一旅，胡亲率各部从碧口南下：以第一旅李铁军部为右纵队，越摩天岭，穿原始森林，向平武方向进击，担任全军掩护；以第二旅李文部、独立旅丁德隆部、补充旅廖昂部（缺一个团）为左纵队，经大刀岭、蒿溪、三锅石之线，向青川攻击前进，此为全军主力，胡宗南率第一师师部随该路跟进。其他各部队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二师补充旅等随后按序跟进南下。
李文第二旅为左纵队的先头部队，翻越过摩天岭后，经激战，突破红军防线，占领青川；接着李铁军旅攻占平武城。胡军后续各部源源开入川西北地区，在青川、平武一线集结，构筑工事，与红军隔涪江对峙，历时约一个多月，企图配合薛岳的“剿共”军第二路军追击部队，实施对红军的南北夹击。
1935年5月底6月初，胡宗南在青川得报，红四方面军在历时约一个月的土门战役击败川军后，已放弃对青川、平武的进逼，西渡岷江向西急进，其中一部逼近平武西北的松潘、镇江关一线。胡宗南知道松潘也是川西通往甘南的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判断红军有从这里夺路北上的企图，立即将青川、平武一线的防务交给独立三十二旅等部，令以钟松的第二师独立旅在平武担任掩护，其他各部以第二旅李文部为先头部队，迅速抢占松潘。胡向部下指出：“能先抢占松潘，就能协同第二路军（薛岳部）消灭共军。”胡要李文部不惜一切代价，赶在红军之前占领松潘。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
为封锁苏区而建的碉堡
李文率领第二旅星夜向松潘急进，艰难跋涉，爬过4500多米高、终年积雪的雪宝顶（亦名小雪山），于1935年6月上旬到达松潘城，并迅速抢占了松潘城内外各制高点与重要阵地。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比李文旅迟一步到达松潘城下。他们到达后即与李文旅在松潘南面山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由于李文旅先行占领有利地形，火力猛烈，红军初战不利。不久，胡宗南率后续部队陆续开到，红军向南退往镇江关一线。
胡宗南深为所部抢在红军前面占领松潘这战略通道而高兴。他料定红军必定还要倾全力来攻这里以夺路北上甘南，因而立即指挥所辖各部队，以松潘城为中心，建立从平武到松潘一线的防御阵地，坚决阻挡住红军北进。胡宗南与第一师师部（兼第二纵队指挥部）驻松潘城里，以西北补充旅廖昂部主力协同第二师独立旅钟松部守松潘城内外要地；令李文第二旅推进至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先姬山地区，把守岷江大道；令丁德隆的独立旅防守岷江以西各阵地；令李铁军的第一旅防守岷江以东各阵地；在松潘城北的漳腊营赶修了一个简易飞机场，由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防守该地区兼作全军预备队。胡又派人持厚重礼物与当地藏人头领联络协防。
与长征红军血战草地（3）
松潘系川西北的一座藏汉民族杂居的边城。城内居民多为汉人，城外散居均系藏族。此地地处高原山地，气候寒冷，只产青稞与少量小麦。青稞性寒，外地人吃了多患腹泻。胡宗南率数万大军云集于此，立感军粮给养不足，伤病医疗困难。部队所需米面医药与武器弹药等，必须由四川江油或甘南碧口征用民夫挑运而来，沿途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极为不便。胡宗南一面令各部队千方百计就地筹粮，一面连电重庆行营催促供应。
松潘北、东、南面均多山，地形险要，西面就是著名的川西若尔盖大草原，一望无际，遍布沼泽，荒无人烟，极难通行。胡宗南判断红军不会冒险走草地，但他为防万一，令廖昂补充旅的第一团约2400多人，由团长康庄率领，到草地北面的上、下包座设防，那里在松潘西北约200里，是胡军的粮食供给地之一，也是川西通往甘南的一个孔道；胡又令补充旅第二团第二营，由营长李日基率领，去驻守松潘以西约250里的毛尔盖，那里位于沼泽草地的南部边沿。
胡宗南指挥各部沿松潘至平武一线布防后不久，在1935年7月上旬，毛儿盖与松潘城就先后遭到了红军的猛烈攻击，历时近一个月，持续到7月底8月初。
原来，在1935年6月中旬，当胡宗南指挥所部抢占松潘紧急布防之时，红四方面军与从黔滇北上的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总兵力达10余万人，并制订了今后行动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此，首先要击破胡宗南部，进入甘南。由于平武地形险要，三面临涪江，一面靠山，不利于攻击，故红军决定集中力量攻击松潘。6月29日，红军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红军的进攻路线是，先占领毛儿盖，再迂回攻击松潘城。
1935年7月8日，驻防毛儿盖的胡部西北补充旅李日基营首先遭到红军的进攻。
毛儿盖位于大草原的南部边沿，离松潘城约250华里，是块平坝子，居住着一些藏族农牧民，西山坡上有座坚固的喇嘛庙。李日基营就据守在喇嘛庙里顽强抵抗。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八六团协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侦察连连续攻击了八日夜，未能攻入。到7月16日，李日基眼看快弹尽粮绝，无法固守下去，乃打电报请示胡宗南。胡回电令李砸掉电台，埋掉枪支，率部突围。7月16日夜，李日基率部从毛儿盖突围。因官兵多日作战，惊疲不堪，在途中被红军追击歼灭大半。只李日基率少数人逃回松潘城。参阅李日基：《胡宗南部在毛儿盖被歼记》，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因李日基营坚守毛儿盖八日夜有功，胡宗南连连嘉奖，还将李送到成都接受蒋介石召见嘉勉。
在毛儿盖受到红军攻击的同时，松潘及其周围的各阵地也遭到红军主力部队的猛烈进攻。胡宗南得到蒋介石的严令，在松潘地区筑碉堡固守阵地，绝不让红军突破通过。胡宗南深知防守松潘关系能否在川西围堵全歼红军。责任重大，指挥各部死力防守。
与长征红军血战草地（4）
1935年7月中旬，据守岷江两岸的第一师正面，自校场坝、毛牛沟、镇江关及镇平一线，均与红军发生激战。其中尤以第二旅李文部在镇江关的阵地争夺最为激烈，第四团团长李友梅负重伤，两位营长阵亡；第五团伤亡也很大；第六团李用章部防守镇江关北的先姬山阵地，与红军激战竟日，伤亡近百人。
战斗延续至7月下旬，胡部在校场坝、毛牛沟等地的阵地均被红军突破攻占，各处防守部队向松潘城溃退，到达松潘城南的白塔山一线。松潘四面皆山，以白塔山最高最为险峻，关系松潘城安危。此山一失，松潘城即不能守。因此胡宗南决心死守此山。在危急中，胡宗南下令组织了约一个营的敢死队，以第四团副团长、号称胡部四大金刚之一的战将徐保为敢死队队长，坚守白塔山，与红军拼战两昼夜。胡宗南又急调第一旅、补充旅的部分部队赶来增援，终于打退了红军的进攻，稳住了白塔山阵地。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页。
胡宗南为增强白塔山防守，下令将他的指挥所移驻此山。松潘城内只留下第一师师部与医院、兵站等后勤机构。
胡宗南指挥各部扼守松潘一线阵地，抗击红军进攻，激战约二十天。由于松潘多山，地形险要，胡部兵力众多，工事坚固，作战顽强，红军不论正面进攻还是迂回袭击，均未成功。到8月初，红军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从松潘城下撤兵。参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胡宗南在松潘阻击战胜利后不久，于8月25日得到报告，红军自从松潘撤退后，改变作战计划，从8月15日开始，兵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与毛儿盖出发，穿越茫茫的大草地，历尽艰险，先后于8月20日至8月25日走出草地，到达松潘西北的阿坝、班佑地区，其前峰正进逼包座，准备夺路北上，而弃松潘于不顾。胡宗南大为吃惊，立即调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于8月27日从漳腊向包座疾进，增援防守包座的康庄团，拦阻红军北上。
上、下包座位于松潘西北部，离松潘约二百华里，是红军走出草地北上甘南的必经通道。这里地处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河水深流急，两岸石崖陡峭，地形十分险要。在北边的下包座有座求吉寺，在南边的上包座有座大戒寺，为当地最大最牢固的建筑。
1935年7月，胡宗南派补充旅第二团康庄部约2400人去包座防守，另以张孝莱支队约三百多人协同前往。胡宗南对康庄指示说：“如果红军只有一万人来进攻，由你部阻击；如果来攻红军超过二万，我自会派兵来增援你。”《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69页。
康庄令第三营驻守上包座大戒寺及其附近山头阵地，他自己率团部与一、二营驻守下包座求吉寺，以张孝莱支队进驻下包座附近的阿西葺。康庄令各部以两座喇嘛庙为核心利用附近险峻山地建筑碉堡工事，并筹集大批粮草，建成可以坚守的防御阵地。
与长征红军血战草地（5）
胡宗南于8月27日派出第四十九师增援包座后，又接到蒋介石于当日写给他的手令。蒋要他务要全力阻红军北上，逼迫红军退回草地，以在川西聚而歼之。蒋在手令中说：“我军应积极分别进击，俾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匪当饥疲之余，如我军能犯难急进，必可以一当十，收效无比，并明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逢之机。”《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为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就积极准备以纵队主力出包座、阿西茸，于8月30日令最精锐的第一旅李铁军部“循第四十九师径行之道”先行向包座进发。同上。胡宗南于8月30日向蒋介石电告他的军事部署情况，特地说明赴援的第四十九师“约明可到包座”。同上。
然而，蒋介石与胡宗南的苦心策划，却因包座之战的迅速失败而破灭了。
8月29日开始，康庄团在上、下包座同时遭到红军的猛烈进攻。在上包座南面大戒寺的康团第三营经一夜激战，被红军歼灭两个连，余部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继续顽抗。在下包座北面的求吉寺，寺庙院墙又高又厚，康庄率团部指挥两个营的部队，一面在寺庙内顽强抵抗，一面在庙后山上凭借修筑的坚固工事与险要地形，控制着制高点，组成密集的火力网，打退了红军一次次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康团两个营死伤过半。进攻的红军伤亡也很大。红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竟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猛烈扫射，被康团枪手击中阵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康庄连连向胡宗南求救。但胡宗南派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于8月27日从漳腊出发后，因到包座的200多里路崎岖难行，出黄胜关杳无人烟，再加上此师战斗力不强，延至8月30日夜，该师先头部队第二九一团才进抵大戒寺南。红军为诱使该师全部进入伏击圈内，对第二九一团略作抵抗即退走。当夜，第二九一团进至大戒寺。
第二天，即8月31日，第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抵大戒寺以南。他见红军退去，就令所部三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向北进击，企图压迫红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没想到这正好中了红军埋伏“围歼”之计。这天下午3时许，埋伏在山林间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程世才、李先念部突然发动反击，一举楔入第四十九师三个团中间，猛烈冲杀。第四十九师被分割成三块，阵脚大乱，东奔西突，激战至晚，大部被歼。师长伍诚仁负伤，率少数人逃走。困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康庄团第三营残部约200人，被迫全部缴械。是役，胡部被红军歼灭一个整师，伤亡4000多人，被俘800多人，丢失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及大批粮食与牛羊。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上包座遂被红军占领。
虽然，下包座的求吉寺在康庄指挥下，连续击退红军多次攻击，与红军呈相持状态。但由于上包座的丢失，红军北上入甘的通道终于被打开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西地区的企图因而破灭。正行至半途的胡宗南第一师第一旅李铁军部闻包座战败消息，害怕被歼，急忙退回松潘。胡宗南不敢再孤军北出。蒋介石来电要求胡部绕道文县开赴西固堵截，但胡宗南却要求等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动作迟疑，从而造成了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的兵力空虚，使中央红军得以从包座长驱北上。
包座战役后，胡宗南在向重庆行营与蒋介石的报告中，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民国二十四年十、十一月份赏罚统计表》中，就称：“第一师康庄团及游击队张孝莱部，全体官兵下包座求吉寺阿西茸一带之役，以少胜众。”“四十九师，代师长伍诚仁，包座之役，指挥无方。”(南京)《军政旬刊》1935年20、21期合刊。对胡宗南在指挥全局与调派部队中的严重错误只字未提。不久，伍诚仁被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
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
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35年8月底包座战斗后，红军一部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北上入甘；另一部红军则在张国焘率领下，脱离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领导，从阿坝挥师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去。
毛泽东与张国焘
这样，胡宗南率重兵扼守的松潘城就失去了防堵红军的战略意义。
1935年9月底，胡宗南得到军委会允许，率第一师离松潘回甘。但这时甘南碧口一带胡师原驻防地已为第三军王均部进驻。胡遂率第二师经弓木贡岭、南坪、邓桥、岩昌、西固、礼县，于10月上旬，开抵天水甘谷一带驻扎。当时正是农历中秋前后。
胡部第一师在这里驻到1936年3月。胡宗南将他的师部设在甘谷城西的一个小村庄三十里铺。他与参谋长於达住在三十里铺南山上的一座小庙中。庙北向，阴晦，久无人住，门窗破损，是座废弃的破庙。胡宗南住正殿，生活颇为艰苦。年底，天津《大公报》青年记者范长江在西行途中，曾去访问了他。后来，范长江在1936年1月4日的《大公报》，发表总题为《中国的西北角》的通讯中，记述了他采访胡宗南的情况：
这时在松潘回师的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记者去年过松潘时曾见过胡氏一次，只觉得他喜欢住山上古庙，和有些人不大相同。所以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不住甘谷城，住的是居民不满三十家的三十里铺，而且不是三十里铺的民房，是三十里铺半山上的一座小庙。我们到庙里去看看，他住的正殿，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他会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里，把地上的雪扫开，另外放上几块砖头，就是座位。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天津)《大公报》1936年1月4日。
胡宗南这种有意苛待自己的生活作风，确使外人茫然。他是在锻炼自己的军人毅力与“革命”风骨么？他是在与士卒共甘苦激励部下么？他是在培养自己的德望，树立自己的良将形象，以赢得舆论的赞誉与上司，特别是蒋介石的注目，重视么？似乎是又似乎不全是，也许皆而有之吧。
胡宗南是书生出身，投笔从戎。在黄埔军校，曾受到革命理想的鼓舞；带兵以后，一直以古代良将自期。他有抱负，有追求，喜欢思索问题，不仅在作战时能不避矢石，常临险境，就是在平时军旅生活中，也相当的勤奋、刻苦、谨慎。他的师参谋长於达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胡宗南时，说：
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2）
行军时，师部往往只与一个团同行。到了宿营地，各自进入指定地方、无线电报机、有线电话机首先架设，接受各部队报告。胡先生则携一二幕僚，侦察附近地形，巡视部队情况，决定夜间抵抗线及进出路……夜间与胡先生讨论明日如何行动，必至深夜方睡。亦往往有意见不同之处，最后则照胡先生决定行事。第二天继续行军……胡先生与特别党部则留在宿营地巡视，厕所有否填平？废弃物件有否烧埋妥当？门扉桌凳有否归还原处？借用物品有否归还？如有破损，有否照价赔偿？巡视完了，胡先生则跃马而前，必于第一次小休息时赶到师长位置。此后行进则与官兵步行，绝不骑马。“胡先生喜欢深思，常常闭户蹀躞……也常常骑马到僻静处去沉思熟虑……”於达：《陆军第一师师长任内之胡宗南将军》，刊(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1期。
黄埔出身的胡宗南未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他的军事学识与军事指挥能力，主要是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的。再加上他的勤奋、认真、刻苦、谨慎等指挥作风与生活作风，使胡宗南在任团长、旅长乃至师长时，能指挥游刃有余。不像他后来飞速升迁至统率几十万兵马的军事方面大员，他的指挥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以至于一败再败了。
胡宗南在甘谷驻军未久，就生病了，“寝患腹痛，历旬未愈。”“为委员长所闻”《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71页。，蒋介石特地派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时在军事参议院任参议的冷欣，带着医生从南京飞到陕西，再转天水，为胡治病。胡病小愈，蒋介石又特准其病假一个月，随冷欣一道飞赴南京治疗，后又到杭州休养。
胡宗南在数年“追剿”红军中的“业绩”与驻军西北的艰苦奋斗表现，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而到1935年，由于红军的长征西去与国民党内各派系军阀的削弱，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治相对变得强固起来。蒋介石乘势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提拔自己的军事嫡系--黄埔系军人集团进入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核心机构。胡宗南又成为蒋介石提拔的最佳人选。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与会议代表合影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1月23日结束。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集团的势力大大增强。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兼任行政院院长。原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集体照相时遇刺，汪精卫系统的人员多退出中央党政机构，势力削弱。黄埔毕业生中有三人进入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曾扩情与贺衷寒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宗南则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三人都是黄埔一期生。他们的当选，标志着黄埔系的势力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
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3）
对于胡宗南个人来说，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标志着他由一个职业军人与一介武夫，转变成一位党政要人，中央大员，由军界又进入政界，由地方走进中央，由底层走向上层。这是胡宗南人生道路与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阶段。
蒋介石还准备扩充胡宗南的军事实力，提拔胡的官阶。当时胡部第一师下辖四个旅十二个团，这种编制的师在当时国民政府军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与国民政府军编制不合。胡师编制之多，超出常规，早引起一些人的忌恨与攻击。蒋介石令第一师改编扩充。胡宗南想将第一师四个旅扩编成三个师，成立一个军。而一些忌恨胡宗南的人向军委会建议应将胡部编成两个师八个团。蒋介石决定，第一师改编之事由胡宗南自行决定，这是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又一次特殊恩宠与破格提携。
张学良，1935年10月2日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蒋介石兼西北“剿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这时西北地区的军政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鉴于红军毛泽东部进入陕甘，乃于1935年10月2日宣布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蒋介石兼西北“剿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在这前后，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各部陆续调入陕甘地区。胡宗南感到，西北地区的军政形势更加复杂了。
这期间，胡宗南第一师的人事有些变动：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范汉杰来第一师，任副师长，在李文继袁朴任第二旅旅长后，胡又任李正先继李铁军为第一旅旅长，任杨德亮继廖昂为补充旅旅长。胡宗南在为所部的扩编、调整储备锻炼干部。第四章在西安事变前后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1）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
1936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这年年初，胡宗南奉蒋介石令，正准备着手改编扩充所部第一师时，时局发生变化，他的扩编计划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1936年2月20日，陕北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以东征抗日为号召，突然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进行东征作战。阎锡山部晋军战斗力薄弱，抵抗不住红军进攻，只得急电蒋介石请援。蒋介石派陈诚指挥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黄杰第二师的第六旅罗奇部等，在1936年3月底分别从风陵渡、正太路、道清路三个方向进入山西，援助晋军对红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电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张学良部向黄河西岸推进，断红军退路。
胡宗南在天水甘谷也接到蒋介石电令，要其率第一师东开入陕，在潼关一带集结，策应山西作战。1936年3月底，胡宗南留补充旅驻甘，自己率领第一师主力三个旅从甘谷出发，经秦安、清水，越关山而东，过陇县到达西安，再乘火车到达潼关驻扎待命。
未久，陈诚在指挥入晋各部队配合晋军打通同蒲线后，在山西推行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实施过的碉堡战术，令各部队投入筑碉工程。陈诚向蒋介石建议，从陕西增调中央军入晋，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陈诚亲自到潼关找胡宗南洽谈，随之给胡师下达命令：“除派一个旅的兵力，进驻同蒲路南段各要点，担任维护铁路运输畅通、保持风陵渡的联络安全外，其余主力控制在潼关待命。”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击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胡宗南当即派遣第一旅李正先部的第一、二、三团由风陵渡渡过黄河，在赵村搭乘同蒲路火车北上，分别到达运城、闻喜、侯马等地驻扎，第一旅旅部驻闻喜。后第三团从闻喜一度推进至洪洞与灵石。该旅根据陈诚的命令，担负维护铁路安全，保证军用物资运输畅通的任务，在铁路沿线赶筑工事、挖掘交通壕，防止红军侵袭，历时约两个月。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击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1936年5月初，入晋红军回师陕北。
山西的战事刚刚平息，南方的战火又起。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发起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两广六一事变。陈、李指挥粤、桂军队向湘南衡阳进发，同时暗中派人策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响应，企图经湖南迅速攻占武汉，问鼎中原，威胁南京。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提出并部署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寻求政治的解决办法；一方面紧急调兵遣将开往湖南，抢占衡阳，防堵粤、桂军队，震慑何键湘军。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2）
1936年6月中旬，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其将第一师部队主力三个旅集中在潼关、灵宝间整装待命，胡本人则赶赴南京接受南下命令。胡宗南由南京返部后，立即召集全师团长以上主官传达命令，进行南下动员。同时为保守行动机密，防止北方生变，胡令对团以下官兵保密，在出发前三天，还让各团若无其事地召开夏季教育会议，拟订训练大纲等。直到运兵列车三十余列调集齐全后，胡才正式下达命令南下。全师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炮兵团，有山、野炮三十多门，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全部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在武汉渡过长江后，再经粤汉路进抵湖南岳阳至长沙一线。胡将他的第一师师部设在长沙。
胡宗南师迅速开进湖南，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央军抗击粤、桂部队的实力，而且有力地震慑了动摇模棱的何键。胡宗南故意向何键炫耀第一师的人马充实、装备精良，还对长沙城采取包围的态势。然后他去见何键，声称所部第一师奉蒋介石令开长沙听何键指挥。何键心虚胆怯，惊慌失措，连声答应说：我没有接到命令。胡外柔内刚地威胁了一通何键后，即昂扬而去。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而何键则被吓得不敢再住长沙城中，假巡视湘西，避往常德。长沙城成了中央军的天下。
胡宗南将第一师师部先驻长沙城东朱家花园，后移四十九标营房。
但中央军与粤、桂军之间并无大的战事。在6、7、8约三个月的时间内，胡宗南的第一师一直驻长沙、岳阳一线。胡宗南抓住全师部队相对集中的有利时机，在长沙开办“第一师军官暑期训练班”，胡自兼主任，副师长范汉杰为副主任，任詹忠言为教育长，抽调全师连长以上军官分期入班，编为两个大队，另无线电专业人员编为一个独立区队，共办三期，轮流受训，进行所谓“南征”作战的教育，即宣传陈济棠、李宗仁等谋叛中央的罪行与胡宗南师南征作战的意义，同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借以稳定军心鼓舞斗志。在这同时，胡宗南又令师参谋处与各团团长组织教练组，轮流到各团抽调一营或一连，演习南方水田和丛林作战的战术技能，以及部队在南方露营活动，取得经验向全师推广。
1936年7月初，胡宗南师一部向南推进至株洲一线。但未及至前线作战，7月18日，广东陈济棠就因部下反戈，通电下野，到9月中旬，广西李宗仁也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两广事变宣告结束。
1936年8月11日，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飞抵广州，处理善后。他在广州期间，特地召集各参战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举行军事会议，研讨两广事变平息后的全国形势与对日、对红军作战等问题。这是当时南京政府面临的两项最重大的问题。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3）
胡宗南率第一师的团以上军官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到全国各地红军都经过长征北上，企图在陕甘重建根据地时，胡作为久驻陕甘的带兵长官，作了重点发言。胡不同意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与将领盲目乐观所宣称的“红军北上纯属战败流窜”，而将他对红军多日调查研究所得融进发言中，指出中共之所以放弃在南方多年的各根据地，就是因为得不到苏俄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因而他们举行万里长征、就是企图转移到甘、青、宁、新一带，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伺机反扑。胡的发言虽仍有失之偏颇之处，未看到红军北上抗日的意愿，但恰也有其独到与深刻之处：红军北上确有打通与苏联国际交通线之目的。特别是胡的见解较之一般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浮泛而盲目的看法，要准确与高明得多了。因而胡的发言使与会各将领无不为之惊服，也使蒋介石点头称许。
胡宗南较之一般黄埔系将领与军官，其过人之处，就是能较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关心国际与国内形势，看问题不仅有军事眼光，而且有政治眼光，再加上他带兵打仗多年，有实战经验，又自律较严，因而成为黄埔系将领中最引人注目的佼佼者。胡宗南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宠爱、赏识与提拔，就是必然之事了。
广州会议后，蒋介石宣布，胡宗南部第一师正式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升任第一军中将军长。--胡宗南又成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第一个升任军长之人，而且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天下第一军”的军长。
1936年9月初，胡宗南从广州回到长沙，即进行扩编部队事宜，将原第一师的三个旅（第一旅、第二旅、独立旅）九个团，分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及军部直辖部队。编制如下：
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於达。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副师长李文，参谋长於达兼。下辖：
第一旅：旅长李正先，第一团团长熊志一，第二团团长杨定南。
第二旅：旅长詹忠言，副旅长严明，第三团团长刘超寰，第四团团长李友梅。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副师长罗历戎，参谋长吴允周。下辖：
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第四六四团团长晏俭，第四六五团团长徐保。
第二三四旅：旅长李用章，第四六七团团长许良玉，第四六八团团长谢义峰。
另有军直辖骑兵、炮兵、辎重、通讯部队等。
经过这次扩编，胡部各级军官多有升调，士兵也有许多被提为下级军官。全军士气为之一振。
在驻军长沙期间，胡宗南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胡宗南表示理解这些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与要求从军的热情，答应他们：“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我一定邀请你们参加第一军，并希望青年们投笔报国。”后来在抗战发生后，胡宗南果然邀请湖南省许多青年学生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加入胡部。
胡宗南部扩编为第一军后，本打算在湖南训练。在这时胡突然接到蒋介石电令，因为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8月从川西北上入甘，陕北中央红军南下接应，有在甘肃三军会师的态势，陕甘军事形势吃紧，调胡部速回陕甘“进剿”。
1936年9月11日，胡宗南向全军下达回师动员命令。“遂于14日向西北出动，用铁道运输”，分别由长沙、汨罗、岳州“乘车北上，经粤汉、平汉、陇海各路，于19日全部到达陕西咸阳附近，复于25日沿西秦公路继续向甘肃清水、秦安一带徒步前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战斗详报》（1936年10月至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1）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
1936年9月19日，胡宗南率第一军从湖南回到陕西关中，驻军咸阳、凤翔一带。胡宗南的第一军军部驻咸阳打包厂。
胡宗南率第一军奉命归“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由蒋介石兼，副总司令为张学良。胡宗南的第一军为“西北剿总”下辖第一路军（朱绍良司令，王均副之）的第二纵队，胡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官，除指挥所部第一军外，还指挥周祥初的第四十三师与孔令恂的第九十七师。
胡宗南到西安拜见了张学良。这位比胡宗南还年轻5岁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在这时已秘密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但在表面上仍在指挥西北“剿共”军事。他向胡宗南介绍了西北的军事形势与“西北剿总”的作战计划。因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陇南，陕北中央红军进入陇东策应，红军三个方面军企图在甘肃会师，因此，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令胡宗南率第二纵队各部，迅速抢占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协同友军，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道路，然后配合其他部队，各个分割“围歼”之，实施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胡宗南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北剿总”调集了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王均的第三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川军孙震部、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东北军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以及胡宗南各部，协力“围剿”会师甘肃的红军三个方面军。
1936年9月19日当日，胡宗南又从咸阳飞至兰州，“即晤朱主任绍良，于主席学忠，协商剿匪机宜。”(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9月20日第3版。9月21日，胡接到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要胡对“新入西北之各师，行军序列及其行军日程，希即详报。”并令胡“须随主力前进，并朝夕勿离军中。剿匪战术，应令各师、旅、团长切实研究，尤应注意遭遇战术，务须多留预备队，并到处日夜构筑工事，务派远探为要。”《蒋委员长致胡宗南军长令报行军序列及其行军日程并指示剿匪战术电》，转引自(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第58页（台湾出版）。
1936年9月25日，胡宗南率部从咸阳出发，沿西兰公路，向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线进发。胡宗南又一次开始了他在西北的军旅征战生活。
这时，全国与西北的形势都在迅速发展，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更加加深。全国抗日救亡热潮进一步高涨。1935年年底平、津地区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华北、西北与全国。1935年秋进驻西北的东北军张学良部与原驻陕甘的西北军杨虎城部在形势的推动下，都有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改变战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提出了“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的政策与口号，一方面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另一方面又派出许多人员与国民党内各地方军事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阎锡山等进行联络；同时，中共方面还利用各种关系，对南京国民政府中有影响的军政大员，进行联系、疏通、说服与团结的工作，积极争取与广泛团结一切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2）
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方面将胡宗南作为重点争取与统战的对象。
中共领导人中，特别是周恩来，曾与胡宗南在黄埔军校中有过较多的交往，在东征陈炯明中曾共同战斗过，对胡宗南有相当的了解。中共方面认为，胡宗南有一定的民族民主革命积极性，曾接近中共人士周恩来、胡公冕等人。在东征、北伐中立有战功，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干。后来国共分裂了，他出于多种原因，跟着蒋介石走了。在十年国共内战中，他的部队也参与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当日寇侵华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深重时，他表现了很大的爱国热情，多次请缨抗日。胡是国民党军人中一个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的将领。
中共方面还了解到，胡宗南近几年手握重兵，得到蒋介石越来越深的信任与宠爱，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急剧上升，成为新兴的黄埔系青年将领的首领，影响日益增大。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特别是黄埔系军事集团。而黄埔系是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军事支柱，通过胡宗南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坛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到胡宗南，认为胡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周说：“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基于以上原因，中共方面从1936年年中开始，对胡宗南进行积极的争取、团结、说服与统战工作。1936年春，中共中央以红军中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名义，联名写信给胡宗南，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这时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对胡宗南也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在1936年8月14日写给中共派往上海的地下特派员冯雪峰的秘密信函中，指出：
……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治之事，望写一报告来……《毛泽东致冯雪峰信函》，刊(北京)《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3期，第2页。
中共方面首先向胡宗南伸出统战工作之手的，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就在胡宗南率军重回西北之际，周恩来于1936年9月1日亲笔写了一封密信给胡，对胡叙旧情，谈国事，娓娓动人，情长谊深，有批评，有规劝，有希望。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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