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入伍生期限六个月。
……
四、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A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
B学历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
C身体……
D思想……
以下是入学考试科目、录取后之手续与待遇等项。广东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
胡宗南感到自己年龄虽比规定大了三岁，但想来是可以通融的；至于考试各科目与其他要求，当不致有困难。他满怀信心地报了名。几天后就在环龙路1号参加入学初试。初试分为笔试与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等，要求不高；口试则询问各种常识，多属空文，也比较容易。胡宗南在众多考生中算是文化水准较高者，考试从容，轻易获得通过。
1924年1月底，胡宗南接到了军校复试通知书及按规定发给的去广州的路费。2月5日是农历春节。春节一过，胡宗南就离别家乡，来到上海。2月底的一天，他与一同报考军校的友人凌光亚一道，登上日本客轮嵩山丸号，从上海前往广州。轮船刚刚离开码头不久，一艘小舢板追上来，两位青年从舢板上爬上嵩山丸舷梯，胡宗南在甲板上伸手将他们拉上海轮。此两人也是去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复试的，一位名叫贺衷寒（1901-1972），一位名叫蒋伏生。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3期，第19页。他们后来都成为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与好友，并与胡宗南一样成为国民政府军的著名将领。
嵩山丸号海轮从黄浦江驶向大海，汽笛长鸣，劈波斩浪。当时正是早春时节，春风还没有染绿长江南岸。可胡宗南内心里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9岁的黄埔军校一期生（1）
29岁的黄埔军校一期生
1924年3月初，胡宗南踏上了广州的土地。这座南国都市是中国国民党中央与大元帅府的所在地，是正在蓬勃兴起的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当时从山西来报考黄埔一期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徐向前回忆说：“这里，革命气氛甚浓，同太原、上海迥若两个世界。大街小巷里的革命标语，琳琅满目。《广州国民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对他十分尊敬，仰慕不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1924年3月27日，胡宗南到广州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军校入学考试的复试。参加复试的考生很多，有1200多人。先是体格检查。胡宗南因“身材矮小，体格检查时即被淘汰；幸遇当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听他说话激昂，有一定文化程度，就手谕准其参加考试。”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16页接着进行了连续三天的笔试，考国文，数习等。4月28日军校发榜，录取正取生350名，备取生120名。胡宗南与友人贺衷寒、蒋伏生都被录取为正取生。其他录取的考生中，有许多人与胡宗南一样，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军中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将领，如黄杰、关麟征、宋希濂、桂永清、曾扩情、李延年等；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陈赓、周士第及宣侠父等。其中徐向前、陈赓等还多次成为胡宗南军事上的对手。
1924年5月5日，军校正取生先行入学。上午9时左右，胡宗南与同学们来到广州南堤码头集合，由几位领队的官长清点人数后，即分登数艘民船，由小火轮拖着，驶向珠江下游入海处的黄埔岛。陆军军官学校就建在那座岛上，因而被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胡宗南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员。
黄埔军校的校舍是利用原广东陆军小学的旧址。房屋大部分是一楼一底。胡宗南见到学校大门口写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校内到处都张贴着革命的标语。学生集体住宿，寝室大的住二三十人，小的住七八人，睡的都是木制双层床。
胡宗南与同学们被军校分编为三个队，即第一、二、三队。5月10日备取生120名入校，被编为第四队。每一队下又分为几个区队。总计学生约460多名，总称为学生总队，总队长为邓演达，副总队长为严重。胡宗南被分在第二队第四区队，第二队长为茅延桢，第四区队长为曹石泉。广东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5页。军校的各级干部由国共两党人士分别担任。军校总理由孙中山兼任，校长为蒋介石，校党代表为廖仲恺。
胡宗南与同学们穿上新发的军装，开始了军校的紧张生活。在第一个月，是接受入伍生教育，基本上都是操练，学会作为一名军人的基本动作。5月25日，他们领到了学校发给的步枪。在这期间，胡宗南与同学们由党代表廖仲恺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29岁的黄埔军校一期生（2）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经过一个多月的入伍生训练后，1924年6月16日，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典礼。孙中山向全校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孙中山讲了革命的历史，讲了全国的形势，尤其重点强调了建立黄埔军校与革命军的重要意义。他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致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8页。孙中山的讲话给胡宗南留下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在这天还为黄埔军校题写了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后来，这训词被谱为中国国民党党歌。
开学典礼以后，胡宗南与一期同学一道，开始了正式的军官学生教育。本应是三年为一期的教学培训计划，缩短在六个月以内完成，因而军校的教与学都是分外的紧张而又严格。
军校的军事教育，采用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受苏联军事顾问指导，课程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学科教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术科教以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宿营和战斗联络等。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回忆说：“黄埔的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设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总之，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教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少数；二是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多数。有时，苏联顾问也给学生讲课和示范。”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军校的政治教育，则以上政治课为主，课程包括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工农运动、苏联研究等，多达26门，并辅之以政治训练与讨论、刊物宣传与文艺宣传等。徐向前回忆说：“这类书籍，在书亭上摆着，可以随便买。校刊《黄埔潮》《黄埔月刊》上的文章，也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同上书，第28～29页。
为了贯彻孙中山“知行合一”的教学原则，军校在教育中还举行频繁的实战演习，并带领学生投入实际的革命活动中。
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
29岁的黄埔军校一期生（3）
在黄埔军校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校长蒋介石。他在军校提出了一个“严”字的教育方针。他说：“军事学校的训练一定要严格，而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二重的训练加在一起，是更不能不严肃果决了。我们一定要明白军事学校，不是那旁的学校优柔的、放纵的、文弱的、自由的教育，可以训练得出钢筋铁骨、恶战苦斗、严守纪律的军人的。”蒋介石认为“严”的具体表现就是军纪。他将军纪解释为，一是纪律，二是纪纲，“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至于纪律呢？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黄埔训练集》，1927年版，第127、101页。蒋介石的这些思想十分符合胡宗南的想法，给他的影响极深。胡宗南后来一生对蒋介石始终保持封建纲常所要求的忠顺与服从，当与他所受蒋介石的这些思想影响有关。
蒋介石还给黄埔军校具体规定了维持与整肃军纪的方法：
一要清洁；二要有秩序；三要有条理；四要精密（不论事之巨细，均需精密审慎）；五要慎言（戒谎言欺人）；六要诚实（戒虚浮）；七要亲爱（和衷共济）；八要肃静。同上书，第111页。
这八条方法对胡宗南以后的一生军旅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在严格的军政训练的同时，黄埔军校要求全体学员平日的生活也实行军事化，要求动作迅速、紧张而严格，连吃饭与上厕所都要受时间的限制。据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回忆说：
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紧张。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三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十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我们吸烟的人只得偷着吸。一名学生发十个毫子，因为不准出黄埔岛，这点钱都花不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29岁的黄埔军校一期生（4）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刘峙后来回忆第一期学员的学习与生活时，这样写道：
学生入校后生活，非常严肃、活泼、紧张，从早上5点钟起床，到晚间9点半熄灯，没有片刻时间是虚度的。在当时军阀横行的中国环境中，别处哪里可找到这样有力量的军事学校。校中的一切都充满了革命的朝气，什么人也不敢偷懒，更不敢自私。刘峙：《我的回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6页。
29岁的胡宗南由一名普通小学教师转变为一名现代军人。
经过约六个月这样严格而紧张的军政训练，29岁的胡宗南由一名普通小学教师转变为一名现代军人。
1924年10月14日，胡宗南与军校一期同学一道，由蒋介石指挥，进入广州城，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走上战场。经过几个日夜的战斗，黄埔学生军首战告捷，平息叛乱，树立起声威。胡宗南也得到了第一次实战锻炼。
平定商团叛乱后，胡宗南与第一期同学学习临近结束，于10月19日被分发到部队中任见习官。11月8日，见习期满，胡宗南与同学们回到军校参加战术演习试验。这是军校对一期学员的军事知识与军事指挥技能进行毕业考试。由校长蒋介石与党代表廖仲恺发布命令，由军事总教官何应钦任指挥，所有军事教官一律参加。考试进行二十多天，到11月29日完毕，宣布考试成绩，及格者456人，胡宗南名列其中。
1924年11月19日，胡宗南与军校一期同学迎来了一批新学友--在广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合并到黄埔军校来，计有学生146人。因这些学生所受教育与训练大体与黄埔一期学生相等，故黄埔军校将他们编为一期第六队。这批学生90％为湖南人，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史上的著名将领，如陈明仁、李默庵、刘嘉树、萧赞育及左权等，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胡宗南的部将与胡宗南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如李铁军、丁德隆、刘戡、李文、袁朴等。
东征中崭露头角的机枪连排长（1）
东征中崭露头角的机枪连排长
1924年11月30日，胡宗南与第一期第一、二、三、四队学员正式从黄埔军校毕业。只有第六队直到1925年1月底东征前才毕业。胡宗南被分发到刚建立的军校教导一团第三营第八连任少尉见习。
这时，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从1924年9月开始，中国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24日，直系部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决定停止北伐，于11月中旬离广州北上，并在11月13日途经黄埔时再次视察军校。
胡宗南被分发任职的黄埔军校教导一团，是国民党遵照孙中山指示建立的第一支“党军”。
过去，孙中山搞了几十年革命，却没有一支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依靠的是各种军阀的军队，常常被各种军阀背信弃义与抛弃。因此，孙中山决定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创办黄埔军校的同时，就指示要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由中国国民党直接掌握与指挥的革命军--“党军”。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黄埔军校于1924年9、10月间，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招考军校教导团的学兵，选拔18岁至24岁的身体强壮、通晓文理的有志青年，组成教导团，授以军士及准尉所必需的军事知识，培养军队基层干部。
就在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之时，1924年11月20日，军校教导团正式成立，以何应钦为团长，王登云为团党代表，下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沈应时，后为蒋鼎文，第二营营长刘峙，党代表茅延桢，第三营营长王俊，党代表蔡光举。
1924年12月3日，军校教导第二团又成立，原教导团改称教导第一团。教导第二团以王柏龄为团长，张静愚为团党代表，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顾祝同，党代表胡公冕，二营营长林鼎祺，党代表季方，三营营长金佛庄，党代表郑洞国。
军校教导团编制为三三制，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辖三个排。每排有26名至30名战斗兵。另团部直辖有特务队、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等。
军校教导团的团、营级主官由黄埔军校的教官担任；连、排级军官则都由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担任。
何应钦是胡宗南所在军校教导一团团长
胡宗南所在的军校教导一团团长是何应钦，第三营营长是王俊。不久，胡宗南被调到团部直辖的机关枪连任中尉排长兼代班职，即以排长职务直接指挥机枪作战。机关枪连共有机关枪六挺，每排两挺。当时，机关枪在广东各部队中是新式武器，威力强大。据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团党代表的包惠僧说：“当时在广东作战主要的是步兵，兵器主要的是步枪。当时敌人没有炮，我们的炮也很少……作战中威力最大的武器是机关枪，其次是驳壳枪。敌人方面连机关枪、驳壳枪都很少，每逢一次战斗，只要我们的机关枪一开火，敌兵就望风奔逃。”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胡宗南到教导第一团任职不久，就奉命随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收复粤东。
东征中崭露头角的机枪连排长（2）
自1923年春陈炯明叛军被赶出广州后，就一直盘据粤东东江流域的惠州、潮汕与梅县一带，多次向广州反扑，成为广东革命政府最大的威胁。1925年1月，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将所辖的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闿的建国湘军以及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与学生军（由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组成），合组成“东征联军”，任命杨希闵为“东征联军”的总司令。
1925年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敌，分三路进攻东江地区：以杨希闵率领建国滇军约3万人为左路，从北面东进，进攻增城、博罗、河源、老隆（今龙川）、兴宁与梅县一线；刘震寰率领建国桂军约6千人为中路，进攻惠州城，并策应左右两翼；而以许崇智的建国粤军，约1万人，与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及学生军，约3千人，为右路，从南面沿着海边东进，经广九路，向东莞、石龙、平湖、深圳、淡水（今惠阳）、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与潮汕攻击前进。
胡宗南所在之教导第一团隶属东征右路军。
1925年2月1日，东征右路军的许崇智建国粤军从广州燕塘出发，沿广九铁路向石龙前进。在同一日，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及学生军从黄埔岛出发，水陆并进，向虎门、东莞集结。
胡宗南所在之教导一团，在团长何应钦率领下，从黄埔岛乘船到达沙角。
2月4日，东征右路军首战告捷，攻占东莞、石龙。接着，以凌厉攻势，迅速占领常平、平湖、深圳，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
年轻的胡宗南与同学战友们第一次投入较大规模的实战，在革命思想的鼓舞下，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使用苏式武器--步枪上有刺刀与苏制机枪、野炮等，战斗力强，而且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刚进入而立之龄的胡宗南在东征途中曾写信给同学好友贺衷寒，抒发他决心献身革命杀敌立功的壮志豪情。其中有这样的话：
国危民困，至今而极，既不能救，深以为耻，献身革命，所为何事？此次出发，但愿战死。《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5页。
1925年2月15日，胡宗南随军校教导一团担任进攻淡水（今惠阳）的主力。淡水城虽小，但城墙高厚，城壕深宽，叛军熊略部约4000人据城固守。教导一团官兵不顾生死，最先攻入城东南门，配合友军占领该城。接着又打退叛军洪兆麟部的猛烈反扑。东征右路军乘胜前进，于2月21日占领平山（今惠东），2月27日占领陈炯明的家乡海丰城，3月上旬占领普宁、揭阳、潮安与汕头，平定潮汕地区。
但在这时，由于担任东征军北面左路与中路的滇、桂军观望不前，使得进入潮、汕的南面右路军成了孤军深入。盘踞兴宁、梅县一带的叛军林虎部乘机大举南下，以优势兵力赶来增援，从紫金、五华包抄过来，抄袭右路军的后路，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配合，前后夹击，一举歼灭右路军于揭阳、潮汕地区。林虎于清末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久经战阵，是陈炯明手下第一大将，所部军队实力雄厚，是叛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他听说黄埔学生军英勇善战，不以为然地笑说：“何物学生军，不过小孩子胡闹把戏而已。你们看我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商报》1925年3月28日。
1925年3月上旬，蒋介石指挥东征军右路军，以一部防守潮汕，而以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与学生军，以及粤军许济旅，从揭阳、普宁回师，迎击林虎军。
东征中崭露头角的机枪连排长（3）
1925年3月10日，林虎军进至河婆（今揭西）。3月11日，蒋介石令军校教导一团担任正面防守，以军校教导二团担任左翼，粤军许济旅担任右翼，从两侧迂回到敌后袭击，前后夹攻敌军。蒋介石期以正面突破与迂回袭击的战术打败强悍的林虎军。
在3月13日晨，胡宗南所在之教导第一团在普宁以西的棉湖首先与林虎军接触。著名的棉湖之战打响。
教导一团担任正面防守。由于左、右两翼的教导二团与粤军许济未能如期赶到投入战斗，使教导一团孤军奋战，以十二个连约1000多人抗击林虎部约1万多人的猛烈进攻。众寡悬殊，形势危急，战斗极其激烈。战场从南到北，变换十几处，连贯七八里。林虎部一度利用战线裂隙，冲到教导一团团部附近。团长何应钦亲自率领卫队反击。蒋介石与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指挥炮兵发炮支援。教导一团官兵奋不顾身，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冲锋肉搏，终将敌军打退。在激战中，教导一团官兵伤亡达二分之一以上，全团九个步兵连长，六人阵亡，三人负伤，副连长、排长伤亡更多。
担任机枪连排长的胡宗南冒着枪林弹雨，指挥两挺机枪，向敌军猛烈扫射，有力地掩护了第一团官兵作战。何应钦后来说：“棉湖之役余率第一团与敌苦战，宗南弟以机枪连排长，掩护本团作战有功，自是即崭露头角，深为领袖（指蒋介石）所器重。”何应钦：《胡宗南上将年谱序》，刊《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页。
棉湖大战激战竟日。至该日下午，东征军左、右两翼的援军赶到，与教导一团配合，将林虎军全线击溃，击毙敌旅长张化如，俘敌团长黄济中，歼敌2000余人，缴枪1600多支。敌军残部仓皇向五华、兴宁败退。
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也是胡宗南一生军事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战后，他因战功被提升为机枪连上尉副连长，而且开始受到蒋介石的注意与赏识。
就在此时，从北京传来噩耗：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去世。这给东征军官兵更大的激励，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而奋斗，而献身。
胡宗南随教导一团，不顾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于3月17日下午取捷径，强行军120余里，于3月18日晨赶到五华城下，用计赚开城门，突袭占领了五华。然后配合教导二团等部，攻取了林虎巢穴兴宁城。到4月初，潮、梅地区遂全部为东征军占领。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1925年4月13日，胡宗南所在之教导第一团与教导第二团，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合组为党军第一旅，由何应钦任旅长。5月底，党军第一旅从潮汕回师广州，在6月初，参与镇压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的叛乱。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并对所辖军队整编，将各军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先成立“国民革命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共五个军。其中，以党军第一旅与粤军一部合编为第一军，以蒋介石兼任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9月8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军军长职。第一军下辖三师九团，分别由何应钦、王懋功、谭署卿担任第一、二、三师的师长。
在这次军队整编中，胡宗南调升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少校副营长。当时第二团团长为沈应时，党代表金佛庄。
东征中崭露头角的机枪连排长（4）
当第一次东征的革命军各部从潮汕、梅县地区与东江流域回师广州平叛与重新编组时，陈炯明叛军卷土重来，在1925年9月间重新占领了潮、梅各地与东江流域，逼使革命军退至平山（今惠东）、淡水（惠阳）一线。9月16日，陈炯明由上海到达香港，筹划进犯广州。他指定刘志陆为总指挥，李易标为前敌总指挥，谢文柄、王定华、林烈为左、中、右路指挥，约同广州南路的邓本殷部一致行动，分头并进，企图一举攻占广州。
广州国民政府再度遭到严重威胁，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第一军为主力，何应钦为纵队长，兵力约15万人，任中路；第二纵队以第四军为主力，李济深为纵队长，兵力约12万人，任右路；第三纵队以援鄂军为主力，程潜为纵队长，兵力约6000人，任左路。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各路相继出发。第二次东征开始。
1925年10月11日，胡宗南所在的第一纵队，在何应钦纵队长的指挥下，向素称“南方第一坚城”的军事要地惠州发起进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于1925年10月13日攻克，为第二次东征打开了胜利的大门。
1925年10月17日，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由纵队长兼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亲自率领，从惠州出发，经永明、白云市，20日到达赤石。这时叛军洪兆麟部约2000人在梅陇西的东部岭、宋公岭、羊蹄岭一带布防。10月22日，胡宗南率第二营攻占羊蹄岭。友军攻占其他山岭高地。各部乘胜前进，占领梅陇、海丰。
东征军奖励作战有功人员。胡宗南以战功升任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此时的第一团团长是刘峙。
第一师占领海丰后，何应钦令第三团留守海丰，亲率第一、第二两个团向公平攻击前进，于10月23日占领公平；在10月26日打退叛军的偷袭后，占领陆丰、河田、河婆（今揭西）。就在这时，得知蒋介石总指挥亲率的第三师在华阳与叛军林虎部作战中受挫，形势危急，第一师急欲策应，未及行动，叛军林虎部在华阳得手后，已乘胜南下，协同退守棉湖一带的叛军洪兆麟部，分三路围攻第一师。10月29日，第一师经激战，击退林虎叛军。10月30日，何应钦令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团留守河婆（今揭西），他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道，率领第二、第三两团，向罗径坝追击，配合友军，在罗径坝、双头一带，全歼逃敌。
就在何应钦与周恩来率领第一师主力追击敌军后，1925年11月1日，留守河婆（今揭西）的第一团刘峙部遭到叛军洪兆麟部约四五千人的突然袭击。叛军企图截断东征军的后路，来势凶猛。胡宗南奉命率所部第二营固守主阵地，阻挡洪军进攻，战况十分激烈。
胡宗南在指挥作战中，观察战场形势，认识到要压倒敌军，必须要控制住河婆最高山峰--横峰。但这制高点在洪兆麟部对河婆偷袭一开始即被其占领，并在山上配备了强有力的火力点，对东征军威胁极大。胡宗南当机立断，令所部第六连连长李铁军率该连冲上山顶，夺取阵地。当李铁军率第六连向横峰山顶冲锋时，胡宗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锋。士兵们受到鼓舞，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在呐喊声中迅速冲上山顶，一举将敌军击溃。胡宗南的第二营占领制高点后，控制了战场，再发起反冲锋，将再度进攻的叛军击退。战场的形势迅速扭转。《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6页。
东征中崭露头角的机枪连排长（5）
在这同时，第一团其他部队在团长刘峙指挥下，用机枪猛烈扫射，并用炮轰击敌预备队。洪兆麟被打伤大腿，部属死伤惨重，分途溃退。至此，叛军主力洪兆麟部一蹶不振，丧失了战斗能力。《何应钦、周恩来电告战情》，刊《广州共和报》1925年11月12日。史称“河婆大捷”。
在第一团取得河婆大捷的同时，何应钦与周恩来率第一师的第二、第三两个团，在华阳也取得大胜。经此两战，“逆敌势潜，潮梅一带，肃清可期”。《国民政府令》，1925年11月4日。这次战役的胜利，对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25年11月1日，东征军各部开始向叛军发动猛烈进攻，进展顺利。11月1日晚，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在取得关键性的“河婆大捷”后，即向鲤湖进发，2日进占普宁，3日进占揭阳，4日即占领潮、汕。与此同时，东征军其他各部分别占领五华、兴宁、梅县、紫金、铙平等地。到11月中旬，东路军三路入闽，追歼残敌。第二次东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当时与胡宗南一道参加东征的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回忆这段东征史事时，说：
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人人奋战，个个争先，又大显军威。当时，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不少学生英勇献身。……所以说，黄埔军校学生是在学习中斗争，在斗争中学习，“知行合一”，而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正如当时一些人说的，第一期黄埔生五百人，多是热血青年，是从艰难和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这些学生和学校中的教导团，是东征作战和国民革命军的建军基干。没有黄埔的力量，就没有东征的胜利，没有国民革命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2页。
接着，广州国民政府向广东南路邓本殷的叛军发起南征，也迅速取得胜利，于1926年2月中旬肃清海南岛。广州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广东。在这同时，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广东与广西实现了统一。两广根据地的确立，为即将到来的北伐与大革命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在左右派的斗争中向右转（1）
在左右派的斗争中向右转
在黄埔军校不断发展与东征胜利过程中，在广州革命阵营内部，国共两党、左派与右派的矛盾与斗争也愈来愈激烈与公开。这种情况在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更为明显。胡宗南由于他的个人因素及其所接触环境的影响，逐步向右转，最终站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一方。
黄埔军校是在国共合作与苏联援助的大革命形势下建立的。但胡宗南作为一期生初进黄埔军校时，军校的组织编制都是学习与模仿苏联红军的建军建校榜样：以孙中山亲任军校的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廖仲恺是当时公认的国民党左派，主张联俄容共最力；蒋介石则被人们视为中派。在军校校本部之下，分设六个部与学生总队，其主官都由国共两党派员参加担任。其中，教授部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戴季陶
政治部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等为主任，张菘年、邹冲辉、鲁易等人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震雄为主任；军需部以周俊彦为主任；军医部以宋荣昌为主任。以后，军校又增设教育长，先后由胡谦、王柏龄担任；参谋处，处长由钱大钧担任；军法处，处长由周恩来兼。军校的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军事教官有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沈应时、严重、王俊、刘峙、陈诚等人；政治教官有胡汉民、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等人。
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后，接触到军校中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士。他对他们都很尊重。但无疑，给胡宗南影响最大的，是担任军校校长与党军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
胡宗南了解到，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是胡宗南的小同乡。蒋介石生于1887年，只比胡宗南年长九岁，却有着胡宗南无法比拟、令胡宗南十分仰慕的革命经历：蒋介石青年时考入著名的保定军校，后又入日本士官学校受预备教育三年，还曾到日本北海道日军的联队中进行军事见习近一年，发表过多篇军事著作。更为难得的是，蒋介石在日本求学期间，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追随孙中山，是浙江著名的革命党首领陈其美的忠实助手。当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日本士官学校学位，回国参加革命，先后在上海、杭州担任敢死队队长，为革命出生入死。以后他又历经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大战役，成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军事人才。1922年6月2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蒋介石冒险赶到广州永丰舰上，陪伴孙中山抗击叛军。1923年他奉孙中山之命，率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就领导筹建了黄埔军校。
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前，就听人说过蒋介石这位浙江同乡中的革命军前辈。他入黄埔军校后，就与蒋介石有了经常的接触。胡宗南看到，蒋介石身材偏高，表情严肃，颇有军人风度，平时生活俭朴简单，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没有当时高级将领军官的许多普遍的恶习，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中工作积极认真，大有励精图治之概。每天天未亮，军校起床号吹响之前，他就到军校大操场上巡视，对不按时起身的师生大加训斥，毫不留情。每天午餐、晚餐，他都亲临食堂，与师生共同就餐。他时常阅览一本日文版的《拿破仑传》与曾国藩等人的著作。他对苏联顾问们制订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计划都积极推行。
在左右派的斗争中向右转（2）
胡宗南看到，在蒋介石校长办公室门口，挂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副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既是国民党众多要人对蒋介石的期望，也是蒋介石本人的远大眼光与政治抱负。在指挥东征作战与平定商团叛乱、平定刘、杨叛乱中，蒋介石计划周密，指挥果断，作战勇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成果。所有这一切，都给胡宗南等年轻学生们很大的激励，使他们对蒋介石产生了高度的钦佩与敬仰之情感。在胡宗南的心目中，蒋介石不仅是他的浙江同乡，是他的直接领导，而且有着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光荣历史，有创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党军的巨大功劳，有坚毅果敢的领袖性格与军政指挥才能。胡为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器重与迅速提拔而兴奋与感激。胡早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接受的封建忠君思想，这时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位“明主”，找到了一位值得他尽忠的领袖，越来越紧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
而蒋介石在这时为了建立革命武装与发展个人势力，着力笼络与努力培养忠于他的军事人才，对黄埔军校的学生尤加重视。胡宗南与黄埔一期生在1924年5月入学后，“在预备教育期间，校长对学员训话达十次之多，其内容关于教育方针及一般精神训话。”刘峙：《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1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1页。蒋介石还定期抽出时间，单独召见学生谈话，询问学生的籍贯、家庭、年龄与经历，考察学生的身体、思想与才干，给以鼓励与抚慰。蒋介石几乎召见过所有的学生，与他们谈过话。胡宗南自然也在其中。蒋介石以校长之尊进行的召见与谈话，给每个学生以很大的影响。这些被召见与谈话过的学生都十分激动，都对蒋介石更加感激与崇敬。当时在第一期第一队学习的徐向前说：
蒋介石这个人，有他的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到学校来，除训话外，要找十几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的时间有多有少。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他边问边观察你，时而很注意听回答，时而又漫不经心，总是摆出有学问的派头。……因为学生多是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页。
而胡宗南以其浙江籍同乡身份，以其在同期学员中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准与比较成熟沉稳的性格，以及他在东征战役中的表现，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除了蒋介石，胡宗南对黄埔军校中其他一些军政教官，如何应钦、王柏龄、王俊、刘峙、蒋鼎文等人，也十分尊重。他与贺衷寒、曾扩情等右派学生关系更是十分亲近。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胡宗南一生军旅生涯中的长官与同僚。
在左右派的斗争中向右转（3）
在这期间，胡宗南与其他许多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尤其是浙江籍的党国要人，也联系颇多。如张静江系湖州南浔人，是胡宗南的小同乡。“胡宗南以乡谊不时晋谒致敬。张与胡交谈中，以其吐属不似纠纠武夫之流，询悉身世，知为曾受师范教育的青年军人，甚加青睐”。张认为胡这位同乡为“浙省后起之秀，常于蒋总司令面前对胡游扬备至。胡个性沉潜持重，不激不随，而智识较高，生活谨严，亦为蒋校长所赏识。渐受特达之知，洎是不次拔擢。”雷啸岑：《“马五先生”笔下的胡宗南》，刊香港《大成》杂志创刊号（1973年12月1日出版）。
对陈果夫、陈立夫等，胡宗南也与他们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二陈兄弟也是浙江湖州人，不仅与胡宗南是小同乡，而且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与革命先烈，他们的另一位叔叔陈其采是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求学时的体操老师，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胡宗南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更深一层。
当然，胡宗南与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共产党人也有接触，有的还与他们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私交。
周恩来比胡宗南小两岁，胡宗南对于这位比自己年轻的教官与领导十分敬佩。
如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在1924年秋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在1924年11月又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时任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后又升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胡宗南还小两岁，曾留学日本与欧洲，学识丰富，胆识过人，态度平和，辩才无二。胡宗南对这位比自己年轻的教官与领导十分敬佩，二人的关系很好。胡宗南常去看望他。直到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周恩来被迫离开第一军时，胡宗南还特地赶去为周恩来送行，深感可惜。
与胡宗南关系更为密切的另一位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是胡公冕。此人是浙江永嘉人，1887年生，比胡宗南年长9岁，清末在孝丰当过哨官，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思想激进，在1921年10月就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久奉派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正逢国共合作，被派去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黄埔军校建立后，他担任军校的卫兵司令，同时他又以跨党分子身份活跃于军校的各项工作中。东征中，他先后担任东征军的营、团党代表与团长等职。胡宗南与他既是浙江同乡，又是胡姓本家，在军校自是一见如故，建立了很好的私交，“传说他们是结拜兄弟，胡宗南叫他大哥。……他们关系特殊，彼此往来十分频繁。”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4页。胡公冕对胡宗南在军队中的升迁出了很大的力。
在左右派的斗争中向右转（4）
但总的说来，除了周恩来、胡公冕等少数人，胡宗南与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的接触是比较少的，受他们的影响则更是微弱，根本不能与前述一些国民党要人对胡宗南的影响相比。
胡宗南的孝丰同乡与孝丰小学同事、后来一生成为胡的部属的王微在1967年接受台湾学者访谈时，评价了胡宗南一生的思想变化及其缺陷，说：“胡先生在中学时期还不可能吸收到革命思想，他的革命思想可能要到进黄埔以后才形成。尤其此后他颇能牢记并且恪遵三民主义及领袖训词，主义及领袖支配了他此后一生的思想。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缺点，是连年军旅的生活使他不仅读书少而朋友少，思想和见识没有得到更多的增益。”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3页。
胡宗南的思想始终停留在黄埔军校时期接受与形成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停留在蒋介石的“领袖训词”上，对时代的迅速前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重大原则问题，几乎毫无认识，甚至还有抵触与抗拒。这就决定了胡宗南在这时期的政治倾向日益右转。在1924年底到1925年，黄埔军人中先后成立了左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倾的“孙文主义学会”，斗争越来越激烈。胡宗南最终选择了右派，在1925年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他在驻军潮、梅时，正式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
胡宗南从这时开始，将他一生的命运捆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身上。
北伐军中的上校团长（1）
北伐军中的上校团长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国民革命军正式从广东出师北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高潮。北伐军总司令由蒋介石担任。
孙传芳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与东北与华北广大地区；直系吴佩孚盘踞在湖北、湖南与河南地区；另一个直系军阀孙传芳则控制着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东南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除这三个实力最强的军阀集团外，还有一些小军阀盘踞各地，割据称王。
北伐军最初的战略是对北方各军阀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两湖的吴佩孚，而对孙传芳采守势。故当时北伐军中有“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因此，北伐开始后，先行派出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等指挥）与第七军（由军长李宗仁指挥），在1926年5、6月间进入湖南，协助第八军唐生智部，打败了依附吴佩孚的叶开鑫，于7月中旬占领长沙、与宁乡、湘阴、益阳、常德、浏阳等地，直逼湖北；与此同时，以第二军、第三军监视江西的孙传芳部；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率该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等驻防潮、梅地区，监视福建的孙传芳部周荫人军。以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率部留守广州。
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与刘峙的第二师，由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率领，与程潜的第六军及总部直辖炮兵团等，担任总预备队。
胡宗南在第一师第二团任二营营长。
1926年8月中旬，第一、二师进抵湖南株洲，由于军纪日堕，“一路经过的地方，随便占住民房……还有在路上赌钱的，及买东西不给钱的”，《蒋介石1926年8月15日在株州检阅一、二师的训话》，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中央图书馆复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17册。蒋介石闻知大怒，连电严斥第一、二师王柏龄、王俊、刘峙等主官，并于8月10日“免除第一军团长三人职”同上。。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倪弼被调离，团长职由该团二营营长胡宗南升充。第一师的第一团团长是孙元良，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第三团团长是薛岳，是广东籍的著名战将。
胡宗南在北伐开始不久，就成为主力第一军中的上校团长。
1926年8月18日开始，北伐军发动第二期作战，以第四、七、八三个军担任正面主攻，经连日血战，攻入湖北，直逼武昌城下。
1926年8月底，胡宗南随第一师，担任预备队，开赴岳州待命。由于这时孙传芳军大举进入江西，威逼北伐军侧后，援助吴佩孚，第一师奉蒋介石电令，在9月初由岳州经长沙，星夜驰赴浏阳，于9月12日进入江西西北部，迎击孙传芳军，向铜鼓守敌进攻。这是北伐军兵分三路攻入江西的北路军。另有南路军进攻赣南的赣州、吉安；中路军进攻由醴陵、萍乡、安源向宜春、高安进攻。
北伐军中的上校团长（2）
铜鼓守敌是孙传芳军的精锐第七混成旅杨震东部，兵力3000多人。9月13日，两军在甘田坳一带接触，展开激战。胡宗南率第二团担任正面主攻，因不熟悉地形，在丰田被敌主力包围，损失甚重，十分危急。胡宗南指挥所部顽强坚持。幸薛岳第三团迂回到敌后，攻入铜鼓城，同时分兵来援胡宗南团。胡宗南也重新部署部队，发动反攻，与薛岳团配合，击破敌军主力，占领铜鼓城。但是，“铜鼓一战，战虽胜，而一师精华失三之二”。《十月二十五日军事报告》，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出版）。
1926年9月19日，第一师协同第六军，在北路军总指挥程潜指挥下，趁敌主力南下樟树、丰城，南昌空虚，兼程暗袭南昌成功。但孙传芳军迅速向南昌反扑。第一师奉命去攻击南昌西面的牛行车站。代师长王俊指挥无能，率孙元良的第一团与胡宗南的第二团糊里糊涂走错了方向，去攻击南昌北面的乐化车站，贻误战机。敌援军迅速从南、北两面向南昌包围上来。程潜孤军深入，大败而逃。程潜令孙元良团开赴乐化堵截敌军。孙元良不听命令，在乐化与敌稍一接触，就擅自率部后撤。胡宗南率第二团也随着孙元良的第一团退到南昌以西的奉新地区。北伐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败。
事后，蒋介石赶来奉新召集第一师官兵训话，痛斥王俊指挥无方，下令枪毙孙元良，同时表彰第三团薛岳部。胡宗南深为震惊与惶骇。但后来胡听说蒋介石不仅没有枪毙孙元良，却将他秘密资送到日本深造，深感蒋介石恩威并施，手段莫测，其驭将带兵的权术值得自己效法；同时，他也感到，作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享有种种特权，只要忠于蒋介石，今后定可逢凶化吉，飞黄腾达。
1926年10月上旬，胡宗南随部参加了对南昌城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失败。
北伐军总司令部总结教训，调整部署，重新制订作战计划，于11月初向南昌发起第三次进攻。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为总预备队之一部，于11月4日攻占南浔线南端的芦坑；5日夺取乐化车站；6日占领涂家埠，完全切断了南浔铁路线，在吴城全歼逃敌；接着南下增援进攻南昌城的友军，攻占牛行车站，与友军衔尾追击溃逃的敌军，在11月8日追至滁槎附近之麻口，因内河水涨，15000多敌军被全部包围缴械，孙传芳军的第一、三、四军的军长李彦青、王良田、杨赓和以下军官100余人被俘。南昌在这同时被北伐军攻克。江西全境迅速肃清。孙传芳率残部逃回南京。
在江西激战的同时，何应钦指挥的北伐军东路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十四师等部，于10月上旬从广东潮梅地区进入福建，击败孙传芳部的周荫人军，于12月上旬底定福建。
而在湖北战场，北伐军于1927年10月10日，攻占武汉，向河南进军。
江西克复后，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与第二师等部进行了约一个月的休整，于1926年12月中旬开入浙江西南部的衢州地区，会合从福建北上的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向杭州地区进攻。
张宗昌
这时，全国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战败的孙传芳于1927年11月19日赶赴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举行会议，结成同盟，组织“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就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就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会后，张宗昌指派一部分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
北伐军中的上校团长（3）
这时，浙江地区形势也发生变化。浙江地方部队周凤岐的浙军第三师在12月11日通电投向北伐军，周凤岐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职，率部向铜庐、富阳、杭州推进，于1927年12月底进抵杭州西部的重镇富阳一线。孙传芳指派所部精锐的第八师孟昭月部迅速入浙，于1926年12月22日进占杭州，扣押了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并在1926年12月底，向进抵富阳一线的周凤岐部发动猛烈反攻。北伐史上著名的富阳之战发生。
由于孟昭月部兵力占优势，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战斗力不强，又缺乏战斗准备，很快由富阳败退至汤家埠、新登一线，被孟昭月军包围，死伤惨重，形势危急。
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奉命援救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胡宗南率第二团由严州（今建德）轻装前进，日夜兼行，赶至新登，抗击孟昭月部，经多时激战，将第二十六军救出。1927年1月6日，第一师掩护第二十六军沿富春江两岸向严州撤退时，师长王俊未及通知胡宗南团，致陷胡团于单独苦战之地。胡宗南指挥第二团顽强阻击，掩护其他部队脱离险境后也安然撤走。胡宗南指挥第二团在富阳战斗中沉着、顽强的表现得到好评。“胡宗南以后谈起自己的经历时，经常以上述战绩作为话题，并自认为他当团长时指挥最得手，部队再大了指挥就不如意了。”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刊《重庆文史资料》第33辑，第3页。
富阳之役后，进入浙江的北伐军后撤集结于龙游、衢州一线。
1927年1月初，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伐军划分为三路：西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第四、第八军，向河南进军；中路军以蒋介石兼总指挥，以第七军为江左军，第二、六军为江右军，沿长江两岸，攻取安庆与南京；东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以第一军各师为主力，配合新收编的第十九军、第二十六军等部，以衢州、兰溪为根据地，沿钱塘江向杭州进攻。另以第三军朱培德部留江西，作总预备队。
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划归东路军序列，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第一师师长王俊去职，由薛岳升任。胡宗南仍任第二团团长。第一团团长为方日英，第三团团长为甘丽初。
薛岳
薛岳，字伯陵，广东韶关乐昌人，1896年生，与胡宗南同龄，资历却比胡宗南深得多。他1906年入黄埔陆军小学，1909年加入同盟会，之后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回粤后曾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一营营长，能征善战。1922年陈炯明叛乱期间，薛岳曾保护宋庆龄脱险。现在他升任第一师师长，成为胡宗南的顶头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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