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说，这一首词里边的“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屈原的《离骚》是叙述他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遭遇的作品，而温庭筠是写一个女子簪花照镜。温庭筠的词果真有屈原《离骚》的意思吗？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于是就有别的学者出来反对了。王国维就说：“固哉，皋文（张惠言之字）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
可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也曾说过：“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这“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是哪里的句子？正是屈原《离骚》里的句子！王国维既然反对张惠言用《离骚》来解释温庭筠的词，为什么他自己也用《离骚》来解释南唐中主李璟的词呢？他们的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能不能成立呢？
中国旧传统的说诗人，他们的长处是对诗有很深的体会和感受，能够掌握它的感发生命的源泉，而缺点是他们缺少有逻辑、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上的说明。中国在很早就有“比兴”的说法。如果单从诗的创作而言，比，是你的内心先有一种情感，然后再找一个外物来比，它是由心及物的；兴，是先有外物，然后引起你内心的感动，它是由物及心的。这种心与物相感的关系，实在是一切意识活动的根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德国兴起了现象学的哲学，现象学所研究的，既不是单纯的主体，也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在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中国古老的比兴之说，所讲的也正是心与物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是相吻合的，而如果把“比”与“兴”的两种感发方式引用到中国说词的传统中来看，张惠言的说词方法该是属于“比”的方法，而王国维的说词方法该是属于“兴”的方法。
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叫“符号学”（Semiotics）。符号学家认为，人类不仅用符号来交流信息，而且也被符号所控制。也就是说，由于联想的作用，在作品中存在一个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号体系，这个系统中的某些“语码”，能够使人产生某种固定方向的联想。当然，这个系统必须在说话人和受话人双方都掌握相当一致的语言符码时，才能够充分实现信息的交流。这种理论，与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有所暗合的。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那首温庭筠的《菩萨蛮》：“懒起画蛾眉。”“蛾眉”，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一个语码。我说“蛾眉”是语码，并不是由于《离骚》里用了一次“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它就成了语码，是因为用照镜画眉来作托喻，在中国文学中已形成一个传统。李商隐有一首《无题》诗说：“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一个才人志士的成长。对镜画眉，从镜子里看到你自己，这是对自我的一个反思和觉醒。这个女孩子八岁已有了对自己才志的觉醒，十岁有了对理想和抱负的追寻，并为此而从早到晚地学习，但是她想到自己还没有一个许身的对象，就为此而流下泪来。唐代的读书人要想为自己的才志找一个出路是很难的，因为他只能通过科举的考试，只能等待别人的欣赏和任用，这情况和女子的等待许身给一个人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照镜画眉含有多少象征的意义！
“懒起”，也成为有托喻性的一个语码，唐朝诗人杜荀鹤有一首诗说：“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天生丽质难自弃，如果你许身给一个不该许的人，你一辈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断送了。但是，那些正在走红得宠的人，果然是因为才志美好吗？不是。是因为他们会吹牛拍马，是因为他们会走后门送红包。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美好的事物没有人欣赏，怎能不“欲妆临镜慵”呢？当然，一个人最需要的是完成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非得等别人的欣赏和任用，这是有待于外，有求于人，难道别人不肯定你，你就没有价值了吗？在这点上，陶渊明就高人一筹。他说：“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但是一般人很难达到陶渊明那样的境界，所以就因为“承恩不在貌”而“欲妆临镜慵”，也就是“懒起画蛾眉”了。可是要注意：“懒”，并不是不画了，而是“弄妆梳洗迟”。这个“弄”字，同时也隐藏着一种精神上的境界，她不是像杜甫在《北征》诗中所写的他的小女儿那样，“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胡乱涂抹，而是十分仔细，十分珍重，尽量化妆得更精致更完美。既然没有人欣赏为什么还要画？要知道，“兰生空谷，不为无人而不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这种追求完美的要好之心实在是才人志士的一种本性，也就是屈原在《离骚》里所说的“余独好修以为常”。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张惠言从温庭筠写美女爱情的词里看到《离骚》的比兴寄托不是没有原因的。
再就西方接受美学而言，一篇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读者来领受，就只是一件没有生命、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艺术的成品”（artifact）。只有在读者对它有了感受，受到启发之后，它才有了生命，有了意义和价值，成为“美学的客体”（aesthetic object）。但是，由于读者的修养、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对同一作品的感受也不相同。西方还有一个学派叫“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般而言，大家都主张追寻作者的原意，但诠释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着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既然如此，张惠言认为“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的意思，那就是张惠言对温庭筠词的诠释，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张惠言这种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方法也有缺点，那就是拘狭。尽管他运用了文化背景的联想，但他的比附非得落实到政教上不可，有时就显得牵强附会，很不自然。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张惠言所用的带有政教意味的、比兴寄托的方法本来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可是能够为他作证明，说他可以这样联想的，却是一些西方的新理论。
我们再来看王国维的说词方式。王国维说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这也是一种言外之意。张惠言的说词方法我们可以从西方最新的理论中给他找根据，如果我们也试图给王国维找一些理论根据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回到中国更古老的传统中去，那就是中国的诗歌中重视“兴”的作用的传统。
我一向认为，“兴”是中国诗歌里真正的精华，是我们中华诗学的特色所在。孔子说过，做人的道理第一就是“兴于诗”。要知道“哀莫大于心死”，兴是一种感发，它能使你内心之中产生一种生生不已的活泼的生命，而诗就可以给你这种兴的感发。《论语》记载孔子跟子贡有一次谈话，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的回答把子贡的境界提高了一步。子贡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于是，孔子就赞美子贡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还有一次，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为什么白色是最绚丽的呢？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先要把质地弄得洁白了，才好作画。子夏就领悟到：“礼后乎？”先要有一颗守礼的心，然后才讲到外表的礼。孔子赞美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由此可见，孔子赞美的是富于联想的学生。“兴于诗”，是孔子教育学生的根本，他要求学生有一颗富于感发的心，而且经常能够从诗里面感发到做人的道理。子贡是从做人联想到诗歌，子夏是从诗歌联想到做人。这种自由的感发和联想，正是中国最宝贵的传统。遇罗克的日记里引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是说“四人帮”吗？当然不是，他是论唐初四杰的诗歌，但这两句诗却能感动千百年之后的读者，给他们的内心一种启发和激励！这也就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作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三则例证，就都是发挥了“诗可以兴”的传统。
第一则词话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第二则词话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按：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按：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三则词话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这三则词话的评说同样出于自由联想，但仔细看来却各有不同。王国维在第二则词话中说他所讲的不见得是作者的原意，这是相当客观的；可是在第一则中他却十分肯定地说别人都不是“解人”，只有他才得到了作者的真意。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看李璟的全首词：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这是一首写思妇怀念征人的词，上片写的是思妇看到秋天的景色就想到自己的憔悴衰老，因此不忍心再看。下片是说她梦见了丈夫，醒后才想到丈夫还远在鸡塞之外，于是就起来吹笙。小楼的闭锁、四围的寒冷、玉笙的珍贵，都突出表现了思妇的孤独、寒冷和情意的缠绵。结句是“倚阑干”，“倚阑干”时看到的是什么？还是那“不堪看”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冯延巳和王安石都曾称赞过这首词里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两句，他们的眼力一点儿都不错，这两句写得确实很好，而且这两句所写的情意正是这首词的主题所在。其中那深微幽隐的感情是隐意识的，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就李璟这一首词而言，写思妇的感情写得最好的地方是“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两句，那是不错的；但如果从它所传达的感发生命而言，给人最强烈的感动的却是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西方的新批评学派注重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形象和文字的质地，以文字的质地而言，这第一句如果改为“荷瓣凋零荷叶残”，意思完全一样，但效果就大不相同了。而所谓“言外之意”是要靠文字传达的：“菡萏”出于《尔雅》，这个词比较古雅；“翠”字可以使人想到珠翠、翡翠；还有“香”字所表现的馨香和芬芳——它们都能给人一种珍贵、美好的感觉。而这些美好的东西却结合了“销”和“残”两个动词，于是就造成了一种效果——传达了世间美好的东西同归于消逝和残破的短暂无常的悲慨！这头一句还只是菡萏和翠叶本身的消逝，而“西风愁起绿波间”则是说这美好而短暂之生命的整个生存环境，是如此的凄凉和动荡不安！就作者而言，“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可以说是南唐中主李璟写这首思妇怀念征人之词时的显意识；而当时南唐这样一个小国，进不可以攻，退不可以守，朝不保夕，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则是南唐中主的隐意识。他的这种隐意识无意之中流露在写思妇的这首小词中，这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与这首词中所写的思妇的悲慨暗中有相合之处。王国维正是掌握了这一感发的生命的本质，所以说那开头两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且敢十分肯定地以“解人”自居。
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北宋晏殊《蝶恋花》词里的两句。这首词本来也是写相思离别的，但是其中这两句却使王国维产生了成大事业大学问之第一种境界的联想。叔本华认为，每个人都跳不出意欲的圈子，不过每个人目光的广狭和远近都不相同。一般人为庸俗浅薄的东西所吸引，而成大事业的人则意愿远大。所以，一个人要追求更高远的理想，就一定要先打破眼前五光十色的繁华世界，经过一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阶段，才能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目光。于是，王国维就从这种感发的作用看出了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柳永《蝶恋花》词里的两句。柳永的词原来是写男女之情的，但是他这两句也能给人一种联想，使人想到人类为追求理想而殉身不悔的精神。衣带宽松了，表示一个人憔悴消瘦。但是他说，“为了我所爱的那个人，我不后悔。她是值得我为她而憔悴消瘦的”。这种激情，也与我国传统诗歌里的一种感情相合，那就是屈原《离骚》里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王国维把它列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二个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里的句子。现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总想一下子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充其量只能得到眼前小小的名利。要知道，坚持不悔，而且耐得寂寞，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三个境界。
王国维从这些小词里看到成大事业大学问的境界，这是一种“兴”的联想，但这种联想与原词的主题显然不同。所以他在列举了这三种境界之后说，如果真的这样来解释这些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种体会完全是他个人的联想。
再看第三则词话，李后主有一首《相见欢》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几句表面上是写林花的凋零，但实际上是表现了生命的短暂无常。而在这短暂无常的生命之中还有那么多的折磨与痛苦：“朝来寒雨晚来风”，这样的悲哀是一切有生之物都有的。王国维所谓“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并不是把后主比作释迦和基督，而是一种借喻的说法。因为后主词中所表现的虽然只是他自己的悲哀，但却包举了所有人类的悲哀。王国维的这种“兴”的联想与前边所说的那两种又有不同。在这里，他所感受的是后主词中那种感发力量的强大。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我们说过，好词一定会使读者有言外的联想。用什么方式来理解词的言外的联想？我认为主要有张惠言和王国维的两种不同的说词方式。张惠言说作者一定有这样的用心，是由语码产生联想，内容是传统的以政教为比兴之说的方式；王国维说作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用心，但是我可以有这样的联想，是由感发的“兴”引起联想，内容是一种以哲理为主的方式。
80年代初我开始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共同撰写《灵谿词说》的合作。当我写到《论周邦彦词》一篇时，我对于周邦彦的词所表现的一种特殊风格提出了“赋笔为词”的说法。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谈到自五代北宋以来，词的内容与风格虽然有多方面的表现，也不乏创新的开拓，比如苏轼在内容方面的开拓和柳永在形式方面的开拓，都有着极可注意的成就；但我以为他们在本质上仍有着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直接的感发为作品中的主要质素。而周邦彦词的出现，特别是他的一些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转变，那就是一种以思索安排来写作的新的质素的出现。这种写作质素的改变，为词的写作开拓出了一种新途径，对于后来的南宋各家词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南宋词与北宋词的两种不同的品质与风格，我在文章中把这种新途径叫作“赋笔为词”。既然写作质素有了转变，那么评赏的途径和标准当然就也不得不随着转变。许多欣赏北宋词而鄙薄南宋词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写作质素的转变，没有清楚的认知，还是以评赏北宋词的眼光来评赏南宋词的缘故。张惠言之所以把五代宋初的那些令词都视为有比兴之意的附会之说，以及王国维不喜欢南宋词的偏见，事实上都是由于他们对词的写作中这两种不同的质素，没有能够加以区分的缘故。我提出这种说法后，首先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肯定，后来程千帆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也称赞这种说法解决了词学中许多困惑的问题。
《论周邦彦词》一文写于1985年，从1986年开始，我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为他们写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当他们来邀稿时，特别说到当时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为什么大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但我的努力也并未能挽回《文学遗产》的颓势，所以在写了十五篇以后，就停止了。这时又有人向我建议，把这些《随笔》中的零星见解改写成一个长篇的专论。
1988年我在《随笔》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对中国整体词学做了一次通观的梳理。我把唐五代两宋词在发展演进中所形成的几种不同词风的作品，结合对历代词学家词学理论的探讨略加归纳，划分出了三个阶段，正式提出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说法。歌辞之词流入士大夫手中之初，他们的意识中原来并没有要借之来抒写自己情志的用心，他们只是为流行的音乐填写歌词，可以说完全脱离了伦理政教的约束，这对于中国诗学的传统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一般来说，这一类作品往往不免流于浅俗柔靡。但其中一些好的作品，却形成了一种可以显示作者心灵中深隐的本质，而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微妙作用，这可以说是五代及北宋初期小词的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美感特质。其形成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由于词在形式上，本来就有一种伴随着音乐节奏而变化的长短错综的特殊美感，适合表达那种深隐幽微的情思；其二是由于词的内容是以叙写美女和爱情为主，自然形成了一种婉约纤柔的女性品质；其三是由于中国文学传统中本来就有以美女爱情为托喻的传统，所以凡是叙写美女和爱情的辞语，常常容易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其四是由于词的写作落入士大夫手中，他们在以游戏笔墨填写歌词时，无意中流露了作者自己性情学养所融聚的一种心灵本质，这可以说是歌辞之词在流入诗人文士手中以后第一阶段的特殊美感。
由于这些诗人文士早已习惯了诗学传统的言志抒情的写作方式，他们对词的写作也逐渐由歌辞转入了言志抒情的诗化阶段。诗化之词写得不好的作品容易流于浮率叫嚣。苏轼、辛弃疾是诗化之词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为小词的写作开拓出一片广阔而高远的新天地。夏敬观说苏轼的词“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陈廷焯说辛弃疾的词是“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虽然属于豪放之词，但仍然具有曲折含蕴之美。像苏轼的《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辛弃疾的《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都是诗化之词的成功之作的例证，就是说词在演进到第二阶段诗化之词以后，仍然保持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
周邦彦《清真集》的出现，使用赋笔为词，以铺陈勾勒的思力安排取胜，使得词的写作进入了赋化之词阶段。特别是他的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改变，就是以思力安排为写作动力这一新的质素的出现。赋化之词写得不好，常常流于形式堆砌而内容空洞，而成功的优秀作品则往往在勾勒中见浑厚，隐曲中见深思，在思力安排之中蕴涵深隐之意。只要读者找到欣赏这一类词的途径，从思力入手去追寻，自然也可以获得它蕴涵于内的一种深思隐意。像周邦彦的《兰陵王》（柳阴直）、《渡江云》（晴岚低楚甸）都是赋化之词中的成功之作。这些词可以说在词演进到第三阶段赋化之词以后，仍然保留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
我认为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的是：歌辞之词的出现是对于诗学中言志的传统以及伦理教化观念的一种突破；而赋化之词的出现则是对诗学传统中以兴发感动为主要写作方式的一种突破。至于诗化之词，表面看来虽然似乎是对诗学传统的一种回归，但是词体与诗体的形式不同，诗是齐言体式，直接抒写长篇歌行，可以用气势取胜；而词是长短句的体式，如果全用直接抒写，就可能因为失去了齐言的气势，而流于叫嚣了。这也正是长调慢词不得不改用赋笔为之的缘故。苏轼、辛弃疾是诗化之词中写得最好的，那是因为这两个词人在本质上有着沉厚超拔而不致流于叫嚣的一种质素，当然就不需要借赋笔为之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这三类不同的词风，它们的得失利弊各不相同，但是如果综合来看，我们却不难发现它们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三类词中好的作品都是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
在写成这篇文稿后不久，1990年我又应邀在美国缅因州参加了北美首次国际词学会议。在这次会议我提交了《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这篇论文，对我以前论王氏之“境界”说的一些论点做了修改和补充，提出了王氏之不能欣赏南宋词，乃是因为他对于词体中以赋笔为词的这种新途径的特质未能有所认知的缘故。记得当时一同开会的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教授对我的说法很感兴趣，他说“赋化之词”的说法还没有听说过，但这种提法确实解答了词学中的许多问题。在这篇论文中我还提出，无论是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还是赋化之词，都要以其中含有一种深隐幽微之质素才能称为佳作。不过当时我对于词这种文学体式形成这种美感特质的原因，还未能做深入的讨论。
1992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在这篇文稿中，我就女性形象、女性语言以及男性作者在女性叙写中无意流露出来的双性心态，探讨了花间词所形成的一种美学特质。我以为花间词具含了一种不同于诗歌的、不属于作者显意识的活动，而完全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语言传达出的深微幽隐的意蕴。这种意蕴特别富于引起人产生言外联想的潜能，这种潜能使得花间词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我引用了西方的多种文论，对于词这种文学体式所形成的这种美感特质的基本原因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我以为《花间集》中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容易引起人产生托喻之想，是由于一种双重性别的因素。张惠言的比兴寄托之说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这种双重性别的质素，确实具有使读者产生一些联想的可能性。
“双重性别”是说这些写女子相思怨别的感情的小词，现实中的作者是男子，是男子来写女子失意的感情。当他写这个女子没有找到一个爱她的人的时候，无意之中把他自己在官场上的失意，把他自己得不到人的认识和欣赏的某一种潜在的感情给流露出来了。这是小词之所以形成了以要眇深微为美的美感特质的一个要素。
只不过小词中的双重性别这一质素，与过去传统诗歌中的男子作闺音的有心喻托之作，实在有极大之差别。我在该文中还引用了法国女学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说法，指出诗歌语言中的两种作用，一种被克氏称为“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另一种被称为“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中国传统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比兴之说是属于前一种作用，而小词中的双重性别则是由其叙写的口吻及语言符号与显微结构等因素而使人产生托喻之想，是属于后一种的作用。前者是受拘限的、被指定的，而后者则是自由的、不断在生发变动之中的。这一种说法，当然也是前人词说所未曾指出的。
以上各篇文稿，反映了我对词学中之困惑的一段长期探索的路程。我对词学中的困惑之形成以及词的美感特质之形成的种种因果关联，其间一些微妙的质素，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但似乎仍然没有一个总体的归结。我觉得还有两点应该加以说明的：一是词体中的要眇幽微之美，它的本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质素；二是这种难言的美感，既不能用张惠言的说法拘狭地指为比兴，也不能用王国维的说法含混地称为境界，那么这种美感特质究竟应叫做什么呢？
1993年我又写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文稿，对以上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两点说法。一是对词体中之要眇幽微之美的基本质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不仅晚唐五代与北宋的令词之佳作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质素的一种美，就连苏、辛一派之所谓豪放词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赋化之笔所写的咏物之词的佳作，基本上也都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的质素。二是张惠言所提的比兴之说与王国维所提的境界之说，对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都不能加以涵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传统说诗的论述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术语来加以说明的缘故。
我认为由《花间集》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词在演进的历史中，发生过几次重大的转变：一是柳永的长调慢词的叙写，对花间派令词的语言造成了一大改变；二是苏轼的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内容造成了一大改变；三是周邦彦的有心勾勒安排的赋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自然无意的写作方式造成了一大改变。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三次重大的改变无疑是对花间词原来的语言、内容、写作方式的层层背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词的演进发展中，无论是柳词一派的作品、苏词一派的作品，还是周词一派的作品，凡是其中被认为好的作品，大多都是仍然含有一种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词的演进中，虽然写作的语言、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由“花间”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一期待视野与衡量标准，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认知背景下，我从花间词以来艳词发展的历史，透过对朱彝尊的爱情词所做的考查，发现他的《静志居琴趣》所收的爱情词，写得朴质深厚，别有吞吐不尽之意，在艺术上完全暗合于自“花间”以来所形成的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为美的美感特质。
可是当我对《静志居琴趣》中的词再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些词的言外之情思，却与早期令词所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因素有所不同。早期令词之所以引人生言外之想，往往是由于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果然有某种深隐的情意——如双重性别、双重语境、忧患意识或品格修养等种种附加的质素——渗入了艳词的叙写之中的缘故。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只是写爱情，没有其他质素在里边，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词具含了无限情思于言外的美感特质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以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朱彝尊的评价很有参考价值，他说“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辞，故为隐语，所以味厚”。从陈廷焯这段话我们推论，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之所以有深厚不尽的情思，是因为其中有一种“难言之处”，而朱彝尊的难言之处是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确有所指”，而不是一般士大夫写给歌伎唱的艳曲，他写的是现实中确有，但却不为现实所接受的一段私恋之情。由此看来，朱彝尊的爱情词虽然没有早期令词那些作者潜意识中的双性心态、忧患意识等等附加质素，但是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受到一种深微幽隐的意境，是因为他所写的爱情对象不同的缘故。从这里我就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正是这种不为社会伦理所容的感情的难言之处，反而形成了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
如果进一步反思，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发现，那就是词之所以形成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种美感特质，原来就是因为在早期令词的发展中，有些作者曾经把他们自己内心中的某一点难言之处，无意中写进了小词的缘故。例如温庭筠仕宦不如意的失志之悲；冯延巳深感国势岌危而不能挽救的烦乱之情；南宋辛弃疾壮志难酬的苍凉沉郁之怀——凡此种种，如果从广义来说，实在都可以说是一种难言之处。如果按照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说法——词的特质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然后才能使词表现为一种“低徊要眇”的美感特质——来看，虽然朱彝尊所“难言”的，与贤人君子们“幽约怨悱”的志意有所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很有相近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同是处于外界的强势压力之下，不得不把自己的情思以委婉的姿态表达出来，但内心在约束收敛中还有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自身品格的操守。如果从这种基本相通的一点来看，我觉得可以对词的美感特质归纳出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共性，我姑且称之为“弱德之美”。这样，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凡是被词评家们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特质原来都是属于这种弱德之美。
1998年初，我为一位古农学家石声汉先生的词集《荔尾词存》写了一篇序言，对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这一词的美感特质又有所发挥。
石声汉教授是一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平生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中完成的。他以深厚的古典学养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平凡的词作，他的不平凡之处，在于生而就具有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属于词人的心性。当我读到石声汉先生以“忧谗畏讥”为题目来叙写他自己写词的经历和体会时，油然产生一种共鸣。我以为石声汉先生所提出的“忧”、“畏”之感，与我提出的“弱德之美”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都是在外界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一种品质。我实在没有料到，石声汉先生以一个非诗词专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竟然能以他所禀赋的词人之心，如此敏锐地以他自己的直观体验，轻易地掌握了词的美感的最基本的特质。
“忧谗畏讥”这四个字出于宋代范仲淹的一篇名作《岳阳楼记》。范仲淹所叙写“忧谗畏讥”的心态，正是一位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才人志士的“忧”、“畏”。所以“忧谗畏讥”这四个字所蕴涵的，实在不仅是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弱者的感情心态，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之中还有着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的操守。其形虽“弱”，但却内含着“德”的操守。这正是我之所以把词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的缘故。石声汉先生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词作，我在本书第八章有专题叙述，大家可以参看。
总之，我把词体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弱”是指个人在外界强大压力下的处境，而“德”是自己内心的持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
2000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分析了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反思与世变所形成的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
2003年摄于研究所办公室
西蜀南唐的大多数歌辞之词中所蕴涵的幽微要眇、悱恻凄凉的美感特质与事变的阴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五代时也出现了少数诗化之词，如李煜、鹿虔扆。这些诗化之词直抒哀感，变歌辞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更是与破国亡家的巨大的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诗化之词的出现，北宋初期却并未被广大的词人所接受和继承，直到柳永与苏轼二位作者的出现，才使北宋词坛发生了变化。柳永的贡献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写出了大量的长调慢词；苏轼的贡献则是在内容方面的拓展，使得词突破了艳歌的局限，成了可以抒怀写志的新体诗篇。这两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柳永个人在音乐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才能与苏轼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过人禀赋，所以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个人的因素，与世变并无必然的关系。使得柳永、苏轼二家之开拓又重新获得了词之深微幽隐的美感特质的，是由于当时政坛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世变。北宋之世所发生的新旧党争，不仅苏轼的几篇佳作，如其《水龙吟·咏杨花》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其天风海涛之曲中有幽咽怨断之音的一些作品，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来的周邦彦的一些佳作，如其《兰陵王》（柳阴直）及《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寻味之处，也是因为其中隐含有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
真正使得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特质发挥到极致的，是宋代所经历的两次更大的世变。靖康之难——北宋的灭亡，在诗化之词中成就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词人辛弃疾，辛弃疾词的盘旋郁结之气把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德祐景炎之变——南宋的灭亡，在赋化之词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历亡国之痛的王沂孙等一批咏物的词人，这些咏物词的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则把铺陈勾勒的赋化之词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总之，词的美感特质自唐五代的歌辞之词开始形成，历经北宋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拓展，随着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形成及演进，终于在南宋时先后形成了各自独具的美感特质。后来的元、明、清几代，虽然也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成就，但究其美感之特质，则很少有超出于以上所说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三类以外之开创。不过，尽管词演进到南宋末期，就已在创作方面完成了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但后世评词的词学家们却对此一直没有清楚明白的反思和认知。直到清代常州词学派的词学家周济，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把词的写作与世变结合起来，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在词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非常巧合的是，周济的“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提出不久，清朝就发生了巨大的世变，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事件相继发生——词这一文学体式在经历了明代的衰落以后，又迎来了清代的中兴。
前面所谈的是我多年来思索和探讨的结果，可以说我对中国词体的特殊的美学品质的形成与演进，已经做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说明。我觉得在词学理论中还有两点有待于补充和完成：一是关于弱德之美的特质，我在《朱彝尊》一文中说得仍不够详细，还有待于补充；二是我过去所做的研讨，大多以男性词人的作品为主，至于女性词人的作品，我觉得其美感特质的发展又是另一途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有对女性词作进行探讨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动笔。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双眼长了白内障，读书和写作已经感到不方便；二是我在南开已经有了正式的研究生，每年在南开这半年除了上课，还要看学生的论文和许多文稿，另外半年也常常被各地邀请讲学，经常在旅途奔波之中，使得女性词这个研究计划一直未能开始。近年来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对女性词的研究。
关于女性词的研究，我选择了以《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为题目来展开讨论。“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是我要探讨的主题，“性别与文化”是我立论的依据，这是受西方近年来文学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探讨角度。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来自于以男性为主的士文化的影响。在文学评赏中，也一贯是以男性文化为主流，对诗歌衡量当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作品中襟抱志意的高下大小为优劣的衡量标准。从这方面来说，女性一向处于劣势地位。女性不仅在创作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在评价方面也是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的。我搞了数十年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我的写作和讲授一向都是以男性作品为主。这自然因为人类之历史不分古今中外都是由男性所创造和写成的。文学史以男性作品为主体，自然也是必然的结果。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历史为什么要称为history而不能称为herstory的问题。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可笑，但却是人类历史文化上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诗歌的评赏，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文化为主的品评标准。在以士人为主的文化中，诗歌一向有着以表达襟怀志意为主的“言志”传统，而千古以来那些被压抑的女子，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李白大笑出门、寻仙五岳的豪情和远想？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伟愿和深衷？所以在诗歌之传统中，妇女之作自然就一直处在了弱势之地位。
近年来我阅读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与性别文化的文章，我才逐渐省悟到过去一贯以男性为主流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女性词作是多么不公正的一件事。如果不能透过性别与文化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女性词作妄加评说同样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想为女性词作的美感特质及其演进做出一种理论的说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何况五代两宋的女性作品之少，与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之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要举出女性词作为例证，加以具体的研赏讨论时，如何在这样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来选择去取，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不得已我只好把女性词大概归纳为六大类别：一是歌伎之词，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曲中的无名氏之作，也包括了两宋的具名之作；二是本无意于写作的寻常妇女，只不过偶因一些重大事件之遭遇，就以当时习见易知的文学体式，写下了自己不便言说的情感和经历之作；三是两宋良家妇女的有心用意于词的写作，而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代表作；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女性之作；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时代前后的女性代表之作；六是现当代的女性之作。这是我的研究大纲，具体的选择，还有待斟酌，所以没有列举名氏。到目前已经研究到晚明时期，陆续已经写出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五、关于《迦陵文集》和《叶嘉莹作品集》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本一套的《迦陵文集》。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收辑更广的一套二十四本的《叶嘉莹作品集》。本来，我并不是一个热心为自己的作品编印什么文集的人，我对于古典诗词虽说情有独钟，偶然读书有得，常常写一些论说诗词的文字，但我对于事务却不善于打理，向来是把文稿发表以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从来并没有想要整理成为一系列文集的念头。但近年来却在海峡两岸连续出版了两套文集，这实在是由于偶然的因缘。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一套《迦陵文集》，实在是有着一段五十年以上的因缘，它缘起于40年代初我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时遇到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40年代末以后，我流寓海外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我虽然没有再见到我最想见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但是我联系上了我的老师的两个女儿，之惠师姐和之京师妹，并且一起开始了向当年辅仁大学的师友们搜辑我老师遗作的工作。谁知就是由于我跟之京的联系，就留下了后来出版我的《迦陵文集》的因缘。在之京任教的河北大学中文系，有两位当年听过顾先生课的同事，就是谢国捷先生和谢景林先生。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谢国捷先生听了我的课，回到河北大学就跟谢景林先生讲了我的情况。1981年我再回到南开讲课时，谢景林先生就通过之京的介绍到天津来看我，不仅听了我的讲课，还提出了采访我的要求。谢先生这个人很诚恳，我真的很感动，就答应了他。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谢先生跟唐山大学的赵玉林先生合作，写出了题为《明月东天》的文稿，发表在《报告文学》上。90年代初期，谢先生调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我们偶尔有机会见面，他多次表示，把顾先生和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愿望。接着他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来在两岸三地出版的书集中编成一个系列的出版计划。因为这件事牵涉的问题很多，我就迟迟没敢答应。1996年春天我到台湾、香港两地讲学后，又一次回到南开，谢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个校友，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听说谢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文集，希望能够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谢先生在电话里盛赞王亚民先生在出版事业方面的眼光和气魄，我就同意了跟王先生见面。不久，谢先生就陪着王先生来到了南开。果然，王亚民先生办事非常果断，当天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约，而且不到一年就把十本书都出齐了。回想这一切，都是出于我跟顾先生念书的一段历史渊源，我就请顾之京辑录了顾先生的书法作为书名题签而题名为《迦陵文集》，表示我对老师的教诲之恩的感念不忘。这距离顾先生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做笔名去发表的年代，已经有五十四年之久了。
至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则有着另一段因缘。如果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缘是来自于由我的老师所衍生的一份师生情谊，那么台湾出版《叶嘉莹作品集》的因缘则是来自于由我的学生们所衍生的另一份师生情谊。从1954年开始，我就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教书，直到1969年转赴加拿大，前后有十五年之久。我在台湾先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和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们有着一些因缘的关系，他们有的为我抄稿校稿，有的为我联系出版，有的为我整理录音，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时向我约稿，促使我不得不经常写作，才得以积稿而成书。像台湾大学的柯庆明教授，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员林玫仪教授，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淡江大学校友陈国安同学，都为我的一些书的出版尽过不少心力。
桂冠图书公司的发行人赖阿胜先生是由台湾大学的吴宏一教授介绍的。宏一在60年代初期上过我的诗选课，那时我住在信义路靠近新生南路的一条巷子里。每次我乘坐新生南路的公车往返于台大与信义路之间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他，他总是把座位让给我，然后就站在我的座位面前，很少讲话。但他在班上成绩极好，旧诗和新诗都写得很出色，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1966年我去了美国访问讲学，1968年返回台湾时，他已经考上了台大中文系的研究所，正在郑骞先生的指导之下写《常州派词学研究》的论文。那时我与郑骞先生共用一间研究室，所以与宏一经常有见面谈话的机会，不久我就转去加拿大U.B.C.大学任教了。1974年因为我到大陆探亲，被台湾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此后，我不敢再回台湾，有些在台的亲友也不敢再和我通信，而宏一不仅仍然与我继续通信，还在1986年趁着到美国去访问的机会，亲自到温哥华来探望过我。那一年温哥华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宏一是借着参观博览会的名义来的。但他到了加拿大以后根本没去过一次博览会，也没有会见过其他友人，他是专程来看望我的。多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宏一提到当时的心情时，说起他那次决心来看我，是因为怕再也见不到我了，说到这，他突然失声哽咽。这一份师生之谊，使我非常感动。
80年代中吴宏一（左）来温哥华，摄于家中院内
台湾开放以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教授，首先在1989年冬天请我回台湾短期讲学，1990年到1991年间又请我回去客座讲学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宏一介绍我与桂冠图书公司的赖先生见了面，提议把我近年在大陆出版而没在台湾出版的书，由桂冠公司在台出版。从此我与赖先生有了联系。桂冠图书公司此后曾先后出版过我的六本书。及至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迦陵文集》以后，正好我到台湾淡江大学去讲学，因为台湾有我从前教过的很多学生，我就带了几套回去送给他们。赖先生听说我回来了，就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看见了这套《迦陵文集》，就说想在以前所出过的那几本书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我离开台湾以后，就由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一直代替我与赖先生联系出书的事情。所以我说大陆出版我的文集，是由于我的老师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而台湾出版我的作品集，是由于我的学生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这一切都是使我极为感念的。
六、关于唐宋词系列讲座
1987年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是当时的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马英林学长促成的。可以说没有马英林学长对我的敦促和鼓励，就没有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的产生。
1986年这一年我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4月，主要是为了去四川大学跟缪钺先生商讨我们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的定稿及出版的事。路过北京时，我的同门学姐杨敏如教授邀请我到北师大讲了一次五代北宋令词的欣赏，马英林学长也不辞劳苦地跑来听讲。听完我的课马英林学长说：“讲得太好了！可是只给这两三只小猫讲太可惜，我要给你办一个大规模的讲座，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讲课。”起初马英林学长提出让我在10月份辅仁大学校友会聚会时给校友讲一次，我想作为校友，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就答应了。第二次回国是在8月份，因为我在8月以后向U.B.C.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事先已答应了到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及湘潭大学等几所大学去讲学。我到了北京以后，又有中华诗词学会的周一萍先生来访，邀请我参加9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的座谈会，也提出要我在会上作一次讲演。说来还有个笑话，原来我4月间在四川大学访问时，有一天川大外事处通知我北京有一位周先生来访。这位周一萍先生是国防科工委的，那天来时好像还带着一个卫士。我们并不认识，我请他坐下以后就去泡茶，等我泡好茶他就问，叶先生呢？我说我就是。原来他把我当成叶先生的夫人了。那时因为我讲学的日程已经排定，很难再做安排，就让诗词学会与辅大校友会联系，或许可以把这两次讲演合为一次。
80年代中与辅仁校友王光美（右二）、刘乃和（左二）等人，右一为叶嘉莹
随后我就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讲课，9月底又赶回天津南开大学讲课，10月上旬我利用一个周末到北京参加了辅仁大学校友聚会。因为时间太紧，这一次没有安排讲演。马英林学长说那就等春节假期回北京时多讲几次吧。我说可以讲四至五次，但不能再多。后来又有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加入了这一讲座的筹办工作。马英林学长与我联系，跟我说想把这个讲座搞成系列，对唐五代及两宋词作一个系统介绍，要借用国家教委大礼堂做讲演场地，还要向各报纸发消息。一开始我不同意搞成这样的规模：一是我担心自己的学识能力不足；二是担心时间上也不好安排；三是因为我从小接受过“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古训，不喜欢过分的铺排。但是马英林学长是一个坚强执著的人，对古典诗词特别热爱，他以中文系前辈校友的关系，多次以弘扬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我答应。就是这一点共同的理想和爱好，我最后被他说服答应了下来。于是我本来答应给校友会作的一次讲演，就逐渐扩大成了四个单位参加主办的系列讲座。
1987年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时，接受各报刊记者访问
1987年2月3日，阴历正月初六，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正式开始，由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个单位联合主办。基本上隔一天一讲，一共讲了十次，每次大约三个小时，一直到2月下旬结束。讲座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听，还有一些记者来采访。听众包含了社会上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士，上至六七十岁的老诗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我当年在辅仁大学的一些老校友史树青学长、刘乃和学长、刘在昭学长也都来了。这中间还有我40年代在北平教过的学生，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带着我当年给她们纪念册上写的留言来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动荡，学生们把我的留言一直保留到现在，说来真是让我感动。但是这一次讲座只讲到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南宋的词人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没有讲到。
后来辅仁大学沈阳校友会的赵钟玉学长又请我去沈阳接着讲南宋词。本来我这一年休假回国讲学的活动早已经排定，南开的讲学结束后，我还要去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讲学，实在无法安排。可是赵钟玉学长锲而不舍，先后五次专程来京、津两地邀请我，最后又请马英林学长一起来劝我。他们主张一定要把南宋词讲完，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我再一次被他们说服，不得不分别写信给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请求他们的谅解，把原订的讲课取消。6月下旬我结束了四川大学的讲学以后，从成都直接飞沈阳继续讲南宋词。
可是一到沈阳，我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大难题：我来沈的目的是为了续讲南宋词，可是沈阳的听众已经不是北京的那些听众了，而且南宋词又一向以深晦著称，如果对全无准备的听众，一开始就讲述这些深晦的南宋词，恐怕他们难以接受。还得从五代北宋词讲起。可是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已经讲过，所以在取舍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同时又有编辑北京讲座录像的许宪同志从北京带着录像来让我审查。于是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紧张工作：每天上午早饭后就开始审查录像，直到中午；吃过午饭后，下午又去讲课；晚饭后又开始审查录像，常常到晚上十点半才停止。此外我还要利用这些紧张工作的空隙，例如在餐厅等候饭菜的时候或者在晚上睡觉之前，抓紧时间审读已整理出来的北京讲座的录音稿。在沈阳讲学期间，又有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的饶浩学长坚持邀请我去大连给他们讲。当时我所讲的南宋词，还有最后一家王沂孙未讲，于是又在7月初转往大连接着讲了王沂孙的咏物词。而大连又是另一批新的听众，王沂孙又是一向以晦涩著称最难讲的一位作者，这种情况确实给我增加了不少困难。为了使听众比较容易接受，我不得不对咏物词的渊源又作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宋词十七讲》的讲稿中王沂孙所占的篇幅最多的缘故。就这样，1987年这一年，在以马英林学长为首的几位热心的辅仁校友的安排下，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沈阳、大连三地断续完成了。我在大连除讲课外，还要同时审查在北京、沈阳两地讲课的录像，更要继续审查北京、沈阳、大连三地陆续整理出来的讲稿，因此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这些整理出来的讲稿，就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的底稿。
在这一路的行程中，马英林学长和他的夫人尹洁英大姐一直陪在左右照顾我。当时我有点轻微的咳嗽而且有时痰中带有血丝，每到一地，他们夫妇都安排我去看病治疗，只是马英林学长却没有要把讲座停下来的打算。碰巧我也是一个工作狂，一旦承担起一项工作，决不愿意半途而废。我觉得马英林学长对于这次讲座的安排，确实是出于弘扬中国古典诗词的愿望，这也正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我当然也就不辞劳苦了。现在，这一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早已编辑成书，书名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由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后来又被河北教育出版社收进了我的《迦陵文集》。马英林学长对我讲课的能力的信心，以及他办事的热诚和魄力，他对于工作不辞劳苦、无私忘我的精神一直使我深受感动。
《唐宋词十七讲》的最后成书，要感谢那些为我整理讲稿的各位朋友，那就是北京的李宏先生，沈阳的李俊山和王春雨先生，还有大连的张高宽先生。我的一位从中学到大学多年的同学好友刘在昭学长对全部讲稿做了最后的通审。虽然我对各位友人心怀感谢之心，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仍然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我的女儿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因为我去探望女儿一家时，随身带了一部分正在审阅中的讲稿，当时他们家中住着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见到这些讲稿就借去看。我原来以为她是一个学理工的学生，对唐宋词不一定感兴趣，谁知她真的看进去了，还介绍给另外一些中国留学生看。到我临走的前一夜，她们竟然看了一个通宵。本来我女儿家也有我写的几本关于诗词的书，可是她说：那些书写得文白相杂，过于理论化，除非是专门研究古典诗词的人，一般读者没有很大兴趣；可是这些讲座面对的是普通的听众，用的都是口语，解说得也比较生动，这本书印出来以后，肯定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我女儿的这些见解，无疑使我对于《唐宋词十七讲》的出版增加了信心。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不辞辛苦，承担唐宋词系列讲座这一繁重的任务，除了我对古典诗歌的一份深厚的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1979年我开始回国教书以来，我的内心逐渐产生了一种要对古典诗歌尽到传承责任的使命感。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这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到我的头上；但是杜甫说过“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似乎也正是有这样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就像我自己的诗中所写的“构厦多才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正是由于我有这样一份真诚的感情，使得我不仅接受了这次讲座的邀请，而且在讲授时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一些关怀我的友人，听过我的讲课后，常常劝告我不要讲得声音太大，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只要一讲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投入到古典诗词的境界之中，把朋友的叮嘱全忘了。如果看看我那时讲课的录像，就会发现我在讲课中常常有轻微的咳嗽，可是我讲课的语调却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的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第八章 良师益友
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和朋友，他们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影响我后半生的前辈——李霁野先生
李霁野先生是属于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1941年我考入北平的辅仁大学时，李霁野先生正在辅仁大学西语系教书。我虽然早就读过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等小说，但从来也没想到要去拜望这一位前辈教授，直到1948年春天我因结婚离开北平时，与李霁野先生也没有见过面。而谁料到相隔三十年后，李霁野先生竟然成了影响我后半生教学生涯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当我到台湾后，顾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让我去看望李霁野先生。我是1949年3月才有机会到台湾大学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这次与李霁野先生见面以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等到我再次见到李先生，已经是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的事情了，那时距离我于1949年在台大与李霁野先生初见，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
自从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为全家生计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不得不担任了一班必须用英语教学的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程。每当我必须用我笨拙的英语来解说我所深爱的那些中国诗词时，就感到极大的痛苦。那时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连给大陆亲友通一封信都不敢，当然更不敢奢望回国去教书了。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邦交，我立即就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才在去国离家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重返故乡，与祖国和家人建立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1979年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书。就在这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文革”后复出，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当时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从台北一别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告知了我已被国家批准回国教书的事。李霁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北大还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开在“文革”的冲击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开教书。李霁野先生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霁野先生的邀请。于是就在结束了北大的课程以后，来到了南开。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专家楼，就安排我住进了天津饭店。我原来打算安顿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第二天一早南开就告诉我李霁野先生马上就要来看我了。那年李霁野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比起三十年前我们台北初见时当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热情依旧，一见面就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在南开的讲课时间与往返交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80年代在天津拜望李霁野夫妇，中立者为叶嘉莹
接着李霁野先生就向我问起台北一些老友的情况。我告诉李先生当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同聚首的友人中，许世瑛先生已经在1972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戴君仁先生也已在1978年去世，郑骞先生虽然健在，也已是老态龙钟，行动不便了，只有台静农先生身体健康，精神比李先生还好。
李先生与台先生本是安徽霍邱县叶集镇的同乡。据李先生说，当他们还是婴儿，被分别抱在父母怀中相见时，彼此就已经有了“相视而笑”的情谊了。后来叶集镇创办了明强小学，他们同时从私塾转入了明强小学的第一班。后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同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与鲁迅先生一起办起了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力于外国名著的译介，台静农先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未名社被查封以后，他们同时被捕，一起被关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们两个人不仅有同乡之谊，更有童稚之亲，而且还是患难之友。在讲述这些往事时，我从李先生貌似平静而深蕴激情的语调中，不仅体会了他们友情的深厚，也深深地领会到了他们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当时我曾经写了两首七绝送给李先生，诗是这样写的：
欲把高标拟古松，几经冰雪与霜风。平生不改坚贞意，步履犹强未是翁。
话到当年语有神，未名结社忆前尘。白头不尽沧桑感，台海云天想故人。（《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三、之四）
从此以后我就主动地担任了替李霁野先生与台静农先生这两位老友传递信息的任务。不过我自从1974年回大陆探亲后，就被台湾当局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士，连文稿也被禁止在台湾的书报上刊登，当然无法亲自到台湾去。我只能通过台先生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纯懿和纯行，以及在台湾的学生施淑女，替这两位老人辗转传递书信。其中以施淑女传递的信息最多，直到现在在她手中还保留有李先生的多封信稿，还有几篇她代李霁野先生在台湾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稿手迹。从这些文字看来，李先生实在是一位风格极为淳朴恳挚的性情中人。
李先生不仅写作白话的诗文，同时还写作旧诗。我把前面写的那两首赠诗寄给他以后不久，他就也寄了两首回赠给我的七言绝句，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一度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疑梦游。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外钦。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绕梁音。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李霁野先生的旧体诗。当时我以为李霁野先生只不过因为我是个喜欢旧诗的人，所以特地也写了两首旧诗来送给我。后来我虽然又读过一些李霁野先生写的赠台先生的诗，我仍然想那是因为台先生定居台北以后常写一些旧诗，所以李先生才也写旧诗赠给台先生。直到我因为要写纪念李先生的文章，与李先生的孙女李正虹女士联系时，向她提起了李先生写旧诗的事，才听她告诉我李先生一直都是写旧诗的，现在所保存的旧诗共四集：《乡愁集》收录有自1943年至1948年的各体诗作共一百四十五首；《国瑞集》收录有自1951年至1971年的各体诗作共一百一十四首；《卿云集》收录有自1972年至1992年的各体诗作共三百二十首；此外还有未标年月的《露晴集》收录有五、七绝小诗四十首。加起来，李先生所留存下来的旧体诗作共有六百多首。这使我不禁想起了远在台湾的他的老友台静农先生，他们原来都是倡导新文学而不欲以旧诗示人的新派人物。李先生写的一篇题名为《从童颜到鹤发》的文章中记述，他与台先生二人在青少年时期都具有极强烈的革命新思想，一起参加过许多像“剪辫子”和“砸佛像”之类的活动。这正是为什么他俩在未名社中一个从事于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个从事于新小说的创作的原因。
谁知数十年后，我竟然发现他们二人原来都对写作旧诗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台先生留下的新诗寥寥无几，而他所写的旧诗现在已由香港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编注出版成一册极精美的《台静农诗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诗也不多，据他的家人说只有薄薄的一小册，而旧诗的数量超过新诗有数倍之多。我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旧体诗词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对这种情况有很多感想。从国内这数十年诗歌界的现象来看，旧体诗的诗词学会和诗词刊物，可以说已遍及全国各省市，而新诗的作者和刊物的数量则相差很远。
李霁野在家中
我认为旧诗之所以容易流传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以下两点：一是旧诗有一定的格式和韵律，这种格式和韵律，虽然似乎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但它其实是与中国语言的单音独体的特点，以及呼吸声吻的生理自然韵律，有着密切关系的；二是旧诗注重直接的兴发感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者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出口成章，读者也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声入心通。新诗则不然，新诗如果纯任口语的自然，大白话的叙写就会失去了诗的韵味；所以新诗的叙写，为了避免过于俗白，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使它隐约含蓄。台湾当年之所以出现晦涩的现代诗，大陆前些年之所以出现隐晦的朦胧诗，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个人对于现代诗与朦胧诗的佳作，也都极为欣赏，但这种诗作一是远离大众，二是不易记诵。
所以一般说来，凡是略有旧学修养的人，纵然在思想上属于革命先进之人士，但偶有感发，仍习惯于以旧体诗来表达发抒自己的情怀。不仅李霁野与台静农两位先生是如此，就是他们所追随崇敬的鲁迅先生也是如此的。关于这些新派文人的旧体诗作，其实也是一个大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李先生真可以说诗如其人，真诚无伪而且朴质无华。我们如果按照写作年代顺序读下来，李先生数十年来之生活经历，真可说是历历在目。无论是于国于家于友，甚至所闻所见的任何景物情事，李先生可以说是没有不关怀的。
从1979年我初来南开大学讲学到现在，我在南开大学教书前后已经有三十年之久。如今我不仅有了余生可以托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师友同学，可以一起从事于诗骚李杜的欣赏和研读，人间幸事何过于此！而这一切都源于当年李霁野先生从南开发出的对我热情的邀请，我对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终身不忘的。
二、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端木留学长
天降才生世，翻令厄运遭。一言能贾祸，百劫自难逃。岁晚身初定，桑榆景尚遥。如何偏罹疾，二竖不相饶。
记得津门站，相逢五载前。行囊蒙提挈，风度远周旋。捡册时劳送，论诗善作诠。重来人不见，惆怅惜兹贤。（《端木留学长挽诗二首》）
这是我写的挽端木留学长的两首诗。端木留是辅仁校友，比我高几班，过去并不认识。1986年我在南开大学讲学，有一次到北京去参加校友会，回津时天津校友分会安排几位校友到车站来接我，其中就有端木学长。初次见面，大家免不了寒暄，只有端木学长什么话也不说，过来就帮我拿行李。他好像很不善于应酬，还是经别人介绍，才知道他是国文系的校友，在南大图书馆工作。
我常到图书馆去查书，自从认识了端木留学长，就常打电话烦他帮我借书，他总是在下班时送书来给我，有时候也坐下来谈几句。有一次天津校友会要我作一个讲演，我在讲演中引了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几句诗“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我把“若为容”一句解释作“教我为什么人而化妆呢”。端木学长听了讲演后对我说，“若”字还可能有一个讲法是“如何”的意思，这句可以讲为“教我如何来化妆才是呢”。我觉得他的说法很好，也知道了他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和诠释旧诗的能力。
后来渐渐熟了，就提到他过去的经历，原来他的一生很坎坷！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过书，解放初期参军南下。1955年他因为对“肃反运动”扩大化倾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部队受到了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经被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没了职业，干过泥瓦工，管过食堂和仓库。难得的是，他在谈这些往事时是心平气和，一丁点儿埋怨的口吻也没有，而且觉得学会了泥瓦工，掌握了一种随身的谋生手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1987年我将离开天津的时候，他写了一幅字送给我，于是我又发现他的书法功底也极好。
与天津辅仁大学校友合影，左二为端木留
当1990年我再来南开时，本以为会再见到他，没想到他竟然去世了。端木学长常说他自己身体很好，除得过一次牙病之外，平生连感冒都没得过。他的病来得很突然，据说他发现脑瘤症状时已到晚期，从出现症状到去世只有三个月。天津校友会的程宗明女士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写毕业论文时常常到图书馆去请端木学长帮忙查找资料，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视物不清和头痛的症状，可还是很热心地帮助她。程女士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流了泪。她说：端木学长是个好人，我们不应该让一个这样好的人如此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后来我在天津见到了端木留学长的弟弟端木阳，他对我讲了他哥哥的很多往事。于是我对端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对他的去世也就更感到十分惋惜和悲伤。
端木阳说，他哥哥上中学时文、理、体育兼优，本来是准备学理科的，但由于看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就改学文学了。他同时考上了辅仁和师大两个中文系，两个中文系各有各的名教授，他哪头也舍不得丢下，在选择辅仁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两头跑着上课。在辅仁他每年都得到奖学金，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北京解放时，他正在辅仁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的职业。但他出于青年人爱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和随军记者的职务，去过湘西，还到过朝鲜。他教部队学员写作总是从字词句讲起，力求给学员们打下扎扎实实的语言基础。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他还编了一部成语词典，以深厚的文字功底纠正了时人对一些词语的错误理解。如果就这样下去，他在政治上和事业上本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可是“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运动中，他因坦率地对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提出意见而遭到批判，并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但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和进取心。在煤矿他学会了推独轮车，他的煤总是堆得最多，而且跑得比别人更稳，更快。但他从未说过在这几年中所受的身心摧残。他弟弟只记得有一次提到劳改生活时，他说过两句话，就是《红楼梦》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1963年他劳教期满回到天津。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只有自找出路，去当泥瓦工。他把瓦工技术也当作一门学问来学，经过刻苦钻研，竟一下子就考上了四级瓦工。干瓦工极其辛苦，但是他工作一天之后回家还看书，吃饭时也拿着书，他常说：看着书吃饭比吃肉还香。“文革”时人家把他辞退了，全家人在很长时间里，只靠他妻子在工厂干活的一点点收入生活。不过，他也沾了没有正式工作的光，否则，一定会被单位的红卫兵狠狠批斗，说不定就难以活到今天。后来形势稍微松缓，他又找了一份泥瓦工的工作，由于他干得好，人家就让他去管食堂和仓库。这个系统所属的服装学校知道他文化高，请他去教英文。英文虽然不是他的本行，但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全力而为，他还特意为学生们编写了一本《英语服装词汇》。
端木留年轻时才华横溢，也许就因为他的才气，才惹出了那么多的灾难。但中年后他的傲气全消，和他交往过的人，几乎无不对他的宽厚平和与热心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端木留学长的书法真草隶篆皆精，而且有求必应，至今南开很多地方尚有他的墨迹；但由于人不出名，所以字也不出名。他曾经有志于著述，但苦于工作太忙，一直没能如愿。他平生有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前边提到的成语词典，一部是“文革”时偷偷写的文字学专著《转注论》。这两部书，至今未能出版。
南开中文系的郝世峰先生，中学时曾是端木学长的学生，后来端木学长到南开图书馆工作了好多年，郝世峰竟没有认出他来。直到我有一次无意中和郝先生提到端木留的名字，说他就在南开图书馆，郝先生才大吃一惊，他说，在他读辅仁附中时，端木是语文教师中最受学生欢迎的一位，当时翩翩年少，很英俊，与如今的样子判若两人，所以他绝没想到如此苍老的端木，竟是他当年的翩翩英俊的老师。
我与端木学长交往的时间不到半年。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无所求也无所怨，总是在默默地为别人做事。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不管做自己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工作，他都是那样认真、努力，毫无保留地奉献。这种精神，在当今真是太难得了。
东晋诗人刘琨说过，“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又说，“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我们这个世界人口过剩，但人才并不过剩，对那些有才华的人，应该让他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端木留学长有过人的才华，而一生却遭受了很多挫折苦难，虽然在“文革”以后得到平反，但终于没有能够把才华充分发挥出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遗憾；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损失，是一件应该认真反省的事情。
当我听到端木留学长去世的消息时，震惊之余立即想到两句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程宗明女士也认为，用这两句诗来挽端木学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愿端木留学长的精神永存世间，但愿那种浪费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在我们今后的社会中永远不要再出现！
三、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缪钺先生
我对缪钺先生的景仰，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我从小爱读古典诗词，常常有一种感受，可是自己又说不出来。就像《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说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在这种渺茫的追寻之中，曾经有两本评赏诗词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感动：一本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本就是缪钺先生的《诗词散论》。我开始读《人间词话》，是在上初中以后；而读到《诗词散论》，是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以后。《人间词话》是我在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开启门户的一把钥匙；《诗词散论》是我有了一己的评赏能力后，使我获得了更多的灵感与共鸣。这两本书虽然不尽相同，可是我却感觉它们有着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所写的，都是在多年阅读和写作的体验以后的所谓“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这与一般人的只是引用成说或者以夸陈理论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缪钺先生论王国维的文章，是对王氏的学问有深刻领悟的。他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说“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而且缪钺先生对静安先生自沉深感惋惜。因为我早年就喜欢静安先生的作品，所以当我读到《诗词散论》的时候，常有一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70年代初期，我在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常常引用《诗词散论》中论王国维的说法，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景仰之心。不过自古以来，因为读书而仰慕作者的人，常常未必能有机会与作者见面。像杜甫尊敬宋玉，就曾发出“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慨。辛弃疾仰慕陶渊明，曾有“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的想象。我所仰慕的王国维早已成为古人，而对缪钺先生我也没敢存有能见一面的冀望。
1981年4月，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开会。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先生把我的一篇论杜甫七律的文章提交给了大会。当我接到会议通知时，正是U.B.C.大学期末，本来不易抽出时间来开会，但是因为杜甫一直是我非常敬仰的诗人，我还教过杜甫诗，而且开会的地点又是杜甫草堂，我想在诗圣的故居，跟国内的学人交流学习读杜诗的心得，是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匆匆订了机票，飞往成都开会。当时正是春天，4月的温哥华，繁花似锦，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飞机上我曾口占绝句一首：
平生佳句总相亲，杜老诗篇动鬼神。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一九八一年春自温哥华乘机赴草堂参加杜诗学术会议机上口占》）
当时就是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来到了杜甫草堂。在会议议程上，我忽然间看到缪钺先生的名字，我就问工作人员，哪一位是缪钺先生？他们说一会儿就给你介绍。当有人把我介绍给缪钺先生时，我确知他就是《诗词散论》的作者。我告诉缪钺先生，我早年读过《诗词散论》，对我有很大启发。缪钺先生也告诉我，他也读了国内新出版的我的《迦陵论词丛稿》，我们的看法很接近。他还跟我说，起初他还以为这本书是个男人写的，后来看到讲“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时，才想到可能是个女性。我自己想我写的这种论说文章可能是有点像男人的作品吧。
80年代在成都与缪钺（右）合影
1981年与缪钺（中）、金启华（右）摄于杜甫草堂
当时会议规定，参加会议的国内学者住在草堂，成都本地的学者晚上回家，而外籍学者都要住到锦江宾馆。每天早上有一个交通车，去接本地的学者，顺便到锦江宾馆接我一起去草堂开会。中午大家都不回去，两个人一屋在草堂休息。我的同屋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冀勤女士，而缪钺先生则跟他的孙子缪元朗同住一屋。第一天吃过午饭，我正要休息，缪元朗就来找我说，我爷爷说你们在国外中午都不睡午觉，他让我叫你过去谈话。我当然就去了，那自然是非常愉快的谈话。当天晚上会议开到很晚，真是一整天的会，以缪先生的年龄可说是够累了，而且他最近刚刚做过眼睛的手术。可是第二天一早，缪先生就把昨夜亲手写的几首他早年的诗送给了我。而且以后每天中午饭后都要他孙子邀我去跟我谈诗论词，会议结束前，缪钺先生还作了两首七言律诗送给我：
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岂是蓬山有夙因，神交卅载遽相亲。园中嘉卉忘归日，海上沧波思远人。敢比南丰期正字，何须后世待扬云。莫伤流水韶华逝，善保高情日日新。
先生的褒奖，我真是不敢当，可是先生以知音相许，使我大为感动。
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来开会的人组织了一次旅游。从成都到江油县李白的故居去参观，那里还有李白的衣冠冢。我那时还年轻，只有五十多岁，喜欢旅游，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去。缪先生则因为年岁大了，走路不大方便，而且眼睛视力也不好，就没有参加。我从江油返回成都后，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回温哥华了，我想缪先生对我这么好，我就叫了出租车到川大缪先生宿舍向他告别。我一进门就看到缪先生正伏在桌子上写字。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正在给我写信，说着就把没写完的信给我看。就是在这封信中，缪先生以清朝的一个著名的学者汪容甫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刘端临相知订交的事相比，提出要跟我合作研究，不辜负我们这一番相遇相知，希望留下我们共同写的论词专著。以先生的年辈之尊，学养之崇，而对我有这样诚恳的情意，我真是感激不已。因此，我在回温哥华的飞机上就写了两首七律送给缪先生：
早岁曾耽绝妙文，心仪自此慕斯人。何期瀛海归来日，得沐春风锦水滨。卅载沧桑人纵老，千年兰芷意常亲。新辞旧句皆珠玉，惠我都成一世珍。
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纵然漂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赋呈缪彦威前辈教授七律二章》）
从此以后，我跟缪先生常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拟订了一个研究计划，共同撰写论词专著《灵谿词说》，由四川大学向教育部提出，邀请我到川大讲学以及合作研究的申请。本来我在1981年暑假后有休假一年的机会，不过南开大学和北师大早已安排了我去讲学。所以直到1982年4月中旬，我把南开大学和北师大的课都结束了以后，才来到川大。我来川大时，随身带来的书不多，缪先生总是把他自己的藏书借给我用。除了研究以外，我在川大也教唐宋词，常常在课前课后与先生讨论交换论词的意见。先生治学严肃认真，每次我写好了诗稿、文稿都拿去请他看。回想我半生漂泊，特别是到北美以后，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偶有读书心得无人可谈，遇到问题也无人讨论，常常有陶渊明所说的“欲言无予和”之叹。如今忧患余生，我竟然遇上多年仰慕的前辈学者缪钺先生，而且对我的知赏、爱勉有加，这实在是我平生极大的幸事。以前陶渊明说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我到川大以来，因为与先生一起写作《灵谿词说》，常常与先生讨论商榷，这中间所获得的切磋之益与相知之乐，都是诉说不尽的。《灵谿词说》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为止，共写成论文三十九篇，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灵谿词说》完成后，我写了一首绝句：
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一脉灵水，要共词心证古今。（《〈灵词说〉书成，口占一绝》）
自1981年春缪先生与我在草堂相遇之后，给我写了很多诗，充满了一种欣喜期望的心情。1981年我们相识不久，先生给我写的诗中写道“离合神光照眼新，婆娑冬树又生春。能从西哲探微旨，不与雕龙作后尘”。当我们约定共同撰写《灵谿词说》之后，先生又写诗给我“唐宋及五代，词兴四百年。微旨待探抉，相契写新编。天地本无穷，人生驹隙迁。精英苟有托，永世期能传”。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辞，我自然愧不敢承，但他在诗中对后学晚辈的奖勉，对诗词传统的关怀，所表现的胸襟和眼光，是一般人不能达到的。
缪先生1982年还给我写了一首题为《相逢行》的长篇歌行。全诗将近四百字，里边写了我的家世以及我在患难中不废读书写作的教学生涯，也写了先生与我相逢的欣喜，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草堂三月明春色，鹃花红艳松楠翠。早岁曾耽绝妙文，初逢竟似曾相识。论著精宏四五编，如游佳景入名山。最难所见多相合，宛似蓬莱有胜缘。灵光一接成孤往，庄惠相期非梦想。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凤凰凌风来九天，梧桐高耸龙门颠。百年身世千秋业，莫负相逢人海间。”先生对我的知赏与期望，使我既惭且感无已。
1992年10月，四川大学为缪钺先生举行九十华诞祝寿大会，我在温哥华没能亲自来参加，于是就为先生写了一首诗祝寿：
当时锦水记相逢，蒙许知音倾盖中。公赏端临比容甫，我惭无己慕南丰。词探十载灵境，人颂三千绛帐功。遥祝期颐今日寿，烟波万里意千重。（《贺缪彦威先生九旬初度》）
1994年12月，先生重病住院，当时我正在北京探亲，已经买好了机票，准备去看望先生。后来因为我得了重感冒，家里人都不让我去，我侄子便把机票给退了。我给先生家里打了电话，说好转年4月中旬回国时再去看望。没想到先生竟然在1月中旬去世，没能在先生生前见上一面，令我感愧不已。于是我写了三首诗悼念缪先生：
锦城又见杜鹃红，重到情怀百不同。依旧铮楼书室在，只今何处觅高风。
当时两度约重来，事阻偏教此愿乖。逝者难回悭一面，延陵徐墓有深哀。
曾蒙赏契拟端临，词境灵许共寻。每诵瑶琴流水句，寂寥从此断知音。（《缪彦威先生挽诗三首》）
四、我与赵朴老相交往之二三事
我与赵朴老本不相识。我只是在报刊上偶然读到过他的一些诗词，特别是“四人帮”倒台后，他写的一些自度曲我都看过。只知道他旧学修养很深，古典诗词造诣很高，但是一直没有见过面。1988年夏历5月，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在北京召开大会，我被邀请以顾问的名义出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发言。发言后主持人介绍我与主席台上各位贵宾见面，其中一位就是赵朴老。因为当时一大堆人，我与赵朴老只是握握手，并没有机会讲话。虽然我因为终于得与赵朴老见面而感到高兴，但是并没有期望能与赵朴老有更进一步之交往。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赵朴老竟然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我在北京的老家察院胡同，约我两天以后到广济寺吃素斋。说来凡事都有个巧合：从时间上来说，那天正是我的生日；从地点上来说，四十四年前我曾在这里听过《妙法莲华经》。那是因为我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顾先生常常在课堂上讲到禅宗和佛经的一些话头，我觉得我也应该了解一下佛经，那时广济寺正在讲《妙法莲华经》，我曾经约了我从高中到大学都在一起读书的最熟悉的同学刘在昭到广济寺去听讲。此次见到赵朴老以后，我就告诉他，非常感谢今天邀请我来广济寺，这里是我当年听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而且恰巧今天还是我的生日。赵朴老听了也连说这是因缘，然后他就问我，当年听到《妙法莲华经》后，有什么所得吗？我回答赵朴老：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青年学生，对佛法既没有研究，对宗教也没有信仰，我去听讲，只不过因为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在讲授诗歌时，常常以禅理为喻说，引起了我对于佛法与禅理的好奇；还有就是因为我生于荷月，小名叫荷，所以对一切有关荷花或者莲花的名称和事物都感兴趣。至于听讲《妙法莲华经》所得，到现在还能记得的，只有“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两句偈语，“花开莲现”是说成佛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花落莲成”是说要当你把世上外表的繁华都撇掉了以后，方能成正果。赵朴老听了说，这两句就是佛法入门的真谛。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姓杨的青年，笃信佛法，赵朴老资助他不久就要去日本留学，他听到了赵朴老与我的谈话后，就给我们念了他自己写的两句诗偈“待到功成日，花开九品莲”。那天与赵朴老会面我感触很深，回来以后我就填写了一首小词，前边还写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戊辰荷月初吉，赵朴初先生于广济寺以素斋折简相招。此地适为四十余年前嘉莹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而此日又适值贱辰初度之日。以兹巧合，枨触前尘，因赋此阕。
当年此刹，妙法初聆，有梦尘仍记。风铃微动，细听取、花落菩提真谛。相招一简，唤辽鹤、归来前地。回首处红衣凋尽，点检青房馀几。 因思叶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犹存翠盖，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西风几度，已换了、微尘人世。忽闻道九品莲开，顿觉痴魂惊起。（《瑶华》）
过了几天，我就带着这首小词和我的几本以前出的书回访了赵朴老。这次见面，赵朴老告诉我，从1980年国内出版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以来，已经读过我的好几本书。《迦陵论词丛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原来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邦炎先生就是赵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女士的堂弟，陈邦炎先生早就把我的书送给他了。这也正是为什么赵朴老在与我见一面以后，就邀我到广济寺聚餐的主要原因。那天陈邦织夫人也一同在座，我们谈得很愉快。
又过了一些日子，赵朴老亲自来到我的老家察院胡同，因前次我送给他一首词《瑶华》，他这次则和了一首词送给我，而且亲自抄写成了一纸横幅：
光华照眼，慧业因缘，历多生能记。灵山未散，常在耳、妙法莲华真谛。十方严净，喜初度、来登初地。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 灵台偶托灵，便翼鼓春风，目送秋水。深探细索，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悲欢离合，重叠演、生生世世。听善财偈颂功成，满座圣凡兴起。
注：“灵谿”指我与缪钺先生合撰的《灵谿词说》。
赵朴老在词中对我的称赞，我愧不敢承。但是就词论词，赵朴老这首词用笔深细，用意高远，自是一篇佳作，而且赵朴老还不只是和韵，他是步韵。以前苏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一词是用章质夫原韵，虽然每一韵字都是步和原韵，然而却句句自然工妥，完全看不出步和牵强的痕迹。世人说东坡的和韵远胜于原作，我以为赵朴老的这首和词也远胜我的原作。
从那以后，我与赵朴老就有了一些书信往来。而更使我感动的是，赵朴老来过我的老家以后，看见我家的四合院已成为大杂院，因为很多房子还没有收回来，我住的房子，只不过斗室一间，连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都无法全部打开；赵朴老就跟我说，他可以在北京给我安排一处住房，居室宽敞，便于读书写作。我对赵朴老之盛情，虽然十分感激，但我经常往来海内外，并不能在北京长期居住，如果因为偶尔回来就占用一处住房，不大合适，就婉言辞谢了赵朴老的好意。
不久，我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式退休，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台湾大学以及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先后约我去讲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约我去讲学。这一段时间，我虽然也有时回北京探亲，但因时间紧迫，来去匆匆，除了与赵朴老偶尔打电话问候外，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94年冬，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邀请我写《清词名家论集》，我忙得一个人写不过来，就提出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和陈邦炎先生都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我就利用新加坡大学的寒假返回北京，与陈先生商讨写作事宜，我向陈先生询问赵朴老的情况，打算前往探望。陈先生告诉我赵朴老正在医院休养不大方便，我就没有去。但我请陈先生代我向赵朴老转达一件事，那就是对于幼少年学习古典诗歌的倡导。
因为从80年代中期以后，我多次回国。发现国内年轻人的古典文化水平已经日趋低落，许多人只注重物欲追求，社会风气日下。我想如果能在幼儿园中开设“古诗唱游”的课程，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唱诵古诗，就可以通过教给小孩子诵读和吟咏古诗的训练，来培养和提高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与文化程度。我深信孩子们如果能在童幼年时代诵读吟唱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长大以后不仅能够成为富有爱心，对社会和人类更加关怀的人，而且还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富于联想和直观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格修养。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无论从事任何行业，都将终生受益无穷。我的这个理想，多年来在各地讲述多次，但因人微言轻没有什么效果。我也亲自给孩子们讲过古诗，但只是一两次。我知道这件事情凭我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所以想请赵朴老以他的身份呼吁一下。陈邦炎先生将我的意思转达给赵朴老以后，赵朴老立即就给陈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说：
叶嘉莹教授和您谈的关于古典文学幼年班的意见极好。我往年曾与谷牧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意见大致相同。我想请吾弟代拟一个提议稿，我打算约几位政协委员，如张志公、叶至善等联合提出，尊意如何？我认为此事至关重要，再不着手抓，传统文化将有大损、甚至断绝之虞。请您考虑写一篇文章，敲敲警钟。拜托，拜托。……
朴初十一·六
后来赵朴老就在当年全国政协八届第三次会议提案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当时署名的除赵朴老以外，还有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等，共九人。不过这一提案，扩展了我原来只想在幼儿园内开设“古诗唱游”一科的原意，可能在落实方面涉及问题较多，所以这一提案虽然经教委批文答复，但却终于没能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与天津作协的一位田师善先生合作，编写了一册题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儿童读诗选本，这本书编成以后，我又拜托陈邦炎先生转请赵朴老题签，并附去我为这本书写的两篇序言。赵朴老再次回陈先生信说：
顷发一函，忘将叶嘉莹教授的序文退还，兹寄上，并再题一书签，附请选一张转寄。叶序写得很好，复函时请代致敬意和问候。
“幼年古典学校紧急呼吁”提出后，国家教委回信表示赞同，安徽师大亦来函响应，香港、台湾亦有积极反应。现在问题在于落实。政协会上当再提出。……
朴初拜复
95年6月3日
不久以后，田师善先生与我合编的《与古诗交朋友》一书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还曾应天津电视台之邀，为他们做过几次教儿童学古诗的节目。不过我个人之精力、时间有限，不久以后我就返回了加拿大，而这个节目在我走后不久也就停播了。总之，这些年我一直为提倡从幼少年时代学习古诗词的理想做着不断的努力，每年往返海内外，都在各地多次为成人及儿童讲授古典诗词。一般说来，听讲后之反应都极为热烈。只可惜这些讲演都只出于个别的短期的邀请，当时听众的反应虽然热烈，也不过如同一方池水，偶尔投入了一块石头，泛起了一阵涟漪。而事过境迁，石沉水静，投石之举，就只成了一种无用的徒劳。然而岁月不居，年命如流，我也早已超过了古稀之年。赵朴老也经常有病住院，他所说的“政协会上当再提出”的倡导幼少年学诗的愿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了向国家领导人做一次直接呼吁的想法。1998年秋天，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托国务院侨办直接转呈给了江泽民主席。我原以为江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余，未必会对一封海外华侨的私人信函加以留意，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多年来自己想借着诗词教学以提高国民品质的夙愿，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没想到江泽民主席竟然很快就对我的信函做出了批示，并经李岚清副总理转批给了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只不过当基础教育司打电话到南开大学找我联系时，我已经返回了加拿大。到我1999年秋再次回国，在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期间，才与基础教育司的李连宁司长见面，李司长告诉我说，教育部已请国内专家编撰了一套《古诗词诵读精华》的系列读本，供中小学教学之用，大约不久后就可以印出来了。到2000年秋我再回到国内的时候，被邀参加了以“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会上拿到了这一套新出版的《古诗词诵读精华》。而就在眼见赵朴老当年的呼吁即将在中华大地初步落实的时候，赵朴老竟然在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回想这些年来，赵朴老给予我那么多关爱和协助，而在赵朴老住院后，我竟然未能得到一次探望的机会。如今当中华诗词已经走进中小学校园，赵朴老的愿望即将逐步实现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把这一好消息亲自向赵朴老奉告，心里不免深怀歉憾。
1996年在天津给小朋友讲古诗
在台湾给小朋友讲古诗
后来我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说赵朴老的一些生前友好，打算编印一本赵朴老的纪念集，要我写一篇悼念的文字，于是我就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联系，希望他能提供给我一些相关的资料，前面所抄录的赵朴老写给陈先生的那两封信，就是那时他提供给我的。除此以外，陈先生还抄给我赵朴老在1988年5月28日至6月7日游青岛时所写的总题为《青岛日记》的二十首诗中的两首诗，在这两首诗中赵朴老提到我与川大缪钺先生合撰的《灵谿词说》一书，诗是这样写的：
终日不安排，无事闲行坐。灵可潜盘，意与两贤合。
论词精且深，今日难有并。晏柳与苏辛，异音同至听。
这首诗中所提到的晏、柳、苏、辛数家的词说，正是我执笔撰写的，在赵朴老身后，读到他生前写的这些对我的文稿赞美的诗句，使我感动之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悼念之情。陈先生寄给我的有关赵朴老的资料中，还有一篇陈先生自己写的文稿，题为《絮乱天迷，芳心不改——记赵朴老的几首词》，其中有一首《临江仙》词也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原来赵朴老生前还送给过我一幅他的书法，所写的正是这一首词，词前还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浪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友。方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转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不道相逢悭一语，仙舟来梦何因？弥天花雨落无声。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 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望中缥渺数峰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渎湘灵。
我当时收到赵朴老写的这一首词的书法后，虽然深知是一首好词，但不知道他的意蕴指的是什么。不过清代的词学家张惠言说得好，词的特色本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假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辞，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赵朴老这首词可能也有委婉的喻托含义，只是我当时并未向赵朴老做进一步之探询，这次收到陈先生的这篇文稿，才知道我的推测果然不错。据陈先生讲，赵朴老这首词原来是1969年“文革”期间所作，直至“文革”过后，他才加以说明：“此词作于1968或1969年，是陈同生同志逝世之后事。同生之死，是此作诱因之一。当时，相识之人不得正命而死者以百计，故作此词以吊之，而不敢明言，只得假托梦境耳。词序中所言‘载云旗’之舟，暗指非今日人所乘之舟。舟中人‘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者，暗指皆已作古人。词中‘弥天花雨落无声’一句，是全文主旨所在。至于‘望中缥渺数峰青’、‘端恐渎湘灵’，则皆暗指江青也。”我把这些抄给大家，只是为了借此说明赵朴老在词的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兴于微言的幽约怨悱之意境的成就，同时也可以说明赵朴老对人世的一种悲悯的关怀。与此相对比的，是赵朴老在他的遗嘱后附留的一首四言诗偈：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欲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