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底，白崇禧指挥所部各军由衢州东进，分三路向龙游、汤溪、游埠、洋埠守敌进攻。胡宗南奉命率第二团进攻洋埠。邻近进攻游埠的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多为江西战俘改编，作战不力，并有部分临阵哗变，致使北伐军战线一度动摇。当此之时，胡宗南沉着镇定，率第二团力战六小时，终将洋埠攻克。其他各部也先后攻占汤溪、游埠。敌军损失惨重，当夜全线溃退。北伐军乘胜占领兰溪、金华。
北伐军中的上校团长（4）
汤、兰之战改变了浙江战场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此后，北伐军在浙江转入全面进攻，于2月上旬占领严州（今建德）、浦江、淳安。1927年2月16日第一师进抵富阳，胡宗南率第二团力战，首先攻入富阳城中。富阳既下，进攻铜庐的敌军后路被切断，在北伐军前后夹击下，全部被缴械俘虏。杭州、宁波守敌仓皇撤逃。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全浙底定。北伐军前锋进抵太湖东岸浙苏边界之嘉兴一线。
1927年2月底到3月初，北伐军的东路军按照“先南京，后上海”的计划与部署，兵分两路向沪宁线进击。
先由何应钦率东路军一部分军队，计有第一军之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军，第十四军，第十七军，从浙西经太湖西岸之宜兴、溧阳，横出常州、丹阳，截断沪宁线，然后兵分两路，以主力左旋，进攻南京，另一路右旋，回向无锡、苏州。其中，左旋的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军等部西向，与程潜指挥的中路军之江右军第六军协同，于3月24日攻占南京。
白崇禧指挥东路军另一部分军队于3月上旬迫近松江、吴江后，停止前进；在等到3月15日何应钦部主力进抵太湖西部地区，围攻溧阳，准备横出常州之时，才于3月16日下令各部沿太湖东岸向淞沪推进，与何应钦的右旋部队配合，向上海、苏州一线进攻。
白崇禧的攻击部署是：以第二十一师严重部由平望向吴江、苏州之敌佯攻；以第二师刘峙部与先遣队李明扬部扼守松江铁路正面；以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绕攻松江侧后；而以第一师薛岳部乘主力会攻松江时，由张堰向闸港下流渡过黄浦江，袭击上海龙华敌军后方。
胡宗南的第二团是薛岳师的先头部队。当北伐军主力与敌军在松江一线展开激战时，胡宗南率第二团隐蔽急速地沿黄埔江东岸向下游进军，在当地民众引导下，于3月20日迂回到达闵行一带，潜渡黄埔江，向据守殷行的鲁军毕庶澄部发动突然袭击，很快占领军事要地莘庄。第二天，即3月21日，胡部攻占上海南郊重镇龙华，直逼上海市区。
在这同时，白崇禧指挥主力也于3月21日分别占领松江与苏州。白崇禧率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龙华。
就在同一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到3月22日，起义工人占领了上海租界外的广大地区。北洋军残部在鲁军驻上海司令毕庶澄率领下，退守北火车站顽抗。起义工人因没有重武器，多次攻击未能奏效。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汪寿华派总工会交际处处长赵子敬率代表团前往龙华慰问北伐军，请求白崇禧发兵援助。但白崇禧早已接到蒋介石密令：“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军队不越此线为要。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此类机关，应即勒令取消可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7页。白崇禧就以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钮永建正与鲁军驻上海的司令毕庶澄谈判，北伐军没有接到钮永建的指示，不能贸然进军上海市区为由，拒绝出兵援助起义工人进攻北站。总工会代表声泪俱下，再三陈述与请求。第一师师长薛岳被感动，说：“我们是革命军，现在革命任务这样急，这是非去不可的。现在我去好了，将来有处分，我愿来承受。”《朱英如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访问稿），转引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崇禧只得同意薛岳的第一师进军上海市区，消灭北洋军残余。
胡宗南率第二团，在薛岳的指挥下，与第一、第三两团配合，从龙华出发，于3月22日下午6时赶到麦根路（现上海淮安路），遇到一部溃逃的鲁军，当即缴了他们的械。约在当日晚7时，他们“赶到北站，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一人逃往租界”。《武汉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7辑，第4页。北伐军第一师配合上海起义工人，终于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胡宗南作为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北伐以来，在江西、浙江战场上连建战功；在进攻上海战役中，率部潜渡黄浦江，奇袭莘庄，首占龙华，增援起义工人攻克北站，更为人称道。这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值得肯定的一章。
在四一二事变前后的上海与南京（1）
在四一二事变前后的上海与南京
在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占领上海后，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进驻上海闸北地区。
当时上海形势非常复杂。北洋军阀的势力虽被赶走，但外国列强控制着上海市中心英、法租界与虹口地区的许多地方。北伐军一部虽进驻上海市区，但上海的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组织都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着。中共方面正积极筹组“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与“上海市临时市政府”。第一师进驻的闸北区更是中共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中共力量最为集中的商务印书馆也坐落在该区。
第一师部队进驻闸北区后，由于该师最早进军上海地区，支援工人纠察队肃清北洋军，占领北站，因而受到上海工人与市民的欢迎。中共方面与上海总工会更积极地对第一师官兵进行工作，不断派团以各种名目对部队进行慰问，组织工人与第一师官兵开联欢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一时，第一师官兵中有许多人受到中共与上海总工会的影响，思想左倾，对总工会同情与友好。第一师师长薛岳公开派兵保护上海总工会与各级工会，于3月27日发布布告，声称“沪上为工商集中之区，工厂林立，尤赖工会提纲挈领，诚挚指导，以期群策群力，共济时艰，……倘有不法之徒，任意骚扰，本师长唯有执法以绳……”。(上海)《申报》1927年3月27日。
但是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武汉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在北伐军于3月22日占领上海、3月24日占领南京后，这些矛盾终于发展到白热化与公开决裂的阶段：武汉国民政府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一方面积极设法削弱与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另一方面秘密指示江右军总指挥、第六军军长程潜率第二、六军牢牢控制南京，防止蒋介石在南京建都，如蒋介石违抗则将其扣押送往武汉发落；而蒋介石则决心发动反共清党的事变，赶走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清理武汉政府，在南京建都，重建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
南京与上海成为双方斗争与争夺的焦点，形势特别复杂、敏感而危险。
无疑，在这复杂的形势下，驻防两地的军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驻防南京的第二军鲁涤平部与第六军程潜部因与武汉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以及军中的中共力量较强，在政治上倾向武汉政府；而蒋介石所依靠的，主要是驻防上海与沪宁线的嫡系第一军与驻防安徽的李宗仁第七军以及一些杂牌军队。但是，作为第一军主力的第一师薛岳部这时驻防上海闸北，军心不稳。胡宗南正在该师。
在四一二事变前后的上海与南京（2）
在这如此紧急而微妙的形势下，蒋介石决定迅速下手，先控制上海、南京、杭州与东南地区。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乘楚谦舰，由安徽经南京顺长江而下，于3月26日下午到达上海，就立即进行反共清党的各项准备：在政治上，他策动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等八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3月底4月初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提出《检举共产党呈文》，咨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其反共清党事变制造合法根据，制造舆论准备；在军事上他则委托白崇禧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与上海戒严司令的身份，全权部署上海的清党工作，派遣张静江等人主持浙江的清党工作，他自己则准备亲自到南京指挥那里的清党工作，并进而建立新的国民政府。
白崇禧后来回忆这次清党的计划与部署时，这样写道：“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动或解决，密令第七军3日内赶回芜湖、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渡浦口抵御直鲁军，将第六军附共之十九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往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分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岐两部接防上海。”白崇禧：《1933年4月12日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薛岳师，即第一军第一师，就是胡宗南所在师。因该师由黄埔军校演变而来，受大革命影响较深，进驻上海闸北区后又与中共领导之上海总工会关系融洽，思想左倾，因而对蒋介石、白崇禧发动的清党运动进行抵制。据白崇禧回忆说：“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并招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第一师中之中下级干部有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者为数不小，当场就有人责问蒋总司令太右倾。蒋总司令见黄埔学生中竟有少数军官表现如此左倾，更坚定清党之决心。”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第一师被蒋、白视之为“共党较多”之部队，靠该师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不可靠的。因而蒋介石于3月26日下午一到上海，白崇禧向他提出清党运动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出第一师。白崇禧说：“蒋总司令应了解上海之情形，问我实行清党需要多少军队，我说：‘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岐之二十六军便够了。”同上。
蒋介石接受了白崇禧的意见，在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3月27日，下令将第一师从闸北区调往南市区，而以刘峙的第二师进驻闸北区，以便就近监视设在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胡宗南随第一师开驻南市。
在第一师被调离闸北区时，中共上海组织与上海总工会“发动各界代表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挽留第一师，拒绝第二师。”被白崇禧拒绝。同上。
第二师进驻闸北区后，刘峙遵令强行解散了闸北区党部，严密监视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总部。但是第二师部队也受到上海中共组织宣传工作的影响，军心呈不稳迹象。加之这时蒋介石在部署好上海的清党工作后，要赶往南京控制那里的局势，于是下令将第一、二两师一齐调往南京，将严重的第二十一师调往苏州。沪上防务全部由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承担。
在四一二事变前后的上海与南京（3）
1927年4月6日上午9时30分，第一军副军长王柏龄奉蒋介石令，先行乘专车赴南京。20分钟后，第一师从上海开拔赴宁。(上海)（《申报》）1927年4月7日。胡宗南率第二团部队，在这风紧云急的时刻，从上海来到了古都南京。
这时第一师师长薛岳“因第一师中共党分子太多，被总司令免职回到广东。”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第一师师长由邓振铨接任。胡宗南则升任第一师副师长，仍兼第二团团长，军衔为少将。胡宗南从此步入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行列。
随后，刘峙的第二师也由上海调往南京。
在这期间，第二十一师被调驻苏州、常熟一线，师长严重被解职，由陈诚接任师长。
胡宗南随第一师从上海开拔的前一天，即4月5日，蒋介石宣布上海戒严，并下令查封了倾向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总政治部，逮捕办事人员19人。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师于4月6日晚抵达南京后，驻南京城内小营鱼雷学校内。这时，南京的形势也十分复杂而紧张：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程潜担任南京戒严司令；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第二军、第六军与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等同在南京布防；南京地方党政内左、右派斗争极其激烈。4月7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并下令武汉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武汉中政会临时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4月7日），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企图抢先控制南京。蒋介石为争夺南京这块军政要地，乃一面令第一、二两师于4月6日进驻南京，与原驻南京之第三师、第十四师会合；一面通过第六军代军长杨杰，令第二、六军于4月7、8两天撤离南京，开赴长江以北，与直鲁军作战。--从而造成第一军各师控制南京的局面。
胡宗南随第一师进驻南京后，4月8日，由中共人士与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江苏省党部与南京市党部邀请驻宁部队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这时第二、六军已从南京开拔，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少数留守人员赴会。胡宗南与第一军人员奉令无一人参加。4月9日上午蒋介石到南京后，南京形势急转直下：当日下午，中共人士控制的江苏省党部与南京市党部被捣毁与封闭；第二天，蒋介石任命第十四师师长冯轶斐为南京戒严司令，宣布自本日下午6时起，南京一带实行戒严；当日晚，抓捕了正在南京大纱帽巷召开秘密会议的中共在南京的领导人士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等人，并迅速杀害。这就是南京四十事件。
由于第一军各师的军事力量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南京局势很快平静下来。
在四一二事变前后的上海与南京（4）
南京地区完全被蒋介石控制。胡宗南所在第一师与第一军其他各师部队，成为蒋介石控制南京，监视与镇压异己军队，建立新政权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借助第一军绝对控制了南京以后，于4月11日发出“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随之，在上海、广州、浙江、福建、广西及四川等地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共清党，腥风血雨笼罩各地。接着，蒋介石与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裂与对抗。
1927年4月18日上午，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丁家桥前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当日下午，南京驻军与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并国民党恢复党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共清党的决议。会毕，举行阅兵式，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向受阅官兵发表长篇训话。他指责共产党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压迫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向官兵们宣称：“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消灭我们；非我们去杀他，他就来杀我们。”如不将中共消灭，国民党就必将自取灭亡，受治于苏联。蒋最后要求“纯粹的国民党员团结起来”！“纯粹的国民革命军团结起来”！要求各部队成为南京新建政府的“后盾”。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1927年4月18日），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版。
胡宗南随第一师部队参加了阅兵大典，聆听了蒋介石富于煽动性的训话。后来，他又读到了蒋介石的《告民众书》与一系列反共清党讲话、文件、布告等。胡宗南与第一军的许多年轻军官一样，一直奉蒋介石为校长与领袖，视蒋介石为神明，他们逐渐相信了蒋介石的讲话，相信了蒋介石列举的反共清党的种种理由，他们也逐渐接受了蒋介石的理论。4月20日，以第一军与第七军为核心的蒋系陆海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发表《拥护国民政府清除共产党完成北伐通电》。《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1927年5月1日）》，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作为第一师的少将副师长，表明了他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的政治态度。
从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攻占沪宁，到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事变，这近一个月的时间，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华民国史上斗争最为激烈、复杂与剧烈动荡的时期。在这一个月中，胡宗南随第一师与北洋军阀作战，配合上海起义工人攻占上海，到移军南京，耳闻目睹南京与上海的反共清党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如此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动荡与分化，不可能不对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四一二事变前后的上海与南京（5）
他当时虽只是刚从中级军官跨入高级将领的行列，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的言行也不可能有引人注目的重大表现，但可以说明问题的，在血雨腥风般的南京与上海事变后，他继续留在第一师，继续跟着他的校长与领袖蒋介石，而且他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直至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与黄埔系支柱。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字路口，胡宗南就这样作出了他的人生抉择。
胡宗南之所以在这时作出这样的人生抉择，正如周恩来在分析胡等国民党将领性格形成时所说：“人的性格是历史进程中，‘人’在其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作为实践中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转引自余方德：《周恩来总理1965年7月16日在上海谈歌颂与暴露问题》，(杭州)《浙江作家报》第47期，1990年版。胡宗南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重的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对蒋介石对他的赏识与提拔的感激与忠诚，他的雄心与野心，他对三民主义的迷恋、对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毫无认识与深刻偏见……使他走上了他以后将要走的人生道路。
但是，胡宗南虽决定跟着蒋介石的“事业”走了，但他毕竟受过黄埔军校的教育与大革命的洗礼，因而他对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清党怀有种种不安与忧虑。他在南京小营驻军时，私下对投奔到他手下的亲信同乡王微、戴涛等人说：“清党在军队容易。问题在青年与农民。今后农民问题如不解决，中国的命运前途，是堪忧的。”《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46页。胡宗南作为一名军人，却具有政治眼光。这是他不同于也高于一般国民党的将领的地方。他在蒋介石政权刚刚建立并取得一系列军政胜利的时候，就敏感地看到这个政权的致命弱点与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而忧虑。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胡宗南也一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历史的最终发展被胡宗南在1927年就言中了，是幸还是不幸？
龙潭战役的生力军（1）
龙潭战役的生力军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于5月初令所部各军分途渡长江继续进行北伐。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由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指挥，于5月13日自慈湖镇渡过长江北进，先后攻占江浦、全椒、界首、滁县、乌衣、沙河集、张八岭，经蚌埠进抵陇海线。
从1927年6月23日开始，北伐军分三路攻入鲁南。
白崇禧（右）
就在这时，国民政府北伐军方面，宁汉矛盾加剧，7月上旬，武汉方面军队向下游进逼。蒋介石急调第七军等部西上防堵，使北伐军在鲁南的攻势顿挫。北洋军孙传芳、张宗昌各部队乘势反攻，于1927年7月24日夺回徐州，8月初打退北伐军的反攻，8月8日开始由徐州一线分两路南下。北伐军连战失利，被迫后撤。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内部矛盾逼迫下宣布下野。8月17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为首的南京军委会发布命令，是日将长江以北所有部队撤至长江南岸，凭江扼守。孙传芳军旋即跟踪追至长江北岸，8月17日，前锋一个旅抵达南京江北的浦口，与南京守军隔江对峙，并互相炮击。
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在8月中旬经由瓜洲渡过长江，奉令调往杭州驻扎，担任护卫沪杭铁路线的任务。这时胡宗南奉命不再兼任第二团团长，到第一师师部专任副师长。因师长邓振铨久假未归，胡宗南遂代师长职。
1927年8月25日，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杭州约十天，忽然接到军委会的急电，命令他立即率第一师从杭州出发，紧急驰援镇江龙潭一线，参与堵截“围歼”南渡偷袭的孙传芳军队。
原来孙传芳军在8月中旬反扑至长江北岸后，进行了不到十天的准备，于8月25日夜至26日拂晓，乘长江江面大雾弥漫，指挥所部八个师六个混成旅约七万多人，在南京下游到镇江之间数百里的长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偷渡，获得成功，迅速攻占了龙潭与栖霞山一带的阵地，截断了沪宁铁路，接着向两翼扩展，向西威逼南京，向东迫近镇江。孙传芳亲自过江指挥，在龙潭水泥厂设指挥所。孙传芳为示破釜沉舟一举夺回江南之决心，下令“凡运兵完毕之船只一律调回长江北岸由大刀队看管，颇有济河楚舟背水一战之壮志。”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孙传芳军倾全力偷渡长江截断沪宁线威逼京、镇，震动了南京政府。当时，南京政府所辖各军，以李宗仁的第七军与何应钦的第一军为核心，沿长江布防。其中第七军防守南京东西沿江各阵地；第一军则驻防从镇江到上海、杭州的铁路沿线各地。南京政府军委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除令驻防南京与镇江的部队从东、西两面围堵外，又电令驻防苏州、上海、杭州的各部队火速增援。
军委会调兵的电令到达杭州第一师师部时，第一师师长邓振铨久假未归，胡宗南乃以副师长的身份率领全师从杭州紧急出发。8月29日午后一时，胡宗南率该师第二、第三两个团先行赶到龙潭前线。
龙潭战役的生力军（2）
这时，孙传芳军已渡江南犯三天多时间，与南京政府军在龙潭、栖霞山一线展开了激烈残酷的血战，反复冲杀争夺，栖霞山与龙潭主阵地两度易手。双方都伤亡惨重，枪炮声日夜不停。孙传芳军是北洋军阀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劲旅。此次孙传芳又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倾巢出动，破釜沉舟，孙传芳本人亲临前线指挥，因而孙军作战十分勇猛与顽强。在8月29日凌晨，龙潭主阵地第二次被孙军攻占。国民政府军在镇江一翼的东线部队前敌总指挥、第二师师长刘峙负伤，“第二、第十四两师因众寡不敌，纷纷后撤，几至溃不成军。栖霞山也为敌三度攻占。我方溃散部队麇集南京城外麒麟门一带，混乱不堪。……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景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
就在这战场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胡宗南率第一师两个团适时赶到龙潭前线。给国民政府军带来了很大的支持与鼓舞。负伤后仍留在前线指挥的刘峙当即命令胡宗南率这两个团由下蜀出发，往汤山、铜山、羊山以南地区，向虎头山、青龙山敌军阵地攻击前进，威胁敌之右侧翼，并设法与西线南京方面国民政府军取得联络，协同作战。胡宗南指挥第二、三两团经短暂休整准备，于当晚向虎头山孙传芳军发动猛攻，占领范家塘及其东北高地，与敌军相峙，稳住了国民政府军的阵地与战场形势。
在胡宗南率两团部队赶到龙潭前线的同时，陈诚部第二十一师的第六十三团及顾祝同第三师一部等也从苏州、上海一线赶到龙潭投入战斗。东线南京政府军力量大增。与此同时，在西线的第七军等部也发动反攻，于29日重新夺回栖霞山阵地。孙传芳的军队被压迫到龙潭一隅。
1927年8月29日晚，赶赴前线的何应钦与留守南京的李宗仁、在镇江指挥的白崇禧电商约定：在8月30日凌晨，分东、中、西三路同时发动攻击，“围歼”龙潭孙传芳军：西线第七军等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中线与东线的第一军各部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自东阳镇一线出发，会攻龙潭。
胡宗南于8月29日夜接到军委会电令：“第一师（缺第一团）击破虎头山、青龙山之敌，占领龙潭车站后，派一部兵力对东阳镇、西沟渡方面警戒，以主力转向头、二、三、四块扁担州之线攻击占领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三）第20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786辑。8月30日凌晨，胡宗南指挥所部按时向龙潭东南的制高点石幔山、虎头山、青龙山一线的孙军发动猛烈进攻。同时，其他各部的攻击也开始发动。龙潭战役中最激烈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展开了。
此时，孙传芳军已渡江作战五天多时间，虽死伤惨重，仍顽强战斗。孙军渡江各部，包括从栖霞山等地溃败之部队，最后都“聚集在龙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6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根据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
龙潭战役的生力军（3）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1页。因此，当南京国民政府军发动三路进攻时，仍遭到了孙传芳军强大而顽强的抗击。孙传芳军还反攻为守，进行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同上。
胡宗南指挥第一师的第二、三两团向石幔山、虎头山之敌进攻，遭到孙传芳军顽强抵抗，拼杀多时没有进展。双方相持不下。直至8月30日午后，由于孙传芳军的渡江航线被南京政府军的海军截断，后援不继，渐渐不支，乃退山隘。胡宗南部与友军逐渐形成对敌三面合围之势。孙传芳军顽抗，居高临下，以百余挺机枪扼守山险。胡宗南师等部往上仰攻，死伤众多，但士气旺盛，至下午3时占领各重要山隘。孙传芳军仓皇向江岸撤退。下午5时，龙潭遂为南京政府军收复。
天黑以后，战场逐渐沉寂下来，双方都在休整，因连日奋战，均已疲累不堪。胡宗南接到上级命令，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但残余的孙传芳军困兽犹斗，经一夜休整，于8月31日凌晨，当南京政府军正在部署进攻时，却抢先发动了最后一次的疯狂反扑，“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犹甚。”同上。胡宗南部与各友军在何应钦、白崇禧的亲临指挥与督战下，奋勇抗击，并发动反攻。恰在这时，胡宗南第一师的第一团从杭州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其他援军也先后抵达。南京政府军声势大振。全线反攻，终将孙传芳军全部赶出龙潭一线的阵地，压向长江岸边。上午10时多，胡宗南的第一团攻克了孙传芳的指挥所--龙潭水泥厂。孙传芳丢下部队，登上小汽艇逃向江北，仅以身免。孙军全线崩溃。到此日午后2时，不及渡江北逃之残敌约有四五万人，全部被俘。国民政府军缴枪三万余支，炮数十门，俘孙军高级军官师、旅长数十人。
南京国民政府军取得了震动一时的龙潭大捷，扭转了自8月初反攻徐州失败以来的战场颓势。1927年9月1日孙传芳率残部从长江北岸向北全线后撤，“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乘胜渡过长江北进，占领浦口、扬州等要隘。
黄埔系军事集团的支柱（1）
黄埔系军事集团的支柱
龙潭战役结束后，胡宗南于1927年9月初奉令率第一师仍回驻杭州。
这时，南方的政局也发生重大变化。自蒋介石在8月中旬辞职下野以后，国民党分裂成南京、武汉与上海（西山会议派）三方，经多次协商谈判，终于在9月初实现合流，并于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改组国民政府。尽管蒋介石也被列名在特委会委员、国府委员与中央军委会委员名单之中，但他已失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最重要的头衔与实际的最高职权。中央特委会与中央军政实权多被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所控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住在他的家乡浙江奉化。代蒋介石统率第一军嫡系部队的何应钦虽在南京，与李宗仁、白崇禧共同负责主持中央军委会，但他在中央特委会的压制与李宗仁、白崇禧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不仅难有作为，甚至难以招架。
大权在握的李宗仁与白崇禧为了扩张桂系的军政势力，加强控制南京中央政权，排挤与打击蒋介石，首先设法限制与削弱蒋介石的嫡系武装力量，打击与压制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与军官。
蒋介石的嫡系武装力量，就是在这几年迅速形成与不断发展的黄埔系军事集团。
自黄埔军校建立以来，蒋介石以校长的职权，不仅控制了军校的人事、教学、培训与军政指挥等各项重要权力，而且培植、拉拢、吸引与团结了一大批绝对忠于他的军校教官，特别是军校的各届学生。蒋介石在政治上控制他们，在思想上感化他们，在军事上培训他们，在组织上提拔重用他们，在实践中不断考察他们，迅速地形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最高领导、以黄埔军校各届学生为骨干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形成了国民党内最强有力的军事派系。蒋介石以这些黄埔系将领与军官为骨干，组建了军校教导团，以后扩充为党军第一旅，再以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继续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的所谓“中央军”，成为蒋介石所依靠的最重要最信赖的嫡系军事势力。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与指挥黄埔各届毕业学生与未毕业学生，在1926年4月下令解散了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以后，又下令成立一个统一的黄埔学生组织--“黄埔同学会”，规定凡属黄埔学生，均为该会当然会员。蒋自任该会会长，指定黄埔军校一期生曾扩情担任该会秘书，负实际主持责任，其他右派学生胡靖安、杨引之、宋希濂等分任该会的干事。蒋通过该会联络、控制、指挥与监督各届黄埔毕业生。
在黄埔军校各届毕业生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受到蒋介石的思想影响，受到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庇护、提携与重用，在从军校毕业后的短短几年间，不断“建功立业”与飞黄腾达，在部队中担任各种要职，军阶从排长、连长迅速升至团长、师长，军衔从少尉、中尉迅速升至中校、上校乃至将军。他们越来越感到有蒋介石这样的靠山与领袖而有恃无恐，前途无限。他们感激蒋介石，拥戴蒋介石，无条件服从蒋介石。他们成为蒋介石控制军队的工具与基础。
黄埔系军事集团的支柱（2）
黄埔系军事集团就这样迅速形成了。
无疑，胡宗南凭着他黄埔一期生的“老大哥”资格，凭着他在东征、北伐诸战役中的战功与表现出来的才干，凭着他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与蒋介石对他的赏识重用，凭着他较高的军阶军职与手握重兵的将领身份，在黄埔系军事集团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胡宗南虽因是带兵将领，因而未在“黄埔同学会”中担任领导之责，但他在该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骨干作用。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奉化后，他一方面以何应钦负责统率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另一方面则通过朱绍良，利用“黄埔同学会”的组织，联络与指挥黄埔系的各将领军官。据“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回忆说：“蒋介石于1927年8月被迫下野时，把他所有的军队和有关的军事机构等等，统交何应钦接领；独黄埔同学会则交由住在上海的朱绍良指导，并令迁往杭州进行会务，派我重任秘书。主要的任务是：团结在职的同学，保持和发展力量，以便蒋介石复职时的驱使；其次，收容当时的失业同学集中在杭州，施以军事和政治的训练……”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78页。
朱绍良是江苏武进人，1891年生，早年与何应钦、谷正伦一道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后又一道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将领。1927年4月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8月中旬蒋介石下野，朱亦随之离宁赴沪闲居。
胡宗南当时正以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的身份，率部驻防杭州。他积极参与“黄埔同学会”的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更接近了蒋介石，更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
就在1927年9月16日特委会成立前后，李宗仁、白崇禧首先以中央军委会的名义，要何应钦解散在浙江的七个补充团。这七个补充团是蒋介石在台上时下令成立的，准备补充他的第一军各师，七个补充团的所有团长都由黄埔生充任，并从国外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但何应钦遵李、白令，很快下令撤销了这七个补充团。蒋介石闻之大为愤懑，指责何应钦愚蠢，误大事；同时指责“黄埔同学会”为何不号召七个补充团的在职黄埔同学加以抗拒。蒋甚至说：“万不得已时上山当土匪都可以，也应把力量保持下来。”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78页。
接着，李宗仁与白崇禧又以中央军委会名义，要何应钦下令，将驻在京、沪、杭一带由黄埔学生带领的军队，主要是第一军，一律开往长江以北，防堵孙传芳军再次南下反攻；所遗京、沪、杭一带的防地，统交由李、白的桂系军队接防。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与军官得悉此事后，立即密报在奉化的蒋介石。蒋介石闻之大惊，认为桂系李、白此举是要借刀杀人，欲置其嫡系黄埔系军队于死地，如不抗拒，将有被全歼的危险。于是，蒋介石立即密电在杭州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曾扩情，迅速通知团长以上的在职黄埔系带兵官员到上海朱绍良家里开会，密商对策，并指示此事避免让何应钦知之。
黄埔系军事集团的支柱（3）
“黄埔同学会”派遣该会交通股长、也是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秘密前往沪杭与京沪两铁路沿线的各驻军点，通知黄埔系带兵将领与军官前往上海朱绍良住宅开会。
胡宗南与二十多名黄埔同学来到了上海朱绍良家的会客室。由于会客室不太宽敞，被挤得满满的。会议由朱绍良主持。但胡宗南却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胡宗南当时在黄埔同学中，军阶军职最高最重要，其他人多是团长、营长，而胡宗南却是主力第一师的少将副师长并代师长职；另一方面胡宗南在会上又发言最多，态度慷慨激昂，对问题较能分析，因而获得了与会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据与会的宋希濂回忆，胡宗南发言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
1校长蒋介石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暂时下野，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来收拾时局。我们军校同学带领的队伍，绝不能脱离他的领导。
2李宗仁、白崇禧阴险，何敬公忠厚，不易对付他们，容易上他们的当。补充团的撤销，使我们的力量受了很大损失。
3李宗仁、白崇禧要我们开过江去，而把京、沪、杭一带交广西部队接防，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要我们去和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拼打，而他们却截住我们的后路，想借以消灭我们，至少也可扼住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4江浙地区富庶，我们要向北进，必须有江浙地区物资的支援，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而现在却要由他们来控制，等于使我们没有后方了。这是多么危险啊。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胡宗南的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决议。会议决定，拒绝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的移军江北的命令，如再强迫，当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次会议的结果，不仅使李宗仁、白崇禧的目的与何应钦的命令未能实现，而且沉重地打击了何应钦在黄埔系中的威信。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正在崛起的最重要的军事集团--黄埔系，将只服从蒋介石一人的绝对领导，成为蒋介石最嫡系的御林军。其他任何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甚至何应钦，都不能完全指挥这支部队。蒋介石更加看重与依赖黄埔系了。而胡宗南作为黄埔系的最重要的带兵将领，他的坚决拥蒋的政治态度与重要的军事地位，他的军政才能与在黄埔同学中的较高威望，都使蒋介石对他更加宠爱、信任与赏识。如同宋希濂所说：“这是胡宗南以后一直被蒋介石信任和倚以重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同上。
李宗仁与白崇禧
由于蒋介石下野，胡宗南与黄埔系军人不仅受到李宗仁、白崇禧桂系集团的打击与排挤，而且还受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与嘲骂。这就使胡宗南等人更加感觉到蒋介石这个后台与靠山的极端重要，更加感觉到维护、拥戴与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极端重要。胡宗南与许多蒋介石最亲信的黄埔学生一样，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不断给蒋写信，或者亲自跑到奉化溪口找蒋介石报告情况，请示机宜。蒋介石也不断给胡宗南等人以各种指示与教诲。
黄埔系军事集团的支柱（4）
1927年9月20日，即在蒋介石准备出国赴日本前数天，蒋专门发表了一篇《告黄埔同学书》，向胡宗南等全体黄埔系军人讲述了北伐以来的军政形势，总结黄埔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当前所面临的危难局势与黄埔学生的严重缺点。蒋颇带感情地说：
酆悌等同志来信，说自我下野以后，反对者谤毁讥笑，无所不用其极。不单要抹杀我们革命历史，而且要污蔑我们革命人格，使我们没有立足之余地。你们听着极为愤激，这是你们没有受过挫折和失败，不知革命有多么艰险困难，所以要如此动气。我们反省这几个月的政治状况，实在是太不行了，我们的缺点是太多了，不能不由人来反对……
蒋介石要求黄埔系将领与军官们精诚团结，艰苦奋斗，不要只想当官，还要甘心作下层工作，不要一切依赖校长蒋介石，要自己努力去闯……《宁汉国民政府与党部合并重要文件》，刊《国闻周报》第4卷第39期（1927年10月9日出版）。
胡宗南认真阅读了蒋介石的这篇《告黄埔同学书》，感到这是蒋介石给他与黄埔同学下的精神动员令。胡宗南深深理解并领会蒋介石讲话字里行间的用心与含义，决心要更加忠实地跟着蒋介石的事业走到底。
黄埔系正进一步发展壮大。而胡宗南已隐然成为这个军事集团最重要的支柱。
1927年9月26日，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军，因所部不断扩编，乃于该日依军委会令，正式改编为三个军。原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通电，即日起解除第一军军长兼职，专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并称第一军所辖部队有十师以上，故奉准扩编为三个军：以刘峙任第一军军长，以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以钱大钧任第32军军长。胡宗南所率领的第一师仍编属第一军序列。1927年10月26日，军委会任命蒋鼎文为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仍为第一师副师长。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浙江讲武堂出身，后入黄埔军校任教官。胡宗南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同乡与部属，与他相处颇好。
当时刘峙的第一军辖三师部队，除蒋鼎文、胡宗南的第一师外；还有第二师，师长徐庭瑶；第二十二师，师长涂思宗。
“二期北伐”（1）
“二期北伐”
1927年10月，南京“特委会”与盘踞两湖的唐生智矛盾激化，于10月20日，以李宗仁、程潜为第三、四路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西进，向武汉进攻。另密令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准备在江西响应。为防备在徐、蚌一线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北洋军乘机南犯，就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白崇禧率第二路军，沿津浦路北上，对直鲁军取攻势，掩护西征。
蒋鼎文、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划编入第一路军何应钦部。
1927年11月3日，蒋鼎文、胡宗南奉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令，率领第一师由杭州出发，经南京渡长江，至安徽滁州小住后，再次向盘踞江淮间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发起进攻。
1927年11月8日起，第一路军先后占领明光、凤阳、临淮关等地；11月13日进攻皖北重镇蚌埠。第一师奉令进攻蚌埠以北的制高点雪花山。孙传芳、张宗昌部“全力抵抗，并借其铁甲车优势火力之掩护。第一军第一师官兵数次冲锋，终无进展，又以龙子河障碍，不便用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三），第330页。攻击遇到很大困难。胡宗南视察战场，见“白俄驾驶之铁甲车掩护作战，往来轰击，日夜不休，我军无法占领阵地。”《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5页。胡乃令所部第二团挑选百余人为突击队，携土木工具潜入铁轨旁，在铁甲车驶来时卧伏隐蔽，等铁甲车刚一开过，立即跃起掘断铁轨，断其退路，终使敌铁甲车不能再自由行驶。第一师遂与友军攻占雪花山、沈家山等敌军阵地，接着攻入蚌埠市区，“与敌发生激烈之街市战，彼此肉搏”。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三），第330页。敌军退向淮河北岸。北伐军于11月16日下午4时占领蚌埠。
攻占蚌埠后，胡宗南以指挥雪花山战功由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调升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第二十二师是南方部队，成军于北伐途中的长沙，编制不全，战斗力较差。开始胡宗南不愿去就职。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对胡宗南说：“破烂的部队由你整顿，极易有所建树，何以不去？”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1页。胡宗南乃欣然就职。
到这时，在黄埔军校毕业学生中，升任师长的，胡宗南是第二人，但在中央军嫡系部队里升任师长的，他是第一人。在1927年初就升任浙江警备师师长的范汉杰，也是黄埔一期生，但他是在地方杂牌部队当师长，与胡宗南的中央军师长不可相提并论。这年胡宗南虚龄32岁，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黄埔青年将星。第二十二师下辖三个团：第六十四、六十五团与补充团。以第六十五团最有战斗力，为全师主力，团长程式，四川江津人，黄埔一期生，胡宗南的同期同学。
1927年12月初，胡宗南第二十二师随第一路军挺进到徐州南郊，配合西线冯玉祥军会攻徐州。激烈的徐州争夺战开始了。
“二期北伐”（2）
徐州为直鲁军张宗昌部与孙传芳部联合防守，有守军六七万人，张宗昌亲自坐镇徐州指挥，设司令部于城内花园饭店，顽强抗击北伐军。12月12日，胡宗南指挥第二十二师进至芝兰附近，奉命驱逐徐州右侧之敌。这天，第六十四团与补充团先与敌军发生战斗，突然敌军骑兵冲来，两团不能支持，向后溃退，只有补充团第二营李文部在芝兰村外死守。胡宗南急调第六十五团程式部跑步赶来增援，终将敌打退。胡宗南指挥各团连克六铺、土城，占领徐州城东飞机场。12月14日北伐军各部向徐州发动总攻，16日占领该城。在攻击六铺战斗中，第六十五团团长程式阵亡。
徐州战役后，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与第一路军各部向北推进到韩庄一线，与敌军隔运河对峙三个月之久。
1928年1月初，蒋介石到南京复职，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整编各部队。蒋介石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团，分别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为第一、二、三、四军团的总指挥。第一军团下辖第一军，军长由军团长刘峙兼任，副军长蒋鼎文；第九军，军长顾祝同；第四军，军长缪培南。
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编属第一军团第一军序列。第一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由副军长蒋鼎文兼，第二师师长徐庭瑶，第二十二师师长胡宗南。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由三个团扩编为四个团，团长分别是冯士英、梁华盛、李默庵、李铁军，都为黄埔一期生。
1928年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第二期北伐”开始。4月10日，第一集团军各部向鲁南直鲁军发动总攻击。
胡宗南奉命指挥第二十二师担任对韩庄、台儿庄一线的鲁军张宗昌部防地右翼进攻。4月11日胡师与鲁军王栋部在运河上的侯孟渡口发生激战。王栋部在这里构筑了三道防线，在运河上架设浮桥沟通两岸阵地。胡师第二团梁华盛部向守敌发动突然袭击，猛扑桥头，抢夺浮桥。敌桥头机枪阵地猛烈扫射。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刘炳身先士卒，直扑上桥，中弹身亡。第二营官兵受此激励，冒死冲击，夺获桥头敌机枪阵地，与敌军发生激烈肉搏。
这时，敌军一部由上游六十子渡口渡过运河，迂回到胡师左侧，企图前后夹击“围歼”胡师。胡师第四团李铁军部奉胡宗南命前往堵截，副团长李正华骑白马指挥冲锋，打退援敌，并乘胜渡过运河，与侯孟渡口的胡师第二团会合，击溃敌军。
接着，第二十二师协同第一师、第二师，于4月13日夺取了鲁南军事要地韩庄、沙沟等地，打开了进入山东的大门。
“二期北伐”（3）
1928年4月16日开始，胡宗南第二十二师与友军一道，向北进击，经激战，先后占领滕县、界河、邹县、兖州、曲阜等地。4月30日，当第一师等部猛攻泰安时，胡宗南率第二十二师突进到济南城下。胡师第一团冯士英部向济南城的西门发动进攻，发现这里仅有少数敌军抵抗。胡宗南得知济南西门为日本租界区。他早得到保护日侨权益的通知，乃下令第一团避开济南城的西门日租界，改攻济南的北门；又令第四团李铁军部攻济南的南门。第九军等部队也赶到投入攻城战斗。攻城战斗持续一天一夜。当日夜，张宗昌与孙传芳先后弃城逃走。5月1日晨，胡宗南第二十二师与第九军顾祝同部的第三师首先攻入济南城。张宗昌残部大多被俘。第一军团总指挥刘峙入城，令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维持济南市内秩序。
北伐军攻占济南不久，日本侵略军就蓄意向北伐军武装挑衅，血腥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贺耀祖的第四十军等部激于义愤，奋起反击日军，双方展开激战。日军竟出动战机轰炸济南。蒋介石也深为日军的暴行震惊，但他认为“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蒋介石：《1928年5月2日日记》，转引自(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1页。为了北伐大局不被中断，下令北伐军委曲忍让，停止与日军的交战，除留下两团卫戍部队，全部退出济南城，绕道北上进击天津、北京。但第四十军不听蒋介石的号令，继续与日军作战。蒋介石乃下令制作八面停战令旗，交胡宗南派人持旗前往四十军阵地，强令停战撤军。
胡宗南严格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在强令第四十军停战撤军后，于5月5日率领第二十二师撤出济南，南撤到曲阜整训。
1928年6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属下的四个集团军北伐，进抵天津、北京一线。奉军退往关外。6月4日，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东北途中，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间谍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为奉系首领。南京国民政府在占领天津、北京后，决定以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派代表与张学良进行改旗易帜的谈判，终于在1928年12月获得成功。于是，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二期北伐”结束，全国统一。
在1928年6月战事基本结束后，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较为平和稳定的时期。这也是胡宗南从军以来一个难得的较为轻松的时期。
1928年6月初，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驻军曲阜整训。胡宗南请假回浙江孝丰家乡省亲，看望年迈的父亲、继母与弟妹。胡宗南自此以后每年都有此例。这年6月中旬，胡宗南省亲后在归途中，经杭州，寓西湖大佛寺小憩，结识了两位浙江同乡：一位是戴笠，一位是赵龙文。
“二期北伐”（4）
戴笠比胡宗南小一岁，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比胡宗南小一岁，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当他与胡宗南结识时，正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工作，尚未显达，常单人单骑颠沛于丰、沛、萧、砀之间，做军事调查与搜集情报的工作，生活艰辛而又狼狈。而这时胡宗南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的少将师长，却不因与戴笠地位悬殊而看轻他。胡宗南在结识戴笠后，在交谈中就看出戴笠超群的“特工天才”与情报工作能力，敬佩他的旺盛的精力。胡宗南还看到戴笠有许多与他相似或相近的地方，如他们都是浙江西部山地人，一居天目山，一居仙霞岭；都系黄埔军校出身，是黄埔系的重要骨干成员；都极其忠于校长与领袖蒋介石；都希望在蒋介石的领导与提携下，干出一番大事业，以飞黄腾达，扬名于世，青史留名。二人又年岁相近，个人性格与爱好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胡宗南这时正为了发展与扩大自己的事业而积极地物色志同道合、富有才干的同志与密友，因而对戴笠分外看重。戴笠既感激胡宗南的侠义相助，更看重胡宗南手握重兵的权势与军事指挥才能。二人相见恨晚，自此订交。
赵龙文则比胡宗南与戴笠都要年轻一些。他是浙江义乌人，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后投入国民革命军，富于政治工作才能。胡宗南也十分看重他的才干与学识。
胡宗南与戴笠、赵龙文三人在这次短短的相聚中，常常在大佛寺开怀畅谈，讨论时局，讨论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种种实际问题，也常常讨论一些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别，又怎样呢？”这样的理论问题。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刊(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
此后，胡宗南与戴笠、赵龙文结为深交，尤其是戴笠成为胡宗南终生的非同寻常的密友。
胡宗南从杭州回部队后，一方面让戴笠在其第一师师部挂职，借以支持与掩护他的情报工作；一方面不断向蒋介石推荐与谕扬戴笠的特务工作才干与业绩，使戴笠迅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职权不断上升。几年后，戴笠就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与军委会特务处的处长，执掌蒋介石的军事特工大权，后来更担任了名闻全国、令人胆寒的军统局局长。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照应。胡宗南为戴笠的特工工作支持武器，支持士兵，支持军事干部，如马志超、吉章简等。戴笠也为胡宗南的军队提供情报，还常常为胡宗南的家事提供帮助。如1937年胡宗南的父亲死于孝丰家乡，胡宗南正忙于指挥战事，不克奔丧，戴笠亲往孝丰为其营葬。胡宗南年过四十而未婚，戴笠于1937年将自己手下一位年轻、漂亮而又能干的女秘书叶霞翟介绍给胡宗南，后来成为胡宗南的夫人。戴笠的亲信部属沈醉对戴笠与胡宗南的亲密关系，这样写道：“戴笠在工作上和私生活上能打成一片的知心朋友应当首推胡宗南了。他每次见到胡，真是三天三夜都谈不完一样。有时两人在一起像发神经病一样，谈到半夜过了，他送胡回去又谈一阵，胡又送他回来，往往弄得通宵不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52页。
此后，胡宗南与赵龙文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当胡宗南从杭州回部队时，就约赵龙文往曲阜一游。赵来到曲阜胡宗南的师部作客，后又随胡宗南部迁移到大王庄，到柳泉，到徐州的九里山军营，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每日清晨，双骑并出，林花碧柳，晓露如珠，则下骑徐步，娓娓而谈。自个人修养，以至治平大道，历史掌故，无所不谈。”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刊(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在此期间，赵龙文帮助胡宗南对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在每天官兵们饭后三分钟，赵龙文对官兵们演讲通俗的故事与道理，灌输主义与思想，据说，“收效极大”。后来赵龙文长期在戴笠手下工作，在杭州警校任职。抗战军兴，赵先任浙江金华行政督察专员；在1940年到甘肃，在谷正伦部下工作。但他始终与胡宗南来往密切。1947年年底，他任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跟随胡宗南从西安撤退到汉中，到成都，到海南，到西昌，直到1950年年初逃回台湾，成为胡宗南的最重要智囊人物。
征桂、战冯、讨唐（1）
征桂、战冯、讨唐
1928年6月“第二次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的口号，对全国军队缩编。1928年7月25日，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先行缩编，取消了军团与军的番号，将全部军队整编为十三个师、两个独立旅、三个炮兵团，共255万人。
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于1928年8月下旬在曲阜缩编为第一师第二旅，胡任第二旅少将旅长，副旅长先后由李默庵、许非由、唐云山担任。旅下辖两个团：第三团团长李铁军，第四团团长梁华盛。
第一师师长为刘峙，副师长张克瑶。下辖三个旅，除胡宗南的第二旅外，第一旅旅长为徐庭瑶，第三旅旅长为张永治。
1928年9月，胡宗南旅随第一师从曲阜南撤徐州，驻九里山营房。胡宗南抓紧这段时间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1928年11月10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徐州校阅第一师部队。第一师由北伐时的第一军缩编而成，是蒋介石的起家部队，因而蒋介石对它特别重视与爱护。胡宗南的第二旅在校阅中表现卓越，被蒋介石誉为“模范旅”，第三团李铁军部被列为全国陆军第一。为了奖励第二旅，蒋介石特地让胡宗南率该旅团长以上军官到南京，由蒋介石夫妇传见嘉勉，与他们一一握手。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队中，被视为莫大的荣耀。胡宗南作为黄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再次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段时间，胡宗南多次或因公或因私来到南京。胡宗南当年旧游之地的南京，如今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冠盖云集，商业繁荣，达官贵人如过江之鲫。胡宗南在公事之余，却常去找当年的同学旧友，如张其昀与缪凤林等人，与他们一道寻师访友，游山赏景，谈古论今。张其昀这时是新建的中央大学一位已颇有名气的年轻史学教授。他后来回忆这期间胡宗南在南京的交游时，写道：
自（1920年）南京离别以后，直至北伐胜利，才重新聚首。……他来找我，常约缪赞虞（凤林）君，同往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拜访柳（诒徵）老师。我们是鱼相忘于江湖，他仍以出身师范的寒士自居，所谈的多半是史学、教育和南京的史迹，真可以说是儒将风流。……他爱中（央）大（学）的校景，又爱钟山的名胜。王荆公晚年隐居钟山，有诗云：“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最可以形容胡先生在千军万马中涵养出闲云野鹤的风格。他每到南京，常邀作者和赞虞，往灵谷寺一带作半日的徘徊，在中央体育场和音乐厅一带，欣赏钟山的美景。……他不多讲话，但常作会心的微笑，真可谓“吉人之辞寡”了。张其昀：《追念胡宗南先生》，刊《宗南先生纪念集》，台北出版。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窥测到当时胡宗南的生活与心态之一斑。
征桂、战冯、讨唐（2）
然而，像这样比较和平稳定的日子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全国统一未及数月，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国民党内各军政派系之间围绕裁兵问题的矛盾日趋激化，首先在1929年春爆发了蒋桂战争。
北伐结束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及其第四集团军控制了从广西、两湖直到河北的广大地区。第四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武汉。为了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编遣命令，李宗仁、白崇禧经过密谋，于1929年2月22日突然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亲南京国民政府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以何健代之，同时发兵赶走鲁涤平部，控制了湖南省。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湘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