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闹剧与喜剧
（七）豫西、陕北两面作战
第七章又一次走向国共内战战场
（一）郑州受降，晋加上将军衔
（二）“马前一卒”与“黄陆浙一”
（三）“直捣延安”的计划被蒋介石“暂缓”
（四）晋南痛失“天下第一旅”
（五）进攻“囊形地带”与西华池之战
第八章从进攻延安到撤离延安
（一）蒋介石急令胡宗南攻取延安
（二）胡宗南的“攻延方案”被秘密送往延安
（三）攻占延安--“华而不实的胜利”
（四）踏上延安土地遭到的当头一击
（五）导演接待中外记者的闹剧
（六）陷入毛泽东的“蘑菇战”中
（七）52岁的新郎
（八）沙家店之败--陕北战场形势的逆转
（九）清涧被克--延安以北全部丢失
（十）保密局行动处处长来西安破案
（十一）整二十九军宜瓦丧师
（十二）胡宗南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十三）逃离延安--“重点进攻”的彻底失败
第九章兵败关中
（一）西府之战“围歼”彭德怀功败垂成
（二）渭北三败
（三）被中共宣布为“战争罪犯”
（四）不战而弃西安
（五）胡马“联合”反扑的失败
（六?被赶出关中的扶郿之役
第十章汉中徘徊
（一）退守秦岭--“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二）与宋希濂密谋移军滇缅边界
（三）反扑宝鸡再遭失败
（四）蒋介石拒绝了胡宗南的撤军方案
（五）经营大巴山防线
（六）拒绝周恩来的说降
（七）“西北王”永别西北
第十一章川康覆灭
（一）反对蒋介石的“川西决战”计划
（二）“西北王”变成了“西南王”
（三）镇压刘文辉与邓锡侯的“反叛”
（四）成都陷入重围
（五）胡宗南军事集团的覆灭
（六）徒劳的西昌挣扎
第十二章海岛暮年
（一）败退台湾后的弹劾风波
（二）改名换姓赴大陈
（三）看海听涛守澎湖
（四）油尽灯枯病逝台岛
附：胡宗南生平简谱胡宗南大传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1）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
茅家琦张连红
经盛鸿教授撰写的《胡宗南大传》最近出版了，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胡宗南的学术传记。
胡宗南是国民党内一位重要而又复杂的政治军事人物。如何撰写一本客观、公正、经得起时间考验与历史检验的胡宗南传记，殊非易事。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如何撰写国民党将领传记时，举了胡宗南的例子。他说：
胡宗南，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见《浙江作家报》总第47期）
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了经盛鸿教授撰写的《胡宗南大传》，读后感到全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做到了“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国民党人物传记中，往往只强调传主消极反动的一面，忽略其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对胡宗南，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他“反共”的一面，但对他的抗日活动则总是避而不谈。本书根据可靠的史料，叙述了这段历史：在抗战爆发前夕，胡宗南看到日本向中国步步紧逼，十分愤慨，“常以不得参与淞沪、长城作战为憾，……对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为憎恶，敌忾心特强。”（本文中引文部分，凡不注明出处的，均为经著原文。）为了准备对日抗战，胡宗南在其所部第一军举办了“全军军官短期训练班”，培养抗战人才与抗战意识。抗战爆发后，胡宗南率所部第一军参加了淞沪抗战，“第一军官兵面对装备先进、进攻凶猛的日军毫无畏惧，同仇敌忾，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攻击，几乎每一块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使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数十天的淞沪血战中，胡宗南始终在前线指挥，日夜在战场指挥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淞沪会战之后，胡宗南又率部在豫东大战土肥原师团，参加过武汉保卫战；在抗战后期，在对日作战中，曾先后取得过灵宝大、豫西反攻战等胜利。作者用两章的篇幅如实详细地描写了胡宗南在抗战中的活动与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又如，胡宗南被蒋介石称为“模范军人”的楷模，是公认的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一生愚忠于蒋介石。但在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胡宗南同蒋介石关系的另一面：胡宗南对蒋介石的信心也曾产生过动摇，有过怀疑，甚至也曾有过对抗。特别是在1949年秋胡宗南兵退汉中时，周恩来让胡宗南的友人胡公冕出面，遣密使张新（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原胡部整编二十四旅旅长，在陕北被解放军俘虏）去见胡宗南，动员胡宗南率部起义。胡宗南在驻地三次秘密召见张新，反复询问，感情激动不能自已。--反映了胡宗南这一阶段思想的苦闷与彷徨。
再如，胡宗南过去被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是“志大才疏”。确实，本书如实地写了他在一生军事生涯中的许多败笔，如他自己所承认，“他当团长时指挥最得手，部队再大了指挥就不如意了”。尤其是他在指挥所部进攻延安与陕北时，在历次战役中犯了许多错误，损兵折将，失地扰民。他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对手。但本书也如实地写了他不仅在北伐、抗战中打了许多恶仗、许多胜仗，而且在与解放军的交锋中，也曾在1948年3月指挥西府战役--国民政府方面称之为“泾渭河谷之役”时，吸取教训，改变作风，果断决策，指挥凌厉，以大兵团迅速推进，与友军密切配合，一举包围了西北解放军的主力与彭德怀等高级指挥人员，给解放军重大杀伤，成为国民政府军在一片兵败声中难得的重大军事胜利，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高级指挥官的才干。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2）
本书除了对胡宗南在历次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中的表现以浓墨重彩加以描述外，还对胡宗南一生刻苦自励、为人宽厚、关心部属、较正直清廉等多方面都有所论述，许多皆是我们以前很少了解，或者是知之不详，或者是虽知道而忌讳不敢写的内容。本书作者以对历史与广大读者负责的态度，将这些对传主来说十分重要的内容，经过认真的调查考订，秉笔直书将它们写出来了，从而使得传主人物形象显得真实而又丰满。
其次，本书对传主胡宗南一生历史活动的动机与原因，进行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评论。
我们在研究国民党将领，特别是那些以反共著称者，往往是对其反共活动大加挞伐，而对他们的反共动机和原因很少论及，或只作简单化的甚至是谩骂式的结论。但在这本关于胡宗南的传记中，作者能避开感情因素，超脱党派之争，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胡宗南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思想变化与人生抉择，作出冷静、客观、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评论。
例如作者在分析胡宗南在北伐战争与大革命失败时，为何倒向蒋介石、而未能像有些黄埔生，如徐向前、陈赓、林彪那样，跟共产党走的原因时，就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与传主所处的小环境，进行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述了胡宗南长期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胡宗南已走过的人生道路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胡宗南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重的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对蒋介石对他的赏识与提拔的感激与忠诚，他的雄心与野心，他对三民主义的迷恋、对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毫无认识与深刻偏见……使他走上了他以后将要走的人生道路。”尤其是本书将胡宗南在当时与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国民党党政要人的关系，同胡宗南与周恩来、胡公冕等中国共产党要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作者在书中论述道：
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后，接触到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士。但无疑，给胡宗南影响最大的，是军校校长蒋介石。蒋介石不仅是胡的浙江同乡，是胡的直接领导，而且在胡看来，蒋有着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光荣历史，有创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党军的巨大功劳，有坚毅果敢的领袖性格与军政指挥才能。胡为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器重与迅速提拔而兴奋与感激。胡早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接受的封建忠君思想，这时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位“明主”与领袖，越来越紧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在这同时，胡宗南与其他国民党右派领导人也联系颇多。如张静江系湖州南浔人，是胡宗南的同乡，……对陈果夫、陈立夫等，胡也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
相比之下，胡宗南与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共产党人虽也有接触，如对周恩来，胡常去看望他，表示十分敬佩；再如对担任军校警备司令的胡公冕，胡宗南还与之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私交。但胡宗南受他们的影响则是很微弱的。胡宗南的思想始终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时代的迅速前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重大原则问题，几乎毫无认识，甚至还有抵触与抗拒。这就决定了胡宗南在这时期的政治倾向日益右转。在1924年底到1925年，黄埔军人中先后成立了左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倾的“孙文主义学会”，斗争越来越激烈。胡宗南最终选择了右派，在1925年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他在驻军潮梅时，正式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3）
胡宗南从这时开始，将他一生的命运捆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身上。
从作者这段精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为，胡宗南在北伐战争与大革命失败时倒向蒋介石，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他对蒋介石高度赏识与破格提拔他的感恩思想，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前程与抱负着想，认为跟着蒋介石、张静江这些浙江同乡前辈与执掌国柄的党国要人，可能更容易实现自己成为历史大人物的雄心与野心。对胡宗南而言，考虑个人前途胜过考虑党派政见之分。这在当时的黄埔学生中是较为普遍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胡宗南走上反共道路与他的反共动机，就可能较为客观与容易令人理解了。因此，胡宗南在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曾私下对亲信同乡说过如下一段话：“清党在军队容易。问题在青年与农民。今后农民问题如不解决，中国的命运前途，是堪忧的。”他看出了国共两党在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上的分歧，他也看出了共产党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上的能力显然超过国民党，看出了共产党的优势与国民党的隐忧。在抗战爆发前后，他多次请缨上抗日战场而不愿在西北“剿共”。尽管他因“剿共”有功而被蒋介石重用，但他更想成为民族英雄。因此，胡宗南虽将他“一生的命运捆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身上”，但他与国民党中的一些极端反共顽固派还是有区别的。他有与这些人相同的共性，也有自己特殊的个性。
周恩来说：
作为实践中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要写好国共双方的将领，还要深刻揭示这些将领与环境、与历史的真实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同是黄埔学校的学生，有的成了我们的将军和元帅，有的却跑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这一点写好了，作品就有厚度！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见《浙江作家报》第47期）
《胡宗南大传》中类似这样的“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事例与冷静、客观、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评论，是很多的，读者阅后当有同感。
当然，《胡宗南大传》还有其他许多特点与优点。
如该书资料翔实丰富，谋篇布局精当。作者历经数年，搜集了上百万字的原始材料，既有档案资料，也有当时的各种报刊资料，还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资料。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出版的各种有关传主的资料作者也苦心搜集很多。作者对这些各种各样的资料进行整理、校勘、核实，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比较、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由于作者对传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资料运用较为熟悉，因而全书谋篇布局显得十分精当合理，有详有略，精细相间。
另外，语言流畅，文字生动活泼，有文学色彩，也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仅得到思想的启迪与知识的开拓，而且获得阅读的愉悦与享受。例如本书作者在描述胡宗南于1949年12月在成都犹豫彷徨二十余日、其经营几十年的庞大的军事集团终被解放军“包围歼灭”时，这样写道：
胡宗南指挥所部进驻成都地区前后约二十余日，将国民政府在大陆最后剩下的二十多万大军集结于川西平原这块无险可守的狭小地区，既未及时西撤康滇，又未认真部署成都防守，北未能扼守剑门天险，南未能控制乐山通道，东不能阻止解放军攻势，西又不能迅速击破刘文辉残部，犹豫彷徨，丧失战机，在12月中旬短短数天内，就让解放军南北夹击，东西合围，胡宗南军事集团陷入了被“围歼”的绝境，既不能守，又不能战，突围无望，坐以待毙。究其原因，蒋介石的主观错误的战略指挥固然要承担第一位的责任；而作为这个军事集团最高指挥官的胡宗南，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软弱无力，缺乏远见与决断，缺乏胆略、气魄与才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4）
而整个国民政府军从上到下的腐败，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丧失理想、斗志与纪律，战斗力急剧下降，既不能阻挡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又不能挫败中共的政治瓦解，则是国民政府军在大陆彻底失败的普遍原因。
这段文字不长，却概括、准确、生动地展现了胡宗南兵败大西南的景况及其原因，语句对称，字字传神，颇有文学色彩，读来铿锵有力，感染力极强。
再如全书结尾对胡宗南的总体评论，也十分精当：
胡宗南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高级将领，有许多优点与长处，如生活俭朴，注意律己，待人忠诚谦和宽厚有情等，但这些对于担当一个方面军的统帅来说，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缺乏一位军事统帅所应具有的如炬目光、雄才大略、过人胆识、刚强性格与始终从容不迫的风度，缺乏杰出的军政才干与识人、用人的精细慎密和聪明智慧。以其性格、才干与水平，如其自己曾明言，最好做一名团长，最多做一名师长。而历史的误会竟将他推上方面军统帅的崇高地位，如果在风平浪静之时，尚不显山露水，但一旦置于历史的大风浪中，置于高度紧张、激烈、尖锐、瞬息万变、你死我活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就不能不在处处、时时感到与表现出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志大才疏、计穷力竭、虚浮粗疏、破绽百出，甚至仓皇失态，面色苍白，掩面哭泣，最终走向失败，误“党”，误“国”，误人，误己。宋人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宋）苏洵：《心术》，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胡宗南这位上将军尚不具有这样的“为将之道”。
若不计及胡宗南一生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观点，仅从胡宗南的为人处世、才识干略以及胡一生的浮沉得失及其教训，这段评论是比较深刻的。
就是本书所设的十二章的标题与约七十个小目的标题，也多别出心裁，独具匠心，精当诱人，撩人口味，令人不得不读。如：“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五十二岁的新郎”、“退守秦岭--‘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西北王’永别西北”、“‘西北王’变成了‘西南王’”、“改名换姓赴大陈”、“看海听涛守澎湖”等等，就是如此，使读者看了标题，就升腾起强烈的阅读兴趣，不由自主地要跟着作者去探寻书中的究竟。
总之，我们认为，《胡宗南大传》这本人物传记突破了以往大陆和台湾学者撰写民国人物时一些旧的思维定式和写作模式，在学术上与写作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一部很好的有生命力的传记。
读完《胡宗南大传》，抑制不住激动喜悦的心情，写下以上几点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同行与广大读者。
经盛鸿教授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与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后分配到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出版与发表了多种有分量的论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我们与经盛鸿教授有多年的学术交往与学术切磋，对他的学术研究道路与学术成就有较多的了解。我们深信，本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推动经盛鸿教授本人的学术研究。我们期待着经盛鸿教授有更多、更好的论著问世。
是为序。
（茅家琦先生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张连红先生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教务处处长）
前言
前言
黄埔系是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部一个最重要的军政派系，是蒋介石及其政权的重要支柱，在中国大陆横行二十余年，1949年退居台湾后，仍在各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黄埔系的首领胡宗南，则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但曾几何时，他随着国民政府的冰山崩塌，也迅速从其“事业”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从陕北败退到关中、从关中败退到陕南，从陕南败退到四川，从四川又败退到西昌，最后，其部几十万军队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胡宗南只身逃回台湾，遭弹劾，受冷落。但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先后出任大陈岛与澎湖岛的国民党军“司令官”，直至1962年2月油枯灯尽病死台湾。无疑，胡宗南是民国史，特别是民国军事史上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要深入研究民国军事史、北伐战争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国共关系史乃至台湾近现代史，都不能不研究黄埔系，也不能不研究黄埔系的首领人物胡宗南。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黄埔系以至胡宗南，都一直是民国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时至今日，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港台地区，都还没有出版详尽科学的学术专著，甚至有关的研究论文也很少，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段的回忆文章，以及台湾地区出版的年谱、纪念集之类，既缺乏史料的翔实性，又失之于判断评价的感情偏颇。因而使得广大读者对胡宗南等黄埔系人物缺乏系统、真实而深刻的了解。
笔者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与民国史的研究者，有鉴于此，多年来一直想写出一部胡宗南传记，并要求此传记达到：史料务求详尽而准确，立论务求客观而公允，文字力求流畅而生动，全书力求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何其难！除作者主观的因素外，客观困难也不少。首先是胡宗南一生经历史事太多，史料浩繁而复杂，有许多散失在海峡彼岸，搜集阅读之困难可以想见。而对胡宗南这样一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科学评价，则更是难上加难。有人慨叹研究现代史比研究宇宙史还难，不为无因。基于此，曾使浅陋如笔者一度想搁笔。
但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感，师友的鼓励与帮助，使我终于坚持下来。而近年来现代史研究与写作条件的大大改善，大量史料（包括港台地区的史料）的公开发布与得以阅读，给我提供了很大方便。尤其是我读到周恩来关于胡宗南的书信与讲话等，更使我在研究与探索的路上，信心大增。在1965年7月16日，即胡宗南病逝三年多以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胡宗南。他说：
胡宗南，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周恩来还说：
作为实践中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要写好国共双方的将领，还要深刻揭示这些将领与环境、与历史的真实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同是黄埔学校的学生，有的成了我们的将军和元帅，有的却跑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这一点写好了，作品就有厚度！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刊《浙江作家报》第47期）
周恩来的上述讲话，无疑是对胡宗南比较深刻而完整的历史评价。用周恩来的这些讲话精神去分析有关胡宗南的史料，我感到心里越来越有底了。于是，我拿起了笔，开始了探索的历程……
经盛鸿
于南京师范大学
少年时代（1）
少年时代
浙江省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境内山水秀丽，物产丰饶。一条清澈明净的钱塘江自省区西南流入，穿省而过，向东北经杭州湾入海。钱塘江将全省划分为两个地区：浙东与浙西。在钱塘江东岸，浙东宁绍平原的尽头，有一个镇海县，在清代属宁波府。在镇海县的陈华埔朱家塘楼，自明宏治以来，就世代定居着一胡姓人家。在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农历四月初四日，即公历1896年5月12日，从这胡姓老宅里传出了新生儿的呱呱哭声。胡家又新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本书的传主胡宗南。
胡宗南原名胡琴斋，字寿山（亦说无字）。后来他踏上社会后，才改名为胡公明、胡宗南。参见：（1）《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页；（2）卢沛江：《对〈“西北王”胡宗南〉的订正》，（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45页。
胡宗南祖上几代，都是社会下层的中小知识分子。胡宗南的父亲胡敷政，字际清，是国学生；母亲王氏是镇海县小巷人。胡宗南是他们的长子，也是第一个孩子。
胡宗南出生后的第二年，胡敷政为谋生计，受族兄胡汉政之邀，到浙西湖州府属的孝丰县（今此县境并入浙江安吉县）鹤落溪村经营药业，并学习从事清丈田亩的技术与知识。
胡宗南4岁那年本书关于胡宗南的纪年，采中国传统的以虚岁纪年法，实足岁数当减去一年。下同。，即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旧历六月二十九日，胡宗南的生母王氏夫人病逝。幼年失母，父亲又远在异乡，胡宗南孤苦伶仃，其处境与心境是颇为凄凉的。但也磨炼了他较为坚韧果敢与吃苦耐劳的个性。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胡宗南虚龄7岁，他的父亲胡敷政续娶了一位吴氏夫人，并在孝丰县鹤落溪村定居下来。这年年底，胡宗南被其父带到孝丰一道生活。从此，胡宗南就从浙东来到了浙西。
胡宗南孝丰故居
孝丰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为湖州府辖，西与皖南相接，北与苏南相近，境内多低山丘陵，属莫干山与天目山，盛产林木，尤以竹多，满山苍翠，如竹海然。
胡宗南到孝丰的第二年，已虚龄8岁，被其父送进本村的私塾，读《四书》《五经》等。中国封建社会中“君贤臣忠，文治武功”等传统政治思想，给胡宗南留下了深刻影响。
在这一年，胡宗南继母吴太夫人生其弟胡仲。
胡宗南在私塾中读了六年书以后，到了1909年，清宣统元年，新的时代潮流也冲击到偏远落后的浙西农村。这年胡宗南14虚岁。他的父亲于2月间将他送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学习。这是一所新式学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作息制度多受西方影响，有许多新时代的特点与内容。
胡宗南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之前一年，他的继母吴太夫人去世。隔年，其父再娶章太夫人。1910年章太夫人生其二弟胡琴宾。章太夫人将胡宗南弟兄三人抚养长大。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5页。
少年时代（2）
胡宗南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后，学习勤奋刻苦，努力吸取各种新知识。即使在寒暑假他回到鹤落溪家中时，也不放松学习。当时他全家赁居村人储亿千家，房屋狭窄，两家人口与小孩又多。胡宗南为避喧闹，就将侧屋一间无人居住的房间打扫干净，携书读其中。夏天蚊多，胡读书为避蚊咬，乃仿古人，将双足放入两只空酒瓮中。胡宗南少年时代养成的读书习惯，不仅使他后来戎马一生中始终爱读史论文，而且也是他后来在国民党军人中能见识超群、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胡宗南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他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的第二年，在学校以才能与成绩甄别学生时，被列入甲班。
正当胡宗南在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近三年、即将毕业之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偏僻的浙西小县城孝丰也激荡起来了。1911年11月12日，在同盟会会员王立三等人的策动下，孝丰宣告光复。年方16岁的胡宗南与同学们一片欢腾。他们采取的第一个响应革命的行动就是剪辫子，剪去这满清专制王朝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在全校学生中，胡宗南的同班同学章云第一个剪掉辫子，胡宗南则是第二个。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孝丰县光复后，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政权与革命秩序。四乡土匪蜂起，驻军横行无忌。胡宗南所在的高等小学堂校舍也被驻军占驻。胡被迫回到鹤落溪家中。当时有号称“爬平王”的土匪林金魁啸聚孝丰北乡郭孝山，四处抢掠。鹤落溪村人谋以护村自卫，乃先发制人，集合丁壮“追剿”。年方16岁的胡宗南不以自己年幼文弱而退缩，愤然参加前列行动，随村人携枪深入郭孝山，与土匪激战数小时，终将土匪赶走。费云文：《模范军人胡宗南》，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第36页。这可算是胡宗南第一次参加军事作战行动。
在这兵荒马乱中，胡宗南所在小学堂提前为他们举行毕业考试。
胡宗南在孝丰县立小学堂毕业后的第二年，即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的春天，他又考入了设在湖州的公立吴兴中学校。他在经济上得到了在孝丰高等小学堂的同学章云的资助才得入学，入学后所用名仍是胡琴斋。
湖州，又称吴兴，位于太湖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名城，境内河道纵横，商业兴盛，丝绸业尤称发达。湖州的文风更是千年相传不衰，城内有许多著名的学校与藏书楼。
胡宗南所就读的公立吴兴中学校位于湖州城中心爱山书院原址。关于这所中学校的建立还有一段可记载的历史。
少年时代（3）
清末，西方基督教会势力在上海及其毗邻的江浙地区迅猛发展。教会学校在各地纷纷建立。湖州为三吴名城，外国教会自不会放过。他们通过湖州一些人，将湖州文庙前的一大块废地购去，然后就在这里建造教会学校——东吴第三中学。这所教会学校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校址直逼湖州文庙，简直是在向孔夫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示威。这使得湖州地方士绅大哗，认为有辱邦国，有辱斯文。他们推举湖州地方著名人士沈毓麟等人为代表，与教会方面交涉，要求收回这片土地，未成。双方乃对簿公堂。腐败胆怯的清政府地方官以事关外国教会，乃将此案件推给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去审理。
沈毓麟是湖州城内一位著名的进步士绅，曾中过清政府的举人，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思想开明，富有爱国爱乡热情。他代表湖州地方，到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与外国教会打官司。几经周折，最后，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会审公堂判决湖州地方可将所售于外国教会的土地赎回半数。外国教会的“东吴第三中学”仍然在湖州文庙前创办起来了，只不过规模略小了些。
湖州地方士绅不甘心外国教会学校在湖州城内向国人示威，乃由沈毓麟出面，与湖州府所辖的七个县士绅会商，决定提取全府丝、绸捐中的两成，创办“公立吴兴中学校”，招收七个县籍的学生读书，以与教会学校“东吴第三中学”相抗衡。
陈其采，胡宗南就读于吴兴中学校期间，陈其采任该校兵式体操教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一期
吴兴中学校就这样创办起来了。校长就由沈毓麟担任。教员则延聘了当地一些硕德饱学之士与国内外各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如国文历史教员朱毂荪，为德清县士绅，是清末名儒戴望的入室弟子，曾中过举，工诗，长于考证词章之学，且富于民主思想，是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创办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兵式体操教员陈其采，湖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一期，其兄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之一，民国初年曾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与北京中央政府农商总长。其他教员也多是当地一时之望。
陈其美为陈其采之兄，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之一，民初年曾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与北京中央政府农商总长
吴兴中学校是湖州地区的最高学府，师资素质较高，学校设备齐全，中西学问兼设，学习风气浓厚，为胡宗南的深造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胡宗南从1912年春入学，到1915年夏毕业，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三年多时间，受到这所学校反帝爱国思想的熏陶与近代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
少年时代（4）
他的“功课以国文、史地较优，其中尤其以地理最好。”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3页。他除勤奋学习外，还特别喜爱体育。胡宗南长得不高，但身体结实壮健，尤擅长器械体操。他入校不久，就被推举为这所学校的学生组织——“爱山同学会”的体育股长。
“爱山同学会”是由校长沈毓麟一手组织的学生组织。沈毓麟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组织各校学生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准备参加对清廷的北伐。后来革命风潮平息，沈乃将这支学生军改组为经武学校。不久，经武学校也被解散。于是，沈乃在其所长之吴兴中学校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爱山同学会，在课余习武练艺，以使学生强健身体，陶冶性情，增强技艺。爱山同学会内设文艺、游艺、体育三股。其中体育股负责每天课余操练学生兵式体操一小时，由一名日本籍教练与一名中国教师唐贯经担任教练。参加体育股的学生以孝丰、安吉、长兴三县籍的学生为多。胡宗南则以擅长器械体操为全校500多学生之冠，担任体育股股长达两年半之久，直到他毕业离校才结束。这项社会工作不仅加强了胡宗南对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而且加强了他的组织指挥才能及对军旅生活的向往。
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求学期间，系统接受了近代新式中学的课程教育，奠定了自己的近代文化科学基础，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1915年7月，胡宗南从吴兴中学校毕业，成绩名列全校毕业生前茅。这一年，他虚龄刚好20岁。
从孝丰县城小学教员到投笔从戎（1）
从孝丰县城小学教员到投笔从戎
胡宗南于1915年7月从吴兴中学校毕业后不久，就被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校（原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聘为国文与史地教员，回到母校开始了他小学教师的生涯。
胡宗南在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校任教半年以后，在1916年2月，农历春节以后，他又受聘到新建立的孝丰私立王氏小学校兼任教师。《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9页。
在孝丰县，王氏为大族，人丁兴旺，财大气粗，家族发达，宗祠祀产尤多。清末，王氏族中有王立三者，是孝丰著名士绅。此人原名燧莹，字绘青，曾做过廪生，后到日本学警政，改名王立三，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孝丰、安吉策动驻军反正，为辛亥革命作出贡献。民元后，他先后担任安吉县民事长、江山县知事等。不久他弃官回到孝丰家乡，看到王氏族中子女多，为兴学育才，光大本族，遂倡议族人集资创办了私立王氏小学校。全校分幼稚园、初小四班、高小四班、补习生一班，共有学生三百多人，为孝丰县最完善的一所学校。该校所聘教师的待遇也较之他校为优。
胡宗南在王氏小学校担任高小与补习班的主任教员；同时他仍受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校聘，兼任该校高年级史地教员。
胡宗南的“个性内向，并不善于交际”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5页。。他在孝丰城的两所小学校共任教八年半，与方秉性、王微、陈嘉谟并称该校教师中的“四大金刚”同上书，第18～19页。。在这几年中间，胡宗南有几件事可以记载：
1919年，民国八年，5月。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并迅速影响到全国。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潮流在东南地区激荡，孝丰也受到影响。5月间，孝丰县教育界组织了一个“小学教育参观团”，由王氏小学校校长王立三率领，有胡宗南、王微等教员参加，一行六个人，赴外地考察教育。这是胡宗南第一次走出湖州家乡地区，走向外省。这年他虚龄24岁。
胡宗南随参观团先到上海，先后参观了著名的万国小学与宝山小学，以及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等。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与种种新奇使胡宗南大开眼界。正处在五四运动高潮中的这个中国最大工商业都市呈现出种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使胡宗南这个生长在浙西偏僻农村的知识青年振奋与思索。
张謇是清末状元，后来创办了闻名海内外的近代工商企业与一系列文教事业。胡宗南在游历南通时，受到张謇的热情接待。
离开上海后，胡宗南随参观团乘船渡过浩瀚的长江，来到了苏北名城南通。这里有清末曾中过状元、后来成为大实业家的张謇所创办的闻名海内外的近代工商企业与一系列文教事业。胡宗南随参观团到达这里后，受到张謇的热情接待，参观了南通师范附属小学、南通博物馆等，出席了新落成的更俗剧场的开幕典礼，还游览了南通著名的风景地--矗立在长江边的狼山。
从孝丰县城小学教员到投笔从戎（2）
从南通出发，胡宗南一行又回到了江南，先后游览了南京、镇江、无锡等地，参观了江苏省立师范附属小学、无锡小学，游览了南京的雨花台、明孝陵、莫愁湖、鸡鸣寺与镇江的焦山、金山以及无锡的太湖等风景名胜与历史文化遗迹。胡宗南增长了不少地理与历史知识，还亲眼看到与亲身感受到正在各地火热地开展着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强大声势与感人力量。
1920年，民国九年，暑假期间，胡宗南再次来到南京。这次他是来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的暑期学校，来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与胡宗南一道来的，有他在王氏小学校的同事王微与方秉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位于南京城中玄武湖畔的成贤街。这里原是明、清时代的国子监，清末改为三江师范学堂，民元后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全国最为著名、条件最好的大学之一，与北京大学齐名，有“北大南高”之称。胡宗南在这里学习了两个月，学业大有长进。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正在南京读书的两位年轻浙江同学：一位是张其昀，字晓峰，浙东鄞县人，比胡宗南小五岁，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历史地理学家；另一位为缪凤林，宇赞虞，工古文诗词。胡还与另一位河南舞阳籍的学生郭廷以订交。郭廷以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
张其昀后来回忆这期间胡宗南与他们在南京的交游时，写道：
胡先生爱大自然。我们几个朋友，喜欢于课余上钦天山，登北极阁，遥望扬子江头的落照，有雄毅的意境。时或于月夜上鸡鸣寺，便在台城散步，钟山是恬静的，玄武湖泛起银色的波光，偶闻桨声，悠然而动古国之思，遇星期休沐，从鼓楼岗骑驴，过随园故址，游清凉山、乌龙潭，出水西门，游石头城故址。又往莫愁湖，至上胜河（明代称上关），看扬子江。诵李白之诗：“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兴尽而归。少年时的同窗，永远是愉快而甜蜜的回忆。张其昀：《追念胡宗南先生》，刊《宗南先生纪念集》，台北出版。
1921年，民国十年，胡宗南虚龄26岁。暑假期间，他再次出外游览考察。这次他是一个人独自北上幽燕之地，到达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游览考察山川形势与国事民情。津、沽、榆一带是我国北方边关所在，东临渤海，北接塞外，形势险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场，中国历史上多次重大的战争都在这里展开，近代外国列强也多次从这里打进北京。胡宗南亲临其地，考察地理，印证史实，尤其关心与思考这些历史事件在军事上的成败得失。
胡宗南在津、榆一带见到许多日本浪人成批地来往于长城内外，络绎不绝，为所欲为，十分忧虑。他本想进一步出山海关到东北与内蒙古一带考察，因路费被窃而作罢。胡宗南回到孝丰小学校后，对同事们谈他这次去北方的旅游观感，说：“十年以后，日本将是中国之大患。我国的东三省将首先遭到日本的侵略与祸害。”同事们问他何出此言，他谈了在津、沽、榆的所见所闻，说：“往来津榆路者多日本浪人。这些日本浪人其实都是日本的军人与间谍。这些人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2页。言罢叹息不已。年轻的胡宗南表现出深深的忧国情怀与敏锐的军事眼光。
胡宗南连续数年利用学校假期到各地游览，考察山川地理与国事民情，思索着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他有着越来越大的志向，小小的孝丰已拴不住他了。
胡宗南在孝丰任教期间，还迫于父命娶妻。但胡宗南不喜此人，夫妻关系不洽。胡宗南的这位元配妻子不久就病故了。自此，胡宗南长期独身达二十年之久。
从孝丰县城小学教员到投笔从戎（3）
1923年12月底，胡宗南在孝丰听到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同乡带来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与孙中山在广州的政府将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已派人到上海秘密招生。胡宗南听了大喜，立即前往投考。
胡宗南离乡投军、投笔从戎这一事，有几种说法：
一是胡宗南的友人裘珍所说：胡宗南“当时任小学教师，生活并不宽裕，因而兼营毛竹生意，……生意蚀了本，债主催索，使宗南无法在乡安居，乃投笔从戎，考入黄埔第一期习军事。”裘珍：《忆说胡宗南》，(台北)《中外杂志》第18卷第6期，第78页。
二是胡宗南的部将张新所说：胡宗南“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章云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张新：《胡宗南其人》，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三是孟丙南所说：胡宗南“和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结果因王是孝丰本地人，他系过江人（即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竞争失败，王微当了小学校长。胡不甘心屈居王下，负气出走……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胡在失意中忽萌投笔从戎之念，乃由章云赠他路费，到广东投考”。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15～116页。
四是张其昀所说：胡宗南“壮岁游学金陵，仰高山而怀先烈，过城垣而思故国，先忧后乐之志遏能自已？乃间关入粤献身革命洪炉……”张其昀：《〈宗南文存〉序》，台北出版。
不管怎么说，在1923年年底，28岁的胡宗南决心走出故乡的土地，投身到中国军事舞台上。他来到上海，找到设在法租界环龙路国民党办事处的黄埔军校招生点。负责招考浙江省区学员的是陈果夫与阚怀珍。陈果夫是湖州人，是胡宗南在吴兴中学校读书时兵式体操教师陈其采的侄儿；阚怀珍则是胡宗南的孝丰小同乡。胡宗南认真地阅读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只见上面写着：
一、本校为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完成国民革命起见，特招第一期入伍生，施以军事预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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